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20年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市政府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不过，和那位也许是调侃的网友不同，我认为人社部官员阅读拙文并听取拙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当承认，就目前的环境来说，我在微信和网络上对上海市政府双倍工资政策的公开批评，属于不规范的“逾越”。最近的李文亮例子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按照通行规则，李文亮应当把自己知道的疑似SARS病例向科室领导汇报；若后者不认真，则向医院领导汇报、若后者依然不认真，则向市卫生局汇报；……，直至直接向国家主席写信汇报。在这样的逐级汇报没有结束之前，李文亮不应当逾越，不应当对外人包括亲人谈及这些病例，更不应当公开谈及。因此，有关部门对李文亮逾越的训诫并无不妥。而对我来说，在我知道上海市的双倍工资政策之后，我应当做的，最多是越出学校范围，直接写信给上海市政府，在充分领会市政府对职工高度关心的同时，就双倍工资这一我个人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提出一两个小小的疑惑，请有关领导在百忙中略加考虑。同时，我绝不向其他人表露自己对该政策的疑惑，以免可能造成的对政府的不良影响。就此而言，我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双倍工资政策，自然是不待见的。

民众只限于在体制内逐级陈情这样的规则，来自古时“毋论绅士耆民，准其承递密函”的传统。古代和现今一样，妄议是一大罪过。国人喜谈隐士，比如姜子牙、诸葛亮都曾是有名的隐士。不过，在向识得他们的明君一抒情怀之前，他们倒是从不向家人友人谈及自己对天下大事的具体看法，不妄议，最多也只发发“自比管仲乐毅”而不为人识一类的感叹。即使如此，隐士也不为当权者容。姜太公由隐士摇身一变为太师，受封齐国后，上任就把治下的隐士杀了，其理由便是这些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且“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更是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即都成为体制中人为傲。当今中国，虽然有自信的社会制度，政府甚至鼓励“知无不言”，但“准其承递密函”的体制内陈情的规则，表面看是潜规则，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清清楚楚的明规则。

可是，世界毕竟已经走出了皇权社会，“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已经是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普遍现象。每个医生、每个教授、每个科学家、每个普通平民，无论是否工作在政府部门，都首先是独立于官府的个人，是在良心上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领导的个人。而在政府部门之外工作的人，更不受政府部门内部纪律的约束。因此，对于社会事务，个人可以而且常常应当直接向公众公开发表意见，而无需被“准”更无需“承递 密函”。“准其承递密函”的陈情，是皇权社会规则，在公民社会不再适用。对这一点，我们不但希望政府明白，我们自己更应当明白，毕竟，公开向公众发表意见这样的规则，不会是政府对民众的恩赐，而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业工作者自己首先明白、首先实践的前提下才可能被政府所接受。至于我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是否会为政府所知所听取，则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只要公开发表意见的规则被认可，这些意见为政府所知、部分意见为政府所听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夜话”2020年第4期， 202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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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北：公开发表意见

2020年2月14日 学者胡景北今天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即关于在新冠病毒防疫期间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不过，和那位也许是调侃的网友不同，我认为人社部官员阅读拙文并听取拙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当承认，就目前的环境来说，我在微信和网络上对上海市双倍工资政策的公开批评，属于不规范的“逾越”。最近的李医生例子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按照通行规则，李医生应当把自己知道的疑似SARS病例向科室领导汇报；若后者不认真，则向医院领导汇报、若后者依然不认真，则向市卫生局汇报；……，直至直接向国家首脑写信汇报。在这样的逐级汇报没有结束之前，李医生不应当逾越，不应当对外人包括亲人谈及这些病例，更不应当公开谈及。因此，有关部门对李医生逾越的训而诫之并无不妥。而对双倍工资的意见来说，在我知道上海市的双倍工资政策之后，我应当做的，最多是越出学校范围，直接写信给上海市政府，在充分领会市政府对职工高度关心的同时，就双倍工资这一我个人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提出一两个小小的疑惑，请有关领导在百忙中略加考虑。同时，我绝不向其他人表露自己对该政策的疑惑，以免可能造成的对政府的不良影响。就此而言，我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双倍工资政策，自然是不待见的。

民众只限于在体制内逐级陈情这样的规则，来自古时“毋论绅士耆民，准其承递密函”的传统。古代和现今一样，体制外议论是一大罪过。国人喜谈隐士，比如姜子牙、诸葛亮都曾是有名的隐士。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遇到明君之前，他们倒是循规蹈矩，从不向家人友人谈及自己对天下大事的具体看法，最多也只发发“自比管仲乐毅”而不为人识一类的感叹。即使如此，隐士也不为当权者容。姜太公由隐士摇身一变为太师，受封齐国后，上任就把治下的隐士杀了，其理由便是这些隐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更是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即都成为体制中人以免其在体制外议论为傲。当今中国，虽然有自信的社会制度，政府甚至鼓励“知无不言”，但“准其承递密函”而不准公开议论的体制内陈情的规则，表面看是潜规则，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清清楚楚的明规则。

