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十年前的2006年2月，我写了一篇名为“质疑新农村运动”（以下称为《质疑》）的文章发布在网络上（www.hujingbei.net/upload/2011_05/11051817075835.pdf）。刚刚在这之前，我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其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专题叙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2015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接着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而2006年的“一号文件”则直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文件名。正式媒体和网络上常见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语录；唱和叫好的声音更响。

    不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说法对我并不陌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政府动员包括我在内的城市大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时，政府的说法便是要求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因此，2006年初的新农村建设热潮，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同时，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样，我从辞藻华丽的官方文件中读不到多少具体内容。不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十几岁，把政府所说的一切都视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对“建设新农村”一类的宣传从没有怀疑；本世纪初，我五十几岁，过了孔夫子所说的“知天命”年龄，知道世界上无所谓至高无上的真理，加上自己对农村的了解，自然生发出对“新农村建设”的疑惑。我相信政府内部有讨论，学者之间有分歧，只是这些讨论和分歧都不公开，公众无从得知。而我认为，容许公开批评的公开讨论有助于政策的改进和完善。因此，我在十年前的文章中把这场正在掀起的“新农村建设”改称为“新农村运动”并对其提出严重质疑。我的质疑是理性的，提出的异议都是建设性的。当然，即使如此，《质疑》也不能见容于正式媒体。感谢当时比较自由的网络气氛，《质疑》得以公开发布并且流传；网友对我直言的担心更没有变成现实。最近网络上流传郑永年和聂辉华关于当前热点供给侧改革的争论，前者说中国学者研究太差，后者说中国学者跪着无法研究。两位学者各有理由，不过，对于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完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争论，而是懂行学者对供给侧改革的勇敢批评和争论，是网络和正式媒体对这样的批评和争论的宽容。

    虽然《质疑》能够公开流传，但令人遗憾的是，我的《质疑》没有被质疑，公开讨论没有出现。我亦无从知晓我的质疑对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是否有影响。不过，也许它对部分唱和学者有所影响。例如，虽然我不知道林毅夫先生是否及时读了《质疑》，但他在《质疑》发布之后提出把“新农村建设”的结束时间定为2020年的建议（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17961），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新农村建设”唱和者对我的质疑的一种建设性的回应。

    可惜的是，林先生这一建议没有被政府接纳，政府后来没有为“新农村建设”规定明确的时间框架。如今，“新农村建设”运动已经十年，这个口号或运动本身已经淡薄。比如，在11000字的2006年一号文件中，仅仅“新农村建设”这个专用词组便出现了31次。但在字数更多的2015和2016年两个一号文件中，该词组仅仅分别出现过三次和两次。代替“新农村建设”的新词组，是“农业现代化”。2015和2016年的一号文件都把“农业现代化”写入文件名称。诚然，像申纪兰一样的永远唱和的学者可以获得国家科研项目来撰写“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这两个词组代表的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虽然距离林先生建议的结束年份尙余五年，十年前发起的“新农村运动”也许已经偃旗息鼓了。

    然而，无论政府使用“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或者其它诸如“无毒农业”、“美丽农村”、“新农民”词组，或者若干年后把“新农村建设”等过去用过的词组再一次拿出来自己在农村农业的施政口号，中国农村总是要建设的，政府政策对农村建设总是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回顾《质疑》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引出一些教训，以避免政府的施政方针或发起的运动像十年前的“新农村建设”那样虎头蛇尾。在我看来，以下一些教训可能比较明显。

    1. 农村和农业政策目标必须具有可操作性

    十年前我对“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个质疑就是它的确切含义：“它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政府当时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正式说法是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然而，这一目标中的五点几乎都可以随意解释，因此不具有操作性，无法用来考核“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或成败程度。仅就“生活宽裕”来说，2016年的农民生活显然比2006年宽裕，但许多人依然很贫困。成为2016年春节期间网络热点的“上海姑娘逃饭”便反映了农民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形。这还是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谈论生活宽裕还是拮据甚而贫困的时候。在毛泽东政府时期，若说农民生活不宽裕并且被告密，说话者将立即被打入另册，高考分数再高也与大学无缘，因为他竟然认为毛泽东领导下还有农民生活不宽裕。今天，我们依然也不能保证毛泽东政府不再重现。比如，就这次“逃饭”讨论而言，署名为“子不语”的作者就在上海的《新闻晨报》上写到：“许多评论指责女孩嫌贫爱富，可我觉得老两口就算生活在农村，那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更何况，还有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儿子，生活绝不至于窘迫到一张干净桌子、一把整齐筷子也拿不出。”(http://www.jfdaily.com/pl/bw/201602/t20160215_2121702.html) 这里，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据就足以让“红卫兵们”怀疑那位上海女孩和乡村老两口合伙污蔑“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可事实是，“生活宽裕”属于政府发起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而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目标何时能够实现。

    其实，不必加上什么主义一类的定语，我们附近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十年前便基本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中国要实现那样的新农村目标，显然需要许多年的长期努力，需要分阶段的努力。可十年前的“新农村建设”恰好混淆了这里的长期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样的目标适合于长期展望，但十年前政府发起的“新农村建设”在政策层面上仅仅限于短期或中期，因此完全不适合使用这样的远景作为政策目标。正是由于这样的目标不明，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对十年来的“新农村建设”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十年来的农村建设显然有很多成就，但即使到林毅夫建议的2020年，中国农村建设离开2006年提出的目标依然很远。没有达到目标便是失败。然而，换成较低的具体目标，比如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程度和农业科技的普及程度，十年来的农村政策可能倒是成功的。

    2. 农村的长远建设必须和其他经济问题分开

    农村建设应当是国家的一个长远规划并且分阶段实施之。在农村建设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农村建设的规划既和这些问题关联，又具有其不受这些问题影响的独立性。可是，恰好在十年前，在政府发起“新农村建设”的时候，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把新农村建设视为解决当时城市产能过剩的一条重要甚至主要途径。他们认为，农民不但需要电冰箱洗衣机，而且在能够用上这些电器之前，农村需要从电到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制造几亿农民的电冰箱洗衣机和建设广袤乡村的基础设施便可以把过剩的工业产能利用起来。这样，过剩产能利用便和“新农村建设”联系起来（http://bbs.pinggu.org/thread-72597-1-1.html）。十年来，政府也确实在“新农村建设”的旗号下采取了比如补贴家电下乡的措施来利用过剩产能，农村道路、电网和其它公共设施建设确实吸纳了大量工业产品和投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产能过剩不但没有因为十年来的“新农村建设”得到缓解，反而益发严重，甚至到了再也找不到利用途径，而只能“去”产能的地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当然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范畴。这里我只指出一个教训，就是不要混淆长期的农村建设与短期的经济措施。即使产能不过剩，中国农村也要建设，亿万农民状况的改善依然应当是政府施政的优先考虑。产能过剩可以让新农村建设不那么昂贵，因此它可以提供一个契机，加快新农村建设，获得双赢效果。但是，若过分地把新农村建设与产能利用联系起来，新农村建设将偏离其本来含义，产能又会由于虚幻的巨大农村市场而扩张，结果反而是双输。像新农村建设这样的长期工作，从一开始就不应当被用来作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主要方法。我在十年前的文章中质疑利用过剩产能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并建议把与利用过剩产能相联系的农村政策命名为比如“农民生活电气化”，因为这样命名的政策更有可操作性更易于考核。作为一个可及的目标，“农民生活电气化”对过剩产能的利用也有限度，因此更容易让我们意识到过剩产能问题不可能通过农民生活电气化解决之。

    3. 对农民数量变化趋势的估计问题

    《质疑》一文用大量篇幅讨论十年前中国农民的可能数量以及它的发展趋势。《质疑》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农民可能有九亿多或七亿多，并进一步指出较低的七亿多数字应当依然过多估计了当年农民数量。同时，《质疑》强调农民在随后年间绝对减少的可能性，甚至具体估计了2015年的乡村人口可能会比2004年绝对减少1.6亿。根据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5》，2014年乡村人口比2004年减少了近1.4亿。因此，《质疑》的估计虽然不严格，可它不但符合后来的趋势，而且在数量上的差别竟然也是可以允许的。

    农民数量和其变化趋势是制定新农村建设战略和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村庄如果人口太少，这个村庄既无法电气化，也无法“管理民主”；因为根据经济学，电气化基础设施要以一定的人口规模为前提；根据政治学，民主需要参与者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可能。一个村庄如果没有积极参与的青壮年人口，新农村或者农村现代化将无从谈起。所以，对农民数量以及变化趋势的正确掌握，是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上，政府在十年前可能犯了错误，过多估计了当时的农民数量，过低估计了农民数量绝对减少的趋势。

