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胡业仑先生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

今年的春节,我特别怀念我的父亲,刚刚离开母亲和我们子女两个多月的亲爱的父亲。

父亲是20081110(农历十月十三)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半月已经过去了,可和父亲告别好像就在昨天。

父亲是幸运的,他去世时非常安详,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和蔼、安宁、满足,就像幸福地入睡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带着这样温暖幸福的脸色离开世界,而这个人又竟然是我的父亲!

善终是中国传统追求的最高境界,父亲达到了。所以,父亲是幸福地离开世界的。

        一位朋友得知后发信给我说:“离开我们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应当是幸福的。”

        不过,在我看来,父亲并不认为他刚刚离开、而我们依然生活着的世界是充满痛苦的。确实,对这个世界,父亲比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抱怨。但是,我们兄弟姐妹从没有听过他抱怨。他离开世界时的幸福神情也表明,他对人世是留恋的。

        我清楚地记得,四个半月前的20081012,我在南京看望父母。由于体弱,平日健谈的他当时极少说话。但那天上午他抬起手唤我,对我说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他已经90多岁了。人活到90岁,就没有罪了,所以他现在也没有罪了。他只是希望在他走的时候,四个子女能在他身边。

        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愤慨的感觉,对让他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社会没有任何抱怨。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罪过,自己是不是让别人让社会受过苦。最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即使他有过罪,上天也已经宽恕了他,他已经没有罪了。

        从那以后的几个月里,父亲的话始终盘旋在我的大脑中。是不是那种“没有罪”的坦然感觉让他安详又幸福地接受死亡。父亲读过私塾,知道孔夫子不言神鬼,亦知道善终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视的人生结局。不过,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部分儒生一样,父亲也知道佛教和基督教。根据后两者,没有罪意味着死后转世将是个福人,或者进入美好的天堂。这样,死也许反而是他所企望的了。

父亲是无疾而终的。社区医生在开具死亡证明时也不知道如何写原因,但他们又不许可写“无疾而终”或“年老而终”一类原因。医生于是去问主任,主任略加思忖后曰“写心脏病吧”,对曰:“他没有心脏病”,又曰:“那没有办法,只好写心脏病”。于是,我们家族病史中便凭空多了“心脏病”,而我也才醒悟到疾病统计竟也不可信。好在父亲的在天之灵已经不知道这件事,他已经幸福地离开了我们。

但是,让我思索更多的是父亲关于他没有罪了的话。我不知道“九十以后无罪过”一说起源何处,但这对父亲已经没有意义,他相信就行。可是,为什么他想到自己有罪呢?我初入社会的上世纪60年代是把人区分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革命者是好人,就像保尔想的那样,在临死前,想到把自己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就够了,而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会有罪。鲁迅这位当年唯一被当作革命文人宣传的作家(其他作家包括茅盾、巴金等等都是反动文人)去世前说的“一个也不宽恕”,更被当成对反革命战斗到底的名言。对鲁迅或者对革命者来说,生前是没有任何罪可言的,因为都是别人欠他们的,而他们从不欠别人的。父亲不是革命者,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还曾被官定为“历史反革命”。是不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容易想到自己的不是、自己的罪过呢?曾经在曼彻斯特的名著《光荣与梦想》中读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自问道:“这是我们的过失吗?是我们错了吗?”当时我便有所触动。作为革命者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问自己,他只会责问对方。但是,不革命者或反革命者的这种自责自问,也许更加触动人的心灵。父亲读大学时报考的是“公民训育系”。我不知道这相应于当今中国大学的什么系科。仅仅顾名思义,这个系毕业生从事的大概是公民素质教育吧?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本身素质便应当很高。一个高素质的人可能革命、也可能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但他或她似乎总应当是一个谦恭、感恩、宽容、首先责问自己的人吧?父亲选择这个系,父亲在这个系受到的教育,是不是部分说明了他的人格,说明了他在临终前的自责自问以及最终获得的安宁和幸福?

