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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10期                                2006年5月29日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象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peasant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peasant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peasant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但peasant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peasant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peasant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peasant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peasant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peasant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英文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景北

2006年5月28日于上海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夜话”2006年第17期                                               2006年9月29日

 

感谢提醒和批评

 

　　几天前，署名为“一位关注您名誉的普通学者”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我，在我从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位离任之前，曾向教师发放科研启动费。自愿领取该启动费的每位教师个别和学院签订科研启动费合同， 其大意是在未来两年内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作者单位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包括译著并达到一定质量；若完不成合同，所领取的科研启动费需要退回。现在两年已经过去，那位朋友听说我本人也没有完成合同，因此关心地问我“如何让那份协议生效?”

 

　　收到这封信，我很感动。作为和那位朋友一样的普通学者，除了亲友外，还有人关心着我，对我寄托着希望，希望我保持名誉，这是我的福气。在今年第一期“夜话”上，我翻译了小洛克菲勒的“我相信”。他相信的一点便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我也相信这一点，而且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不过，自我要求虽然重要，但它是绝对不够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回避甚至忘却某些不乐于正视的事情。因此，在一个人的自我要求周围，必须有许多人的希望、提醒、批评、警告和反对，这个人才必须面对自己的软弱，勇敢地正视自己并且坚定地实行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没有后面这样的社会机制，一个人的天性即使非常高贵、正直，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某段时间内获得了很好名声，他要在所有重要事情上、在一生获得好名声，依然是不可能的。就关注我名誉的那位朋友提醒我的科研启动费合同一事，我自己便没有完成。由于我离开了上海财大，我不再需要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实施这些合同，因此，我很容易“忘却”这件事情。但那位朋友的提醒，却让我不得不直面两年前亲笔签字的合同，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良心和世人的监督，而不再能够用“忘却”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人格错误和名誉损失。所以，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关心我的所有其他朋友、其他人。

 

　　也许有人会说，写这封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是个坏人，想把我逼到角落，逼我受损失（金钱损失，以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其它没有完成合同的教师对我的抱怨）。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世界上确实有坏人，网络又使得我们无法辨认发信人的身份和动机（当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用其它名字发言发信时，别人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可是，既然我们无法辨认别人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呢？难道我们希望别人在读到我们的网络发言前先把我们看成坏人吗？就关注我名誉的朋友的这封信来说，在数额有限的科研启动费和价值无限的个人名声之间，无论希望我重视前者还是后者的朋友，都值得我感谢，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在为我着想，都希望我生活得尊严一些、愉快一些、舒适一些。只是他们想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同时，把向自己提出意见、批评甚至激烈反对自己的人想象成好人而非坏人，这一念之差，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值得我为之工作、为之奉献，我的心就充满着温暖，生活就充满着阳光。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没有必要抱怨别人、抱怨世界。人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好的，又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坏的。然而，归根结底，在一个人的心中世界是怎样的，在这个人的眼中世界就是怎样的。把别人尤其批评者设想成好人，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自己也会无形地变得更好，一个人也才可能永久地获得他的最高价值――名声。

“夜话”2006年第13期                                    2006年7月11日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在2006年7月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提出的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得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法，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人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夜话”2006年第6期                                                            2006年3月29日

 

我为上海财经大学鼓掌

 

       两年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向上海财经大学领导提出辞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离开财大的请求。长期在美国德州任教的田国强先生早就有为国内经济学教育一显身手的情怀。上海财大校领导更愿意为学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增强经济学基础，更希望学校有一个走在全国前面的经济学，于是在接受我辞职的同时，欣然聘请田国强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在那个时候，我曾为上海财大鼓掌、为田国强先生鼓掌。

 

       今天，在上海财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换届的时候，上海财大决定和准备继续聘请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担任这些院长职务。对此，我再一次为上海财大鼓掌，为刚刚担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张欣先生鼓掌、为准备担任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的先生们鼓掌。

 

       2003年上半年我受聘为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据说那是国内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的领导由“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人担任。如果此说属实的话，经济学教育从说教式的宣传、心得式的“研究”向可争辩的阐述、可证伪的研究转变的大趋势，终于开始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我在任时期，经济学院开始全面而非局部、公开而非私下地向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转型。田国强不但熟悉现代经济学，做过杰出的研究，了解众多北美的资源，而且过去便已经在国内建立起威望和网络。他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上海财大校领导慧眼所识。一年多来，田国强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大手笔的举措，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带上了全新的台阶，现代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院扎根：经济学教育走上正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始学术化；严肃的研究气氛形成，高层次的研究平台开始建立。

