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回忆南京大学入学四十周年

时光荏苒,到母校南京大学读书,已经四十年了!

想到四十年前的入学,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是母校破例录取的。那一年高考,我的中学校友章铮(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校友)和我都侥获高分。我们两人对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所说的经济学专指政治经济学)过去就有兴趣且常常交流。事实上,虽然他在中学里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但他是我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老师。“文革”造反时有些中学生便开始读马克思了。记得在章铮和我共同参加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南京九中新红联)里,就有一位高中同学 —- 沈汉 —- 在家读《资本论》了(沈先生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下乡后才受章铮的直接影响开始读政治经济学书的。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先通知考分后报志愿。因此,章铮和我都有信心申请到北京读政治经济学。可该专业的北京学校本来不多,在江苏省招生名额亦少,同校同专业在江苏招两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章铮和我分开,他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然而,人大没有录取我。自己估计,没有录取的原因应当不是考分偏低。但无论什么原因,我已经落入第二轮录取,说不定会进入某个非重点大学,说不定会名落孙山。出乎意料的是在等待非重点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信。南京大学是我在重点大学中的第二志愿。后来听说,是当年热心重建经济系的车济炎老师到非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地方发现了我并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的。我的“听说”也许有误,但南京大学破例录取我是确实的。后来在高校任教时,我不止一次听新生提到,南大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时声称南大从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我更明白南大录取我的不易。谢谢我可以称之为母校的南京大学,谢谢车老师和其他每一位老师。同时,也如陈萌同学所说,感谢邓公。当然,最感谢上天,因为它毕竟让太阳这样炽热的恒星也有死亡的时候,而我在太阳死亡之时幸而还算年轻。

由于对“红太阳”的崇拜和中学同学的影响,我入学前就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并也开始读《资本论》。当时衷心相信《资本论》每句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我那时已经不相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每件事都是正确的,更不相信政府真的“为人民服务”。今天也有这样的学者,认为政府有错,可马克思正确。尽管我后来明白马克思的错误,但我当时亦是那种认识,并且想认真地把马克思学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所有课程中,我最重视《资本论》。记得这门课开了两个学期,应当是王心恒和沈海山老师分别讲授的。沈老师平易近人,讲课比较活跃,有时还会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不那么直接关联的其他内容。王老师更像不食烟火的书生,讲课时一板一眼,不苟言笑。我向沈老师请教得多。在南京大学期间,若论对我影响最大也关心最多的老师,应当是沈老师和吴可杰老师。当时他们两人都住在校园内单身教工宿舍,拜访他们非常方便。说来有趣。沈老师后来的太太和吴老师的公子两人都是我的中学校友(虽然他们在高中部)和新红联“战友”。不过我们在校期间沈老师应当不认识后来的师母。就《资本论》学习来说,我向沈老师请教过许多问题,例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暂时性,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等。沈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且常常冒出睿智之言,和他的交流裨益极大。记得有一次在沈老师宿舍里,他说现在政府做的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做的非常类似,并且举了如平反、兴农等例子,言下之意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过沈老师说到这些时没有贬义。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由于当今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可以坚持下来的社会主义,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样。沈老师那番话猛地提醒了我,让我把感觉转变为认识。记得后来我在经济系同学办的《经济初探》上发表的短文,就多少含蓄地表达了这个认识。

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对当时国内正在争论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有兴趣,便在请教沈老师后,写了一个简单提纲交给系里。当时的争论完全囿于政治经济学圈子,双方争的是谁对马克思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北京大学的何小峰同学(后来也是我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还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待查)上发表了一篇对马克思有关说法的理解文章,支持当时以卓炯为代表的非主流理解。过了一两个星期吧,系里决定由王心恒老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这让我一下子感到压力,因为除了上课,我和王老师好像从无交流,况且我对他的《资本论》讲课不甚满意。更有甚者,我还提出过免修他的《资本论》课程申请(当然被驳回)。无论如何,我去王老师办公室拜访了他。王老师依然是不变的严肃样子。记得他要求我好好读读马克思有关说法所在的原文尤其是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再写作,而没有多余的话。于是我“被迫”去读。可是我越读越觉得有问题。马克思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即使考虑到上下文,也不能相互协调。因此,我发现的问题不是谁对马克思在生产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而是马克思的说法本身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这一点能够对沈老师吴老师开口,却无法对王老师说出口。当时是无计可施,找不到出路。后来,我干脆丢开马克思的相关说法,也丢开论文提纲,而是直接想象自己如果是马克思的话,接着《资本论》第三卷的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后,继续阐述有时被称为“非生产劳动”有时又被称为“生产劳动”的那些部门的资本,我应当如何写。这一来倒很快,几天写完十几页草稿纸。记得到最后,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思路枯竭了,我突然停下来,不知道怎样往下写了:还没有结束,却不知道如何继续。于是就打住了。后来在把它发表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刊物和正式杂志之前,我都认真思考过如何继续,可都不得其解。一直到我接触佛道后,我才意识到那也许属于可意会而无法言说的领域。

