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我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曾经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巨大规模。毫无疑问,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足以成为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一个成为重大经济问题的现象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成为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浓缩”他们对现象的了解、提炼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形成可作为理论探讨对象的严格问题。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有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即农劳比和它的降低速度与加速度。现在,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精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均衡问题。它指的是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短暂时期内,例如在每一年,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学意义上既不多也不少。而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农劳比的概念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问题随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既不快又不慢的均衡问题,即农劳比降速均衡问题。

为了清楚地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我们用农劳比指标把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历史轨迹并列在下面的图内。注意该图的时间尺度延伸到未来的2050年。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农劳比数据仅仅包括1991-2020的三十年。为了形象地把握农劳比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虚拟了两条从1800到1990年的世界农劳比曲线。该图显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全世界正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交界处,美国则几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该图用农劳比下降曲线,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人类历史在最近几百年出现的变化大势。

上图不仅清楚显示了最近三百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史,而且清楚显示了当今时代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未来的无知: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整体虽然跨过了非农化转型中点,但仍然处在转型之中:它们的农劳比下降曲线依然还“悬”在半空中,因此,中国和世界是否能够顺利地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是一个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为了增进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和知识,为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顺利下降,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如何下降到当今高度,而且需要了解农劳比下降的一般规律。

显然,中国、美国与世界三条农劳比下降曲线都和比如飞机一类落体下降的曲线非常相似。上图绘出的是农劳比下降的高度-时间坐标系。把它想象成三架飞机降落的高度-时间坐标系。美国飞机开始降落得早,现在接近安全落地;世界和中国飞机最近几十年下降很快,但目前还在半空中,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还很大,“安全落地”还是一个虽然可望但必须谨慎行事才可及的目标。对飞机来说,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应当既迅速又平稳降落: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骚动甚至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严重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为了掌握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的动向并控制飞机继续降落,上图传递的飞机高度和时间信息固然重要,但飞机在空中某一时刻的降落速度和加速度信息更为重要。实际上,正是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才把包括飞机在内的物体升降运动研究变为科学并使人类飞行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非农化大转型。如果把非农化视为历史大趋势并用农劳比测度非农化过程的进展,那么,农劳比下降越迅速越平稳,非农化转型对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越有利。在这里,农劳比大小本身不足以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不足以揭示农劳比下降的过程。为了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并适当地干预之,人类必须了解农劳比在特定时期或时点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即下降的瞬时速度与瞬时加速度,其中速度指示农劳比在该时期或时点下降的迅速程度,加速度指示在该时期或时点下降的稳定程度。显然,在一定条件之下,速度越大,加速度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越快越平稳,对置身于其中的人类亦越安全越“好”。所以,在经济学上研究农劳比下降和非农化大转型的具体过程,我们将无法避免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概念。进一步说,正是速度和加速度概念,才把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思考,从思辨性的前科学提升到分析性的科学层次。

上图中的中美两国曲线在揭示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农劳比在不同国家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点和不同时期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不同。为什么农劳比下降速度时高时低,为什么加速度时大时小?为什么它们因国因时而异?在经济学的“真空”中农劳比将如何下降?如何定义经济学的“真空”?面对上图展示的曲线,一个人无法抑制自己对历史和世界的好奇心。把好奇心深入下去,我们发现,正是从这样的曲线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研究;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学研究又可以进一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研究。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均衡降速的机制。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7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8期,2022年9月24

注:上图中的世界1和世界2从1800到1990年的线段为假想线,其中世界1是直线。假设世界农劳比在1800年为80%、1990年为42%。中国曲线为1952-2020年年度数据。美国曲线从1800到1890年为逢十年份数据、1890-2020年为年度数据。世界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美国1800-1928年数据来自美国学者整理的美国历史数据,1929-2020年数据来自美国政府。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5期中,我们介绍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专用概念,说明了如何为这些概念找到它们各自的专属数据。本期将利用这些概念和中国与美国的数据,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定量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它是笔者的祖国,第二,正如本系列第1期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最近三十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是领先国家。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的数据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定量特征如下:

      (1)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趋势;

      (2)农劳比的下降趋势;

      (3)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

      (4)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周期性;

      (5)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波动性。

      这些特征构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逐个观察这些特征。

      (1)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趋势

      看图。

图1 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    

      首先观察农业劳动力总量。图1内中国为1952-2020年年度数据,美国为1800-2020年逢十年份数据。我们用两国农业劳动力最高数量去除各年份数量,得到两国各自以农业劳动力最高数量为1的农业劳动力总量。这就是图1纵轴的刻度。中国农业劳动力最大值是1991年的39,098万,美国是1907年的1,149万。本图内美国曲线最高年份是1910年。图中的粗线是数据线,细线是趋势线。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都呈现清晰的抛物线趋势,即在非农化大转型中,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总量先上升后下降。图1亦显示中国的抛物线比美国更为陡峭,说明各国的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虽然具有共同的抛物线特征,但抛物线的具体性质却各有不同。