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不算长。父亲在我四岁时被政府分派到外地工作;等他65岁回到南京,我却已经到外地读书并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工作与生活过,即使到南京探望父母亲也是行色匆匆。只是父母亲在上海小住的时候,我向二老请教过一些事情,也参加过父亲和老同学的聚会,所以,我也许能了解父亲思维和情感的大体脉络——不过也仅限于此。父亲入私塾早,但进学堂迟,20岁才读初中,接着在日本侵略我国时随学校西迁到重庆,后考入也是抗日战争初从南京迁去重庆的中央大学。父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长大,以后又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从根本上说,父亲是中国传统熏陶的追求忠孝双全的男性,现代教育只是扩展了忠孝的范围和方式。就“忠”而言,父亲心目中的当代圣人是孙中山先生。父亲直到临终都能够熟背《总理遗嘱》。两年前,我起草庆贺父亲90寿辰发言(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109&cid=27)时,父亲想加一段,对我口授说:“中山先生早已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生而有幸,跟随世界潮流九十年”。但父亲接着犹豫起来,斟酌着字句,最终也没有继续,因此那一段没能加成。

是的,对父亲来说,90年沧桑的回顾太让他感慨了。像父亲这样年轻时朝气蓬勃、视国家和民族重于一己的人,回顾自己一生时不可能不感到青春血液再次汹涌,不可能不想到“世界潮流”。恰恰在父亲生命的九十年中,世界潮流一变再变,今日顺流,明日却成逆流,让人无所适从,更让多少满怀理想的有志青年昌、亡而不知所以。影响父亲思想的前辈、与父亲有所接触的同辈,现在大都辞世了。父亲多次说他很幸运,活到了90多岁,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看到了中山先生100年前开启的“自由、共和”潮流终于呈现为世界潮流。确实,20世纪中,多少次自由被划定为忌语,共和被武断为腐朽;多少个皇帝宣布自己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多少热血青年不自觉地为“打倒共和、恢复帝制”献出生命,并且让更多无辜者也惨遭厄运。日转星移,到了21世纪,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中山先生提出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才是我们民族应当顺应的世界潮流。看到此,父亲一生的心结得到了宽解,个人遭受的苦难得到了消释,我想,父亲也才能够以安宁、平和的心情离开他所留恋的世界。

1949年以前,父亲基本上先是学生,后当教师。在学校里,他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奋斗过。他最得意的人生就在那时,尤其在他经过激烈竞选而胜出、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期。也许,每个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一生中最无私又最为得意、至少是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时期。今天60岁左右的一代人最难以忘怀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纯洁的热情和忘我的投入;70多岁的一代人最喜欢回忆的也许是1950年以后从事新中国建设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时期,那壮丽的共产主义前景和每个人无私的奉献。更老的革命前辈所得意的人生阶段是艰苦战斗后胜利的喜悦,那枪林弹雨中的无畏与勇敢。父亲最得意的是他在众多竞选者中最为成功地说服了许多学生而得以胜出。我们离开那种用竞选方式选择领导人或者团体首领的方式好像已经很遥远,最近的一次也许是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了。不过那也过去快30年了。可惜我入北大迟了两年,没能亲历那场竞选。因此,今天的我很难想象那样一种和平竞选的状况,很难想象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如何有精力到各个校区、各个学院发表演讲争取选票。中央大学当时是中国最好大学,其地位还胜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学生中人才济济,具有政治抱负的学生更是首选中央大学。父亲出生农民,没有地位或背景;虽然他年龄比较大,但其时新学推行不久,大龄学生比比皆是,父亲并无年龄优势。我想,也许他在高中时主持学生消费合作社的经历对他帮助很大。不过,最重要的应当是他的社会理想和所提出的解决社会与学生关心问题的方式,以及他的正直和热情打动了许多人。可惜的是,不知道是担心影响子女,或顾虑于如今依然存在的言论管制,还是秉持传统知识分子的矜谨自重,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年轻时的理想和经历,只是偶尔提及他当时想的是中国和平、民主和富强,也只是偶尔地表露出他对社会对历史的感慨,就像他要在我写的发言稿上加上“世界潮流”一段话那样。