    当然，政府对农民数量与变化趋势的估计错误部分根源于政府无力做到正确地区分农民和非农民并加以统计之。这一点又牵涉到谁是农民、牵涉到户口制度。从根本上说，不废除现行户口制度，农民便始终是二等公民，不管什么主义的“新”农村永远不可能实现。诚然，十年前，中国已经用常住地统计人口，但户口统计依然起着强大的作用，因为它不但意味着那些常住城市的农业户口人员是不稳定的人口，而且让城市人相信政府随时可能下令那些人返回乡村。这也正是许多城市户口人员认为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后农民工就应当离开的制度根源。关于农村建设的许多方针，也都把农民工最终要回乡作为前提。因此，户口制度不但歧视农民，而且严重误导城乡两处普通公民、学者甚至政府对城乡人口变迁趋势的预期，使农民人数绝对减少的趋势难以得到认识。例如，根据常住地标准，2013年中国乡村人口为6.3亿。但根据户籍标准，当年中国农业人口为8.7亿。不同人、不同学者利用这两类统计，加上对未来的不同愿望、揣测和预见，自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对未来中国农民数量变化趋势的看法。而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等等长期性工作，却要求政府和社会学者意见对这一趋势的看法基本相同并且基本正确。

    毫无疑问，十年前对农民数量变化趋势的估计错误部分来自学者的观点。例如，林毅夫当年认为，通过新农村建设利用了城市过剩产能，产能才能进一步扩大，城市才需要农民工，农民才能够转移到城市，农民数量才能减少（http://bbs.pinggu.org/thread-72597-1-1.html）。由于产能过剩问题几乎不可能解决，他的逻辑便不能不悲观地看待农民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可是，这十年来，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加剧了，农民却实实在在地减少了。这一点表明，在未来的农村政策研究中，政府应当鼓励、至少也容许学者之间的争论，包括鼓励和容许对政府准备和已经实行的农村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参与讨论，因为只有批评性的讨论才更可能发现政策以及政策唱和观点的错误与缺陷。

    在农民减少趋势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显性后果之一，是“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造房的鼓励。毫无疑问，在“新农村建设”作为运动展开之前，农民生活改善后也会造房子。但新农村运动却从政策的角度鼓励农民造新房。户口制度和以此相联系的关于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以后会返回乡村的设想，促进了村庄造房的热情。今天，当媒体热烈讨论如何“去”城市房地产库存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农村的房产库存更为严重。实际上，到任何一个村庄，我们都会发现大量空置的新房。房子的主人在城市打工，房子几无使用。进一步考虑，如果说城市的库存房地产还可以通过降价、鼓励农民城镇化、等待时机等措施以实现其使用价值，乡村空置房则几乎没有使用价值可言，其命运只是自然毁损，或者在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中拆除，因为大部分甚而绝大部分农民工不会重返村庄。考虑到农民与农民工挣钱的不易，他们辛苦建造的千万处乡村房子将一文不值，农民和农民工所承受的损失，我们国家作为整体为此蒙受的损失，应当远远超过当前城市库存房地产的贬值损失。今天，政府希望通过城镇化鼓励农民工在城镇购房。而农民工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建在乡村的新房无法变现以支持他们在城镇购房。这是因为，乡村人口的绝对减少让乡村“二手房”市场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 先行做好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对农民数量和其变化趋势的估计错误，和政府忽视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有关。其中的两大基础性工作是对农村人口和土地基本状况的详细了解和建档立案。最近政府决定把1300万黑户人口变白，便属于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试想，一个国家明明白白地把1%人口排除在官方承认的“人口”之外，这个国家的天天所讲的“国情”还有多少可信之处？这里还不提黑户人口被迫陷入的悲惨境地。同时，这1300万黑户尚是在2010年人口普查中被登记的。我们不能排除部分黑户不敢在该次人口普查中被登记的可能性。而上述大部分黑户应当和农村人口有关。

    农村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对土地的准确了解。我当农民时的生产队（现在称为生产组）约有耕地110亩，但农民称之为“黑田”的面积就超过了30亩。当时政府常常用优惠政策促使农民把黑田变白，比如新增耕地三年不交公粮等等。但农民完全不信任这样的优惠。我下乡之初根本无法不相信让之教育我们的“贫下中农”竟然作假，但又不愿意告密，心理非常矛盾；后来在和农民一起挨饿的环境下才理解了他们的无奈。在我的接触范围内，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多少不等的黑田。实际上，直到今日，尽管中国绝大部分农民不再挨饿，尽管中国进行过多次农业普查，《中国统计年鉴》在“耕地数量”指标旁依然要罕见地加上一个提醒数据不准确的符号。我不知道数据不准确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众所周知的大量存在的黑田。如果是的话，政府便有责任像这次让黑户变白一样地采取有力措施让黑田变白。除了耕地数量，对各地农村的土地使用情形、环境污染情形的了解也是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我们常常惊叹德国和日本作为后起国家的进步。我认为它们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政府把民族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即使经济困难也依然从事一些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例如，希特勒在德国急需把力量集中在战争准备的同时仍然用大量人力物力对全国土地做出了系统调查和建档。正是这次档案成了德国日后农地整理的基本依据。仅就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而言，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日本竟然对中国农村做了大量认真和高度学术性的调查。日本当局认为这样的调查资料是其对华政策建立在“确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根本保证”（转引自曹幸穗，1991年，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概述）。日本的这些中国乡土调查资料，恐怕在质量和规模上至今还没有被中国人超越。这是不能不令我们汗颜的一个痛。我国台湾省后来的土地改革只所以成功，部分也需要归功于日本对台湾土地尤其农地所建立的系统而又可信的档案。日本对临时占领的中国尚且如此，对本国土地状况的掌握应当更为详细。没有这些基础性工作和建立起来的资料，农村建设难以顺利进行。然而，类似德国、日本的大规模的对真实情形的调查、建档非学者个人所能为，它只有在政府组织下才能实行。因此，在回顾自己的《质疑新农村运动》写作十周年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够像制定比如863计划那样，对中国农村建设有一个具体的长远规划，希望中国农村和生活在其中的农民早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

 

    “夜话”，2016年第1期，2016年2月16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撰写的《理解消费》(Unterstanding Consumption)是一本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好评的消费理论专著。这本书虽然出版于1992年，但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差距，并没有使它过时。相反，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末的消费研究，希望找到我们能够借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那么，就消费理论而言，迪顿这本专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现代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M.Keynes)出版了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并把消费和投资并列为影响总产量或总需求波动的两大主要决定因素。从那以后，尽管宏观经济学有过许多变化甚至革命，但消费在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动摇过。不过，这一概念在凯恩斯那里还是一个没有深刻内容的粗放的术语。真正的消费理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当时，莫迪格里阿尼(Modigliani)、布鲁贝格(Brumberg) 以及弗里德曼(Friedman) 各自从消费者选择理性出发，提出了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和持久收入模型。莫迪格里阿尼和弗里德曼因为这一工作和其他一些成就而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的学者认识到这两个模型尽管在诸如分析重点、概念含义等上面有着许多区别，但本质上是消费者跨时决策理论在消费领域的不同应用，因此不存在原则的对立。可以说，上世纪后半叶的消费理论研究，都是以消费者跨时选择为基础，围绕着这两个模型展开的。一方面，经济学家发展了原有的模型，提出了以欧拉方程为核心的现代生命周期模型。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周期消费型式的独立性命题，即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型式是由他一生拥有的总资源决定的。这个命题又直接联系了持久收入模型。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开展了消费理论的经验研究。这方面的成就可能比模型本身的研究更为巨大，并且可以说是战后经济计量学研究最为成功的领域。经济学家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适当的检验模型，统计学家整理了大量的消费数据。同时，如果说在莫迪格里阿尼和弗里德曼一代经济学家中，还有一些学者仅仅从事一个方面的研究，那么，战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同时从事模型本身和经验检验两个方面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已经密不可分。这一点读者可以从本书中清楚地看出。

    本书阐述的消费研究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它介绍了经济学家在90年代初对消费的理解。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对消费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的两件事情。它们是著名的卢卡斯 (Lucas) 的理性预期批判和霍尔 (Hall) 的随机游走模型。它们决定了上世纪最后20年消费理论研究的方向。这就是对预期和不确定性的强调，对消费和滞后消费、消费反应收入波动的敏感性的重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特定时期而非整个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时期的消费约束条件的探讨。所有这些研究几乎都明确以微观个体的理性决策为前提，以生命周期内特定时期的约束为条件，以建模的高度技术性和对高频数据的使用为特点。此外，如果说经济学家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和收集整理数据的技术方面或方法论(Methodology)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的话，那么，经济学家现在似乎更着重于对消费行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解。例如，中年人较少消费自己的收入是为了养老还是为了遗赠;老年人的具体消费行为究竟如何;许多家庭几乎不持有金融资产，它们是如何调节自己在各个时期收入和消费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作用是什么;等等。在消费研究中，重点不再是大尺度地讨论一个人一生的消费取决于其一生收入或者持久收入并且用宏观消费数据来检验之;经济学家现在更多讨论的是一个人在其一生的各个特殊时期的消费及约束条件，并且更多地依赖于家计调查和其他高频数据。而迪顿的著作《理解消费》正是这新方向的一个起点。尤其对仍然停留在粗放了解现代经济学，但希望进行深入研究的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迪顿的这本著作将引导跨入现代消费研究的殿堂。

    本书是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磊先生的促动下翻译的。鲁昌博士翻译了第六章，其余由我翻译。朱保华教授对一些专门概念的翻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郑彩祥女士和陶汇女士做了不少初稿输入工作，郑彩祥女士还检查了全书的数学公式。他们值得我深深地感激。但全书包括第六章仍然由我负责。读者如果发现本书翻译的错误或者不妥当之处，请直接发信到我的个人网页 www.hujingbei.net，在此谨预先表示感谢。