      (2)农劳比的下降趋势

 图2 农劳比下降趋势

      图2是中美两国的农劳比变化状况。该图内,中国依然为1952-2020年年度数据,美国则和图1 不同,1800-1890年为逢十年份数据,1890-2020年为年度数据。图2揭示了中美两国农劳比的长期下降趋势。毫无疑问,由于各种原因,农劳比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可能会短暂地上升,但农劳比长期下降的趋势却是确定的。图2同时表明,在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农劳比不会在任何水平上长期稳定。

   (3)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

图3 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趋势

        图3用的是美国每十年农劳比下降速度数据。它清楚地指出在非农化大转型初期, 美国农劳比下降很慢;然后下降速度加快,并在1910-1920的十年间达到最高峰,接着又变慢,是一种明显的抛物线趋势。

      我们分别用下面的图4和图5展示中国农劳比在1952至2020年间的年度下降速度。图4中的趋势线清楚表明,中国农劳比降速在这六十多年的总趋势是上升的。不过,中国农劳比降速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它们严重干扰了农劳比降速的基本趋势。我们在图5中排除这些干扰,不用1958-1963年数据,因此更清楚地看到农劳比降速的这一提高趋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成立的话,中国农劳比降速在未来将逐渐降低。

图4 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1)

图5 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2)

     (4)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周期性

     我们再看农劳比降速的周期性特征。在上面的图4和图5中,仅仅就1970至2020年而言,农劳比降速先后在1978、1984、1993、2004和2013年升到周期高点,在1973、1982、1989、1999、2008和2016年降到周期谷底,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所以,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农劳比降速在其长期的抛物线变化趋势之中,也许还存在中期的周期升降现象。

      图6显示中国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也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如果不考虑1958-1963年的极端情形,也不考虑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后又退回的1978-1979年的特殊情形,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分别在1984、1993、2004和2013年升到周期顶点,在1985、1997、2008和2015年降到周期谷底,周期长度大约也是十年。

图6 中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

      (5)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波动性

      上面的图4、图5和图6同时显示了中国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年度波动。美国的年度数据从1890年开始。上面的图2指出美国农劳比到1970年已经降到很低水平,年度农劳比变化非常之小,所以我们仅仅观察美国1892到1990年的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变化情形,这就是图7。可以看出,美国各年间加速度变动频繁和剧烈。显然,由加速度波动造成的农劳比降速的波动亦应当比较频繁和剧烈。也就是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具有短期波动的特征。

图7 美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1892-1990年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6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5期,2022年9月2日

注:本文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美国1800-1928年数据来自美国学者整理的美国历史数据,1929-2020年数据来自美国政府。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和数据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前四期中,我们使用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农劳比降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等等。每个科学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专用术语或概念。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也不例外。但是,和其它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专用概念还具有定量性质,即具有一套自己的专属数据。本期将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专用概念和它们的专属数据。

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首先需要把整个经济的生产体系分类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劳动力就在这两个部门之间流动或转移。从两部门区分出发,我们定义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概念指标如下:

1. 总就业、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它们的关系是

总就业=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我们假设世界各国发布的官方统计都是可靠的标准数据。这些统计大都包含就业数据。中国发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和总就业数据。由于中国的第一产业相当于国际上的农业,所以,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相当于农业就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之和相当于非农就业。

2.总劳动力、总就业和失业。它们的关系是

总劳动力=总就业+失业=农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

世界各国大都发布失业数据。中国发布城镇失业数据。我们把它作为上面公式中的失业数据。

3. 农业就业比,公式是

农业就业比=农业就业/总就业

4. 农劳比(农业劳动比重),公式是

农劳比=农业就业/总劳动力

利用各国官方劳动统计,我们很容易通过上面两个公式得出各国农业就业比和农劳比数据。注意:这样得出的农业就业比和农劳比数据是唯一和没有歧义的。

5. 农劳比变化速度或降低速度,公式是

两个时点之间的农劳比降速=-(本时点农劳比前一时点农劳比)

      =前一时点农劳比本时点农劳比

如果两个时点非常非常接近,农劳比降速就成为瞬时速度。注意我们在第一个等式的括号前用负号。这是因为非农化转型要求农劳比不断下降,我们希望把农劳比降低视为正数,把农劳比回升视为负数,所以用“前一时点农劳比-本时点农劳比”的方式来定义农劳比降速。

