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兆瑞老师走了，而他才65岁，才在他发热发光的最高点。
据说参加他追悼会的人很多，会场内外的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南京的报纸还有专文悼念他的去世。
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不过，即使我参加了，我也应当写点文字送他，这不但因为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而且也是因为最近我两次有愧于他。第一次是2003年和他同在南京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主办方执意要我主持会议，我推让再三后只好从命，但心底明白自己对老师没有尽到学生之礼。第二次是我在2006年写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储老师，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世界上还有其他想法。当然，我控诉的是那个时代，那个七亿中国人只知道一种想法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用储老师为例，是应当向他道歉的。
储老师是我在南京九中读书时的初一（2）班班主任。由于我在中学的上课时间不足一年，所以他也是我在中学唯一的班主任。中学是塑造人的最重要阶段。我自己就是在中学成型的。在那里，除了比我年长的中学同学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储老师了。
我是和储老师同年成为九中人的：他在大学毕业并参加了一年社教（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于1965年被分配到九中工作，而我在那一年从小学升入九中并分到学习俄语的初一（2）班。作为年轻教师，他在执教俄语课的时候同时担任初一（2）班的班主任。就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到中学任教那样，他仅仅比我们大10岁。可和现在非常不同的是，那个年头大学生是不许恋爱的；即使毕业工作了，23岁也太“年轻”而不应当恋爱；他又住在学校宿舍里：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和我们在一起。除了上课，像打球、唱歌这样的活动他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是孩子，而他就是个大孩子。唱歌总是他领唱、打拍子；打球他和我们一样调皮。他的最大特点是热情，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情。当时他又是那样的年轻和朝气勃勃，加上他的高个头、宽脸庞、壮身材，和每时每刻充满阳光的笑脸、使他具备了对学生的强大感染力。我的小学老师和班主任不是中老年就是女性甚至老年女性，因此到中学突然接触到充满活力的年轻男性班主任，立即受到他的影响。我想，我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爱，和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储老师的热情决定了他的一生。他的热情造成的第一桩事件是九中文革史中的大事。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九中也开始揪斗教师中的牛鬼蛇神，教我们班语文的郁瘦梅老师就于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每个学生都努力回忆他在课堂上讲过的话，找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蛛丝马迹，写作文批判他的反动言论。我那时担任班级的地理课代表，执教这门课的刘默然老师平时寡言少语，却也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刘老师不堪折磨而在文革中自杀了）。接着，《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三个人。据说他们常常写文章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讽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于是九中也推出了九中的三家村，由程元三、冯亦同、徐婉芬（徐老师亦不堪折磨而自杀了）三位年轻老师组成，说他们如党中央揪出的三家村那样，也经常嘲讽社会主义。一时间，学校二号楼面向大操场的外墙上，批判九中三家村的大字报覆盖了批判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九中是南京的重点中学，学生、教师平时都彬彬有礼。可那个时候，大字报对三位老师的谩骂语言之恶毒，远远超过了我们如今在网络上看到的程度。就在这个阶段，储老师一鸣惊人，和孙中一老师写出一张大字报《致九中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九中三家村”一说提出异议，希望九中共产党员紧跟毛泽东伟大部署，把“走资派”作为斗争对象。这是继黄述林等学生对“九中三家村”提出异议后，九中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教师和学生不同，在单位专制的学校里，他们的地位远远低于学生。当时的单位专制不亚于今天，所以不可能容忍教师的独立声音，校领导立即组织反击并把矛头对准了储兆瑞。有一天，我一进学校就发现校园里贴满了批判 “九中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九中的赫鲁晓夫”储兆瑞的大字报（那年5月毛泽东刚刚提出要提防隐藏在中央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学校开大会小会斗争储兆瑞，可储兆瑞竟不肯低头。