何智美（学号：027004）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专题 11
专业：政治经济学 指导教师：胡景北
转型经济中私有化的再思考
前 言
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所有权至关重要，私人所有权是企业良好绩效的一个重大决定因素。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承认所有权不是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唯一因素。适宜的经济政策，运行良好的法律和行政机构，尤其是那些创造并保证财产所有权、管理资本市场和网络、控制基础设施企业的自然垄断因素的机构，也起着重大作用。但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却出现了许多问题，以致于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转型国家应不应当实行私有化发生了怀疑。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赞成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努力，并且注意到私有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以及如何纠正偏差的问题。本文将介绍的John Nellis对转型经济私有化的看法便属于后一类经济学家的观点。Nellis强调，虽然一些转型国家尤其从前苏联解体出来的转型国家在私有化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和失败，但大多数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前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实践证明了私有化的有效性。因此，解决前苏联解体国家等转型经济的问题，不是停止或退出私有化，而是要找到正确实行私有化的办法。对经济学家来说，要对私有化这一概念进行再思考，而不是要抛弃私有化。
提 要
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私有化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但在一些体制较弱的转型经济中，所有权的转变至今没有达到该有的效果。原因是，大规模急速私有化机制将一般性财产转移到缺乏激励、技能及管理才能的人们手中。大部分高质量资产落入有才干的、机敏并有良好社会关系的少数人手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不愿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而这些改革可能会使他们合法拥有这些资产。在没有良好体制的情况下，私有化会且已经导致停滞和非资本化，而不是带来更好的财政结果及增长的效率。
那该怎么办呢？建议包括重新国有化和推迟进一步私有化，二者都伴随着加强国家的管理行政职能。这些方法似乎都不可能短期内产生效果，遗憾的是那些私有化搞得一蹋糊涂的政府，同样很可能管理不好国有企业。许多中欧转型国家没有必要采取加强国家职能办法，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不到预期效果，对于体制薄弱的国家，采取合理的不太剧烈的短期行动将更推动作用。步子缓慢些，逐渐私有化，并与国际援助团体合作，这样就有望成为成功的典范。
Ⅰ..私有化是否蒸蒸日上
私有化浪潮已席卷全球，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将部分或大部分国有公司变成私有，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欧、东欧国家及前苏联的大多数企业进行私有化。目前全世界约有75000多家大中型企业，成千上万家小企业已完成私有化。因此而产生的总收益估计在7350亿美元以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将部分或大部分企业私有化，其中包括仍旧保留了大量公有企业的印度、俄罗斯、中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私有化拯救了古巴和朝鲜。
私有化成功的有力证据是，私有化浪潮并没逆转。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私有企业重新国有化，其中国有化办法是间接的、短暂的，如智利、捷克的国有银行将坏账转为股权。
大量的所有权转变的结果是什么？
Megginson及其同僚评论说，许多成功的私有化案例来自于OECD（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私有化首先从工业化市场经济开始，随后广泛普及，Bonbakri和Cossat考察了21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79个企业私有化前后，得出结论，平均而言，这些企业的营利、经营效率、资本投资规模、产量、就业都有很大的增长，杠杆率下降，股利上升。1998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转型经济的调查研究证实了，私营企业的绩效普遍高于国有企业。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例证支持以上结论。1998年对埃及28家私有化后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其中71%的企业销售量增长，68%收益增加，96%人均工资增加了，82%短期和长期债务都减少了。1997年对墨西哥218家私有化企业调查显示，销售收入增长了24个百分点，营利及产量都增加了。单位成本下降，低水平就业增加，保留原有职位的蓝领工人的工资也大量增长。事实表明，几乎每一家企业私有化前后对比，平均而言，绩效都有大幅度提高。
然而，尽管转型具有普遍性，在20年中，私有化从新事物到传统的普通事物。尽管投资银行家评价私有化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私有化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仍有人对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自由化推动的私有化进行质疑，主要是指“修正主义”的多面性。疑点是什么呢？包括如下：
· 有些学者对支持私有化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理论持怀疑态度；
· 有些人从来就认为私有化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方法，至少就有些企业或某些经济类型而言是这样；
· 尽管私有化对股东和出售股权的国家是有利的，但对一些相对贫困和弱势的群体是不利的；
· 有些以前支持私有化改革的人被目前俄罗斯等国家私有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所迷惑。
该研究并不是要对私有化作全面批判和质疑其目的是评价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的成效和不足。这一研究是要考察什么地方及为什么绩效不如人意，并要讨论有效转型的政府及其支持者是如何做的。因此第二部分从对私有化的一般质疑到具体评议转型经济过程展开研究。第三部分考察对所提问题的种种可行的、建议性方法。第四部分作出总结。
顺便概括一下，本篇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 中欧、东欧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私有化已证明了它的价值。
· 在体制薄弱的转型经济国家，主要是前苏联，人们对私有化的期望过高。
· 出于政治考虑，大量的迅速私有化交易将所有权赋予“内部人”股东。原因是，有人会切断企业和国家的联系，迅速产生大量的私营业主，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大量的所有权出售给进行私有化企业的工人及管理人员。如果这些内部人得不到股权，他们很快就会阻止私有化——转型过程。
· 另有一些转型经济的证据非常接近传统的西方市场，这又表明，私有化已经成功了。越往东，私有化要求支持越多，金融规范、竞争、新企业进入的自由需加以完善。
· 在这些案例中，迅速的、大规模的、内部人为导向的私有化形式一般都没有能使得企业在竞争市场运行中生存和兴旺。
