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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7年第11期 |
2007年6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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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邹恒甫扼腕 邹恒甫和张维迎都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国内办学，普及与提高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水平，其功当有公论。张维迎在国内企业改革问题上观点鲜明，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无论成功与否、评价如何，就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言而论，张维迎自有其地位。邹恒甫与张维迎又都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那里的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改革曾得力于两人。我与邹恒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与张维迎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看法差异很大，但我尊重这两位国内难以多得的学者。我也曾耳闻他们的矛盾。尤其邹恒甫口无遮挡，常评论国内经济学界名人包括张维迎，贬远多于褒。按国内惯例这是对被评者的大不敬，但由于他一扫国内官话评人必褒的庸俗风气，却也令大众耳目一新。 然而，邹恒甫近日公开发表的致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走得过远，不仅无助于驱逐庸俗风气，反会助长庸俗风气。邹恒甫信的起因，是作为光华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解除了邹在光华学院的职位。作为局外人，我不知道光华学院的教授聘任和解聘制度，不明了光华学院解聘邹恒甫是否合乎程序，不清楚邹恒甫是否在光华学院甚而北大内部提出了申诉。邹恒甫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本来应当告诉部长从而也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并特别说明自己的解职如何地不符合程序或者——如果符合现有程序的话——现有程序是如何地不合理不合法，以及自己的申辩请求在光华学院与北大如何地受到冷遇，以至于只好向教育部申诉。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没有读到这样的内容！ 假如邹恒甫真的在光华学院受到了不符合程序或者符合程序但程序规则是“恶法”的冤屈，邹恒甫做的应当是申诉程序或申诉正义，通过自己的冤屈揭示出光华学院无程序或“恶法”的荒唐，从而要求建立程序与正当规则并依法治院，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平反自己的冤屈。在全世界，程序和正当规则的建立，最初几乎都是因为个别人的冤屈清楚地暴露了原有状态的黑暗面，才使新程序与规则的建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中国遣返规则的改变就是因为孙志刚因之而死，让公众无法继续忍受原有规则。当然，在从上到下层层专制的中国更多出现的是被冤屈者躲到一边默默地舔去自己伤口的血。可邹恒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现在依然在美国有职位，因此第一他应当明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明白美国大学内部权力制衡与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他应当有底气反抗他遭受的单位专制（如果光华学院也是单位专制的话）；第三他应当清楚他反抗的方向是彻底消除单位专制，在光华学院建立新的管理制度，而不是仅仅为自己伸冤。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也没有读到这样的字句！ 相反，我在邹恒甫信中读到的是张维迎人格的道义批评。我不了解张维迎的人格。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平反“冤屈”，邹恒甫需要的不是道义诉求，而是民主与法治；是消除单位专制，而不是换一个好人来专制。张维迎是不是好人并不重要。比如，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希望自己担任院长，都有权力为自己的当选拉票。在中国，敢于表示自己要当院长、校长、省长、总理并为此拉票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现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开始了差额选举，差额必然导致拉票。所以，我们实在不必把拉票视为坏人做的坏事。同样，我们也不应当注重某个“长”是否好人，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某个“长”是否依法办事以及法律规则的质量。以好人自居的人，被大众认为是好人的人，所干的坏事常常超过坏人干的坏事。世界上最严重的坏事差不多都是在好人专制下干的，因为好人更容易丧失敬畏之感，公众也更认为无需用法治约束好人。邹恒甫在民主国家待了二十几年，明白中国和美国大学教授管理制度的“天壤之别”（邹恒甫信中用词），他也应当理解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彻底抛弃了中国儒家的“好人专制”观念，应当明白制度建设是保护每一个人同时也是保护他本人的最有效方式。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中亦没有读到这样的意思！ 将近两年前，我就邹恒甫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的变故写过一篇短文《邹恒甫应当说话》（www.hujingbei.net/shuangzhouiyehua/ Yehua2005No06.doc）。在那里，我曾经说：“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可邹恒甫近日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却令我现在便扼腕长叹，并为他写下这第二篇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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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经济学直觉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夜话”2007年第2期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年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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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孙经纬
“夜话”2007年第6期 2007年3月20日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2003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篇。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II课程，用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切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在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夜话”2006年第15期 2006年8月10日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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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提出其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很难。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吧。
1． 严肃的学术态度。不要想过得去行了，不要想别人还不如自己，不要想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一定要想到，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应当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经得起一些锤打。
2． 读名篇名著。质量平平的文章读多了，只会让自己堕落，因为自己有意识无意识地会把它们当参照系。所以，读名著、名篇。读多了，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受到熏陶，会把它们当参照系，对自己的要求包括逻辑思维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3． 理出名篇名著的逻辑体系。比如，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里，它们提出问题和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可能和逻辑关系不太大，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由于它们是名篇、名著，即使它们同样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它们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强的、顺的，其中的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辨别出来的。通过整理出名著、名篇逻辑体系的方式，熟悉经济学大家的思路，也就等于熟悉了逻辑，训练了自己的逻辑能力。
