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发表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习主席说得完全正确。按照习主席的贺词,我国下面所要做的,便是让不同诉求、不同看法公开表达出来,而不受到有关部门任意封禁。考虑到微信的普及程度,如何让不同诉求和看法不受微信网管的任意封禁,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不同诉求和看法无法正常表达,大众和政府便无从知道社会存在什么不同的诉求和看法,各种诉求和看法之间的沟通、协商以至于共识便成为空话。

在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恰恰在新年前,我的微信文章“关于抗疫的若干紧急建言”两次遭到封禁。第一次封禁理由如下:

检查该文,疑似“‘最高’领导向大家说明疫情情形和抗疫措施”的建议用词“不当”,于是把单引号中词删去,果然通过审核发表了。可仅仅一小时零1分钟,它又“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被第二次封禁。

由于第二次封禁没有明确指出涉嫌违反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具体条文,因此无法整改,我的建言便被永远封禁。而我的建言仅仅是关于抗疫措施的几个建议,至少应当属于习主席讲的不同诉求和看法。比如,建议领导对公众说明情形,减少民众惊惶;建议某些紧急措施,减少疫情对民众的伤害。它们不一定恰当更不必须采用。但封禁就让这些建议无法为社会所知悉,更无法加入“沟通协商“之中。比如,我对军管殡仪馆的建议不近适当,但它若加入“沟通协商”,有关部门可能早早就对殡仪馆采取某些紧急措施了,近期大量亡者的后事办理便会更为人性,各国卫星也就拍摄不到我国许多殡仪馆人满为患的悲惨情景。我国有那么多比我更了解情形更具有知识的人。他们对抗疫的不同诉求、看法和建议比我提出的更为适当,而他们也几乎只能够通过微信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微信目前的封禁方式,将让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根本无法进入“沟通协商”之中。

因此,我国必须彻底改革目前微信的言论管控方式,习主席所说的不同诉求和看法才能够发表出来,不同诉求和看法的“沟通协商”才有可能。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发表不同诉求和看法,是每个人的权利,而非对普通民众的恩赐。如果从恩赐角度出发,则无论怎样改革,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发表依然无法实现,沟通协商依然会流于空谈。共识也就依然是海市蜃楼。

“夜话”2023年第1期,2023年1月13日

迎接2023年 应对2023年

2022年就要过去了!无论我们是否欢迎,2023年都坚定地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不得不跨入2023年。

既然如此,既然不可改变,就让我们以平静和开朗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前面的年头虽然不多了,可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依然是新的一天,改换挂历的每一次依然是新的一年:平静和开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面对新一年的适当心情。

不过,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平静和开朗”现在也许更为重要。这不但在于它能够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正常工作,而且在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平衡理性和感情。而免疫系统和理性感情平衡两者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迎接2023新年之际,我们许多人第一次刻骨铭心地发现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如此地出乎意料,马上到来的2023年是如此地不确定而难以预料和展望。

三年前的2020年,我曾经撰写了一篇短文“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36)。回眸之余,我在简短展望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时,却发现它充满不确定性。2010年,世界经济失衡,世界的热词是“再平衡”(Rebalancing),但“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这样对未来不确定的强烈感觉既来自像新冠疫情这样的自然因素,也来自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更来自我们中国的基本变化,因此我们中国人的感觉也最强烈。在那篇2020年的短文中,我说:“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显然,那一共识的打破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国内外事件时不再受“国际惯例”约束,因此更容易采取与世界多数重要国家不同的方式,从而大大加重中国事情的不确定,加重国人对不确定的感觉。

展望2023年,我们依然面对极其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还会遭遇第二波甚至第三波新冠病毒大感染吗?我们会参考“国际惯例”来应对疫情吗?我们会遇到烧在自己身上的战火吗?或者离开这样的战火会更远还是更近?我们的经济会恢复增长还是还是更加萧条?推动经济的第一动力是消费还是政府投资?封控的法制混乱和社会创伤将如何平复或加剧等等,都是我们在展望2023年时不得不面对的不确定性。

就个人而言,恰恰在几天前,一位年轻朋友和我谈到自己应当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我的建议是:

1.保持身体健康。尽可能不受新冠病毒感染;感染了尽可能完全康复。

2.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只要身体好,心情平静开朗,就会有未来。心理健康同样重要。不要看轻“逆来顺受”。只要相信未来,逆来顺受就是应对最困难状况的好方式。少数人也许能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得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时最好是等和忍。

3.一个有利的位置。所谓有利就是有助于应对危机和不确定性。比如工作位置既不容易被解雇也不容易被政策打压。比如身份位置让自己在困难时更容易被发现并得到他人尤其政府援助,甚至在战时更容易避免强制。例如,北京居民在这次疫情爆发时得到的医疗资源便比其他地方人多得多;大城市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要比中小城市高。1960年前后中国出现饿殍现象,但全都发生在社会很少关注的农村地区。就此而言,农民迁移到城市是他们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

4.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与金钱财富不同之处是它们无法被外人夺走,一旦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知识和能力就是一个人发挥作用甚至大展宏图的基础。文革后考入大学的老中学生都是文革中继续读书的人。这一点我们都还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学习让人增长见识,明白世界和人生,明白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作为。

5.能帮助别人就帮助一点。这一点对于一个人的心理非常重要。如果在巨大不确定性基本消除后回顾这段时期,如果在人生的后期回顾这段时期,帮助过别人的感觉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我二十多年的短文写作中,这应当是第一篇和迎接新年有关的文字。它也许太沉重了,也许还不够沉重。只是,无论如何,我衷心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平静和开朗地跨入新的2023年,希望新的一年会大大降低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再次品尝基本的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平安感觉。

愿上天在2023年和以后保佑我们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30期,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8日注:因公众号被禁用,2022年底的短文延至今日发布。)

(又注:本文于加州时间1月8日22:20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发布。但二十分钟后的10:40即被封禁)

关于当前抗疫的紧急建言

自本月初中国放弃严格封控政策后,新冠疫情呈现突然和大面积爆发的景象。感染大爆发之后发生的是重症和死亡大爆发。这里,就我从亲友处了解的部分情形,从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出发,提出关于抗疫的以下建言:

1.最高领导人亲自向全国人民说明当前疫情状况和政府已经与将要采取的措施。疫情突然大面积爆发后,全国人心惶惶,不知所以。卫生和疾控部门仅能够发布一般性信息,不具备足够资格来发布具有权威性的重大公告,只有最高领导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资格。

放眼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虽然都有应对疫情的专设机构和临时机构如抗疫领导小组,但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出面向公众说明疫情状况。尤其当抗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时,他们更是直接面向公众解释这样的转变。中国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在疫情大爆发的这种特殊形势下,最高领导人亲自说明情形应对也是其职责所在。

2.向全国人口迅速和免费发放新冠病毒检测盒和部分特殊的发烧药物如布诺芬。政府立即接管全国新冠检测盒和比如布诺芬的生产和分配,并告知各地居民他们最早和最迟可以领到这些检测盒与药品的日期。

3.政府立即接管辉瑞特效药的进口和分配以及国内的生产和分配,并用军机迅速将这些特效药送到各地医院,以挽救生命。同时,将这些特效药到达各地医院的最早和最迟到达时间公布于众。

4.政府对殡仪馆实行军管,以疫情爆发前价格为逝者迅速和适当地办理丧事。

5.建立或重新建立专门的疫情网站以发布权威的疫情消息和抗疫措施并对公众的各种问题加以解释。对于解释错误并造成后果的,政府做出赔偿保证。

我衷心希望目前的疫情紧急状况迅速过去,衷心希望我的亲友和同胞少受生命和其他疫情损失。

上天保佑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29期,2022年12月27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后记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4)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夜话”2022年第27期,2022年11月30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4部分。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3)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而缺乏理论的基本原因,应当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所依赖的新古典单部门假设,即整个经济是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部门。本书前面介绍的三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也都建立在单部门假设上。例如,刘易斯虽然提出传统和现代两部门区分,但他在反对农业和非农业区分的同时,没有提出两种产品概念,而他的两部门假设只是单部门假设的一种辅助或外围形式。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各个部门则是对单一部门所做的次级部门细分。托达罗考察的是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城镇失业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转移,其方法和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失业如何影响女性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方法相同。当然,正如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证明的那样,把农业视为和汽车制造业同类的次级部门亦可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单部门假设的前提是各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该命题意味着劳动力在任何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总产出效应,或者说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有巨大差距,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仅仅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当失业成为主要经济问题而失业者又需要非农部门来吸收的时候,只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假设预先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放弃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假设。