 

    胡景北，2003年2月11日于德国吉森市

 

    [注：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今年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十二年前的2003年，鲁昌和我共同翻译了他的重要著作《理解消费》(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并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谨将我个人为该书中文版所写的译者序发表在这里，以表示对迪顿的祝贺，同时也为中文读者大体了解迪顿的消费理论提供少许帮助。胡景北，2015年11月2日于美国坎贝尔市]

 

    “夜话”，2015年第13期，2015年11月2日

    善利走了！

    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善利，那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善利，那位和我同龄但看上去比我更年轻的善利，那位几个月前还就要来斯坦福访问的他的老乡的事情而和我联系过的善利，不可能这么快就走的？！然而，事实比任何想象都更为残酷，他确实是走了，永远地走了。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善利的形象。我们在北大同窗的二年半、1997年我回国后第一次到他家做客、七、八年前一次两人晚上的交谈、二年前在北大东门外成府路上一家餐馆的告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前那次我的告别竟成了善利和我的永别！

    我和善利不但是同龄人，祖籍也相同：他的籍贯是江苏省泗洪县、我是江苏省泗阳县。这两个县大概现在都改称“市”了吧？不过，在我们父辈出生的时候，这两个县还没有分开，还是一个县，因此，说我们的祖籍相同，应当是不错的。

    但我和善利迟至1982年才相识。善利聪明过人，19岁就当了中学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断断续续拖了十年的文革终于结束，中国重新开始改革开放，大学重新开始通过考试录取学生，善利亦凭借自己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并在毕业后立即考取硕士生。北京大学是我向往的学校，因此，我在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大经济学系研究生并幸运得中。这样，从1982年2月到1984年7月，我和善利成了北大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同学。我们虽然在1982年初入学，但考生几乎全部来自77级本科毕业生，因此延续“77级”的称呼而被称为“81级”研究生。善利和我同在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方向。这是当年北大经济学系研究生入学人数最多的专业。我们七位入学时的同学若以年龄为序的话，也许是姜斯栋、我、朱善利、赵振强、丁谦、何小峰与王家卓。斯栋兄是经济学系81级研究生班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善利兄是班长，小峰兄早在本科时就发表文章了。我想，这一阵势多少能够反映了当时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热情。

    不过，北大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气魄，一种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气魄。由于在我刚刚离开的南京大学本科班上，围绕比如班干部选举等事情的小动作不断，我对北大气魄的感受特别强烈。在我们研究生班上，每个人都志存高远，对周围事情都看得很淡，都没有想到搞小动作，因此每个人都坦坦然然，大大方方。今天回想，这应当和善利作为班长表率有关。善利本身便目光远大、为人正直，不谋己利。他在专业学习的同时十分关心国家走向、社会变化。那时候，同学在宿舍的聊天话题常常是政治动向、官场百态，尤其是文革中各色人等的表现。

    北大的两年半留给我的另一个遗产，是我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南大快毕业时，因为担心分配工作受歧视，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不过，那时候我已经清楚地明白政党和人民、和国家是两回事，已经明白自己不适合加入共产党，因此自知入党动机不正，到了北大，也就不提当年申请的事情了。但善利和斯栋两兄倒比我重视，按他们的说法，这个党我们不加入谁加入，我们这样的人加入了才能够改造党。这样，我在北大加入了共产党。在我的记忆中，善利和斯栋两兄应当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硕士毕业后，善利留在北大经济学系任教，我到上海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上海财经大学）工作。那时候，我大约每年都要到北京一次，到北京也都会到北大，都会和善利聚聚。1989年初我去德国留学，经北京乘机前应当也和善利见过。接着就发生了众所共知又噤若寒蝉的1989年六四事件。善利是那次事件的著名人物，是“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团长。我和善利的心是相通的。如果我在国内、在北大，我也会像善利那样义无反顾的。国难当头，拍案而起，正是年轻人的所为，况且像善利这样志存高远而又无一己之利之人，况且又身在北大这旋涡之中心。当然，事件的结果不是善利所希望的。不过，即使到了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增长的今天，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我们可能也很难否定，如果当年出现的结果是善利所希望，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也许会比现在更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1989年后，善利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北大和北大的各位老师尤其厉以宁先生为保护善利尽了大量努力。善利则坚持自己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和其它工作，并由于其学识和正直获得大家的认可。同时，他不忘初衷，始终关心国家走向和前途。虽然那时只能限于私人交谈，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毕竟重新取得了部分私人空间。就此而言，我对今年中国发生的把毕福剑在私人场合的言论作为处罚根据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担心。对我个人来说，最值得感谢和敬佩善利的，是他在我退出共产党一事上的支持和作证勇气。我退休后要和在美国的家人团聚，需要申请绿卡。然而，申请绿卡者必须退出共产党组织，并需要说明当初入党时的情形且需要有人证明。因为善利的特殊情形，一开始我不打算请善利作证。但一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原先同学因为担心和国内的联系受到影响而婉拒我的请求后，我从内心里相信还是善利行。果然，我一向善利求助，他马上为我写了证明。而我和他都明白这件事对他的风险…..

    今天，斯人已去，我尚苟活于世。今夜，明月高悬，镜中惜缺善利；清风拂面，胸中空有情思。星际转移，惟明月与清风不变；世事变幻，仅人心和友情长存。尽管我已经在网络上停笔一段时间，可我还是应当为善利写点什么。我想，我能够为善利所写的，也许就是向世人强调善利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由于政治原因，大家悼念善利时提及的他的成就，主要是他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这对善利虽然也很重要，但远远不及善利作为“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成就重要。即使孙冶方奖具有很高公信力，得到孙冶方奖的人也太多而无法不被迅速淡忘；况且孙冶方奖的公信力还有限。而被推举为“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只有善利一人，其公信力更无可置疑。善利早有鸿鹄之志并自觉磨练自己。事实上，他是经世济国的将才，而非经济研究的工匠。最后他被称为工匠而非将才，既是他的不幸更是我们中国的不幸。而善利在国难当头时的拍案而起，则既是善利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因为它再一次证明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里都有善利这样的人在。善利是幸运的，历史将记住他！遥想当年北大同窗，谁不希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迄今为止，也许只有善利做到了青史留名。虽然，善利没有建成功、立成业，但历史记住的更多的是像善利这样为推动历史而悲壮牺牲的人物。

    善利，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安息吧，善利！

 

    “夜话”，2015年第12期，2015年9月28日

    昨天，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签订800周年纪念日。《大宪章》之所以值得纪念，首先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第一份国王和臣民的协议。也许在这之前，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君主也和臣民也订立过类似协议，只是作为书面文件，这样的协议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在历史记录中留下若干痕迹。就开天辟地第一次而言，英国《大宪章》无疑值得纪念。

    但是，英国《大宪章》值得纪念的主要原因不是它作为第一份类似文件，而是它的内容，尤其是下述三大内容：

    1、国王征税须获得臣民同意；

    2、臣民除非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不受监禁、没收财产或者任何其它方式的处罚；

    3、臣民的代表由臣民自己推选，而不由国王指定。

   《大宪章》的前两大内容已经广为人知，但第三大内容很少被人提及。诚然，臣民对自己的收入拥有的权利十分重要，臣民对自己的人身拥有的权利更加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第三大内容，第三个“裁判者由臣民推举”的权利的话，前两个权利就会成为空话。试想，如果一个国王宣布臣民具有《大宪章》所载明的前两大权利，但是，臣民代表由国王一人指派，这些代表仅仅听从于国王，那么，国王愿意如何征税，臣民都“衷心拥护”；国王愿意如何处罚，法官都“遵旨办案”，《大宪章》规定的臣民在纳税和人身自由两方面的权利都会化为虚无，这两大权利的规章也是成为花瓶，成为国王“安慰”臣民的美好言辞、成为奴才赞颂国王的有力依据。

   《大宪章》的起草者和谈判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并用第三大内容规范了臣民代表的产生、独立性和权利。虽然《大宪章》的很多条文与臣民代表问题有关，但对此的规范特别突出地体现在《大宪章》的第61条。这是《大宪章》63条条文中最长的一条，篇幅占整个《大宪章》的十分之一以上，比次长的条文长三倍以上。该条文明确规定由贵族自由推选“二十五人”监护《大宪章》的遵守情况。如果国王或国王任命的大法官及其他官员违反《大宪章》，这二十五人有权反抗，直到动用武装力量收缴国王的财产以补偿国王及其属下的违反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与英国《大宪章》关于限制国王征税权和处罚权的两大内容广为人知相比，《大宪章》关于臣民代表之产生和权力的第三大内容很少见于中文媒体，为填补缺憾，我在本篇夜话中谨将《大宪章》第61条全文译出如下：

 

    第61条

    为了天主、为了我们王国更好的秩序，为了抚平我们[译者注：《大宪章》中的“we(我们)”似乎应当理解为签署《大宪章》的国王本人]和贵族们之间已经出现的分歧，我们授予贵族们上述所有权利。为了让这些权利得到全面、有力和永久的执行，我们给予和授予贵族们下述保证：

