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2022年2月15日，以汤敏、陈汉聪为首的北大学子发表联名信，呼吁彻查徐州女子被拐事件。我支持这一呼吁，愿意参加该联名信签名的网络接龙。由于我暂时无法获知网络签名接龙的网址，我在这里公开表示我的签名意愿。按照签名格式，我的签名如下：
胡景北，1982
恰恰四十年，1982年2月，我到北京大学报到入学。和每一个有幸成为北大学生的人一样，当我跨入北大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仅为了改善个人处境，而且也为了改善中国和世界普通人处境而入学的。四十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和世界普通人的境况有了明显改善，而中国的改善尤其突出。四十多年前我在农村经历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常情形，如今几乎不复存在。所以，当我看到关于徐州丰县八孩母亲猪狗不如的惨况时，我从心底感到震惊和悲伤。同时，徐州属于我的家乡江苏省。我的护照中“出生地点”一栏，填写的便是“江苏”，因此，在震惊和悲伤之时，我不得不为自己感到羞耻。现在，我自愿参加汤敏、陈汉聪等北大校友的下述四点呼吁：
1.采取公正、严谨、透明的程序，对杨某侠的真实身份进行调查认定。
2.对杨某侠被拐的20多年间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
3.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相关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清查，解救目前还处在被虐待或不公正对待的被拐人员。
4.启动《刑法》相关条款修订程序，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
徐州八孩母亲的惨况仅仅是拐卖女性的冰山冒出水面的一角。我们不但应当打碎这座冰山，而且应当在短期内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打碎它。打碎的标志，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买卖妇女是重罪；就是买卖妇女如果还会出现，那也是例外个案，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正常”现象。在比如徐州这样的地区，我们应当通过短期的雷霆之势，从根本上打击这种丑陋文化，把它从实际上的当地主流文化地位彻底打下去。
因此，我另外提出两点建议：
一，成立高于公安部的国家级别的专门负责打击拐卖妇女和儿童的机构。这是清华大学谢丹夏教授提出的。我在这里附议。目前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下有一个处级单位“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打拐办）”。但公安部却设有局级的“禁毒局”。显然，与禁毒相比，打击拐卖妇女的任务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也更需要一个权威行政机构。
二，动用部队或至少武警，在徐州地区逐个县、逐个乡、逐个村了解买卖妇女情形，解救被买卖被拘禁的妇女，彻底改变当地的买卖妇女环境。
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的经验。比如，美国部分地区过去公立学校按肤色分，黑人不能入专为白人的学校。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有关部门决定让九名黑人学生转到原先专为白人学生的中央中学时，当地白人群众非常愤慨，当地政府亦应群众要求而派出国民警卫队，和白人群众一起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学校。国民警卫队被迫撤出后，依然有许多白人持枪“保卫我们自己的学校”。黑人学生还受到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出美军精锐第101空降师，用亮出刺刀的伞兵队列护送这九名学生第一次走进中央中学校园。军队在随后继续驻守城市尤其校园，保证黑人学生安全地留在学校学习。正是通过这样的雷霆之势，那里的白人种族主义文化第一次被压倒了。而这样的丑陋文化一经压倒，就再也不可能重回主流。当地绝大部分人终于认识到黑人与白人同校学习的权利，当地主流文化也就改变了。
”夜话“2022年第1期，2022年2月17日
注：本文是最初文章的简易版。最初文章在为通过微信网络审查而修改多次后依然被禁发，为此将其缩为简易版，目的是让文章保持在A4纸的一页内，以便转换成一篇完整文章的图象，然后发布在本人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但即使如此，依然被微信网络审查者禁发。记于2022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