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02年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如火如荼。从学术性最强的『经济研究』杂志，到中小城市办的报纸，从国家科研项目到个人论文选题，到处可以看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这里讨论的当然都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我在今年开通的主页上，也放了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 （“略论服务业资本”，见本网页相应位置）。当然，看一下我的网页，就会明白它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无关。于是，我就不得不面对朋友的问题：既然我有劳动价值论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讨论呢？

       我想，我的回答应当包括下面三条：

第一，当前的讨论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当前的讨论更多地出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学术本身的发展所致。出于政府的需要当然也值得研究，就象我们应企业要求作项目研究一样。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为企业作可行性研究的人，必须得出可行的结论，才能领到企业的经费；一个为政府政策而作的研究，也必须得出政策正确的结论，才能够算成果。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都将让位于获得经费和获得成果的考虑。对这样的讨论，我是不愿意参与的。

第二，当前讨论的层次浅。我读到的几乎每一篇讨论文章，都提及当前政府的想法和现实的需要。而劳动价值论是什么？那是马克思在“实验室”做出的研究结论。假如马克思的结论正确，从实验室结论到上市商品中间也有很长的过程，况且马克思做的还是非常抽象的“理想实验”。马克思即使天才，寿命也有限，不可能独自研究清楚这一过程。当前的讨论看到的是实验结论和上市商品不符，便想重新解释上市商品。这当然不错，但上市商品从实验而来，当前的讨论不愿意重新做实验，而是抓住理论和实践不相符的地方来批评理论，或者就实践来发展新理论，因此也就只能流于常识。我曾经读过几篇讨论文章。它们让我想起的是“皇帝的新衣”的另一个版本：某个会场上的听众差不多要被日心说讲演者的头头是道所折服的时候，一个儿童喊出了“真理”的声音：“但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呀。”

    第三，个人的兴趣。从我开始自觉思考的时候起，我思考的就不是『解放日报』在谈到我的时候所说的“出谋划策”。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虽然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不是为出谋划策而写，而是个人兴趣使然。出谋划策需要人，我对那样的人也是尊重的。但社会也需要不为出谋划策而思考的人，而大学教师本来便应当是离出谋划策最远、距个人兴趣最近的研究群体。不过，当经费由需要谋、策的人所分配、成果由需要谋、策的人所评定的时候，出谋划策容易得经费出成果，出谋划策者当然多，出谋划策的讨论当然如火如荼。这都很正常。经费、成果是好事，也是我之所欲，只是不要违拗自己的兴趣。当年在农村，那么辛苦，也没有想起要扭转兴趣，为村上的“批林批孔”出谋划策，以图个轻松活计干干，所以离开农村几年，才能够写出二十年后不需要修改还可以发表的文章；如今占据了大学教师的职位，仅仅做好本职工作这一条，就更要求我尽力写出基础性强时效性长的文章，而不是不断参与理论热点的讨论。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双周夜话”2002年第16期                                                    2002年7 月30日

 

 

取消学校录取新生的保留比例

 

      

       一年一度的高中录取高潮已经尾声，大学录取高潮正在到来。录取新生的标准是分数，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既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意识，也是政府反复保证实行的原则。目前，虽然比如上海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在市内各区、县还没有统一，全国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在各省间还没有统一，但至少，对特定的地区来说，考生在学校宣布的分数线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没有异议的。所以，前几个月我们的报纸才讥笑了牛津大学竟然出现某教师收钱录取学生的丑闻。然而，那些记者或评论员也许不知道，在中国每个学校录取新生时都有一定的保留比率。保留比率有多大，没有公开，但据说在上海是2％。一个大学一年若招生3000人，那就意味着它有60个机动名额。注意，这60个名额可不是为了少数民族、奥赛冠军保留的，因为这些“特殊性”各有加分标准，加分后已经纳入到正常招生中了。那么，保留的这60个名额不必参照分数标准分配给考生，学校又有什么标准可以参照呢？按照学生或其代理人给学校的特殊贡献，比如给学校的捐款？似乎没有哪个学校订立了这项标准。邵逸夫先生给国内许多高校捐过款，好象没有任何学校给了他几个新生名额。按照学校员工的投票吗？也没有听说过。按照分数分配给本来低分的本校员工子女吗？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即使是私有制的学校，也不敢提出私有者本人子女低分仍可录取的规则。当然，各学校都是高智商的知识分子成群，他们肯定能够订出若干标准来录取这2％的名额。问题只是这些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是是否符合一般规则。