    贵族们将在他们中间选出任意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将用他们的全部力量来保证和监督本宪章赋予和确认给贵族们的和平协议和权利的执行。

    如果我们、我们的大法官、我们的官员，或者我们的属员，用任何方式侵犯了任何人，或者违反了本和平协议或本保证中的任何条款，只要这一违反行为为上述二十五人中的四人所知，这四人应当到我们这里（若我们不在国内，则到大法官处）声明该行为存在并要求立即纠正。从这四人向我们或大法官提出声明那天起的四十天内，如果我们或大法官没有做出纠正，该四人将把此事通报给上述二十五人中的其余二十一人。该二十五人可以决定用任何可能方式拘留我们或者武装攻击我们，并在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支持下，占领我们的城堡、土地、财产和其他所有东西，直到他们得到他们所决定的纠正。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人、皇后与我们孩子不得受到人身伤害。在纠正之后，他们应当像往常一样服从我们。

    任何人只要愿意的话便可以立誓服从上述二十五位贵族为了达到纠正目的而发布的命令，并且尽他的全部力量帮助这二十五人攻击我们。对愿意这样做的人，我们给予公开的和免费的立誓许可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允许他们那样立誓。同时，对那些不愿意立下此一誓言的我们的臣仆，我们将命令他们如此立誓。

    如果上述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去世或离开国家，或者因为其他任何方式而不能履行其职责，剩下的二十四人将根据自己的考虑而选择另一位贵族替代不能履行职责的人。被选出的贵族应当和其他二十四人过去做过的一样通过宣誓成为二十五人中的一员。

    如果就提交给该二十五人决定的事项，该二十五人意见分歧，那么，在场的多数决定将视同于全体二十五人的决定，而无论他们是否全部在场还是有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在场。

    该二十五人应当立誓忠实地遵守上述全部条款，并且应当被其他人以其最好应用其权力的方式迫使他们遵守。

    我们不寻求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第三者的努力从任何人那里获得足以使我们给予贵族们的上述让步或权利的任何部分失效或削弱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东西，它们也是无效的，无论我们自己还是第三者决不会使用它们。

 

    在这第61条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1） 所谓的“二十五人”团由贵族们自由推举，国王不予干涉也无权干涉。

    （2） 在该“二十五人”团和国王冲突的情况下，该“二十五人”团的决定高于国王的决定，全国人应当服从“二十五人”团的决定而不是服从国王的决定。

    （3） 国王不但在可能的贵族武力反抗的过程中被保证人身安全，而且在其错误被纠正后依然是国王。

    我们看到，第（1）点保证了臣民代表不由国王指定，第（2）保证了臣民代表决议的最高地位。与此相对应，第（3）点保证了国王即使有错且不能“自我纠错”，国王在错误被臣民用武力改正后依旧是国王，依旧得到臣民的效忠。

    显然，第（1）、（2）两点结束了国王的专制，让国王在《大宪章》的其他条文中授予贵族的权利有了执行的保障，使得征税权和处罚权的裁判人不受国王的驾驭，不听命于国王。“裁判员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体育竞赛原则在这里清楚地体现出来。国王可以计划重大行动，但这些行动牵涉到居民额外纳税或受到处罚时，这些行动的世俗合理性就由臣民代表来裁决，而非国王“一言九鼎”。由于国王不能指定谁成为谁不能成为臣民代表，国王也就不能把臣民代表变成仅仅举手拥护自己的“表决工具”很显然，从这样的二十五人“团”制度很容易发展到后来的贵族会议、议会、国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61条的第（3）点非常有趣。国王在承认自己可能出错且不会“自我纠错”并接受贵族们在忍无可忍时的武力纠错后，从贵族那里获得后者在纠错后继续效忠自己的保证。这一点让英国国王制度得以延续，并一直延续到今日，以至于英国成为今日世界上罕见的君主制国家。就此而言，虽然《大宪章》是当年英国国王被迫签署的，但如今的英国女皇依然兴高采烈地出席了昨天的纪念《大宪章》800周年的庆祝活动。

    在800年前，英国和其他国家还处于强烈的等级制社会，因此《大宪章》所提及的权利和臣民代表指的都是贵族的权利和贵族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等级制的弱化，这样的权利逐渐普及到平民大众，这样的代表逐渐演变为平民大众的代表。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权利从握之于一人转变成握之于小部分人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一旦走出，权利从小部分人之手向大部分人之手并逐渐向全民之手的转变就只是量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了，因为理论上已经没有难度、法律上已经没有障碍。这类似中国现行户籍制度规定的权利。如果一个农业户口者转变为非农业户口，他或她及其子女将自动获得非农业户口者已经获得的比如就学权、经济适用房权、失业救助权（若失业的话）等等。但是，如果非农业户口者还没有获得比如推举代表确定房产税的权利，新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自然也不会自动取得这样的权利。

    很多“社会主义者”对《大宪章》不屑一顾，理由便是它仅仅把权利授予贵族（和freemen 自由人），而当时英国社会的多数人不是贵族不是自由人。不过，这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否定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和变化，因为所有变化都先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例如，“社会主义者”本身也是先把权利给所谓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和后来都仅仅是那里的少数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自然不包括女人和小人，更不包括当时广泛存在的奴隶。在我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政府下，这句话更被“社会主义者”指斥为孔夫子是要“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页）。事实上，直到今天，有些贫穷人家遇到客人上门也可能感受不到“不亦乐乎”，而感受到无力招待的尴尬和窘迫。但这一切并不能够否定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言代表了人类的普世感觉。同样，英国《大宪章》尤其是它的第61条对臣民代表的规范，代表了人类在反抗专制方面的普世价值。它在当时仅仅是惠及少数人的一小步，但在八百年后的今天，在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宪法中宣布普通人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团”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今天，我们发现《大宪章》又是人类在脱离专制社会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大步。

    注：本篇夜话中的《大宪章》第61条的翻译所依据的英文原文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网页http://www.bl.uk/magna-carta/articles/magna-carta-english-translation，2015年6月10日下载。翻译中同时参照了下述拉丁文-英文双语对照文本，该文本作为附录收在S. Thorne， W. Dunham， Jr.， P.Kurland and I.Jennings， 1965， The Great Charter: Four Essays on Magna Carta and the History of Our Liberty， pp. 111-149.翻译中并参考了雷敦酥的中文译文，参见雷敦酥，2002， 英国大宪章今译，辅仁大学若望保禄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和平丛书”第26期。笔者保留本文对英国《大宪章》第61条的翻译版权。转载请注明这里的出处。

 

   “夜话”，2015年第11期，2015年6月16日，定稿于2015年6月18日。

    “新常态”是当下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个热词。有朋友问我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新常态”当然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词汇，因此每一个使用这个词汇的人会有自己的解释。我不用这个词汇，但既然被问到，也就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2014年底的一天上午，我乘火车从南京去上海。火车开出南京站不一会，我就看到两个广阔的停车场，场内停满了水泥车和工程车。我当时便感觉所谓“新常态”的秘密就在眼前：三十年前，整个江苏省的水泥车和工程车加起来可能也不及这两个停车场上的数量。十年前，那些工程车辆清晨早早就离开停车场开始工作了。而今天，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那么多工程车依然停在那里。

    我看到的这个情景至少说明了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事实：

    1.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底子已经变厚。以包括水泥车在内的工程车这样的机械为例，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足够的机械设备。

    2. 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机械设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这两个事实我们很容易得出推论，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毫无疑问，投资尤其大规模的投资依然能够拉动中国经济，但拉动的程度已经大大缩小。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投资乘数，指的就是一笔投资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例如，如果投资乘数等于5，则4万亿投资在一定时间内将能带动20万亿GDP的增加；如果等于1，则4万亿投资只能为GDP增加4万亿。所以，投资乘数的大小决定了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我对中国的投资乘数没有研究亦不敢随便猜想。不过，我在沪宁铁路上看到的景象告诉我，即使当下的投资乘数还很大，它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相比肯定也大大降低了。例如，十年前，当我们需要建设一条新铁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水泥不够用；即使以国家计划的行政手段获得水泥，也很难把它运到铁路工地。因此，为了落实铁路建设投资，我们必须建设新的水泥厂才能保证水泥供应，必须制造新的水泥车才能把水泥输送到工地。但同时，我们又发现钢材不够用，发现铁矿不够用，更发现铺轨机不够用。于是，只要我们有钱，一笔铁路投资就可以带动水泥厂和水泥生产设备的建设投资、带动各类工程车辆制造业的投资、带动钢铁投资、带动矿产投资（或进口）。而钱似乎并不困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能找到钱，外国资本也希望参与盈利。这样，投资就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十年看到的增长奇迹。

    如今，为了拉动经济，我们当然也可以甚至需要投资，大兴土木，比如和几年前一样建设几条新铁路。只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楚的是，铁路投资能够带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很少。固然，建设一条新铁路需要水泥和水泥车、需要钢铁和铺轨机。可和十年前的区别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水泥厂和水泥车、足够多的钢铁厂和铺轨机；那些水泥厂、钢铁厂还没到产能下降的周期、那些水泥车、铺轨机还没到更新的年限。新的铁路投资能够让这些水泥厂和钢铁厂生产起来、能够让这些工程机械利用起来。然而，除了一些就地取材和地方割据的情况，它已经无法诱使政府和个人建设新的水泥厂、钢铁厂和工程机械制造厂。