尽管以上控诉是严肃的，但还没有理由说明，这些国家如果还保持公有制，他们的改革绩效会更好。事实上，这些国家私有化搞不好，公有制企业也是搞得一塌糊涂。总之，在许多案例，私有化绩效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同意改善私有化方法，而且要更多地关注配套制度、规章，反对重新国有化，反对寻求使国家所有权更有效的途径。关键的一点是，如何纠正和改善体制薄弱情况下的私有化。
Ⅱ.私有化及其反面意见
对私有化必要性的怀疑，意味着，私有化这一概念的预期效果大于其实际已获得的效果。最初的一个观点是，竞争和市场结构至少和所有权一样对企业的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新近持有这一观点的Pankaj Tandon基于1994年的一项堪测认为：
“有许多案例，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这与私有化前后竞争程度没变有关系……当然也有许多案例，私有化似乎导致效率提高，然而，大多数案例，私有化同时伴随着不规范及其他加强竞争的手段。”①Tandon得出结论，“是竞争水平，而不是所有权”决定了效率结果。
Tandon承认，私营业主会采用恰当的激励机制来提高效率，他也认为，政府处理委托—代理问题很可能不如私营业主。然而他宣称：“在竞争性市场，存在一些机制使得公有企业能和私营企业一样有效运转，但如果市场被垄断，私有化本身不能保证效率。”②Tandon认为（ⅰ）如果政府加强竞争力度，使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并象私营业主一样，采用激励机制，也会产生有效行为和结果。（ⅱ）原来归于所有权变化的前后观察的积极结果，实际上应归结于竞争的加强。这就意味着，许多私有化倡导者的结论更理想化而不科学，不改革所有权而谋略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认为私有化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这些观点是不够明智的，也不严谨的。
另一方法上的批判就是“选择偏见”。这种观点更直接，私有化企业效率的提高并不必然表明，私营业主更能经营，绩效提高意味着这是一个经营较好的私有化企业。这种批判对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研究极为不利，对成千上万的交易，一般倾向于将所有权赋予内部人（内部人被认为是对企业前景拥有良好信息）因而缺少对内部人交易的限制。
转型经济中支持私有化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有两个例证研究，一个是考察1994年中期企业绩效，另一个考察了1995年末私有化绩效。然而早几年这些绩效是否保持下来？以下捷克共和国的例子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很明显，越向东看，越不可能看到私有化的迅速、巨大的收益。Georgia对92个国有和私有企业作了考察，结果发现，不是私人所有权和结构改革紧密关联，而是竞争与金融规范和结构改革息息相关。对亚美尼亚50家大中型私有企业的调查显示，其中只有3家企业有新投资，大多数企业经营继续下滑，最终破产。即将完成的蒙古的调查表明，部分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经营得更好。早期对俄罗斯的堪查显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几乎没有绩效差别，企业私有化前后也几乎没有绩效差别。1997-1998年对哈萨克、俄罗斯、乌克兰等国960家私有化制造业公司的调研数据，发现最彻底的结构重组发生在被外国投资者收购的少数企业。管理层所有者的绩效记录良莠不齐，外来投资者和工人所有者似乎没有产生企业结构重组。甚至在中欧，波兰的相对缓慢而又谨慎的私有化，带来了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却也给转型过程的私有化的必要性投下了怀疑的阴影。
俄罗斯的私有化经验尤其值得批判。1992-1994年以证券为导向的大规模私有化将大约15，000家企业所有权主要转给“内部人”。结果，管理者和工人联合控制了这些私有化企业的大约2/3的股份。这一规划的设计者企图避免内部人控制，然而可能阻止内部人控制的金融机制却被当时超级通货膨胀扫得一败涂地。而且，这一大规模行动发生时，却没有对此荒诞行径作重大谴责，直到1994年秋，呼声才高涨：
· 金融规范和自利应使内部人控制的公司进行第二次交易，引进外部人所有权；
· 应采用透明的、合理的、无证券的方法对还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大部分待业进行私有化。
多种因素组合在一起就阻止了这一私有化过程的进展。第一，新型私有化企业的很害怕推动控制权；许多成为所有权人的原有管理人员发现，游说政府以获得支助，比让企业走上达到竞争性业绩的轨道更容易。第二，许多企业的财务和物质条件没有吸引力，没有多少外部投资者对它们有兴趣。第三，由于严惩缺乏体制基础和保护措施，对透明的二次交易没有激励因素，这就更使外部人没有信心。第四，一系列必要的支持性政策和制度可能使企业有动力产生良好效果，如硬预算控制，合理的税收和服务，允许和鼓励新企业进入的机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却因俄罗斯政府的频繁更迭而没能得到有效实施。第五，一般地，缺少制度化的产权，实际上就是缺少产权转化的经济规则。对那些在大规模私有化规划中的转型企业来说，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阻碍了私有化企业必要的第二步即对外部投资者和所有者开放，而这些外部人会带来必须的资本、市场准入、管理专业知识以及私有化公司的基本精神。
更为糟糕的是，一批以贡献者为首的人劝说俄罗斯政府以透明的、可信的“一例接一例”的方法出售一些大型企业，他们作了大量工作，却徒劳无益。1994年以后，很多企业掀起了第二次私有化浪潮，这次“以贷款换股份”的计划，却更为荒唐。第二阶段“是不透明的…包括明显的利益冲突…行贿…以及一些娱乐性领域，除了外国投资者和政府不支持的银行外，两年间，俄罗斯的私有化使突出成绩转而被认为是腐败的、堕落的而没能达到先前所说的目标。”③
其他人则更离谱了，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过程，包括以证券为导向的大规模努力，是该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认为，分配所有权，在积极的结构改革道路上建立企业，将生产资料从国家手中转移到少数幸运者手中，不受传统、法律、抵触的权力束缚，他们夺取企业资产，而没有恢复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这些行为却可能使所有权转移变得合乎情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缺少周转资金，产值继续急速下降，财富集中，损坏廉洁，掏标准的“一例接一例”的方法，越来越萎靡不振，这些现象因素揉合在一起，使得原本立场艰定的观测者也拒绝所有或大部分俄罗斯私有化途径，而不只是拒绝臭名昭著的“以贷款换股份”的机制。Kenneth Arrow因此称俄罗斯私有化为“一场可以预言的经济灾难”。他认为，如果俄罗斯1992-1995年体制薄弱，并有高度通货膨胀，容易预见私有化的不良结果。Jeffrey Sachs则主张俄罗斯政府将早期错误地进行私有化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Simon Commander认为俄罗斯的内部人私有化导致了低投资和低生产力因此导致了俄罗斯的“财政困境”。所有俄罗斯经济学家及少数西方同僚总结说，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方法是错误的，应该先建立相关制度（而不是同时建立），先有恰当的手段来巩固国家结构。这些批评家尤其强调，必须重新创造和加强监督、协助国有企业的机制。建议通过国有控股公司形式，准备向竞争性市场操作平稳过渡。私有化的消极态度是，许多联邦立法成员强调将大多数私有化企业对联邦政府的巨大税收负担转成股权，这就会对工业资产重新实行大规模国有化。
私有化的有限期望在俄罗斯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在转型的同时，存在不利的经济结构条件及大量的政治体制崩溃。而这些情况在捷克可能都不存在，现状和历史使得俄罗斯私有化的有限期望变得合理。1992-1995年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完全且长久地切断了国家和转轨企业之间的联系，将私有化企业送上本国和外国市场上无支助的竞争道路上。