 

我的辞职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借助这个偶然契机，上海财大开创了一条倚重在海外取得学术成就并且熟悉现代教育制度的华人回到祖国领导和重建经济学教育的道路。田国强一年多来的成功表明这条道路是能够走通的。林毅夫、邹恒甫都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过。但只有上海财大才开始倚重海外华人直接领导和改造体系内的经济学院，只有田国强才开始直接管理和塑造体系内的经济学教育。今天，上海财大决定把这条道路拓宽到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聘任海外华人学者直接领导这些学科的建设，我作为校友表示衷心的支持。

 

环顾国内，在四十到五十五岁年龄层次上，我们虽然能够发现一些足有成就的学者，但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而难以象田国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地高校（即使是象上海这样的外地）。这个年龄段的其它学者，大部分不但是在政治教育式的政治经济学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了解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状况以后，也没有依靠自身的修养训练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上海财大肯定希望在国内聘请到能够带领学校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诸学科与现代教育和科研制度接轨的学者。上海财大令我敬佩的地方，是它在无法实现这一希望的时候没有屈就，为了学生、为了历史（上海财大主要领导都有文史底蕴），它勇敢地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对全国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都将发挥强大示范效应的道路。

 

    当然，上海财大的道路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即使上海财大内部也有学院在国内学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现代教育和科研道路。以引入海外学者为特色的上海财大道路虽然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前面的路还很长。田国强在经济学院成功的同时，既有改善的需要也有前行的任务。众多海外学者担任院长以后，他们和校领导的沟通、和教师的沟通、他们自己之间的沟通，都需要他们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现代化是项艰巨的事业，走在前面的上海财大和它的各个专业学院尤其艰巨。在这里，与实现现代化教育和研究相比，现代化校园的建设只是一项简单的工艺。在高校重建具有学者良知和风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才是高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不但是对高校领导的挑战，是对高校现有教师的个人挑战，而且是对从国外引入的每个学者的个人挑战，因为对后者来说，溶入高校的小市民教授圈子，是太容易了。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尽管海外学者的领导作风会有不逮、工作方法常可商榷，但上海财大的道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也是更优的。我为这条道路鼓掌，我为上海财大鼓掌。

“夜话”2006年第19期                                               2006年11月15日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希望和我交流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所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基本上都是以2050年为一个里程碑。在2050年以前，可以积极发展非公制经济。到205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认为那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转变条件。对于2050年以后是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看到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政策，我自己认为到2050年会不会又重新回到1953至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改造的形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到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要被消灭。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生产社会化是本质要求.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真诚讨论态度让我感动。任何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否则思想就无从争鸣、理论就无从前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想法。我不同意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可是，在支持他转变想法的同时，我同样支持他坚持和扩展他的想法。思想是平等的。不管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是否与官方观点一致，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是否与我的或者其它任何人的观点一致，他都和官方、和马克思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拥有同等的权利表达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2050年以后”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忌讳的问题。然而，经历过最近五十多年尤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成年人，有几个人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敢于面对未来的是年轻人。未来属于年轻人。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到2050年时应当是60来岁，正是担任中国和世界领导人的年龄。因此，年轻人必须而且应当考虑和讨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样，中国才有方向，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才可能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我不同意这位年轻人的想法。首先，他对2050年中国经济制度的考虑建立在马克思的著名断言“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都背熟了这个断言，从而形成了对公有制的“自然”好感。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个断言至少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希望它成立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有艰苦的思维工作要做。我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一回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前者到后者是否存在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还是一种断言，而非逻辑论证。几百年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问题是，第一，假如承认马克思的观点，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多高，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成为必然？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有个小于100％的上限，因为总有一部分生产是为了生产者个体或生产者组织自己或者当地使用而生产的？如果有上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所要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高于这个极限。第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即使能够达到100％，它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链条如何建立？第四，如何排除高度社会大生产也能够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逻辑可能性？比如，微软公司为全世界生产视窗软件，它是否就必须（不仅仅是应当）由全世界人民所有呢？或者，我们也许能够设想一种经济状态，全世界每个企业都是私有的，都为了自己的利润目的而生产，却又都把全世界人民作为顾客而生产。这是一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证明这种状态的不可能性。可是，我没有看到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哪个人做出过类似证明。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种状态会发生经济危机。可是，一种全世界的公有制，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读到类似的论证。因此，在我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是一种信念。信念可以启发思路，个人实践它是个人的自由，但用它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实践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需要逻辑。我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年轻朋友的专业和化学有关。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个化学家有权利至死坚信某种化合物存在的必然性，但他必须通过逻辑设想出生成这种化合物的可能过程，他才可以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化学实验。