由于写出的论文和原先提纲不相干,由于我在正文前加了一句我“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也由于还没有写完,加上自我感觉经济系领导对我不那么友好,因此我完全不知道论文能否过关。我只是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王老师就赶快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来我没有问过,王老师和其他老师也没有就我的论文给过我任何指示或对我说过任何东西。接着我毕业了。以后,应当是在1988年,我因公派出国留学而去母校申请成绩单复印件,才赫然发现我的毕业论文评语是“优”。我非常感动。毫无疑问,我的那句置于论文文首的不重视与马克思某些语录协调与否的话,是王老师无法忽略的;而这样的话,当时以至今天都不能为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师所接受。所以,我深深感受到王老师那种不为外界所动而以学术逻辑为依的书生气质。要知道,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届的毕业典礼上,便有老师发言指责在座应届毕业生中有人反对马克思。该老师指的便是何小峰,而小峰也只是发表了对马克思说法的另一种解释,且在马克思“句句是真理”前提下的解释,还没有触及马克思说法本身矛盾的问题。

四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我的年龄应当超过了车老师、沈老师、吴老师和王老师诸位先生当年给我讲课的年龄。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首先,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抬起了我;其次,这四十年应当是我们这两代人经历的思想最为宽松的时期,而我们这代人的年轻,让我们比他们更有可能利用这一宽松发挥自己。但是,我真的利用了这一宽松吗?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问问车老师的在天之灵:您当年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您的期望肯定不是我个人以后脱离歧视和贫穷;您应当期望我能够为经济学为国家做点贡献。为经济学,在老师们讲授的马克思理论范围内,我想,我的毕业论文“续写”了《资本论》,或许可算一点贡献。我曾经在网络争论中说过,我的那篇论文超过了国内堆积如山的马克思研究论著,包括王亚南、刘国光等“名师”的论著,因为后者从没有跳出中小学生常写的“学习心得”范畴。为国家,我坚定地相信,车老师老师如果尚在人间,一定反对如今的专制主义复辟;因此,我在近两个月前关于远离“中国经济学”的呼吁和本月关于北京大学现任校长应当因其错误而辞职的要求,应当符合车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对我的期望。当然,尽管已经步入老年,我还应当多做一些,以报师恩,亦报同学,更报那在四十年前改变自己命运的母校—-南京大学。

胡景北(1978级政经班,上海同济大学退休教授)

初稿于2018年5月3日,终稿于2018年5月12日

“夜话”2018年第9期,2018年5月15日

胡景北:我要求林建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理由

我要求林建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理由

昨天,5月5日,作为北京大学校友,我在微博上提出“要求林建华自请辞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如果林不自请辞职,呼吁教育部免去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我的理由如下:

1.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一个人必须有担当。大学校长有担当的标志性表现,就是一旦有错便承担责任,严重和低级错误更须辞职。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流,关键特征之一就是校长有担当,有错便辞职,大学声誉和水准才得以保持。北京大学不但正在争取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本身做为中国最高学府和学术界楷模,校长必须有担当。犯错辞职,应当是北京大学和其校内校外的校友对校长不容置疑的要求。

2.林建华的错误属于低级错误。这类错误与学者身份、尤其与高等学府(遑论最高学府)校长的身份完全不符。一位教师犯这类错误便会使自己声名扫地,一位大学校长尤其是北京大学校长犯这类错误更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或自辩的。这里,林建华是否出身书生世家,林建华是否受到正常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林建华的报告稿是自撰还是他人拟就、林建华道歉是否诚恳之类的问题都无关紧要。在这里,其决定作用的是大学校长在知识层面上必备的资质。我完全相信林建华在别的职务别的工作上会很优秀。但是,林建华的这类低级语言错误至少表明他的才华和学识不足以担任高等学府校长:他当年应当自觉地拒绝校长的任命,今天他应当自觉地辞职。

3.林建华错误的恶果巨大。林建华的低级错误与常说的比如言论和法律等方面的严重错误不同,后者往往在历史上尚可商榷,前者则直接是知识的低下。北大历史上,胡适陆平丁石孙诸校长的对错与否和严重程度,既可以争论,也不会影响北大在学术界在历史上的声誉。但林建华低级错误直接拉低了北大的层次,降低了北大的声誉。北京大学今年是一百二十年生日。我相信,到它一千二百年生日的时候,人们即使不记得林建华,人们也一定会提及北大校长读错中学生必会字词的故事。是的,比起当今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林建华作为北大校长的低级错误更可能在千年后依然流传,给北大蒙羞,给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蒙羞。林建华在道歉信中说他的这个错误的“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也许对他个人是如此。但他应当想到对北京大学对中国的成本:北京大学蒙受了高得几乎不可承受而且必然永久如影随形的成本,中国在世界学术界蒙受了无从辩解的耻辱。

