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这几天，华为公司以及它的副总裁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的消息成为议论的焦点。不过，铺天盖地的议论没有注意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华为公司是否真的违法了。从所有权、总部和主要经营地点诸方面看，华为无疑都是我们中国的公司。因此，华为公司是否违法，首先需要由中国确定，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商务部或司法部还是中国的法院出面，我们中国自己应当先确定华为是否存在违法经营。

所谓华为的“违法经营”,指的是华为是否违法对伊朗的禁运。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和对伊朗禁运的决议。中国对此投了赞成票。众所周知，只要中国投反对票，联合国任何制裁决议都通不过。因此，但凡联合国通过的比如制裁伊朗、朝鲜等等的决议都是中国赞成的。对伊朗的禁运制裁后来还不断强化。一直到2015年，伊朗和安理会五大国及德国达成新的妥协协议后，联合国的禁运制裁才取消。联合国常常通过各种决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某种意愿的宣示，对成员国没有约束作用。但制裁伊朗决议却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各成员国政府需要根据联合国决议禁止本国企业和伊朗的贸易（当然仅仅禁止联合国决议中列出的商品贸易）。事实上，2006年联合国制裁决议在我国支持下通过后，我国商务部即发布文件告知并要求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执行该决议。

现在，美国政府在本国法院控告华为公司在联合国禁运决议有效期间违反禁运法律，并为此请求加拿大逮捕了华为副总裁。此时，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真相，是华为是否真的在那一期间违法卖给伊朗禁运商品。对此，有公信力的回答，首先应当来自我们自己的国家。这里的违法有三个层次：

（1）华为是否违反了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

（2） 华为是否违反了我国在贯彻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时适用的法规。

假如华为违反了联合国禁运决议，便非常可能同时违反了我国贯彻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时所适用的法规，除非我国的法规对某些联合国禁运商品做了特别的豁免。另一方面，如果我国的相关法规比联合国决议包括的商品更广，华为即使没有违反联合国决议，也可能违反我国的禁运法规。

（3） 华为是否违反了其它国家尤其美国的伊朗禁运法规。

各国政府都会为贯彻联合国禁运制裁运用自己的法规。目前承担国际警察主要责任的美国更是如此。部分美国法规覆盖联合国的禁运决定，部分则扩大了禁运范围。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第（1）和第（2）两个层次的答案，即华为是否违反了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是否违反了我国的有关适用法规。对此，我国有关部门应当迅速公布答案：如果没有违反，那么，在联合国和国际共同体，在我们国家内部，先还华为清白；如果违反了，违反了哪些条款，华为将或者已经受到的我国政府的处罚是什么。我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不会一方面支持禁运，一方面又允许本国企业破坏禁运。因此，对违反联合国或者我国禁运法规的我国企业，我国自然会加以处罚。

这里，如果华为真的违反了联合国和我国的法规，在我国政府给予处罚后，华为不应当再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相应处罚，也就是说，它完成了我们政府的处罚后，它在全世界就不再受到相应处罚。世界各国企业在国际上犯法后，大都选择在本国受罚尤其受审。例如，德国大众汽车尾气造假事发后，大众公司高管都宁愿待在本国，受本国法院审判，而不愿意到外国被逮捕受审。华为如果真的违反了伊朗禁运法规并被我国和外国查实后，我相信华为也会选择在中国而不是在外国受罚。

其次，我们才需要知道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在联合国决议有效期内适用的禁运法规。显然，如果华为没有违反联合国和我国的法规，华为大体上就不会违反美国的法规。如果美国硬要用它扩大禁运范围的法规来惩罚华为，那华为也仅仅违反了美国法规，而非违反联合会决议和我国的法规。对于这类违法，我国政府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适当的对应法规和政策。

华为被控违反伊朗禁运法规的事件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国际贸易中的禁运问题。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国；国际禁运是常见甚至永久的现象（只要还存在流氓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近邻和长期以来“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当前正受到我国支持的联合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运制裁，因此，我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应当提出明确的法规，指导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在国际禁运方面的合规行为。否则的话，也许很快，我们又会听到我国企业违反朝鲜禁运法规而受到外国惩罚的消息。中兴受罚在前，华为被控在即，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企业不再出现类似事件。在这方面，我国有关部门首先应当负起对企业的告知和指导责任，并在发现可疑情形后及时调查和公示甚至处罚（若查实的话）。否则，这些可疑情形便不得不放任外国政府追查。

就国家层面说，我国已经派遣维和人员在其它国家执行世界警察的责任。今后，我国的世界警察责任只会越来越重。迄今为止，我国在联合国只是支持和赞成其它国家提出的若干国际禁运制裁措施。今后，我国完全可能在联合国主动提出对某个国家的禁运建议。就目前承担世界警察主要责任的美国来说，它所公布的关于伊朗禁运的处罚确认名单，许多犯法者亦是美国人。我国要做好世界警察，首先要做的也是规范好本国企业并对本国企业是否违反国际禁运法规给出明确说法。就此而言，我国有关部门也应当对华为是否违反伊朗禁运做出明确公告。

（注：美国关于出口禁运处罚的主要案件名录，参见例如美国司法部2018年公布的从2015年1月到2018年1月的结案总结，https://www.justice.gov/nsd/page/file/1044446/download。）

“夜话”2018年第17期，2018年12月12日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很容易看到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中国人吃饱饭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不过，对我来说，改开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可能比经济成就更为突出。举个例子，一对夫妇在街上搀搀手这个现在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在改开之前可是大错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对夫妇亦可能被视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坏分子”。记得1980年前后报纸曾专门讨论公交车上一对年轻夫妇搀手的行为该不该谴责。而1987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下发文件，禁唱刚刚传入大陆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我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作为改开起步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工作不是开创更不是顶层设计后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反，该次会议完全没有预见到后来的改开。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打破之前无所不在地统治着中国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普通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正是这一不算开阔可来之不易、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宝贵空间，为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的民间发起的经济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难以想象四十年前绝对专制下的景象。那时候，最高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可不是街头巷尾的调侃话，而是报纸上的官方语言。那时候，报纸上书籍上引用最高领导人的话，要特别地用黑体字突出标明的。那时候的大众媒体只有报纸和无线电广播，而每一份报纸的第一版最上方，一定是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每一天广播都以对最高领导人的颂歌开始。那时候，一切言论和行为必须以领导人的话为标准；任何背后议论都是反革命罪行；那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表示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最高领导人的不满，就会受到惩罚。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它人没有思考空间，任何创意都无从生发。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也没有行为空间，任何与众不同的言行都被视为“封资修”行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行为）。那时候，也谈不同意见，谈主动性积极性，但它们只是在最高领导人绝对正确的前提下讨论如何更好理解最高领导人的某句话，如何主动积极地做最高领导人乐意的事情。超出这个范围的不同意见与主动性积极性都是错误的，严重一些甚至还是反动的。因此，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是天方夜谭。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就是通过公开承认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和于此相应的部分制度错误即对最高领导人的无限权力安排，而在事实上打破和放弃了笼罩中国社会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从此，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人再享有无限权力，没有一个人的话再“自动地”成为真理和其它所有人言论与行动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再能够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不敬议论和背后批评，皇权的势力范围从无限蜕变为有限。有限皇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而普通人也终于有了在不同真理不同标准之间选择的权力、甚至有了自创真理自立标准的权利。而只要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对某个人的忠诚也就不复成立。这是因为，报章宣传的毕竟是忠于真理；而一旦真理不为某一个人所垄断，忠于某一个人的要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样，中国的社会环境开始宽松，报纸头版不必一定要刊登领导人语录，书报杂志不必再用黑体突出领导人语录，领导人的话也不再成为普通人言论和行为的唯一标准，普通人也就开始有了思考、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空间。

