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道的自由主义者
今天是五月四日，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120周年生日，即双甲子或百廿生日。我衷心祝愿母校生日快乐！
今天专注于另一篇短文，思路无法转移，因此，对母校双甲子生日，除了简短的生日祝贺，我只想向岳昕等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在校同学表示敬意，向支持她们的其他在校同学表示敬意。岳昕等同学提出的申请和由此发生的抗争，是献给母校双甲子生日的最好礼物，是最足以让我们这些离开母校已经几十年的校友还能为母校自豪的礼物，这是因为，只有一个坚持五四提出的民主、科学传统的北京大学，才是我们校友牵挂和寄托了希望的母校。失去这一传统，母校就将失去灵魂。而岳昕等同学的抗争，让我们看到母校虽然神志迷茫，但灵魂尚存，复兴希望仍在。
遥祝母校生日快乐，早日恢复健康！
遥祝岳昕等年轻校友在坚持母校民主、科学传统道路上身体健康，遥祝！
遥祝每一位校友身体健康！
2018年5月4日
“夜话”，2018年第7期，2018年5月4日
我发现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竟然有一个“谁能回应得了胡景北批判中国经济学的文章”的帖子（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1-1.html），而且反应还很强烈。感谢那份帖子的楼主“734061388”，感谢各位网友。
在那份帖子的跟帖中，“linxiaozhijia”的帖子尤其让我感动。这位网友是位认真而且平实的年轻人。我的个人主页的题词是“高贵 平实 深刻 纯洁 正直”。我特别欣赏平实的人并且自己也希望做这样的人。同时，由于年轻的缘故，这位网友应当和我当年一样，也欠深刻。为了促使自己也帮助linxiaozhijia走向深刻，我深感自己应当回应一下linxiaozhijia的思考。
linxiaozhijia的跟帖如下（出处：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6-1.html）：
“仔细学习了胡老师的大作，感觉观点深邃，受益匪浅！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胡老师的观点！为避免隔山打牛的误解，我只是提几个自己的思考与胡老师和其他学者商榷！
1、欧美等西方经济内部学派林立、国别差异也比较大！都用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这种观点各异的大杂烩来阐释是否合适？既然是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各国自身经济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是不是其经济特色？是否存在本国的经济规律？
2、世界经济中除了欧美等私有制经济以外，尚存在中国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如果不等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3、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也是显著不同于私有制经济的成分。怎么能用西方私有制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如果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是客观的，是否存在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解释的公有制经济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公有制经济理论该如果命名？
当然，个人观点，抛砖引玉而已，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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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linxiaozhijia认真阅读了我的那篇夜话（完全说不上大作，更无须“学习”，linxiaozhijia过奖了）。我的看法完全可以讨论和批评。人都会有错的。我也完全可能出错，尤其是夜话一类的感想文字，更会有错。
言归正传。对linxiaozhijia的四个方面的思考，我的回应如下：
1.通常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欧美国家绝大部分大学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欧美各国虽然学派林立，但是，绝大部分大学经济学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德国和美国待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两个国家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宏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无疑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与美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往往思辨性的内容更多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中对物价稳定的强调更多一些，同时专门谈欧洲整合的内容也很多等等。不过，应当没有任何德国教授认为需要专门的德国经济学。
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其它经济学学派，比如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新李嘉图或新剑桥学派，不承认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准理论。但是，即使在比如剑桥大学，经济系讲授的依然是基本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像马克思的或者新李嘉图派的观点，最多只是高年级讲一两个学期。
至于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不同派别的问题，就承认微观宏观基本原理或者基准理论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这些基准理论的应用或者扩展方面，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立。比如货币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影响程度问题，就是一大争论。其次，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但这不妨碍争论双方对基准理论的认同。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在那篇夜话中说了，都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就应当在根本上适用。比如，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我们去街上或上网为自己购物，我们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爱好以及物品价格来做购买决策，而不必考虑任何上级领导的意图；上级领导亦不干涉我们的决策。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在我们的对面，卖家也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这就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由以展开的基石。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修饰词，应当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各种不同的修饰词表现了各国的不同特点。例如，德国人说他们是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social market economy,和我们的socialist market economy，连一个单词的区别都达不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依然是一种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国呢？我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除了土地矿产之外，中国的生产资料有多大百分比是“公有”即政府所有的，有多大百分比是私有的包括集体所有的（在德国，集体所有的算私有制的）；其次，在政府所有的生产资料中，又有多大的百分比是用于盈利性生产的，按照德国人的标准，盈利性生产的，应当也算私有制的（按照马克思标准，是为利润而生产的），比如以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等等。这里牵涉到你的第三个思考的后一部分。即使根据马克思，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根据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来区别的。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企业是否为了自身利益追求利润。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他说的私有者的资本家只是一种化身，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种实体的化身。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倒是遵循的马克思。在德国，最重要的区分是一个单位是否盈利，即区分盈利性单位和非盈利性单位，而区分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单位挣得钱是否可以分给个人。可以，就是盈利性的或者资本主义；不可以，就是非盈利性或非资本主义。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之前，可能还得先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和统计问题。