4.林建华的道歉信令人失望。他的道歉信不但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回避自己是否达到校长资质的问题,而且对大家的关注“感到失望”。如果他的道歉真诚,他应当感谢大家的关注,并把大家的关注视为自己提高学识的动力;因为,没有大家的关注,他可能认识不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对北京大学对中华民族的损害。我可以大胆地说,对社会就自己错误发出的关注“感到失望”,这是没有任何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更不应当是中国最高学府并争取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可能说出的话。

5.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林建华的思想观念完全错误,对于北京大学更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在其道歉信中,林建华再一次复述他的观点:“焦虑和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然而,五四运动就发自于当年北大人对中国传统的质疑和中国命运的焦虑。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至今影响着我们,五四运动创造的北京大学价值观至今弥漫在北大校园。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处和历代校友心系之处,就是因为它不但生发了中国大学对国家对未来的焦虑和质疑,而且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焦虑和质疑。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焦虑和质疑才能让民族让人类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未来,不断地做出选择并走向未来。没有焦虑,没有质疑,再坚定的信心和勇气,都只能让民族和人类的脚步在时间的流淌中重复过去,而不可能走向未来,就像黑格尔对我们中华民族只是重复历史所说的那样。所以,林建华不但在学识上完全不足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且在思想理念上更不足以担任负有为民族为人类探索未来责任的北京大学的校长。

附带说明一下我的北京大学校友身份:胡景北,1981年2月至1984年7月在北京大学学习,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8年5月6日

 

 

对母校北京大学双甲子生日的祝贺

今天是五月四日,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120周年生日,即双甲子或百廿生日。我衷心祝愿母校生日快乐!

今天专注于另一篇短文,思路无法转移,因此,对母校双甲子生日,除了简短的生日祝贺,我只想向岳昕等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在校同学表示敬意,向支持她们的其他在校同学表示敬意。岳昕等同学提出的申请和由此发生的抗争,是献给母校双甲子生日的最好礼物,是最足以让我们这些离开母校已经几十年的校友还能为母校自豪的礼物,这是因为,只有一个坚持五四提出的民主、科学传统的北京大学,才是我们校友牵挂和寄托了希望的母校。失去这一传统,母校就将失去灵魂。而岳昕等同学的抗争,让我们看到母校虽然神志迷茫,但灵魂尚存,复兴希望仍在。

遥祝母校生日快乐,早日恢复健康!

遥祝岳昕等年轻校友在坚持母校民主、科学传统道路上身体健康,遥祝!

遥祝每一位校友身体健康!

2018年5月4日

“夜话”,2018年第7期,2018年5月4日

 

 

胡景北:对 linxiaozhijia 网友关于中国经济学思考的回应

我发现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竟然有一个“谁能回应得了胡景北批判中国经济学的文章”的帖子(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1-1.html),而且反应还很强烈。感谢那份帖子的楼主“734061388”,感谢各位网友。

在那份帖子的跟帖中,“linxiaozhijia”的帖子尤其让我感动。这位网友是位认真而且平实的年轻人。我的个人主页的题词是“高贵 平实 深刻 纯洁 正直”。我特别欣赏平实的人并且自己也希望做这样的人。同时,由于年轻的缘故,这位网友应当和我当年一样,也欠深刻。为了促使自己也帮助linxiaozhijia走向深刻,我深感自己应当回应一下linxiaozhijia的思考。

linxiaozhijia的跟帖如下(出处: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6-1.html):

“仔细学习了胡老师的大作,感觉观点深邃,受益匪浅!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胡老师的观点!为避免隔山打牛的误解,我只是提几个自己的思考与胡老师和其他学者商榷!

1、欧美等西方经济内部学派林立、国别差异也比较大!都用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这种观点各异的大杂烩来阐释是否合适?既然是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各国自身经济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是不是其经济特色?是否存在本国的经济规律?

