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研讨会

 博士论文研究提纲

           论文：《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专业：金融学

                作者：谭文（02春博士研究生）

导论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主要是聚焦于中央银行通过采取法定准备金的方式来影响银行的贷款行为，这忽视了银行资本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1988年，西方十国集团首次颁布并实施了著名的《巴塞尔协议》，开始了对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国际统一协调行动。《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引起了美国、日本、英国以及东南亚等很多国家都相继发生了“信贷紧缩”现象。因此，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就我国而言，由于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依靠银行体系进行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的不断上升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我国的银行也产生了严重的“惜贷”现象，我国银行体系的资本严重不足对货币政策产生的不利影响正在不断爆发出来。因此，我们从理论上探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以及所应该采取的对策和措施，这不仅对于理论研究而且对于实际决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基于此。

二、国内外的研究文献综述。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四、本文的分析框架。

五、本文的创新。

第一章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理论渊源和《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章分为两部分：

     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理论渊源。

二、《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本章分为两部分：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工具的影响。当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利率时，银行的受法定准备金管制的存款来源将会减少，银行将转向不受法定准备金限制的融资资源，诸如大额定期存单（CD）、商业票据以及货币市场的互助基金等。然而这些融资资源往往不受政府的存款保险的保护，这样银行将会产生道德风险从而影响银行获得这些融资的数量。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越容易获得这些融资资源。因此，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高，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工具的效力就越弱。

二、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公开市场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当没有资本充足率管制时，当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而增加银行系统的准备金时，这时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扩张的最大数量将只受到法定准备金比率的限制。当实施资本充足率管制后，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数量的最大扩张将会同时受到法定准备金比率和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比率的限制。这两个比率的同时限制无疑将会减少这个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本章主要采用数学模型和举例证明的分析方法）

第三章   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目标）的影响。

    本章分为两部分：

一、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的银行都是同质的，即要么都是资本充足率高的（大于监管的比率要求），要么都是资本充足率低的（低于监管的比率要求）。1、在《巴塞尔第一协议》下，分别从短期（银行资本不变）与长期（银行资本可以增加）两个方面来探讨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当银行资本充足率为高或低时银行分别是怎样做出利率反应的变化的。结论：当资本充足率为低时，在短期中央银行的利率下降不会导致商业银行下调贷款利率但在长期可以下降；当资本充足率为高时，在短期和长期中央银行的利率下降将会导致商业银行下调贷款利率，但在长期利率下降要大。2、在《巴塞尔第二协议》下，分别从短期（银行资本不变）与长期（银行资本可以增加）两个方面来探讨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当银行资本充足率为高或低时银行分别是怎样做出利率反应的变化的。结论：在短期，银行会向风险低的贷款项目降底利率，向风险高的贷款项目则升高利率。在长期，无论贷款项目风险底高与低，银行将会降低利率，但面向风险低底贷款降目降低利率要大。

二、第一部分中假设整个社会存在的银行都是同质的，这与现实不相符。本部分主要探讨当银行为异质，即在社会中资本充足率高与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并存的情况下，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一方面资本充足率高与低的银行分别要对央行的利率下降做出反应，另一方面这两类银行相互之间存在反应。本部分主要探讨在前述条件下央行利率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最终利率（资本充足率高与低的两类银行的利率变化的加权平均利率）的影响。

（本章主要采用数学模型分析的方法）

第四章   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本章分为四部分：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容概述。本部分重点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货币渠道”中的“IS-LM”模型，并说明IS曲线斜率的变化是怎样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的。   

二、主要阐述在《巴塞尔第一协议》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怎样对IS曲线斜率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三、主要阐述在《巴塞尔第二协议》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怎样对IS曲线斜率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四、国内外的实证分析。

（本章主要采用数学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第五章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章分为三部分：

一、主要概述MM理论即资本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就此说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改变了银行的资本结构，从而会影响银行的贷款行为。

二、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条件下，当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时，因股票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相对于有银行存款保险的债权融资而言，股权融资会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从而会导致信贷配额现象的出现，减少银行贷款。