3.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这恐怕还是断言。比如，让农民自利自由、让企业自利自由，让消费者自利自由，劳动力转移，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融入国际市场，大规模投资，物价稳定，宏观政策稳定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经济最近四十年高速增长的解释。但这不等于在西方经济学范畴内就解释不了。至少，我目前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观点，说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
4.您的第四个思考和您的第二个思考密切相关。我在回应您第二个思考时说了，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些基本概念和统计问题，然后才能讨论公有制问题。打个比方，在理论上，公有制企业是为全社会或全民服务的。一个公有制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利益。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理论，那么，一个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的生产资料算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呢？我想，在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前，谈论由这样的企业组成的经济是更像公有制还是更像私有制，可能还太早。
我的上述回应肯定不能让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满意。不过，无论年轻年老，我们都在探索，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只要大家自由探索，我们中国人虽然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国经济学”但一定会在理论上有大的贡献。我上一篇主张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扯淡，也是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深刻地探讨一些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
再一次感谢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
“夜话”，2018年第6期，2018年3月19日
（注：本文于2018年3月19日下午作为对网友linxiaozhijia的回应发表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网址为http://bbs.pinggu.org/thread-6282009-1-1.html。这里且作为新一期夜话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本次发布时没有做任何修改。）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询问我对田国强和李稻葵两先生近来关于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言论的看法。我特地找了两位先生的文章，即田国强的“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李稻葵的“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两文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建立中国经济学，尽管他们所用的名称不同。其实，不管用较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用较短的“中国经济学”以及介于其间的其他名称，中国只能有一种经济学，不可能存在具有本质差异的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先生说法虽然不同，但也不谋而合地要求只有一种经济学。诚然，中国最近二十年存在互不理会的两个经济学圈子，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名，一个以西方经济学为名。根据两先生的意见，这种状况不应当延续到“新时代”。因此，我把他们的说法视为同一的建立“中国经济学”说法，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次要差异。同时，由于他们分别用“基准理论”和“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来表示他们设想的中国经济学，我就用基准理论简洁地表示他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的含义。
对他们的文章，我的评论如下：
第一，两先生尽管是著名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自量力。中国经济学不是他们（当然更不是我）能够讨论或建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如果真的能够创立的话，它也仅仅能够由领袖人物开创和建立。我们所能做的，是学习领会并在自己专长的方面再发挥发挥而已。两先生喜谈“中国特色”，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中国特色，否则，他们不会忽略中国这一重要特色。另外，他们对“新时代”似乎也不了解。比如李文谈的都是旧事，而田文说的比如中国经济学要做到的三个有利于，便与过去的“三个代表”似曾相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和“新时代”之“新”还是两回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中国经济学的说法。在特指的情形下，人们不妨使用中国经济学概念，比如技术变化的中国经济学或者国企改革的中国经济学等等。但就基准理论而言，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中国经济学。确实，中国经济近四十年表现出色，中国经济今后的路最好有理论指导。但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并不必然要求什么“中国经济学”。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都有表现出色的时期也都有理论指导的要求，可世界上有几个学者声称要建立本国的经济学去解释与指导之？李稻葵举例说亚当·斯密讲的是英国故事、弗里德曼讲的是美国故事，因此中国需要中国经济学来讲中国故事。这是严重误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完全不必读斯密和弗里德曼。对李稻葵的这一说法，我想引用具有权威性的马克思来反驳。马克思在解释他为什么待在英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说：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大家看，连马克思这个德国人都在英国研究当时的经济。为什么？就是因为普适的经济规律当时最典型地表现在英国，经济学家因而在英国更有条件发现经济规律并建立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里大量列举英国的例子，以揭示他所认定的经济规律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像李先生那样认定斯密是英国经济学、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也只能够算“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了。
再举一个具体例子。马克思研究农业的时候，明确假定农业只生产小麦，但他 —-至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依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中国南方的学者可以发展出有“中国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其中假定农业只生产水稻、中国北方学者亦可以用麦子高粱两产品假定建立“中国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但是，假设此类特色的经济学没有发现任何与马克思不同的基本规律，这类经济学充其量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推广或发展。
如果我们参照马克思的做法，那么，在具有普适性的经济规律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的地方，经济学基准理论最容易发展出来。就此而言，过去的马克思待在英国，现在的比如Acemoglu跑到美国，还有斯密和弗里德曼留在祖国，都是试图创立或发展基准理论的那些人的天才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他们的时代分别是经济规律表现最充分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我本人就是因为明白自己才学不够才在毕业后决定归国的（不过，我完全相信有些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者为了报效祖国而归国）。