1949年以后,父亲先是失业,靠拖板车、卖柴草为生。人力板车现在已很少见,是不是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不许板车进城?我少年时常常帮助母亲拖板车。父母亲在南京城内外拖草拖菜,中山门是必经之地。但中山门建在陡坡上,上坡时费力也罢,下坡时车推着人跑,一不小心便人倒车翻,非常危险。父母亲为了抚养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劳!直到1957年,父亲才被政府分派到江北远郊的中学教书,但政府仅仅给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待遇,并且还只能到乡村教书。到了文化大革命,则连书也不让教了,强迫他必须农村劳动来养活和“改造”自己。他是50多岁被迫离开学校到当时的江苏省江浦县农村生活和劳动的。父亲下农村和我下农村不同:我抱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我年轻,从头学农活不难;我是知青,在农村受到优待;我插队的地方属于富裕地区。而他?他能有那样的理想吗?他能学会什么农活呢?他能不受到歧视吗?他去的地方那么贫穷,连农民都难以维持生计,他能够坚持生活下去吗?可他在那里生活了九年多,他一生的十分之一时间,比我插队的时间还长。一直到1979年,由于他原先任教的中学多方努力,他才重新回到讲坛,其时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一直到他七十多岁,政府才承认了他的大学学历。

所以,父亲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有理由抱怨社会、控诉命运。但是,他却从不抱怨和控诉。他做农民的时候,我去看望他,他从外拎来一小桶混沌的水沉淀一下来煮饭,我烧火,他问我在乡下的情况,粮食够不够吃,种点什么蔬菜,有报纸读吗,有书看吗,并叮咛我不要看坏眼睛。但他无论对自己的处境还是对我的处境都没有发任何牢骚。除了要保持身体健康外,他对我没有提任何希望与要求。然而,他又没有任何沮丧和忧愁的表现,绝望更与他无缘。那时我对陆游的诗词有兴趣。陆游虽自号“放翁”,但亦常叹“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我以为自己很理解陆游的忧思,满怀报国之志向,却无报国之机遇。但我那时完全不理解父亲。当然,那时候,除了“感谢共产党和感谢毛主席”的感情外,我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谦恭和感恩一说,完全不明白无论一个人的遭遇多么艰难,都应当想到自己逢到这样的遭遇而非更难的遭遇已经是一种幸运,已经应当感谢社会、感谢他人了。

父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身体都是健康的,老年时也只是偶有感冒而已。可父亲的健康首先是心理的和精神的,一种谦恭的心态使他容易平静和安宁,一种感恩的心情使他容易满足和幸福。正是心理和精神的健康让他从无忧愁,从不绝望,更从不抱怨,亦让他坚强和平静地度过难以忍受的艰难岁月,尤其是我今天依然难以想象的精神创痛。扪心问一下,如果在我50来岁的今天断言我所学的知识都是反动的,因此强迫我到农村干活养活自己,我能像父亲那样保持平静和安宁吗?我能不始终耿耿于怀吗?我能不像鲁迅那样到死也不宽恕一个吗?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明白我比父亲还差得很远。

就具体的感谢来说,由于我对父亲的经历了解太少,我只清楚父亲感谢母亲陪伴了他一生;感谢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和他本人晚年的命运。在他八十多岁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深怀感激地写道:“现在我的四个子女和我的老伴都在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国家每月还发给我一千多元退休工资。我对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无比敬佩,我永远怀念邓小平同志!”父亲还深深感谢他任教的中学校长1979年积极努力把他从农村要回学校。有一次父母亲在上海小住,突然和我商量想找一位姓范的女士,也是父亲抗战期间在江苏旅渝联合中学和中央大学的老同学。原来上世纪50年代时,人民政府非说他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潜伏特务,因为中央大学有人作为特务留在大陆,且有一人身份不明。人民政府虽无实据,可一口咬定,父亲再申辩也无用。范女士知道消息后,主动向人民政府表示父亲不是,她本人才是特务。父亲解脱了,范女士却受了十年牢狱之灾。十年囚禁对一位中年女性意味着什么,我想是再清楚不过的问题了。而这位女性竟然为父亲做出了如此严重的牺牲,我应当永远记住她的姓名:范美玉。父母亲和范女士在上海重新见面的时候都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我想父母亲在年轻时、在艰苦和不公的年代里,一定受到了许多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对父亲来说,好人是多的,社会是好的。我们的社会确实充满了痛苦,但只要我们谦恭一点、感恩一点,就会发现它同时又充满了人性和安慰,充满了善良和希望。我想,这也许是父亲留给我的最重要教诲了。

