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02年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双周夜话”2002年第20期                                                          2002年9月24 日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

“双周夜话”2002年第15期                                                    2002年7 月17 日

 

 

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我开蒙很迟，25岁以后才接触到高等数学，知道世界上有“条件极值”问题，就是在若干约束条件的限制范围内，找到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目标值。后来我到经济学专业工作，才知道这个数学问题原来是经济学的核心。人称数学是抽象科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大概也因为此吧。

人生也是一种经验，每日每时真实出现的经历形成了一生的经验。人生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抽象为“条件极值”问题呢？本质上可能不是。因此目标就难定义，惶论量化并找出“最大值”了。所以，自己尽管在经济学专业工作多年，天天和条件极值问题打交道，可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大化”问题。

不过，即使不追求最大值，即使仅仅想平平常常地生活，一个人也得面对许许多多约束条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严格约束。作为教师，备课时间、内容、资料、自己水平，都是把课上好的约束条件。想写篇文章，思路、文献资料、数据、时间、发表、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都是约束。即使不考虑为下一次职称升级、为按照字数发钱的奖金，或者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写，而仅仅打算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文献、时间、检查制度等等，也同样起着约束作用。至于想通过一场考试、计划一次活动、甚至准备一餐美味，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真个是人生无处无约束。而纵观人的一生，或者就象自己，回顾五十年的人生，似乎也都是在不断的、多方面的限制下展开的。说到底，一个人只能在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先天和后天约束条件下发挥自己。这些约束条件已经给我们每个人划出了无形的界限，我们只能够在这些界限内活动。

    这个道理，是我在农村生活期间明白的。不过，那时我也开始明白，我们所感觉到的许多约束条件，事实上并没有对我们形成限制或者严格的限制。形象地说，如果生活给我们划出的界限是一个半径为10公尺的圆，那么，我们一生的活动，可能从没有超出距圆心5公尺的范围。是的，既然圆周就在前面，为什么还要向前呢？但这样一来，生活的约束便失去了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限制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在5公尺范围内。也许，我们应当反过来问：既然圆周还在前面，为什么不再向前呢？其实，只要我们向外再前进一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大得多，我们就能够实现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所羡慕的人所做的，说到底是比我们朝着生活的界限多走了几步，甚至他们往往都还没有触及到界限。所以，如同我们在求解数学上的条件极值问题时必须检查约束条件是否有效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应当经常问：约束条件有效吗？我自己的体会是大部分约束条件不象乍看上去那么有效。甚至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约束常常也是无效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对所有人相同的限制面前，各个人的生命表现是那样地不同。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年10月22日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双周夜话”2002年第19期                                                        2002年9月10 日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在今天的中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中国，贫富不均现象是难免的。今后，不穷不富的中产阶层可能会多一些。但中产人士仍然希望富裕，而穷人当然更愿意富起来。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好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我想，简单地说，也许是一个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的制度。

       让穷人有希望，就是使他们相信，只要肯吃苦、肯努力，他们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情形就是如此。当年我在江苏农村时，政府规定每个农民每年口粮最高额是600斤原粮（相当于400斤米吧）。在没有肉、没有其它副食品的时候，这笔口粮是填不饱肚子的。但年成再好，收获再多，“多余产品”也只能交给政府。同时，除了务农，政府不准农民做这做那的挣钱。因此，农民就是肯吃苦、肯努力，他也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富裕起来。个人没有富裕的希望，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富裕的希望。好在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20年。现在，农民收获，是交了国家的，剩下自己的：田种的好，就能富裕。如果他还从事其它行业，还能千里流动，寻求机会，他的致富可能性将更大。而在中国，一旦农民有了致富希望，中国的富裕就是早迟的问题了。

       让富人有保障，就是使他们放心，他们的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不能限制他们应用自己的财产。孟子早就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产之恒者，就是永久性，至少在可以想象的未来时间内不会变化，这样，富人才能有恒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

       让穷人有希望和让富人有保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人没有保障，穷人就不敢存富裕希望，小康足矣；穷人没有希望，富人便保障不了。在我看来，尽管我亲身经历过的穷人没有致富希望的那20年给我们的教训是那么地刻骨铭心，但在中国历史上，让穷人有希望这个问题解决得是比较好的。就象范进那穷途潦倒的生活、市侩庸俗的环境，一朝考得高分，金榜题名，立即就有了房子、银子，摇身一变就进了富人阶层，这在其它国家绝对不可想象。可是中国没有解决好让富人有保障的问题。别说皇帝一句话，财产马上充公，只是那每隔几十年，顶多一、两百年，就有一场杀尽富人的起义，也是其它国家不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富人有无保障的问题，而非穷人有无希望的问题。中国要想长久富裕，最终避免历史上的兴乱循环，让富人有保障，使他们有恒产有恒心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让富人有保障的途径，不是压制穷人，而是鼓励富人有道生财。努力致富的人是社会上很有能力的一批人。一个限制他们致富的制度肯定不是一个好制度，但一个鼓励他们致富的制度不一定是好制度。一个好制度应当仅仅鼓励他们依照合理的规则致富。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制度才不但能够让人们富裕，而且能够在道义上、法律上和实践上永久性地保障富人。如果一种制度太多地让人去发不义之财，那么，富人包括有道致富的富人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为中国的长久考虑，为富人考虑，中国需要的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制度，而是让和仅仅让每个人合法富裕的制度。

“双周夜话”2002年第10期                                                    2002年5月7日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