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原因，经济规律表现得不够充分不够典型。为了解释那些地方的经济，人们在基准理论之侧，需要考虑导致经济规律不充分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是一个简单常识，无任何可争议之处。我们需要懂得的是，如果这些解释成功，第一它们不推翻基准理论，第二它们不足以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否则一个地方有一套“基准理论”，世界上就没有基准理论可言），第三它们只是基准理论的应用和推广。应用拉卡托斯（Lakatos）的概念，这些成功解释只是为基准理论增加了辅助层，而非否定了基准理论。宋铮曾经写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文章。但他的文章常常被误解。其实，读一下宋铮等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研究中国文章，就会发现那顶多是为所谓的“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基准理论新涂了一个辅助层，而非证伪它们或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外国的例子，比如巴罗与格瑞利合作撰写过《欧洲宏观经济学》（Barro/Grilli，European Macroeconomics），布达与维罗茨写过《欧洲背景的宏观经济学》（Burda/Wyplosz，Macroeconomics：ＡEuropean Text）。他们在书名中加入“欧洲”字样，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富有挑战性的特定环境”即欧洲环境下的经济问题，即经济学基准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而非另立一套“欧洲特色”的基准理论。
第三，李稻葵为了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甚至断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他的这一断言过于武断了。李稻葵举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纪末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失误。可是他没有说明日本的政策失败和日本没有发现经济学基准理论直接有什么关系，而只是说日本的失败源于“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然而，在这次失败之前，日本经济学研究（指基准理论层面的研究）更落后于实践，更靠进口理论，但日本经济增长却独树一帜。我们自己国家在四十年前，有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顶峰的“政治经济学”，全世界人民在学习红宝书，经济理论无“贸易逆差”可言，可经济政策败仗的情形却屡见不鲜。而在最近四十年，中国进口经济理论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李稻葵和许多“有识之士”抱怨不止，但中国经济政策好像没有什么败仗可说，反倒是经济发展特别出色。因此，说不定正是大规模的经济学“贸易逆差”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所以，我担心的倒是，如果中国真的像田、李两先生所说的那样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政策可能又回到败仗不断的时期。
应当说，国与国之间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是常见现象，和所谓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毫无关系，或者说，这些政策层面的正确和错误，绝大部分和基准理论无关，而和决策者的个人信念、手头信息与偶然因素关联更大。其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绝大部分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阶段都是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的“贸易逆差”国，因为任何时期的基准理论总是由极少数人在极少数国家内建立的，绝大多数人总是学习并采用他人的基准理论，绝大多数国家都必须进口基准理论；同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因为进口基准理论而得益。换一个历史阶段，也许中国有个别人建立起那个阶段的基准理论并被全世界其他国家采用，那也决不表示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对中国就会失败，否则中国人建立起的基准理论就达不到“基准”的标准。
第四，正如马克思和波兰尼等人强调得那样，当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无论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什么修饰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当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诚然，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着非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现在的朝鲜或四十年前的中国。但即使针对这样的国家，经济学者也不可能另辟一套基准理论。他们所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之上，加上其他因素去解释。例如，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在1958-1962年或在1980年前后表现的解释之所以令人信服，便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做的。
田国强提议新的中国经济学要有利于党的领导。我的年轻朋友亦说，斯密当年建立经济学不是也要有利于英国君主吗？确实，斯密是那样想的。然而，斯密不要求比如卖肉者和买肉者为了君主利益而买卖。在斯密那里，卖肉的为自己利益卖肉，买肉的为自己利益买肉 （我们很多人亲眼目睹过此类现象：附近没有配套商业的新建小区才开始入住，就有人赶来附近卖菜。这类现象就是斯密理论的源泉）。斯密只是相信每个臣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会有利于君主。注意，在斯密那里，卖肉者和买肉者皆与君主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比如英国的肉铺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如果按照中国的领导层次分级，则英国一个小肉铺亦可以算 “正国级”，因为店主自己就是最高领导者。正是因为如此，后人才普遍认为斯密开创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如果我们同意斯密的话，那么，把君主改个名就够了，新的基准理论不可能建立也不必要去建立。如果不同意斯密理论，像田先生那样需要领导或者像李先生那样与“西方自由”分庭抗礼，那就确实需要新的经济学。卖肉者和买肉者若在交易中被领导，这一交易便无法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解释。可假使一个个企业和消费者在交易中竟然自由地不被领导，“有利于领导”和“反对自由”的提议便无法落实到微观层次，两先生的提议就会成为空话。因此，如果两先生的提议要落实到经济学基准理论中，中国确实需要一套新的经济学，一套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当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便不是市场经济。可是，两先生真的主张中国应当走上非市场经济道路吗？我想，那些要求消灭私有制的人，多半不会相信他们。
第五，目前许多人指责“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所举的几乎都是经济政策层面理由，比如没有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等等，而鲜有触及基准理论的理由。与所有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学与术之分。正如前面所说，经济学的“学”不可能直接解释中国或任何一国的经济现象。就拿马克思经济学来说，它也无法直接解释，因此人们才提出该理论的中国化或者在中国“创造性地”应用该理论，而不是建立一套新理论。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是因为它适合于西方、东方以及南方和北方，只要这些地方承认市场经济。但是，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西方经济学的应用都需要该国学者的创造性。打个比方，在长江和泰晤士河建桥都需要工程师的创造性，但中国工程师不需要新创一套力学基准理论，英国工程师也不能把“英国力学”直接用于建桥。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者在创造性地应用现代经济学方面做得严重不够，其中原因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如果著名学者不认真发挥自己在中国应用经济学时的创造性，反而把创造性严重不够的问题说成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那便既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误导青年学子。
此外，我还想指出，任何对中国最近四十年经济成功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完美解释的要求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看看对其他国家例如英、德国、美、日经济成功的解释，就会发现多种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所依据的基准理论还是同一种！因此，尽管我们需要更加令人信服的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或指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任何理论（即使真有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解释和指导都有局限性，都不能非常令人满意，更谈不上令所有人满意。而这样的不满意不应当仅仅成为理论工作的动力，它更应当成为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的提醒剂：毕竟，把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应当不会再来。
