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12年

  

            网络上最近流传着田国强先生的一篇文章“改革之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我早从标题上知道这篇文章，但只是应朋友之请刚刚读了一下。该文是他人整理的田先生近日在某个论坛的发言，我估计整理者没有“完整地、准确地”表达田先生本意，特别是标题之确定应当非田先生所为。田先生和我是朋友，所见略同之处甚多，因此敢有如许估计。但一来该文标题很有误导，二来为避免田先生被误解，我在这里把我对“以正治国”的批评阐述一二。田先生熟知我的这些批评并常予同情，此处也只是就正于田先生文章的整理者和众多网友。

我对“以正治国”的看法归纳为一句，就是本文的标题“‘以正治国’是通向专制之路”。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很简单：二十世纪以来的所有专制制度，都是建立在“以正治国”的口号之上。在专制制度下，最高专制者就是最“正”的人。在同时实行单位专制的制度下，单位领导者就是该单位内最“正”的人。这一点，只要我们听听该制度下最高领导和各级领导对下属的公开报告就明白了。既然他们是最正的人，国家或者单位当然就应当由他们来治理，这就是所谓的以正治国。

问题是，除了他们自称“己正”外，公众有什么方式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正”呢？没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存在任何让公众检验一个领导人是否“正”的制度性方法。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总会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领导者的“正人君子”形象说三道四。一个社会对此的处理方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方式不准人对领导者说三道四。领导者就是正，任何议论包括私下议论都被禁止。田先生和我年轻时都经历过这样的禁止，如今依然经历着公开议论被禁止的状况。第二类方式就是让别人说，随别人如何说；而自己做的正确与否由法律来定夺。显然，第一类方式便是专制，第二类方式是国家的宪政和社会的法治。在这两类方式中，我赞成第二种宪政和法治的方式，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正与不正，不是靠禁止别人议论尤其批评来显示，而是靠让别人批评、让自己在法律框架内透明的方式来证明的。一个人无论行事正确与否，但只要不许别人批评，那么仅凭这一点，这个人就不那么“正”。对此，我们每个人在和自己的亲友、同学、同事的日常交往中就可以体会到。而大的历史经验更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宣称“以正治国”的领导者都是专制者；真的正人只会宣称以法治国。

田先生文章整理者所用的“以正治国”典出于《老子》。不过，老子语录有多种解读。例如陈鼓应先生注“以正治国”为“以清静之道治国”，和疑似顾名思义的“以德治国”解大相径庭。田先生文章对“以正治国”的解是“行得正”。这一解释即使能算对老子语录的一家之说，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领导者是否“行得正”，而是一个领导者用什么方式向公众证明自己行得正。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面前，中国需要的是政治透明和公众知情，需要的是法律范围内让公众不受恐惧地对领导人的议论和批评，和在这个基础上对领导人的尊重与对其指示的服从，也就是以法治国，而不是某个不准公众随便批评的“正人君子”的以正治国。对此，我和田先生应当也是所见略同的。

 

“夜话”2012年第5期，2012年3月8日

 

       我们国家最近发生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无疑是现任重庆直辖市副市长、名扬全国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私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根据我国政府的消息，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无论最后调查结果如何，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至少表明他有一些话对公众说，而这些话无论在重庆、成都还是北京他都不能公开说。这位“打黑英雄”要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我们现在连王立军的“英雄事迹”都真假分辨。可无论王立军的打黑英雄是真是假，王立军之所以冒险私奔美领馆，应当是他认为自己尚有冤屈。我相信，他之所以又自愿离开美领馆，是因为他要表白自己不想离开中国，而仅仅想把一些能够说明自己冤屈的材料交给美领馆或者委托美领馆交给他的友人。

在我看来，王立军事件不仅揭示了以唱红打黑为特征的“重庆模式”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在关乎中国前途的重要时刻提供了一种契机，使得中国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比如十年内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

为什么说王立军事件让中国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我的理由首先在于王立军的重庆模式形象。重庆模式有唱红打黑民生三个特点，所缺的仅仅是民主，而民主才是考验一个模式生命力的主要标准。王立军作为重庆模式最重要的形象人物竟然在申冤中求助于以民主为感召力的美国，对缺乏民主特征的重庆模式极具破坏力。在此关头，重庆模式起死回生的唯一方式是提倡民主。如果这样的话，重庆模式对整个中国的作用将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并避免中国重走专制回头路。