2、世界经济中除了欧美等私有制经济以外,尚存在中国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如果不等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3、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也是显著不同于私有制经济的成分。怎么能用西方私有制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如果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是客观的,是否存在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解释的公有制经济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公有制经济理论该如果命名?
当然,个人观点,抛砖引玉而已,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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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linxiaozhijia认真阅读了我的那篇夜话(完全说不上大作,更无须“学习”,linxiaozhijia过奖了)。我的看法完全可以讨论和批评。人都会有错的。我也完全可能出错,尤其是夜话一类的感想文字,更会有错。

言归正传。对linxiaozhijia的四个方面的思考,我的回应如下:

1.通常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欧美国家绝大部分大学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欧美各国虽然学派林立,但是,绝大部分大学经济学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德国和美国待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两个国家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宏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无疑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与美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往往思辨性的内容更多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中对物价稳定的强调更多一些,同时专门谈欧洲整合的内容也很多等等。不过,应当没有任何德国教授认为需要专门的德国经济学。

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其它经济学学派,比如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新李嘉图或新剑桥学派,不承认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准理论。但是,即使在比如剑桥大学,经济系讲授的依然是基本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像马克思的或者新李嘉图派的观点,最多只是高年级讲一两个学期。

至于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不同派别的问题,就承认微观宏观基本原理或者基准理论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这些基准理论的应用或者扩展方面,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立。比如货币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影响程度问题,就是一大争论。其次,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但这不妨碍争论双方对基准理论的认同。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在那篇夜话中说了,都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就应当在根本上适用。比如,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我们去街上或上网为自己购物,我们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爱好以及物品价格来做购买决策,而不必考虑任何上级领导的意图;上级领导亦不干涉我们的决策。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在我们的对面,卖家也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这就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由以展开的基石。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修饰词,应当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各种不同的修饰词表现了各国的不同特点。例如,德国人说他们是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social market economy,和我们的socialist market economy,连一个单词的区别都达不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依然是一种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国呢?我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除了土地矿产之外,中国的生产资料有多大百分比是“公有”即政府所有的,有多大百分比是私有的包括集体所有的(在德国,集体所有的算私有制的);其次,在政府所有的生产资料中,又有多大的百分比是用于盈利性生产的,按照德国人的标准,盈利性生产的,应当也算私有制的(按照马克思标准,是为利润而生产的),比如以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等等。这里牵涉到你的第三个思考的后一部分。即使根据马克思,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根据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来区别的。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企业是否为了自身利益追求利润。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他说的私有者的资本家只是一种化身,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种实体的化身。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倒是遵循的马克思。在德国,最重要的区分是一个单位是否盈利,即区分盈利性单位和非盈利性单位,而区分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单位挣得钱是否可以分给个人。可以,就是盈利性的或者资本主义;不可以,就是非盈利性或非资本主义。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之前,可能还得先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和统计问题。

3.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这恐怕还是断言。比如,让农民自利自由、让企业自利自由,让消费者自利自由,劳动力转移,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融入国际市场,大规模投资,物价稳定,宏观政策稳定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经济最近四十年高速增长的解释。但这不等于在西方经济学范畴内就解释不了。至少,我目前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观点,说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

4.您的第四个思考和您的第二个思考密切相关。我在回应您第二个思考时说了,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些基本概念和统计问题,然后才能讨论公有制问题。打个比方,在理论上,公有制企业是为全社会或全民服务的。一个公有制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利益。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理论,那么,一个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的生产资料算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呢?我想,在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前,谈论由这样的企业组成的经济是更像公有制还是更像私有制,可能还太早。

我的上述回应肯定不能让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满意。不过,无论年轻年老,我们都在探索,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只要大家自由探索,我们中国人虽然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国经济学”但一定会在理论上有大的贡献。我上一篇主张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扯淡,也是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深刻地探讨一些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

再一次感谢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

“夜话”,2018年第6期,2018年3月19日

(注:本文于2018年3月19日下午作为对网友linxiaozhijia的回应发表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网址为http://bbs.pinggu.org/thread-6282009-1-1.html。这里且作为新一期夜话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本次发布时没有做任何修改。)

胡景北: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询问我对田国强和李稻葵两先生近来关于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言论的看法。我特地找了两位先生的文章,即田国强的“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李稻葵的“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两文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建立中国经济学,尽管他们所用的名称不同。其实,不管用较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用较短的“中国经济学”以及介于其间的其他名称,中国只能有一种经济学,不可能存在具有本质差异的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先生说法虽然不同,但也不谋而合地要求只有一种经济学。诚然,中国最近二十年存在互不理会的两个经济学圈子,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名,一个以西方经济学为名。根据两先生的意见,这种状况不应当延续到“新时代”。因此,我把他们的说法视为同一的建立“中国经济学”说法,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次要差异。同时,由于他们分别用“基准理论”和“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来表示他们设想的中国经济学,我就用基准理论简洁地表示他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的含义。

对他们的文章,我的评论如下:

第一,两先生尽管是著名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自量力。中国经济学不是他们(当然更不是我)能够讨论或建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如果真的能够创立的话,它也仅仅能够由领袖人物开创和建立。我们所能做的,是学习领会并在自己专长的方面再发挥发挥而已。两先生喜谈“中国特色”,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中国特色,否则,他们不会忽略中国这一重要特色。另外,他们对“新时代”似乎也不了解。比如李文谈的都是旧事,而田文说的比如中国经济学要做到的三个有利于,便与过去的“三个代表”似曾相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和“新时代”之“新”还是两回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中国经济学的说法。在特指的情形下,人们不妨使用中国经济学概念,比如技术变化的中国经济学或者国企改革的中国经济学等等。但就基准理论而言,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中国经济学。确实,中国经济近四十年表现出色,中国经济今后的路最好有理论指导。但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并不必然要求什么“中国经济学”。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都有表现出色的时期也都有理论指导的要求,可世界上有几个学者声称要建立本国的经济学去解释与指导之?李稻葵举例说亚当·斯密讲的是英国故事、弗里德曼讲的是美国故事,因此中国需要中国经济学来讲中国故事。这是严重误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完全不必读斯密和弗里德曼。对李稻葵的这一说法,我想引用具有权威性的马克思来反驳。马克思在解释他为什么待在英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说: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大家看,连马克思这个德国人都在英国研究当时的经济。为什么?就是因为普适的经济规律当时最典型地表现在英国,经济学家因而在英国更有条件发现经济规律并建立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里大量列举英国的例子,以揭示他所认定的经济规律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像李先生那样认定斯密是英国经济学、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也只能够算“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了。

再举一个具体例子。马克思研究农业的时候,明确假定农业只生产小麦,但他 —-至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依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中国南方的学者可以发展出有“中国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其中假定农业只生产水稻、中国北方学者亦可以用麦子高粱两产品假定建立“中国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但是,假设此类特色的经济学没有发现任何与马克思不同的基本规律,这类经济学充其量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推广或发展。

如果我们参照马克思的做法,那么,在具有普适性的经济规律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的地方,经济学基准理论最容易发展出来。就此而言,过去的马克思待在英国,现在的比如Acemoglu跑到美国,还有斯密和弗里德曼留在祖国,都是试图创立或发展基准理论的那些人的天才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他们的时代分别是经济规律表现最充分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我本人就是因为明白自己才学不够才在毕业后决定归国的(不过,我完全相信有些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者为了报效祖国而归国)。

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原因,经济规律表现得不够充分不够典型。为了解释那些地方的经济,人们在基准理论之侧,需要考虑导致经济规律不充分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是一个简单常识,无任何可争议之处。我们需要懂得的是,如果这些解释成功,第一它们不推翻基准理论,第二它们不足以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否则一个地方有一套“基准理论”,世界上就没有基准理论可言),第三它们只是基准理论的应用和推广。应用拉卡托斯(Lakatos)的概念,这些成功解释只是为基准理论增加了辅助层,而非否定了基准理论。宋铮曾经写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文章。但他的文章常常被误解。其实,读一下宋铮等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研究中国文章,就会发现那顶多是为所谓的“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基准理论新涂了一个辅助层,而非证伪它们或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外国的例子,比如巴罗与格瑞利合作撰写过《欧洲宏观经济学》(Barro/Grilli,European Macroeconomics),布达与维罗茨写过《欧洲背景的宏观经济学》(Burda/Wyplosz,Macroeconomics:AEuropean Text)。他们在书名中加入“欧洲”字样,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富有挑战性的特定环境”即欧洲环境下的经济问题,即经济学基准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而非另立一套“欧洲特色”的基准理论。

第三,李稻葵为了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甚至断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他的这一断言过于武断了。李稻葵举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纪末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失误。可是他没有说明日本的政策失败和日本没有发现经济学基准理论直接有什么关系,而只是说日本的失败源于“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然而,在这次失败之前,日本经济学研究(指基准理论层面的研究)更落后于实践,更靠进口理论,但日本经济增长却独树一帜。我们自己国家在四十年前,有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顶峰的“政治经济学”,全世界人民在学习红宝书,经济理论无“贸易逆差”可言,可经济政策败仗的情形却屡见不鲜。而在最近四十年,中国进口经济理论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李稻葵和许多“有识之士”抱怨不止,但中国经济政策好像没有什么败仗可说,反倒是经济发展特别出色。因此,说不定正是大规模的经济学“贸易逆差”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所以,我担心的倒是,如果中国真的像田、李两先生所说的那样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政策可能又回到败仗不断的时期。

应当说,国与国之间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是常见现象,和所谓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毫无关系,或者说,这些政策层面的正确和错误,绝大部分和基准理论无关,而和决策者的个人信念、手头信息与偶然因素关联更大。其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绝大部分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阶段都是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的“贸易逆差”国,因为任何时期的基准理论总是由极少数人在极少数国家内建立的,绝大多数人总是学习并采用他人的基准理论,绝大多数国家都必须进口基准理论;同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因为进口基准理论而得益。换一个历史阶段,也许中国有个别人建立起那个阶段的基准理论并被全世界其他国家采用,那也决不表示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对中国就会失败,否则中国人建立起的基准理论就达不到“基准”的标准。