 

其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的社会化是全世界的，而非一个国家的。因此，马克思“本质上”否定了一个国家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斯大林。他的理由是他的苏联已经在一国内实现了公有制。当时的苏联没有人敢反驳斯大林，他的论证自然成立了。马克思理论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的年轻朋友谈的是马克思，我们的讨论先假定马克思是正确的。如果假定斯大林是正确的，我们则需要从另一个出发点开始讨论。

 

再次，根据马克思理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同时是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本人甚至用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描述那种社会。确实，没有个人自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政治权势者所有制的美丽面纱。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比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令人厌恶。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的制度。一个人首先必须在心理上达到内在自由，他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个从内心就对权势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满怀恐惧的人，不具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格。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一个看着权势者眼色生产的人，也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即使生产的社会化可能（注意，不一定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没有人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也肯定不会出现。其实，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如何使用生产资料的决定，可以要求改换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担心任何迫害，否则的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无从谈起。可是，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相容，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因此，根据我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2050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2050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205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中国的生产社会化即使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建立不了公有制，因为普通中国人要改变“伴官如伴虎”的恐惧心理，需要的时间更长得多；第三，如果中国在2050年或者以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公有制，那一定是政治权势者的所有制。

四十年前即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这一年起，全中国的中学、大学不再招生。原定1966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全国几百万名六年级小学生，必须等到1969年才能升学。

我很幸运，1965年进了中学，因此，虽然我“没有赶上巴黎公社、没有赶上十月革命、没有赶上打蒋匪”，可是赶上了中学，“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打倒刘少奇”。千百万大学生、中学生和全中国人民一直革命到1968年。那一年，革命终于无以为续，而农村成了城市大、中学生唯一可能的归宿。

在我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就是1966到1968的三年，那暴风雨般的三年，那不上课、不工作、所有学生都成了职业革命家的三年。现在所说的文革十年，加上了1969到1976的七年。其实，那七年无论对红卫兵、对走资派、对中国历史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只是强弩之末，只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勇气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而有名无实地延续着而已。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1966年10月18日，我卷在一百多万红卫兵的汹涌人潮中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巨大场面。同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在沙皇检阅军队时的感觉：沙皇“只要说出一句话，这支庞大的军队（他自己虽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砂，但是他和这支军队息息相关）就要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所以一知道这个人就要说出这句话，他不能不颤栗，不能不为之心悸。”是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也不能不让亲历者颤栗和心悸。托尔斯泰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被划为禁书。如果说，1966年时13岁的我还不明白巨大的群众运动既可能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也可能犯下凶残和暴烈的罪行，那些读过托尔斯泰的大学生们、成年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的中学班主任是俄语老师，他肯定读过托尔斯泰，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他这样说，他立即会被我们学生当成“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可是，在形势走到极端之前，为什么他不对我们说说托尔斯泰呢？现在，我自己是成年人，读过托尔斯泰，又处在言论虽然受到限制、但毕竟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宽松得多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虽然不可预知、却可能重演历史的未来，面对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包括无法理解我自己当年日记的青年人、少年人质询的眼光，我愿意说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既是毛泽东维持个人专制采取的一个残酷手段，也是中国人建立理想社会进行的一次野蛮尝试。一方面，它把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推到极端从而彻底暴露了它的不可行性，另一方面，它把中国历史荡秋千似的轮回在二十世纪推到极端，因此给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添加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风险。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全民性的红色恐怖和人民的部分政治自由。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它和中国历史轮回的关系也围绕这两个特征展开。