    当然，投资本身就属于GDP的一部分，因为投资本身就是经济增长。但是，仅仅依靠投资本身，依靠投资把现有生产能力利用起来，经济是不会快速增长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唯一一架可以由强权政府直接驾驭的马车，其它马车都远非政府单独所能控制的。比如出口要视外国的需求而定，消费要视公众的需求而定，而这些需求都不是政府一两个措施就能改变的。因此，一旦投资乘数变得很小，即使政府有三头六臂，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到达了极限，中国经济增长也就进入了慢速的“新常态“。

    不过，中国经济拥有了大量机械设备和生产能力、中国经济由此而进入慢速增长阶段首先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经济多年增长的一个好的结果。虽然中国经济进入慢速增长会造成新的问题，但我们毕竟解决了许多严重的旧问题才到达今天的境地。这和中国今天的疾病问题类似。几十年，大部分中国人等不到患癌就因为其它疾病或者事故离开了世界。今天，癌症成为死亡的主要疾病既是一件坏事，也标志着中国在健康方面的进步。

    中国进入慢速增长不但是一个好的结果，其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需要在工人尤其农民工权利方面、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在环境保护方面、在建立制度方面、在把经济增长由政府推动转为自动运转方面做出大量努力。这些努力都会同时降低资本的利润率，增加生产的困难。所以，只有在生产本身不是政府追求目标的时候，在经济慢速增长的时候，这些努力才容易为政府所承认。

    这里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把经济慢速增长视为坏事。如果把它看成坏事，我们就必须设法改变，必须设法让经济再次快速增长。而在中国经济已经拥有大量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快速增长只可能短暂地出现在两种情形下。第一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它在全社会范围内严重地损坏了生产能力。因此，灾后建设投资将具有很高的投资乘数并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是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以一种特殊方式快速且大规模地毁灭着产品尤其机械产品。仅仅为了弥补每日的损失，生产能力就必须大幅度扩充，投资将同样具有很高的乘数效应并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如果这两种情形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么，我们便需要改变想法，把“新常态”或经济慢速增长视为一件好事并在这一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

 

    “夜话”，2015年第10期，2015年6月1日

    最近沸沸扬扬的毕福剑视频事件已经进入尾声。我最初认为这次事件应当成为我们国家改善相关制度和人心的一个良好契机。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毕福剑供职的央视不参与，如果其他公权力部门不表态，那么，毕福剑事件将不会成为公共事件、尤其不会成为政治事件，而只会停留在私人事件范畴内。当然，毕福剑是央视节目的主持人，属于明星人物，所以它又是一个引起公众广泛注意的私人事件，但也只是私人事件。就私人事件而言，在事件发生之后，利益相关者第一步要做的是诉诸法律，例如

    (1) 毕福剑上诉法院，请求法院紧急制止该视频的公开传播；

    (2) 毛家后人就毕福剑侮辱先人向法院投诉。

    这之后，如果毕福剑获知是谁把该视频发到网络上公开，他亦可以就自己名誉权受损害而向法院投诉。当然，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也许不健全。但即使如此，第一、首先应当诉诸法律；第二，正好借这个契机发现法律不健全处并改善之。

    与此同时，央视和公权力部门最好对毕福剑视频事件持沉默态度。毕福剑是否辞职或者是否暂时不主持节目，则由毕福剑和央视私下讨论解决。在法院判决之外，毕福剑是否道歉以及如何道歉，也由他自己决定。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开始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开

    一个健全社会是一个让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受迫害恐惧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应当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开。私人领域当然也要受法律规范。但是，一个人在私人领域里的言行自由度远远大于他在公共领域的自由度。同样的事情，在公共领域要规范，但在私人领域就不必规范。举个例子。如果转基因食品要标注的话，那也只是说在公共领域要标注；自己家里的食品或者朋友互赠的食品是否需要标注，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就毕福剑事件而言，在私人领域里，一个人既可以对同事、邻居、亲友也可以对在世和去世的各级领导人发牢骚甚至谩骂，但在公共领域，他对所有这些人都不能谩骂，牢骚和情感发泄也需要控制在很低程度上。

    因此，如果央视和有关部门不参与毕福剑的视频事件，那就标志说，我国政府重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正式地开始对私人领域事情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这样，毕福剑事件给毕福剑和其他人的教训，将主要在于个人的教养和文明方面。网民和公众将开始学会不用公共领域的言行标准对私人领域言行“上纲上线”，毕福剑事件也就仅仅是一桩私人事件。

    二、开始把政治和法律分开

    健全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让法官根据法律程序确定对和错以及对和错的程度。这也是我国最近强调“依法治国”的要义所在。依法治国不仅仅在于依法处理老百姓（包括企业）之间的纠纷与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纠纷，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依法处理政治问题，像比如对选举结果的异议，比如一个人对在世和去世领导人的公开评价。

    把这样的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能够让每个人了解自己在公共领域内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合法程度和范围，让每个人不再恐惧政治。毕福剑视频事件牵涉到对毛泽东的侮辱。长期以来，侮辱、批评和赞誉毛泽东就被政府和公众当做政治问题，当做区别一个人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准。这一做法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演变成侮辱、批评毛泽东便为“攻击领袖罪”，足以死刑。毕福剑这次能够免于死刑是由于中国挣脱了毛泽东的绝对专制而走上了回归正常的道路。但是，中国还在这条路上，把一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当成一个人在政治上正确与否的标准、把政治是否正确当成严重大事的现象还广泛残留。所以，仅仅毕福剑免于死刑对离开毛泽东专制已经快四十年的今天的中国并无意义。有意义的是通过毕福剑事件，让对毛泽东侮辱与否的问题完全离开政治而转归于法律问题，由法官裁定毕福剑行为的违法与否和若违法时的违法程度。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央视和有关部门不参与毕福剑的视频事件，要求毛泽东后人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要求各方参与者的理性。诚然，毛家后人也可以采取沉默的态度，不予理会。这样，虽然毕福剑不会为该视频而被告上法庭。但从毕福剑事件开始的政治和法律的分离依然会有力地告示全国人民，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对政治人物侮辱与否应当由法律规范，而摒弃用“反动”、“反社会主义”等政治语言来为言论定性的做法。

    三、开始向说真话的社会转变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是大家没有恐惧地说真话的社会。当然，真话不一定正确，也不需要一定正确，它只是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一个人没有必要非得说出别人或者政府认为正确的话：他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尽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责任。同时，真话和脏话是两回事。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领域，我都坚决支持说真话，坚决反对说脏话。在毛泽东绝对专制时期，一个人不但在公共领域不能说真话，而且在私人领域也不敢说真话。“文革”中让孩子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揭发的现象离开我们还不远。离开毛泽东专制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在私人领域和部分公共领域如网络就政治问题说真话了，但还不可以在大部分公共领域如出版和影视中说真话。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进步，也要看到这一进步的缓慢和曲折。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在公共领域可以就政治问题说真话，毕福剑视频事件将不会发生。所以，毕福剑视频事件反映了中国言论自由程度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巨大鸿沟：公共领域必须“舆论一律”，私人领域则非常自由；而且，公共领域对舆论越管制，私人领域的舆论越具有发泄性，因为“忍受”才需要“发泄”。

    中国现在的私人领域说真话、公共领域说假话的社会分裂、说话者人格分裂的情形不是一个社会、一个人的正常情形，所以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中国从现在开始的继续变化的方向只有两个：第一，让人在公共领域也没有恐惧地说真话；第二，让人在私人领域也只敢说假话。作为个人，我坚定地认为第一个方向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朝第一个方向变化的过程中，政府责任巨大。政府在这个方向上应当承担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住个人在私人领域说真话这个我们国家已经取得的进步。承担好这个责任的困难应当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不管同情还是谴责毕福剑）都已经习惯在私人领域说真话，因为承担这个责任只需要政府在公众因为私人领域的言论出现分歧时不干预、不参与。私人领域说真话的公民权利得到确切保证后，继续向公共领域说真话的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四、开始让告密失去正义性

    告密现象的要害不在于告密者，而在于得到“秘密”的有权势者或者政府部门的态度。所谓告密，被“告”的很多是个人在私人领域内的言行，这些言行不适合公共领域的言行规范，当事人亦不会在公共领域展示这些言行。毕福剑在被公开或告密的视频中的言行，也是他不愿示人的私人领域言行。如果政府坚持不干预私人领域的行为，毕福剑本人虽然会因该视频的公开而遇到麻烦，但这些麻烦以及这里面的纠葛，还是限于私人领域。

    然而，如果公权力干预，告密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告密者和被告密者之间的个人恩怨（如果有的话）就和“伟大事业”联系起来了，告密者就有了正义感：他是为了某个事业、为了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而揭露“坏人坏事”的。告密者甚至会用这样的正义感去要挟政府干预。实际上，我们在毕福剑视频事件上看到了很多充满如此正义感的要求政府干预的言论。然而，只要政府坚持不干预，只要政府坚持保护个人在私人领域的言论权利，告密的正义感就会淡化，告密文化也才能开始改观。反过来，如果政府惩罚了被告密的人，政府就会错误地鼓励这样的正义感；不谙世事的纯洁青年会因此受到误导，告密文化反而会变得更强大。