父亲实现了善始善终这一中国人生命的最高境界。我无限缅怀父亲,在这牛年春节,也在今后的每一天。

 

恭附父亲遗作

胡业仑: 中央大学四年略记(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48&cid=61)

  

“夜话”2009年第3期,2009126

 

消除假币恐怖的有效方式是禁止使用验钞机

 

 

        最近几年来,中国老百姓的一大恐怖心理是假人民币。现在临近过年,老百姓要比平日多花钱。可关于假人民币的真真假假传言却让人胆战心惊,生怕手中拿到的人民币是伪造的。连中国人民银行也提醒公众“春节将至,在此期间人民币流通量比较大,交易比较频繁,各种各样的假币极有可能趁机混水摸鱼,广大公众应多加小心。”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090109/05495736784.shtml

        在政府严厉打击假币犯罪行为时,公众确实是需要小心假币的。可是,小心必须适度。小心和提心吊胆是两回事。小心和恐怖心理更是两回事。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社会已经陷入假币恐怖之中。我们仔细地提防所接到的每一张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我们国家每一个收款处都架着验钞机。各种微型验钞机正在上市。我们对假人民币的小心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对交通规则的小心、对防火防病的小心。     

消除假币恐怖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大事。

        要消除假币恐怖,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只要有货币,就会有假币。1000年前假币就存在。但是,为什么比如1000年前、100年前、10年前我们中国人不担心假币呢?为什么过去假币没有造成社会性的恐怖心理呢?

我们还需要清楚的是,全世界不是人民币才有假币。全世界所有主要货币都有假币。就今天的世界来说,美元是受假币危害最烈的货币。市面上流通的每一万张美元纸币就有2张是假的。几年前诞生的欧元也深受假币之害,2008年上半年,每十万张欧元纸币就被发现有3张是假的。由于人民币纸币还不能国际通用,人民币的假币率应当大大低于美元、欧元(具体数据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可作为公众的我们有权利知道这样的数据),可是,为什么美国、德国、法国的老百姓不担心假币呢?为什么假币没有在那里造成社会性恐怖呢?或者,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拿到美元、欧元不担心是假币呢?

我认为,中国人过去不担心假币的重要原因是不用验钞机;美国、德国和全世界普通老百姓人不担心美元、欧元假币的原因,是那些国家禁止使用验钞机,是那些国家的政府包括发行货币的中央或者私人银行反复告诉老百姓他们手上的纸币、硬币是可靠的真币。美国如此,德国如此,连香港也如此。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老百姓来说,手中的货币自然是真的,所以,中国老百姓完全有理由抱怨,为什么手中的人民币就不自然是真的,为什么要担心假币。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老百姓对发行货币的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信任。一个人有权利认为自己接到的一张初看上去正常的人民币是真币;他不需要思考其真伪、也不必要思考其真伪。他为什么放心地毫不思考地接过那张人民币?就是因为他相信卖给他商品的人会像他一样毫不思考地接过这张人民币。卖商品的人为什么也毫不思考?就是因为他相信接受他存现金的银行会毫不思考地拿过这张人民币。商业银行为什么毫不思考地拿过那张人民币?就是因为它相信发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即我们的政府会毫不思考地回收这张人民币。所以,相信自己手上的货币是真的,就是相信政府会回收(而不是没收)这张人民币,相信政府才有资格生产出来的实物产品—-人民币纸币和硬币没有质量问题,相信政府有能力保证流通中的货币是真币。反过来说,如果到了普通老百姓担心每天接到的人民币是假币,老百姓又怎么能信任政府,怎么能够相信政府的信誉和能力?

