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19年

3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最显著物理标志，柏林墙崩塌了。用当时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今天回忆的语言来说，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崩塌了。在德国纪念柏林墙崩塌30周年之际，德国解密了一批接近达到该国三十年保密期限的有关档案。德国《世界报》（die Welt）以标题“中国试图在最后一刻如此挽救东德”（”So wollte China 1989 in letzter Minute die DDR retten”）的文章，报道了一份和中国有关的解密文件（标题中的DDR是前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简称）。这份文件是前东德驻华大使在1989年10月27日从北京发回东德的一份特急电报，并且直接发给当时东德党中央总书记即第一把手埃贡· 克伦茨的电报。电报全文翻译如下 ：

————-

埃贡·克伦茨同志：

今天我和中国建设部长林汉雄同志（他在1982年访问过我国，是两国紧张关系结束后第一位来访的探讨两国可能发展的新关系的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了详细会谈。林同志表示，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命运不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而且特别对社会主义可能在中国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做好准备，为支持东德保护社会主义而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就目前东德人力紧张的局面，中国可以就东德所希望的数量和所希望的技能，向东德提供人员支持。

由于这里有关的是政治支持，因此中国不指望得到外汇付款，东德用物品作为付款即可。

林汉雄同志还表明，他可以很快访问柏林，以便和东德有关部门就具体问题加以协商。中国准备接受非常快的协商结果。林汉雄同志强调，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将在十一月初召开（预备会议订于今年10月30日），东德的意见最好能够在这次会议之前提出。

请指示。

贝特霍尔德（Berthold）

10月27日，14:00

————-

这份电报显示，中国当时尚有男儿在，愿意帮助东德保卫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愿意为此做出一切努力。当时，也就是1989年10月下旬，东德政府的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内，民众自发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发生游行的城市越来越多。在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组成的前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主要维稳力量前苏联公开宣称不再干预原先包括东德在内的卫星国的事务，因此依靠不上；部分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已经率先改变，或允许选举，或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边界；其它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余力帮助东德维稳。至于中国，因为过去中国认为前苏联以及包括东德之内的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堕落为比资本主义还坏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在1989年之前双方都重新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隔阂太深，又相距过远，东德没有任何指望。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不计前嫌，主动站出来，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大业，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愿意向东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以保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电报提出的一个具体措施是向东德提供其所需要的人力。由于1989年匈牙利等国开放边界后，东德人尤其年轻人突然大规模外逃，不但使东德许多企业严重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正常开工，东德保安力量也严重缺乏人手。同时，中国还主动提出，对中国提供的帮助，东德不必像正常情形那样用西方国家货币支付，东德给中国物品就行了。在这里，中国显示了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可是，根据德国《世界报》的分析，东德政府当时没有理解中国的想法。在当时，东德党和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是维稳，而非生产；是维稳缺力量，而非企业缺员工。克伦茨总书记收到电报的翌日才批示，而具体办事的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主动支持的含义。他们以为中国关心的只是东德企业缺人甚至在东德中国劳工的事情，因此他们去了解当时在东德的近千名中国劳工的情形，发现后者很安心，便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然也礼节性地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更没有就中国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而做文章。德国《世界报》认为，正是东德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导致东德政府延误了时机，耽误了中国的帮助。而在那时，形势一天一个样，任何延误都是致命的：仅仅在中国提出帮助的建议十三天后，柏林墙就崩塌了，一切帮助都来不及了。

柏林墙的崩塌让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如果东德政府当时即时回应并接受中国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帮助，东德政府也许能够挫败那些内部游行示威，东德局势也许能够稳定，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也许能够持续到今天并继续持续下去。而对中国来说，通过在“最后一刻”对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挽救，中国将在三十年前便取代在东欧社会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无所作为的前苏联，一下子升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领导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抗衡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无须等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夜话”2019年第13期，2019年11月12日

注：1989年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回忆文章：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11-09/9002801.shtml

德国《世界报》文章包括电报照片：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plus202839652/Akten-Fund-So-wollte-China-1989-in-letzter-Minute-die-DDR-retten.html?wtrid=onsite.onsitesearch

 

2018年11月6日，我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间飞逝，我的公众号竟然已经一年了。借这个机会，总结一下，也许是有益的。

根据公众号首页“已群发消息”的信息，在这一年里，我的公众号总共发布文章118次，大概每三天发布一次。在这118次发布的文章中，28篇是在这一年内新写就的，占比24%；75篇是自己早先发布在网络上的旧文，占比64%；同一文章另外重复发布14次，汇总一次（我的知青日记）。