    其实，世间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可示人之处。一个人无论伟大还是渺小，其私人领域总是充满有损自己公开形象的地方。例如德国前首相施密特（Schmidt）曾回忆1975年访华时见到的毛泽东的苍老形象。假如有人把毛泽东当时未经化妆在真实照片发到报纸上，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必然一落千丈。对众多受毛泽东迫害的人来说，如此的“揭露”完全是正义行为，尽管不是政府认同的正义行为。所以，正义感本身在这里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可能统一；我们更不可能把政府在公共领域认可的言论等同于正义言论。但是，为了让公众认识到正义感的局限性，为了让具有不同正义感的人能够和平共处在同一个社会，政府需要淡化公众的正义感，降低正义感对法律、对私人领域言论的冲击。而淡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政府尊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并且不干预私人领域。毕福剑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高度的正义感，恰恰是毛泽东政府过去大规模干预私人领域的后遗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府尤其应当坚持不干预，才能保护最近四十年我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取得的进步，才能抵制全面言论专制复辟的危险。

    遗憾的是，若干公权力部门公开表态要惩罚毕福剑，央视亦对毕福剑做了停职处理。和大部分电视明星一样，毕福剑在私人领域的不当言论尤其脏话被暴露在公共领域后，他便不再适合做主持人。但他不应当为其在私人领域的政治言论、为他对毛泽东的否定评价而受到惩罚，就像那些对毛泽东持百分之百肯定评价的人在1978年后和今天也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一样。否则的话，四十年来在私人领域内的社会进步就会受到阻遏，正在艰难重建的中国人在私人领域中的互相信任就会遭到破坏，我们国家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进步将无从谈起，我们国家尤其普通老百姓将会为此承受巨大的代价。我相信，这是同情和谴责毕福剑的绝大部分人也是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夜话”，2015年第9期，2015年4月15日

    我在上海的时候常常步行从家到我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同济大学。最近几个月里，在我步行必经的四平路大连路口的东北角，竖起了一个巨幅标语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二十四个大字组成的十二个词汇：“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我多次停下来，把这十二个词汇默读一遍。这十二个词汇是我懂得独立思考后对我自己、对我的祖国—-中国、对全世界的期望，现在，它竟然并且终于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12月，《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转引自新华网，2013年1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3/c_118674689.htm），因此，我的心情总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不过，由于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国家不一定认可我国提出的上述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价值观”或“中国核心价值观”。

    当然，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中至少还有一条“信神”。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心信天主、信上帝，这个人比较容易地遵循前面十二个词汇所呈现的价值观，这是因为天主希望人类和每一个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也是因为天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想到天主在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作为个人就容易抵制让我们偏离上述价值观的诱惑。同时，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我们每个人，包括国家主席、亿万富翁、残疾者、乞丐，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在教堂内的座位都是相同；而想到天主，我们内心自然就涌现出文明、和谐、诚信、公正、友善的感觉，也就自然地有了民主、法治、爱国、敬业的精神，自然地努力富强起来以荣光天主。如果大家都信主信神，每个人和整个人类就可能获得拯救，人类就可能重新进入天堂，永远生活在极乐的伊甸园。所以，假如我可以建议在“中国价值观”中增加一项的话，我建议增加的是“信神”。

    不过，我的价值观仅仅属于我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例如，我的信佛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就有一条是“向佛”。在他们看来，只有人心向佛，自身才能脱离苦海，世间才能清净无瑕，“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的外在表现。我的崇信传统儒学的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应当有“尊儒”或“仁爱”。对他们来说，有了儒家倡导的仁爱，人心才会向善，世界才能大同，“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有了实现的希望。但是，作为全部或者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作为中国人整体和他们的政府执政的价值观，不可能包涵许多个人持有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倾向：它只能是全部中国人或大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确立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关乎国家命运，人民网，2014年5月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5/c1024-24975931.html）。这类似我们在18和24两个数中选择最大公约数6。如果选更大的9或者12，我们就只能满足它们中间某一个数的约分；如果选更小的3，我们又遗漏了它们共同的约数2。中国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为了获得大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得放弃一些自己希望加入价值观的内容，我个人亦同意在中国价值观中不加入“信神”或类似内容。

    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让我激动的是，由“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十二个词汇构成的中国价值观彻底放弃了以“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价值观。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分裂为“好”、“坏”两个阶级，它们的互相斗争才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所以“斗争”是马克思价值观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毛泽东曾经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自己晚年还强调“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而且，正如毛泽东强调所说，“一万年以后也有左中右”，坏人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斗争、造反永远不可能止息，而不是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它名称的“新社会”就可以停止的。这样一种人斗人的观念曾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确实，如果我们想象社会分裂为好的“无产阶级”和坏的“资产阶级”，同时那些小资产阶级、那些农民又“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那么，“斗争”就成为那个社会的核心观念和头等任务。但“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组成中国核心价值观恰恰否定了斗争，所以，用毛泽东时期的眼光看，这一价值观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其中每一个词汇都在为“坏”阶级张目。比如富强意味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民主意味着要让坏人有发言权表决权；文明意味着对坏人的宽容；而“对资产阶级的宽容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和谐意味着在坏人面前丧失原则；自由意味着坏人可以大行其道；平等意味着好人坏人不分；公正，在好人坏人之间从没有公正可言，不是好人打倒坏人，就是坏人打倒好人；法治，对坏人如何能讲法治？法治只是坏人约束好人的工具；爱国意味着分裂全世界无产阶级，因为“工人没有祖国”；敬业意味着用日常工作来冲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诚信混淆了阶级斗争；友善则用庸俗的人情代替阶级感情。因此，这十二个词汇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词汇，在报纸杂志和日常交谈中仅仅具有负面含义。

    经过毛泽东去世后的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今天，我们中国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终于抛弃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斗争价值观，终于恢复了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曾被视为“资产阶级”专用词的词汇的原本含义，终于让它们从忌讳用词变成日常用词，我们国家也终于把这十二个代表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无论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心目中的“好”人“好”社会的观念总结出来并变成整个国家向全世界、向自己的每个公民、向自己的政府公开宣布的核心价值观。对我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政府下长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巨大转变。毫无疑问，从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正式宣布为中国的价值观，到把它们变成中国的基本事实，我们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从毛泽东政府时期的中国“斗争哲学”走到今天的中国价值观，我们也走了很长一段路，而且比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我们走过的路也许更为艰难。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知难行易”。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们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对民众需求和历史大势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才在毛泽东去世时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从一无所知的状况走到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知晓，这段路无论怎么回顾都是艰难的。今天，在孙先生去世九十年和毛泽东去世近四十年后，我们国家毕竟对民众追求和历史大势有了“知”，这个“知”就体现在我们国家新近宣布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因此，作为经历过中国最近六十年社会动乱、物质贫困、道德沦丧的一个中国人，我深深体会到现行的中国价值观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中国政府宣扬的东西的本质区别，深深体会到“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共同组成的现行中国价值观的来自不易。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长期坚持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中国人能够坚持把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作为自己言行的“基本遵循”。我坚定地相信，只要这样做了，假以时日，中国就能彻底挣脱民众的精神危机和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就能重新走上发扬光大之路，中国也就能彻底避免社会动乱和物质贫困的再现。

 

    “夜话”，2015年第8期，2015年3月31日

    我曾经研究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问题。近日有杂志让我就此写一篇1000来多字的通俗说明。不过，1000来字且通俗的要求对这个题目可能太难了，而我自己的“夜话”栏目的自由度大得多，因此我借为杂志写文章的东风，用“夜话”形式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做一些通俗的解释。不过，即使字数不限，下面的“通俗”解释亦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比如高中文化水平。

    我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的。那一年，食品快速涨价导致了通货膨胀。直觉提醒我注意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里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一方面推动食品从而农产品需求过快提高，另一方面又抑制了农产品供给的增长：两方面的互相作用造成了食品价格飞升。我于是着手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写了一篇文章“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波动”。当时刚到复旦大学任职的邓正来先生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冬季卷上。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清楚认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有度量指标才有模型，有度量指标也才有数据；而有模型和数据才有现代经济学研究。这是因为没有度量指标，模型就没有变量；没有度量指标，统计资料便不是数据而只是一片混乱的丛林。而没有模型和数据，我们最多只能停留在前科学的“文字议论”里。然而，国内外文献缺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的研究，因此，我必须自己动手。

    应当说，我的探讨走过许多弯路。2008年那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就走了弯路。一直到我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历史在当今时期的大趋势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和度量它的正确方法。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历史大趋势的认识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在这一大趋势中将逐渐减少。然而，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不适宜作为描述这一大趋势的指标，这里的原因首先是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严重不一致。例如，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中国从1992年起、在美国从1908年起才由增加而转为减少，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五口通商”、美国则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但基于人口增长因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曾长期和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并存。其次，各国和一国内各地区大小有别，因此农业劳动力数量指标很难用于国别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再次，经济学研究常常使用相对数指标，例如GDP增长率、CPI增长率等等。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无法和这些相对数放在同一类模型中加以研究。