三、国内外的实证分析。

（本章主要采用数学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第六章 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市场约束监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巴塞尔第二协议》关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有三根支柱，前两根支柱主要是谈监管当局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第三根支柱主要是谈市场约束即发挥市场力量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本文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是探讨监管当局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本章主要是探讨在市场约束监管的条件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高低是怎样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的。

本章分为三部分：

一、关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市场约束监管的概述。

二、用激励相容机制的模型分析在市场约束监管条件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高低是怎样影响银行的贷款行为的。

三、国内外的实证分析。

（本章主要采用数学模型和实证研究的方法）

第七章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分析。

在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途径”中，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管制制度是最主要的工具。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效力越来越弱。因此，本章试图探索在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管监管后，能否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制替代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管制，从而建立起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即通过央行改变利率从而调节银行资本来改变银行的贷款数量。

本章主要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央行利率的变化是怎样影响构成银行资本的两个主要因素即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银行的股票价格的，从而得到央行利率提高会降低银行的资本进而减少银行贷款数量的结论，即建立起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

（本章主要采用数学模型分析的方法）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10月20号

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

2003年10月20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邀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章铮先生做了题为“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的学术报告。

章先生没有从苏南模式的概念出发，而是提出了两个问题：

1．  为什么长三角尤其苏南农村在外企工人素质方面强于珠三角

2．  为什么苏南农村开发区的土地价格低于珠三角

章先生通过对苏南农村实际情况的分析，一步一步地引出自己的答案：长三角的工人高素质和土地低价格的根本原因是那里的集体所有制传统。苏南农村乡镇企业兴起于1970年。那是一个毛泽东和四人帮路线的时代，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耕种的制度。农民集体兴办乡镇企业的目的是增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就业和收入。由于乡镇企业的扩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南农村基本上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同时中国低档产品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现象，苏南乡镇企业“船小掉头快”、通过快速频繁转产不同低档产品来盈利方式不再有效。由于保证本地农村居民就业是苏南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特征，因而苏南乡镇企业不可能象珠三角那样用外来民工以降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苏南乡镇企业走向提高当地农民素质、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的道路。企业重视工人培训，农村形成学技术的氛围。尽管相当一部分苏南乡镇企业的转型没有成功，但转型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与外资企业（特别台资企业）的资金、管理相结合，导致了今天长三角经济的崛起。

关于苏南地区低地价，章先生认为，这既不可能用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来解释，也不可能用它们追求“吸引外资”的政绩来说明，亦不可能用政府官员收受外资回扣来全面论证。低地价的原因应当是吸引外资会给地价获得者带来地价收入之外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地价获得者愿意通过降低地价来换取这种利益。章先生提出，引进外资后当地居民的收入是土地租金和就业工资两项。而苏南农村的地价之所以低，是因为当地把土地和劳动力两种不同要素的收入放在一起考虑，用低地价吸引外资，以保证本地（技术型）劳动力能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传统，使得农民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以什么名义（土地收入或工资）获得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获得收入。因此，他们愿意用低地价吸引能够长期稳定地为当地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外资企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链企业）落户，然后用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保证外企盈利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同时，低地价的就业岗位保障功能，有利于长三角形成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而象珠三角那样的不参加劳动，完全或主要依靠土地收益为生的地主阶层很难形成。

研讨会的参与者对章先生的报告提出了不少问题。下面是与章先生的报告直接有关的问题以及章先生回答的粗略介绍：

1．关于各地转让土地吸引外资和对农民的补偿问题

答：据我所知，我国目前转让的大多是农用土地。按种植庄稼的收入给予补偿。但现在农用土地已经不再种庄稼。如果不按农田补偿，而按市价补偿，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土地是谁的？如果补偿是让农民能活下去，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怎么理解能活下去？是给予生活基本保障还是象地主那样活下去？现在大城市郊区很多农民在土地上造房子出租养老，收入很高。

2．现在长三角已完成崛起，接下来是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长三角在一体化中应如何处理竞争与协调的关系？