正如我在公众号开通序言中所说，我的文章涉及人生、经济和政治为主。粗粗分类，在所发布的非重复的103篇文章中，以人生、经济和社会政治为主题的文章，大约各占三分之一，符合开通前的预期。

和所有公众号文章一样，我的文章也免不了“敏感词”问题。在这一年所发布的118次文章中，有28次“无法查看”，占比近24%。但就非重复发布的103篇文章来说，共有18篇文章“无法查看”，占103篇的17%。对一部分初次被标为“无法查看”的文章，我试图找出看上去可能像“敏感词”的词汇即“可能敏感词”并修改之，然后再发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重复发布”包括一篇文章的多次重复发布。重复发布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即修改后能够查看的文章为：

1. 成为好人的路有许多条
2. 我的知青日记III

没有修改可能敏感词和修改后依然无法查看的文章为：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的起步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73)

2.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85)

3. 君主乎？人民乎？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80)

4. 插队落户五十周年纪念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738)

5.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历史轮回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52)

6. 语言的交流与平等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354)

7. 实践民主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6)

8.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84)

9. 权与礼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44)

10. 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589)

11. 禁食一天有感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913)

12. 答无归先生兼谈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920)

13. 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965)

14. 抗议微信封号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950)

15.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19)

16. 想到辛亥革命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07)

在这一年里，微信确定一篇文章是否“无法查看”的方式经历过一次重大变化。就上面列出的“没有修改可能敏感词和修改后依然无法查看的文章”来说，2018年11月初到2019年5月中旬，我发布的公众号文章中，有11篇被“无法查看”。但它们在发布后一段时间里都被传播，阅读次数最多为4397（前第10篇），最少亦为10（前列第1篇）。因此，在这半年多时间内，微信采取的主要方式应当是在传播过程中“接到举报”后再确定“无法查看”。但是，至迟从2019年6月开始，微信检查的主要方式改成在发布环节审查，对触及敏感词的文章禁止发布并立即宣布“无法查看”。所以，这样的文章无法进入传播过程，也就没有阅读量。我在2019年6月及以后发布的6篇“无法查看”文章，阅读量便是0。

就阅读量而言，允许查看的85篇文章和曾经允许查看的11篇文章即总共传播的96篇文章的平均阅读量为589次。其中，阅读次数居前三位的文章是：

1．华为是否违法，我国应有说法, 27,316次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717

2．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4,397次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589

3．公众号上线序，1,106次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656

当然，如果每篇文章都允许查看，上述排序应当不同。例如，“插队落户五十周年纪念”文章在被“无法查看”前已经达到999次阅读；如果始终允许查看，今天总结时有可能超过“公众号上线序”的阅读量。

总的来说，直接针对当时网络关注热点的文章，阅读量较大。同时，就平均数而言，稍后发布的文章，阅读量明显超过早期发布文章。后者应当和我的公众号慢慢为人所知有关，而和文章质量不一定相关。

这里，我再一次对微信的“无法查看”规则提出抗议。微信的这一规则完全排除了公众包括知识分子对我们民族和社会许多重要问题的理性讨论。举个例子，在“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一文中，我从中国内地的立场，理性地提出了撤回的八个理由。有关当局后来也确实撤回了该案。但因为微信禁止传播我的“撤回建议”文章和其它类似文章，有关当局的撤回举措就不能不显得突兀，很多网友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同时，撤回也显得过迟。如果微信一开始就允许此类文章查看，事情的发展对整个国家就会顺利得多。所以，如果微信不根本改变现有规则，微信其实就堵塞了言路；而我们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夜话”2019年第12期，2019年11月6日

(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时，删去最后一段，加上说明如下：

本文初次发布被“无法查看”，乃删去最后一段，其内容是批评微信的“无法查看”规则。有兴趣的读者请见“阅读原文”，谢谢。）

 

 

 

前些天准备在公众号上发布新文章时，才发现微信管理部门不知从何日起，已经屏蔽了我的公众号的全部功能，甚至禁止我进入自己的公众号，并且一直封禁到9月2日。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这次的封禁通知如下：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禁理由是拙文《建议和理由》“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并具体指出涉嫌违反的是《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详情见以上截图的封禁通知。

我不同意微信管理部门的理由。但我投诉无门。虽然微信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申诉渠道。但点击后要求附上图片或其它附件。这一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比如，我的申诉不需要附件。我在留言区提出自己的理由即可。因此，微信关于投诉的这一规定，实际上堵塞了我（和其它许多微信公众号用户）的这一唯一申诉可能性。