如果重庆不提倡民主，本来就具有强烈专制指向的重庆将无法解释打黑英雄自身在重庆的悲剧，重庆模式将陷入困局，它所代表的专制指向亦将陷入困局。现在不少人把重庆的唱红视为解决中国人精神危机的途径、把重庆的打黑视为中国铲除腐败造假的样板、把重庆的民生工程视为消灭中国贫富差距的方法，甚至把重庆视为中国现在应当走上的道路和中国重回毛泽东专制的希望。然而，王立军事件暴露了专制制度解决精神危机、腐败造假和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缺陷。正如林彪事件大大降低了毛泽东威信并让许多人对专制产生疑问那样，王立军事件同样大大降低了缺少民主色彩的重庆模式的吸引力，就此而言，即使重庆模式不增加民主要素，王立军事件对利用重庆模式来在中国重返专制的努力也是一次重大打击。

当然，王立军是个小人物，他无法改变中国的道路。但王立军在公众中的英雄形象和私奔美领馆的出格行为将给任何试图重走专制回头路的人增加许多困难，因为他或他们需要重新组合政治、民意和组织资源，需要减少王立军事件引起的公众对专制政治的更强疑虑和对政治透明的更大要求。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专制的特点是政治黑暗或者不透明。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追求的是透明，公众希望的是透明。正如韩寒最近就王立军事件所言，不管红色蓝色，重要的是透明。王立军事件在公众中引起的疑问和公众的透明要求，将是阻遏中国重走专制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何民族或国家都需要精神、需要打击黑社会、需要提高民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乎民族兴衰的不是这样的需要，而是如何实现这样的需要，事实上，世界上每个专制者上台前和刚刚上台时都会抓住这三个问题大做文章。二十世纪以来，从二战前1917年的列宁、1922年的墨索里尼、1933年的希特勒到二战后大小国家出现的各类专制者，都在这三个问题上建立专制的合理性，而且都获得了当时公众的拥护。1949年后的毛泽东政府既有“无产阶级精神”，又通过处死至少几百万人消灭了黑社会，再通过土改和充分就业来提高民生，因此也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拥护。然而，专制的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其不可忍受的丑恶并在给民族造成更大灾难后垮台。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国是太惨重了。今天的中国必须吸取这样的教训。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精神、贪腐、民生问题都非常严重，但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存在着利用更专制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危险。在这样的重要关头，王立军事件给了中国公众和领导人一次思索的机会，给了中国一个喘息机会，让中国有可能暂时脱离了重走专制的危险。

 

“双周夜话”2012年第4期，2012年2月14日

 

 

新年元旦以来，方舟子和韩寒之争演化为一场网络大战。大战的焦点是韩寒的作品有无“代笔”。方舟子认定韩寒作品有“代笔”甚至“百分之百”地有代笔之嫌。而韩寒的立场则从最初的无一字一句有代笔转变成作品无代笔并以名誉受损为由将方舟子告上法庭。我对这场争论本身没有兴趣，但由于代笔牵涉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写作者（而不仅专业作家），同时代笔违法的界限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分清，所以我认为法庭不应当接受这个诉案。当然，我认为法庭不应当接受这个诉案，绝不表示我认为韩寒输、方舟子赢，而只是表示我认为方韩之争本身不是一个违法不违法的问题，因此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诉求法律，法官便得对“代笔”范围做出规定。但法官规定太松对打假不利，而假货假文章假学术目前被公认为国内的一大弊病；规定太严，对普通写作者不利，对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代笔管制太多，人们只得知法犯法：这两者对将损害中国文化事业、损害人们的道德良知。

方韩争议的关键词是代笔。但双方都特别泛义地理解代笔，不但把整部作品、而且把对原作品的修改及润色都视为代笔，因此才有韩寒的无一字代笔说以及方舟子的百分之百代笔嫌疑说。但在日常生活中代笔是狭义理解的。只有整部或者主要部分不是自己写作但依然以自己名义发布的作品才被理解为代笔。修改、润色、部分写作不是代笔。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说自己的文字完全没有经过别人的修改或润色。正因为此，天才如韩寒也不得不从最初的无一字“代笔”退了回去。但韩寒的“退”并不表示他的作品就是代笔。因为按照无一字代笔之说，这个世界大部分作品都是代笔，方舟子自己的部分文章也会有代笔。一部作品、一篇文章要出版，编辑多少都会做点文字润色工作；小学生写作文想让父母（过去是哥哥姐姐）先读，单位写总结想让同事看一下有无别字，所有这一切都是广义的“代笔”。中国有个著名的“推敲”故事。贾岛的诗句先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想改成“僧敲月下门”，可犹豫不决，没料撞上了韩愈，为他做了决定。这个在历史上公认为美谈的故事，若对照方韩之争，贾岛就有了代笔。由此可见方韩之争的荒谬。