1. 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裁专制的一页。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一切行动以毛泽东的话为准，而且一切思想也以毛泽东思想为准，任何有违于毛泽东的话和思想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都立即受到暴力惩罚。类似状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但从来没有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烈程度。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它发生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中国人都被组织在工厂、学校、生产队等单位里，连老人和幼儿也被居委会或者生产队管理着。通过无所不包的组织，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通过每一个人对其它每一个人的监视，任何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行都会被发现，被公开处罚。而红卫兵作为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的青年群体，首当其冲地承担了发现和处罚这类言行的责任；第二，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专制不但在思想上认同，而且上升到情感上的一致。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每天早晨听到的“东方红”乐曲，作为文化大革命一大特色的“毛主席语录歌”，到处展开的用个人经历讲述的“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用个人心理变化描述的“斗私批修”（斗私心杂念、批修正主义），政治对纯个人领域如上学、劳动、衣着、娱乐、甚至恋爱（无产阶级的爱情）的全面统治，在强烈抑制人的普通情感的同时，又把人对爱、对心灵抚慰的需要，转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情感。而正是第二点，让每一个人对其他每一个人的监视成了人民大众的自觉行为。也正是第二点，不但使得许多与毛泽东从未有过个人交往的人在毛泽东去世时痛哭流涕，而且使得在1968年以后吃尽苦头的当年红卫兵，就像大多数人难以忘记初恋那样，难以放弃自己对毛泽东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程度可以用一个词表示：“红色恐怖”。它是红卫兵引以为骄傲的一个词汇，是保证革命理想实现的革命方式。它和红卫兵所说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相对立。然而，那时的白色恐怖仍然容许鲁迅的生存、容许大学教授在书刊上公开宣称自己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红色恐怖则认定非马克思主义言行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这样的言行不但不准公开，即使私下里对配偶、孩子、朋友说过，后者也必须把它们揭发出来，因为这样的言行必须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惩罚首先是暴力的，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和行政处理层次上。所以，红色恐怖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新高度。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不允许出现在报刊和课堂上。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外，任何人的作品都被翻出来检查一遍，任何人的言行都被拿出来清理一通，以便发现他们反对毛泽东的可疑之处。而一经发现，被指责的人就不但在尊严上，并且在肉体上受到伤害。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人的去世，绝不仅仅因为尊严扫地，而且也因为甚至首先是因为难以承受的肉体惩罚。我所在的南京市第九中学，好几位教师在文革中自杀，其直接原因都不是因为受到的大字报批判，而是因为受到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特别是恐怖性质，不但今天，就是一千年后也无须证明。翻开1966年到1968年期间的任何一份中国大陆报纸，读者的第一个感受将是恐怖，是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绝对权威，是红卫兵和普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是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任意认定和惩罚，是没有人性、没有理性的恐怖。

2. 专制下的局部政治自由

在认清文化大革命恐怖性质的同时，我要指出它的自由一面。按照官方的正式用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动乱转个身是乱动，而乱动必然意味着自由。没有行动自由，谁能乱动？没有思想自由，谁想乱动？有了自由，才能够乱动；而几亿中国人的乱动，才形成动乱。然而，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又需要和上一节讲的专制与恐怖协调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便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专制往往被视为抽象的国家专制或者皇权专制。这一点虽然正确，但它必须用具体的社会专制来补充。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每一级政权对下都是专制的。一个中国人不但生活在抽象的国家专制中。他也生活在具体的单位专制、社区专制中。一个普通中国人日常体验到的专制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自己所在企业、村庄、机关、学校、社区领导的专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中国人不会把日常体验的专制和国家专制直接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喜欢包青天，古典小说喜欢描写“挡轿喊冤”，就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亲身体验的社会专制和京城皇帝的国家专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1949年以后出现的社会专制中，单位专制特别突出。单位是中国社会在1949年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中国所有劳动者都被组织在这个或那个单位里。只有加入某个单位，中国人才能够参加社会劳动，和取得生活资料。问题是这样的单位不仅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性的，是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体系。每个单位都有执政党组织并且掌握该单位最终领导权，无论这个单位是工厂、生产队、学校、幼儿园、研究所、福利院、街道。正是通过这样的单位制度和单位专制，中国的专制控制到了每一个人。这个专制制度的运转机制是政府对各个单位的考核指标为各单位的专制程度：没有自由思想者或者自由思想者被单位遏制住（以至于政府与外界以为那里没有自由思想者）。专制程度越高的单位，越是被评价为“好”单位，单位领导人的升迁可能或物质利益越大。但是，各单位在实施内部专制的时候，单位领导人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1） 把专制实施到比政府希望的程度更高。比如许多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经济、文化、环境的改进建议等，也许是政府所希望甚至非常希望听到的，但由于它们必须首先在单位内部提出，因此反而因为其新意或与单位领导不一致的“自由”而受到压制；2）单位领导人利用自己在本单位不受监督的权力而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这两种倾向是单位专制的必然结果。对生活在任何一个单位内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得承受这两种倾向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具体的社会专制尤其单位专制虽然是中国国家专制的基础，但各级专制政权和专制单位对下滥用权力的趋向严重到一定地步，却又危及人民对国家专制者的信任和国家专制本身，因此，皇帝总是采用各种手段抑制地方和单位专制的滥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手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所在的中学，最早被当成批斗对象的是当时的校长。这也许是市教育局的决定，是自上而下的。可后来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教导主任纷纷成为批斗对象，虽然可以说是毛泽东“伟大的战略部署”，但至少这一部署的实现方式，在我的中学里，是学生和教师自由地、没有恐惧地对学校官员“修正主义”言行的揭露和斗争。其实，市教育局作为地方政权的一部分那时已经瘫痪，局长和其它领导官员都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不可能再对中学文化大革命做出指示。另一方面，即使它还能够指示，学生也会用怀疑、批判的态度对待它甚至反对它，因为它毕竟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本人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单位、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都是如此。毛泽东可以指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走资派，但他不知道上海市教育局或者黄浦区谁是走资派。这就给红卫兵与民众很大的自由余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检查那些局长们、区长们的言行，发现他们有“修正主义迹象”就可以把他们拉下马。因此，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时，我们不应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民众获得的局部政治自由。