考虑到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发布的劳动统计主要是年度数据,公式中的“时点”可以用“年”代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年作为时点时,我们指的是年末,十二月三十一日24点。由于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点和本年一月一日0点是同一时点,所以,前一年年末和本年年初是一回事。例如,所谓2017年农劳比指的是2017年末农劳比,它等于2018年初农劳比。2018年农劳比降速指的则是农劳比在2018年初到年末的整个一年时期内降低幅度,也就是2017年农劳比减2018年农劳比。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农劳比数据是唯一和没有歧义的,利用它们计算得出的农劳比降速数据也是唯一和没有歧义的。

6. 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公式是

农劳比变化加速度=本年农劳比降速上年农劳比降速

同理,农劳比降低加速度数据也是唯一和无歧义的。

在非农化过程中,某年农劳比数据表示一国在该年达到的非农化水平,农劳比降速表示非农化的快捷程度,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则表示非农化的平稳程度。本系列第一期使用过农劳比降速概念,指出在1991到2020年期间,中国农劳比降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降速。

现在我们引出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派生概念: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和转移率。

7.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为了引出这个概念,展开农劳比降速公式如下:

本年农劳比降速

=上年农劳比本年农劳比

=(上年农业就业/上年总劳动力)-(本年农业就业/本年总劳动力)

因为

本年总劳动力=上年总劳动力×(1+本年总劳动力增长率)

所以,

1/上年总劳动力=(1+本年总劳动力增长率)/本年总劳动力

把它代入前面公式,得到

本年农劳比降速

={[上年农业就业×(1+本年总劳动力增长率)]/本年总劳动力}

  -(本年农业就业/本年总劳动力)

也就是说,

本年农劳比降速

=[上年农业就业×(1+本年总劳动力增长率)-本年农业就业]/本年总劳动力

我们把该公式的分子定义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即

本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上年农业就业×(1+本年总劳动力增长率)-本年农业就业

或者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农劳比降速×本年总劳动力

为简洁起见同时又不造成误解,我们在这个公式中删去时间定语。由于农劳比降速和总劳动力两者数据都是唯一和无歧义的,用它们计算得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数据也是唯一和无歧义的。

8. 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把上面最后一个公式改写为

农劳比降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总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该公式指出农劳比降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两个等同概念,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表示农劳比变化,后者代表转移量占劳动力总量比重。本系列将主要使用农劳比降速概念。这里的原因,首先在于农劳比降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基本概念,而转移率只是派生概念,其次,农劳比降速可以更明确地表征非农化转型的时代特点。

下面用举例方式列出中国和美国2018-2020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和数据。

中国:政府发布统计资料

指标农业就业总就业城镇失业
单位万人万人万人
2018       19,515       75,782            974
2019      18,652       75,447            945
2020      17,715       75,064         1,160

利用本文公式和政府统计资料得出的数据

指标总劳动力农业就业比农劳比农劳比降低速度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单位万人%%%%万人
201876,75625.7525.42  
201976,39224.7224.421.01 770.45
202076,22423.6023.241.180.17895.98

美国:政府发布统计资料

指标农业就业总就业总劳动力
单位万人万人万人
201824315,576       16,208
201924315,754       16,354
202023514,780       16,074

利用本文公式和政府统计资料得出的数据

指标农业就业比农劳比农劳比降低速度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单位%%%%万人
20181.561.50  
20191.541.480.01 2.19
20201.591.460.020.013.45
0.01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5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4期,202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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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

在本系列的前三期中,我们为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了一个历史框架。它有助于我们明白自己身处的世界,弄清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历史潮流”究竟是什么。本期将以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转向具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别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的职业变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非农部门拉动的。非农部门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就快;非农增长慢,经济增长就慢。非农部门增长一方面要靠适当的制度、创新或者模仿的技术,一方面要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就劳动力投入来说,非农部门要增长,就得增加就业。非农部门新增就业有三个来源:(1)城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我们称为新增非农劳动力,(2)城镇失业者得到就业,即失业减少,(3)从农业转移来的劳动力。我们观察2010到2020的十一年间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看表。

新增非农就业新增非农劳动力失业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比重和
 万人%
20101,23713.31.185.6100.0
20111,5504.3-0.996.6100.0
20129953.50.596.0100.0
20131,7442.1-0.598.4100.0
20141,5143.4-1.798.3100.0
2015925-1.2-1.5102.7100.0
2016435-9.8-3.7113.5100.0
2017426-33.72.3131.4100.0
2018504-40.0-0.4140.4100.0
2019528-51.45.5145.9100.0
2020554-22.9-38.8161.7100.0
合计10,411-4.2-2.3106.5100.0
年平均946-4.2-2.3106.5100.0

上表显示,这十一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我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最低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2010年),最高则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2020年)。就十一年整体来看,我国总共新增非农就业超过一亿人。在新增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中,城镇新增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四百多万。同样,从总量看,城镇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二百多万。这样,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城镇失业减少两者,不但对非农就业增长毫无贡献,而且造成非农就业的亏空。所以,在这十一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完全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保证了非农就业的增加,而且填平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减少两者的亏空。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劳动力资源而言,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