    就我推论，这里的标准就是完全违反一般规则的权和钱，而且权第一，钱第二。当然，各个学校可以公布近年来录取2％新生的实例反驳我的推论。我愿意在事实前面承认我的推论错误并赔礼道歉。但在这之前，我将坚持认为，以权、钱为标准的2％保留录取比率，是一个极其腐败、极其令人厌恶的制度。如果说牛津大学会偶然出现收钱录取的事情，并且大家都知道那样做违法，那么，在中国，这样腐败的事情竟然被纳入了正式制度，从而不再违法，不再受到记者和评论家的讥笑，可见中国的正式制度本身是多么地必须改革。当然，这几年，据说招生制度有了很大改进。在这2％的招生中，纪律检查委员会、反贪污局以至检察院都加强了监督。但一个腐败的制度不会因为强化监督而改变其性质，反之，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把腐败抑制在一定程度内，而其实际作用则是延长腐败制度。为新生录取规定的保留比率，这本身就没有任何理由。既然政府已经为比如少数民族青年、为智力特别优秀的青年，为华侨、烈士以及其它特殊人群的子女规定入学的优惠分数，那么，留给学校的保留比率便只能是给凭特权取得优惠、而又拿不到台面上的人群，而这样的优惠便只能是鬼鬼祟祟的“权利腐败”。在以代表最广大人民为口号的中国，在以育人为使命的学校内，竟然还存在着这种制度，不能不说是对包括我自己和我所在学校在内的中国人、中国学校的极大讽刺。这样的制度没有任何“改进”的余地，只有彻底取消。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期                                                         2002年8月28日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期                                                  2002年12月31日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年12月29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7期                                                             2002年3月28日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

“双周夜话” 2002年第12期                              2002年6月6日

 

 

我所认识的生永

 

我第一次认识生永，是在去年暑假。那天我正在系里值班，他来了，个子不很高，穿着也还朴素。通过姓名之后，他点了一支烟，然后问我：

“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是不是？”

“有时高兴，就动动笔，”我回答说。

“想不想发表呢，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

“还没有想过。”

“不要紧，想发表的话，我可以帮忙。”他打开话闸，谈了一气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内幕后，郑重地告诉我：“没有熟人，你是别想在报纸上发表东西的。”

“是这样吧。”也许是看过了巴尔扎克的“幻灭”—— 那里对新闻界内幕有精彩的描写—— 我对他的话不大感兴趣，虽然他谈的东西也有些中国特点。

他似乎很会揣度，又聊了几句便走了。开学后我知道了他的一篇暑假调查，已经被报社打出了小样。

他在学校里很不引人注意，上课来一下，下课便回家。在他去年统计学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听说他的外界交往时间太多。接着，他偷窃一千多元现金的案子发了，学校给了他一年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这才为大家所知道。

偷钱，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还债，而这债，是他在交际和谈恋爱时欠下的—— 不过也仅仅是听说。但这些也都好理解。交际多，特别是象家庭舞会之类的交际，是他能够在报上发表文章的诀窍之一，而人， 又都是想出名的。恋爱以至于同居，也许可算是七年知青生活的一个后果吧。迟来的感情，是更容易战胜理智的。偷钱无疑是错误的—— 虽然对方很有些钱—— 特别是偷的手段令人发指：用过量的安眠药使人家沉睡。

生活的目的。对于一部分大学生来说—— 我自己可能也是 ——只是舒适的工作、受尊敬的地位， 和称心的爱人。这也不能算错，只是需要了解生活本身的限制，而生永，正是超过了道德的现实界限。

今年暑假，我仍然在学校值班，然而却听到了生永作为情场的失败者而死的消息。生活的目的仅仅是爱情，—— 生永对于爱情是认真专一的，生命之火当然是很难保持旺盛的。人们是应当热爱生活的，但生活，并不止于爱情 ——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生永死了，他留下的无形的痕迹很快也将被忘却之神抹去。但生活，却是永存的。

 

                                                                                                  写作于1980年9月3日

 

（附记：日前去南京大学，忆及在那里的学生生活，想起大三时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篇文字。回沪后竟然还找到了原稿。二十多年沧桑，所见所闻多已与时俱进，但似乎心得体会，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今日再写类似主题，亦不会比那时更有进步：所以便拿它充作本期的“夜话”。    2002年6月4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21期                                                          2002年10月8 日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做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良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