答：这里应当破除计划经济的思维，即规定什么地方应该建设多少。如果有竞争就必然有重复建设。长三角的发展中，各地一直是边打边商量，往往各有各的理。竞争到一定程度，竞争不过就放弃搞别的，这是正常的，可怕的是竞争不过别人就给别人捣乱。长三角的竞争是良性竞争。重复建设指的是大产业，不能分的太粗。如果对行业细分一下，就发现许多建设不算是重复建设。竞争是发展的活力。

3．苏南模式是在特定情况下形成的。您认为发展中西部地区应采取什么途径？

答：发展中西部是指地区的发展还是老百姓发展？如果是老百姓，可以通过允许西部老百姓到东部安家落户来解决他们的就业与收入问题。现在有很多西部人在东部干得很好，但就是无法安家，如果允许他们落户，致富问题就能解决。英语中，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称为 go west $ 我看应该让西部居民go east，现在东莞就有很多外来工，但计算人均GDP时，人口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东莞人口80％是外来的，如果允许落户，人均GDP就会减少。是否这个原因不让西部工人落户？

4．政府是否考虑土地转让对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是否考虑长远发展问题？

答：乡镇政府的干部考虑的确实不是很长远。但实际上象台商九十年代后期进入苏南或硅谷这样的机会，历史上很少。苏州模式是特殊例子，其它城市很难学。

5．从报告上看，台资在苏南转型时救了苏南。这是否说明台资来了以后，原来的苏南模式就解体了？

答：原来的苏南模式是地域性的集体经济。原料、市场都不是本地的。集体经济对外保证了信用。台资来后，苏南模式确实消亡了。但苏南模式是苏南人对当时的经济体制适应与改造的产物，这种能够使其他经济体制为我所用的能力不会消亡。就像上海，计划经济搞的好，市场经济也搞的好。适应性强就总会占上风。

6．苏南原来就是我国最富饶的地方，最具发展力。苏南模式对其经济发展并没起什么作用。工人的素质比珠三角高也令人怀疑，现在素质不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另外靠地价低吸引台资也值得怀疑。台资投入很大的数额，每亩低5万元，对大额总体投资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台资来苏南可能主要是看重了上海的新发展。

答：我同意问题中的一些观点。但是，第一，苏南虽然富饶，但当时收入不能和现在比。1970年代无锡县平均劳动力人均收入每年74元，几乎无法生存。第二，长三角工人技术水平绝对来看是不高，但为什么长三角培养工人，珠三角不培养?这恐怕和长三角是本地工，而珠三角是外地工有关。第三，对投资几亿的台资来说，不一定只看地价一点。真正吸引台资的是长三角工人技术高一点，本地工相对稳定，治安状况好一些。本地的劳动力吸收完了是否还有竞争力。这就看苏南敢不敢放开户口，让外地技术工人落户。上海100多年前和今天的深圳相似，人都是从各地来的，上海江浙很难说清是谁帮谁。

7．最近安徽经贸代表团来到上海，希望积极融入长三角经济圈。从版图来看，它也属于长三角。安徽应当如何融入长三角经济圈?

答：江苏的苏南和苏北之间差距仍然存在。人说工厂办过长江就不行了，关键是人文素质差距的存在。安徽与长三角接轨需要时间，关键是安徽的观念能否接得上。

8．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东北工业基地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苏南模式中官员的集团观念起很大作用。在东北的变迁中，官员的素质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答：苏南的官员素质是高，但为什么能养这些素质高的官员? 关键是整体素质。东北的整体素质如何? 东北人是闯关东出身，应该敢闯。但现在却不流动。现在中国人口的流动包括了农民的流动，大学生的流动，但很多下岗工人却不流动。东北有很多技术工人，但不流动。素质问题不能只怨干部，干部和产生这些干部的群众在素质上是基本相同的。有些内地送干部来苏南学习。有人问苏南干部是否怕经验被学去。回答说不怕，因为他们的群众和我们不一样，他学了这一套，回去脱离群众。所以我担心的是当地民众的整体素质。农民工的流动是培训他们市场经济意识、提高素质的一种方式。

9．如何解决政府失灵问题?