我再次阅读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首先，它应当不属于法律法规，而仅仅是企业某类产品的使用规范。两者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言，即使拙文违反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那也离“违反法律法规”远得很。其次，经过微信管理部门确认，拙文也仅仅是“涉嫌”违反，是否真的违反还未可知。微信管理部门在“涉嫌”状态下就封禁，既不合法理也不合常理。

当然，《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虽然不属于仅仅国家机构才有权颁布的法律法规，用户也应当自觉遵守。而我，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忠实用户，从一开始便忠实遵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拙文《建议和理由》从中国内地的立场出发，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结束某地乱局的建议，即正式撤回已经被该地政府明确宣布寿终正寝的某个提案。目前该提案依然处在“待处理”状态。拙文也就是建议该地政府落实“寿终正寝”的说法。读者可以看到，拙文用平静的语气提出建议，用理性的态度提出理由，没有任何鼓动性，没有宣传性文字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气势。当然，拙文提出的建议和理由不一定恰当甚至不一定正确。但对它的批评和驳斥属于讨论或者辩论的范畴，与“违反法律法规”或“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拙文完全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对文字性文章的全部要求。

最后，万一拙文真的有什么不符合《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的地方，微信管理部门也不应当封禁我的公众号。这里的原因是微信管理部门不让我的公众号发布拙文。这和向杂志投稿类似。我投稿了，杂志表示无法发表，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杂志不应当也不会因为我的这个投稿（前提当然是我的稿件符合该杂志要求的质量）而封杀我对该杂志的继续投稿和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如果某杂志在发表我的文章后发现该文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该杂志确实会封杀我。这种封杀是合法的也是我应当接受的。而微信管理部门既不让我在我的公众号上发布那篇文章，又何来封禁我的公众号？

因此，我在这里向微信管理部门对我的公众号实行一段时间封禁表示强烈抗议。

附：

拙文网址：

建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mp/opshowpage?action=newoplaw

 

“夜话”2019年第11期，2019年9月3日

 

最近几个月来，香港不但成为我国关注的中心，而且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事情肇始于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四月向香港立法会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提案。根据1997年订立的现行条例，香港和英、美、德、法、印度等22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有着互相引渡罪犯的正式关系。现行条例并明确规定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包括内地和台湾等地区）之间不存在引渡关系。今年的修订提案则明确提出香港和我国其它地区建立引渡关系，因此，该修订案又被称为《送中条例》提案。目前，该修订案已经在香港立法会通过一读，原来预定为今年六月二读，后来由于大批民众在立法会外以示威和集会形式表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接着又由于大批民众更强烈的反对，香港行政当局于今年七月宣布该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然而，反对者不认同这一说法。反对者的理由是在香港关于立法的法律中，没有“寿终正寝”的说法：对处于立法程序过程中的法律提案，法律只规定了继续处理、押后处理和撤回三种可能性。因此，就法律程序而言，《逃犯条例》修订案目前依然处在立法会处理过程中；因为早先的处理日程安排在二读前被打断，因此该修订案现在应当处在一读通过、等待二读且“押后”处理的状态。持续了五个月香港大规模示威，因为其核心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没有实现，现在也处在持续的状态。

消弭香港目前乱局的方式很多，例如中央直接插手甚至军管等等。不过，我认为，对当事各方最为可取也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应当是撤回《送中条例》提案。我的理由如次：

1. 今年香港乱局肇始于该修订案。如果香港行政当局不向立法会提出该案，今年香港政坛应当没有什么大事。中美贸易战会影响到香港，但和香港政局基本无关。这样，香港在今年的“七一”会平稳，在“十一”亦会平稳。

2. 香港行政已经承认该修订案“寿终正寝”。然而，由于该提案目前仍在立法会审议过程中，香港法律并且没有规定提案押后处理的最长期限，因此，该修订案目前只是“正寝”，正在睡觉，而谈不上“寿终”。在法律上，它随时可能睡醒而进入二读程序。因此，香港行政当局在宣布其“寿终正寝”之后，将其正式“寿终”即撤回，逻辑上不存在问题。