最后，我想起大约二十年前，当我最初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远离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今天，我对向我询问的年轻朋友的建议依然类似：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把精力专注在经典文献和你特别关注的个别问题上！！
注：田国强文章出处：http://www.sohu.com/a/217022776_260616，李稻葵文章出处：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3-02/zl-ifwnpcnt0106990. 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3&r=9&doct=0&rfunc=100&tj=none&tr=9。
“夜话”，2018年第5期，2018年3月13日
昨天，我终于发现了失踪很久的新浪微博的个人主页密码，并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则简短博文，表示我的反对态度，见本文的第一个截屏。
本来，我直接写出了自己反对的对象，如本文第二个截屏显示的那样。但是，有关的管理者指出我那样写违反了网络管理规定。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博文改成第一个截屏显示的内容。
但愿中国不走回头路！
（注：希望这篇简短的夜话能够面世）
“夜话”，2018年第4期，2018年2月28日
今年，2018年，是我去农村种田的五十周年。1968年的我，作为初中毕业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政府送到乡村，直到1977年返回城市。
我生于1953年。据家母回忆，父母在1959年我6岁时要送我去幼儿园，我不愿去；于是改送小学，侥幸通过写自己姓名和从1数到100的简单测试，开始上学。六年小学后，我于1965年入初中，赶上了1966年开始的“停课闹革命”，也赶上了1968年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到乡村种田。如果我按照当年的标准年龄7岁上学，我的命运将是在1966年“小学毕业”后依然待在小学，等“文革”的中学生都上山下乡离开学校后，再于1969年进入初中。那样的话，我几乎不可能去乡村种田，我的人生轨迹当然也是另一样。所谓命运捉弄人，诚不我欺也。
然而，当我于今年春节重返当年生活的村庄时，我才最终发现命运中的村庄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我当年所在的建华生产队（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建华生产组，是一个大约30户、130人的独立小村子），已经变成了“建华苑”小区。小区内有7幢六层楼房。小区旁则是更大的居住社区。原先的“建华村”只剩下小区栅栏外的几处旧屋和废墟；种粮的大田完全消失，仅剩下一些零乱的菜地。当年插队的乡村，如今已经城镇化！建华生产队或者建华村，将仅仅是留存在我头脑中的记忆。
站在新建的小区前面，我似乎幻然所失：青年时代记忆的附体全然消失了：村前的水井，年轻夫妇一个提水一个洗衣的欢乐；村边的自留地，夏日晚霞下众多粪瓢撒起的水影；村后的土山，一陇陇山芋苗的青绿；稍远的大小圩田，茁壮的稻苗上闪耀的是汗水。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带着我的感情，我的生命。我突然发觉，我的返乡，正是灵魂寻找它的附体；一旦发现附体永远消失了，灵魂也无法持续，一部分生命似乎正在从我身上流失。
不过，我很快就从幻境中释然了：非农化毕竟是历史大趋势；而我和几千万城镇青年被迫下乡种田，只是那大趋势旁的短暂逆流。我曾不由自主地身处逆流之中。因此，我必须提醒自己：不管那段乡村生活如何深刻地融入了我的体魄和精神，那一段生活在社会层面上都仅仅属于历史的逆流；而今天的乡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才是历史的主流。所以，我应当祝贺而不是感伤建华村的转型。
是的，那股逆流在五十年前是那么地强大，几千万人口在短短数年内便从城镇倒流入农村，从学校倒流入农业，从学生倒流为农民。我自己当时如此衷心的拥护这一逆流，以为它才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唯一途径。今天，站在建华苑前，我深深体会到历史的力量：仅仅五十年，短短的五十年，那股非城镇化的逆流就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当然，那股逆流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没有它，建华村也许在五十年前就转型为建华苑了；而我也将获得完整的中等教育，不会为了写这篇简短的文字而翻查数遍“四角号码新词典”。
愿我的农民朋友们在新的小区里、在非农化大转型中获得新的精神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本。
愿主保佑我的农民朋友们！
“夜话”，2018年第3期，2018年2月27日
附录：两张照片
建华村旧址，在建华苑内栅栏前摄影
今年，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马克思的最好礼物，当然是发展马克思。拙文《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我发展马克思的一个尝试。十六年前的2002年，我在开通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时，把拙文发到网上公开征求批评，并设立了奖金。拙文以及我的”关于建立对本人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的声明”和”‘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实施细则”请见下述链接：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424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92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29
时光荏苒，十六年很快过去了。在这期间，几位网友曾经从不同角度对拙作提出批评。这些批评都发布在hujingbei.net的”学术探索-胡景北学术批评奖”栏目。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抱歉的是，她（他）们的批评没有能够指出该文的逻辑错误，因此没有能够获奖。
同时，考虑到十六年来应者寥寥，我决定在2018年年底终止这一奖项。当然，我欢迎批评的态度一如既往。
如今，国内谈马克思、谈发展马克思的人又一次多了起来。因此，我想在这里说一下我自己发展马克思的体会。当年我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关于服务行业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范畴的讨论热火朝天。不过，所谓讨论只是语录战而已：各方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语录并强调自己找到的语录才是马克思的真意。马克思著作包括草稿几十卷，对那些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来说，想从中找出支持自己的几句话并不难。我不同。我想象的是如果我是在世的马克思，我将怎样把服务行业纳入到我的《资本论》体系内。拙作就是由这一想象生发出的思考结果。我把它上网征求批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可批评性，至少在一点上，即它是否确实与《资本论》体系一致，是值得考究和批评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极少甚至唯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信条的地方，中国每位中学生大学生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以”发展马克思”为主要工作的研究所、杂志、学者、博士生的数量应当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国又特别重视”发展马克思”，因此，我在发展马克思上的这个尝试，应当会得到批评和讨论。遗憾的是，与中国那么多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数相比，参与拙作讨论的人不到十位数。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首先是我的影响力不够；其次应当是绝大多数以马克思为业的学者只是把此业视为饭碗而已；再次便是对”发展马克思”的理解。我这里仅仅谈谈第三个原因。
在我看来，所谓发展马克思，在严格意义上，既不是指学习、传播和应用他的理论，也不是指比如研究《资本论》提到的那位中国人是谁、1842年和1867年的马克思在思想上有什么差别，更不是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马克思，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发展他的理论本身，把他未看到未解释的重要现象纳入到他的体系内；或者，如果纳入不了的话，则在符合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前提下建立起能够包容他的体系的新体系。服务行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一现象。根据我对马克思体系的掌握，我把服务业抽象为社会化地再生产劳动力的经济部门并提出服务业资本概念。马克思已经分析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别活动在生产和流通领域，服务业资本则活动在社会化的消费领域，因此，服务业资本分析应当放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析之后、马克思的生息或货币资本分析之前。所以，我在拙文最前面加了一段话：”本文假定，读者已经看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四篇”。《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篇分析产业资本、第四篇分析商业资本，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作为第五篇写作的。写作的标准当然是与马克思体系的一致性。我相信我的尝试是成功的：我达到了自己提出的标准。同时，我相信，如果有人在马克思体系内讲解劳动力再生产，他将不得不引用我的这篇文章。