另一方面，狭义的代笔也不就是贬义词。代笔和造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他人代笔是从古到今的正常现象。古代的师爷就专职代笔。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大部分人不再是文盲，尽管有电话手机，但文化和手机的普及速度远远赶不上写作数量的增长速度，因此代笔现象反而比古代更为普遍。从大的方面说，国内如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外如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主要部分都是代笔者写的。从小的方面说，大大小小代笔公司的业务包罗万象，比如中华代笔网就接受代笔演讲稿、论文、公文、可行性报告、发言汇报材料、合同、诉状、贺词、书信、悼词、人物传记、电视专题片脚本等等。这还都是因职业和市场交易而发生的代笔。父母孩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同学之间论情谊的代笔更为常见。在这里，一方愿意放弃著作权而做无名英雄，外人无从置喙。职业和市场交易的代笔不是坏事，出自情谊的代笔在大多数情形下更是值得提倡的好事；文字上互相帮助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代笔妖魔化。就韩寒的例子来说，万一韩寒真有代笔者，但只要双方愿意，只要代笔者和韩寒的合作产生了好作品，它对读者对社会就是好事，因为读者有了自己愿意读的文字。其实，韩寒的作品（除了参加大赛的以外）是否他个人独立完成与该作品署名韩寒之间不存在必然和必须的联系。外人尽可以猜测和怀疑甚而认定，但韩寒没有义务回答这类问题。不但如此，他应对这些质疑的最好方式是一笑置之。而他一旦正面澄清，事态就可能恶化，诉诸法律无济于事，因为法官也不可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在法庭上提出否证的义务在作家，但作家对狭义代笔指控的否认几乎不可能服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代笔在大多数场合是好事，但在必须由署名者本人完成作品的场合，狭义的代笔是不许可的。例如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论文等等。这些作文论文若由家长或配偶或枪手代笔，便成为“造假”。不过，这样的造假很难确证，因为产品本身是合格的。所以，学校需要学生本人到场的考试，研究生本人到场的答辩，社会上各种考级考证也要确证参加者是否本人。除了这些场合之外，在大部分情形下，包括韩寒的情形，广义和狭义的代笔都不是问题。即使小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论文，广义的代笔不但许可，而且应当提倡，应当让贾岛、韩愈互相切磋的传统永远保留下去。相反，如果法官把代笔当成问题，尤其把一篇文字是否有代笔当成问题，就可能出现彭宇案的后果。当年的彭宇案如果放到网络，网民也会分为两派，一派认定扶人者为肇事，一派认为扶人者不大可能是肇事者。很遗憾，彭宇案的判决结果与社会对扶人的倡导相悖。方韩之争牵涉到社会对文字上互助切磋的倡导和对文字作品打假的倡导，因此比彭宇案更为复杂。法院判决将从法律角度对代笔范围做出规定，而这样的规定本身无论宽窄，都不适合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文字互助道义关系，所以，我认为法庭即使接受韩寒上诉，也不宜对代笔关系做出任何明确规定，以防范出现新的与社会道义相悖的判决。

 

“夜话”2012年第3期，2012年1月31日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2012年1月14日），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领导人选举，由公民投票直接选举台湾地区所称呼的“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和副总统。这一次，由于网络的便利和信息的开放，我国大陆公众终于也在网络上看到部分选举和计票的实况，体会了中国人正在实行的民主。虽然这样的民主仅仅出现在海峡的另一边，但它毕竟证明中国人是可以实现民主的。

谈到中华民国总统，我们立即会想到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接着继任的是袁世凯总统，是正式总统。不过他在任上恢复帝制，留下千古骂名。然而，今天台湾地区所选举的第十三任总统，不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起的孙中山或者袁世凯算起，而是从1948年选举的总统蒋中正算起。这里的理由为1948年的选举是中华民国第一次按照宪法举行的民主选举，但从1911年到1948年的中华民国总统或中国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是通过官员或者“有关人士”选出的，不是民主选出的。1948年的选举依据的是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每六年选举一次。后来台湾地区在修改宪法时又改为每四年选举一次。这样，“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从1948年选举开始，历经1954、1960、1966、1972、1978、1984、1990、1996、2000、2004、2008诸次，到今年是第十三次，选出第十三任总统副总统，马英九和吴敦义当选。