我们初一（2）班无疑是受储兆瑞“毒害”最严重的班级。不过，那时初一、初二的同学因为年龄小不需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放假回家了，所以没有被组织起来回忆与批判储兆瑞的反动言论，否则我今天还应当为此向储老师道歉（但我想在这里向郁瘦梅老师道歉）。然而，毕竟小学生也应当保卫毛泽东，况且班主任就是九中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上学校也才有可玩的地方，因此我们班有少数同学继续天天“上学”，后来并以韩顺兴、仲陶宝为主成立了名为“0912”的战斗队。不过，无论如何，储老师在我们的感觉中是阳光灿烂的人，我们很难把他与大坏蛋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所以0912是倾向储兆瑞的。
可“君心难测”。好像只有一个月左右吧，风向变了，竟然当真要斗争当权派了，教育局突然把九中校长李广琦定为九中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教师和学生批判斗争李广琦。当时学校的官还不多，九中能算上共产党内当权者的仅仅是党支部书记严文藩、校长李广琦和副校长许光。他们年龄大，言论多，找出他们几句“疑似”（或者用当时的标准词汇“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太容易了。因此不但李广琦，而且其他两位当权者的“反动言论”也很快被揭发出来了。十几岁雪一样洁白的学生和二十几岁同样洁白的青年教师一起，以誓死保卫毛泽东的革命热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批判这些当权派的斗争。记得在一次集会上，一位高中同学在揭发严文藩、李广琦反动言论之后，激动的无法抑制，喊出了“打倒九中的走资派严文藩、李广琦和许光”的口号，当时真是群情激昂，每个人都充满了对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都恨不得立即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人民日报》的标准用语）
这样，储兆瑞一下子从“赫鲁晓夫似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动摇党领导的现行反革命”变成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学生的每次集会，总少不了请他讲话，而他也总是慷慨激昂，就像革命的一团火发挥出巨大的感染力。不过，接着而来的是革命大串连，同学们都奔向北京朝圣毛泽东，学校反而冷清了。我在北京串连时得了冻疮，回到南京后溃疡益发严重，等我到1967年天暖后再去九中，九中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完全变了样：更激进更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取代教师主导了学校的运动，后期的领袖又取代了早期的领袖；学校的领导权已经被造反的学生从走资派那里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但革命学生却分裂成两派，开始了所谓内战。这场内战一直延续到他们1968年离开学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许多人今天最好的中学同学依然是当年一条战壕内的造反派战友（这不但是当年的标准用语，而且与事实也相差不远：当时的二号楼就被“红卫兵八一八兵团”如战壕一样装备起来，而另一派红卫兵“新红联”确实曾经攻打过这座楼）。那时的储兆瑞好像退居了二线，学生已经不请他讲话了，他组织的战斗队也取了一个缺少战斗色彩的名称“毛泽东思想学会”，他的班级学生组成的0912战斗队亦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967年初，他是最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把九中大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可他没有去夺权。是不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今天我想，大概他真的缺乏权力意识，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一点也许既造成了他后来十几年受迫害的悲剧，也把他一生与权力隔绝开来。不过，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他后来走上自己的道路，并且吸引了那么多人自发地参加他的追悼会。
1968年，革命学生离开了学校，其中绝大部分去了农村。九中本身也因为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而迁去农村并改了校名。从那时到现在的近40年里，我和储老师只是偶然见过几次面。不过，由于他的“九中赫鲁晓夫”名气，同学相聚时仍然会谈到他。听说他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据说毛泽东讲过五一六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危险），听说他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听说他后来调到了与南京交通比较方便的某个不知名的郊区学校。邓小平掌权后，大学恢复了招生，听说他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社科院工作，接着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的电视台主讲恋爱、婚姻和性的深夜节目，再后来就是在2003年那次答辩会上见到久违的他。