本书第十到十五章组成另一个单元。该单元尝试在两部门假设前提下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理论框架。设想一个劳动力追求更高工资并为此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流动。非农部门制度是标准的新古典制度,农业制度则因民族和地区而异。第十章把耕地使用权长期稳定、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力和务农的净产量高于生存水准的农户制度定义为广义自耕农制度。中国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属于广义自耕农制度。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农业制度,应当有一种向广义自耕农制度趋同的趋势。在这一制度中,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决定,它高于生存水平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如果存在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将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劳动时间,配置标准是农业边际产出等于非农工资。农户的劳动总收入是其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之和。若农户完全放弃农业而转移到非农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劳动总收入,他所要求的非农工资最低水准将是他的农业平均产出。就此而言,本书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农业平均产出工资。这一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农民理性,又能够包容两部门生产率差距。

第十一章讨论一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机制,即农劳比的决定机制。劳动力配置均衡的标准是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由于实际工资受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者价格变动的影响,决定价格的商品市场不均衡,价格不稳定,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均衡;但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在两部门之间流动,产量和价格就会波动,商品市场亦不可能均衡。所以决定工资水平的劳动市场和决定价格水平的商品市场必须同时均衡。本书把非农产品当作价值标准商品,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劳比的共同均衡,证明这样的均衡存在、唯一和稳定。

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全都止步于农劳比均衡。这和失业研究类似。如果失业研究发现某个社会可接受的均衡失业率,如果社会和经济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研究便可以止步于这一长期稳定的失业均衡。农业社会要求的同样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农劳比。但非农化转型要求的,却是无论均衡与否,农劳比都必须下降。所以,农劳比均衡仅仅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农劳比下降的均衡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问题。第十二章用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均衡。这一定义的经验基础在于价格跨期相等或有限波动是经济稳定的主要标志。因此,该定义具有可观察性与可操作性。本章用比较静态方法讨论了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就投资导致劳动力转移而言,农业投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同时又创造了劳动力转出农业的可能性。非农投资提高非农劳动生产率,为非农部门扩大生产和吸收农业劳动力提供了空间。但投资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必须均衡,才能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既让两部门各自生产的更多总产出等于相应提高的对两部门产品各自的总需求,又让上升了的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工资等于上升了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工资,还让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实现转移均衡,农劳比均衡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投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十三章进一步探讨恩格尔系数、技术、资本产量弹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影响。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变化。总的来说,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比非农业的技术进步更快、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等因素,都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伴随着劳动力向非农部门集中,资本也向非农部门集中。

第十二章的目的是发现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实现机制,找出不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跨期波动的农劳比下降方式。该章只考虑投资配置和农劳比降速的均衡,不考虑投资和降速两者的大小。可农劳比必须达到一定的降速,非农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才能够“较快地”完成。速度取决于加速度。第十四章考虑农劳比加速度均衡。投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投资是生产者为了未来收入或利润而对资金所做的跨期配置。储蓄是消费者跨期配置收入。由于农业和非农工资都高于生存水平,所以工资与资本收入一样可以储蓄。该章用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资本市场在决定投资多少的同时,也通过加速度决定了农劳比降速的大小。而跨期相等或波动有限的利率保证了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的恰当性。该章初步探索了加速度均衡的存在性。

中国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极端失衡和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然是人类非农化转型中的一个特例,但非农化转型中的短期波动却是正常现象。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讨论这样的经济波动。本章引入货币市场,指出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亦将波动。所以,宏观价格水平既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也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影响。本章提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概念,说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将多倍地放大为食品相对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由此,本章试图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可以转变为货币市场失衡甚至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性。

本书最后是关于农劳比降速均衡证明等的数学附录和关于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附录。