首先，迹象就令人鼓舞，到1995年止，捷克私有化者将1800多家企业推进两次证券兑换浪潮中，将很有潜力的集团企业出售给有战略的投资者，将其他资产转让给以前的业主或大享。到1996年，捷克首相Vaclav Klaus能够称，转型已或多或少完成了，因此，捷克共和国可以视作普通的欧洲国家，能随一般的经济政治问题。相对较低的通胀，低失业率，私营部门占GDP的比重迅速爆炸性地增长，高投资率，大量出口到欧盟国家，继续1993年开始的GDP增长，1995年达到高峰，增长6.4%。所有这些指标似乎证明了这一判定。
捷克的GDP增长率在1995年末下降了，1996年再次下降，1997年下降到1%，结果1998年下滑到负数，年均GDP缩到2%，1999年增长率为零或稍偏正数。和邻国4%或5%的增长率相比，捷克的经济衰退了。有许多原因导致其经济下滑，包括德国（目前捷克的最大贸易伙伴）的略微衰退，1995年末1996年初金融管制不善。然而，大量的谴责是实行私有化的方法。1998年OECD报告说明，“捷克私有化的证券方法产生了所有权结构，阻碍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和重组。”总是的核心是，私有化投资基金管理不规范，大多数大额基金掌握在主要几家国有银行手中，这样，捷克国家仍保留了控制性或大部分股份。批评家说，结果可以预言：
· 既然银行把资源放手贷给企业，投资基金会就不会去处理这些企业不良的经营业绩。
· 这些受国家影响的、管理不善的、没经验的银行就会把款贷给高风险、无潜力的私有化企业（而无论这些企业是否为分支基金会所有）并永久展期贷款，而不是将企业推入破产。
· 破产制度本身很薄弱，过程又长，这就进一步减弱了金融市场规范。
· 资本市场上缺少谨慎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机制，为各种可疑的不法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基金管理者以少数股东为代价，损害企业的健康运作。例如
· 允许基金管理者让企业负债，然后抽逃资金，使企业被债务捆住，而无法进行结构改革。
许多人因此下结论，捷克企业通过证券私有化，投资基金会控制大量股份，企业就没有充分和长时期进行结构改革。不充分的企业结构改革的明显决定因素在于资本和金融市场上非常显著的弱点，证券私有化本身——强调速度，延后考虑多方面法律制度框架——被视为根本性原因。David Ellerman直言，捷克制度是一次灾难，“从控制权分离出所有权”，其消极结果可想而知。况且，基金会本身缺少稳定的所有权，更大范围的经济几乎没有制度性机制来激励公司治理。Ellerman得出结论，其自然结果是，“基金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双向控制”，同时伴有“私有化工业部门的漂浮、停滞、非资本化……”④
转型社会谁从交易中获利，谁将失利，这是私有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相当一部分对俄罗斯和捷克私有化的批判，源于对这个国家改革的广泛观测，尤其是观察到，私有化使极少数人获利，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两国的证券投资者从中获益，而工人却生活无保障。
迄今为止，对转型国家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出售公有企业的福利后果”问题，而这一福利后果涉及到售卖者、购买者、工人、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得失。实际上，几乎没有关于转型社会私有化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经验性的研究工作。分析家已开始对私有化和收入的关系作出一些模糊解释。例如，Garner和Terrell观察到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收入分配有所改善，而且收入不平等远没有199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所申诉的那样严重。Newell和Socha考察了波兰的私有化对工资分配影响的相关问题，得出结论，私有化的一个后果是“私营部门工人普遍比国营部门同样企业的工人收入低，”并且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只是这开头的工作是不够的，还需对这一总是进行更多的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转型国家私有化，妇女比男性代价更大。唯一考察这个问题的是Sewall，他认为匈牙利的私有化，妇女的成本是男子的三倍，因为企业被新的所有者接管，妇女下岗比率高，私有化通常要关掉企业的社会服务项目——食堂、医务室、日托中心——这些都是妇女就业之地，而且妇女几乎充斥了这些社会服务单位的整个劳动力。这是对这唯一一个国家的唯一研究，但认为这些结果能应用于其他国家。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3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华盛顿共识”述评
张 文 027024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济思潮的变化，这一概括性术语所特指的问题和经济政策也随之演变，结果在具体的应用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和理解偏差。为此，“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的首创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特别在2000年撰文详细阐述这一概念发展演化，并对若干批评和建议给予了回答。本文以他的文章思路为基础，在参考其他代表性人物观点的基础上具体说明“华盛顿共识”发展演变的背景和实践结果，并对其在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评论。
一、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及其实践
所谓“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20世纪50-60年代，经济思想普遍重视市场缺陷问题，强调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保护幼稚工业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价格政策和过多的国家干预，结果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减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1993）认为，政府是“仁慈的社会守护者”（benevolent social guardian）的假设忽略了政府中个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导致寻租行为，而且政府机构所能得到的信息要远少于市场参与者，所以，政府很难对经济行为进行恰当和有效的干预。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放开市场，消除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价格扭曲，让自由市场经济繁荣；应当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欢迎来自国外的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对外延期支付债务，引发了第一次债务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债问题，西方债权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负有解决各国对外收支平衡问题责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与债务国谈判，要求债务国以实施严厉的稳定化政策和进行“结构改革”为条件延长还本付息期限并给予额外的融资。“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1989年，威廉姆森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支持布雷迪计划，两三周后他在参加发展研究学会苏塞克斯研讨会时，阐述了其在国会委员会提出的支持布雷迪计划的观点，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过程中，威廉姆森的改革建议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her）的支持。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1）财政方面，尽量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2）调整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消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质就是扩大税基而减收企业税；（4）利率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6）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9）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10）确保资产所有权。威廉姆森声称这是“华盛顿的发展精英在涉及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发展政策时，左派和右派思想为确定最低共性限度而进行的一次努力”。