当然,仅仅十一年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是我国从1980年前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降低。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变化之间存在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上表所显示的十一年,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影响充分表现出来的时期。所以,上表显示的现象,也许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而非“正常现象”。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新增非农就业的关系,我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看图。

       上图中,带点的曲线表示新增非农就业,不带点的曲线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从1952年开始。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从1953年开始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并且绘制出上图。图中的正数表示非农就业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业减少和农业劳动力倒流。该图清楚地显示,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新增非农就业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大;新增非农就业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很高。就整个1953到2020的六十八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为 68.7%,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其他两类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者就业),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加起来,也不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贡献的一半。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决定性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在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绝不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各种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这六十八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不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不但难以理解我们身处在其中的历史潮流,而且也难以理解我们刚刚经历的中国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4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3期,2022年8月21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历史时期

本系列的第1和第2两期分别说明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和当今世界在历史上的位置。本期将进一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用来划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时期,而我们置身的当今历史时期,可以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命名为非农化转型时期。

看表。表中的“农劳比”,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几乎每一个劳动力都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当时的世界完全没有农业,因此农劳比等于零。在这个阶段后期,人类已经把当时的一种犬属动物驯化为狗。不过,狗应当主要不是作为肉类食物来驯化的,所以,历史学家并不把狗的驯化和饲养看成农业的开端。同时,在这个长达二百多万年的人类社会第一个阶段的晚期,人类应当学会了许多本领,比如收藏和加工采集的野生小麦等。以部落形式群居的人类团体也出现了早期的分工,少量劳动力可能不必要每日从事采集或狩猎,而可以专门负责比如祭祀与管理事务。

   时代  时间跨度    (公元纪年)    定性特征定量规定  (农劳比及其变化)
I采集狩猎 社会阶段-270万年 至公元前10,000年劳动力集中于采集狩猎0%
II农业化 转型时期公元前10,000年 至公元前3,000年劳动力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从0%升到80%
III农业 社会阶段公元前3,000年 至公元1700年劳动力集中于农业80%
IV非农化 转型时期公元1700年 至公元 ?年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80%降到0%
V后农业 社会阶段公元?年 至公元 ?年[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0%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随着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世界一些地方的人开始尝试种植农作物和驯养肉用动物。小麦应当属于人类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这样,人类就发明了农业,世界上有了农民。我们可以猜想,在非农化早期,一定有许多人坚决不吃种出来的麦子,而一定要吃采集来的野生麦子;也一定有人认为农业是对他们崇拜的某种神灵的亵渎,或者是对悠久传统的背叛。但农业毕竟能够提供比野生农作物更高的产量,食用种植小麦也没有造成显而易见的疾病或灾难,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农业,农业也越来越发展。终于,经过几千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农业成了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方式,农产品成了人类食品的主要构成部分,采集的浆果和猎获的野兽,成为人类食物的补充或辅助部分。这个过程就是本表中的“农业化转型时期”,其定性特征是“劳动力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

就定量特征而言,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曾经估计:“在公元前8,000年,百分之百的人类还是狩猎者;到了公元前1,500年, 狩猎者便降低到了不足百分之一。”这里,他尝试从定量角度确定农业化转型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节点。不过,他对这两个时点的估计都应当有误,就第一个时点来说,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距今10,000年前,人类应当已经开始农业化探索,小部分劳动力应当已经务农。研究古气候的科学家发现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从8,000年以前起“反常地”提高。一些科学家设想它是人类大规模焚烧森林的结果。而人类焚烧森林的目的,应当是“毁林造地”,即开辟耕地。如果这种设想成立的话,那么,8,000年以前,或者说公元前6,000年前后,人类已经“大规模”地开始农业生产,或者说,人类当时已经把“农业化转型”当成“普世价值”,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农业化道路。这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不可逆”的含义是,人类不再可能回头,不再可能放弃农业而回到采集狩猎的生活。森林是人类采集狩猎生活的基础。大规模毁林造地意味着人类摧毁自己过去的生存基础。因此,如果农业化失败,人类只有灭亡一途。考虑到农业化转型在早期必然非常困难,所以,人类在大规模毁林造地之前,应当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化转型,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应当已经开始农业化转型,有了“农业劳动力”。就第二个时点即公元前1,500年来说,从事采集狩猎的劳动力应当明显高于百分之一。其实,即使在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有少数人专门从事非种植型的采摘和非养殖型的捕猎,例如近海和远洋捕捞等。同时,在各民族关于农业社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关于采集尤其捕猎的描述。这部分说明它们在农业社会的普遍性。今天,不但我们普通人习惯地把这些采集狩猎活动视为农业,而且全世界的统计部门无一例外地都把这些采集和狩猎活动笼统地归类到“农业”之内,从事这些活动的劳动力也归类为农业劳动力。