乔治·W·布什曾经说过，人类几千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是把自己的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只能够从笼子里行使权力。当然，这个笼子要关的，不仅仅是作为总统的布什，而且包括了各级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学校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居委会、工厂、学校、区县机关到省、市政府和国务院，中国的统治者都被关进了笼子。唯一幸免的只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还不够吗？这样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标准用词）难道不是一种自由？中国历朝历代都反贪官污吏，但哪一次把大多数官员交由民众自由地揭发、批斗的呢？文化大革命是仅有的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格的服装、多吃多占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甚至夫妻在大街上搀手也属于资本主义行为。修正主义只是比资本主义弱的一个用词。但是，在反对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却是批斗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党政官员。文化大革命之前，官员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专横跋扈、争抢荣誉、造假欺骗等这些如今常见的现象还很少有。一个官员只要多强调物质利益（即使不是他本人的物质利益）、只要对工作有过怨言，只要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不力，他就会成为走资派，更不用说现在常见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行为了。然而，即使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员没有现在这般“可恶”，如何监督他们仍然是中国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特权的滥用、社会的腐败、道德的堕落，首先表现在皇帝以下的各级政权官员的身上，而不表现在皇帝本人身上。因此，皇帝也需要监督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一场整肃皇帝以下官员不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它和以往各个专制朝代同类运动的一个区别在于用词不同：文化大革命用词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的用词是反贪官。

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1949年后试过许多种方法，但是都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才是他找到的好方式。他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位中学朋友认为：“如果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官就会成为畏途”。确实，假如今天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村长乡长、校长主任知道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敢不小心翼翼呢？七、八年这个周期，和法国总统五年选举一次的间隔相差不大，和美国、德国官员若连任两届共八年的时间几乎相同。每隔七、八年把官员关进笼子一次，让民众自由地没有恐惧地批斗他们，和西方国家每隔四、五年重新选举一次官员，多少有相同之处。就此而言，和西方人发明的自下而上的自由选举类似，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发明的自下而上自由批斗官员的方法。

3.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1976年以后，中国正式放弃文化大革命，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权利。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维护最高国家专制，手段是践踏人格尊严的暴力和无限上纲的恐怖，因此，作为民众获得部分政治自由以约束官员的方式，它是野蛮的和丑恶的，是一种暴民政治，所以，它应该放弃。但是，中国没有发明新的约束官员方式，而重新采用以往整肃官员的自上而下方式，因此，在国家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单位专制、社会专制迅速恢复，并且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加严重。民众又一次失去所有政治自由。今天的中国，甚至连历史上常见的“挡轿喊冤”都被规定为非法了。然而，只要民众一天不能够有效地约束官员，只要他们还生活在单位专制中，文化大革命就会是他们的一种记忆甚至憧憬，并且是官员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因此，要让人民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憧憬，官员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国必须找到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新方式。