    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相比，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农劳比）是一个更合适的度量指标。首先，农劳比的下降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基本一致。中国官方劳动统计数据自1952年始。从那时起，中国农劳比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美国的数据则指示该国农劳比从十九世纪初期便出现下降趋势。两者都远比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减少早上几十年或上百年。农劳比比农业劳动力下降更早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众所周知，农业人口生育率和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高于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劳动力的相应比率。因此，如果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应当上升而非下降。所以，若一个国家的农劳比长期下降，这个国家必然存在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其次，农劳比作为一个度量指标可以用于国别和地区比较。再次，农劳比是一个相对数，没有量纲，更切合经济分析和建立模型之需。最后，只要有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统计资料，我们很容易求得农劳比数据，并且是公认且没有歧义的农劳比数据。就我们国家为例，中国统计中的第一产业等同于农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加总即为非农业；中国统计部门并且发表失业数据。农业就业加非农业就业加失业就得到中国各年的劳动力总数。农业就业与总劳动力之比就是农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公布各自的相关数据，所以计算各国的农劳比数据亦不存在困难。

    在近几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中，世界和大部分国家的农劳比都在下降。如果说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之初，世界和各国的农劳比大体在80%左右，则到2000年前后，中国农劳比降低到50%，美国降低到2%，全世界则降低到38%。在这里，美国虽然农劳比非常低，出产的农产品却远远超过本国需求并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所以，以美国为参照，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结束时，全世界以及绝大部分个别国家的农劳比应当不超过2%。如果我们的设想合理，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用农劳比变化表述为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的过程。这样，农劳比指标以及它的上述取值能够让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历史获得一个可把握的总体图像。

    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农劳比指标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便依然停留在“前科学”的议论水平上。我们依然远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在塔顶丟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它一定落地，知道它经过了从塔顶高度到地面的距离比如100千米，甚至知道它落到地面所需要的时间比如10秒。可知道这三点并不表示人类已经建立落体运动的科学。落体运动科学要求的是人类知道石块在其从塔顶到地面的每一高度上的时间，或者在这10秒内的每一秒时的高度，或者说石块降落的具体过程，而且在丢石块之前便知道。例如，不知道石块从塔顶降落到地面的具体过程，科学家便无法告知站在塔中层窗口的人何时能够看到石块从他眼前经过。人类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层次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人类肯定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知道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把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知道比如美国为此用了200年时间，但由于我们不知道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以后的某一年的农劳比高度，不知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过程，尤其是事前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这一点同时表明，正像高度指标不足以建立落体运动科学那样，农劳比指标本身亦不足以让我们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

    为了理解落体运动过程，科学家创造了速度尤其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两个度量落体高度和时间变化的指标。这里，速度是落体在两个时点上的高度差距，加速度则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如果两个时点非常接近，它们之间的高度差距便成为瞬时速度。利用这两个指标，科学家不但获得了它们的数据，而且确定了了落体运动模型，落体运动科学亦由此建立。同样，为了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我们也需要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农劳比降速指的是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加速度指的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设想两时点间隔非常小，我们亦得到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概念。

    有了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我们便不难得到它们的数据。首先，既然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的农劳比之差，而我们已经知道农劳比在不同时点上的数据，所以农劳比降速数据容易算出。有了降速数据，求得加速度数据的工作将不会难于小学生的算术作业水准。同时，这两个指标的数据计算过程简单明白，不存在歧义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估算问题，因此，它们的数据和农劳比数据一样是标准数据。

    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虽然可以方便地用于度量和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但它们不算“通俗”。更通俗一些的概念也许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知道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上农劳比之差，农劳比又是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之比，也就是说，两个农劳比的分子差距是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差距，分母差距是两时点总劳动力数量差距。根据小学的分数知识，两时点的农劳比要能够相减，它们的分母必须相同。这一点容易办到。假如一个国家很少出现国内外的劳动力迁移，这个国家劳动力在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就取决于它在该两时点之间的自然增长率。知道劳动力在两时点的数量，我们也就知道它的增长率。把增长率代入分母，两个农劳比的分母就变成同一个时点的总劳动力。当然，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增长率代入到分子并由此得到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之差。这个差数也是农业劳动力在该两时点之间转移的数量或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分子是转移量、分母是总劳动，那么顾名思义，分数本身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里，虽然农劳比降速是农劳比在两时点之差，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在两时点之间的转移量和某一时点总劳动力之比，但是，通过简单的分数运算，我们能够把农劳比降速转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所以，农劳比降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同一指标的两种名称，它们表示的仅仅是从两个不同角度观察的同一现象。就数据而言，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还需要总劳动力增长率资料，但由于我们知道总劳动力数据，所以它的增长率数据不难求得，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数据也容易算出。当然，基于它和农劳比降速指标的同一性，它们的数据亦完全相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指标的特殊性。当我们把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代入农劳比的分子项并求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时，我们实际上把该增长率也当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更准确地说，在通过农劳比降速引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时候，我们需要假定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可是，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在一般情形下更高，所以上述假定不成立，根据上述假定得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因此也不等于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在一般情形下，基于两类劳动力增长率相等假定的转移量不会大于、而几乎肯定会小于真实转移量。我把基于上述假定的转移量称为农业劳动力基本转移量。“基本”这个限定词在这里传达的意思是该转移量不代表真实转移的全部数量，而仅仅代表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基本部分不可忽略，非基本部分往往可以忽略而不造成重要缺陷。但无论如何，基本部分又不是全体。基本转移量指标之所以有意义，第一是因为它和农劳比降速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相联系。当我们谈到一定数量的农劳比降低速度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我们也隐含地谈到特定数量的基本转移量。由于农劳比降速或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使用着基本转移量指标。第二，就现有各国的统计资料来说，农业劳动力的真实转移量是不可观察或不可知的量。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合理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统计资料中推算出真实转移量。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有时通过人口普查得到“比较真实”的转移量。但普查不常搞，研究却需要长期不间断的系统数据。所以，普查数据最多只能用做参考，而不能代替长期不间断数据。可对于真实转移量来说，长期系统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三，除了基本转移量指标外，我们确实可以用其他假定来求出各种意义上的转移量。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是总劳动力相应比率的一倍，这样计算出的转移量将大于基本转移量。可是，若张三使用“一倍”假设，李四也许会用“一点五倍”假设，王五则完全有理由主张“二倍”假设。随着转移量数据的不同，转移率数据也将不同，而且转移率不再等同于农劳比降速。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就将失去严肃性。而使用基本转移量指标将避免这样的混乱。

    为了澄清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讨论中的混乱，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之点是把农劳比降速当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当做它的派生指标。我自己过去之所以走上弯路，就是错误地把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作为基本指标。按照惯例，定义像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样的指标，研究者首先要做的确定它的分子即转移量，然后选择适当的分母，最后确定它的数据可用性以完成定义工作。但恰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定义工作中，研究者找不到真实转移量数据。我曾经采用各种假设去定义可以利用数据的转移量，并且用文献中的类似做法佐证之，但即使如此，我得到的所有转移量定义都无法说服我自己。只是在探讨了许多“不可行”之后，只是我转而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地位以后，我才发现惯例本身在这里不可行，才发现正确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应当从农劳比及其变化出发去寻找。

    最后，我用一个图展示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下面这个图的横轴是年份，纵轴是农劳比。该图有两条曲线，一条从右上方到右下方，另一条从左上方到右下方，它们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农劳比的下降过程。该图涵盖了到2010年为止中美两国具有公认数据的所有年份。显然，该图不但揭示了中美两国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而且提示我们，为了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度量指标和分析工具。当然，建立指标和锻造工具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还需要我们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学者的更多努力。

 中国和美国农劳比下降图

    图注：中国为1952-2010年的年度数据，美国为1800-1880年的逢十年份数据和1890-2010年的年度数据。

 

    “夜话”，2015年第7期，2015年3月10日

    今天中午和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目前在国内某个大学内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很关心我当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情形。在谈到当时我的同事和我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上海财大课堂时，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应当对教育部长袁贵仁批评的引入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原版教材现象负责。

    大约在2002年春季，上海财大召开研究生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会议，决定为研究生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但与会者在使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上分歧很大。当时负责学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女士也许有先知先觉，提出用梁小民先生的高级西方经济学教材。我否定她的提议，而坚决主张使用西方原版教材。部分与会教师提出若如此，他们便退出西方经济学教学队伍。我则明确认为，即使他们退出，也应当采用原版教材。会议的决议采纳了许多与会者包括我的看法。

    2003年春季学期，我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被学校任命为经济学院院长。在就职讲话中，我提出把“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n44c24.aspx），这里用的“现代经济学”和官方用语“西方经济学”的含义相同。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例如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习必须以“三高”即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为基础。而这方面的教材毫无例外地是原版教材。

    到2002年时，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已经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不过，前者局限于邹恒甫先生指导的小范围学生，后者则被经济学院排除在竞争对手之外。到2002年时，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中译本也已经很多，但国内西方经济学课程很少用它们做教材；也就是说，西方原版教材通常只被教师用作教学参考书，而且也只有少数教师真的参考它们。事实上，在上海财大全面启用西方原版教材之前，上海财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部分也是由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教师担任并使用自编教材。因此，在2002年秋季之前，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学院包括独立的经济系以及财经院校应当还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上海财经大学在全校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中全面采用原版教材应当是领“风气”之先的。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之历史”还没有公论之前，我也许可以说，我在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今天，我要说，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我愿意负责，愿意承担与此关联的责任。