众所周知，即使算上马克思的草稿和恩格斯的工作，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体系本身便没有像马克思计划的那样完成，遑论还有像服务业资本这样的没有被马克思列入写作计划的现象需要研究。因此，发展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完成他的体系。例如，学者们喜欢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要以国家或政党为其前提。不过，他们应当不知道，”国家”是被马克思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的，是他准备接续《资本论》第三卷而写作的。但他没有来及写作，因此没有在《资本论》体系内建立他的国家理论。后人呢？列宁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谈的是国家和革命的关系。可在马克思的计划里，国家分析之后还有世界市场分析，然后才是危机分析。他并没有把革命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内。因此，列宁谈的国家和马克思计划的国家分析大相径庭；包括列宁本人在内，没有人认为列宁的国家理论可以纳入《资本论》体系。那么，在缺乏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之前，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跳到以国家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即使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是可能的，在马克思体系和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之间也有很长很多逻辑链条；这里提到的”国家”仅仅是链条之一。不一个一个地建立起这些链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建立的。至于学者们喜欢提及的”中国特色”，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在一般理论建立之前，任何国家的”特色”理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浅显的科学道理，应当不需要再次普及的。
所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作为在”发展马克思”上做出成就的人，我对那些希冀发展马克思的人的劝告是：要想发展马克思，先得把自己想象成马克思再世，像马克思那样，不跟风、不计酬、不急功近利、不祈求成功。否则的话，于公于私，还是及早退出为妥。
最后，我依然希望，在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今年底终止之前，有人能够得奖。
“夜话”2018年第2期，2018年1月20日
今天，以“8”这个幸运数结尾的2018年来到了。
在这个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家人幸运，我的朋友幸运，我的祖国幸运！
作为一个五十年前在“知识青年”名义下到农村、当了将近十年农民的我，我特别祝愿我的农民朋友幸运，特别祝愿那些进了城市，但依然被冠以“农民”称呼的低端人口幸运，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最贫穷、最没有权力和最受到歧视的人，他们又是我们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从六十年前那个同样带有“8”的年头开始，在国家制度上正式落到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在我经历的祖国历史中，1958和1968两年特别刻骨铭心。1958年，中国建立户口制度，把全国人口正式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并且代代相传，直到现在依然如此；1958年，中国开始发生大饥荒，在该年和随后数年中，数千万“农业户口”人口饿殍；而196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城市青年和其他公民被迫下放到乡村并且毫无何时可能回城的期望。
因此，在我的祖国跨入2018年的时候，如果说我对我的祖国有什么希望的话，我的希望如下：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正式取消1958年建立的户口制度，取消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把“农业人口”身份的人变为二等公民的制度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正式地向在这一制度下受到歧视的中国公民尤其是被强加为“农民”身份的公民道歉。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发布公民平等宣言和法律，正式宣布所有中国公民在迁徙和确定居住地时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就业、入学、休假、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上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取消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身份户口所在地”负责（或“出生地负责”）的做法，而建立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常住地负责”的制度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是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从1968年开始发生的数千万城市青年和其他公民大规模下放农村事件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迁移，涉及到中国当时几乎每个城市家庭，我的祖国是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上迈出一个值得子孙后代永远纪念的一步，这就是农民解放、公民平等。
祝愿2018年给我的祖国带来幸运。
（注：2008年1月1日（星期二），我写了一篇短文“2008年的中国，我希望”。在那里，我表达了希望中国在2008年取消五十年前建立的户口制度和说明五十年前开始的大饥荒。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再次表达这样的希望。我相信，中国只有取消了这一不公正制度和放下大饥荒的包袱，中国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社会和政治进步。）
“夜话”2018年第1期，2018年1月2日
今天，公历2017年11月7日，是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
我已经好久不写网络短文了，本来也不打算写“十月革命”百年祭的。当然，全世界今年都是这样。俄国自己不但不纪念，反而在前几天为“十月革命”后受迫害的政治受难者树立起纪念碑；把“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当作本国政府合理性前提的各个国家，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官方纪念活动。甚至世界各国主要媒体亦很少关注它。《纽约时报》电子版首页有一篇包括“周年”一词的标题文章，但那篇文章纪念的是现任总统川普被选出一周年。回想50年前。我的一位德国朋友是俄国文学教授，1967年他正在当时的列宁格勒（现名为彼得堡）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前不久他告诉我，列宁格勒从1967年初开始就筹备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临街房子重新粉刷，到处张贴着有列宁像和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宣传画和海报。但今年，彼得堡以及莫斯科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十月革命”百年庆祝活动。在我们中国，1967年11月曾举行隆重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亲自做了长篇纪念演讲。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作为主席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做过任何演讲。被写入党章的林彪副主席，也仅仅在极少几次极其重要的公开场合演讲过，所以，林副主席亲自讲话，充分显示了对“十月革命”的重视。五十年历史不算长，但对同一事件的纪念，五十年前后竟然如此大相径庭。
不过，今天我决定写一下“十月革命”，是因为它对我个人的影响太大了。从少年起，我就时时受到关于十月革命如何伟大的灌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即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我耳熟能详的句子；我青少年时接受的所有社会科学教育，都和“十月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我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也和“十月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加上对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小说的阅读甚至反复阅读（那时不属于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可读的小说很少），我必须承认，“十月革命”对我的思想和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我过去对社会科学中的进步和反动、先进和落后之类的概念，便完全基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支持和同情“十月革命”的，就是进步和先进的；反对“十月革命”的，就是反动和落后的。读到一本书上提及某人是进步人士或进步知识分子，我便下意识地知道他/她是支持“十月革命”的。这样的思想和心理影响，也许是最近若干天来，我经常想到“十月革命”的原因吧。所以，尽管我早就提醒自己不为“十月革命”百年写任何文字，但今天还是觉得，为抚慰自己的心，多少写一点吧。