早在8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设计出“结构调整贷款”（SAL），要求借款国进行包括取消对外资和利润转移限制、私有化和市场化等在内的经济改革。针对拉美债务危机，美国提出了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要求拉美国家私有化，开放资本市场，放松投资限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危机国家援助的前提条件，就是受援国要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下面以墨西哥和阿根廷为例，分析拉美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具体措施及其后果。
1982年，墨西哥宣布暂停偿还外债，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从而导致债务危机。1988年，在债权国俱乐部的压力下，开始按照后来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实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借助外国资本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到1994年，除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等11家企业继续由国家控制外，其余都已拍卖；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实现了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成为美国制成品的第二大销售市场；颁布一系列法令吸收外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战略性经济领域，加速经济开放。但是，1994年12月墨西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大量外逃，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严重萎缩。拉美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指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墨西哥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改革过分强调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导致墨西哥经济结构失衡，国家完全放弃了必要的调控和保护政策，美国众多企业和产品的涌入挤垮了墨西哥本国的大批民族工业。其次，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促进生产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一旦利率发生变化，这种投机性资金就会闻风而逃。最后，改革引发了国内的众多社会问题，高失业率、贫困化、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墨西哥改革试图完全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使经济放任发展，结果不仅未能使经济实现稳定发展，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危机和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为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提出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措施，1991年实行“货币兑换计划”，采取包括改革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放宽外贸限制和进行全面私有化等一系列措施，核心是货币与美元相挂钩的货币局制度。虽然货币局制度遏制了国内严峻的通货膨胀，但取消了政府在货币和外汇政策方面的决定权，结果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阿根廷经济的冲击十分严重，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动荡都对其金融市场、出口贸易以及汇率制度产生了很大冲击。1999年阿根廷全国失业率高达18.3%，2000年外债增至1500亿美元。2000年3月，阿根廷新任经济部长卡瓦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试图重振经济，主要内容是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如压缩政府对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调整和改革国有企业，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激化了国内矛盾，整个社会陷入一片危机和混乱之中。2002年1月，由于比索贬值和债务危机的激化，15天内的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就职以后，取消了实行近11年的货币局制度。杜阿尔德在其就职演说中指责20世纪90年代采取美国支持的自由市场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困境。
二、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20世纪60年代后，作为一个整体，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落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低效率造成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福利水平得不到提高。到80年代，计划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对原有经济体系进行修补性的改革也不再可能，在西方世界对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推动下，走上向市场经济转型之路，便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占世界总人口1/3的原中央计划经济30多个国家——中东欧国家、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国和越南开始了向市场导向型经济的转轨过程。