回顾一下1978年的“两个凡是”争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真理标准讨论”（即宣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随后开始流传的“白猫黑猫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石头过河论”，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出现的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趋向。其实，从学理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法并不成立。早在1978年，一位稍长我的中学校友、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校友的章铮先生便清楚地批评过该说法的错误。不过，我们国家四十年来津津乐道这一说法的根本原因，是它否定了某位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官方定论，而与学理完全无关。由于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地区的实践都可能与他人、他企业、他地区不同，因此，真理标准的实践论、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论，就为每个人、每个企业和每个地区自行其是提供了根据，也为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提供了根据。

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一点。他说：“一听到群众有一些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选第二卷第145页）。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意味着人们可以私下议论政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说私下议论，是因为如果可以公开议论，政治谣言这种现象本身就不会存在了。政治谣言本身只是政治专制的副产品。可是在1978年之前，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被禁止的，甚至会被作为反革命定罪。当然，随着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反革命罪”后来也不得不取消。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大大促进了政治谣言的流传，进一步否定了领导人的真理化身，强化了个人自由思考的心理基础。举个例子，在最近三四十年中，每个乘坐北京出租车的人，都可能听过出租车司机对国家大事的侃侃而谈，其所谈内容，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类为政治谣言。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不但否定了政治领袖的真理化身，而且还否定了各级领导人的“正确化身”。在这之前，不但皇权无限，最高领导人是真理化身，而且各级领导人也是正确化身。一个人对某个企业、学校、人民公社或其它单位领导的不满，便是“对组织的不满”，“对现实不满”，便会受到惩罚。因此，关于单位领导人的议论，亦属于“政治谣言”而被打击压制甚至立案追查。那时候流行的政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审查的其实不是被审查对象对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制度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其所在单位领导人的态度。而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使针对任何级别的领导人的政治谣言都不再受到制度性的追查。实际上，在最近四十年中，许多中国普通人也许很少听到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谣言，但一定常常听到关于某个单位某个地区领导人的政治谣言。而所有这些政治谣言的社会作用之一，就是把一个人正确性从绝对化变成相对化，就是让每一个人开始思考和自我判断。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是社会环境宽松的重要标志。社会环境宽松的具体体现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空间，他们现在可以独立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了。比如农民可以自己出售粮食了，城市人不再必须到指定的粮店（那时候买米买面不但要粮票，而且只能到指定的粮店买），而是可以自己决定到那家粮店买米了。企业也开始“松绑”了，有了若干产供销的自主决定权，渐渐地，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个人到外地探亲不需要报“临时户口”了，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了，企业可以自主招工了，外出农民工的正式称呼也不再是“盲流者”，结婚不要单位证明了，离婚也容易了。哈金那本著名小说“等待”（Waiting）描述的十八年离婚马拉松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但如今中国离婚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容易。二十多年前重新开始的中国股票市场，让一些人开始以炒股为生，不属于任何特定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大约十四年前，普通人不需要理由也可以拿到护照了。至于歌曲，我们今天有意无意听到的几乎全是过去被贬的“靡靡之音”，过去独占歌坛“革命歌曲”大概只是在大妈的广场舞里还能够听到。

毫无疑问，1978年开始的社会环境宽松只是相对的。人们对各级领导人的公开和私下批评往往依然要被惩罚，企业和个人的决策依然需要考虑重重政治因素，政府依然过分强势，法院依然拒绝受理从企业改制到互联网控制的所有申诉。但即使如此，饱受专制之苦的中国人依然充分利用这一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抓住这一环境下的每一个机会挣钱、娱乐、学习，甚至表示自己的政治意见，从而改善自己的境况，发挥自己的抱负。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这种自主、自发和自由的主动行为，是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能够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小岗村和随后的农民进城与建立乡村非农企业经历的自主行为，就会发现我们所赖以骄傲的经济改革，其创意完全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普通人在其多少获得了的自由空间里为了实现个人愿望的自发行为，顶层只是适应和顺应了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早期在中国建立互联网的开创者的自由行动，回顾一下年轻人对外国知识和外来事物的自发热情，我们就能够体会，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即使仅仅是相对的—既体现了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巨大变化，也为中国人精神面貌、为中国的改开和富裕提供了基本框架。

“夜话”2018年第16期，2018年11月30日

1978年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能脱离世界变化大趋势讨论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封闭国家，中国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纪念改开40周年，我们需要回到1978年，了解1978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它成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份。

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来说，1978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应当是当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说法，“实际上，当时中国所亟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提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这次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不过，该次工作会议没有发布公开文件。公开的标志性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因此，我们只能以公报为依据并参照其它公开资料来回顾1978年发生的事情。

再读一遍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们发现“改革”这个词汇在那里仅仅出现两次，并且和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之类句子中的“改革”一样，仅仅指对计划经济的小修小补，不包含任何后来我们经历的改革的含义。至于“开放”一词，公报中毫无踪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农业，一点是法治。在农业问题上，会议公报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农业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受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会议第一次隐晦地承认了中国人吃不饱肚子的事实。但除了从计划经济角度支持农业外，公报没有提出任何与毛政府时期不同的农业和农村改革措施，反而强调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全会为此还特别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可我们今天知道，要不是全会召开当月秘密出现的农民自己冒死开创的联产承包制，要不是全会召开两年后就开始的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措施，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根本走不出几步，普通中国人现在还吃不饱肚子。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随后发生的农村改革，不但完全超越了这次全会的精神，而且和它的精神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我们今天纪念的特定的“改革开放”完全无关。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大量文章，把改开直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起来，不禁让我心生疑窦：那些文章的作者读过或者写作前再读过一遍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吗？

但是，在中国这个政府权力过大的国家中，政治远远重于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之所以把1978年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年，不是因为它跨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而是因为它跨出了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最重要一步，从而为最近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打开了一泻千里的闸门。

仅仅从字面看，我们不会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经济和农业问题上和过去的类似公报有任何重大区别。但它与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其它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的重大区别，却在于它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在于它摒弃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提出无论对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第一次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第一次认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第一次表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第一次声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的强调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这句话：“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这里根本没有提及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忠实于任何党派或个人。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侵犯公民权利的，只能是有权的人侵犯无权的人，做官的侵犯老百姓，大官侵犯小官，中央主席侵犯副主席的公民权利；不遵守国法党规的，享有超于法律之上特权的，首先也是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公报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说到底只是对刚去世的毛泽东的一种声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甚至用了“亡党亡国”这么严重的词汇。在那些天天歌颂毛主席的中国老百姓那里，在那些饿死屈死都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人那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最高级公开文件所用的“亡党亡国”一词的含义呢？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无论在依然纪念毛泽东的人中还是在要求追查毛泽东的人中，都很少有人理解毛泽东把中国搞到了接近“亡党亡国”的地步。是的，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几百年来只有崇祯皇帝和慈禧太后把中国带到了“亡国”边缘，“亡党亡国”之罪怎么能和“人民的救星”、“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联系起来呢？但是，内部人知道真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知道真情。正是在骇人听闻的真情面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高级干部才第一次公开地要求最高领导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得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应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首先出于与会的高级干部对自己个人命运的担忧与保护。有多少与会者明了“公民权利”的含义？有几个人在提到“公民权利”时同时想到比如下属的知情权、农民的迁徙权、工人的工资谈判权、普通人的言论权？他们呼吁公民权利，首先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同事只因为领导人的一时喜怒而成阶下囚。全会公报中列举并为其恢复名誉的人，例如彭德怀、陶铸、陈云、习仲勋、黄克诚、薄一波等等，都忠于共产党，却又因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而被定为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派。他们要为自己伸张冤屈，就要呼吁民主与法律。刘少奇临死前想到宪法何在，这些要求恢复名誉的人在受到毛泽东迫害时同样想到了宪法和党章。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们诉求宪法党章，诉求法律民主，既为自己平反，也为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新的迫害。而他们的行为同时为中国以离开皇权专制为标志的政治变革打开了大门。