写什么呢？关于正在和英法俄三国同时作战的德国为了避免腹背受敌而在列宁许诺回俄国就争取和德国休战之后对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几乎是决定性的帮助，关于“十月革命”当天和随后的情形，关于当今世界尤其俄国历史学家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关于“十月革命”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影响等等，几乎都可以写，然而，我决定为“十月革命”写点文字之后，时间的短促不允许我搜集足够资料来写这些话题。因此，我只能缩小范围，写一点近期的心得。这里，我从现任俄国总统普京最近关于“十月革命”的一段讲话开始。普京在今年十月十九号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十月革命”时如是说：
“今天，当我们考虑一个世纪之前即1917年俄国革命的教训时，我们发现它的结果是那么地模糊不清；我们必须承认，1917年俄国革命的正面影响是那么紧密地和其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扪心自问：当时是不是可能不搞革命而走演化之路？当时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以贯之的渐进运动向前，而不必摧毁我们的国家和残忍地杀害上百万生命？”（“Today， as we turn to the lessons of a century ago， namel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we see how ambiguous its results were， how closely the negative and， we must acknowledge，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those events are intertwined. Let us ask ourselves: was it not possible to follow an evolutionary path rather than go through a revolution? Could we not have evolved by way of gradual and consistent forward movement rather than at a cost of destroying our statehood and the ruthless fracturing of millions of human lives.”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5882， 下载于2017年11月7日。该网页是俄国总统主页。英文翻译由俄国总统府提供，中文由笔者翻译。)
普京这段话没有直接针对“十月革命”，而笼统地针对“1917年革命”。我们知道，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两场革命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基本是和平革命，沙皇被迫但亦是主动退位，类似中国清帝退位前的内战在俄国完全没有影子。因此，普京说的摧毁国家和杀害数百万生命的1917年革命，指的仅仅是当年的“十月革命”。普京提出的1917年革命有无必要的问题，也指的是“十月革命”有无必要的问题。
不过，公历1917年11月7日当天和前后几天在当时的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后来改称列宁格勒，现在又改为彼得堡）发生的政权接替事件，根本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引用文献说“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该书上卷，第74-75页）。无论俄国当时人口比现在、也比当时的中国少到何种程度，十位数的死伤人数在当时的俄国都不算严重事件，和普京所讲的数百万人被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17年2月到11月，俄国发生多次政权更替事件，11月7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布党）夺取政权并组成临时政府，并不能引起俄国社会的特别反响。特别反响和流血与大规模杀戮发生在1918年1月列宁解散俄国立宪会议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列宁的解散立宪会议，俄国就不会有随后的内战和大规模杀戮，十月革命也不会成为俄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更不需要我们今天还来纪念与反思。正是列宁利用掌握政府权力的机会强行解散立宪会议，才给11月7日政府更替事件赋予了特殊作用，该事件才被命名为“十月革命”，也才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因此，谈俄国“十月革命”，就必须谈俄国立宪会议，必须解释卢森堡所说的“列宁解散立宪会议之谜”，即列宁和布党政府为什么强行解散自己先前一直声称拥护的并且是由自己组织选举选出的立宪会议。不过，这篇临时写就的心得只能就1917年11月7日政府更替和1918年1月解散立宪会议的关系做些许说明并表述一下个人感想。解释卢森堡之谜则需要专门文章。
谈到俄国立宪会议需要追溯一下历史。1905年俄国沙皇迫于压力，决定成立俄国杜马即俄国议会，并在1906年举行了杜马或议会选举。不过，按照沙皇随后颁布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议会地位不高，其成员只有一半经选举产生，其余由沙皇任命；议会通过的法律也必须由沙皇最终同意方可。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退位，“俄罗斯帝国基本法”不再适用，各派政治力量都同意召开立宪会议，并且是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然后制定和通过宪法并在这之后依照宪法成立正式政府。所以，无论是1917年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抑或这期间产生的其它各届政府都他称也自称为“临时政府”，都许诺本政府能够比前政府更快更顺利地召开立宪会议。例如，“十月革命”当天，列宁就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列宁全集》第33卷第5页）。第二天即11月8号，“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同上，第22页），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不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从现在起一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为止，农民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县苏维埃，其次是省苏维埃，是地方国家政权的全权机关。”（同上，第64页）。就当时俄国面临的最重要两个问题即战争和土地问题来说，在11月8日讨论的关于和德国停战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将考虑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将予以接受。我们要把它们提交立宪会议讨论，立宪会议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 （同上，第22页）。当天宣布的“土地法令”同样说“下附农民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订的，公布于该报第88号，在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该以这份委托书作为实行这一改革的指南。”而该农民委托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同上，第18页）。据前引的沈志华书，列宁在11月7日获得政权后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该书上册第80-81页）。在这样的保证和声明以及全国民意之下，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当时的工作重心，都不是对11月7日政府更替的争论，更没有战争与杀戮可言：它们的重心都是立宪会议，都试图在预定的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优势。列宁和布党更是利用所掌握的临时政府权利，试图赢得公众手中的选票。
应当说，列宁和布党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立宪会议选举在“十月革命”前便预定的日期11月25日如期开始。由于国家辽阔和当时经济发展状况，选举持续了一个星期。11月28日，彼得格勒市的选举结果揭晓，布党得票最多。当天列宁会见美国记者，有报道说：
“鉴于彼得格勒选举揭晓，布尔什维克获得6席，美联社记者特走访了为自己的党取得巨大胜利而兴致勃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您对立宪会议选举结果有何看法？——记者问。
——我认为，这次选举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5月、8月和9月选举中投布尔什维克党的票数不断增长。在这个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势力很强的城市里布尔什维克在12个席位中获得了6席，这就意味着在俄国获胜。
——立宪会议的组成假如象彼得格勒选举结果预示的那样，您是否认为立宪会议会批准人民委员政府的全部措施？