谈到1948年的选举，我们又立即会想到那时中华民国还管理着大陆，因此那是一次在中国全境的选举。那一次是蒋中正和居正竞选总统，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和徐傅霖竞选副总统，选举结果是蒋中正和李宗仁当选。由于《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当选者可连任一次。因此，假如没有后来的1949年剧变，蒋中正和李宗仁最多在1954年再当选一次，而到1960年必须下野。当然，国民党是否能在1954年或1960年选举中获胜还是个问题。无论如何，一旦选举，国民党就可能被选下台，其他党就可能上台，就像它后来在台湾的选举中败于民进党那样。

1948年的选举虽然刚刚过去64年，但对我们大陆人似乎是一桩发生于远古的事情，我们对它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记忆。只是像我这样年轻时天天读毛泽东书的人，还因为毛泽东对那次选举的抵制而记得它。在毛泽东看来，那是蒋中正迫使毛泽东的军队缴械的一种方式，而“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颗子弹也不能交出去”。我们年轻时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他的罪状之一便是“鼓吹1946年后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要缴械，要参加1948年的选举。不过，根据刚刚逝世的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的研究，毛泽东当时已经在延安确立了绝对权威，因此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都不起作用，中国也就发生了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毛泽东胜利后，1949年在讨论新政府和新国家名称时，有人建议沿用“中华民国”，毛泽东拒绝了，而另起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据说后来毛泽东为此还后悔过。但是，如果真的沿用“中华民国”，是不是还沿用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今天看来，那个宪法如果删除总统仅仅能够连任一次的规定，可能毛泽东还是能够接受的；比如联邦德国对一个人担任首相的次数就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确实，今天回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而参与1948年的竞选，凭毛泽东的能力，凭毛泽东当年对民主、自由的大声疾呼和对美国的学习精神、凭共产党当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的声誉，他即使不在1948和1954年的选举中胜出，也能够在蒋中正两任后不能再当候选人的时候，在1960或者1966年当选总统。那样，中国的历史发展将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中国今天的民主选举也不会局限于台湾地区，我们自己也就会作为选举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来经历选举。

经济学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未来是无法预期的”。这句话的前一半无疑是正确的：已经发生的事情确实无法再改变；但后一半不一定正确。中国推翻清皇朝以来的100年历史告诉我们，未来中国大陆向民主、自由的大方向发展是可以预期，中国大陆领导人的民选是可以预期的。台湾地区的选举告诉我们，中国人具有实行民主的素质。事实上，中国大陆最近30年来已经脱离了毛泽东的封建专制，已经在自由、民主的方向上走出了一段距离。台湾地区刚刚结束的选举让我们对这个方向更有信心，对自己也更有信心。

 

“夜话”2012年第2期，201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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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月1日，星期二，我创建了自己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如今已经十年了。

当初酝酿之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主页的预期寿命。一个主页的寿命取决于其内容更新的频率和文章的深度；中国的主页寿命还取决于政府的容忍程度。考虑到这三个因素，当初我准备用“双周夜话”的形式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来更新主页，并在写出自己感受的同时尽可能维持主页的“生存”。不过，我那时完全无法估计它的寿命：才思枯竭、体力不支或者政府容忍空间缩小等等因素都无法事先估计。事实上，主要由于才思不足等原因，在这十年里我没有做到每两个星期更新一次，有时甚至多个星期没有更新。此外，我的个人主页也因为所谓“反动”或“非法”文字而受到若干次关闭威胁；为了网页的生存，我做了退让。感谢网友的关心，鼓舞我继续更新；感谢社会的变迁，让言论有了更大的空间；感谢天主，我的个人主页竟然生活了十年之久，夜话也写了近200篇。这对我而言真是个奇迹，当初创建时不敢设想，如今回顾亦难以想象。