农业化转型成功结束之后出现的是农业社会。它大约延续了5,000年。农业生产让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非农部门进一步扩大。农业社会发明了文字,我们甚至还有关于晚期农业社会的统计,所以我们比较了解农业社会的定性和定量特征。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业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活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劳动力始终从事着农业。我们假设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务农。毫无疑问,在最近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二十世纪中期的1952年,中国依然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劳动力务农。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绝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此外,农业社会中不时发生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度。所以,我们假设农业社会阶段的农劳比稳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人类在农业社会中也许出现过若干次规模不同的非农化变革。坚持下来并延续至今的非农化转型,应当“正式”开始于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非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变得重要的人类现象,而且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才在欧洲成为“普世价值”。实际上,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像中国和柬埔寨等国,依然否定非农化转型的的历史趋势。不过,正如本系列前两期指出的那样,1990年以后,即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世界所有民族都意识到非农化是件“好事”,都在转移农业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即非农化转型过程。不过,考虑到在“正式的”工业革命之前,英国、荷兰等国劳动力已经较大规模地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所以,我们笼统地把公元1700年视为人类非农化转型的起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初步说明理由。第一,从统计资料看,历史统计学家麦迪逊(Maddison)认为,在1700年,英、荷两国的农业就业比已经分别降到56%和40%。而我们知道,直到公元2000年前后,就是在仅仅二十年前,整个世界的农业就业比才降低到40%。这里,农业就业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农劳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农业就业比的分母不包括、农劳比分母包括失业。所以农劳比分母更大,农劳比的数值比农业就业比更小。因此,如果把农业就业比数据转换成农劳比,英荷两国在1700年的农劳比将比它们的农业就业比更低。第二,从文字论述看,英国学者配第(Petty)早在1690年的著作中便指出了非农部门的收益优势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也就是认识到非农化的经济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我们把当今人类历史时期称为“非农化转型时期”,把这场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阶段称为“后农业社会阶段”。“非农化”是个否定性的概念,而一个历史时期的正式命名应当用的是肯定性概念,例如农业化和农业社会。我们使用否定性概念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当今转型结束后的未来的无知。因此,在上表中,我们对“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述。该表中对“后农业社会阶段”定性特征的描述“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之所以加上方括号,是因为这一描述对身处非农化转型之中的我们有某些意义,但对于“后农业社会阶段”的人类却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候可能不存在农业部门,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农业部门,这就和当今世界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采集狩猎部门”一样。说到底,“非农化转型”、“后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揭示的,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经验事实,而非人类将要跨入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预计,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劳比也十分微小,甚至不超过1%。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预测那时的人类食物生产方式和生产部门,因此,根据上表的历史分期方法,我们不知道非农化转型结束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具体特征。例如,我们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下一个社会阶段中,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是什么,不知道食物生产和消费在那时人类繁衍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不知道那时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农业,不知道目前为人类繁衍必需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是否完全可以通过非农业方式生产出来。在上表中,我们是用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及其变化、尤其是人类用于生产食物的劳动力数量及其变化,定义人类的社会阶段和转型时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方式本身,是否会在非农化转型结束后失去效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将通过非农化转型完全离开农业社会而进入后农业社会。除此之外,我们面对的几乎全是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对未来社会阶段的无知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正常状况。回顾一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尤其是对农业化转型的认识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水平的认识,能够从“正面”意义上,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称为“农业化”,是因为最初获得这一认识的人类群体,已经生活在农业社会中期,已经知道他们自己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当他们把自己的社会命名为“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人类社会第一次大转型命名为“农业化”转型。相反,即使处在农业化转型时的人类足够智慧,他们也不大可能想象人类仅仅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不大可能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根本改变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大变革。甚至在农业化完成、人类生活在农业社会上千年以后,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文字并建立了以儒学、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人类还没有总结出农业化转型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概念。和他们相比,尽管我们的历史知识、思维能力和包括文字与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工具丰富得多,但我们对未来同样缺乏了解,缺乏让我们定义未来社会阶段的某些关键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那些关键知识,用肯定性的概念命名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和转型后的社会阶段。未来的人类一旦有了这样的知识,命名非农化转型和后农业社会的恰当概念将应运而生,而这些概念将一定是肯定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农化转型概念不但是对最近三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一种总结,而且也隐含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预期。这一预期的基础是对农业脆弱性的认识。根据现有知识,只是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走出最近一次冰期并进入气候比较温暖和稳定的全新世以后,人类才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文明。在这之前,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十分频繁,人类应当得不到一段比如上万年的“较长”时间来发明农业、发展建立在农业之上的文明。最近一万来年的地球史才给了人类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自己。地球上互相隔绝的若干地区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不约而同地发动农业化转型。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人类在这之前的两百多万年进化中,已经多少具备了关于种植食用植物和养殖食用动物的某些基本知识与若干技能。所以,当地球变迁终于为农业提供了长期气候条件以后,人类便发展出了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有利于农业的地球时期全新世还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加入人类影响之后的温暖气候会达到什么样的高温,也不知道下一个冰期何时来临并会寒冷到什么程度。科学家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时期称为“间冰期”,即两个冰期之间的一段时间。虽然人类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并进而影响全新世的长度,但当今地球时期的长度和特征,主要受地球和更大尺度天体运动的影响。无论人类如何作为,下一个地球高温期或冰期总会到来。根据以往的地球史,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无法在高温或冰期条件下大规模生长,农业无法大规模存在。同时,人类在农业化转型后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大型哺乳动物的捕猎,使得人类即使放弃农业,也无法重新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最近一万年来有两大人类文明自行崩溃。它们是苏美尔文明和玛雅文明。而它们崩溃的原因,都是农业破产。因此,如果说人类在农业化转型早期,还有可能退回半动物半人的文明前状态,已经稳定地在农业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的今天人类则无路可退。就人类大历史而言,人类和其在农业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文明,只有在人类把食物生产方式转到非农业轨道上才能够维持和发展。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下一个不适宜人类、尤其不适宜人类文明的地球时期到来之前,为人类和人类文明做好平安度过那个时期的准备。由于农业本身对地球环境的高度要求,由于适宜农业的地球时期在地球历史上本来就极为短暂甚至偶然,因此,人类必须利用现在这一时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农文明,创造出更少依赖特殊气候和地质条件的非农业的食物生产方式,人类和人类文明才有希望在下一个地质时期延续下去。这里,我们尤其关心人类文明的传承。在迄今为止的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多个地质时期、多次重大地球灾变,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延续至今。但是,如果人类在12,000年前曾经创造过重要的物质或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却几乎没有延续下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人类在最近12,000年中创造的。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当今人类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在下一次地质时期或地球灾变时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是保证人类基本文明的延续。按照我们的现有知识,人类如果曾经有过文明的话,那么,这些文明没有延续下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农业的崩溃;或者说人类虽然可能创造过农业及其之上的文明,但从没有超越过农业。因此,一旦地球气候和地质变迁转移到不适合农业的周期,一旦地球遇到重大灾变,人类物种虽然可能延续,但人类文明却将随着农业崩溃而丧失;即使后面几代人类可能迁移到其它星球,但距离我们较近的星球,都不适合农业。所以,为了保证人类尤其人类文明的延续,当今人类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超越农业。人类超越农业的途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利用人工环境以现有农业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第二种是利用非农业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就此而言,尽管非农化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可在人类大历史上,它一定同时表现为人类食物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变革。而非农化转型概念,在我们有限知识的范围内,一方面揭示了人类正在离开农业社会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又揭示了当今人类面临的超越农业的挑战。