第四,正如马克思和波兰尼等人强调得那样,当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无论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什么修饰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当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诚然,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着非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现在的朝鲜或四十年前的中国。但即使针对这样的国家,经济学者也不可能另辟一套基准理论。他们所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之上,加上其他因素去解释。例如,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在1958-1962年或在1980年前后表现的解释之所以令人信服,便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做的。

田国强提议新的中国经济学要有利于党的领导。我的年轻朋友亦说,斯密当年建立经济学不是也要有利于英国君主吗?确实,斯密是那样想的。然而,斯密不要求比如卖肉者和买肉者为了君主利益而买卖。在斯密那里,卖肉的为自己利益卖肉,买肉的为自己利益买肉 (我们很多人亲眼目睹过此类现象:附近没有配套商业的新建小区才开始入住,就有人赶来附近卖菜。这类现象就是斯密理论的源泉)。斯密只是相信每个臣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会有利于君主。注意,在斯密那里,卖肉者和买肉者皆与君主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比如英国的肉铺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如果按照中国的领导层次分级,则英国一个小肉铺亦可以算 “正国级”,因为店主自己就是最高领导者。正是因为如此,后人才普遍认为斯密开创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如果我们同意斯密的话,那么,把君主改个名就够了,新的基准理论不可能建立也不必要去建立。如果不同意斯密理论,像田先生那样需要领导或者像李先生那样与“西方自由”分庭抗礼,那就确实需要新的经济学。卖肉者和买肉者若在交易中被领导,这一交易便无法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解释。可假使一个个企业和消费者在交易中竟然自由地不被领导,“有利于领导”和“反对自由”的提议便无法落实到微观层次,两先生的提议就会成为空话。因此,如果两先生的提议要落实到经济学基准理论中,中国确实需要一套新的经济学,一套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当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便不是市场经济。可是,两先生真的主张中国应当走上非市场经济道路吗?我想,那些要求消灭私有制的人,多半不会相信他们。

第五,目前许多人指责“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所举的几乎都是经济政策层面理由,比如没有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等等,而鲜有触及基准理论的理由。与所有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学与术之分。正如前面所说,经济学的“学”不可能直接解释中国或任何一国的经济现象。就拿马克思经济学来说,它也无法直接解释,因此人们才提出该理论的中国化或者在中国“创造性地”应用该理论,而不是建立一套新理论。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是因为它适合于西方、东方以及南方和北方,只要这些地方承认市场经济。但是,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西方经济学的应用都需要该国学者的创造性。打个比方,在长江和泰晤士河建桥都需要工程师的创造性,但中国工程师不需要新创一套力学基准理论,英国工程师也不能把“英国力学”直接用于建桥。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者在创造性地应用现代经济学方面做得严重不够,其中原因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如果著名学者不认真发挥自己在中国应用经济学时的创造性,反而把创造性严重不够的问题说成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那便既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误导青年学子。

此外,我还想指出,任何对中国最近四十年经济成功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完美解释的要求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看看对其他国家例如英、德国、美、日经济成功的解释,就会发现多种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所依据的基准理论还是同一种!因此,尽管我们需要更加令人信服的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或指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任何理论(即使真有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解释和指导都有局限性,都不能非常令人满意,更谈不上令所有人满意。而这样的不满意不应当仅仅成为理论工作的动力,它更应当成为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的提醒剂:毕竟,把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应当不会再来。

最后,我想起大约二十年前,当我最初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远离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今天,我对向我询问的年轻朋友的建议依然类似: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把精力专注在经典文献和你特别关注的个别问题上!!

注:田国强文章出处:http://www.sohu.com/a/217022776_260616,李稻葵文章出处: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3-02/zl-ifwnpcnt0106990. 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3&r=9&doct=0&rfunc=100&tj=none&tr=9。

“夜话”,2018年第5期,2018年3月13日

我的反对态度

昨天,我终于发现了失踪很久的新浪微博的个人主页密码,并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则简短博文,表示我的反对态度,见本文的第一个截屏。

本来,我直接写出了自己反对的对象,如本文第二个截屏显示的那样。但是,有关的管理者指出我那样写违反了网络管理规定。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博文改成第一个截屏显示的内容。

但愿中国不走回头路!