答：不能要求政府做事百分之百的都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做的不一定都对。要解决的是少做错一点。否则为什么同样计划经济下，上海做的就比较好。

10．报告描述了一些事实，逻辑清楚，有说服力。但分析不够深刻。您首先没有定义什么是苏南模式，第二没有定量分析，假设检验，模型分析，第三是就事论事，说明苏南农村人口素质高和地价低的原因，但没有和一般理论联系起来，例如和经济发展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联系起来，其结果也就没有给出一个方向。比如几年前人们论证珠三角如何如何强，今天论证长三角如何如何强，都是拿出当时被大家注意的当地的强的事实，但都是现象的描述，没有从理论高度分析，没有说明它的强处仅仅具有暂时的作用还是长久的作用。

答：苏南模式的统计资料严重不足，做模型很难，当年的数据很不完善，而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哑变量太多。如果要检验苏南模式，可行的方法是访谈，因为当年办乡镇企业的人现在50多岁以上，可以向他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先把现象记录下来。我的分析里有很多假说，这些假说背后有许多实证性的工作要做。但这些工作恐怕不是我能做得了的了，更多的要指望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苏南模式形成的年代是文革期间。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苏南农民必须假设外界环境不变。温州模式不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温州1979年才开始发展。苏南提前了10年，当初为解决就业问题，对环境有很强适应性。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双周研讨会

2003年1月9日

国有企业“公开私有化”的利弊分析

胡景北

一、            中国目前的私有化现象

1）私有化规模：很大

2）私有化方法：内部人私有化

总印象：无名、无法、无序

二、            中国私有化之不可避免

1）私有公有孰优孰劣之争：不讨论

2）中国可以避免私有化吗？

A．  可以

用反腐败方式

B．不可以

因为国有资产天天在流失、在贬值

因为现有状况下的反腐败不能够解决国有资产流失和贬值的问题

三、            公开私有化之利

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么是否应当公开私有化？

利：

1）私有化过程的利

名正言顺；能够立法，可能有序；出售价格高；腐败受抑制；弱者权利得到较大保障

2）私有化结束后的利

私有者名正言顺；私有者抵制政府干预的能力强；外部人参与程度高；私有者用创造价值的方式致富的可能性大；私有制长期稳定的可能性高

四、            不公开私有化之弊

1）私有化过程的弊

名不正言不顺；无法立法，难以有序；出售价格低；腐败严重；弱者无权；

2）私有化结束后的弊

私有者名不正言不顺；私有者抵制政府干预的能力小；内部人控制严重；私有者用寻租和转移资产的方式致富可能性大；私有制长期稳定的可能性低

五、            公开私有化之弊

1）私有化过程的弊

弱者参与，增大私有化过程度谈判成本；拖长私有化过程的时间；企业管理者可能罢工；很大资产可以被外资包括港台资本获得

公有制的名义无法保持

2）私有化结束后的弊

六、暂时的总结

公开私有化的利大于弊

上海财经大学2004年春季学期博士论文讨论班

第六次讨论会

题目：  兵力动员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报告人：  严剑峰

02春财政学专业博士生

主持人：胡景北  教授

地点：中山北一路校区第三教学楼206教室

时间：2004年5月27日（星期四）18：30分

报告提纲：

兵力动员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第一章、        导论：兵役制度及理论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世界局势的变化、新军事革命、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以及选择的多元化

第二节、        兵役制度简介及其发展过程。

第三节、        现有的研究成果文献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第二章、        军事人力需求与供给；

第一节、        军事人力需求：

纯军事的考虑、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公共选择的结果

第二节、        军事人力供给

                      个人服役决策

                      影响个人服役决策的因素、军人的福利待遇

                      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推导

        第三节、军事人力供求均衡：两种兵役制度实现军事人力供求均衡的方法与效率。

第三章、        兵役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第一节、        兵役制度的成本分析：

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安置成本以及其他社会成本

第二节、        兵役制度的收益分析：

作战效率——兵员的素质、士气等

国家军事人力的动员能力——自愿兵役制能否满足在战争时国家对于军事人力的需求

两种兵役制度对于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

第三节、        两种兵役制度的选择：“仁慈的暴君”的选择——既定国防目标下的成本最小化、也或是现有成本约束下的绩效最大化。

第四章、        兵役制度的宏观效应

第一节、        兵役制度对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第二节、        军人支出具有乘数效应吗？