3. 香港行政长官在今年7月已经说了：“首先，這些社會的矛盾、紛爭、不安、不滿甚至憤怒，都是由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我們這次修訂的工作是完全失敗，我早前亦為此致歉。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我們對於社會的脈搏掌握不足，我們的政治敏感度亦很有偏差，這些種種都構成了這次修例工作的失敗。因為我們全面承認這工作的失敗，修例工作已經徹底、全面停止下來，但由於今日部分市民對於特區政府的信任很脆弱，所以我仍然聽到一些擔心，甚至在兩日前的示威裏的一些海報都仍然指政府會否稍後在今屆立法會再重提這條條例草案。我明白有小部分人在這方面的擔心，所以今日我再清晰去說明──《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或這條條例草案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希望大家不要再因為大家用了不同字眼而有不同理解。”（引自香港行政长官官网，原文为繁体字）。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为了让“小部分人”放心和避免对不同字眼的不同理解，香港行政当局应当能够接受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这一选项的。

4.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是香港示威者的诉求之一，他们应当能够接受这一将香港转向平稳的方式。当然，目前香港示威者的诉求很多，不过，所有那些诉求都肇始于《逃犯条例》修订案。只要香港行政当局撤回该修订案，示威者的其它诉求既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示威者和行政当局也有了通过会议平和地讨论的初步基础，持续示威也就失去了根本理由，香港自然能从乱局转而恢复平稳。因此，确实如部分有识之士所言，撤回《送中条例》提案是对示威抗议的釜底抽薪，也是稳定香港局面的首要措施。

5.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有助于增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香港回归后实行五十年“一国两制”。无论“一国两制”源于《中英联合声明》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其它，它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的正式告示。今年香港乱局出现后，我国政府特别强调香港的“一国两制”。因此，观察《逃犯条例》修订案，我们依然要以“一国两制”为准绳。纵览世界各国的引渡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知的所有正式引渡条约都是在同一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订的。香港现行的引渡条约对方国家，都和香港同一制度。中国内地和香港目前还实行两种制度。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订立引渡条约虽然绝非完全不可能，但必须非常谨慎。而今年，正如香港行政长官所承认，其工作做的不好。因此，今年香港行政当局的做法，反而引起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人、引起了全世界人对香港能否和是否继续实行“一国两制”的担心。为降低甚至消除这样的担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是一个必要措施。

6. 毫无疑问，香港有一些涉嫌在中国内地犯罪的嫌疑犯，内地有一些贪官或不法分子在香港拥有财产。因此，如果香港和内地订立引渡条约，这些人便能够在内地受到审判。不过，香港回归已经22年。还有28年，香港就将全面回归中国并且和中国内地实行同一制度。到那时，将身在香港的嫌疑犯押解到内地相应省市受审，会和如今比方上海和江苏之间的嫌疑犯相互递解一样简单。28年不算长。内地完全可以等待。更加需要考虑的是，和“一国两制”本身的重要性相比，和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宣示和中国对诺言的信守相比，那样的少数嫌疑犯受审的重要性低得多而不宜过度强调。

7. 近日中央发布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的意见》。考虑到28 年后，“一国两制”结束，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自然成为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香港深圳甚至可能合并，因此，中央支持深圳建设的意见也许表明，28年后，香港有可能继续实行“一国两制”，所以才需要特别地建设不同于香港的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香港目前的“一国两制”法律基础是什么，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都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香港能够有比如独立货币、独立护照的前提是各国认可香港货币和护照。中央当然现在就可以结束香港的“一国两制”，亦可以在28年后自动结束“一国两制”，但中央也可能在28年后延长“一国两制”。可香港“一国两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中央的决策，一方面还取决于其它国家是否承认香港货币和香港护照、是否承认香港进出口不属于内地的进出口贸易、是否承认香港独立参加国际组织并享有同等的投票权等等，或者说，是否承认香港与内地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所以，从长远看，如果我们要为香港留下“一国两制”在28年后延长的可能选项，今年的《逃犯条例》修订案更需要撤回。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未来全世界都实行同一社会制度，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国家，像香港这样既属于中国、又拥有独立护照、独立国际事务参与权利的情形，都对中国有百种大利而只有一、二小弊(例如嫌疑犯躲在香港或内地）。因此，是否提前结束“一国两制”或让其在28年后自动结束还是28年后继续延长，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同胞们需要非常慎重。

8. 最后，引渡条约是一把两刃剑。假如今年的《逃犯条例》修订案通过，香港和内地将签订引渡协议。但引渡都是双方向的：香港要向内地递交内地认定的嫌疑犯，内地也得向香港递交后者认定的嫌疑犯。香港实行的是司法独立，法院可以起诉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任何人。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任行政长官被起诉和判刑就是一例。 如果“一国两制”不立即结束，双方订立引渡条约后，香港法庭不但会请求内地递交普通犯罪者，而且可能请求引渡先前或当下在内地身居高位的嫌疑犯。这和内地实行的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司法制度完全格格不入。因此，除非结束“一国两制”，否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引渡关系对内地不一定有利并且实行不下去；但结束“一国两制”，双方的引渡关系就是多余的：香港将和内地一样，坚决反对司法独立，嫌疑犯递解就成为中央领导下的各省市协作的例行工作。

