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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1993年文章：文明冲突？

胡景北翻译的亨廷顿在1993年“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文明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1．下一个冲突模式

世界政治正跨入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新阶段，知识分子已经毫不迟疑地提出许多观点。历史的终结、传统民族国家冲突的重现、民族国家在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对立中将出现的衰退等等，都属于这样的观点。这里的每一种观点都抓住了正在成型的世界政治实况的某些方面。但它们全都忽视了世界政治在未来年份里可能展现的一个关键或者中心方面。

我要提出的假说如下：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冲突的根本源泉本质上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性质的。划分人类的主线和冲突的主导源泉将是文化性质的。民族国家将继续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世界政治。文明的界线将是未来战场的战线。

在现代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冲突演化过程的最后阶段。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现代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和约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王室之间，例如皇帝、专制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这些皇帝和君主试图扩充他们的行政体系和军队、他们治下的商人的经济力量，特别是他们统治的疆域。在冲突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民族国家。以法国革命为标志，冲突基本上不再发生在王室之间，相反改而发生在国家之间。正如Palmer指出的那样，在1793年，“皇室的战争过去了；人民的战争开始了”。十九世纪的冲突模式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之后，作为俄国革命和反对它的各种行动的结果，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冲突，首先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与纳粹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冲突，然后是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冲突。后一种冲突在冷战期间具体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然而，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两个超级大国都用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定位。

上述发生在王室、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本质上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William Lind曾经把它们命名为“西方内战”。这一名称既适用于冷战，也适用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更早的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战争。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走出西方阶段。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将是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互动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在文明的政治舞台上，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将不再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并因此成为历史的客体，而是和西方一起，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2．文明的性质

在冷战期间，世界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些划分现在不再有效。今天，远为重要的国家划分标准不是它们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也不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它们的文化和文明。

当我们说到文明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文明是文化的实体单位。村庄、地区、民族、国民、宗教团体，所有这些实体单位都处在不同的文化差异水平上，都有独特的文化。一个意大利南部村庄的文化不同于该国北部村庄的文化，但两者都具有意大利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把它们和德国村庄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又共享一些文化特征，后者进一步把欧洲共同体和阿拉伯或中国共同体区分开来。然而，阿拉伯人、中国人或西方人组成的文明，不再是任何更宽泛的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一个文明是人群的最高文化组合，是人类在把自己和其它物种区别之后所形成的最宽泛的文化单位。定义文明的要素既是客观的，比如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也是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例如，在不同层次上，一位罗马居民可以认为自己是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即信仰上帝和耶稣的教徒。注意许多文献仅仅把不同于天主教的新教称为基督教，而本文的基督教包括了天主教——译者注]、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于的文明，就是他不断宽化的自我认同中最高水平的认同。人民可以而且实际上也会改变自己的认同，因此，文明的组成和界线是变化着的。

一个文明可以包括大量人口，例如中国（Lucian Pye说中国是“伪装为国家的文明”），或者只有很少人口，例如Anglophone Caribbean。一个文明可以包括若干国家，例如西方、拉美和阿拉伯文明。但也可以是仅仅一个国家，例如日本文明。当然，文明会混合和重合，并且可能有次级文明。西方文明便有两个主要变体：欧洲和北美。伊斯兰文明则有阿拉伯、突厥和马来半岛的变体。不过，即使如此，文明依然是有意义的实体单位。文明的界线常常并不清晰，但它们又存在着。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盛和衰落；它们分裂和融合。此外，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文明在时间长河中会消亡和湮灭。

西方人常常把民族国家视为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这样的民族国家仅仅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情。人类历史更宽泛的范围是文明的历史。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确定了二十一个主要文明，但只有六个尚存于今天的世界。

 

3．为什么文明会冲突

文明在未来将日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的互动将塑造未来的世界。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把这些文明互相隔离开来的是文化的断层线。而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爆发。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形？

首先，文明的区别不仅是真实的，它们还是根本的。各个文明通过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和更重要的宗教而互相区别。不同文明的人对上帝和人类的关系、个人和团体的关系、公民和国家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具有的看法相异，对权利和责任、自由和威权、平等和等级的相对重要性具有的看法亦相异。这些看法的相异是多少个世纪的产物，它们不会很快消失。比起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别，这些文明的相异更为根本。相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然而，就过去许多世纪的历史看，文明之间的相异导致了最为长久也最为暴力的冲突。

其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人口的交往越来越多。这些日益增加的交往强化了文明的自觉性和对文明之间差异和文明内部共同体之间差异的感知。法国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人之间造成了对立，同时也强化了“善良”的欧洲天主教波兰人对移民的感受。美国人对日本投资的负面态度，远高于对来自加拿大和欧洲诸国更大规模投资的负面态度。与此类似，就像Donald Horowitz所说的那样，“一个伊博人在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可能是Owerri伊博人或者Onitsha伊博人。在拉各斯，他就只是个伊博人。在伦敦，他是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是个非洲人”。不同文明人之间的交往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它反过来又唤醒了可以追溯到或者在想象中可以追溯到久远历史的文明区别和敌意。