第五章、        兵役制度的选择：

第一节、        制度选择与变迁的基本理论：1、公共选择；2、博弈论；3、制度变迁的理论

第二节、        影响兵役制度选择和变迁的因素：1军事技术；2、战争与和平；3、税收的效率；4、国家人口统计学特征；5。爱国主义与价值观

第三节、        两种兵役制度对人们选择行为的影响：1、两种不同的兵役制度对军队规模的影响；2、兵役制度对战争的作用；3、兵役制度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财政幻觉）。

   第六章、古今中外兵役制度案例分析

第七章 、我国现行的兵役制度及其改革

第一节、我国现行的兵役制度简介

第二节、我国现行的兵役制度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

第三节、        改革：

（一）、我国实行自愿兵役制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1）、人口统计学分析：年度征兵人数/适龄青年总数；

      （2）、财政承受能力分析：

      （3）、军事的可行性：我国军队的现状是大部分已经是自愿兵了，特别是骨干分子、干部等大部分是自愿兵，这样我国实行自愿兵役制不会对我国现有的军队战斗力产生大的影响。

（4）、预备役问题：关键是后备役的储备和建立问题。在国家面临巨大危机时，我们可以赋予国家的最高权利机关恢复征兵制的权力。

  （二）、改革的内容：

第四节、        相关问题：

（1）、薪金结构的改革——其目标是使薪金结构与军阶级别严格区分开来，军阶级别仅仅与组织结构、决策层次相联系，当然较高的军阶级别要承担较多的责任，相应享受较高的待遇是应该的。但是军阶级别不是决定薪金结构的唯一因素，薪金结构还应该与岗位结构、技能、职位、年限、稀缺性、绩效等相匹配，以提高有技能的高素质军人的入伍率和保持率；

（2）、生活福利设施的改善；

（3）、退伍安置制度、养老等制度的改革。

（4）、要更好地协调技术人员和设备在军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使用；

（5）、降低对入伍人员身体条件标准的要求

（6）、增进预备役的能力，使预备役成为保存军事技能的场所，并协调预备役组织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

（7）、修改军事法规条例，减少对军人的不必要的限制。

第五节、        实施步骤：毕竟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有一个条件逐步积累和完善的过程。可以采取分三步走的办法。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9月23号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

2003年9月23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茹。王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她在本次研讨会上报告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周期的研究。

首先，王教授讨论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时间界定。她认为近代经济应当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终点。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经济起初没有受到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以工厂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形式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具有重要性，中国经济才开始出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特征。王教授将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分为如下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887年－1914年。这一周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洋务运动和大量外国资本的输入。洋务运动本身也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发展阶段。由于经营管理的不善，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快，衰落也快，因此经济在增长了一段时间后便放缓下来。

第二个周期：1914年－1936年。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内私人资本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又称为私人资本阶段。1914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呈绝对下降趋势，但已经有了初步积累的中国私人资本出现了投资高潮。北洋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各种协调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这对当时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法律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颁布的法规基本相似。这些法律的颁布又刺激了新的投资。当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也出现过波动，这主要是由军阀混战造成的。这一个周期的后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

第三个周期：1936年至1949年。由于战争，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王教授指出，在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中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投资的增长，管理方法的改进、政府的政策促进（激励革新、资助参加世界展览会等）、中国当时相对稳定的政局。

王教授在周期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两个测度指标：人口和国民收入。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增长之前，人口增长速度是快的。当时中国人口处于加速增长的状态。虽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模式，没有出现技术革新，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得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发展之前已经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王教授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测度指标国民收入。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对国民收入的统计，现在所能利用的数据仅仅是对若干年份的估计数，无法形成时间序列。但近代中国有比较系统的物价统计与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时，王教授主要采用的是物价指数，同时辅之以海关统计，以及若干学者关于国民收入的不同估计。王教授并指出在测度指标的选取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必须慎重。