因此，在香港依然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我认为撤回香港行政当局今年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案既是恢复香港平稳的可行措施，也是最有利于整个中国长远利益的必要措施。

“夜话”2019年第10期，2019年8月22日

注：

1. 香港行政长官引言出处：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7/09/P2019070900533.htm

2. 前香港和以下20个司法管辖区之间订立了引渡协定：澳洲、加拿大、捷克、法國、芬蘭、德國、印度、印尼、愛爾蘭、馬來西亞、荷蘭、新西蘭、菲律賓、葡萄牙、大韓民國、新加坡、南非、斯里蘭卡、英國及美國。

 

微信管理部门于本月28日，星期天，永久性地封了我的微信账号“2651599041”，并且不给任何上诉的机会。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号理由是“传播恶意谣言（spread malicious rumors）”。我在网络上查了很久，没有发现微信关于“谣言”、“恶意谣言”和“传播恶意谣言”的具体规定。不过，即使微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所谓“传播恶意谣言”的理由对我也不可能成立。当天，我仅仅转发了一篇微信文章，是网名为“蛮族勇士”发布的文章“长三角溃于镇江”。该文作者声明其文内数据来源于镇江市政府网站。该文中心思想是镇江的高房价导致镇江实体经济衰退。我虽然没有到镇江市政府网站核实，但从该文整个行文来看，根据我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专业判断，其使用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实际上，即使是《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这样的正式刊物发表的带有数据的经济分析文章，我也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学素养判断其可信性。该文的分析，我认为不成熟，因为它没有理清从高房价到实体经济衰退的逻辑链条。但即使如此，我认为该文值得一读，对我和其他人了解地方经济、了解高房价和实体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因此，我才将它转发。我认为，第一，该文不是谣言，而类似我们在比如《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等刊物上读到的地区经济报道加分析的文章。第二，该文的观点可以探讨也可以批评，但这样的或类似的观点与“谣言”毫无关系。既然该文连谣言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恶意谣言”了。

此外，在当天总量应当不超过10个的微信发言中，我对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机会作了少许展望和评论。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它可以批评和争论。但它更不算谣言。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国家甚至地球的未来作一些展望、一些评论。大学宿舍里在睡觉前的“卧谈会”，满是这类展望和评论。这些展望和评论，涉及的是未来，而非过去或刚刚过去的事情，更非现在的事情，因此无论正确与否，都和谣言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人能够百分之百地对未来事情（而且不是最近未来的事情）做出断言。但每个人又必然会对未来做出某些展望，而这些展望都和谣言无关，更谈不上“恶意谣言”了。

也有网友向我指出，可能是我过去什么时候发布或转发的某篇文字是“恶意谣言”。对此，第一，我在这里要求微信明确通知我，我发布或转发的哪一篇文字是“恶意谣言”。这样，我才能知道我是否真的违反了微信的规定。第二，在微信不明确通知我的情形下，我相信，我过去也没有发布过任何“恶意谣言”。这一点，公众可以从我发布在网络和专业杂志上的所有文章看出来。我的文章或是严肃讨论某个问题，或是抒发美好情感。我的任何文章都不带有任何性质的“恶意”。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学者良知和专业知识的经济学教授，我对转发文章从来都是慎重的，转发量亦很小。因此，“过去什么时候”发布过“恶意谣言”的罪名，对我不成立。

因此，我在这里向微信管理部门对我的封号表示强烈抗议。

“夜话”2019年第9期，2019年7月31日

 

一年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学院双院长李晓发表了《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讲演。我随后写了一篇夜话“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对其提出批评。李晓的讲演和我的夜话后来都在微信群中流传，并且引发许多评论。不过，有关部门在听任李晓讲演流传的同时，已经在微信中屏蔽了我的夜话。好在这篇夜话依然存在于网络。昨天，网友无归先生（假设是位先生）在网络上对我的这篇夜话发表了批判性评论（见本文附录）。在尊重和感谢无归先生的同时，我对他的评论回答如下。

1.关于中方在贸易战中处于极其不利“窘境”