经济学家在研究转轨经济时，按照转轨的速度、起步时间和是否实行一揽子的改革方案等标准，通常将它们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的转轨或改革，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bang)方案。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如果你要跃过深渊，你必须迅速跳到另一面而不能小心谨慎分步跨越，没有理论可以支持分步或渐进地转换一个体制的政策建议。“休克疗法”最早是萨克斯（Sachs）在1985年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时提出来的，借喻用来治疗恶性通货膨胀的一揽子严厉的经济措施。1989年，萨克斯被聘为波兰政府经济顾问后，提出应当采取迅速而果敢的行动，以激进、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接轨。随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相继选择了“休克疗法”，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所以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改革策略的选择方面，坚信市场化转变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必须打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加强立法，同时引进所有主要改革迅速开始市场经济的运作；(2)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尽快把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使私有产权得到确立，相信市场可以保证有效率的产权转移；(3)市场将自发产生作用，必须关闭所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全面放开各个市场的进出，让市场自发决定价格（物价、利率、汇率等），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4)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只是负责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5)硬化预算约束，缩小政府规模，实行预算平衡并推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6）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张军，1996)。从以上命题中，可看出“休克疗法”的核心便是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从改革举措来看，转轨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措施，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抑制实际收入，使得起初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急速的衰退期。以1989年的GDP为基点，到1997年，前苏联和中东欧转轨经济中，只有波兰的GDP恢复并超过了转轨前的水平，为111.8%，其他恢复较快的几个国家，斯洛文尼亚为99.3%，捷克为95.8%，而俄罗斯1997年的GDP只相当于转轨前的一半，为52.2%，经济绩效最差的是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分别只有34.3%、41.1%、40.5%、40.0%和48.3%。尽管经济遭到严重衰退，由于大多数国家在计划经济时存在严重的隐性通货膨胀，因此，在转轨初的3—4年，通货膨胀并未出现预期的迅速下降，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国家还出现了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不过在这种“冻火鸡式”(the cold turkey approach)宏观政策的作用下，大多数转轨经济的通货膨胀都已经降低并稳定下来了。到1997年，除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塔吉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都已降到20%以下了。由此看来，即使是宏观经济的稳定，也花去转轨经济将近10年的时间，这是主流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始料未及的。
国外研究转轨经济的专家大都认为，转轨过程同时也就是私有化的过程，而没有产权制度的根本变革，那就不成其为转轨，至多成为改革(科勒德克，2000)。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假设是: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且速度越快越好，原因在于将资源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可以大大提高其配置效率，并可自动地增加投资倾向。沿着这条思路，彻底的自由化和严厉的财政限制，加上迅速广泛的私有化，将会带来迅速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私有化进程也并未取得这种满意的结果。转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私有化是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的，尤其是像捷克和俄罗斯等国采取的认股权证换股权的私有化，甚至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即使不问成效，捷克和俄罗斯的私有化也花了三年以上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持续的负增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转轨之初的私有化之所以带来经济秩序混乱和衰退，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法律、制度和市场的匮乏以及缺乏适当的经济政策，使得新兴的私营业主或企业家难以竞争性地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例如由于转轨国家普遍缺乏有效率的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健康的银行部门，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更是少有，使得资产经常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出售(如俄罗斯的内部私有化)，导致市场行为严重扭曲，私有部门资金的配置效率较低，投资倾向并未自动增加。
转轨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带来巨大外部风险。大多数国家在转轨初就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取消贸易数量限制和贸易补贴，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统一外汇价格，推行经常项目的货币可自由兑换，甚至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开放资本市场。从长远来看，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举措，如能使经济转向出口导向以及大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确可带来较好的经济增长前景，然而在转轨初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尽管转轨经济的汇率政策各不相同，它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轨迹:最初根据购买力平价使本币大幅度贬值，经常账户出现盈余，紧接着由于国内外通货膨胀差异发生本币实际升值，随后而来的是贸易项目的恶化。由于中东欧、前苏联国家等转轨经济(前南斯拉夫除外)以前都是经互会的成员，对外贸易严重依赖经互会的贸易网络，因此，经互会的合作机制和贸易通道的中断使它们的贸易流量急剧下降，经常项目赤字大量增加，一些国家陷入更严重的衰退，以致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反复，重新提高关税、进口附加费用或恢复使用进口限制措施。资本项目的货币可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是转轨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步骤。到1995年，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但大多数国家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持谨慎态度(德塞，1999)。捷克1997年6月爆发克朗危机及随后爆发的更为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使得投机性资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的乘虚而入可能会使本国政府无所适从。人们已意识到，只有当稳定性政策取得成效，政府政策获得国际间广泛信任及企业重组取得成功时，才能实行完全的货币自由兑换。