与会者对王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社会稳定就有经济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对于经济发展，仅仅社会稳定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新的生产力的出现。至于社会形态，对中国在近代经济增长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否封建社会，学术界争论很大。

2．对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研究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是否可以根据研究在经济发展低谷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

王教授指出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政府行为是很重要的。王教授通过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下而上、被迫进行的，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主动实施的。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建立了基本适应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后，整个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观。

3．当时中国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对于剩余的劳动力是如何吸纳的？政府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劳动力剩余的出现是否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中国近代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当时中国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也没有劳动力市场，招工基本上采用包工制。虽然城市化会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沉积在农村，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4．若无外力的推动，近代中国是否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

王教授表示不可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作用，而不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

5．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经济史是按照政治运动来分期，而王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波动来划分。那么政治体制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到哪些作用?比如说财政制度发展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那么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周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教授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济发展的惯性也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和政治运动。这一点是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发展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6．近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近代经济的增长就是农业的增长？

王教授说虽然在中国近代经济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指的不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说经济增长的周期和农业的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7．近代经济周期研究具体使用的是哪些指标？

王教授说她主要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和人口。但是国民收入没有连续的统计，所以实际上采用的是物价指数。王教授在研讨会上发放了9个物价和进出口统计曲线图，9个图对应9个指标，它们是分别计算的和绘制，没有采取加权的方法，但是9个图表现出来的周期却基本趋同的，这说明尽管没有使用国民收入指标来确定周期变动的年份，但周期波动的基本趋势和基本年代是有一定可信程度的。

8．价格指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国民收入?

王教授表示价格指数不能完全代表国民收入，而且物价指数受世界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很大的。

9．根据王教授的图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周期，但作者是否忽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二阶段的低点会不会比第一阶段高点的数值还要大？

王教授说这个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由于研究数据的缺乏，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有人提出，王教授将1936年到1949年作为第三个周期，由于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将它做为一个周期可能没有实质性意义。同时，王教授的周期研究即使有资料基础，但似乎还只是一种有欠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对导致周期繁荣和衰退的动力还缺乏具体的说明。同时，如何把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和现代经济学的周期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应当考虑的。另一方面，按照王教授的区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很不规则，这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在1949年之前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形成周期的状态。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 洋

朗咸平点名“揭发”三家知名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大讨论。朗教授的“揭发”是否正确，作为对这三个企业毫无了解的局外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报纸、网络对此有激烈的争论），只是想说，郎教授的“揭发”已经涉及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媒体上吵得如此纷纷扬扬的事件，检察机关早该介入调查了。可惜，中国是一个法治极端不健全的国家，游戏规则不是法律确立的，而是游戏玩家们创立的；其结果自然是，规则成为有权势者自家的家法。股市上庄家的操纵不是特例，而是每个股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其他国家是明令禁止的，而在中国，借壳上市成为许多人股市淘金的捷径。如果上市是为企业筹集资金，借壳无可指摘（谁让我们除上海、深圳两大股市之外再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上市政策又对民企还有诸多限制呢！）；然而，看多了像蓝田这样的皮包公司的伎俩，我们不能不对股市上的概念股打上几个问号。中国至今尚无一部管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因此那些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才能大行其道。如果左手握的是国营企业，右手握的是自家的私营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自然不可避免。因此，朗教授的“揭发”可能是对的。但是，对错应由法院来裁定。顾雏军已经在香港起诉朗咸平诽谤，香港法庭的裁定也许会为我们判断对错提供一些线索。

经济学界起初对朗咸平反应冷淡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所提出的问题早已讨论过。关于国有资产流失，1998年产权改革大面积展开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也许是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的原因，那次讨论只局限于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反响；而且，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其二，郎教授由他所认定的三家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推导出国企改制的大方向错了，改制应该停止的结论。按照他的说法，国企的表现并不比私企差，国家所有没有错，只要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国企完全可以和私企表现一样好，甚至更好。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朗教授大概是不熟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朗教授所开出的药方，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尝试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承包制、年薪制，我们都试过。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改制浪潮本身就证明，这些办法都不起作用，改变所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的理论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有过激烈的讨论，林毅夫和张维迎二位教授各持一词，至今也没有结论。但是，借用一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过去十五年的改革实践早已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在这点上，我很赞同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当我们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把国企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在这个环境中，国企领导永远是国家干部，国企永远没有最后的负责者，因此我们的国企不可能像雷诺那样进行管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国企的两权分离要么造成国企经理的恣意妄为，要么让他们成为政府的婢女。两权合一的“原始”经营模式，也许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模式。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国营企业而言，它更是一个不超越的阶段。