作为中国政治的局外人，作为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关注中国变化的普通中国人，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先皇的公开谴责和对皇权的公开限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1911到1949年的短短38年外，皇权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无限的。这一无限的皇权既得到皇帝和臣子的认可，也得到百姓的认可。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大救星”等等，反映的都是皇权的无限性。我本人年轻时同样是无限皇权的热心拥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49年之后，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重新习惯了无限皇权的状态中，第一次明确放弃了无限皇权，并且通过局外人今天依然不清楚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也确实从那以后避免了皇权的无限扩大。因此，1978年以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皇权的有限性，一方面让其它官员有了独立裁量和决策的空间，让普通人有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让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从天命或者历史规律或者神迹下落为功劳或绩效。所以，正是这个有限皇权作为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使得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后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态势，使得中国在市场化、自由化、多元化、公开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并且由于在这一方向上，中国取得的经济绩效最为显著，所以，我们又习惯地把1978年迄今的四十年视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把对1978年的纪念错误地视为仅仅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念。

“夜话”2018年第15期，2018年11月9日

（2024年9月2日发布到微信公众号时有少许修改）

（注：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出处是：“一九七八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8768445.html，2018年11月8日检索。）

以下为最初发布的原文：

1978年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能脱离世界变化大趋势讨论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封闭国家，中国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纪念改开40周年，我们需要回到1978年，了解1978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它成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份。

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来说，1978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应当是当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说法，“实际上，当时中国所亟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提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这次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不过，该次工作会议没有发布公开文件，公开的标志性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因此，我们只能以公报为依据并参照其它公开资料来回顾1978年发生的事情。

再读一遍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们发现“改革”这个词汇在那里仅仅出现两次，并且和1949年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之类句子中的“改革”一样，不包括任何后来我们经历的改革的含义。至于“开放”一词，公报中毫无踪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农业，一点是法治。在农业问题上，会议公报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农业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受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会议第一次隐晦地承认了中国人吃不饱肚子的事实。但除了从计划经济角度支持农业外，公报没有提出任何与毛政府时期不同“改革”措施，反而强调坚持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可我们今天知道，要不是后来的农村基本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根本走不出几步，中国人现在还吃不饱肚子。就此而言，我有理由相信，纪念改开40周年的大量文章，由于仅仅限于经济改革，文章的作者可能在写作前没有读过或者再读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其实，在中国这个迄今为止由上层主导的国家中，政治远远重于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之所以把1978年视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不是因为它跨出了中国经济改开的步伐，而是因为它跨出了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决定性步伐，从而为最近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打开了一泻千里的闸门。

仅仅从字面看，我们不会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经济问题上和过去的类似公报有什么重大区别；它与其它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的明显区别，在于它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无论对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公报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且进一步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的强调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这句话：“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这里根本没有提及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忠实于任何团体或个人。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侵犯公民权利的，只能是有权的人侵犯无权的人，做官的侵犯老百姓，大官侵犯小官，中央主席侵犯副主席的公民权利；不遵守国法党规的，享有超于法律之上特权的，首先也是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公报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说到底只是对刚去世的毛泽东的一种声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甚至用了“亡党亡国”这么严重的词汇。在那些天天歌颂毛主席的中国老百姓那里，在那些饿死屈死都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人那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最高级公开文件所用的“亡党亡国”一词的含义呢？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无论在依然纪念毛泽东的人中还是在要求追查毛泽东的人中，都很少有人理解毛泽东把中国搞到了接近“亡党亡国”的地步。是的，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几百年来只有崇祯皇帝和慈禧太后把中国带到了”亡国”边缘，“亡党亡国”之罪怎么能和“人民的救星”、“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联系起来呢？但是，内部人知道真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知道真情。正是在骇人听闻的真情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集中的中国高级干部才第一次公开地要求最高领导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得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应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首先出于与会的高级干部对个人命运的担忧与保护。有多少与会者明了“公民权利”的含义？有几个人在提到“公民权利”时同时想到比如下属的知情权、农民的迁徙权、工人的工资谈判权、学者的言论权？他们呼吁公民权利，首先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同事只因为领导人的一时喜怒而成阶下囚。全会公报中列举并为其恢复名誉的人，例如彭德怀、陶铸、陈云、习仲勋、黄克诚、薄一波等等，都忠于共产党，却又因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而被定为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派。他们要为自己伸张冤屈，就要呼吁民主与法律。刘少奇临死前想到宪法何在，这些要求恢复名誉的人在受到毛泽东迫害时同样想到了宪法和党章。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们诉求宪法党章，诉求法律民主，既为自己平反，也为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新的迫害。而他们的行为同时为中国以离开皇权专制为标志的政治变革打开了大门。

作为中国政治的局外人，作为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关注中国变化的普通中国人，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皇权的公开限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1911到1949年的短短38年外，皇权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无限的。这一无限的皇权既得到皇帝和臣子的认可，也得到百姓的认可。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大救星”等等反映的都是皇权的无限性。我本人年轻时同样是无限皇权的热心拥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49年之后，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重新习惯了无限皇权的状态中，第一次明确放弃了无限皇权，并且通过局外人今天依然不清楚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也确实从那以后避免了皇权的无限扩大。因此，1978年以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皇权的有限性一方面让其它官员有了独立裁量和决策的空间，让普通人有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让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从天命即历史规律或神迹下落为功劳或绩效。所以，正是这个有限皇权作为必要条件之一，使得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后保持了改革开放的态势，使得中国在市场化、自由化、多元化、公开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并且由于在这一方向上，中国取得的经济绩效最为显著，所以，我们又习惯地把1978年迄今的四十年视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把对1978年纪念狭义地视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念。

（注：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出处是：“一九七八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8768445.html，2018年11月8日检索。）

“夜话”2018年第15期，2018年11月9日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到，要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同样，在全世界都看到苏联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今天回顾四十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变迁，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看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联。虽然中国经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大规模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就努力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争取加入在这之前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世界银行（并在1980年加入），向它们提供当时仍然在本国保密的统计数据，寻求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项治国建议，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来中国投资，派遣自己的官员和青年去资本主义世界学习。

中国是幸运的。上天眷顾中国，让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早赶上了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潮流。只有长期苦于英国病折磨的撒切尔夫人于197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和中国的邓小平遥相呼应。里根在美国、科尔在西德都还迟了一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1986年、前苏联1988年开始改革。高举反资本主义大旗的印度、埃及等国家，到前苏联彻底垮台后才开始改革。所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过程中抢得了先机。别小看这十年或八年的先机，它让中国在最近四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拔得了头筹，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序远远超过四十年前先于中国的许多国家。而几乎其它所有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等）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都比中国更犹豫、更缓慢。