如果整理不出那些名著（包括名篇）的逻辑思路，那么首先找自己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自己还没有理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思考慎密。一是为了理解那些大家，二是也可能发现大家的逻辑问题。
4. 从名著出发继续推论。把名著逻辑理清楚后，顺其逻辑继续推理。重要的理论，创建者都是提出了“内核”。我们可以假设内核成立，即这个理论的基本命题成立，然后从它出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当然这大都属于“外围”的结论。可是，它也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同时也是训练我们思维逻辑的工作。我自己年轻时研究马克思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从马克思出发向外推论，把注意力放在推论的逻辑上，而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工作首先遇到的出发点或研究角度的问题。
5． 思考要彻底。思考一彻底，你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那里出发，你就容易展开逻辑思路，逻辑过程就很清晰。如果不彻底，下面的逻辑就无法顺清。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吧。这一点，也是要提醒自己的，一直到自己无意识地就能够彻底地思考问题为止（就像足球先生无意识一抬脚就能够射出漂亮进球那样）。
6． 培养做人要彻底的人生态度。要达到思考的彻底，首先是自己做人要彻底。男子汉大丈夫（指的是一种做人风范，而非男女之别），敢说敢当，敢吃苦敢投入。思考是件辛苦的事情。即使一个人有思考的乐趣，他常常也必须承担思考的辛苦。其次，思考能否出成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思考的投入风险非常大：往往我们得不到明确的产出。再次，在中国目前学术尚不自由的环境下，思考即使出了成果，也有无法发表的问题。有位研究生对我说过，有些问题即使思考出来也不能够发表，那么思考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我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决定公开发表时，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他们迟迟难以决定，让我等。我提出不为难他们，撤回。其实，如果中国不改革，我的文章在中国永远发不出来，因为仅仅那句“作者的话”，就通不过“审查”。但我没有畏惧这些，自己把理论搞清楚、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你吧，比我同年龄时不知多读了多少书。我的感觉，一些同学的问题是思考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既和他们没有把学术当成生命，当成人生来看，也和他们对人生本身的看法便不彻底有关。
7． 思考问题的纯粹状态，如果单纯就学术问题上谈，那么，思考的彻底就是思考到问题的纯粹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思考到均衡状态。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由此出发，逻辑就容易展开，思路就顺。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设想出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
8． 训练想象力。均衡不是实践，均衡是想象的产物。就像在中学学物理学，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因为实验室永远不可能做到无摩擦。所以，物体在理想状态下运动是种想象。对一个问题，训练自己想象它的理想状态，然后从理想到现实，你就会有逻辑。如果不能够想象理想状态，逻辑就永远顺不起来。就我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生产和消费如何区分，分不出来，逻辑就顺不下去。当我后来想象出一种干脆利落的简单状态“生产是人的劳动物化，消费是劳动产品人化”后，我知道自己思路通了。其实，均衡或者理想状态是简单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敢把世界或者生活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是担心自己漏了什么。在中国经济研究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很难把中国问题一般化。在训练想象力方面上，自然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你不妨读读自然科学史和那些大家的回忆录。
9． 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我们应当把自己置于始终的学习过程，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当成某种练习，从而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这里的批判态度，在实践上也就是详细检查自己思维是否逻辑严密的态度。
10．写出通顺、流畅的文字。一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从一句话、一段文字突然跳到没有直接关联的另一句话、另一段文字。粗看上去是文字不通顺、不流畅，实际上很多是缺乏逻辑、思路不顺造成的。经济学仍然大量需要文字语言。如果你注意文字的通顺、流畅，在大部分情形下，你就同时注意到了文章的逻辑。
11．参加辩论和讨论。我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短文强调了数学对增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现在许多院校经济学专业开了大量数学课。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不自觉地把数学的严格思维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而仅仅把数学当成经济学的工具或者语言，那么，数学学习的作用也不会很大。至于把数学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负担的同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必提及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逻辑能力决不仅仅是经济学方程、模型运算推导的严密。严格地说，那不是经济学学者的工作，而是数学学者的事情。经济学所需要的逻辑，是对经济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是对经济关系的严格和有序把握，以及在必要时把这样的把握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对此，主要限于推导、解题的数学训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圈子里所说的“tell a story”（讲故事），就是为数学推论找出经验背景。而对经验背景的把握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梳理经济关系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重视自己的数理逻辑能力，而且特别应当重视自己的一般思辩能力。提高思辩能力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参加辩论和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和讨论。不要顾忌讨论环境的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坦然，一切为了搞清问题、理清思路，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和别人的思路。任何辩论和讨论的意义都在于批评。没有批评，辩论、讨论便没有价值。在讨论中，承认对方的并希望对方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有合理性，以便把讨论集中在逻辑有无破绽上。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只是和你共勉，并且希望你和其他网友多提意见。
附：libby1120 的信 (2006-8-6 16:19:01) 请教：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胡老师，您好！
看了您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一文，很有共鸣！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虽一路经济学专业学过来，可一直未受逻辑思维这方面训练。现在刚读到博士，感觉自己是经济学思想上贫瘠（不及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同学思想深刻），且数学工具掌握得平平（远不如学过数学分析的和数理专业的同学逻辑性强）。
