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19年

今天，我把自己最近的一篇稿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 (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WP-Apr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在我看来，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可以视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阶段，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型的阶段。它应当肇始于公元1700年前后，延续到当今，并可能延续到本世纪末或更晚。非农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部门。和其它非农化特征相比，由于以数人头方式进行的劳动力统计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我们拥有关于劳动力统计和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转移统计的大量资料。我的文稿将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描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定量特征。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面临两个基本困难，一是缺乏数据，二是缺乏理论。不过，搜集与整理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概念指标。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有了加速度的概念，才会有意识地搜集加速度的数据。建立理论的前提是了解概念指标的定量特征。有了加速度数据并且发现其定量特征后，物理学家才能够着手建立理论。我曾经提出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指标，即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简称农劳比）、农劳比下降速度、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研究有关统计资料并整理得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从而有可能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关键的定量特征。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只有通过长期数据才可能明确且稳定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握若干国家而非全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若干国家的历史资料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具体地说，我的这篇文稿仅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是它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特殊地位，第二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中国和中国的统计资料。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我总结出如下几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一、农业劳动力总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二、农劳比呈现单调下降的长期趋势；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稳态”水平。

三、农劳比降速呈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四、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可能呈现高-低-高循环的中期周期性；

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呈现频繁的短期波动性；

六、若以农劳比降速高低为标准把整个非农化过程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则第（四）和第（五）个特征在早期尤其中期特别重要。

七、各国进入非农化的时点不同，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八、后进入非农化转型的国家，非农化中期阶段可能更短、农劳比降速更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绝对值更大。

九、非农化转型的时间跨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体应当在200到250年左右；对整个人类而言，应当在400年左右，不超过500年。

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可能呈现不变的长期趋势。

十一、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生产率。

十二、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越低的国家，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差距越小。

十三、非农化转型过程同时是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程，因此也是总量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十四、农劳比越低的国家，人均生产率越高。

我的文稿将具体描述这些特征。

如果上述这些特征基本成立，那么，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显然还不成熟。举几个著名的相关研究。刘易斯讨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显然仅仅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章的某个早期现象；而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即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趋同，显然不符合我们列出的生产率差距特征。托达罗讨论了失业和转移的关系，但他仅仅触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分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仅仅集中于讨论农劳比下降一个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需要农劳比的稳态水平，并且不符合生产率差距特征。同时，所有这些模型的数值分析所给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时间，应当远远超出我们发现的时间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属于所谓的“库茨涅茨特征事实”。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阿杰莫鲁在总结当时的相关研究后评价说：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在探讨库茨涅茨所强调的部门结构巨大变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不大一步”。对照本文稿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阿杰莫鲁的评价今天应当依然有效。我希望，我所总结的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大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理解。

“夜话”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24日

2019年清明节已经过去了。

清明祭奠父母之后，我的内心突然生发出一种极其强烈的感觉，要祭奠一下改开，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说：再见，改开！愿你在上天安息，愿你按照你真实的样子，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是的，改开走了。这几年，不断有人说改开去世了，可又有人认为改开还活着。我自己是一年多之前确信改开真的离开了人世。去年清明，也许是作为留下者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吧，也许是我更多地想到超越故人、超越改开吧，我没有想到祭奠改开。但在过去一年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到改开去世的悲伤，因此才在清明节生发出祭奠改开的感觉。

改开出生于1978年，其父母皆患有先天性的基因疾病，因此改开一出生就多病。改开出生时不叫 “改开”，而叫 “解放”。中国近百年来有两次取名 “解放” 的高峰。一次在1950 年前后，标志是在原先的共和国前面加上一个词汇“人民”。为了庆祝这一加词，许多父母为新生儿取名 “解放”。那时候，领袖在城楼上呼喊 “人民万岁”，人民在下面欢呼 “救星万岁”。可惜天不怜人，从古到近，百岁之人罕见，何来万岁？到了改开出生时的1978年，中国开始“解放思想”，就是从1950年 “解放” 的思想里重新 “解放” 出来。比如说1950年欢呼救星降临。1978年则从救星下解放出来并不再承认中国有救星一说，“万岁”口号也被抛弃了。此时，报章杂志、大会小会到处说的都是解放思想。因此，包括改开父母在内的很多家庭，再一次为新生儿取名为“解放”。