相信自己接到的货币是真的,不但是老百姓对政府信任的表现,而且是一个民族内普通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本来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当我们民族从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城市社会时,人与人的信任就应当超出家族、村庄、朋友的范围而发展为对一般人的信任,我们的民族才可能稳定发展。可是,如果我们对给我们钱的每一个人都抱着会给我们假币的高度警惕性,那么,我们民族内部的信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们对每一个有收音机的人都抱着高度警惕,注意他是否收听敌台(那时候,美国之音、BBC都属于敌台,收听属于反革命罪行)。现在,我们对每一个付钱的人都抱着高度警惕,注意他是否付出假币。由于货币的使用范围不但比收音机广泛得多,而且对任何人来说,货币的使用还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所以,对货币真假的不信任给我们民族造成的伤害,会远远超过对他人是否偷听敌台的怀疑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伤害。

我们的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恢复老百姓对手中货币是真币的信心。我所建议的第一条措施就是政府宣布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全是或几乎全是真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让老百姓相信手中拿到的货币是真币,在过年时放心用钱和拿钱;第二条措施就是禁止验钞机,禁止在市场买卖中使用验钞机,禁止银行使用验钞机,禁止在一切公共场合使用验钞机。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农民初看上去没有感到破绽的货币,即使它确是假币,商场也得收,银行也得收:商场、银行、个人没有必要去仔细推敲或者用验钞机去检验。第三条措施是政府宣布承受假币损失。不管政府如何严厉打击制售假币,总是有假币进入商场流通,总是有无辜的老百姓接到假币。但是,这样的假币不会多。一年进入流通的假币价值远远低于犯罪者制作的数量。新闻报道中的发现多少亿假币的制作点,也许在捣毁前用出的假币还不到一、两百张。一年里能够进入流通的人民币假币的票面值,可能不会超过政府当年印刷真币的价值万分之一,不会超过我国财政一年用于公款吃喝的百分之一(具体数据需要政府提供给公众)。政府承受这样的损失完全谈不上伤筋动骨。可要普通老百姓承受损失,落实到一个不幸的老百姓头上,一张100元纸币就是他一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还不算他为此承受的的心理伤痛和时间损失。所以,一个体贴民间疾苦的政府应当理解不幸的尤其收入低下的老百姓的苦衷,把现在由老百姓承担的假币损失接过去。

禁止验钞机,政府接过损失,老百姓不再推敲手中货币的真假,会不会造成假币的泛滥?不会。我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如此做了,他们那里没有假币泛滥。如果中国这么做就出现人民币假币就会泛滥,那一定是中国出了别的问题,而非禁止验钞机的原因。第二,假币损失要老百姓承担,打击假币就不会有力,因为有权力、有能力又有责任打击假币的政府反而没有积极性去打击假币犯罪,同时验钞机产业还会增加国家的GDP。反之,如果损失由政府承担,假币相当于犯罪分子代政府印钱,也就是从政府手里抢钱,政府也才有动力去运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去打击假币犯罪,假币自然不可能泛滥。

最后,我还想指出的是,假币造成的社会恐怖心理,是导致专制统治的源泉之一。民主政治通过竞选,顺应老百姓摆脱假币恐怖要求的候选人容易当选,假币恐怖容易消除。专制统治用绝对的极权也能够消除公众的假币恐怖心理,取得老百姓的拥护。但是,在老百姓不了解拥护一项措施和效忠一个执政者之间的区别之前,专制者完全可能利用老百姓的拥护而实施强迫全体人民效忠于专制者一人的极权恐怖。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有过毛泽东专制的惨痛教训,今天,我们民族中明智的政治家、银行家,关心我们民族命运的每个人,应当想到防微杜渐,应当努力消除造成大众性恐怖心理的因素。这里,禁止使用验钞机和政府承受损失是彻底消除假币恐怖的一种方式。相反,用验钞机升级的方式和犯罪分子比赛技术,失败者始终是无辜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不但受到金钱损失,而且还受到假币恐怖的折磨,而假币恐怖在我们国家造成的社会和民族心理后果更难以预料。