第三，遍及世界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让人们脱离长期存在的地方性认同。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削弱民族国家作为认同根据的地位。在世界很多地区，宗教起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些宗教运动经常以被称为“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在西方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发现这样的运动。就大部分国家和大部分宗教而言，这些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商人。George Weigel曾经注意到，“世界的非世俗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事实”。宗教的复兴，或者用Gilles Kepel的词汇“上帝的报复”，为人们越国家边界并实现文明团结的身份认同和忠诚提供了基础。

第四，西方的双重角色推到了文明意识的增长。一方面，西方最为强大。但同时，或者也是其结果，非西方文明正出现回到本源的现象。我们越来越多地听说比如日本正发生内向和“亚洲化”趋势；印度的尼赫鲁时代已经终结，印度正“印度教化”；在中东，西方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失败，中东正“再伊斯兰化”；我们还听到关于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俄国出现的是西方化还是俄罗斯化的争论。非西方不断强化其意愿、意志和资源，以便用非西方的方式塑造世界，而处于其力量顶峰的西方面对着的正是这样的非西方。

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通常是和西方联系最密切的人。他们在牛津、巴黎或英国军校受过教育，接受西方看法和价值观。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大部分民众依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之内。然而，这些关系现在正在反转。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正在去西方化和本土化，而在普通民众中，西方，通常是美国的文化、风气和习惯却越来越流行。

第五，文化特征和差异很少变化，因此，与政治和经济特征相比，它们更不容易妥协和通融。在前苏联，共产主义者可以成为民主主义者，富人成为穷人，穷人成为富人，可俄罗斯人不可能成为立陶宛人，阿塞拜疆人不可能成为亚美尼亚人。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关键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民能够也确实选边站并且可以改变自己的选择。文明冲突的关键问题则是“你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给定而不可改变的。我们知道，在从俄罗斯经过高加索到苏丹的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回答意味着饮弹而亡。与民族相比，宗教对人的区分更明确更具有排他性。例如，一个人可以是半法兰西人半阿拉伯人，同时也可能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一个人要成为半天主教徒半穆斯林教徒，则困难得多。

最后，经济的区域化在增强。从1980到1989年，区域性贸易占国际贸易总量的比重，在欧洲从51%上升到59%，在东亚从33%上升到37%，在北美从32%上升到36%。在未来，区域性经济共同体很可能继续扩展。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化会强化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化仅仅在它植根于共同的文明历史才会成功。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在共同持有的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之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以正在进行的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三者文化的融合为基础。相反，由于日本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特征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东亚创造一个类似的经济共同体便遇到困难。无论日本和其它东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怎样强大，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抑制和排除了它建立一个像欧洲和北美那样的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

相反，共同的文化显然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其它东亚国家海外华人社区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展。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性日益克服意识形态差异，大陆中国和台湾越走越近。如果文化共性是经济融合的前提条件，那么，未来最重要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大概会以中国为中心。这个共同体事实上正在形成。Murray Weidenbaum便注意到：

“尽管日本目前在这个地区占优势，但是，以中国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将很快发展为作为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该战略地区包括重要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市场和服务业人才（香港）、优越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巨大的金融资本（上述三地），特别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大陆中国）……从广州到新加坡，从吉隆坡到马尼拉，这些常常以扩大的传统家族为基础的影响广泛的网络，可以说是东亚经济的支柱”。

十个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组成了经济合作组织。它们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文化和宗教是该组织的基础。该组织最初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促使该组织复兴和扩大的一个动力，是部分成员国的领导人发现它们的国家无法被欧洲共同体接纳。与此类似，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共同市场也建立在成员国共同的文化基础上。相反，一些国家试图建立连结北美和拉美国家的加勒比-中美洲经济联盟，但至今没有成功。

当人们用民族和宗教来确定自己身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把自己与其它民族或宗教人口的关系视为“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苏联解体后，原先用意识形态定义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诸共和国回到传统的民族认同和敌意。文化和宗教的相异性超越了从人权到移民、从贸易和商业到环保的政策差异。从波斯尼亚到菲律宾的棉兰岛，地理上的相邻导致不同宗教对其主导地区疆域的纷争。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把民主和自由主义作为普世价值而加以促进、维持自身军事优势和增加经济利益的时候，其它文明却作出对抗性的反应。由于各国政府或国家集团越来越无法用意识形态理由获得他国的支持或与他国建立联盟，各国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认同来获得他国支持。

因此，文明的冲突发生于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上，毗邻文明断层线的国家为争夺领土而互相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武装冲突。在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相对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而竞争，为控制国际组织和第三方国家而竞争，为促进各自特别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而竞争。

 