最后,我们用一个示意图直观地展示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标准而确定的历史分期。为了避免作图的困难,我们不但没有在图中加入各历史时期的名称,而且简单地用直线表示农劳比的历史变化。注意2000年以后的农劳比变化线段是随意绘制的,并不表示我们预计非农化转型要持续到比如2500年。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3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2期,2022年8月12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分别来自Maddison 2001年出版的著作和国际劳工组织。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农业劳动力转移:当今世界在历史中的位置

上个星期发布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1期“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指出世界各国都在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在这场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中,中国的位置从三十年前的严重落后者,变成如今的中等生,稍稍优于世界平均数。本期将展示就全世界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中的位置。

      数据图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某种大趋势大现象。下面的图展示1991到2020年,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体状况。图中的柱状形代表农业就业。这里,我们设想农村地区没有失业者,所以农业就业和农业劳动力在数量上相等。图中曲线是农业就业比。上一期已经说明,农业就业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上一期亦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选择1991和2020两个年份。先看农业就业数量的变化,它用的是左纵轴,单位是亿人。1991年,世界农业劳动力总量不足九亿七千万人,2000年升至十亿五千八百万,2001年再略微升高到十亿六千四百万,然后开始下降。最初下降很慢,2002年世界农业劳动力仅仅减少了十六万人,接着越来越快,2003年减少量便达到三十五万,而到2020年则达到了一千万。因此,尽管在农业劳动力减少的趋势中有过反复,但从2001年以来的减少趋势却是强劲的:到了2020年,全世界农业劳动力只有八亿七千万,比2001年的最高峰减少了近两亿,比开始年份1991年还减少了近一亿。

      我们再看图中的农业就业比曲线。它用的是右边纵轴,单位是百分比。1991年,世界农业就业比大约为43%,2000年降低到41%,2010年进一步降低到33%,2020年则降到了27%,三十年中降低了十六个百分点。该图显示,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世界农业就业比皆有所回升,因此,世界经济的坏消息都会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甚至导致反方向转移,就是劳动力回流到农业。但是,最近三十年来的总体趋势,却是世界农业劳动力正方向转移,是农业就业比的显著减低。