我当初创建个人主页的启示来自于国外大学教师利用学校提供的网络资源建立的网页，他们在网页上发布授课计划与内容并与学生交流。国内大学当时没有向教师提供这样的机会。但通过网络方式与学生以真名或虚名互动的方式吸引了我。网名而非实名让师生之间有了就事论事讨论的可能性。这对中国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有意义。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在讨论问题时有两大遗传性疾病，一是重面子，不愿意当面或者用真名提出尖锐问题与反对意见，二是好猜疑，喜欢从对方“心术不正”的角度来看待对方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因此，即使在教学互动中学生也不愿意说真话。网络虚名从技术上为避免这两大疾病提供了可能性。不过，我创建个人主页的初衷远远超出了辅助教学的范围。实际上，在当年的发刊词中，我甚至没有提及辅助教学这一主页功能。我的初衷是利用互联网这个新工具与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年轻人交流自己对生活、社会、历史的看法。互联网属于年轻人，而我当时已近虚岁五十且对互联网知之甚少。然而，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字出版受到严密控制、网络言论相对自由而年轻人正开始醉心网络的那个时期，网络是成年人和年轻人交流的最佳途径。当时的感觉，互联网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发达国家普及的电视机，谁能够充分这些新技术谁就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因此，一种责任感当时驱使我走向互联网并创建了超越教师网页一般功能的个人主页。

什么样的责任感呢？那就是宣传真、善、美；打破专制主义的“舆论一律”和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十年前写的“发刊词”中，我把自己主页的特点定义为“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而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学，职业是大学教师，所以“自己的方式”便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而在中国，由于专制主义本身就是恶与丑，因此一位学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必然会和专制主义对立。中国的未来在于自由共和，在于用真善美的方式去实现自由共和。中国的未来和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年轻人的未来息息相关。而为中国、为中国的年轻人争取更好的未来，是我们成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是，创建个人主页首先面对的问题不是社会，而是自己；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历史、自己面对自己的勇气。因为创建主页意味着自己走向社会，对社会发表言论，所以自己必须接受社会最严格的检查。当时的我面对过去，虽然年近五十但尚无大过；面对未来，自忖不至于再犯大过，并且相信自己有接受批评、承认过错的勇气。正是对自己的这种信心和勇气，让我最后决定创建自己的个人主页。十年的经历表明，这个主页对我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自己有了一个向社会发言的平台，而是有了一个检查自己的公开机制。十年来，有规则的网络写作迫使我审视自己，追问自己的言行。在写作和阅读“夜话”初稿时，我常常追问自己做得如何，自己在类似场合是否能够做好。当然，向宗教即天主教的靠拢和皈依也帮助我反省自己。今天，在建立个人主页十年后，我深深地感到公开发表言论对自己的约束。也许，即使我不建立网页不公开发表言论，我也不会卷入个人功利和学术腐败中。但是，有了它，我不得不更加自律，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毫无疑问，即使有了网络的监督和公开发表言论对自己的约束，在这十年中，我也有许多过错，伤害过别人，对此，我很抱歉并向天主和他们忏悔。

今天回顾，我发现十年来我发表的夜话在时间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内容以自身修养为主；第二个阶段则以社会问题讨论为主，第三个阶段好像更多地关注经济学的专业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阶段。它完全是无意识形成的。今天回顾，我意识到当初自己创建主页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是认为自己在经济学上已经无可作为。记得1998年我发表《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后，就感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上已经走到头。这种感觉促使我花费更多时间在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和现实问题上。不过，2008年以后，我发觉自己也许能够在中国经济短期运行的理论方面做一些学术研究，因此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一些需要仔细思索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上。

当然，在外界看来，十年来我的个人主页的主要功能是发表自己关于社会问题的言论。确实，与报纸电视等相比，网络的言论空间大得多，讨论起来也尖锐得多。事实上，本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争论几乎都从互联网开始。在经济领域，虽然报纸电视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已经很少禁区，但那些媒体依然把马克思观点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对“独尊马学”的质疑甚至对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学术讨论都只能出现在网络上。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许多讨论也依然局限在网络上。因此，十年来我通过自己的个人主页发表了不少关于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诸问题的独立观点，参与了国内部分重要的讨论。

十年来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个人主页已经过时，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已经无须使用个人主页。各大门户网站都提供完善的个人博客服务，微博更是异军突起，成为舆论注目的中心。因此，今天我需要考虑是否结束个人主页。一方面，我已经不再承担教学任务，因此主页作为教学辅助工具的功能已经完全消失；而我又完全可以利用博客和微博发表言论。另一方面，个人主页作为自己在网络上保存资料和发表长篇大论的文字，又是博客和微博难以替代的，同时它还有助于我保持反省习惯和写作习惯，因此我决定保持自己个人主页的生命，让它进入第二个十年。

是为记

2012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