4．文明的断层线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取代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界线而成为危机和战争的燃点。冷战是从铁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分成两半开始的，并随着铁幕的消失而结束。一旦欧洲国家不再依照意识形态分组，它们便重新开始依照文化分为西欧的基督教一方和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的另一方。William Wallace曾经建议，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应当是西欧基督教在1500年时的东部界线。该界线沿着现在的芬兰和俄国边界、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边界，向南穿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把天主教徒众多的西乌克兰与东正教徒众多的东乌克兰分开，然后向西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与罗马尼亚其它地区隔开，继而几乎十分精确地沿着现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边界穿过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半岛，这条线自然就是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界线。横贯欧洲的这条界线北面和西面是信奉新教或天主教的人民，它们分享欧洲的历史经历——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他们在经济上普遍地优于这条线东部的人民。可以预计，他们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巩固他们的民主政体。这条线东部和南部人民信奉东正教或伊斯兰教。历史上，他们属于沙俄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改变欧洲其它地区的历史事件只是少许地触及到他们。一般而言，他们的经济更落后，也更不可能发展出稳定的民主政体。这里，文明的天鹅绒幕布取代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正如南斯拉夫事件显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一条相异文明的界线，它有时也会成为血腥冲突的战线。

沿着西方和伊斯兰文明断层线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300年之久。伊斯兰教创立后，阿拉伯人和摩尔人的兴起被公元732年的Tours战役打断[Tours在法国中西部，这场战役以法国胜利告终，阿拉伯人的北进被阻止——译者注]。从十一到十三世纪，十字军试图把基督教和基督统治带回圣地[指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但仅取得短暂的成功。在十四到十六世纪，奥斯曼突厥人占了上风，他们的疆域扩充到中东和巴尔干半岛，拿下了君士坦丁堡，两次打到维也纳城下。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衰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西方对北非和中东大部分地域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开始后撤，殖民帝国消失，阿拉伯人的第一波民族主义以及随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稳固下来。西方开始严重依赖波斯湾的能源，富有石油的穆斯林国家变得富有金钱；如果他们愿意，也富有武器。阿拉伯人和（西方创造的）以色列发生了好几次战争。法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忙于残酷的阿尔及利亚流血战争。英法军队1956年侵入埃及。美国军队1958年驻入黎巴嫩，后来又重返黎巴嫩，进攻利比亚，参加各种对抗伊朗的军事行动。至少由三个中东国家支持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恐怖分子把弱小和被装上炸弹的西方飞机或其它设施当成武器，并且捉拿西方人为人质。1990年，美国为了防止一些阿拉伯国家互相发动战争，把大批军队驻扎到波斯湾，阿拉伯和西方的对立更为激烈。此后，北约日益重视其南部地区面临的可能威胁与动乱。

西方和伊斯兰之间长达许多世纪的武装冲突在未来不大可能减少。相反，它可能变得更加激烈。海湾战争甚至让一些阿拉伯人为萨达姆·侯赛因骄傲，因为他敢于攻击以色列、对抗西方。同时，他们也为西方在波斯湾驻军、西方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和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决定自身命运而感到耻辱和忿恨。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达到某个水平，威权政府不再合适，对民主的追求日益强烈。阿拉伯政治制度已经出现开放迹象，但这些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是伊斯兰运动。简而言之，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强化了反西方的政治力量。这也许是过渡现象，但它无疑把伊斯兰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关系的复杂化还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北非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向西欧的移民不断增加。西欧诸国降低内部边界的努力，有时让人们在政治上对这样的移民更加敏感。自1990以来，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种族主义日益公开，反对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的政治活动与暴力行为日益强烈、日益普遍。

站在伊斯兰和西方两边的人都把他们的互动看成文明的冲突。M. J. Akbar是一位印度伊斯兰作家，他发现，西方的“下一个对手肯定来自伊斯兰世界。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的所有伊斯兰国家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斗争将要开始。”Bernard Lewis亦得出类似结论：

“我们正面临一种远远超越议会议题、政策以及制定政策的政府的某种状态和运动，它们不次于文明的冲突。我们犹太—基督遗产与我们世俗生活以及它们在全球的扩展，正遇到我们自古以来的对手的也许是非理性、但肯定是历史性的反扑。”

从历史看，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其它大规模敌对行动始终针对异教徒和泛神论者。现在，它们则越来越多地针对北非以南的基督教黑人。过去，这样的敌对行动反映在阿拉伯奴隶贩卖者和黑人奴隶的形象中。现在则反映在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在苏丹持续的战争中，反映在利比亚支持的叛军和政府军在乍得的战斗中，反映在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在非洲之角的对峙中。

在伊斯兰北部边界，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些冲突包括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的大屠杀，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正在酝酿的武装冲突，保加利亚人和其国内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奥塞梯和英古什两个民族的暴力冲突，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不可缓和的相互杀戮，俄罗斯和穆斯林在中亚地区的紧张关系，以及俄罗斯为保护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利益而派驻的军队。宗教强化了民族认同，再次唤起俄罗斯对其南部边界安全的担忧。Archie Roosevelt恰当地指出了这一担忧的原因：

“俄罗斯历史上有许多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边界战争事件。这些战争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俄罗斯立国之时。斯拉夫人和其东方邻国的千年对峙，不但是理解俄国历史、而且也是理解俄国人特点的钥匙。一个人要理解俄国今天的现实，他必须对多少世纪以来占据俄国人注意力的巨大的突厥民族有所理解。”