(注:希望这篇简短的夜话能够面世)

“夜话”,2018年第4期,2018年2月28日

重访乡村有感

今年,2018年,是我去农村种田的五十周年。1968年的我,作为初中毕业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政府送到乡村,直到1977年返回城市。

我生于1953年。据家母回忆,父母在1959年我6岁时要送我去幼儿园,我不愿去;于是改送小学,侥幸通过写自己姓名和从1数到100的简单测试,开始上学。六年小学后,我于1965年入初中,赶上了1966年开始的“停课闹革命”,也赶上了1968年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到乡村种田。如果我按照当年的标准年龄7岁上学,我的命运将是在1966年“小学毕业”后依然待在小学,等“文革”的中学生都上山下乡离开学校后,再于1969年进入初中。那样的话,我几乎不可能去乡村种田,我的人生轨迹当然也是另一样。所谓命运捉弄人,诚不我欺也。

然而,当我于今年春节重返当年生活的村庄时,我才最终发现命运中的村庄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我当年所在的建华生产队(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建华生产组,是一个大约30户、130人的独立小村子),已经变成了“建华苑”小区。小区内有7幢六层楼房。小区旁则是更大的居住社区。原先的“建华村”只剩下小区栅栏外的几处旧屋和废墟;种粮的大田完全消失,仅剩下一些零乱的菜地。当年插队的乡村,如今已经城镇化!建华生产队或者建华村,将仅仅是留存在我头脑中的记忆。

站在新建的小区前面,我似乎幻然所失:青年时代记忆的附体全然消失了:村前的水井,年轻夫妇一个提水一个洗衣的欢乐;村边的自留地,夏日晚霞下众多粪瓢撒起的水影;村后的土山,一陇陇山芋苗的青绿;稍远的大小圩田,茁壮的稻苗上闪耀的是汗水。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带着我的感情,我的生命。我突然发觉,我的返乡,正是灵魂寻找它的附体;一旦发现附体永远消失了,灵魂也无法持续,一部分生命似乎正在从我身上流失。

不过,我很快就从幻境中释然了:非农化毕竟是历史大趋势;而我和几千万城镇青年被迫下乡种田,只是那大趋势旁的短暂逆流。我曾不由自主地身处逆流之中。因此,我必须提醒自己:不管那段乡村生活如何深刻地融入了我的体魄和精神,那一段生活在社会层面上都仅仅属于历史的逆流;而今天的乡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才是历史的主流。所以,我应当祝贺而不是感伤建华村的转型。

是的,那股逆流在五十年前是那么地强大,几千万人口在短短数年内便从城镇倒流入农村,从学校倒流入农业,从学生倒流为农民。我自己当时如此衷心的拥护这一逆流,以为它才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唯一途径。今天,站在建华苑前,我深深体会到历史的力量:仅仅五十年,短短的五十年,那股非城镇化的逆流就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当然,那股逆流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没有它,建华村也许在五十年前就转型为建华苑了;而我也将获得完整的中等教育,不会为了写这篇简短的文字而翻查数遍“四角号码新词典”。

愿我的农民朋友们在新的小区里、在非农化大转型中获得新的精神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本。

愿主保佑我的农民朋友们!

“夜话”,2018年第3期,2018年2月27日

附录:两张照片

建华村旧址,在建华苑内栅栏前摄影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1)—- 我的《服务业资本》批评奖

今年,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马克思的最好礼物,当然是发展马克思。拙文《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我发展马克思的一个尝试。十六年前的2002年,我在开通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时,把拙文发到网上公开征求批评,并设立了奖金。拙文以及我的”关于建立对本人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的声明”和”‘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实施细则”请见下述链接: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424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92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29

时光荏苒,十六年很快过去了。在这期间,几位网友曾经从不同角度对拙作提出批评。这些批评都发布在hujingbei.net的”学术探索-胡景北学术批评奖”栏目。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抱歉的是,她(他)们的批评没有能够指出该文的逻辑错误,因此没有能够获奖。

同时,考虑到十六年来应者寥寥,我决定在2018年年底终止这一奖项。当然,我欢迎批评的态度一如既往。

如今,国内谈马克思、谈发展马克思的人又一次多了起来。因此,我想在这里说一下我自己发展马克思的体会。当年我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关于服务行业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范畴的讨论热火朝天。不过,所谓讨论只是语录战而已:各方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语录并强调自己找到的语录才是马克思的真意。马克思著作包括草稿几十卷,对那些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来说,想从中找出支持自己的几句话并不难。我不同。我想象的是如果我是在世的马克思,我将怎样把服务行业纳入到我的《资本论》体系内。拙作就是由这一想象生发出的思考结果。我把它上网征求批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可批评性,至少在一点上,即它是否确实与《资本论》体系一致,是值得考究和批评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极少甚至唯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信条的地方,中国每位中学生大学生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以”发展马克思”为主要工作的研究所、杂志、学者、博士生的数量应当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国又特别重视”发展马克思”,因此,我在发展马克思上的这个尝试,应当会得到批评和讨论。遗憾的是,与中国那么多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数相比,参与拙作讨论的人不到十位数。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首先是我的影响力不够;其次应当是绝大多数以马克思为业的学者只是把此业视为饭碗而已;再次便是对”发展马克思”的理解。我这里仅仅谈谈第三个原因。