在童年时期，小解放成长很快，其状况很令今天许多人羡慕。比如，“改革” 一开始仅仅作为经济工作八字方针 “调整 改革 整顿 提高” 的一个部分提出来，没有人清楚它的具体含义，也没有人特别重视这个部分。但突然之间，在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农民自己搞出来的包产到户变成了 “农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正式口号提出来了。同时，作为新农村标志的人民（的）公社竟然就取消了。“中国人民邮政” 也不声不响地改名为 “中国邮政” 了。那时候，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什么都可以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不久，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相继提出，甚至党-政-分-开、工厂和学校不设政党机构都是公开的话题。紧接着，加入 “国际大循环”，开放跻身到的标准口号中。在高低各层级的会议报告中，改革和开放两个词开始并列，并且越发热烈，其热度，甚至到了 “言必称改开” 的地步，于是，“解放” 也就正式改名为 “改开”。

不过，很不幸的是，改名不久，改开就因为遗传基因缺陷得了一场重病，差点送了命。改开能够缓过气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就是当时中国粮食多了，大家能够吃饱肚子。这之后，连粮票都取消了。粮食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城市工厂问题很难。虽然早在 “解放思想” 时工厂就开始松绑，可绩效不彰。工厂和农村不同。农村只要从 “救星” 那里解放出来，就好解决，因为农民和上层人士的直接瓜葛不多，加上他们自己会想办法生产。工厂直接受上层管辖，利益复杂；肚子饱饿也难以说清。于是，那时候的改开，就 “以开放促改革”。外国资本和技术来了，外国书籍和思想也来了。中国的改开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改开那时候也到了人生的高潮。可是，高潮不可能持久。改开本来就有病根，高潮一到，病症立显。这种基因疾病注定改开不能生存很久：要么超越自己，要么死亡。改开的特点先是对内解放，后是对外开放，核心是 “放”。可改开对这 “放” 却有先天性的强烈限制；动手术以解除这限制，新的人就不能再叫 “改开”。不动手术，改开也得死亡。因为在高潮中，“放” 和 “限制” 冲突激化，改开完全无法承受。改开死亡的标志自然是免谈解放，忌提开放，核心便是“禁”。

我的一次亲身经历也许能够说明这一点。改开之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是全盘政治经济学。解放思想后，1981年下半年，我读书的南京大学经济系第一次开设 “西方经济学” 选修课，老师在课堂讲授西方经济学时还常常用政治经济学批评之。后来我自己当教师，“西方经济学” 很快变成必修课，但上课时依然要批评。中国 “以开放促改革” 并形成高潮后，我们把 “西方经济学” 从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中的一门课，变成整个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基础，把所有其它课程都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但直接采用外国教材，而且全部授课时间里不再安排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因此，经济学教育中的 “独尊马学” 实质上已经废除。感谢改开，让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但这一步又突破了改开：改开也许可以暂时容忍、但不可能容纳这一步。因此，或是超越改开，或是取消改开；而这两者都意味着改开不再。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我们后来果然看到对外国教材的禁令，看到政治经济学批评回到西方经济学的每一堂课上，看到 “独尊马学” 又一次被强加给每一位大学教师。

当然，改开本来就有病。他能够活到将近四十岁已经是个奇迹。如今，改开虽死，它留给中国的记忆却是强烈的。正是因为改开，中国才有了四十年前梦想不到的物质生活；正是因为改开，中国才有了四十年前梦想不到的理念；因此，也正是因为改开，中国也才理解了改开本身的问题，明白了中国超越改开的必然性。就我个人来说，正是因为改开，我才能够跨进大学，走上后来以学术为业的人生道路；正是因为改开，我才走出国门，发现了其它民族竟然生活的往往更好；也正是因为改开，我才有了今天思想和追求。因此，在这个清明节，在初步体会到改开死后出现的各种禁令和限制以后，我更加怀念改开。