       朗教授是有相当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声称当今国内只有他才用数据说话，而别人都是拍脑袋说话，而产权改革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中国改革的人来说，这自然是极大的冒犯。然而，朗教授自己的数据是否就可靠呢？《国企经营绩效的分析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建立》是他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篇比较学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国企的表现不输给私企。第一个例子是大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和香港的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他的数据表明，大陆公司的平均表现比香港公司好。但是，正像他自己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港上市的大陆公司表现好，可能是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垄断地位。第二个例子是2002年底沪深改制后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郎咸平将这些企业按国有股的比例分成由低到高的五组，发现这五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数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而呈现一个U型关系，即国有股比例较低和较高的企业的业绩好于国有股比例中等的企业的业绩。但是，这个U型关系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得到的；对计量经济学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仅仅比较平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郎咸平的第三个例子引用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田利辉博士的研究。他这样转述田利辉的研究结果：“当国有股股权比例为0时，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2.6元的市场价值。当国有股权的比例从0开始增加后，市场价值随即下降。国有股股权比例到4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2元的最低的市场价值。但是，当国有股股权的比例超过40%以后，价值随即上升。国有股股权比例增加到8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55元的市场价值。”由此，他认为田利辉的研究支持了他的U型关系结论。同时，他认为：“这个研究也表明了国企的经营绩效仍然可以提高接近民企的水平，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然而，他没有强调的，一个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再高，它的绩效也赶不上完全私有的企业。而且，这个结果和第二个例子中的结果之间是有矛盾的。在那里，郎咸平发现，国有股比例最低的一组的平均利润率是2.26%，大大低于最高一组的5.05%。田利辉的结果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我们因此更有理由怀疑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平均数比较的可靠性。

我本人在2002年参与主持了一项12个城市近700家国营企业的改制调查，被调查企业既包括一、二百人的小企业，也包括近万人的大企业，调查数据涵盖1995至2001的7年时间。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当一个企业中的私人股份超过了一定比例时，改制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具有正面效果。具体来讲，当私人股份介于零和50％之间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2.70个百分点；当私人股份高于50％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1.24个百分点。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利润率在各年的平均值在零和－1％之间，而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46% 和5.05%之间，因此，上面的差距是很显著的（上面的结果显示，私人控股企业的业绩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有控股企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技术水平较高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改制企业在改制当年比纯国有企业解聘较多的职工，但随后它们解聘的速度低于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在岗职工比例都在下降）；并且，它们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纯国有企业。这说明，至少就长期而言，改制是一个双赢举措：它一方面减缓了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在岗职工的工资。

       那么，大面积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朗咸平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国企高管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许较低，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其二是国企高管的资产转移，通过和子女和亲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其三是国企因经营不善所导致的银行坏帐。在目前官方公布的2.4万亿坏帐中，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全社会而言，前两项流失可能仅仅是把钱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资产没有灭失；而坏帐中的很大部分产生于无效投资。对于许多国企所投资的项目而言，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投资永远无望收回。有位美国大企业的经理对中国的国企看得很透，意识到它们比国外企业更愿意冒风险。有人听了这话还沾沾自喜，以为别人在夸自己；殊不知，我们的国企敢冒风险，实在是因为它们的贷款来得太容易，亏了之后又不会受到惩罚，而结果是，全国人民必须为它们最后买单。早在2000年，我就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改制先锋顺德的事情。顺德把改制叫做“止血工程”，因为不改制，国有资产就会像血一样从伤口处哗哗地流失掉。改革的实践者们比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那么，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呢？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在目前不规范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利用改制空手套白狼的动机还很强烈。由此，我们应该对MBO持有高度的警惕。这不是说管理层持股不对；相反，我赞成管理层不仅要持股，而且要持大股。问题是管理层的钱的来路以及谁来监督管理层的收购。我在成都采访过一位改制企业的年轻经理，问他是否愿意进行MBO。他说，如果他愿意，他立即可以赚几千万元。已经有投资者来鼓动他，愿意借钱给他搞MBO。尽管公司也有董事会，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他完全可以用借来的钱先收购公司的股份，然后又反过来做些手脚，让公司以高于其收购价的价格回购这些股份，转眼间他就可以赚个满钵。幸好他是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好人，不愿意欺骗厂里的职工小股东们。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性善上，在制度建设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MBO要慎行。在这方面，顺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顺德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经理要想买企业，必须自己掏腰包，交纳相当比例的现金。有了这样的要求，企业经理想空手套白狼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