这一点是李晓和无归两位先生痛心疾首的。无归先生说李晓对造成这一点的原因讲的“透彻、清晰”，即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巨大顺差国。但两位先生的共同缺陷是把这个原因视为理所当然，逆差国不应当以此为由发动贸易战以致陷中国于极其不利的窘境。
然而，这里的“理所当然”只是一种臆想，它完全不符合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共识和政策实践。就理论共识而言，即使百度百科也在“贸易逆差”词条下如此说：“贸易逆差亦称‘贸易入超’。各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现象。一般表明一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而逆差国减少逆差的理论方式不外乎降低汇率、提高关税、设定进口限额等几种。逆差国减少逆差的这些措施可能导致贸易战。就政策实践而言，每一次具体的贸易战都有其具体原因，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严重逆差，就没有逆差国挑起的贸易战。处于有利地位的顺差国自然不希望逆差国挑起贸易战。但避免后者发动贸易战的唯一途径，是不让自己从后者那里获得的顺差太大，简单地说，不让自己太有利、对方太不利。我想，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对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的李晓，不会不明白的。对于可能不熟悉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的无归先生来说，参照一下平日和他人的交往方式，也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中美贸易的实况如何呢？根据李晓的数据（他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使用的数据应当具有权威性），2017年中国向美出口5,000亿美元、从美进口1,300亿美元，中国顺差3,700亿美元、美国逆差3,700亿美元。这样的顺差或逆差不可谓不大吧？面对这样的顺差或逆差，顺差国学者还谴责逆差国发动贸易战，还认为顺差国受到羞辱，是不是有点故作情怀了？我曾经在别处说过，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有名“创新”，可能就是这种关税工具的“羞辱论”了。而此种“创新”，恰恰是对中国学者名声的最大损害。

2.关于学者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责任

感谢无归先生对学者的高度评价，并且把我也忝列学者之间。无归先生特别用了“真学者”一词。在他看来，李晓道出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几无还手之力的窘境，体现了他的真学者一面。但在我看来，情形恰恰相反。中国作为顺差国在贸易战中处于窘境，这一浅显事实不需要学者特别来揭示；学者应当做的，不是抒发受辱受窘的感情，而是揭示其原因、警告其发生、提出其对策、预示其结果。但正是在这里，李晓等世界经济方面的学者们，很少尽到学者之责。例如，2017年及以前多年来巨大的中国对美顺差，应当预示着美中贸易战或早或迟的必然性。可学者们没有提出预警。贸易战发生后，学者们又喜欢把原因推到美国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之上。而在对策方面，比如中国对进口美国的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研究便没有深入；美国学者对进口商品需求的研究很多，但中国学者少有介绍。至于预示其结果的研究更不值一提。

说老实话，我一听到学者讲“打赢贸易战”，便立即把他们归入假学者。什么叫打赢贸易战？中国打赢贸易战的关键标志，是贸易战结束时我们中国的对美顺差更大。没有这个标志，就不能说打赢。其它所有标志都是附带的不重要的。试问，当我们听到一个学者说打赢贸易战的时候，他说的是自己通过研究所获得的预见，还是跟风？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九是跟风。而真学者从不跟风。我在一年前针对李晓讲演写的夜话中，就建议李先生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少向美国出口500亿美元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不利影响、比如美国对中国某类商品加增25%关税后，该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供求变化以及对该商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影响等等。只有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对贸易战的结果做出有一定依据的预示。毫无研究基础的“打赢贸易战”之语，根本不是学者应当说的话。

3. “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

李晓在讲演中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李晓说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中国的“国运之战”。无归先生赞同他的说法，并且批评我没有心思和动机去体味这一点。其实，比起李晓和无归两先生，我可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只是，我和两先生对造成这一危险的原因看法不同。在我看来，中华民族当前面临的危险，完全不是李晓所说的贸易战和更大尺度上的中美争端。即使贸易战输了，对美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甚至完全消失，中国经济是会有很大困难，可中华民族不会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危险”。当前中美争端再激烈，也比不上朝鲜战争时的兵戎相见。可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国运有多大影响呢？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也难以逃脱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国运，中国国运的转折也需要等到某些人去世才能实现。因此，李晓把中美贸易战上升为国运之战，声称“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不但不符合历史和现实，而且会把国人视线引向外部，让国人像当年义和团一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因此我说他是一种义和团式的“忽悠”。