——是的，会批准的。到那时，情况即使象您假设的那样，也决不会有多数人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在彼得格勒将形成多数（12票中占7票）。
——哪些党将参加新的人民委员会？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上，第97页）。该报道被苏共中央收入《列宁全集》，由此可以设想该报道内容和文字应当得到列宁和随后的苏共中央认可。）
然而，事情的发展显然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尽管列宁和布党拥有掌握临时政府和具体组织选举的优势，尽管他们在部分地区获胜，但全国的最终选举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完全不同：布党仅仅获得24%选票，在立宪会议的703个席位中只占了168席。而“俄罗斯社会革命党”获得40%选票。在我阅读的文献中，列宁没有批评过立宪会议选举方法和程序，也没有对在自己领导和实施的选举过程中依然难免出现的舞弊或作假提出过指责，更没有提出过诸如投票人数过少（超过6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这在当时的状态下已经很高。例如，美国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投票者占人口比重不高于6%）或因其他问题需要重新计票等等责难，也就是说，列宁没有否认过该次选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当然，如果否定这一点，他便需要解释自己组织的这场选举为什么非法和失效。既然合法和有效，列宁和布党自然应当接受选举结果。这是列宁和布党先前的许诺，也是当时俄国各派政治力量的预期。
然而，列宁的选择不但是否定选举结果，而且是否定选举本身，其理由也竟然是选举结果不符合布党政府即苏维埃政府的意愿。根据沈志华书引用的语录，列宁在得知全国选举结果后，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该书上卷第82页。该书标示这些语录引自《列宁选集》中文版，1960年，第3卷第379页）。不过，列宁和布党一开始还不敢公开否定立宪会议选举结果。他们首先做的是利用政府权力改变选举结果。例如，布党政府在选举结束后不久发布了“罢免权法令”，即俄国各地苏维埃政府有权改选当地已经选出的立宪会议代表（“每一个选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及农民代表苏维埃，都有权决定改选参加市的、地方自治的以及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一切代表机关的代表。苏维埃也有权决定改选日期。”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3页）。这种做法显然不得人心，所以各地苏维埃几乎都没有利用该权力。列宁和布党又采取其他许多措施改变选举结果，并将原先预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推迟。但所有这些措施皆成效甚微，并且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列宁不得不在12月19日发布了“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该声明全文很短，我转载如下：
“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 主要由于前全俄选举委员会的过错，立宪会议的选举拖延了下来，加之反革命集团组织了立宪会议特别委员会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人民委员部对抗，因此到处都在传说，立宪会议决不会按照目前的组成情况召开。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声明，农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敌人恶意散播的这些传闻纯属谣言。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立宪会议的代表只要有半数即400名按照规定到塔夫利达宫办公室报到，立宪会议即可召开。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同上，第150页）。
在这份声明内，列宁承诺立宪会议将按照目前代表组成状况召开，而且只要在703代表中有400人到场，立宪会议即可召开。然而，事实上，在发现无法大规模改变选举结果之后，列宁就一改过去强调立宪会议是最高立法机构的说法，而要求立宪会议接受苏维埃的领导。“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发表不到一个星期，列宁就提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因此，“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际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这种改选的法令；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营垒中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同上，第163，166-167页）。其实，即使在列宁所说的这些条件中，前两个关于改选的条件已经符合，最后一个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条件也符合，因为该党已经在前几天已经被布党政府宣布为非法而排除在立宪会议之外。所以，列宁提出的条件归根结底就是将立宪会议“无条件地”降格到苏维埃政权之下。这就和列宁与布党以前对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关系的声明，和其他党派以及俄国大众的希望和预期完全对立了。
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在布党政府推迟后的日期在塔夫利达宫召开了。与会的布党代表一开始便提议让立宪会议通过把权力交给苏维埃的决议后自行解散。遭到否决后，布党政府便用断电和不提供饮食等方式阻止会议进行。会议代表只好点蜡烛、吃外面送来的三明治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布党政府当天便干脆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强行解散立宪会议无异于向全体选民宣战，因此，立宪会议的强制解散，如普京所说，不可避免地摧毁了俄国国家正在形成中的共和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上百万人被杀害的内战；进一步，俄国内战向全世界的扩展，导致了可能高达上亿人的无辜死亡。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1918年1月18日的解散立宪会议，才把1917年11月7日政府更替的作用突出了：没有1917年11月7日的政府更替，1918年1月的立宪会议不可能被武力解散，所以，1917年11月7日发生的“十月革命”，只有在我们了解了立宪会议之后才可能理解。
如果我们设想，假如列宁接受立宪会议，服从立宪会议确定的宪法和依照宪法组成的新政府，那么，100年后的今天回顾，列宁将为俄国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做出巨大贡献，因为他组织实施了俄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身份和财产限制的普选；由于他承认立宪会议并且自己就是代表之一，他应当会在制定俄国第一部宪法上发挥重要甚至关键作用以至于今天俄国人可能尊敬地把他称为“宪法之父”；只要他在其他事情上做得妥当一些，他和布党虽然在1917年议会选举中失败，但完全可能在四或五年后的下一次选举中获胜，他自己成为俄国民意选出的总统。如果这样的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将是一部和平发展的历史，今天的俄国将受到自己和其他国家更高的尊重。列宁本人也将得到俄国人和全世界人一致的尊重，“列宁格勒”作为纪念他的一个城市名，也许会永远保留下来，和西半球的城市“华盛顿”相互辉映。另一方面，1917年11月7日发生的政府更替事件，将不会被冠之以“十月革命”之名，也不会在今天还提醒我们反思。
然而，列宁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暴力的方向，用暴力来维持他到手的权力，而不管这一权力是否应当属于他。当然，青年时就热衷恐怖主义的列宁不但对运用暴力和恐怖主义毫无犹豫，暴力和恐怖主义还是他最为娴熟的运作手段，他和以前的政治暴力使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革命”用作“暴力”的修饰词。其实，还在立宪会议代表选举期间，列宁就对“立宪会议”这个话题表示说“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同上，第89页）。同时，在面对公众的广泛反对时，列宁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来为自己辩护。他在立宪会议开会前就强调：“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同上，第189页）。列宁随后的做法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设想：他在立宪会议开会首日就强行宣布解散议会；在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内，把大多数人变成“社会主义的敌人”，因此剥夺了他们的人身权利、出版自由和普选权。
以“十月革命”之名为人所知的俄国事件已经过去100年了。当今的俄国重新回到了1917年11月25日选举的立宪会议的政治轨道，普选出来的议会重新成为俄国最高立法机关，人身权利、出版自由、普选权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大体实现。但是，无论俄国还是全世界仍然需要反省“十月革命”。