自上而下整肃官员的方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针对个别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可滥用权力的行为一旦蔓延，这种方式就无效了。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自下而上“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大臣）的事情，那是地方诸侯逼迫皇帝整肃某些官员，因此不但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和人民大众起来整肃官员也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一起来，就是造反，就是王朝颠覆或几近颠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全新的方式，皇帝和大众联手整肃官员。人民起来了，但王朝仍然稳固。因此，它让无意推翻王朝的人民看到了一吐心中冤屈、挣脱社会专制的希望。今天，当文化大革命的大量亲历者还在人世，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鲜活地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时候，这种希望还无法生长。可随着时间的推延，人民对痛苦的记忆将越来越淡，对那时毫无恐惧地整肃官员的快感的记忆会越来越强，对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和憧憬就可能生长起来。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未来社会变迁埋下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轮回在我眼前展现的一次极端状态。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清王朝颠覆后，经过几十年战乱已经疲倦的中国社会，将循着中国历史的传统轨迹，走入新的大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这次大治也许能够延续几百年。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轨迹，它在战乱之后，又用没有硝烟、可照样是人杀戮人、人仇恨人的动乱，把中国历史的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动乱过去，虽然王朝稳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的官员却对皇帝失去了信任；而他们比文化大革命前更严重的单位专制和权力滥用，又造成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所以，中国还没有跨上长期大治的新一轮历史轮回。

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认识到，外来因素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条件。没有现代文明从西方国家的传入，清王朝不会在一百年前颠覆，我们今天还生活在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下。没有现代文明的传播，中国人不会有平等观念，官员滥用权力虽然会受到皇帝或暴民的约束，但皇帝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却不会遭到质疑。西方人最早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只用仅仅一百来年的短时间，就在中国传播的如此彻底，完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专制制度的皇权观念：皇帝本人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不再被官员和民众视为天经地义的了。对比一下佛教在中国经过五百年方才立足的艰难过程，我们便很难否认，“民有、民治、民享”的观念特别切合中国人的心理。这就像中国古人发明的造纸和印刷技术，特别切合西方人亲眼阅读《圣经》的心理需要那样。皇权观念的打破，既意味着皇帝的天然合法性消失，也意味着官员不再在宗教意义上效忠皇帝：官员对皇帝的不信任具有了正当性。因此，官员成为民众之外威胁皇帝和民众的第三方力量。这是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一个巨大差别。这个差别既导致了皇帝和民众对官员残酷斗争的文革，也导致了文革后来迅速瓦解。皇权观念被打破，天下不再为一人所私的看法普及之后，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便只可能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上。中国历史尽管还在轮回，但轮回的性质必须改变：它将不能够再在专制和暴民政治的“治乱”之间轮回，而必须转变成以人与人平等为前提的不同社会思潮互占上风的新型轮回。后一种轮回在转换时不需要通过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方式。所以，中国要跨入的长期大治，不可能是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新朝代，而只可能是既没有皇帝专制也没有单位专制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最终消弭文革或暴民政治的合理性。而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今天，中国如何和平地跨入这样的大治，是对每一位中国执政者和普通中国人胸怀与智慧的考验。

我祈福中国、祈福我的每一位同胞！

“夜话”2006年第18期，写作于2006年10月18日，定稿于2006年10月29日。2007年发布在 “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工作文稿”2007年第2期时，曾对“单位专制”概念作了少许补充说明，其余未作改动。

（本文曾多次试图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包括用其它字词代替“文化大革命”、“专制”等可能的敏感词，但皆被禁止。）

“夜话”2006年第5期                         2006年3月13日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2006年3月8日

                                                                                         修改于2006年3月13日

“夜话”2006年第2期                                                                 2006年1月20日

 

再谈无欲则刚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我相信，  我认为内容很好。  你自己也写过无欲则刚的文章。  我也认为，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  而有好名誉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保的。  因为人很容易受引诱，  这种引诱是多方面的，  包括出版文章的引诱，  当官的引诱，经济好处的引诱，  情欲的引诱，  性欲的引诱等等。  有人抵挡不了这些引诱，就坏了自己的名誉，  是很可惜的。  而这些使人破坏名誉的引诱往往还带有很好的外衣，  例如，  出版文章是为了做学问，  当官是为了利用权力做的事情，经济的好处是为了做事情增加经济实力，  情欲是为了爱，  性欲是为了照顾穷人（给美女收入的机会，  陆德明这样是说）。最后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这一点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例如台北的马英九。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发布于2007年5月29日

夏威夷观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