在主流经济学家、国际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影响下，放松金融管制在转轨之初似乎也得到了广泛支持。由于国内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期望能在短期内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完成私有化的动机也促成了放松金融管制。在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没有发育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导致大大低估国有资产，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和与其勾结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手中。在俄罗斯，有组织的犯罪与私有化的结合，培养了一大批暴富群体。在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伴随着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发生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据估计，俄罗斯仅在1996年的资本外流数就达到约220亿美元，10倍于它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金融监管松弛的情形下，资本市场的开放还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转轨经济在起初都是期望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而转轨经济的市场潜力引来了国际资本的关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国内制度建设落后，转轨经济引入的多是短期资本，一旦投资者发生恐慌将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8月，俄罗斯也爆发了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在开放经济方面被称为是 “渐进自由化”的中国，尽管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出口遭受了严重的影响，但由于总的基调是强调制度建设与发展战略的协调，经济并未受到重大创伤。
经过一段痛苦的探索之后，经济学家（包括早期迅速私有化政策倡导者）认识到，相对于产权制度的变革，竞争性政策和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过分强调非国有化而忽视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不同，中国、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就通过促进私有部门的迅速发展即所谓“体制外成长”或“增量改革”，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绩效，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出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波兰在1993年后改革取得的强劲的经济增长也应归功于抛弃了“休克疗法”的激进私有化方案而转向国有企业的商业化、竞争性政策和培育新兴私有部门，这被经济学家称为“没有休克的疗法”。
三、发展与制度变迁——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或政府与市场的安排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萨克斯认为，计划官僚机构退出，市场马上就会繁荣起来，政府应当尽快地退出经济生活领域，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Sachs，1993)。还有一种代表性观点是，政府在生产和产品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只有在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进行干预才是合理的；政府应停止对私有部门的限制和直接控制，避免过深介入金融部门；应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竞争提供法律上和体制上的环境。实践中，这两种观点都有较大的影响。在不同阶段的“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府迅速退出了许多领域，但是结果却并未如萨克斯所言马上繁荣起来，恰恰相反，不仅市场没有繁荣起来，而且政府作用的过度削弱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
基于转轨十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近年来，对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的研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简单的公式化（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钱颖一，1999)。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North，1997)。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发展战略是次要的，至于如何过渡到这些目标，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只要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是完成了转轨。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平等发展和民主等，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政府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Stiglitz $ 199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和法治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例如，虽然俄罗斯已完成了私有化，但俄罗斯仍然缺乏有效的产权，俄罗斯的私有化导致了企业经理和职工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新私有化企业的行为没有根本的改变，它们继续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并保持着过度的就业。私有化企业在俄罗斯也缺乏安全感，私人产权仍十分薄弱，私人产权的保护取决于是否接近政治权力。捷克的凭证式私有化虽然便于操作，兼顾了社会公平，但投资基金对企业的控制并没有导致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反而延缓了企业的改造。波兰和匈牙利国有企业的改造和私有化则形成了相对有效的产权制度。另一方面，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保证经济权利和义务。萨克斯认为俄罗斯在推进经济改革时，推迟了宪法和法律的改革，或者忽视这方面的改革，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成了盗匪的天堂，有约12000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活动，它们渗透并控制了一些关键性的经济部门，如俄罗斯约一半的金融机构受到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控制。正是因为没有法治，俄罗斯国内资本缺乏安全感，资本抽逃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俄罗斯法制改革的滞后也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动摇了民众对于新的经济秩序合法性的信心。