文明冲突也深深植根于亚洲其它地区。在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历史纠纷，在今天不仅表现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敌对上，而且表现在印度内部越来越暴力化的印度教徒和规模很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日益恶化的宗教对立。1992年12月发生在Ayodhya的拆毁清真寺事件[Ayodhya是印度北部一个小城。印度教徒认为该寺正好建在他们的一位圣人的出生地。1992年12月，一批印度教徒冲入并拆毁该寺。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冲突——译者注]，把下述问题再次放到人们眼前：印度将维持世俗民主政体还是转变成印度教国家。在东亚，中国和其大部分邻国存在着重要的领土争端。它对信仰佛教的西藏人的政策残酷无情，并且越来越多地对其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采取这样的残酷无情政策。冷战结束后，中国和美国的基本分歧再次表现在人权、贸易和军备方面。这些分歧不大可能缓和。据说，邓小平在1991年多次宣称，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已经开始。

同样的用词也适合日本与美国之间日益困难的关系。在这里，文化差异恶化了经济对立。两国人互相指责对方是种族主义。不过，至少在美国方面，对日本的反感不是种族而是文化性质的。这两个社会在基本价值、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区别之显著，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纠纷绝不比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纠纷少，但由于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大大弱于美国和日本的文明差异，因此，美欧之间的经济纠纷不带有美日纠纷中的那种政治敏感和情感宣泄。

文明之间互动的性质差别很大。它们甚至可能是暴力冲突。西方两个次文明北美和欧洲之间，北美与日本、欧洲与日本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显然是主要的。但在欧亚大陆，民族冲突决不是偶然现象。这些冲突的极端表现便是“种族清洗”。如果不同民族又各属于相异文明，它们的冲突将更频繁更具暴力。在欧亚大陆，历史上各文明间的主要断层线如今再一次可能变成战争的热线。这一情形特别明显地发生在新月形的伊斯兰国家地区在东北非与中亚两个地区的边界上。暴力冲突也发生在伊斯兰人和巴尔干半岛上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伊斯兰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伊斯兰人和印度教徒之间、伊斯兰人和缅甸的佛教徒之间，以及伊斯兰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之间。伊斯兰文明四周都是流血的边界。

 

5．文明内的团结：亲缘国综合症

属于某个文明的团体或国家在与相异文明人口出现战争的时候，自然希望获得本文明其它成员的支持。H. D. S. Greenway曾把文明的共性称为“亲缘国”综合症。在冷战后的世界演化中，文明共性或亲缘国综合症将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力量对比考虑，而成为合作和联盟的主要基础。这一现象正逐渐浮现在冷战后的武装冲突中，例如在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的冲突中。所有这些战争都不是整个文明之间的战争，但它们都包含文明团结的某些因素。而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些因素愈发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团结看作对未来的某种预示。

首先，在海湾战争中，一个阿拉伯国家侵略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然后和阿拉伯、西方与其它国家的盟军对抗。虽然，只有极少数穆斯林政府公开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但许多阿拉伯精英私下称赞侯赛因。侯赛因在众多的阿拉伯公众中享有广泛威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普遍支持伊拉克，而不支持以西方为后盾的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侯赛因亦用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誓言公开地求助伊斯兰的支持。侯赛因及其支持者试图把这场战争说成文明之战。位于麦加的Umm Al-Qura大学的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Safar Al-Hawali在一个广泛传播的录音中说；“这不是反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是西方反对伊斯兰的战争”。伊朗最高宗教领袖Ayatollah Ali Khamenei甚至不顾伊朗和伊拉克的宿怨，起而呼吁针对西方的圣战：“反对美国侵略、贪婪、计划和政策的这场斗争是护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任何人都是殉道者。”。约旦国王侯赛因亦声称：“这场战争不仅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所有阿拉伯人和所有穆斯林。”

阿拉伯精英和公众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广泛支持，迫使那些参加反伊拉克同盟的阿拉伯政府减少它们的参与，缓和其国民情绪。阿拉伯政府反对或者不参加西方向伊拉克施加压力的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1992年夏天实行的禁飞区和1993年1月对伊拉克的轰炸。西方、苏联、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在1990年组成的反伊拉克同盟，到1993年变成几乎仅仅是西方和科威特的反伊拉克同盟。

穆斯林把西方针对伊拉克的行动和其无力保护波斯尼亚免遭塞尔维亚攻击、无力阻止以色列破坏联合国决议相比较，穆斯林认为西方在使用双重标准。然而，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世界；各国对亲缘国应用一套标准，对其它国家应用另一套标准。