当代经济学的核心是高度数学化且可以拟合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时期的动态过程。地震和气候等自然因素,战争和政治变动等社会因素,发现新土地和运用新技术等自然和社会综合因素等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具有高度随机性。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动态和随机模型。但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尚未成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概念甚至还是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因此,本书的着力之处,是从直观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和转移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本书既不是一本以数学模型为主体的高度抽象的作品,也没有提供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严格证明。就此而言,本书没有完成。实际上,本书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即使它所解决的问题,也需要更多辩论。但在另一方面,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规律的讨论,既可能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随机动态模型提供某种思维框架和计量工具,又可能揭示这些模型所忽略的经济均衡实现机制,还可能为更抽象的经济学研究提供直观的说明和经济政策的指引。如果本书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也就达到了目的。

“夜话”2022年第26期,2022年11月28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3部分。

我们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

两个月前普京宣布乌东和乌南四个州并入俄国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相信吞并能够成功,但我们没有看到它迅速失败的可能性。今天,当乌军收复了被吞并的乌南赫尔松州首府和大片领土而普京不敢把当初“这四个州从此就是俄国神圣领土”的誓言变成行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可能性:乌克兰将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而俄国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重构和政治变革。

历史不是计划出来的。历史没有规律。历史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所以,未来才是不可预期的,所以,人类,更加准确地说,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能动性,自己的作用。

比如,如果不是大风,西班牙无敌舰队便会击败英国海军、占领英国并在英国重建严格的天主教专制。英国将失去思想自由和营商环境,工业革命不再可能,英国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今天依然将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农业社会中。

又比如,柏林墙倒塌的直接肇因,是东德政府发言人在电视直播中说错话,把东德泛泛而言的让人自由来往决定的执行时间说成是立即执行。那年头电视在东德已经普及,老百姓和岗哨士兵都看到这段电视,于是东柏林人立即朝检查岗哨涌去。岗哨士兵刚刚看到电视说的“立即执行”,也就放人通行,大量东柏林人一下子涌入多少年来可望不可及的西柏林,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柏林墙再也封不起来了。而这之后,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今天的俄乌战争才能够发生。

拿我们中国的情形来说,如果1911年夏天满清确定的“立宪内阁”真的以拥护满清但希望改革的人士为主,而不是把它变成“皇族内阁”,那么,即使武昌首义拉起反旗,像我的家乡江苏省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清廷大员也不可能响应,辛亥革命也很难成功,满清应当至今尚在。我们男性虽然不大会继续扎辫子,可大清皇帝像日本天皇那样继续存在是极其可能的。

如果说天意,那么,2003年夏天非典病毒的突然消失就是最好的例子。那年春天,我任教的大学还严格防控,外人不得入校,学生不得出校;全国各地都是如临大敌。谁料想一入夏病毒突然无影无踪,各地基建和钢铁、水泥马上起来,各地引外资,上项目,热火朝天,全国立即变成了大工地。如果非典病毒不是突然消失,如果防范非典要费好几年时间,中国经济就会丧失加入WTO后的窗口期,就不会一下子腾飞起来。

自然和人为“错误”因素,不但让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而且让现在和未来也充满了偶然性。偶然性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意味着历史的可塑性,意味着活在当下的我们有可能改变历史,有可能重新塑造看上去已经确定不移的历史进程和“五年计划”。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些表面看上去坚不可摧的东西,其实一点火就会融化;看上去只有一条路、一个前景的事情,换一个行动,出一次偶然,就会转到另一条路、另一些前景。就拿当今世界最严肃的中美争端来说。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崛起大国和老霸主必有一战。可是,外交毕竟只是内政的延长。如果两国内部突然发生根本变化,两国就可能进入良性竞争,而最终避免一定会给整个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而无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人类的行为和变化,说到底是一个个个人的行为和变化。所以,放弃宿命论,放弃无能为力的软弱感,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历史,就在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行动中发生我们预想到和预想不到的变化并得到重塑。

“夜话”2022年第25期,2022年11月26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2)

本书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当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并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这一章同时介绍了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观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难以展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因。本章的目的是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必要的历史框架和思想史基础。