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首先，从历史的经验看，市场经济的形成是长期演进的产物，革命可以打破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却不能替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用革命的方式是不可能建成市场经济的。其次，从经济转轨的三个支柱——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来看，稳定化和自由化可以迅速完成，私有化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对于那些迅速实现私有化的国家如俄罗斯，一些已私有化企业的行为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软预算约束在新的环境下得以继续。再次，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俄罗斯的例子非常典型，虽然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和激进改革，但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尚未形成，私人财产的不安全感仍然很强，其后果是国内资本的大量抽逃。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
参考文献：
德塞，1999：《走向全球化: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北京:新华出版社。
科德勒克，1999：《从“休克”疗法的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科德勒克，2000：《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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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1999：《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曲振涛，刘文革，2002：《“宪政转轨论”评析》，《经济研究》，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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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 1996: 《中国过渡经济导论》 $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张新生、朱书林，1995:《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背景、影响和教训》，《现代国际关系》，第3期。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9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私有化企业经营业绩研究
寇晓宇
学号：028009
目录
1．导论………………………………………………………………………………3
2．私有化企业经营业绩的实证研究………………………………………………3
2．1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绩效比较………………………………………………3
2．2 内部人、外部人控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比较………………………………5
2．3 企业所有权集中度对大规模私有化后企业绩效的影响……………………7
3．参考文献…………………………………………………………………………10
表1……………………………………………………………………………………11
表2……………………………………………………………………………………12
摘要：
近年来，私有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使私有化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本文从三个方面综述专家、学者对私有化的实证研究：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绩效的比较；内部人和外部人控制企业绩效的比较；所有权集中度不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关键词：国有，私有化，公私混合所有制，绩效
1． 导论
私有企业绩效是否优于国有企业（SOEs），私有化能否提高绩效？这是一个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在世界各地，包括中欧，私有化已经成功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然而出现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摩尔多瓦、蒙古、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私有化却没有显示出效果。私有化能否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企业被私有化后，何种类型的所有者能提高企业绩效？所有权的集中和分散对私有化企业的业绩有何影响？Ehrlich，Gallais-Hamonno等人从实证角度对此作出了判断。
2．私有化企业经营业绩的实证研究
2．1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绩效比较：
在比较国有与私有企业效率的时候存在两类困难，一类是在比较国有与私有企业的时候很难确定合适的比较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私有部门少这个问题就更明显；第二，为什么一些企业国有而另外一些企业私有是有原因的，包括在特殊部门可觉察的市场失灵程度。决定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的因素对绩效有显著的影响。研究者在比较国有与私有绩效的时候取得了一些进展。
Ehrlich，Gallais-Hamonno，Liu，和 Lutter（1994）提供了实例证明国有和私有企业生产效率不同。比较了1973-1983年23个具有不同所有者的国际航线在成本、产出、所有权方面的不同。他们构造了一个内生模型，特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该企业资本的函数，利用这个模型做固定效应回归与联立的投入–需求方程估计成本函数。他们声称能把所有者转换短期和长期对生产率的影响分开，并且可以把所有者效应与其他影响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区别开来，如市场状况、外生技术进步。
Ehrlich等人（1994）发现所有权与特定企业生产率增长明显相关。他们的结论是：私有权能促进生产率增长并在长期降低成本，这个差别不受市场竞争程度和法规的影响。他们认为短期所有权转换对生产率和成本的影响不太明显，但长期会每年提高生产率1.6％-2％，成本下降1.7％-1.9％。部分私有化长期对生产率没有影响，只有完全的私有化才会有效率。