安息吧，改开！

愿上天保佑中国！ “夜话”2019年第3期，2019年4月5-10日

十年前的2009年，我在纪念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一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危机一周年的教训：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对许多中国人来说，2008年让我们第一次清楚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而这场危机给我们的最深刻教训，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完全不像我们的教科书讲得那样可怕。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危机来了，大规模失业。毫无疑问，每一位失业者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都值得同情和帮助。但同时，危机中几乎没人挨饿，亦没人造反。社会正常运转，甚至执政党选举和下台上台都按部就班，几乎完全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在经济危机中几千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说法完全没有出现。2008年经济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2008年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过如此，那以前许多危机的苦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对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见”，彻底打破了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根据马克思观点而“诲人不倦”的可怕说法。

2008年的时候，中国由于自身的原因其实也落入了经济危机，落到了V字形的底部，像万科那样的大企业当时都处在现金流枯竭的破产边缘。只是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让中国迅速挣脱危机，走上V字形波动的上行。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危机又一次降临到了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统计机构，没有劳动市场的灵活机制，因此，我们无法用比如失业数据来确认中国是否出现了经济危机。但直觉告诉我，中国已经面临甚至已经进入经济危机。也许我可以用p2p企业的纷纷倒闭，用网络招聘的大幅度减少，用几百万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报道来佐证自己。虽然所有这些例证都不足以确认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可是，“经济下行”这一冠冕堂皇的词汇无论如何都无法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超过14%“下行”到2017年的不足7%，那确实是下行；但至少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不再是简单的下行，不再是L形的横线，而是落入了V形的底部，也就是进入了危机。最近中共中央提出经济“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个“忧”字可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被用在这种场合。1958年后的大饥荒、1978年前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都属于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共中央都没有用“忧”来表示经济形势，而依然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如今的中国经济状况肯定比那两个时期强得多，但一个“忧”依然揭示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真相。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走到现在的危机状况，是近来的热门话题。美中贸易战、民营企业对政策不稳定的高度担心，房价过高让人不敢消费，过快的降杠杆政策，政府挑容易的路走等等，都是被许多人提过的原因。我在这篇短文里不想讨论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而是希望借助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事实，指出经济危机不可怕；或者说，可怕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社会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不可怕，首先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现象。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波动，严重的向下波动就是危机。我们不可能仅仅指望经济向上波动而否认向下波动。在农业社会里，自然灾害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会造成饥荒。资本主义经济让人类摆脱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和饥荒，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情。人类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人类再聪明，社会再发达，即使到了中国古代圣人所说的大同世界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人类也不可能把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经济发展的波动依然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和作为其极端表现的经济危机是人类不可能摆脱的宿命。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增进，又让我们能够把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降到很低，从而使经济危机尤其是它的后果不再可怕。事实上，在最近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济危机屡见不鲜，但过去年代的饥荒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时，经济危机虽然表示经济到了V形底部，但它又预示经济将从底部上行，有远见的企业家和金融家正是在此时看到了经济上行所提供的机运。

经济危机不可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中，导致经济危机的严重自然灾害，往往和执政者违背天意联系起来。此时，或者是皇帝下罪己诏，请求上天恕罪；或者是民众造反，以恶政导致灾害天象为名而托天命来改朝换代。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一方面，君民关系改变，各色人等轮流执政；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社会政治状况脱钩，公众普遍理解经济危机不可免，何时发生与那时的政府关系不大。例如，小布什总统于2008年到期下台时，没有人把那年爆发经济危机的责任归之于他，更没有人认为他是因为那次危机下台的。当然，如果在执政期间碰到经济危机，执政党下台的可能性提高，但那也是晦气，而非真的有人认为是执政党造成了危机。比如老布什总统本想执政八年，但第二次竞选时正好碰到经济危机，只好认倒霉。所以，经济危机依然，但社会稳定，政治平顺；经济危机不再造成社会动乱。