其次，亲缘国综合症也出现在前苏联各民族的冲突中。阿塞拜疆在宗教、民族和语言上都是土耳其的同胞。因此，亚美尼亚在1992和1993年对阿塞拜疆的军事胜利，导致土耳其日益增加对阿塞拜疆的支持。“我们土耳其国家和阿塞拜疆有着同样的情感，”一位土耳其官员在1992年说：“我们受到很大压力。我们的报纸满是亚美尼亚暴行的照片。这些报纸责疑我们是否还应当认真地保持我们的中立政策。我们也许应当告诉亚美尼亚，这个地区还有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Turgut Özal同意土耳其采取行动，指出土耳其应当至少“惊吓亚美尼亚一下”。1993年，Özal再次威胁说土耳其将“显示自己的牙齿”。土耳其的空军飞机沿着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边界从事侦察活动。土耳其暂停到亚美尼亚的食品运输和空中交通。土耳其并且和伊朗共同声明不承认对阿塞拜疆的肢解。苏联解体前夕，苏联还因为阿塞拜疆政府由先前的共产党控制而支持阿塞拜疆。然而，苏联一解体，政治考虑马上让位于宗教考虑。俄国军队和亚美尼亚军队并肩作战。阿塞拜疆则指责“俄国政府180度大转弯地变成支持基督教的亚美尼亚。”

第三，就前南斯拉夫的战争来说，西方公众同情和支持遭受塞尔维亚迫害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但很少有人关心克罗地亚对穆斯林的攻击和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的肢解。在南斯拉夫解体早期，德国不寻常地应用外交创议和力量，引诱欧盟其它十一个成员国跟随德国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教皇决心为这两个天主教国家提供强大支持，因此教廷甚至在欧共体之前便承认了它们。美国则跟随欧共体。这样，主要西方文明国家都团结在它们的教友身边。接着，克罗地亚据说从中欧和其它西方国家获得大量武器。另一方面，鲍里斯·叶利钦政府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既同情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又不疏远西方。而包括许多俄国杜马成员的俄国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则谴责政府没有为塞尔维亚提供更多支持。到1993年初，数百名俄国人公开和塞尔维亚军队一起作战；同时，有报导说俄国向塞尔维亚提供了武器。

另一方面，伊斯兰政府和团体严厉批评西方没有保护波斯尼亚人。伊朗领导人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帮助波斯尼亚。伊朗甚至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人员。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组织还派遣游击队员去训练和组织波斯尼亚军队。有报导说，在1993年，有来自超过12个伊斯兰国家的多达4,000名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参加战争。沙特阿拉伯和其它伊斯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派别要求政府向波斯尼亚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持。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受到日益强大的国内压力。据说，沙特阿拉伯到1992年底为输送给波斯尼亚的武器和装备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这些武器和装备显著增加了波斯尼亚对抗塞尔维亚的军事能力。

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引起许多国家的干预。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分属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和民主。本世纪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冲突也引起许多国家的干预。但这些国家分属于穆斯林、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有人还是注意到这里的类同，一位沙特阿拉伯的编辑便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的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战斗在情感上是完全相同，在这场战争中的死者将被看作拯救穆斯林同胞的烈士”。

当然，冲突和暴力也发生在文明内部各国和各派别之间。然而，文明内部的冲突强度可能更低，也更不可能扩大到文明间冲突。文明的共同成员这一点，将降低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使其不像文明间冲突那样可能发生。在1991和1992两年，许多人担心俄国和乌克兰之间会就领土尤其克里米亚的归属、黑海舰队、核武器和经济争议而发生武装冲突。不过，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两国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应当很低。乌克兰人和俄国人都是斯拉夫人，多数人还是东正教徒。他们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持续许多世纪。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很多冲突理由，但在1993年初，两国领导人依然能够卓有成效地谈判和平息争议。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疆域内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到处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西方基督教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亦紧张对峙甚至有所战斗，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迄今为止，文明团结还很有限。但它会增强，而且肯定具有进一步增强的潜力。若波斯湾、高加索和波斯尼亚的冲突继续下去，各国的站队和各国之间的分裂将越来越多地遵循文明界线。民粹主义政治家、宗教领袖和媒体会发现，这是它们唤起支持和向犹豫不决的本国政府施压的有力手段。在未来，最有可能升级为重大战争的局部冲突，是发生在文明断层线的冲突，就像今天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冲突那样。如果未来还会发生世界大战的话，未来的世界大战一定发生在文明之间。

 

6．西方与非西方

和其它文明相比，西方现在处于罕见的力量顶峰，它的超级对手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可以想象，西方军事力量没有对手。除了日本，没有任何国家构成对西方的经济挑战。西方主导着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并且和日本一起主导着国际经济制度。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合作有效地解决了全球政治和安全问题。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合作有效地解决了全球经济问题。这些国家互相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大小小的非西方国家则被排除在外。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反映的往往是西方国家利益，但它们作为世界共同体的愿望而展示给全世界。所谓的“世界共同体”概念，已经（代替“自由世界”）成为委婉的集合名词，为反映美国和其它西方强权利益的行动披上全球性的合法外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际经济机构，西方促进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要求其它国家奉行西方认为合适的经济政策。在非西方国家的每一次民意调查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皆得到这些国家财政部长和少部分民众的支持，但几乎每一个其它人都对该组织打出严重差评。这些人和Georgy Arbatov的看法一致，后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都是“新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喜爱剥夺别人的财产，用不民主和外来的规则管理经济和政治，扼杀经济自由。”