更准确地说，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在中国榜样的带动下，开始自己靠拢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国的榜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可比性。欧美诸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新自由主义，本来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本性所致，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反攻；同时，欧美本属发达国家，其经济的兴旺与否、怎样兴旺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无涉：不发达国家本来就和英、美存在巨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否会继续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撒切尔新政带来的英国经济增长和里根新政带来的美国低通货膨胀，对他们都毫无触动。可中国和英、美不同。对几乎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可资比较并且更为贫穷的国家。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历史，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历史，中国的贫穷与计划经济也和其他穷国一致。从苏联开始，建立计划经济就是避免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常常在西方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极左理论家来说，不发达国家要搞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品、资本就必然要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起来，因此必然要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所以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顺理成章地被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奉为国策。

在中国之前，尽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改变了贫穷的面貌，但对世界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领导人来说，对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亚洲四小龙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共前沿基地而已，其繁荣亦是英、美援助的产物，它们甚至可视为英、美的一个郡或州，因此，它们对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示范作用。可中国不同。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投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主要发展资金显然来自内部，用国际援助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更别说早就接受国际援助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从没有改变过国内的贫困。1978年后中国贫穷的迅速缓解、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只能从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和外部的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解释。

比如，英美国家货架上的琳琅满目，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象征。但刚刚还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苦于缺乏生产能力的中国，刚刚所有消费品还极度短缺、几乎所有日用品都得凭票供应的中国，刚刚还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中国，几年之间，商店就摆满了货物，票证就失去了价值、居民脸上就褪去了菜色。这才是奇迹。每一个到中国参观的外国领导人都震动了。从最早参观北京大学院墙外农贸市场的撒切尔夫人，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参观北京的戈尔巴乔夫，还有无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为中国货架突然变得琳琅满目、中国人竟然能够吃饱饭而震撼。最后，中国最贫穷的人口—–农民还从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直接获得了十分明显的好处：绝大部分农民不但能够吃饱饭了，而且，他们还能够自主地离开村庄外出打工，也就是能够直接和资本相结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贫穷人口的减少，几乎全都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吃不饱饭的城市人和乡村人。

在中国的榜样面前，没有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到触动、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不感到震动；在中国的榜样面前，原先占据世界舆论主流的极左理论，像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马克思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还有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以及许多亮眼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文化理论，或者说，所有这些占据世界舆论主流地位、以反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顿时失去了光泽。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或者任何理论来说，事情变的很清楚：不搞市场经济、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贫穷就无法改变；而在任何国家中、任何文化下，大多数人总是不情愿贫穷的。我自己在毛泽东政权时之所以安于贫穷，是因为我相信了毛政府无孔不入的“忆苦思甜”宣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宣传。生活在其它贫穷但不封闭信息的国家中的人，相信了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关于贫穷只能慢慢改变、而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是改变贫穷最好方式的理论。所以，中国大部分人口在1978年以后迅速脱离吃不饱饭的绝对贫穷，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中国的奇迹，从根本上推翻了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的发展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了从原东德横跨原苏联直到越南柬埔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推动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转变。

正是在中国的带动下，国际资本从不发达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恶魔，变成迎之唯恐不恭的贵宾；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和国际资本结合；全世界走出农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今天，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第一次遍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从主导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扩展为全面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所以，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际上成了推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带动世界各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头羊。没有1978年中国的改变，没有中国从内部出发的对绝对专制的放弃和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仅仅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革命，仅仅发达国家走向新自由主义，全世界不会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体系；全世界（包括最贫穷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不会有那么多人脱离贫穷；全世界也不会有那么多农民转移到城镇。而世人现在看到的，更可能是欧美重现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依然停留在国际潮流之外，停留在贫穷之中，当然也停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夜话”2018年第13期，2018年10月29日

注：本次发布时略有文字改动。2024年8月20日

[以上是美西时间2024年8月20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版本。以下是最初发布的版本]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象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并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样，在苏联不得不承认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而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今天回顾四十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变迁，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看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联。虽然中国经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大规模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就努力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争取加入在这之前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世界银行，向它们提供当时仍然在本国保密的统计数据，寻求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项治国建议，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来中国投资，派遣自己的官员和青年去资本主义世界学习。中国是幸运的。上天眷顾中国，让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早赶上了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潮流。只有长期苦于英国病折磨的撒切尔夫人于197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和中国的邓小平遥相呼应。里根在美国、科尔在西德都还迟了一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1986年、前苏联1988年开始改革，印度、埃及等反资本主义的国家到前苏联彻底垮台后才开始改革。所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过程中抢得了先机。别小看这十年或者十五年的先机，它让中国在最近四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拔得了头筹，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序远远超过四十年前先于中国的许多国家。而几乎其它所有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等）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都比中国更犹豫、更缓慢。

更准确地说，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在中国榜样的带动下开始自己靠拢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国的榜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可比性。欧美诸国走上新自由主义本来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本性所致，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反攻；同时，欧美本属发达国家，其经济的兴旺与否怎样兴旺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无涉：不发达国家本来就和英、美存在巨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否会继续扩大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撒切尔新政带来的英国经济增长和里根新政带来的美国低通货膨胀，对他们都毫无触动。可中国和英、美诸国的地位不同。对几乎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可资比较并且更为贫穷的国家。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历史，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历史，中国的贫穷和计划经济也和其他穷国一致。从苏联开始，建立计划经济就是避免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常常在西方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左倾理论家来说，不发达国家要搞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商人、商品、资本要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起来，因此必然要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所以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顺理成章地被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奉为国策。

在中国之前，尽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改变了贫穷的面貌，但对于世界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领导人来说，对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亚洲四小龙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共前沿基地而已，其繁荣亦是英、美援助的产物，它们甚至可视为英、美的一个郡或州，因此它们对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示范作用。可中国不同。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投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主要发展资金显然来自内部，用国际援助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更别说早就接受国际援助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从没有改变过国内的贫困。1978年后中国贫穷的迅速缓解、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只能从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和外部的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解释。英美国家货架上的琳琅满目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象征。但刚刚还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苦于缺乏生产能力的中国，刚刚所有消费品还极度短缺、几乎所有日用品都得凭票供应的中国，刚刚还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中国，几年之间，商店就摆满了货物，票证就失去了价值、居民脸上就褪去了菜色。这才是奇迹。每一个到中国参观的外国领导人都震动了。从最早参观北京大学校墙外农贸市场的撒切尔夫人，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参观北京的戈尔巴乔夫，还有无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为中国货架突然变得琳琅满目、中国人竟然能够吃饱饭而震撼。最后，中国最贫穷的人口—–农民还从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直接获得了十分明显的好处：绝大部分农民也能吃饱饭了并能够离开村庄外出去打工，也就是能够直接和资本相结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贫穷人口的减少几乎全都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吃不饱饭的城市人和乡村人。在中国的榜样面前，没有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不感到地震；在中国的榜样面前，原先占据世界舆论主流的左倾理论，像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马克思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还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哲学理论、历史理论、文化理论，或者说，所有这些占据世界舆论主流地位、以反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顿时失去了光泽。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或者任何理论来说，事情变的很清楚：不搞市场经济、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贫穷就无法改变；而在任何国家中、任何文化下，大多数人口总是不情愿贫穷的。我自己在毛泽东政权时之所以安于贫穷，是因为我相信了毛泽东无孔不入的”忆苦思甜”宣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宣传。生活在其它贫穷但不封闭信息的国家中的人，相信了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关于贫穷只能慢慢改变、而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是改变贫穷最好方式的理论。所以，中国大部分人口在1978年以后迅速脱离吃不饱饭的绝对贫穷，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中国的奇迹，从根本上推翻了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的发展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了从原东德横跨原苏联直到越南柬埔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推动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转变。正是在中国的带动下，国际资本从不发达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恶魔变成迎之唯恐不恭的贵宾，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和国际资本结合，全世界走出农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今天，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第一次遍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从主导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扩展为全面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所以，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际上成了推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带动世界各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头羊。没有1978年中国的改变，没有中国从内部出发的对绝对专制的放弃和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仅仅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革命，仅仅发达国家走向新自由主义，全世界不会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体系；世人看到的更可能是欧美重现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依然停留在国际潮流之外，停留在贫穷之中，当然也停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夜话”2018年第13期，2018年10月29日