确实，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确实到了新的危险时候、极其危险的时候。只是这一危险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准确地说来自于无归先生指出的“全面钳口措施”。1950年的中国，我们开始了这样的措施，也开始了朝鲜战争。我想，包括李晓和无归两先生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应当明白（即使他们不说出来），不是朝鲜战争，而是“全面钳口”，改变了中国国运的方向，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今天，比起中美贸易战或者中美全方位争端，我们中华民族内部的“全面钳口措施”对我们的国运、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才是真正的危险。向国人提醒和预警这一点，也才是不分专业的所有学者应当和必须负起的责任。无归先生希望“‘读书人’引导着人们逐渐走上自由的道路”；而“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也正是考验读书人即学者的关键时候。

最后，就像我对李晓先生建议的那样，我也建议无归先生，思考和说话注意逻辑。即使一则简短的评论也需要逻辑。逻辑将有助于您厘清思路，形成您自己的有序观点，对您助莫大焉。

“夜话”2019年第8期，2019年6月20日

附：无归先生的评论：

胡先生这篇文字，无厘头情绪爆棚(恕我直言)。李晓教授的演讲，道出了因经济深度依赖美方市场，致使贸易战中，中方陷入极其被动几无还手之力近乎任其处置的现实窘境，讲得透彻、清晰，体现了一个真学者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在胡先生看来只是“读书人成不了大事”的“忽悠”。胡先生忝列学者之间，却对自己身处其中，可称中国文明中坚的群体有着文革人的轻慢。世无伟学者，万古如长夜，难不成人民只须被动地接受灌输、只能期待武夫或其他自以为是的掌权者的恩赐，现代世界，不就是“读书人”引导着人们逐渐走上自由的道路。

至于“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胡先生当然没有心思和动机去体味，因为在他看来，贸易战只是菜市场的一次的拌嘴，行将烟散，接下来仍将是商务酒宴的杯光交斛，全然看不到中美政治经济体系的巨大鸿沟；忘记了,历史上类似经济体系（中国农民工VS美国南方庄园奴隶）鸿沟曾经成为引爆美国南北战争主要因素；更没有前瞻：中国初期工业化完成后还在无限度膨胀（这种膨胀甚至一度被鼓噪为“独好”的风景，那些成天鼓吹这些神话的宣传媒体才是真正的当代“义和团”大师兄）的同质经济体系，一旦向内向外扩张受挫，中国社会必将付出让岁月静好者惊悚无比的巨大代价，与二次大战发生前类似的社会形态就像深不可测的大洋，正在聚集汹涌的暗流。

而针对当下态势，劳心者却采取匪夷所思的全面钳口措施，目网民看法、意见为义和团躁动，甚至连学者的客观分析都予以屏蔽，呜呼哀哉。毕业典礼上，李晓教授娓娓道来，何其珍贵。

（原文地址：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589文后的读者评论））

昨天，2019年6月4日，星期二，我禁食一天。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禁食，为了纪念某个特殊的日子，为了悼念三十年前那一天的死者，也为了悼念跟那一天直接有关的后来的逝者，比如我的同学、当年担任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朱善利，亦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当然，考虑到十年后的自己接近八十岁，身体状况可能不再允许禁食24小时，今年的禁食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

1989年无论对世界、对中国还是对我自己，都是注定要留下深刻印记的一年。这年一月初，我在大风雪中离开北京，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出国，到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去留学。那时中国和德国之间应当还没有直达航线，前苏联又禁止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航线飞过其领空，因此，我乘坐的飞机还需要多迂回几千公里、经过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才能抵达西德。然而，毕竟到了另一个社会，一个我少年时所仇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可怜的水深火热的社会，但又是我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故乡的社会，我可以亲身体验这个社会。实际上，当时我愿意到德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对马克思的崇拜：我应当学会德语，应当从源头了解马克思、甚至自己去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时，我已经把自己在1981年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视为对马克思的一个发展，并且相信自己能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理论。后来我回国并到出国前的学校上海财经学院（后改名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才听说当年的西德留学名额是给另一位教师的。可那位教师不愿去西德，于是才轮到了我。当然，那时候，没有人（包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预见到德国会最终成为世界历史在1989年的中心舞台。而正是这样的巧合，让我在1989年看到了舞台中心的演出。