回到“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1967年。那一年，林彪发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在总结“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经验教训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他继续说道，列宁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毛泽东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应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解决了巩固政权的问题。这些话有一定道理，但又仅仅限于前现代或者古代范畴之内的道理。在前现代社会中，每一次斗争尤其战争确实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比如，清军三百多年前入关是为了夺取政权、一百多年前消灭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政权。崇祯和李自成抵抗清兵是为了巩固政权，太平天国起义是为了夺取政权。然而，所有这些前现代意义上的斗争，都是为了一人一派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十月革命”同样如此，解散立宪会议充分表明“十月革命”是为了列宁一人和布党一派夺取政权。就此而言，“十月革命”并没有超出前现代战争或斗争的范畴。
前现代的战争、斗争和政治革命既然都是为了一人一派夺取和巩固政权，它们在原则上就和正义无关。谁的力气大，谁就是皇帝。虽然每个想当皇帝的人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时候都要找出天命所授、历史所归、民心所向、真理所握等等的理由，可正如陈胜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其实谁都可以当，谁力大谁当，就像群居兽群产生兽王那样。因此，前现代政府从一姓一派到另一姓另一派的更替都是使用暴力手段的改朝换代；更替后的巩固依然靠暴力手段。
然而，从800年前英国订立《大宪章》开始，人类政治斗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开始具有正义或非正义的区别。为争取自身权利的英国贵族在战胜皇帝的情形下，竟然不再废掉此姓皇帝而立他姓皇帝，反倒提出原先皇帝照旧当皇帝，但签下合同，承诺贵族不但不因与皇帝打战而受罚，反而可以自行且任意选出二十五位代表，这些代表的决议具有高于皇帝“圣旨”的地位。这就是双方在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的最重要条文。《大宪章》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开始从一个人向一群人以及他们代表的转移，标志着一姓一派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古代历史开始结束。从那以来的八百年人类政治斗争史的内容，说到底只是不断扩大选民群体，从最初需要贵族爵位，到后来需要财产，再到后来只限男性，20世纪初开始包括女性，再到1917年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时开创的不分种族、身份、职业、地位、贫富、男女及其它标识的所有成年公民，再到把俄国立宪会议选民资格的规则推广到全世界其他国家。正义的政治斗争，就是扩大投票人群体，落实主权在民的斗争；非正义的斗争，则是抵制选民群体扩大、甚至反对主权在民、坚持一姓一派夺权固权的斗争。
所以，在纪念“十月革命”百年的时候，我想，我应当做到的，是认清历史和人心的大势；认清任何天命所授、历史所归、民心所向、真理所握等理由，都不足以支持一人一派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不足以抵制主权在民的世界大潮流；认清政治斗争的正义标志是落实主权在民，是实现政权在不同人不同派别之间以民意为基础的和平转移。只有这样，我自己才能理解“十月革命”，理解“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和世界百年史，理解我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理解我自己五十年来的思想和心理演变。
注：本文引用的《列宁全集》为中文第二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本文所使用的日期皆为公元纪年日期，它比“十月革命”期间的俄国历法日期早13天。
本文写作于2017年11月7-10日
“夜话”2017年第2期，2017年11月10日
今天，我把自己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发布在这里。这篇短文从人类大历史角度考察正在世界尤其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仅仅被视为现代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现象，或者被视为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扩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现代经济发展或者资本主义的意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视为人类离开农业的非农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一个标志性的现象。而非农化是人类大历史中唯一可以和10000年前发生的农业化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农业化让人类脱离了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础。非农化则让人类脱离了靠天吃饭的贫困生活，把人类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我们尚难以确定的水平。现代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只是非农化转型的伴随现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是非农化转型的表现形式。非农化应当是个比经济增长或资本主义更为准确的代表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概念。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对上述观点做了初步论证。毫无疑问，它需要进一步论证。同时，它更需要批评。外人的批评能够清楚地揭示这一观点的缺陷和弱处。无论一个观点多么正确，它也有其必不可免的局限性和缺点。我的这个观点还谈不上多么正确，它的局限性和缺点应当更多。但是，就现在而言，我认为我的这个观点在具有重大局限性和缺点的同时，又有它的重大优点，就是可以清楚地对人类大历史做出分期，同时超越对资本主义或经济增长的争论，把我们对人类大历史的认识推进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
请点击阅读或下载原文（PDF文件，876K）：
胡景北, 2017,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pdf
“夜话”，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1日
美国经济学家、2015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理解消费》（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是消费理论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2003年，鲁昌先生和我翻译了此书并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该出版社将此书纳入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文库”并再次出版。再次出版前，我们又对照原著做了检查和校对。
然而，即使如此，和2003年版一样，《理解消费》的2016年版依然存在翻译错误和翻译不当之处。虽然本书译者是两个人，可正如我在“译者序”内所言，“全书包括（鲁昌先生翻译的）第六章仍然由我负责”，因此，我一个人应当对2003和2016年两个版本的《理解消费》的翻译错误和失当负全部责任。今天，当我把“《理解消费》2003年与2016年中文版勘误表”公开到网络时，我明白我有义务向《理解消费》的中文读者道歉，向他们愧疚地说一声：对不起！！！同时，鲁昌先生也请我在这里转达他对读者的道歉。
今天公布的勘误表中一共列出了《理解消费》2003年版的31处、2016年版的8处翻译错误。表内列出的错误直接影响到对原著内容的正确理解。今天的经济学大量应用数学工具。数学公式的复制错误和数学内容的翻译错误，将让读者在重新推导时无所适从。所以，今天公布的勘误表列举的重点是数学公式转录错误和直接影响内容的文字错误。这应当也是读者关心的勘误重点。《理解消费》中文版的文字表述尚有许多不尽恰当之处、甚至还存在明显的文字错误（例如2003年版第48页末行“耐用消费品”误写为“耐而消费品”等）。考虑到这类文字不当和错误之处不至于影响读者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为了方便读者抓住重点，我在勘误表中没有列出它们。当然，如果读者需要，我愿意将更全面的勘误表发给读者或者公布于众。同时，我希望读者帮助我们发现依然存在的翻译错误和不当之处。
记得2003年把译稿交给出版社后，责任编辑夸奖了译稿，让我自以为是地得意了一阵。在为2016年版重新校对前，我也是信心满满，以为只是借此机会检查一下自己当年的工作而已，而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什么严重错误。一检查，自己才面红耳赤：错误真的不少，尤其是数学公式错误，完全不应当发生的数学公式错误不少（这里说到底不是翻译、而是抄写错误）。我的翻译信心动摇了：我竟然发生了这样的错误。而今，2016年版又出现一些同样的错误，我确实感到自己不是犯错、而是犯罪了。面对读者，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我只有向读者请罪的选择！！
在向读者请罪的同时，我亦诚挚地请求读者把本勘误表中列出的错误标注到你们所购买的书中。对从图书馆借阅《理解消费》的读者、对收藏本书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我恳切地请求你们把本勘误表打印并夹在书内，以方便以后的借阅者。谢谢你们！
我当以《理解消费》的翻译错误为鉴，用谨慎之心、敬畏之情，对待自己今后的翻译和其它文字工作，以谢读者！
附录：胡景北_理解消费_2003版和2016版翻译勘误表.pdf
“夜话”，2016年第2期，2016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