可是，世界毕竟已经走出了皇权社会，“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已经是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普遍现象。每个医生、每个教授、每个科学家、每个普通平民，无论是否工作在政府部门，都首先是独立于官府的个人，是在良心上不受任何组织领导的个人。而在政府部门之外工作的人，更不受政府部门内部纪律的约束。因此，对于社会事务，个人可以而且常常应当直接向公众公开发表意见，而无需被“准”更无需“承递密函”。“准其承递密函”的陈情，是皇权社会规则，在公民组成的社会不再适用。对这一点，我们不但希望政府明白，我们自己更应当明白，毕竟，公开向公众发表意见这样的规则，不会是政府对民众的恩赐，而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业工作者自己首先明白、首先实践的前提下才可能被政府所接受。至于我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是否会为政府所知所听取，则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只要公开发表意见的规则被认可，这些意见为政府所知、部分意见为政府所听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夜话”2020年第4期， 2020年2月13日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恰好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回眸新世纪第一年代”的短文，对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做了简短回顾，还对第二个十年做了更为简短的展望。这样，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似乎有义务再写一篇短文，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本世纪第二个年代。

先从十年前那篇拙文对这十年的展望开始。在那篇拙文中，我说：“无论如今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第二年代将发生什么，第一年代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非农化进程和中国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世界也会更少贫穷，同时我祈祷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

就人口问题来说，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不仅延续而且强化了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世界人口增长率曾经从1999年的1.33%下降到2009年的1.23%，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肯定超过了0.2个百分点。2019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应当稍高于1.00%。美国人口统计局甚至预测它将在2020年上半年便达到标志性的1%。世界人口增长放缓的最直接原因是世界女性生育率下降。世界女性生育率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5.1%高峰持续下降，目前应当还高于2.4%，可它将继续向人口停止增长的2.1%（即所谓的人口替代率）下降。当然，即使世界人口停止增长，世界人口也许依然过多。不过，无论如何，与威胁人类的其它若干危险相比，“人口爆炸”或者人口过多的问题，应当不再是下一个十年的热点。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农业劳动力依然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不过，如果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大国应当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快速转移相伴随的，是这些地区在世界制造业和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总的来说，世界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在2009年应当略低于三分之一；到了2019年，这个比率应当降到了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如果用农劳比度量，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非农化过程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所以，和人口问题一样，在新的十年及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跻身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最重要问题之列。毫无疑问，非农化还会持续，但就完成非农化历史过程而言，人类已经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

       和人口增长与非农化相比，拙文十年前提到第三个会持续的中国问题，其重要性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更加突出了。十年前拙文从全球变暖角度提出中国问题。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此，没有中国的配合，任何有关碳排放的世界协议都没有实质意义。而正是在2009年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关于可核查的碳减排指标的建议。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问题从当年的环保领域，不但扩展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且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甚至上升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十年来的世界变化，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和世界关系上。

就世界经济来说，十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常用的关键词是国际贸易的“再平衡”。当时，世界各国贸易顺差逆差总和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世界经济严重失衡。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便和世界贸易失衡密切相关。因此，世界关注的重心是再次平衡。十年后的今天，该比重已经下降了一半，“再平衡”不再成为热词。替代它的是“不确定性”。再平衡和不确定性都和中美两国的贸易有关。世界贸易在十年前的失衡最突出地表现在中美贸易失衡上。这一失衡最终导致2018年爆发的美中贸易冲突。这场冲突一方面有助于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再平衡，另一方面又大大加剧了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不稳定性。十年前，尽管失衡，但没有人想到要通过“休克疗法”的贸易战来再平衡，因此，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如果以2009年圣诞节的客机恐怖袭击和2019年末发生在伊拉克的武装冲突为标志，那么，国际政治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可以用恐怖主义来标识。加上2011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2014年正式取名的“伊斯兰国”的兴起和溃败，恐怖主义应当算是这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恐怖主义已经退潮。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已经变成中国的定位。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而美国重新关注自身，意味着美国不再笃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体系的稳定性。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在十年前的拙文中，我说：“如同二十世纪第一年代把德国问题放到世界面前一样，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把中国问题放到了世界面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是我们中国和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难以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代则突显了中国问题，把它变成人类明确而非模糊、必须直面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联系到眼下波及全世界的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可以发现刚刚过去的十年，世界经历了多次重大的传染病。2009年从墨西哥开始的大流感传播到了世界74个国家。2012年沙特阿拉伯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患病者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2014和2016年分别在西非和南美出现的埃博拉和塞卡疫情，亦酿成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19年未在中国武汉最先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亦蔓延到60多个国家。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病毒传播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它给人类带来过极大的损失。不过，至少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脱离瘟疫的严重威胁。动物到人类的病毒传播不可能避免，瘟疫亦不可能避免。但是，人类已经认识到，瘟疫既不是神秘的上天惩罚，也不能依靠祈求和偏方来防治。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以经由科学而被人类理解和控制。因此，人类已经把防治瘟疫的希望从祈天和偏方转移到科学，尽管科学离开全面理解瘟疫还很远。同时，人类已经相信，瘟疫的大规模流行是可以防止的。瘟疫的可怕不在于它的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它的大规模流行。然而，只要社会制度合适，这个世界应当没有任何一种瘟疫还会大规模流行。所以，尽管上一个十年，世界不断经历着瘟疫，但与历史上的瘟疫相比，它们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一定的小范围内，患病和死亡数量也被控制在一定的低水平上。我衷心地希望，目前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也会被控制在小范围和低水平。