      上面这张图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是当今世界在人类大历史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中的位置,是2000年这个千年之交的年份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意义。首先看农业劳动力总量。在2000年前后,人类用于农业的总劳动力终于开始减少。在这之前,从人类开始依靠农业获得食物以来的几千年里,只要人口增加,农业劳动力就得增加,以保障基本的食物生产。即使在最近三百年中,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和社会总就业的比重逐步降低,但人类在增加人口的同时,依然需要增加农业劳动力。而正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这个规律被彻底打破:人类继续增加自己的数量,但人类用于食物生产的劳动力却在减少。如果我们进一步想到,人类人均消费的食物也增加了;除了极小部分人之外,整个人类脱离了饥饿状态。所以,在上面这张图前,我们不能不感到,农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是人类取得的一个极其伟大的标志性成就,是一个超越了人类之间各种分歧和争论的伟大成就。

      我们再看农业就业比。2000年前后,世界农业就业比降低到40%。关于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不同的人看法不同,学者之间也很难统一意见。然而,不管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何时开始的,我们都很难否认,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候,世界农业就业比应当在80%左右。如果我们把它暂定为80%,那么,它在2000年前后降低到40%,意味着在2000年前后,人类经过至少二、三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它降低了一半。这同样是人类取得的一个极其伟大的标志性成就,同样是一个超越了人类之间各种分歧和争论的伟大成就。

      尽管我们拥有的世界数据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尽管人类也许永远无法获得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最近三十年间的准确数据,但在大范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在人类跨入公元第三个千年之际,人类投入农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达到顶峰并转而下降、人类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的相对比重,降低到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时水平的一半左右。

      2000年到2020年在人类史和人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史上,都只是短短的二十年。然而,上面这张图显示,在这短短的二十年内,虽然世界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业就业比都有过反复,但是,人类从2000年以后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步伐却是坚定的,走出的距离甚至是惊人的,就是说,人类在这个二十年里继续沿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大步向前。

      当然,上面这张图仅仅显示了最近三十年情形。我们不知道2020年以后的世界将如何变化,不知道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上,人类之间的纷争会不会延缓甚至一时期扭转人类整体的前进步伐,不知道自然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甚至损害人类的农业生产能力。但是,根据这三十年以及过去数千年的经验,我们应当可以说,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即使增加人口,人类也能够同时减少生产食物的农业劳动力;人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也许会变慢,会出现暂时反复,但不会逆转。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2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1期,2022年8月2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1期)

从今天开始,我准备利用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系列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文。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我几十年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跨入古稀之际,我想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大家汇报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今天的第1期,开门见山,先讲一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世界的位置。

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看成一件“好”事。既然是好事,各国都愿意做,就会出现有的国家做得好一些、快一些;有的国家做得差一些,慢一些的情形。对“好”和“差”,每个人评价不同,找不出公认标准。但对“快”和“慢”,公认标准还是有的。这类似赛跑。有人跑起来风度好姿势好速度快,有人昨晚刚失恋,心情差风度无姿势烂速度还上不去。我们看比赛,会挑剔选手的风度和姿势,但要说到标准,也就只能在快慢上谈标准。世界有差不多200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这些国家比赛的赛场:不管面积大小、人口多寡、历史长短、距海远近,大家都是一个标准——-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快。

赛跑讲起跑线公平:从同一条起跑线在同一时间点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也要讲起跑线公平。好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先前都是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是农民、绝大多数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因此同一起跑线的条件大体是满足的。同一时间点这个条件就不行了:有的国家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早,有的国家迟。比如,英国应当在1700年就开始了农业劳动力转移。100年后,美国才开始转移农业劳动力。而中国再怎么往早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始年份也不会早于1850年,也就是迟于英国150年、迟于美国50年。比中国更迟的国家多的是,比如东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要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

起跑时间点不同,让我们无法判断各国跑得快慢。不过我们可以另辟捷径,找一些替代方法。假如有两个时间点A和B。在A点上,各国的起跑线不同,就是各国已经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同。但起跑时点相同:各国统一地从A点开跑。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各国在A、B两时点之间跑的快慢。用这个方法,我们观察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世界的位置。

我们选出1991年为A,2020年为B。2020年的选择没有异议,因为全世界的2020年数据要到现在2022年才能够出炉。为什么选1991年为A?那是因为从这一年起,我们才有比较权威的世界数据。世界劳动力统计的权威机构,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数据是高度保密的,不可能上报给国际劳工组织。而缺少中国等一批大国或重要国家的统计资料,世界统计数据自然无从谈起。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向该组织上报数据。但直到1990年那次普查,中国才基本搞清自己的劳动力数量。其它许多国家也在那一年搞人口普查。冷战结束,原先不愿意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交资料的一些国家亦改变了态度。因此,1990年以后,我们开始有了具备一定权威性的世界数据。