       然而，把国有资产流失的板子全打在国企高管的屁股上，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就我们调查所得到的情况来看，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是资产打折，而不是空手套白狼。在某些城市，企业可以以低于帐面价值60％的价格出售。资产打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想以资产换取就业。从中央到地方，就业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这个敏感问题。谁都知道，隐蔽失业在国企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曾在西安一家大型国企的企管办工作过两年。在我去之前，这个办公室只有两人；我去之后，人数直线上升，到两年之后我离开时，已经达到七人。刚到这家工厂时，我还在装配车间里实习过半年。我们班组按编制总共有12个人，可平时能有一半人上班就不错了，生产却从来没有耽误过。改制本是国企瘦身的好机会，但地方政府总是设法要求企业多留人；哪怕下岗，也要以内退为主。这样一来，企业高管就拥有了很强的谈判能力。尽管各地都有明文规定的资产打折标准，但每个企业都会以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更高的折扣。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改制过程中内部人控制严重也与此有关。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企业资产和人员的信息，因此更可能答应多雇用工人，地方政府选择内部人就是理性的选择了。

       说到底，资产打折和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负担起提供再就业机会的责任有极大的关系。可以想像，改制的最佳办法是先将人员和资产剥离，将资产以招标的形式公开出售，然后要求买者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职工，剩下的人由政府负责，安排再就业。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资产的价值。目前以会计价值确定资产价值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帐面价值高的企业可能没有任何前途（如那些开工即亏损的企业），而帐面价值为负数的企业未必就不能卖一个好价钱，因为它们可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公开招标出售可以发现那些识货的买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政府，这都是好事。其二，公开出售割断了资产和人员安置之间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为企业今后的资产重组扫清了道路。然而，在我们所调查的十二个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南岸区计划照以上办法做，其他地方统统将人员安置和资产打折捆绑在一起。这是政府不愿意负担责任的结果。就多数地方政府而言，改制是甩掉国企这个沉重包袱的好机会。一位经贸委主任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改制就是要让工人别到政府大楼前‘上班’。”“上班”是对工人到政府门前静坐的戏称。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已经危及政府的威望。其实，何止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何尝又好多少？现在的情形是，中央财政好于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好于市级财政，依此类推，区、县、乡镇最惨，只好向企业和农民伸手，有些地方的税已经收到2007年了！中央现在控制着187家特大型企业，赢利占所有国有企业的2/3；各省、市纷纷效尤，赢利企业保留，亏损企业下放。某市一个区原来没有几家国有企业，市里一下子下放三十二家，都是亏损的待改制企业。要全部改完这些企业，需要1.2亿元；对于一个区而言，这是天文数字。

       回到郎咸平所引发的大讨论，我想说的是，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尤其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大脑，而不是大众的喉舌。中国的现实是，大众所接受的关于公平的教育和他们在现实中的遭遇完全是矛盾的。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是国家的行动。但是，现实却是，我们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这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我们的要求也不一定转化为国家的行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造成人们的挫折感和对社会的愤怒。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引导民众缓解挫折感，督促政府改进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而不是点燃民众的愤怒之火。民粹主义可以图得一时的痛快，但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剂慢性毒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