我于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尤其非专业的东西不时记录一下，并且以”夜话”之名发布在个人主页上。若干年来，也自以为写了一些文字。没想到这几天整理夜话，才赫然发现自己在2016和2017两年内，每年才写了两篇夜话！当然，所谓”赫然发现”，并不正确：自己对此其实一直有意识，但从来没正视。只是这次整理，让自己逃无可逃、不得不正视之时，才”突发出”一种震惊的感觉。而从震惊生发出来的自我意识，便是”我写故我在”。

记得就在2002年，我不但写过一篇督促自己的夜话”我思故我在”，而且还写了一篇鼓励别人的夜话”你思故你在”。在前一篇夜话中，我希望自己以”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和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在后一篇夜话中，我提示别人”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两篇夜话都强调思考才是一个人存在的标识。我不熟悉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两篇夜话里，我使用的词汇”存在”，是从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的”在”顾名思义引申出来的。据说他的那句名言直译应当是”我思，我才是我”。宽泛而言，当时我的理解是，我思，我才是我，我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不过，从发现自己近年来每年才写两篇夜话的震惊中，我得到的教训却是”我写故我在”。近年来，我依然在思考，在读书。比如，我读了一些自然史人类史方面的书，试图了解过地球如今所处的间冰期可能持续的时间等等，努力思考过经济学中的非农化问题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问题。因此，如果用”我思故我在”的标准来衡量，我应当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没有向这个世界显示出我的思考，不但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声称”我思故我在”呢？因此，我的教训是不但要思考，而且要写作。我思故我在，是内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我写故我在，是外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毫无疑问，没有思考，写作便是无源之水；但没有写作，思考可能无迹可寻亦无法深入，因为一般人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从事的推理有限，人必须把思考的中间结果记录下来并根据这样的记录做进一步的思考，否则，思考难免肤浅。聪明者如爱因斯坦，都在看书时带着笔随时记录，可见记录和进一步的写作对思考的作用。

回顾当年农村经历。今天，我之所以能够说那近十年的农村生活是活生生的自己的存在，不但是因为那时也在思考，同时也因为、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那时写下了许多日记，在艰苦劳作之余记录下自己的存在。现在，作为一个以”码字”为职业的我，回顾自己前两年经历时，我很难说自己那时”存在着”，因为我既没有像农村生活时那样大篇幅地写日记，也没有写其他什么文字。那两年自己的历史，几乎就是空白。因此，我的教训是，思考，只是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思考加写作，才是自己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此而言，我写故我在。

“夜话”2018年第12期，2018年10月23日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

三年多前，有关部门找我聊天，我已经谈了自己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看法。今年我本已放弃就这个日子写点东西的计划，而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狭隘的经济学。

然而，几天前接到一位经济学教授的来信，其中提到“不管什么普世派，民主派、宪政派，还有毛派，其实我们都是一派，就是‘共和国派’”。

我很奇怪，那位教授好像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竟然把这些不同派别都归入“共和国派”。他的信提醒我，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学者教授，尽管天天说共和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

因此，我决定还是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写点东西，因为辛亥革命的目标恰恰是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因为在中国谈共和国就必须谈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亦必须谈共和国。

谈共和国首先要正名：什么是共和国？从汉语词源说，“共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周厉王专制暴戾被国人驱逐，其时国无君王，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那一年便被称为“共和元年”，按现在的西元纪年法是公元前841年。正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时间表；这之前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时间包括周厉王登位年份都是谜。共和十四年，国人把厉王的儿子重新奉为天子，共和结束。这之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无一天无皇帝，有时候甚至同时存在几个互相争斗的皇帝。而从司马迁之后，儒生学者也从未把“共和”当做一回事讨论过。

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也许是认真考察西欧社会制度的第一国。我斗胆猜想，当年日本学者遇到法语“république”、英语“republic”和德语“Republik”后，可能翻遍汉语古籍，发现《史记》中的“共和”与这个西欧词汇有异曲同工之妙，遂将它译成日语汉字“共和国”或“共和政体”。这大概是1870年前后的事情吧。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应当很快就把这个新词汇带回中国，从此，“共和”在中文里也被当成“république”的翻译词。国人那时习惯用单字，因此常用“民国”来指称现在我们说的“共和国”。民国和共和国的意思完全重合，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大韩共和国对当时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回事，它们的英语翻译也都是Republic of China 和 Republic of Korea。

那么，今天中文的“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查一下网络，“在线新华字典”的解释如下：共和，gònghé,〖republicanism〗也称共和制。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http://xh.5156edu.com/html3/1761.html)

查一下词典。我发现的汉语词典对“共和”的解释有下列诸种。

《词源正续集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版第175页)：

共和：国体之名称。国家主权在全体之人民。不立君主者。英文为republic。或译为民主政体。日本译为共和政体。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1987年印刷，第287页):

共和国：与“君主国”相对。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国家。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例]世界上有不少共和国，如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胡景北注：该词典没有“共和”或“共和政体”的解释}

《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页)：

共和：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元首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共和制是当今世界主要政体共和国：指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版第479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共和制：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国内各种词典很多。但绝大部分词典对“共和”与“共和国”的解释应当与上述词典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现代中文的语境中，共和的核心含义是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通过选举产生。

一百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共和，与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共和含义相同。而正是这一含义的共和才把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起义、政变、光复和造反区别开来。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朱元璋的元末起义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为类似，两者的纲领也几乎相同。前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后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完全相同，后一句精神一致，区别仅仅在第三句即帝制还是民国（或共和国）。朱元璋恢复中华的目的是重建汉人王朝，帝王来自天命，救济天下百姓；孙中山恢复中华的目的是新建共和政体，元首出自民选，国民掌握主权。