2003年的他已经61岁了。可是，他同当年做我的班主任时候一样，热情洋溢，充满阳光，侃侃而谈并毫无疲倦之色。他的热情也许让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死。他的热情又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凭借自己的外语优势挣脱了梦魇般的中学工作。最后，他的热情还让他找到了性心理学领域。他的特点是热情。热情的人总是终生地追求。而人一生追求的事情不外乎两件：第一是相配的配偶，第二是乐在其中的工作。他到五十多岁终于找到了自己乐在其中的工作，就是性心理咨询。那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是江苏省第一个获得心理咨询师执照的人。在这个领域，他写了很多文字；可最重要的是，他把因失恋而痛不欲生的人救回人世，他向粗识文字的士兵与民众深入浅出地说明性的道理，他向吸毒者讲解人应当具有的正常心理。他不是深入思考的人，他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他的外向的热情阻止他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比我多受的十年专制教育亦限制了他思考的深度。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更需要的也许不是深入思考的人，而是乐于从现成的理论中选择出自己喜欢的理论并积极普及的人。储老师就属于今日中国最需要的这种人。他热情主动，他喜欢交际，他能言善辩，他亲和耐心，他知识广泛，最后，他身材标致。因此，他做大众性咨询、宣传工作是再适当不过的了。可他的热情和不安分守己，使他无法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到听众不敢提问的政治宣传上，也无法循规蹈矩地做一个中学教师或者做一个其实谈不上研究的“研究员”。如果非让他遵命办事，如果非得用单位专制束缚他，他会和失恋者一样痛不欲生。对失恋者人们还能安慰，对他，人们只能劝之低头。他追求，他碰壁，他受迫害受打击，他也发誓低头做人，可过后他依然在追求，就像那些幻想爱情的失恋者无论多么痛苦，依然会一次次追求爱情那样，因为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
储老师是幸运的。他最后找到了让自己倾注热情的工作，不需要权力却又能发挥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他在当我的班主任的时候，还不敢想象世界上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竟然还可能有其他思想，因此也只能向我施加专制的教育，那么，他后来的心理学知识普及工作，就向许许多多听众展示了他们完全不习惯的许多新思想，吸引他自己也因为他而为许多人所知的新思想。大众欢迎他的工作，专制权力容忍他的工作，同时，中华民族要造就独立品格的个人也需要他的工作。可惜他太投入了，没有顾虑到自己的身体，在最有热情干事的时候却倒下了。但我想，他宁愿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过劳而去，也不愿意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低声下气。1978年以前的十几年里，储老师只能呆在先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帽子、后定他为反革命的同一所中学里（虽然校名改过），连跳槽也是不敢想的白日梦。毛泽东绝对专制的结束终于让像他这样有热情的人获得了多少舒展一下手脚的空间：农民能到城里打工了，城市人能跳槽了，一个人能够在单位之外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了（因此也才有了我们这些网民）。今天，一个人只要有热情，只要追求，他就可能摆脱最让他窝囊的那个单位专制了。储老师曾经两次试图冲破单位专制。但在毛泽东时期，他的第一次努力虽然暂时成功了，可接着就受到国家专制（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与单位专制（把他选出来做“五一六分子”，就像把李广琦选出来做走资派那样）双管齐下的更残酷的迫害。第二次他终于成功了，他直接面向社会并且获得了广泛反响，大众给了他回报，他的人生有了不依权力而转移的自我价值。我相信，储兆瑞老师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骄傲的。作为他早年的学生，我想他成功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他被罩在其中的国家专制已经削弱，是他及时抓住了考研的机会更抓住了直接诉诸大众的机会，是他对性心理的通俗讲解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是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热情。
谨以此文同时纪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刘默然老师和徐婉芬老师，他们都和我谈过话。
亦以此文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郁瘦梅老师、刘默然老师、徐婉芬老师、程元三老师、冯亦同老师、李广琦老师、许光老师、严文藩老师以及九中其他老师的“批判”向他们每一位表示深刻的忏悔和深切的道歉！他们应当都已经去世，可他们也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夜话”2007年第18期， 2007年10月30日
（注1：本文最后一段是重新发布时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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