记得在出国前的北京同学聚会中，大家都预感中国这一年要发生什么。果然，后来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也许应当算作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最大政治事件。那一段时间，国内的电视和报纸大尺度公开报道事件，中央电视台员工甚至打着“我们要说真话”的大红横幅参加游行。那一段时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西德电视台每天用大量时间报道中国。我们留学生每天花费更大量时间观看这些电视、费力地阅读德文报纸、传播和讨论每个人通过与国内亲人的电话获得的消息（那时候没有网络，国内几乎没有私人电话，电话费还特别贵）。三十年前的那一天清晨，中国时间，中国电视台一位播音员自行其是地播出了我们每天担心会听到的消息。于是，在德国时间的这一天，留学生们、居住在西德的其他华人，还有一些德国人，紧急申请了集会游行并得到批准。那时候，我在当时西德的首都波恩（Bonn）。波恩是个小城。大家从市中心游行到大使馆，队伍中有一个横幅写着德国人不认识的几个大字“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这代人所熟悉的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原谅我一时想不起谁是队伍的组织者了。但至少到了大使馆前，队伍已经没有组织者了；或者说，谁拿到喇叭，谁就是组织者。后来喇叭到了黄凤祝先生手中。他是一位菲律宾华侨，德国的哲学博士，对中国非常热心，可他不适合这样的场合。我和他当时已是熟人（他后来还到我工作的同济大学兼职），我们在人群中又站在一起，于是我接过（是“接过”、“抓过”还是“抢过”，我已经难以断定）他手中的喇叭，作了一回组织者。也有人试图从我手中抢过喇叭，至少黄凤祝先生有一回不满意我呼出的口号而要抢喇叭。初步记忆中，喇叭在我手中有很长时间；是不是一直保持到集会结束，我不敢肯定。无论如何，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自发地担任某种群众自发活动的组织者，尽管我好静的秉性也不适合这样的场合。

因此，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对我个人也有着特殊意义。一个人一生中留下深刻记忆的东西不多。刻骨铭心的恋情、义无反顾的瞬间，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们将清楚地伴随人的一生。可人的一生中极少有机会来一次刻骨铭心或义无反顾。因此，我很理解我的许多同龄人。当他们在“文革”中写出第一张批判老师、批判校长、批判市长省长的大字报时，当他们勇敢地冲进武斗现场时，当他们检举揭发自己的亲人和好友时，尽管他们得到当时大环境的鼓励，但他们的内心必然充满着某种“义无反顾”，以至于他们今天追忆时依然“青春无悔”。

如果说1989年上半年属于中国，那么，下半年就属于当时名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用领土面积衡量，德国是个小国。它的疆域在世界地图往往写不下“德国”两个字。它分裂成的东德、西德两个国家（当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自然更小。研究最近几十年世界史的学者往往把中国和东德的1989年联系在一起。确实，“莱比锡不是北京”，是莱比锡
（东德在这一年第一次发生自发游行的城市）队伍的一个口号，亦应当在东德和前苏联当权者的决策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一个刚刚看到中国大事件的中国人，我在西德又体验到东德的大事件。这些体验也属于我人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在三十年后的今年，我也许应当撰文写写它们。

二十多年前，我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时，学校要求我写一份国外留学总结。我在总结中谈到那场大事件时说，我对政府当时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同意政府的说法，即这场大事件等二十年后再做结论。后来，大概在我离开上海财大前一年，学校通知我，说我的那份总结遗失了，要求我重新写一份留学总结。我没有重写，因为我无法在回国多年后再用当年的口吻写那样的总结。学校也没有进一步要求。至于遗失的原因，猜想可能有人希望保护我而让它遗失的。在这两件事上，我深深感谢上海财大。

一天的禁食结束了。谢天谢地，我没有感到任何明显的不适。也许明年的同一天，我的身体还能够禁食。

“夜话”2019年第7期，2019年6月5日

• http://WP-Arp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2006年，我翻译了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Frank Ellis：Peasant Economics）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该书重版。我抽出时间，对照原文读了一遍译稿。谁知“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竟然发现了不少翻译错误与不当之处。出版社编辑又指出一些文字和修辞错误（感谢她们）。今天在这里，我首先向各位读者表示我的道歉，我的深切歉意，对不起各位读者！

其次，我应当做补救。因此，我把所发现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汇集到一个表内，即 “《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勘误表”。为方便大家下载，这个表的pdf版本单独发布到网络上，链接见本文未。同时，我请朋友把这个表转换为微信版本，发布到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的读者，请参照这份勘误表。《农民经济学》2019年中文版不再存在这些错误和不当之处。

再次，我请求读者，如果您们在阅读该书时发现新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您们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留言版上告知。这里，我预先表示感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今后的翻译工作中，我一定兢兢业业，认真仔细，尽可能不出现翻译错误，尤其是保证不出现比较严重的错误。

“夜话”2019年第6期，2019年5月22日

附录：《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勘误表”链接： 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翻译勘误表-胡景北制作-.pdf

《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翻译勘误表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