时间点用两个年份确定后,我们还要确定比赛的指标。我们选用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测量农业劳动力“数量”的指标。用比重而非绝对数的原因,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绝对数差别,无法说明它们之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快慢。比如中国农民多,某一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可能超过许多小国那一年全部农业劳动力人数。因此,就像比较各国富裕程度要用人均收入一样,比较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快慢也要用相对数指标,这就是农业劳动力比重,简称为农劳比。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可以比较1991到2020三十年间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本文仅仅比较中国和世界的速度。看图。

图中实线代表世界农劳比,虚线代表中国农劳比。世界农劳比是世界农业劳动力与世界总劳动力相除后的比值,可以视为世界各国农劳比水平的平均数。显然,在这三十年里,世界和中国曲线都呈现强烈的下降趋势,就是说,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中。这一点值得多说两句。第一,这种大趋势不单单出现在1991年以来的三十年里,而是早就出现在世界层级上和中国范围内。只是由于缺乏具体数据,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这两条曲线向左边延伸。第二,2020年以后,这种大趋势应当持续,全世界和中国的农劳比应当继续下降。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大趋势中的波动和反复,农劳比在世界层级和中国范围内短暂上升也是可能的。但我相信,农劳比下降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我们从图中看到的第二点,是中国曲线追赶和超越世界曲线。1991年,中国和世界的农劳比分别是59%和40%。中国比世界整整高了十九个百分点。具体地说,1991年在中国,每100个劳动力中,有59人从事农业;可世界平均数只有40人务农。也就是说,到1991年时,中国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赛跑中,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在1991年以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不断追赶世界,终于在2017年赶上世界平均水平。那一年,中国和世界农劳比分别是26.3%和26.4%。随后,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度,持续超过世界水平。到2020年,中国农劳比降为23.2%,而世界农劳比才蹒跚降到25.6%,中国农劳比竟然比世界水平低了2.4个百分点。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十年前,中国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世界竞赛中远远落后;三十年后,中国不但赶上、而且还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再来看中国和世界在这三十年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后者可以看作农劳比在这段时期的变化量或者降低量。中国农劳比在1991和2020年分别是59.4%和23.2%,降低量是36.2%,世界农劳比在这两年分别为40.1%和25.6%,降低量为14.5%。可见,中国速度是世界速度的几乎一倍半。正是这样显著的速度差异,把中国从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赛场上的遥遥落后者,变成赛跑队伍中间组的一员。      

之所以说在2020年,中国进步到了赛跑中间组,是因为中国农劳比低于世界平均数还不多。具体排位需要的资料整理工作太多,单枪匹马无法胜任。我在这里直接使用国家统计局整理的数据,列出世界若干重要国家在2019年的农业就业比。这个比值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它和农劳比的分子相同,分母不同。前者分母是总就业,后者分母是总劳动力。在劳动统计学里,总就业+失业=总劳动力,所以,农业就业比的分母小于农劳比分母,农业就业比大于农劳比,但两者相差不大,变动趋势亦相同,因此可以同等地解说农业劳动力转移赛事。看表。该表进一步指出,中国在2019年前后,应当处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赛跑的中间国家组内,离先进组、尤其领先国家组,还有很大差距。

国   家农业就业比(%)
 中    国25.4
 孟加拉国38.6
柬埔寨32.3
印度42.4
 印度尼西亚28.6
 伊    朗17.9
 以 色 列0.9
 日    本3.4
 哈萨克斯坦15.8
 韩    国4.9
 马来西亚10.4
 蒙    古27.4
 巴基斯坦36.7
 菲 律 宾23.4
 斯里兰卡24.5
 泰    国31.6
 越    南37.4
 埃    及23.8
 南    非5.1
 加 拿 大1.5
 墨 西 哥12.6
 美    国1.3
 阿 根 廷0.1
 巴    西       9.2
 委内瑞拉8.3
 捷    克2.7
 德    国1.2
法国2.4
 意 大 利3.7
 荷    兰2.0
 波    兰9.2
 俄罗斯联邦5.8
 西 班 牙4.1
 土 耳 其18.4
 乌 克 兰14.5
 英    国1.0
 澳大利亚2.6
 新 西 兰5.7

最后要指出的是,看到中国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的中国还是不算慢也不算快的中间组国家。各国都在赛跑。中国能否保持现有水准,能否加快速度进入先进国家,还需要中国人的继续努力。在这个时刻,静下来想一想我国在1991年变成严重落后者的原因,对于我们继续竞赛,肯定是有好处的。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0期,2022年7月26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际劳工组织。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