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02年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期                                                         2002年8月28日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期                                                  2002年12月31日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年12月29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7期                                                             2002年3月28日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

“双周夜话” 2002年第12期                              2002年6月6日

 

 

我所认识的生永

 

我第一次认识生永，是在去年暑假。那天我正在系里值班，他来了，个子不很高，穿着也还朴素。通过姓名之后，他点了一支烟，然后问我：

“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是不是？”

“有时高兴，就动动笔，”我回答说。

“想不想发表呢，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

“还没有想过。”

“不要紧，想发表的话，我可以帮忙。”他打开话闸，谈了一气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内幕后，郑重地告诉我：“没有熟人，你是别想在报纸上发表东西的。”

“是这样吧。”也许是看过了巴尔扎克的“幻灭”—— 那里对新闻界内幕有精彩的描写—— 我对他的话不大感兴趣，虽然他谈的东西也有些中国特点。

他似乎很会揣度，又聊了几句便走了。开学后我知道了他的一篇暑假调查，已经被报社打出了小样。

他在学校里很不引人注意，上课来一下，下课便回家。在他去年统计学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听说他的外界交往时间太多。接着，他偷窃一千多元现金的案子发了，学校给了他一年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这才为大家所知道。

偷钱，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还债，而这债，是他在交际和谈恋爱时欠下的—— 不过也仅仅是听说。但这些也都好理解。交际多，特别是象家庭舞会之类的交际，是他能够在报上发表文章的诀窍之一，而人， 又都是想出名的。恋爱以至于同居，也许可算是七年知青生活的一个后果吧。迟来的感情，是更容易战胜理智的。偷钱无疑是错误的—— 虽然对方很有些钱—— 特别是偷的手段令人发指：用过量的安眠药使人家沉睡。

生活的目的。对于一部分大学生来说—— 我自己可能也是 ——只是舒适的工作、受尊敬的地位， 和称心的爱人。这也不能算错，只是需要了解生活本身的限制，而生永，正是超过了道德的现实界限。

今年暑假，我仍然在学校值班，然而却听到了生永作为情场的失败者而死的消息。生活的目的仅仅是爱情，—— 生永对于爱情是认真专一的，生命之火当然是很难保持旺盛的。人们是应当热爱生活的，但生活，并不止于爱情 ——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生永死了，他留下的无形的痕迹很快也将被忘却之神抹去。但生活，却是永存的。

 

                                                                                                  写作于1980年9月3日

 

（附记：日前去南京大学，忆及在那里的学生生活，想起大三时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篇文字。回沪后竟然还找到了原稿。二十多年沧桑，所见所闻多已与时俱进，但似乎心得体会，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今日再写类似主题，亦不会比那时更有进步：所以便拿它充作本期的“夜话”。    2002年6月4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21期                                                          2002年10月8 日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做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良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

“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