世界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远远不止于人口增长、非农化和中国地位变化以及瘟疫。就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十年里至少有五个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个事件与女性（当然也与男性）有关。首先，反对欺辱女性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近几年曾经占据世界新闻的头条。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欺凌即“性侵”的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冤情。众所周知，两性关系是衡量人类脱离野兽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女性的性侵依然是常见现象。所以，“#我也是”应当在今后的年代里不断掀起高潮。另一方面，在综合水平位于世界最前列的美国，女性在社会劳动力中有可能第一次超过半数。我们知道，大学生中的女性比重在四十年前便开始超过二分之一，硕士博士两类学位获得者中的女性比重在许多国家也已经超过二分之一。如今，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也在迅速提高甚至将超过二分之一。男性作为社会劳动力主体应当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正常现象，如果这一现象现在开始被打破，那么，人类的两性关系、生殖繁衍方式、家庭和社会结构，今后应当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事件也和美国有关，这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和美国底层工人工资提高更快。两者都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状况的“库茨涅茨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在非农化开始后先是上升，然后下降。但是，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重新上升。也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始退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大幅标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亦从中国大地消失）。从那以后，世界非农化加速。发达国家的资本与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相结合，创造了近四十年来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样的结合显著降低了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严重加剧了所有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并大大削弱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原有非农劳动力的市场谈判能力。如今，在世界非农化减速、世界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减速的大背景下，在世界绝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时候，劳动力和资本的互补关系将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变化，因此，在未来的十年和更长时间里，在原先的不发达国家，从农业转变到非农职业的劳动力将会争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正常地位，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关系将重新转变到劳动力相对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更快提高的时期。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预见，社会运动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新的阶段，各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将进入下降阶段。

第三个重要事件和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关。正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利息率开始变成负数。这也许是人类发明借贷关系后第一次出现的负利率现象。这里说的负利率，指的是名义利率为负数。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差。在不时发生的高通货膨胀时期，实际利率往往是负数，但名义利率从来就是正数。然而，欧洲和日本这两个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分别从2014和2016年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第一次变得越存越少。如果说中央银行的负利率与消费者和企业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在中央银行负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商业银行也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开始向公众存款收取利率。一开始是针对大额存款的负利率。2019年，德国出现了以1欧元存款为起点的公众存款负利率，而丹麦首创了消费者房贷负利率。我们不难想象，如今开始的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将会见证负利率向全世界扩张和向各类存款贷款扩张。由于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建立在普遍和长期的负利率之上，负利率不但标志着人类借贷史的新阶段，而且标志着人类生产体系的新阶段。所以，如今开始的十年和随后几个十年，应当会见证人类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历史的重大变化。

第四个重要事件应当是技术的变化。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技术变革，也许是人工智能的巨大进展。2017 年，一台装上人工智能软件和国际象棋与围棋基本规则软件的计算机，只要几个小时的对弈“实践”，就不但能够从零开始学会下棋，而且能够完败世界顶级棋手。它标志着在规则明确的行为中，计算机通过自学胜过了人类。这里，一个棋类天才需要十几年习得的技艺，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几个小时就习得了。而且，如果说人类习得这些技艺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的话，计算机学习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低，因此，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自我学习，将把自动化推广到新的应用领域和新的高度。人工智能和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包括对人类思维的物理学研究密不可分。强大的计算能力、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和大数据相结合，应当是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技术变革的重心。同时，这样的技术变革对人类本身、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影响也会在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明确地显现出来。实际上，计算机和大数据的结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已经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社会控制。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最前面。这一点也是中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在现在开始的十年里，人工智能成为技术发展热点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将变成全世界的热点问题。

第五个需要提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向太空的探险。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人类登陆火星，突然变成了一种可操作可实现的想法。人类虽然发射过许多火星飞船，但直到本世纪初，登陆火星最多还只是人类的一种目标，一个雄心。但是，在上一个十年，登陆火星开始成为具体的行动计划，火星殖民即人类长期居住在火星的各种研究也逐一展开。美国宇航局甚至制定了2033年前后登陆火星的规划。世界其它大国也制定了自己的火星计划，连比较贫穷的印度也于2013年成功发射了火星飞船。此外，美国2015年首次成功回收火箭并于次年使用回收的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人类太空探险的经济成本由此而显著降低。在如今开始的十年中，我们可以预期，人类以登陆火星为中心的太空探险将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推动力和不时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消息。

最后，尽管这篇短文没有回顾最近十年来世界在减少战争、污染、专制和不公方面的进展，我依然像十年前那样，衷心地希望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同时，在祈祷我的同胞和世界所有人免遭眼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害并保持健康之后，我也祈祷自己在十年后还有精力撰写一篇回顾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短文。

“夜话”2020年第3期， 2020年2月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