经济危机不再可怕的第三个原因，是大众心理认可经济危机是一种正常现象。经济危机和政治分离之后，政治家和政府也就不再忌讳谈论经济危机；大众媒体更是常常把危机放在头条新闻上。因此，如果十年二十年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公众反而很奇怪。同时，政府和非政府的组织也建立了各种机构，在经济危机时帮助失业者。所以，经济危机发生时，无论自己失业与否，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地接受，而不会出现大的情绪波动。

但是在中国，经济危机始终是个禁忌词，不能用于中国的。一些人甚至声称社会主义消除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至于1958年的大饥荒，1978年的经济崩溃边缘，比起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其实都严重得多，但我们皆避而不谈，似乎1949年以后经济总是一帆风顺，都是稳定上行。这样的观念经过中小学教育的长期灌输，使得我们中国人在心理上不能接受中国也有经济危机的想法；而假设真的有了，那也一定和农业社会相同，不是经济运行的正常现象，而是皇帝的错, 因此政治家更加忌讳谈论经济危机，这就使我们难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大大方方地公开讨论发生在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

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只要政治上不犯大错误，经济危机不再会造成大规模的饥荒，甚至因经济危机而饥饿的人口也不会很多；因经济危机而失业的劳动者生活水平会降低甚至明显减低，但依然会高于所谓的饥饿水平，所以，从经济上说，经济危机在中国也确实不再可怕。相反，通过经济危机，无效的企业死亡，无效的经济消灭，中国的经济效率将提高，中国将迎来新的经济上行和繁荣，将创造生产率更高的更多就业机会。因此，经济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与经济危机相联系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之所以常常发生在经济危机时期，便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关联过紧。黄巾起义、闯王造反，都根源于此。1949年以后也如此。例如，没有1958年后的大饥荒，应当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没有1978年前的经济崩溃边缘，也许不会有1978年的政治更迭。所以，可怕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家的错误加重的灾难，是由经济危机触发的社会政治危机。为了避免可怕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中国需要做的，一方面是承认中国也会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中国也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样，我们可以公开解释经济危机其实并不可怕，坦然提高我们普通人对经济危机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展开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开放，大幅度地降低政治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从根本上切断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直接关联。

“夜话”2019年第2期，2019年1月23日

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本文是日记的一部分，是已经发布的三本的汇总。

胡景北日记（1971.01.27－1971.05.15）

胡景北日记 II（1971.05.16－1971.09.09）

胡景北日记 III（1971.09.10－1972.01.10）

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转移。我个人的观点是只要非农就业工资高于农业工资，农民就愿意转移。非农工资决定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量，农业工资决定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在农业平均产量等于非农边际产量即非农工资时，两部门工资相等，农民不再转移，劳动力转移实现均衡。但经济学的标准工资理论是边际产量工资，而我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平均产量工资。这样，我的观点便需要进一步讨论。这篇夜话将具体解释我的观点的经济学理性。

毫无疑问，边际产量是农业劳动力或农户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考虑一个农户。他把自己的时间配置到劳动和闲暇（或非劳动时间）两个用途上，以便获得最大的经济幸福或效用。劳动挣得收入，收入购买消费品。但劳动辛苦。因此，农户需要在劳动和闲暇之间恰当地配置时间。对任何一个农户来说，消费和闲暇两者越多越好，但农户每天或者每年的时间是个定数，多消费就得多劳动、少闲暇，多闲暇就得少消费。更重要的是，农户的消费（或闲暇）越多，新增加一单位消费（或闲暇）给他带来的幸福或效用越小，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另一方面，农户是生产者。我们假设农户产量全部自我消费。在土地和其他因素一定的前提下，农户多投入时间劳动就能获得更高产量，但农户投入的劳动时间越多，最后一小时投入的劳动带来的产量越低，这就是边际产量递减原理。这样，农户在决定把某个小时用来劳动还是休闲时，就会考虑该小时劳动带来的产量与该小时休闲哪一种选择更能增加自己的幸福感或效用。该小时劳动的产量称为劳动的边际产量。可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边际产量可以帮助农户确定最优时间配置和最优消费。

