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04年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期                                                         2004年12月9日

 

 

还是说一说好

—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 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 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 可是仍然和你一样， 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 朋友， 还是说一说吧。

 

                                                                                               2004年12月9日初稿

                                                                                               2004年12月10日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生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双周夜话”2004年第19期                                     2004年9月28日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社会热点问题变得不甚关心了。有一段时间家里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后也很少看新闻，而电视新闻往往也不播送热点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或者私有化的问题，我直到2002年夏天才意识到 ――当时一位刚得到企业很多股权、但对自己的一日暴富又觉得不妥的朋友找到我的门上。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走了多远、国企的私有化又是多么黑暗。一旦我意识到它，我就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私有化的规范化。尽管我开始查找文献，了解私有化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从我意识到它开始，我就强烈地感觉到私有化必须公开（public and open）：公开信息（let information public to all）， 公开竞价（let pricing negotiations open to all）。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对于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的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无论国情、厂情多么特殊，只要一个国企搞私有化，公开化就是第一位的。

       确实，我们在中国建立的许多理论，分别从公平、从效率、从可行、从政治过程、从法律框架、从经济人、从不完全信息、从自发行为、从企业家定义、从治理结构等许多角度出发，支持或者反驳地下私有化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如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有力：大家的东西大家管。而大家管的前提就是对大家公开，public and open to all。

       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好些理论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偷窃：偷窃收益小于偷窃成本；偷窃收益小于被发现的概率与处罚额之积；司法机构查证偷窃的成本小于法院确证后处罚偷窃的收益，等等。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明白所有这些理论都远远逊于幼儿教育的一句话：不偷窃。

       因此，在我们发展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我们自己孩子的榜样所应当具备的某些基本品质。只有在这些基本品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理论，谈特例，而不是用后者来抹杀、否定或者大范围地限制它们。比如对于不偷窃，我们不能够用公平（别人都偷）、用效率（偷更容易得到）、用可行（偷很难被发现）或者其他理论来支持，不管这些理论看上去多么科学、模型多么精致、逻辑多么严密。

       同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问题上，公开化是第一位的。只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不偷窃的品质，还不用公平、效率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为偷窃辩护，那么，在国企私有化方式上，他就会要求公开化。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公平、效率、可行等各式各样的理由，也不需要不同理论的共识。这是因为，就像不偷窃一样，国企私有化的公开化，从本质上说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科学，不是理论，而是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是科学的逻辑或理论的精巧，而是类似天主教上帝的救赎召唤或儒家先哲的求仁欲求。它们不属于任何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但它们是比所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人的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就像欧几里德的五个公理构成了欧氏几何学的前提一样。就国有企业私有化来说，只有在公开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讨论如何私有化，讨论为达到私有化的不同目标并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最好地实现其中某个目标或者某些目标集合的私有化方式，讨论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展开学术的论争，并对实践发挥不同的作用。没有了公开化，全部私有化理论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私有化理论证明私有化需要公开化的原因，也是我所知道所有全世界现存的私有化理论、私有化模型都把私有化的公开作为前提（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原因。因此，我们实在不必要把私有化是否应当公开化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应当回到它的本来性质：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行为处事的准则。

“双周夜话”2004年第17期                                      2004年8月31日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近来一些中国网站开始大规模地争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次讨论的缘起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公司财务学研究的国际一流学者郎咸平对中国包括海尔、TCL这样著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公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据说他就此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我在网络上还没有找到他的报告。但直觉告诉我，他抓住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私有化的规范问题。同时，他抓住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具体案例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中国公有（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严重性。这种方式比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强调现行私有化方式的错误和危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中国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而私有化必须公开和规范。

近十年来，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不争事实。尽管网上和网下的媒体全都忌讳私有化这个词，而使用似乎只是改变经营权的“民营化”字眼来指代私有化的事实，但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经理抑或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从事的国有资产“改制”是改变所有制，是把它改成私有制，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化。为什么要私有化？原因很多，这里只提及一条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意为别人打工，而希望为自己打工。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合理的，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让这些人不但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剩余（即收益分配的）控制权，而且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出至少也愿意打工的经理，既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节制不愿意打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既然经理们在私有化之前已经用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那么早一天私有化确实比迟一天私有化好，因为迟一天私有化，国有资产就多流失一个亿甚至十个亿。就此而言，私有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之路。我读的郎咸平言论不多，但似乎感觉到他可能反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比私有企业差，国有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但他这样论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既没有任命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建立对他们的公开奖惩机制，更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的有效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或者驻企业特派员，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维持的。如果不私有化，它的结局就是被西装笔挺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偷走一部分、浪费一部分并最后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郎咸平先生规范私有化的观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私有化与否，而是私有化规范的与否。私有化本身的正确并不同时意味着私有化可以不加规范，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使中国富裕起来的）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邓小平所用的猫恰巧是市场经济。如果他在这个口号下用勃列日涅夫强化计划的猫，这个口号就是错的，尽管邓小平也能够用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经济成绩证明其暂时的正确。在今天，“不管白猫黑猫，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用的猫，恰巧是不公开不规范的私有化方法，是官员和经理的腐败和偷盗起着重大作用的私有化方法。腐败和偷盗确实能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向四人帮1976年上台的话也会振兴中国经济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都不会稳定。而应用目前的私有化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稳定的私有制。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保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可能稳定地保护私有资产，就像一个不保护私有资产的国家也不可能稳定地保护国有资产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怪圈。中国只有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才有希望。然而，由于大规模公有资产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非理性甚至暴力，所以，中国走出怪圈的希望仅仅是在建立私有资产的关头，仅仅在于公开地规范地建立私有制。用欺骗的腐败的方式私有化的结果，将可能是为下一次公有化准备条件。当然，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一事一议的经济学理性范围。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本来可以把私有化做的公开得多、规范得多。比如，由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决定上市的私有化公司可以送给或者低价卖给经理和职工的股份比例范围、送给或者低价卖给政府官员的股份数量范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公布私有化的主要程序和日程；聘请社会贤达或者处在公开化言论监督下港澳台专家观察若干私有化案例；对已经私有化的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作出评估；对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出现的变动发出公告；对私有化的收入做专项管理等等。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不具备出售尤其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资格。由人民代表大会对私有化作出基本规范，这是私有化取得合法性的第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下一步的私有化（或者媒体用词“民营化”）应当能够公开地规范地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