有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很好地揭示了这里的区别。深感大清皇恩的冯国璋曾发誓说，谁把清廷赶下台、自己当皇帝，他就杀了谁。他带枪质问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是让谁当皇帝，袁回答“全国国民”，冯国璋一时“无所措”。不过，冯国璋后来变成坚定的共和国派，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冯本人在中国的共和国历史上还任过副总统和代理总统。他去世时，当时的众议院还特别同意拨款五万八千元（当时货币）为其举行国葬。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百年前中国的人心所向。在那刚刚出现电报而几乎还没有电话、谈不上海底电缆和互联网的时代，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才过去三十多年，他总结共和制度的“民有、民治、民享”名言就为国人耳熟能详。奈斯比特  (Naisbitt) 写《中国大趋势》，说到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时，后者对他背诵了林肯的这段英文原话。我们现在五六十岁的一代人，无论对毛泽东如何评价，只要当时是学生，如今依然能够熟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的学生无论相信与否，大概终生也不会忘记林肯关于政府应当“民有、民治、民享”的语录。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谈共和，无论保持清廷的虚君共和，还是推翻清廷的无君共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大家谈的都是共和，都是民选。辛亥革命起义为的是共和，袁世凯接受清廷命令、统兵镇压武昌起义前，对清廷提出的受命要求也是共和，甚至清廷也承认了共和，清廷退位诏书明确宣告：“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廷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总统，誓词也是共和。北洋军阀尽管常换政府，但每届上台所宣称的也是共和。1927年蒋介石到南京、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建立的政权都自动地名为“共和国”。清廷退位一百年来，中国公开否定共和、实行帝制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一百天，可见共和观念之深入人心。

然而，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查一下词典就会发现，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辛亥革命追求的共和，共和国远远不是我们中国的事实。例如，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现在都号称共和国，尽管共和国从一百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中国和世界的人心所向，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我们五六十岁这代人，一辈子从来没有领到过任何关于国家元首的选票。我们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听到词典中对“共和国”的标准解释。我们甚至还把政府“民有、民治、民享”视为反动言论，搞得连江主席也只能在外国人面前褒奖地复述这句话。事实上，辛亥革命至今的一百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表面共和、实际帝制。蒋介石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毛泽东以“社会主义”和“大救星”为由，便分别把自己变为终身国家元首。由于他们不像袁世凯那样明确地黄袍加身，由于他们禁止任何对共和的讨论甚至谈论，以至于大多数国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都不再思考共和国是什么，都把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当然事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出的元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可以从许多方面理解，但核心是共和。“革命尚未成功”指的首先是共和尚未成功。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共和成功的标志呢？很简单，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国标准汉语词典上对共和的定义：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而选举的含义又是一个人自由地、无恐惧地选举自己比较认可的人成为国家元首。中国一天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一天便没有成功共和，中国就继续处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从专制向共和的过渡阶段。

时间跑得真快。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中国走出封建专制已经一百年了。时间走得又真慢，一百年了，中国还没有走入共和政体。不过，从传说中的大禹儿子建立帝王制度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专制；从有确切记载的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到辛亥革命，中国亦经历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与此相比，一百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让中国走完从专制到共和的路程。法国皇权专制不过二三百年，可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到共和国稳定下来还用了差不多一百年时间。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不必自卑。一百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还没有把共和从虚名变成事实，但今天的中国人比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辈还是有了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之一，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懂得共和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共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超越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超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超越了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超越了贵族和平民，超越了政党和团体、超越了文化和习俗，如同铁路和计算机一样，超越了这一切对人群和社会加以分类的概念。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区别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别的主义，而是共和与专制。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毁灭共和制度不再需要光明正大地做皇帝；一个国家元首，即便他是被自由选举出来的，只要他取消对国家元首继续的自由和定期选举，他便取消了共和，共和国便徒有虚名。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懂得，用任何理由取消共和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多灾难。

我相信，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一百年中，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国人，会想出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的理由。中国人在过去一百年中遇到的抵制共和的新概念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未来一百年中可能会遇到更新的抵制共和的概念。但我同时相信，作为亚洲第一个创立共和国的民族，中国绝不会成为亚洲最后一个让共和制度名副其实的国家。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后辈纪念辛亥革命二百周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宣布中华民族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我的信念不但建立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上，建立在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宣示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变迁的思考上。

是为辛亥革命一百年记。

“夜话”2011年第18期，2011年10月15日

2024年8月发布到微信时略有改动。

(注1：在2011年11月15日发布时，最后标识为：“夜话”2011年第18期，2011年10月10日作，2011年10月15日修改毕）

（注2：本文曾作为 “夜话”2018年第11期，2018年10月10日再次在本个人主页发布过。当时，在正文前面加上一段话如下：“今天10月10日，想到辛亥革命，亦想起七年前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短文，乃改用微信重新发表”。）

最近，吉林大学的双科院长（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李晓教授发表了一篇自称是“认真准备”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演讲，表达他对当前美中贸易战的受辱感和对中国国运的危险感。该演讲迅速被凤凰网转载并冠以“今年最犀利的演讲”之美誉，然后又迅速地在网络上传播。然而，在我看来，这篇演讲只是他本人受辱感的忽悠和升级版。李教授忽悠的受辱感暴露出他本人便属于“智识义和团”。“智识义和团”并不可怕，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可怕的是，他把自己的受辱感升级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从而把“智识义和团”向群众义和团扩展。由于李教授不但是国内外少有的双科院长，而且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还是“新世纪优秀人才”（百度“李晓”词条），因此，李教授应当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和世界经济的资深专家，他的忽悠也就特别吓人特别容易蛊惑人心。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上海的胡范铸先生把自己对李教授的批评冠以“请教”之名。我虽然仅仅任过一个学院的院长，但辩论不看头衔，看文字本身。而从李教授的演讲看，李教授不但缺乏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而且缺乏知识分子必备的理性思维，完全够不上教授称号。因此，下面我不用李教授、而用李先生来称呼。

“受辱”是李先生演讲的中心思想（借用小学生作文课用词）。李先生受辱的根据如下：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300亿美元，向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因此，双方互增关税，中国最多只能针对1,300亿美元进口商品，而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的5,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因此中国无法对等增税反击，所以，美国对超过1,3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增税，“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最具羞辱性的行为”。李先生“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一说，表明这位双科院长既缺乏学术底蕴又缺乏国际贸易常识。在国际贸易史上，逆差国使用贬值、提高关税等手段减少逆差，是常见甚至正常现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看到任何学者（不是政治家或者普通人）认为这样的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所以，说这类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应当是李先生的一大发明。按照他的发明，中国减少或避免受辱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也向美国出口1,300亿美元产品，而决不多出口哪怕一美元产品。如果这样的话，李先生应当批评中国为什么要多出口以自取其辱。但李先生一定矢口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显然要美国让中国多出口。可见，李先生的受辱感和他口口声声说的理性思维毫无关联。相反，他的受辱感直接与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应当具备的理性思维相抵触。

再举一个例子，李先生一定知道我国1994年1月1日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5.57元一下子猛降到1美元=8.72元。这是我国对美国的重大羞辱吗？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好像没有哪个国家或学者认为那是对美国的羞辱吧？李先生应当也不例外。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承受严重逆差而某国对中国的顺差又占中国总逆差的一半以上，我国会怎么办？李先生一定建议我国用增税或贬值或配额等手段来降低逆差。李先生会把他的这一建议看作对某国的“羞辱”吗？我相信，李先生不但不会那样看，而且还会强调逆差给我国造成的损失，强调降逆差是我们不得不为之的措施。那时候，李先生是理性的。可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把理性一以贯之，而非自己降逆差时理性，对方降逆差时感性。

受辱感在我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我和李先生一样，青年时代也有强烈的祖国受辱感。但我后来扩展了自己的思考范围。李先生好像还囿于青年时的思维模式，李先生的受辱感来自于他所说的“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这一说法是否符合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人们还有很多争论。不过，至少在一点上人们是有共识的，就是日本侵略我国确确实实是日本的错。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日本当年侵略我国的目的还是建立一个大的东亚共荣圈以对抗西方。而如果没有西方的决定性帮助，我和李先生的家乡可能至今依然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当然，对普通人来说，事实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理感受。可是，李先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能止于心理感受，而应当要求他注意事实。如果李先生也仅仅依靠中学学得的知识和由此生发的受辱感受而发表演讲，那么，李先生自然容易落入他自己所批评的非理性思维的“智识义和团”中。