 

 

“夜话”2009年第2期,2009116

 

注:小资料

          全世界被发现的欧元纸币的假币数量 (万张)

年份

2003

下半年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上半年

数量

31

59

580

565

561

31

注:2008年上半年流通中的欧元纸币有115亿张。

资料来源:欧洲中央银行网站(www.ecb.int/press/pr/date/2008/html/pr080710.en.html

 

 

2009年的中国应当纪念五十年前大饥荒的死难者

 

2009年的中国应当纪念五十年前大饥荒的死难者

  

一年前,我在“2008年的中国,我希望”提出如下希望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尽管我的希望在刚刚过去的以幸运数“8”结尾的2008年没有实现,但我希望它在2009年能够实现。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民族历史上最严重、最难以想象的这场饥荒开始于1958年,但它在1959年才发展为全国普遍现象,并且在1959年执政党的庐山会议上才引起地震般的争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揭露毛泽东政府造成的饥荒现象而承受的冤屈虽然在毛死后已经平反,所以,离开公开承认大饥荒、公开追究大饥荒的责任、公开纪念大饥荒中的千百万死难者,我们仅仅只差一步!

对纪念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来说,2008年最有意义的是杨继绳先生出 了他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那里,这位父亲在大饥荒中饿死、而他当时以为那仅仅是自己家庭不幸的中学生“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青年杨继绳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和他父亲一样,全国有几千万普通农民在同一饥荒中饿死,而这一饥荒还发生在我国当时的政府宣传为“中国人民最幸福的毛泽东时代”!

当然,许多人依然不相信那“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会出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惨无人道的大饥荒。在我提出大饥荒问题后,好些人在我的博客上责问:“谁说毛时代死人最多 ?”“我与你同龄你说60年代饿死许多人你看到吗?你周边有多少死了?”“谁说***时代饿死人最多,你看见了?”(hujingbei.blog.sohu.com/64585943.html#comment)。我能够理解这样的责问。杨继绳五十年前、我本人直到三十年前不也是这样地责问那些对毛泽东有所不敬的人吗?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报纸、广播、学校老师天天讲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杨继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那样的饥荒只可能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这样说,他马上就会被逮捕。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全心全意相信毛主席外,根本不可能有另外的设想。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许多网友干脆否定大饥荒,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不可思议地方惨无人道的大饥荒。

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已经“悄悄地”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发生大饥荒后的毛泽东政府就没有脸面向全国人民发布统计数据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新政府开始发布统计数据,就已经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我国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最新公布的1949年以来的统计资料中,大饥荒和前后年份中国人口数据如下:

  

 

总人口

比上年增加

年份

(万人)

(万人)

1956

62828

1363

1957

64653

1825

1958

65994

1341

1959

67207

1213

1960

66207

-1000

1961

65859

-348

1962

67295

1436

1963

69172

1877

 注:“比上年增加”栏为本人计算。总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

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05,新中国五十五年

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任何人从这些数据中都能看出,1960和1961两年,中国净减少人口1348万人。我们知道,在这两年毕竟许多人尤其城市人还在生育。如果加上新出生的人口,这两年中国非正常减少的人口将多得多。在那个年头,正是“孩子越多越光荣”的时候,1958和1959两年新增人口的减少,也只能归之于毛泽东极权专制加上荒唐政策,尤其1959年,中国农村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

五十年前的大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可不准公开谈论它纪念它,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不准谈论不准纪念,我们民族就不会放弃对“大救星”的幻想,我们民族也就不能远离极权专制的危险,不能避免再次听任“大救星”造成大饥荒一类民族悲剧的危险。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所以依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且能够做到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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