西方主导着联合国安理会和其决议，只有中国偶尔的弃权使其缓和。西方的主导让联合国授权西方动用武力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销毁伊拉克的先进武器和制造这些武器的生产能力。西方的主导也让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几乎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安理会授权，要求利比亚交出泛美航空103班机爆炸案的疑犯，并在利比亚拒绝后对其实行禁运。在击败最大的阿拉伯军队后[此处应当指的是伊拉克军队，它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被击败——译者注]之后，西方毫不迟疑地加强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事实上，西方应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以维持西方主导地位、保护西方利益和促进西方政治与经济价值观念。

上述观点至少是非西方人观察新世界的方式，它包括若干重要的真相元素。因此，力量差异和为增强军事、经济与制度力量的竞争成为西方和其它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源泉。文化或基本价值观与信仰的差异，只是冲突的次要源泉。V.S. Naipaul曾经指出，西方文明是“适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在表像上，许多西方文化成份确实渗透到世界其它地区。但在更基本的层次上，西方观念依然和广泛散布于其它文明的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在伊斯兰、儒教、日本、印度教、佛教和东正教文化中经常得不到什么反响。西方宣传这些观念的努力，反而导致对“人权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对这些文化中固有价值观的强化。我们在非西方文化中的更年轻一代人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支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反弹。在大部分亚洲社会里，那种世界只可能有一种“普世文明”的说法，被视为西方的说法，和亚洲社会特殊论、亚洲社会强调的人的区分标准直接冲突。因此，毫不奇怪，在综述100个来自不同社会的价值观比较研究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最重要的那些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是最不重要的”。当然，在政治领域，这些区别的最重要表现，是美国和其它西方强权引导非西方人接受西方民主和人权观念的努力。现代民主政府起源于西方。如果非西方社会发展民主政府的话，那么，它通常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结果或西方强加的结果。

按照Kishore Mahbubani的说法，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可能是“西方和非西方的冲突”与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力量和价值观的反应。一般来说，非西方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三种形式中的一种或数种组合。第一种极端形式是非西方国家奉行孤立路线，把自己与西方的渗透和“堕落”隔绝出来，并在事实上放弃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共同体，缅甸和北韩便是这样。不过，这条路线的代价大，极少国家能够完全奉行它。第二种形式相当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扈从”，即试图加入西方并接受它的价值观和制度。第三种形式是“抵消”西方，其手段是维护国内价值观和制度、发展本国经济和军事力量、联合其它非西方社会反对西方；简洁地说，第三种形式是现代化但不西方化。

 

7．摇摆国家

人们在未来依据文明分组的时候，有着大量相异文明人口的国家便有可能解体，例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同时，一些国家虽然有着相当同质的文明，但却在自己属于这个或那个文明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这就是摇摆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般都希望采取扈从形式，逐渐把自己国家变成西方的一员。但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又是非西方的。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摇摆国家是土耳其。二十世纪未的土耳其领导人遵循Attatürk传统，把土耳其认定为现代的、世俗的和西方的民族国家。它们让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与西方结盟、参与海湾战争、申请成为欧共体成员国。但同时，土耳其社会许多派别始终支持伊斯兰复兴，坚持土耳其本质上是中东穆斯林社会。此外，正当土耳其精英把土耳其认定为一个西方社会的时候，西方精英却拒绝承认土耳其是西方社会。土耳其不会成为欧共体成员国。这里的真实原因，就是土耳其总统Özal说的：“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可他们不说出来。”土耳其已经被麦加拒绝，现在又被布鲁塞尔拒绝，土耳其的前方何在？塔什干可能是答案。苏联的终结为土耳其造就了成为突厥文明领导国的机会。突厥文明圈包括从希腊东部边界到中国西部边界的七个国家。在西方的鼓励下，土耳其正在为自己费力地开创新的文明认同。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墨西哥的地位与土耳其类似。如同土耳其放弃对欧洲的历史性敌意并试图加入欧洲那样，墨西哥现在不再把自己定位于美国的对立面，并转而模仿美国，试图和美国一起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领导人积极从事为墨西哥重新定位的巨大工作，并开始许多根本性的经济改革。这些经济改革最终将导致根本性的政治变化。墨西哥总统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的一位高级助手在1991年向我详细描述了墨西哥政府正在实行的变革。听他讲完，我评论说：“这太让我感触了。对我来说，这表示你们想从根本上把墨西哥从拉美国家变成北美国家。”这位墨西哥总统高级助手惊喜地看着我，大声地说“完全正确！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能公开说。”正如他的话指出的那样，墨西哥和土耳其一样，社会上有大量派别反对他们国家改变文明认同。在土耳其，欧洲指向的领导人不得不向穆斯林放下身段（Özal去麦加朝圣），在墨西哥，北美指向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向那些坚持墨西哥是拉美国家的人放下身段（Salinas出席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伊比利亚是西南欧的一个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位于该半岛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是由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的美洲国家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组成的国际组织——译者注]。