第二至第五章组成一个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现象和经济学问题的单元。第二章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指标和为这些指标获得数据的标准方法。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和数据。本章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指标,证明利用现有统计资料,人们不但可以整理出这些指标的数据,而且整理出来的数据是唯一和无歧义的。因此,本章解决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数据困难。第三章利用上述指标和数据梳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可以胜任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背景国家。第四章则利用中国与美国的统计资料,展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例如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转移速度两者变化的抛物线趋势、农劳比的降低趋势、转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波动周期性,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长期性等。这些特征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对象。本章并把非农化大转型分成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非农化转型的早期和中期。第五章则具体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问题。该章特别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常识问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人类依然可能相当顺利地实现非农化转型。但是,若不尊重常识,人类即使掌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照样会遭遇重大失败。

第六到第九共四章分别评论三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第六章讨论刘易斯理论。刘易斯把经济分为生产率高低不同的两个部门,阐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远远不能涵盖农业劳动力转移。迄今为止的世界非农化转型历史证明,无论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个国家都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剩余劳动力概念既难以严格定义,又缺乏相应数据,因此不能用于实证研究。第七章介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结构变化研究”。该研究虽然不专门针对、但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化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和总体趋势。它的最重要缺陷是没有考虑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或者说,在新古典研究中,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是瞬时出现瞬时消除的。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事实表明,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巨大且贯穿非农化转型的全过程。

刘易斯理论和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重视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问题。托达罗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经济政策角度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问题。本书第八章指出托达罗理论虽然发现了城镇失业和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但它属于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问题,用托达罗的话说,是“一个减少500个城镇失业的政策是否会诱导超过500个乡村劳动力进城”的问题。它和我们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一回事。农业劳动力转移牵涉的是成千上万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而非与个别经济政策有关的少量转移。同时,托达罗理论无法容纳价格变化,因此无法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第八章用中国1978年以后的统计资料证明,在非农化转型中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具有总产出效应,而且该效应远远大于同时期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与第八章相联系,第九章进一步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非农部门扩张。本章根据中国最近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史,揭示中国每年新增的非农就业大部分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进入总劳动力不断减少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未来若干年,将成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唯一重要来源。本章亦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和经济增长,而且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值得重视的联系。不过,本章以及本书其它各章利用统计数据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影响它的若干最重要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联系,而非对它们之间的相关甚至因果关系的严格度量和验证。本书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本书的重点不是经济计量研究,其次在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也许不具备计量研究所需要的可靠性。

“夜话”2022年第24期,2022年11月2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2部分。

放弃《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版权的声明

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中文简体版已经在本月出版。封底的极简版“内容简介”如下:

经济学家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数据和理论框架。本书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用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度量转移过程,并证明这些指标具有唯一且无歧义的统计数据。本书利用这些数据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并用商品市场价格和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分别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均衡,用通货膨胀放大系数说明转移失衡可能造成货币市场波动,从而提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拙著在海外由位于美国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拙著纸质版和电子版仅仅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市场发行和销售。最近一些得到拙著的朋友,包括中国国内的朋友向我询问是否可以将我发給他们的拙著转发給别人。今天,我宣布放弃拙著的版权,让朋友们和有兴趣的人能够合法地放心地任意传播和散发拙著。我放弃拙著版权的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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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放弃《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版权的声明

  1.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唯一作者并与世界华语出版社商定,我个人拥有该书的所有版权。该书国际书号为ISBN 978-1-940-26684-8。
  2. 我保证《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书中不含有任何侵犯他人版权的内容。
  3. 从即日起,我放弃《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版权。任何人出于任何非商业性目的,都可以复制、复印、印刷、散发、储存和利用任何其他方式传播该书或其中部分内容,包括传播该书的纸质版和电子版,而无需我的同意和知晓。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电子版将放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适当且醒目位置任由下载。
  5. 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商业性用途,包括全部或部分地在中国国内出版,我将放弃和该书版权有关的一切经济权益。