作为世界经济方面的高级专家，李先生即使有受辱感，首先也应当去研究比如少向美国出口500亿美元商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不利影响，研究美国对中国某类商品加增25%关税后，该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供求变化以及对该商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影响等等。然而，李先生不做这样的正事，反而把他的受辱感高强度地发挥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他的思路显然是先把这场贸易战视为对中国的羞辱，然后悲观地认为中国必败（至少在贸易顺差减少意义上的必败），接着得出 “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的结论。他的演讲被称为“最犀利的演讲”，原因也在于此。可是，他的这一结论，说到底只是升级自己的受辱感，把它转变为带有暴戾性质的报复感。因为，一旦中华民族到了危险时候，贸易战就变成我国和美国全面为敌战争的一部分，贸易战也就成了李先生所说的“国运之战”，此时，李先生也只好依靠群众义和团了。

如果说美中贸易战和中国国运有关，我们首先要问李先生的是中国应当有什么样的国运。从李先生的演讲中可以看出，第一，李先生认为中国不应当对美国市场依赖过深。那么，在保持一定顺差的前提下减少对美出口，不正是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吗？其实，我国政府早就提出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依赖。所以，如果这场贸易战的结果是中国净出口减少，内需扩大，那不是顺中国国运吗？难道李先生认为把美国打败从而更多地向美国净出口是符合中国国运的吗？第二，李先生指出在国际竞争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看来李先生认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是顺中国国运的。由于李先生用正面语气特别提到了“斯密经济学原理”，因此李先生所说的现代市场体系应当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在这次贸易战中提出的其他要求，比如要求中国用市场方式而非政府强制方式转移和开发核心技术，和中国建立市场体系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按照李先生的说法，也是顺中国国运的。当然，也许美国提出这些要求的时机不对，但李先生讲的国运显然超出了对时机问题的狭隘考虑。第三，李先生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不利于中国国运。但是，对这一点，李先生除了夸夸其谈以外，没有提出论证。如果说美国从来就是在遏制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现在才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呢？如果美国现在特别地遏制中国，那么，又是什么导致美国这样做的呢？对后一个问题，李先生的回答仅仅是美国需要捕捉目标，需要一个敌人。这样的说法等同于关上理性思维的大门，所以，李先生从非理性思维的受辱感出发，始终在非理性思维内绕圈子。

李先生演讲获得广泛转发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作为“智识义和团”的受辱感，在民众普遍感觉我国难以在贸易战中取胜的时候，唤醒了民众的受辱感；而他把受辱感提升到“中国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高度，又为自己的受辱感涂上了悲壮和英勇的色彩。可惜的是，在李先生多少还能够说出一些经济学常识的时候，李先生的受辱感又显得那么地非理性。胡范铸先生客气地说他未脱“智识义和团”思维，而在我看来，李先生活脱脱地是一个“智识义和团”团员的形象。

最后说几句科普的话。李先生在演讲中特别希望学生独立思考。但独立思考的前提是理性思考。理性思考讲逻辑。我已经指出李先生的受辱感完全没有理性思维的支撑，其原因就是李先生所说的受辱感的原因完全没有逻辑。在严格意义上，缺乏逻辑的思考不足以成为“思考”，而会流于忽悠。李先生的这篇演讲便是一篇忽悠，一篇挂着高级知识分子头衔的蛊惑人心的义和团忽悠。

“夜话”2018年第10期，2018年7月8日

时光荏苒，到母校南京大学读书，已经四十年了！

想到四十年前的入学，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是母校破例录取的。那一年高考，我的中学校友章铮（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校友）和我都侥获高分。我们两人对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所说的经济学专指政治经济学）过去就有兴趣且常常交流。事实上，虽然他在中学里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但他是我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老师。“文革”造反时有些中学生便开始读马克思了。记得在章铮和我共同参加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南京九中新红联）里，就有一位高中同学 —- 沈汉 —- 在家读《资本论》了（沈先生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下乡后才受章铮的直接影响开始读政治经济学书的。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先通知考分后报志愿。因此，章铮和我都有信心申请到北京读政治经济学。可该专业的北京学校本来不多，在江苏省招生名额亦少，同校同专业在江苏招两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章铮和我分开，他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然而，人大没有录取我。自己估计，没有录取的原因应当不是考分偏低。但无论什么原因，我已经落入第二轮录取，说不定会进入某个非重点大学，说不定会名落孙山。出乎意料的是在等待非重点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信。南京大学是我在重点大学中的第二志愿。后来听说，是当年热心重建经济系的车济炎老师到非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地方发现了我并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的。我的“听说”也许有误，但南京大学破例录取我是确实的。后来在高校任教时，我不止一次听新生提到，南大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时声称南大从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我更明白南大录取我的不易。谢谢我可以称之为母校的南京大学，谢谢车老师和其他每一位老师。同时，也如陈萌同学所说，感谢邓公。当然，最感谢上天，因为它毕竟让太阳这样炽热的恒星也有死亡的时候，而我在太阳死亡之时幸而还算年轻。

由于对“红太阳”的崇拜和中学同学的影响，我入学前就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并也开始读《资本论》。当时衷心相信《资本论》每句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我那时已经不相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每件事都是正确的，更不相信政府真的“为人民服务”。今天也有这样的学者，认为政府有错，可马克思正确。尽管我后来明白马克思的错误，但我当时亦是那种认识，并且想认真地把马克思学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所有课程中，我最重视《资本论》。记得这门课开了两个学期，应当是王心恒和沈海山老师分别讲授的。沈老师平易近人，讲课比较活跃，有时还会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不那么直接关联的其他内容。王老师更像不食烟火的书生，讲课时一板一眼，不苟言笑。我向沈老师请教得多。在南京大学期间，若论对我影响最大也关心最多的老师，应当是沈老师和吴可杰老师。当时他们两人都住在校园内单身教工宿舍，拜访他们非常方便。说来有趣。沈老师后来的太太和吴老师的公子两人都是我的中学校友（虽然他们在高中部）和新红联“战友”。不过我们在校期间沈老师应当不认识后来的师母。就《资本论》学习来说，我向沈老师请教过许多问题，例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暂时性，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等。沈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且常常冒出睿智之言，和他的交流裨益极大。记得有一次在沈老师宿舍里，他说现在政府做的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做的非常类似，并且举了如平反、兴农等例子，言下之意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过沈老师说到这些时没有贬义。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由于当今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可以坚持下来的社会主义，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样。沈老师那番话猛地提醒了我，让我把感觉转变为认识。记得后来我在经济系同学办的《经济初探》上发表的短文，就多少含蓄地表达了这个认识。