从历史上看，土耳其是最为严重的摇摆国家。对美国来说，墨西哥则是最邻近的摇摆国家。就全世界而言，俄国是最重要的摇摆国家。到底俄国是西方一部分还是特殊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领袖国的问题，在俄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让这个问题一时相形失色。共产主义革命进口西方的一个意识形态，使其适应俄国条件，然后在这一意识形态名义下反对西方。共产主义的统治排除了俄国历史上的西方化还是俄罗斯化的争论。共产主义失败后，俄国人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

叶利钦总统接受西方原则和目标，试图把俄国变成“正常”国家和西方的一部分。但俄国精英和公众两者在这个问题上都不统一。Sergei Stankevich属于最缓和的持异议者，但他依然认为，俄国应当放弃“大西洋”路线，因为该路线将把俄国“变成欧洲国家，变成迅速变化和重组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让俄国特别重视和德国与美国这两个主导大西洋联盟的国家的关系。”在反对单一欧洲指向政策的同时，Stankevich争辩说，俄国应当优先注意保护其它国家的俄罗斯人，重视和突厥人与穆斯林人的关系，“促使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选项、我们的联系、我们的利益更多地向亚洲、向东方适当地重新分布。”持有这些观点的人批评叶利钦让俄国屈从于西方的利益，批评他减少俄国军事力量，批评他用损害俄国人民的方式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些观点流行的一个标志，是Petr Savitsky思想重新时髦起来。Savitsky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俄国是一个独特的欧洲文明。比较极端的持异议者则更加公开地宣传民族主义，反西方和反犹太人，并且呼吁俄国重新发展军事力量，加强和中国与穆斯林国家的联系。俄国人民和俄国精英一样分裂。1992年春天在俄国欧洲部分开展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百分之四十的被调查者对西方持正面态度，百分之三十六则持负面态度。所以，在九十年代早期，俄国确实是一个摇摆国家，就像它在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样。

一个摇摆国家要改变自己的文明认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必须在总体上支持改变并热情参与改变。第二，它的民众必须默许改变。第三，它要进入的文明的国家的领导集团必须乐意接纳它。对墨西哥来说，所有这三个条件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对土耳其来说，前两个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对可能加入西方的俄国来说，任何一个条件大概都不满足。自由民主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冲突。不过，虽然这两种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差别，可从外表看，他们却都把自由、平等和繁荣视为终极目标。传统的、威权的、民族主义的俄国将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派人士可以和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智的论战，但他事实上不可能和一个俄国传统主义者展开类似论战。在俄国人摆脱马克思主义者的今天，如果他们拒绝自由民主，并开始像俄国人而非西方人那样思考和行动的话，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会再一次疏远与对立。

 

8．儒教和伊斯兰的联合

阻止非西方国家加入西方的障碍有各种非常不同的类型。这至少对拉美和东欧国家是如此。对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更是如此。而对穆斯林、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情况还将复杂得多。日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特殊地位，成为西方的准成员：它在一些方面属于西方，在另一些重要方面显然又是非西方。那些因为文化或权力的原因而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加入西方的国家，则通过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来与西方竞争。为此，它们加快国内发展并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合作。这类合作的最突出例子是儒教和伊斯兰的联合。这一联合正在浮现，其目的是挑战西方利益、价值和力量。

目前，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减少军备。叶利钦总统领导下的俄国也在减少军备。然而，中国、北韩和若干中东国家正在显著地扩大它们的军事能力，其方法是从西方和非西方国家进口武器和发展国内的军事工业。这样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出现了Charles Krauthammer所说的“武器国家”。这些武器国家都是非西方国家。另一个结果是军备控制的重新定义。军备控制是西方的概念和目标。在冷战时期，军备控制的基本目的是在美苏两国及其盟国之间实现稳定的军事平衡。在后冷战时期，军备控制的基本目标则变成防止非西方社会建立足以威胁西方利益的军事能力。西方试图通过国际条约、经济压力和对军备与武器技术转移的管制实现这一点。

西方和儒教—伊斯兰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冲突，集中在对下述武器交易的管制上：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弹道导弹和先进的发射设备，以及为实现军事目的所需要的指挥、情报和其它电子装备。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其它冲突。西方推动的一般原则是武器不扩散；实现这一原则的方式是不扩散条约和督查，并用一系列手段惩罚那些扩散先进武器的国家，提供优惠给那些不扩散的国家。显然，西方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事实上和潜在地对西方持有敌意的国家。

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则声称他们有权取得和部署它们认为维护自身安全所必须的任何武器。印度国防部长有一次在回答他从海湾战争获得的教训时说：“除非你有核武器；否则，你不要和美国打仗。”非西方国家完全接受这位国防部长所说的真理。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导弹被它们视为平衡西方优越的常规武器的方式，虽然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中国已经有了核武器。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具备部署核武器的能力。北韩、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看起来正在设法制造核武器。伊朗一位高级官员曾宣称，所有穆斯林国家都应当有核武器。有报导说，伊朗总统在1988年发出指示，要求发展“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武器。”