特此声明。

胡景北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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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衷心欢迎对拙著的批评和反驳,并希望这些批评和反驳能够也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谢谢!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23期,2022年11月18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1)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我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仅仅在1980至2020的四十年中,我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远远超过三亿人,而我国2020年非农劳动者不足六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从事手机制造、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近四十年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波澜壮阔地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全世界。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三百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观察,我们又发现,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它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程度,只有一万年前发生的劳动力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移可以与之相比。明朝初期中国大迁徙的人口可能高达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许让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于病毒和暴力。这两次人口大变动后来都导致人均食物产量提高和人口快速增长。然而,它们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须数百年甚至更短时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大变动之前的原点,继续落入大部分人务农但依然饥饿的贫困状态。例如,移民到美洲的早期白人育龄女性,每人平均生育的孩子超过7个。英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当年直白地指出:“只要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 这意味着,假设没有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美洲发现的结果也将只是延长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或者推迟农业社会陷入最终危机的时点。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人基本灭绝事件,以及中国和其它各民族在最近几千年内经历的每一次人口大变动和大迁徙,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分重要,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农业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大部分人务农、大部分人挨饿。

然而,发生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彻底改变了这些特征。今天,不但大部分人能够吃饱,而且社会只需要少部分人务农。农业劳动力转移反映的,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的彻底改变,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而跨入新的社会阶段。所以,本书根据人类劳动用在食物生产方式上的集中程度,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和非农化转型四个时期。在采集狩猎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在农业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采集狩猎活动向农业集中。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人类必需食物的农业。在非农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集中。当今人类正处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正在离开农业社会而转入人类目前难以清晰预知的“后农业社会”。和当年的农业化一样,非农化大转型将把人类在宇宙大尺度上的生存空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非农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业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在“后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应当低于百分之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非农化转型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历史过程。本书便是对这一历史过程所做的经济学理论探索。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动整个社会的重要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样的范围。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当然,即使囿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本书将局限于宏观经济学角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诸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人和其家庭带来什么变化、给他们离开和进入的社区造成什么影响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进一步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本书亦仅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和所遵循的基本经济机制。为了探索这些条件和机制,本书将建立关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的某些特殊假设,使用来自中国等个别国家的统计资料。但在清楚地说明这些假设和资料以后,本书致力于超越个别国家的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

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简单直接:什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书提出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以下简称“农劳比”)指标,用它表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的集中程度。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这一集中程度的下降,或者说农劳比下降。在最近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依然集中在农业。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所有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因此不属于我们研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范畴。同时,农业社会中不时出现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度。这样的现象同样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严格意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少量农民脱离农业,不是农劳比的短暂降低,而是农劳比持续和显著地下降,并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定义,本书把非农化转型过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过程,把农劳比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把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过程的指标。速度和加速度是两个众所周知的物理学概念。设想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从比如8 000米高空降落。为了保证飞机迅速平稳地降落,飞行员必须把握好飞机在每一时间的速度和加速度。飞机应当尽快降落,以免空中危险;但飞机又必须平稳下降,因为严重颠簸会造成乘客伤亡。前者是速度问题,后者是加速度问题。农劳比下降过程与此类似。如果把非农化看成一件“好”事,把人类的非农化使命看成人类把农劳比从百分之八十降低到百分之一的任务,那么,农劳比亦应当迅速平稳地下降,下降过程中的“颠簸”尤其严重颠簸也会损害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类群体的福祉。亚国曾经经历过严重“颠簸”。亚国1957年农劳比是81%,农劳比降低量或降低速度是负1%,降低加速度是负3%。1958年猛踩油门,加速度骤然升至正24%,速度相应升至正23%,农劳比一举下降到58%。按照这样的加速度,亚国再用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全部非农化转型任务。然而,这样的高速度不但不可持续,而且造成灾难。事实上,亚国在1959年即猛踩刹车,加速度突兀地降为负27%,速度降为负4%,农劳比本身在随后几年反弹并上升到比1957年更高的水平且延续多年。在经济学上,如此剧烈的“颠簸”直接造成亚国当年数千万饿殍的大饥荒。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非农化转型在经济学上需要的不是高速度,而是恰当速度,后者的经济学概念便是均衡。因此,非农化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提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而后者又需要转换为农劳比下降的均衡速度和加速度问题。由此出发,我们方能严格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夜话”2022年第22期,2022年11月1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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