现在我们考虑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假定非农工资水平由外部决定，农户从事非农劳动取得工资。若消费品价格不变，一小时工资购买的消费品数量不变，这些购买的消费品和农户自产自用的农产品给农户提供的效用没有区别。此时，农户需要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和闲暇三者之间配置时间以取得最大效用。显然，如果农户一小时非农劳动的工资购买的消费品数量超过他一小时农业劳动的产量，他将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时间，并且持续这样做，一直到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劳动工资购买的消费品数量，或者说等于非农劳动工资。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了消费可能性，农户将重新决定总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分配，以便实现最优，而重新配置时的参考变量现在是外部给定的非农工资。由于非农工资决定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量，因此，边际产量工资理论对农户在最优决策是成立的。

假如非农劳动工资随着非农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上升，这一亦工亦农的农户将根据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的原则而逐渐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时间，以便取得越来越大的消费和闲暇总效用。这是一个连续过程，因此适合于边际分析。但是，在这个连续过程中，农户始终保持着兼业而不完全离开农业。这里的原因在于，随着农业劳动时间的减少，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越来越高；在农业劳动时间趋向于零时，其边际产量甚至趋向于无限大。所以，无论非农工资如何上升，农户总能够发现和非农工资相等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把自己的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非农和农业劳动上，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亦不值得把总劳动时间全部分配给非农就业。假设农户在任何一个劳动小时上试图把所有劳动时间都分配到非农部门，农户在该小时上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虽然能够经由非农工资获得补偿，但农户在该小时之外的原先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量高于该小时非农工资的部分将无从补偿而白白损失，农户在此时把劳动时间完全配置在非农业就会导致消费以及效用的净损失。所以，无论非农工资达到多高的水平，农户都将保持兼业，而不会完全转移出农业。

然而，现代经济史以及我们身处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又告诉我们，大多数农民没有选择兼业，而是完全离开农业并把全部劳动时间投入到非农部门。因此，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或者说边际产量工资理论应当有其局限性。这一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农户决策性质变化上。一旦农户跳出连续性调整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时间配置的框架，农户所面临的决策便是一次性完全转移出农业的决策。这是一种突变。对这一突变，农户要求的至少应当是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工资，也就是说，他完全转出农业的最低要求应当是他不承受上面提到的效用净损失。换句话说，他在某一劳动时间上决定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非农就业时，他从非农就业所获得的全部工资或消费品数量，至少不低于他把这些时间用于兼业劳动所得到的数量。假设非农企业不可能给予从农业转移来的劳动力高于其非农劳动边际产量的工资，那么，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交易即实现均衡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在那一时间上的平均产量。这样，农民在那一时间点的全部农业劳动的产量，将等于农民在那一时间点上把全部农业劳动时间用于非农部门时的所获得的那一部分非农工资总额能够购买到的产量，农民完全转移，既没有承受产量或效用净损失，也没有得到净增益。非农企业同样既没有净损失也没有净增益。因此，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是一个且唯一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实现农业劳动力完全转出农业的均衡的非农工资水平。

由于非农工资等于非农劳动边际产量，所以，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均衡条件直接意味着在均衡时，非农劳动边际产量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此外，如果我们使用类似“均衡时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工资”的语句，我们又把农业工资当成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因此，我们可以列出农业劳动力完全转移出农业的均衡条件为

    非农工资=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农业工资

我们知道，只要劳动时间达到一定长度，任何一种劳动的边际产量都将永远低于其平均产量。因此，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命题便意味着非农工资即非农劳动边际产量高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这一点又直接引出一个新的含义：非农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一含义恰好符合三百多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非农劳动比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更高。相反，把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劳动边际产量作为农业劳动力完全转移的条件，既忽视了农业劳动力按照这一条件转移所承受的净损失和经济学的非理性，也不符合农业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存在明显差距的史实。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完全转出农业而非兼业，所以，非农工资在经济史中应当至少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非农业劳动比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更高这一事实，又在经济上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创造了条件。因此，我提出的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命题，应当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学上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伟大的历史现象。

“夜话”2019年第1期，2019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