在发展反西方的军事能力的国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和它建立军事力量的方式。中国在其高速经济发展的支撑下，迅速地日益增加其军事开支，强力地推动其军队的现代化。它从前苏联国家购买武器；开发远程导弹；在1992年试验了百万吨级的核装置。中国还在发展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取得空中加油技术并试图购买航空母舰。中国的军备建设和其宣称的对南海主权，正激起东亚地区跨国军备竞赛。中国也是重要的武器和武器技术的出口国。中国已经向利比亚和伊拉克出口了可以用来建造核武器的材料和神经毒气。中国帮助阿尔及利亚建设适用于核武器研究和生产的反应堆。美国官员相信，中国向伊朗出售了仅可用于生产核武器的核技术，并且公开向巴基斯坦运送300英里射程的导弹部件。北韩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计划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它还将先进的导弹和导弹技术出口给叙利亚和伊朗。总的来说，武器和武器技术从东亚流向中东。当然，也有反方向的流动，例如中国从巴基斯坦获得Stinger导弹。

因此，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军事合作已经是一个事实。两者合作的目的是互相获得用以对抗西方军事力量的武器和武器技术。这一合作可能持续也可能不持续。就现状来说，它们是Dave McCurdy所说的“由武器扩散者和支持者经营的背叛者之间的互助”。所以，一种新型的军备竞赛已经在儒教—伊斯兰国家和西方之间展开。在老式的军备竞赛中，各方发展自己的武器以平衡甚至超越对方。但在这场新式的军备竞赛中，一方发展自己的武器，另一方并不试图平衡，而只试图限制和防止对方的军备扩张，同时减少自己的军事能力。

 

9．文明冲突理论对西方的政策意义

本文并不认为文明认同将代替其它一切认同；不认为民族国家将消失；不认为每个文明都将变成单一和均一的政治单元；不认为文明内部各集团之间不会发生冲突更不会发生战争。本文只是提出下述假说：文明差异是真实和重要的；文明意识正在增强；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它形式冲突而成为全球冲突的主导形式；历史上仅仅在西方文明舞台上上演的国际关系，将越来越去西方化并逐渐变成非西方文明也成为演出者而非仅仅观看者的大戏；卓有成效的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制度更可能实现于文明之内而非文明之间；与相同文明内各集团之间的冲突相比，相异文明各集团之间的冲突将更加频繁、更加持久、更具暴力；相异文明各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是世界大战更可能更危险的导火索；“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摇摆国家的精英将尽力把自己国家转变成西方的一部分，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在完成这个事业时将面对严重障碍；就最近的未来而言，全球冲突的焦点将是西方和若干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的冲突。

本文并不主张文明冲突的任何可取性，它只是就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提出一些描述性的假说。当然，如果这些假说有一定合理之处，我们就需要探讨这些假说对西方制定政策的意义。我的假说的政策意义可以分成短期优势建议和长期建言两个方面。在短期中，显然，为了西方的利益，西方应当促进本文明内部更紧密的合作和团结，特别是西欧和美国两个次文明的合作和团结；把比较接近西方文化的东欧和拉美尽可能结合到西方中；改善和保持与俄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文明间的局部冲突恶化为大规模的文明间战争；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实力的扩张；放缓西方减少军事能力的速度并保持西方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优势；挖掘儒教和伊斯兰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支持其它文明中同情西方价值和利益的集团；强化反映和使西方利益与价值观合理化的国际机构并提高非西方国家在这些机构中的参与程度。

在长时期中，西方需要其它政策。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又是现代的、非西方文明始终希望既成为现代的又不成为西方的。迄今为止，只有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这两者。非西方文明会继续努力获得作为现代文明一部分的财富、技术、技能、机器和武器，他们也会努力把现代化和他们的传统文化与价值协调起来。相对于西方，他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将增强，因此，在非西方的力量逐渐接近西方而其价值和利益又与西方严重不同的情形下，西方将必须学会容纳这些非西方的现代文明。这当然需要西方保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便在非西方文明前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这同时需要西方更加深刻地理解作为非西方文明基础的非西方的基本宗教和哲学思想以及非西方文明中的人民看待自己利益的方式。同时，它也需要我们努力发现西方文明和其它文明之间的共同成份。就与我们相关的未来而言，世界还不会出现普世文明；世界将是相异文明组成的世界；每一个文明都必须学习如何与其它文明共处。

 

(译者注

原文出处为：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原文共分九节, 每节有小标题, 但没有编号。译文在每节小标题前按照顺序加上编号。译文中的中括号[ ]和其内的文字是译者加的。

译文在分节发布到若干微信群时，许多微信朋友对译文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两位网友并把所有各节合并为一个完整文件给我。在此谨向他们和其他微信读者表示感谢。当然，译文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陷仅仅由译者负责。读者进一步的批评和建议请发到译者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或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这里谨预先表示感谢。

译者：胡景北，2019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