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对当时国内正在争论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有兴趣，便在请教沈老师后，写了一个简单提纲交给系里。当时的争论完全囿于政治经济学圈子，双方争的是谁对马克思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北京大学的何小峰同学（后来也是我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还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待查）上发表了一篇对马克思有关说法的理解文章，支持当时以卓炯为代表的非主流理解。过了一两个星期吧，系里决定由王心恒老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这让我一下子感到压力，因为除了上课，我和王老师好像从无交流，况且我对他的《资本论》讲课不甚满意。更有甚者，我还提出过免修他的《资本论》课程申请（当然被驳回）。无论如何，我去王老师办公室拜访了他。王老师依然是不变的严肃样子。记得他要求我好好读读马克思有关说法所在的原文尤其是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再写作，而没有多余的话。于是我“被迫”去读。可是我越读越觉得有问题。马克思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即使考虑到上下文，也不能相互协调。因此，我发现的问题不是谁对马克思在生产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而是马克思的说法本身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这一点能够对沈老师吴老师开口，却无法对王老师说出口。当时是无计可施，找不到出路。后来，我干脆丢开马克思的相关说法，也丢开论文提纲，而是直接想象自己如果是马克思的话，接着《资本论》第三卷的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后，继续阐述有时被称为“非生产劳动”有时又被称为“生产劳动”的那些部门的资本，我应当如何写。这一来倒很快，几天写完十几页草稿纸。记得到最后，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思路枯竭了，我突然停下来，不知道怎样往下写了：还没有结束，却不知道如何继续。于是就打住了。后来在把它发表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刊物和正式杂志之前，我都认真思考过如何继续，可都不得其解。一直到我接触佛道后，我才意识到那也许属于可意会而无法言说的领域。

由于写出的论文和原先提纲不相干，由于我在正文前加了一句我“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也由于还没有写完，加上自我感觉经济系领导对我不那么友好，因此我完全不知道论文能否过关。我只是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王老师就赶快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来我没有问过，王老师和其他老师也没有就我的论文给过我任何指示或对我说过任何东西。接着我毕业了。以后，应当是在1988年，我因公派出国留学而去母校申请成绩单复印件，才赫然发现我的毕业论文评语是“优”。我非常感动。毫无疑问，我的那句置于论文文首的不重视与马克思某些语录协调与否的话，是王老师无法忽略的；而这样的话，当时以至今天都不能为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师所接受。所以，我深深感受到王老师那种不为外界所动而以学术逻辑为依的书生气质。要知道，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届的毕业典礼上，便有老师发言指责在座应届毕业生中有人反对马克思。该老师指的便是何小峰，而小峰也只是发表了对马克思说法的另一种解释，且在马克思“句句是真理”前提下的解释，还没有触及马克思说法本身矛盾的问题。

四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我的年龄应当超过了车老师、沈老师、吴老师和王老师诸位先生当年给我讲课的年龄。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首先，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抬起了我；其次，这四十年应当是我们这两代人经历的思想最为宽松的时期，而我们这代人的年轻，让我们比他们更有可能利用这一宽松发挥自己。但是，我真的利用了这一宽松吗？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问问车老师的在天之灵：您当年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您的期望肯定不是我个人以后脱离歧视和贫穷；您应当期望我能够为经济学为国家做点贡献。为经济学，在老师们讲授的马克思理论范围内，我想，我的毕业论文“续写”了《资本论》，或许可算一点贡献。我曾经在网络争论中说过，我的那篇论文超过了国内堆积如山的马克思研究论著，包括王亚南、刘国光等“名师”的论著，因为后者从没有跳出中小学生常写的“学习心得”范畴。为国家，我坚定地相信，车老师老师如果尚在人间，一定反对如今的专制主义复辟；因此，我在近两个月前关于远离“中国经济学”的呼吁和本月关于北京大学现任校长应当因其错误而辞职的要求，应当符合车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对我的期望。当然，尽管已经步入老年，我还应当多做一些，以报师恩，亦报同学，更报那在四十年前改变自己命运的母校—-南京大学。

胡景北（1978级政经班，上海同济大学退休教授）

初稿于2018年5月3日，终稿于2018年5月12日

“夜话”2018年第9期，2018年5月15日

我要求林建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理由

昨天，5月5日，作为北京大学校友，我在微博上提出“要求林建华自请辞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如果林不自请辞职，呼吁教育部免去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我的理由如下：

1．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一个人必须有担当。大学校长有担当的标志性表现，就是一旦有错便承担责任，严重和低级错误更须辞职。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流，关键特征之一就是校长有担当，有错便辞职，大学声誉和水准才得以保持。北京大学不但正在争取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本身做为中国最高学府和学术界楷模，校长必须有担当。犯错辞职，应当是北京大学和其校内校外的校友对校长不容置疑的要求。

2．林建华的错误属于低级错误。这类错误与学者身份、尤其与高等学府（遑论最高学府）校长的身份完全不符。一位教师犯这类错误便会使自己声名扫地，一位大学校长尤其是北京大学校长犯这类错误更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或自辩的。这里，林建华是否出身书生世家，林建华是否受到正常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林建华的报告稿是自撰还是他人拟就、林建华道歉是否诚恳之类的问题都无关紧要。在这里，其决定作用的是大学校长在知识层面上必备的资质。我完全相信林建华在别的职务别的工作上会很优秀。但是，林建华的这类低级语言错误至少表明他的才华和学识不足以担任高等学府校长：他当年应当自觉地拒绝校长的任命，今天他应当自觉地辞职。

3．林建华错误的恶果巨大。林建华的低级错误与常说的比如言论和法律等方面的严重错误不同，后者往往在历史上尚可商榷，前者则直接是知识的低下。北大历史上，胡适陆平丁石孙诸校长的对错与否和严重程度，既可以争论，也不会影响北大在学术界在历史上的声誉。但林建华低级错误直接拉低了北大的层次，降低了北大的声誉。北京大学今年是一百二十年生日。我相信，到它一千二百年生日的时候，人们即使不记得林建华，人们也一定会提及北大校长读错中学生必会字词的故事。是的，比起当今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林建华作为北大校长的低级错误更可能在千年后依然流传，给北大蒙羞，给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蒙羞。林建华在道歉信中说他的这个错误的“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也许对他个人是如此。但他应当想到对北京大学对中国的成本：北京大学蒙受了高得几乎不可承受而且必然永久如影随形的成本，中国在世界学术界蒙受了无从辩解的耻辱。

4．林建华的道歉信令人失望。他的道歉信不但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回避自己是否达到校长资质的问题，而且对大家的关注“感到失望”。如果他的道歉真诚，他应当感谢大家的关注，并把大家的关注视为自己提高学识的动力；因为，没有大家的关注，他可能认识不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对北京大学对中华民族的损害。我可以大胆地说，对社会就自己错误发出的关注“感到失望”，这是没有任何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更不应当是中国最高学府并争取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可能说出的话。

5．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林建华的思想观念完全错误，对于北京大学更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在其道歉信中，林建华再一次复述他的观点：“焦虑和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然而，五四运动就发自于当年北大人对中国传统的质疑和中国命运的焦虑。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至今影响着我们，五四运动创造的北京大学价值观至今弥漫在北大校园。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处和历代校友心系之处，就是因为它不但生发了中国大学对国家对未来的焦虑和质疑，而且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焦虑和质疑。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焦虑和质疑才能让民族让人类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未来，不断地做出选择并走向未来。没有焦虑，没有质疑，再坚定的信心和勇气，都只能让民族和人类的脚步在时间的流淌中重复过去，而不可能走向未来，就像黑格尔对我们中华民族只是重复历史所说的那样。所以，林建华不但在学识上完全不足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且在思想理念上更不足以担任负有为民族为人类探索未来责任的北京大学的校长。

附带说明一下我的北京大学校友身份：胡景北，1981年2月至1984年7月在北京大学学习，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8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