Ehrlich等人的这项研究的缺点在于只研究了一个产业，并且资料较老。他们认为此项研究一个隐含的假设是所有企业都追求成本最小化，但国有企业还有其他目标，不可能把这些目标的成本区别开来。
Majumdar（1996）比较了印度国有、混合、私有部门的效率。他发现私有和混合所有制的效率高于国有。Majumdar的研究认为1973-1989年中央和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效率得分分别是0.658和0.638，混合所有制的得分是0.92，私有是0.975。Majumdar的研究只有数据的总值，加上调查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使这个结论不能在其他领域被验证。无论如何，他指出了不同部门效率不同。
Tian（2000）对中国做了研究。他研究了上海股票交易市场的825家公司，其中513家混合所有制，312家私有企业。研究发现私有企业绩效优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另外，他计算了公司价值，发现政府所占股份少则公司价值下降，当政府是大股东时公司价值上升。
另一个对政府所有权效应的研究用多产业、多民族、时间序列分析法。尽管多部门时间序列研究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这种方法也有优点，能发现在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不能发现的问题。Boardman 和Vining（1989）研究了1983年500家最大的非美国工业公司的经济绩效。利用四个盈利率和两个X-efficiency指标。结论：国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盈利和生产力水平明显不如私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盈利水平并不比国有好，只有完全的私有才能获得绩效的提高。在后来的研究中，Vining 和 Boardman（1992）从加拿大选取样本企业比较了国有和私有的问题。结论与原有研究相同。对加拿大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盈利优于国有，但不如私有。
有关公私混合制企业的绩效佟福全（2001）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研究了美国和日本的公私混合型所有制企业。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军事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联邦政府所掌握的资本占到总资本额的60％以上，私人企业仅占总资本的40％。理论上讲，国家在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控制的资本越多，干预越强，企业经营效益就会越差。然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控制的资本虽多，但国家对企业干预很少，使美国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要高于其他西方国家。
日本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持有的资本比例仅为25％，私人所占比例近75％。按照一般的观点，日本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应该高于美国。可在日本，除个别地方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外，绝大多数地方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不好，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此类企业干预过强，企业自身缺乏经营活力，所以经济效率较低。
可见，在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家持有资本比例的高低，同企业的经营绩效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要看政府干预的程度。
Dewenter 和 Malatesta（2001）利用Vining 和 Boardman同样的方法，不过利用的是最近的数据。《财富》公布的500家最大的国际企业1975年，1985年，1995年的数据，比较样本中国有和私有企业在盈利能力、劳动力强度、债务水平方面的差别。总共有1，369家企业，其中147家国有。因为《财富》直到1995年都没有包括美国企业，该数据具有国际性。控制企业规模、地点、产业、商业周期， Dewenter 和 Malatesta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私有企业盈利努力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并且负债率低，生产过程劳动强度低。
注意：本试题和答案提示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
经济学试题（二）
（2004年4月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答案请用另纸，并请在各题的答案前标明相应的题号
注意：需要用公式和图形表示的，请注明所使用符号的意义
每题25分
1．经济学家常用等产量线来说明为了生产出固定产量 Q所使用的两种生产要素L和K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在L为横轴、K为纵轴的坐标系中的点的轨迹即为等产量线。试说明这条线的斜率为负且凸向原点。
2．试从个人理性选择角度，利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概念解释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并绘出可能的个人劳动供给曲线。
3．请以索洛模型为中心，解释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4．总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本考试科目的指定参考书作者说总需求曲线的这一形状要用该书中关于总需求的两章篇幅才能够完整说明。请用该书指出的至少两种观点说明总需求曲线为什么向右下方倾斜。
解答提示：
1． 参见微观经济学参考书第286－290页。
2． 同上，第669－677页。
3． 参见宏观经济学参考书Chapter 5 (英文第四版)。
4． 同上，Chapter 9-2 和以下章节。两种观点例如货币数量论观点 mv=pY (m货币量、v：货币流通速度、p：价格、Y：实际国民收入) $ 若m $ v不变，则p与Y成反方向变化。凯恩斯主义观点用著名的IS－LM模型引出向右下方倾斜的总需求曲线。
经 济 学 试 题
（2000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1、假定陈某人一家住公房50平方米。房改后每月房租每平方米提高了4元，同时他家又从政府领到房改津贴共200元/月。
（1） 请做图并分析住房制度改革对陈某人的各种影响。
（2） 假定社会上很多人的情况与陈某人相似，还有一部分人所住的公房面积比陈某人更大或更小，请作图并分析住房改革制度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2、 （1）在制定市场的法规和制度时，是否应鼓励竞争？为什么？
（2） 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曲线图分析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3、（1）试分析为什么环境保护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
（2）试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简要分析政府保护环境的几种政策措施。
4、 作图并简要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1） 在短期中的各种效果
（2） 在长期中的各种效果
5、 作图并简要分析在一资本高度流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对宏观经济的各种影响。
6、 试简要分析宏观经济学理论目前在中国是否有用？
（第3、第6二题各为16份，其余各题均为1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