    我当初主张引入课堂的西方教材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教材，具体的高级经济学教材是杰里和瑞尼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Jehle and Reny：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与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教材。西方大学经济学科应当全都开设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课程，因此该两门课程的各类教材也很多。如果说这样的原版教材中会有少数不“那么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大多数原版教材在阐述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肯定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而我当初主张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的时候，所选择的恰恰又是属于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多数教材之列。对此，我不必讳言。例如，罗宾逊夫人编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Robinson and Eatwell：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属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教材，对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学”（加引号是因为该书本身亦属于西方经济学）批评甚多。虽然该书在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我当时完全没有把它列入考虑之中。对我来说，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选择标准是：西方大多数经济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的教材。那些仅仅在少数学校使用的内容有重大差别的教材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记得在开始全面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不久的一个场合，有位博导提出许多博导都不懂这些教材的内容，所以最好不要在课堂上用。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自己也有许多地方不懂。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继续不懂下去。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位子，不需要再搞懂那些知识了；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要获得他们在世界在社会的位子需要学习和懂得那些教材上的知识。我想，如果今天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课堂，我的回答依然类似当初：想想我们孩子的未来吧。

    那么，如果不用原版教材，用国内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不是就不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了？我的回答是后者依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就拿前面提到的梁先生的教材来说，我当时否定它的理由是它的内容不是其书名声称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而我们当初决定要在研究生课程中讲授的是西方学者公认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若涉及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则梁先生的教材可能比我们引入课堂的西方原版教材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学者写作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很多，但绝大部分和梁先生的教材一样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少部分教材在讲解西方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试图对其加以批判，但批判之点却往往和“西方价值观念”毫无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比如，高先生在其书微观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该两章是西方经济学基础所在）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大部分却是对西方经济学内部争论的介绍，根本不涉及“西方价值观念”。这和物理学教材类似。大部分物理学教材只是讲授宇宙大爆炸模型。但西方物理学家关于大爆炸本身是否存在都有争论。部分物理教材介绍这样的争论并不表明它们在批评“西方物理学观念”。表面上看，高先生在那两章“结束语”中通过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批判了“西方价值观念”。但在实际上，他的批评理由仅仅是该假设不符合事实。然而，西方经济学家也都承认该假设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理论假设不符合事实既是它的弱处却更是它的强处。被官方列为不属于“西方价值观念”的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以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假设为基础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就意味着高先生所说的“不符合事实”。就此而言，以“不符合事实”为理由的批判其实也和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无关。国内还有极少西方经济学教材不是在每章结束、而是在每章内容中间插入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例如余斌先生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不过，用那本教材不如干脆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因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像余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该类课程根本就不应当也不必要开设；如果开设，即使用那本教材，学生依然会多少知道“西方价值观念”为何物，教师依然传播了“西方价值观念”。此外，余先生的许多批判也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以该书的首次批判为例。余先生写道：“所有的消费品都必须是可以无穷细分的，不仅米饭可以按粒计算，衣服也可以按一丝一缕计算，至于电冰箱的容量，也是可以按毫升来计算和购买与消费的。”（见该书第一章第一页）这里的字体区别来自原文，其中前一种字体是余先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或“西方价值观念”的表述，后一种字体是余先生的批判。假设他的上述句子中的“表述”部分正确，他的批判部分显然和批判“西方价值观念”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批判从最好的角度说也仅仅和某种研究方法论有关，而这里牵涉的方法论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该种方法论我们在马克思研究或者“东方经济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都可以见到。而在我看来，他的上述批判更类似胡搅蛮缠，反而会在教学中败坏中国教师的声誉。

    在我看来，如果不在经济学教学中“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回到三十年前毛泽东政府时期；第二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限定词“西方”，开始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时期。在表示愿意承担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课堂的责任的同时，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走上第二条道路。

 

    “夜话”，2015年第6期，2015年3月3日

    时间跑得真快，一转眼，又到了羊年春节，新的乙未羊年开始了。

    羊年春节我得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礼物：天文望远镜。妻子经由网络订的货，送到家了我才知道。原来她听说我参加过天文爱好者活动，便记在心上而借此机会送了一架望远镜给我。

    今天春节，我把这架型号为Celestron Astromaster的天文望远镜装配好。可惜天公不作美，厚厚的云层把群星遮蔽得天衣无缝，再好的望远镜亦无济于事。不过，羊年春节和天文望远镜结合在一起，倒勾起我对自己参加天文小组活动的回忆。

    五十年前的1965年，我考入南京九中，分配在初一（2）班。入校没有多长时间，大约在十月上旬或中旬，南京市少年之家成立天文小组并在市内几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中招收天文爱好者。初中天文知识是在“地理”课中讲授的；刘默然先生那时是我们班级的地理教师。他通知并鼓励我们大家报名。我报名并接着参加了一个大约20分钟左右的临时书面考试。我对自己初一年级情形记忆极少，对课程考试状况更是毫无记忆，但对那次考试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考得不好，自觉羞愧，但后来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录取通知。更重要的是，好像从那次考试以后，我又经历过若干次感觉糟糕的考试，但全都和那些天文知识考试一样侥幸地过关了。

    在我的记忆中，南京市少年之家虽然有很多少年甚至青年的兴趣小组，但1965年才第一次组织少年天文小组。以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为标志，南京当时是国内天文观测和天文学研究最强的城市。感谢南京的天文学者和少年工作者想到中国未来的天文学发展并建立起这个少年天文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只有十几个人，除我以外好像还有一位九中学生。小组至迟从十一月初的某个周末开始活动。南大天文系派了一位高年级学生当我们的辅导员，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他非常亲切也非常博学，对天上的星星几乎无所不知。我们一开始上了几次课，他给我们讲解了天文知识，比如天赤道、天黄道之类概念，都非常抽象。记得他还指导我们做一种月相仪，把一个纸板圆盘夹在两层纸板之间，转动圆盘便可以知道一个月中某一天的月相和几种星相。记忆中最清楚的是在冬天的晚上，天文小组在南京一中的大操场上观察星星。那时的南京还没有多少高楼大夏，尤其是位于城南市民区的一中周围好像三层楼以上的房子都不多，更谈不上彩色的霓虹灯。站在一中的大操场上，远处只有零星的晦暗灯光，天空特别清澈，星星特别明亮。辅导员拿着一个大手电筒，在清澈宁静的夜空中，电筒光像一条通体透明的白色圆柱射向空中。辅导员用电筒光指向某颗星或星座并告诉我们这些星和星座的名称和性质，比如金星、木星、天狼星、大熊星座等等。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都非常羡慕他的那个大手电筒，那道射向遥远天空的光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了点点繁星留下的印象。在那个普遍贫困甚至饥饿的时代，尽管各个家庭经济条件不同，但没有任何家庭能够买得起那样的大电筒。实际上，在冬夜的寒风中，从辅导员到我们学生，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祅和粗笨的棉鞋，闪烁着蓝光的星星更令寒意刺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断言宇宙天际的神秘是不是让年少的我们在寒风中依然兴趣盎然，也许有时是有时不是吧。

    我们天文小组的活动大约持续到翌年四、五月份。我不记得最后一次聚会观星的情形了。但辅导员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得到通知、也不相信那是最后一次活动。我也记不清学校在那个春季学期是不是举行了期末考试，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批判“三家村”和批斗“牛鬼蛇神”阶段在1966年上半年已经展开。无论如何，从1966年中期开始，我们天文小组成员就没有再聚会过。我自己因为在“文革”中读“马恩列斯毛”著作而把兴趣转换到社会科学，也再没有涉及天文学领域。也许，没有“文革”，我可能更多地攻读数理化，甚至可能依托少年天文小组的锻炼而在成人后学习和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文革”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文革”后我虽然有幸拾回了大学教育，但我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已经不可扭回。对于天文学，我只能在闲暇时看看科普读物而已。

    其实，在我们天文小组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它的短暂命运就被掌控普通老百姓命运的“领导人”确定了。“文革”起动的重要标志即姚文元针对吴晗的大批判文章便是在1965年十一月发表的，毛泽东江青夫妇打倒刘少奇的暗斗亦就此而进入你死我活的明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无辜青少年的命运也就被残酷地裹挟入上层争夺之中。五十年前，当辅导员细心地为我们这些毫无古文知识的少年讲解北斗七星形状的时候，但父母深夜等着我们回家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能够对照星图辨认星星而兴奋的时候，我们和其他许许多多普通人完全想不到在我们“深深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正发生着殊死的争斗，完全想不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会因此而被扭曲甚至结束。因此，在乙未羊年的春节，在我参加天文小组五十年后才得到的这架天文望远镜前面，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现在的中国孩子不再因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争斗而失去学习科学、健康成长的机会，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再因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扭曲。

    谨以此文悼念在“文革”中含冤自杀的刘默然先生，并以此文纪念一九六五年的南京市少年之家天文活动小组。

 

    “夜话”，2015年第5期，2015年1月19日初稿，1月22日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