在我看来,所谓发展马克思,在严格意义上,既不是指学习、传播和应用他的理论,也不是指比如研究《资本论》提到的那位中国人是谁、1842年和1867年的马克思在思想上有什么差别,更不是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马克思,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发展他的理论本身,把他未看到未解释的重要现象纳入到他的体系内;或者,如果纳入不了的话,则在符合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前提下建立起能够包容他的体系的新体系。服务行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一现象。根据我对马克思体系的掌握,我把服务业抽象为社会化地再生产劳动力的经济部门并提出服务业资本概念。马克思已经分析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别活动在生产和流通领域,服务业资本则活动在社会化的消费领域,因此,服务业资本分析应当放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析之后、马克思的生息或货币资本分析之前。所以,我在拙文最前面加了一段话:”本文假定,读者已经看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四篇”。《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篇分析产业资本、第四篇分析商业资本,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作为第五篇写作的。写作的标准当然是与马克思体系的一致性。我相信我的尝试是成功的:我达到了自己提出的标准。同时,我相信,如果有人在马克思体系内讲解劳动力再生产,他将不得不引用我的这篇文章。

众所周知,即使算上马克思的草稿和恩格斯的工作,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体系本身便没有像马克思计划的那样完成,遑论还有像服务业资本这样的没有被马克思列入写作计划的现象需要研究。因此,发展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完成他的体系。例如,学者们喜欢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要以国家或政党为其前提。不过,他们应当不知道,”国家”是被马克思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的,是他准备接续《资本论》第三卷而写作的。但他没有来及写作,因此没有在《资本论》体系内建立他的国家理论。后人呢?列宁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谈的是国家和革命的关系。可在马克思的计划里,国家分析之后还有世界市场分析,然后才是危机分析。他并没有把革命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内。因此,列宁谈的国家和马克思计划的国家分析大相径庭;包括列宁本人在内,没有人认为列宁的国家理论可以纳入《资本论》体系。那么,在缺乏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之前,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跳到以国家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即使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是可能的,在马克思体系和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之间也有很长很多逻辑链条;这里提到的”国家”仅仅是链条之一。不一个一个地建立起这些链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建立的。至于学者们喜欢提及的”中国特色”,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在一般理论建立之前,任何国家的”特色”理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浅显的科学道理,应当不需要再次普及的。

所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作为在”发展马克思”上做出成就的人,我对那些希冀发展马克思的人的劝告是:要想发展马克思,先得把自己想象成马克思再世,像马克思那样,不跟风、不计酬、不急功近利、不祈求成功。否则的话,于公于私,还是及早退出为妥。

最后,我依然希望,在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今年底终止之前,有人能够得奖。

“夜话”2018年第2期,2018年1月20日

 

2018年的中国,我希望

今天,以“8”这个幸运数结尾的2018年来到了。

在这个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家人幸运,我的朋友幸运,我的祖国幸运!

作为一个五十年前在“知识青年”名义下到农村、当了将近十年农民的我,我特别祝愿我的农民朋友幸运,特别祝愿那些进了城市,但依然被冠以“农民”称呼的低端人口幸运,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最贫穷、最没有权力和最受到歧视的人,他们又是我们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从六十年前那个同样带有“8”的年头开始,在国家制度上正式落到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在我经历的祖国历史中,1958和1968两年特别刻骨铭心。1958年,中国建立户口制度,把全国人口正式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并且代代相传,直到现在依然如此;1958年,中国开始发生大饥荒,在该年和随后数年中,数千万“农业户口”人口饿殍;而196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城市青年和其他公民被迫下放到乡村并且毫无何时可能回城的期望。

因此,在我的祖国跨入2018年的时候,如果说我对我的祖国有什么希望的话,我的希望如下: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正式取消1958年建立的户口制度,取消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把“农业人口”身份的人变为二等公民的制度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正式地向在这一制度下受到歧视的中国公民尤其是被强加为“农民”身份的公民道歉。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发布公民平等宣言和法律,正式宣布所有中国公民在迁徙和确定居住地时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就业、入学、休假、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上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取消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身份户口所在地”负责(或“出生地负责”)的做法,而建立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常住地负责”的制度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是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从1968年开始发生的数千万城市青年和其他公民大规模下放农村事件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迁移,涉及到中国当时几乎每个城市家庭,我的祖国是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上迈出一个值得子孙后代永远纪念的一步,这就是农民解放、公民平等。

祝愿2018年给我的祖国带来幸运。

(注:2008年1月1日(星期二),我写了一篇短文“2008年的中国,我希望”。在那里,我表达了希望中国在2008年取消五十年前建立的户口制度和说明五十年前开始的大饥荒。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再次表达这样的希望。我相信,中国只有取消了这一不公正制度和放下大饥荒的包袱,中国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社会和政治进步。)

“夜话”2018年第1期,2018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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