我很想努力提高，可也有些迷茫！请您指点！谢谢！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夜话”2006年第19期 2006年11月15日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希望和我交流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所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基本上都是以2050年为一个里程碑。在2050年以前，可以积极发展非公制经济。到205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认为那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转变条件。对于2050年以后是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看到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政策，我自己认为到2050年会不会又重新回到1953至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改造的形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到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要被消灭。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生产社会化是本质要求.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真诚讨论态度让我感动。任何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否则思想就无从争鸣、理论就无从前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想法。我不同意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可是，在支持他转变想法的同时，我同样支持他坚持和扩展他的想法。思想是平等的。不管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是否与官方观点一致，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是否与我的或者其它任何人的观点一致，他都和官方、和马克思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拥有同等的权利表达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2050年以后”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忌讳的问题。然而，经历过最近五十多年尤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成年人，有几个人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敢于面对未来的是年轻人。未来属于年轻人。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到2050年时应当是60来岁，正是担任中国和世界领导人的年龄。因此，年轻人必须而且应当考虑和讨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样，中国才有方向，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才可能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我不同意这位年轻人的想法。首先，他对2050年中国经济制度的考虑建立在马克思的著名断言“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都背熟了这个断言，从而形成了对公有制的“自然”好感。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个断言至少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希望它成立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有艰苦的思维工作要做。我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一回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前者到后者是否存在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还是一种断言，而非逻辑论证。几百年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问题是，第一，假如承认马克思的观点，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多高，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成为必然？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有个小于100％的上限，因为总有一部分生产是为了生产者个体或生产者组织自己或者当地使用而生产的？如果有上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所要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高于这个极限。第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即使能够达到100％，它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链条如何建立？第四，如何排除高度社会大生产也能够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逻辑可能性？比如，微软公司为全世界生产视窗软件，它是否就必须（不仅仅是应当）由全世界人民所有呢？或者，我们也许能够设想一种经济状态，全世界每个企业都是私有的，都为了自己的利润目的而生产，却又都把全世界人民作为顾客而生产。这是一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证明这种状态的不可能性。可是，我没有看到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哪个人做出过类似证明。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种状态会发生经济危机。可是，一种全世界的公有制，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读到类似的论证。因此，在我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是一种信念。信念可以启发思路，个人实践它是个人的自由，但用它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实践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需要逻辑。我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年轻朋友的专业和化学有关。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个化学家有权利至死坚信某种化合物存在的必然性，但他必须通过逻辑设想出生成这种化合物的可能过程，他才可以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化学实验。
其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的社会化是全世界的，而非一个国家的。因此，马克思“本质上”否定了一个国家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斯大林。他的理由是他的苏联已经在一国内实现了公有制。当时的苏联没有人敢反驳斯大林，他的论证自然成立了。马克思理论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的年轻朋友谈的是马克思，我们的讨论先假定马克思是正确的。如果假定斯大林是正确的，我们则需要从另一个出发点开始讨论。
再次，根据马克思理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同时是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本人甚至用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描述那种社会。确实，没有个人自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政治权势者所有制的美丽面纱。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比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令人厌恶。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的制度。一个人首先必须在心理上达到内在自由，他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个从内心就对权势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满怀恐惧的人，不具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格。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一个看着权势者眼色生产的人，也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即使生产的社会化可能（注意，不一定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没有人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也肯定不会出现。其实，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如何使用生产资料的决定，可以要求改换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担心任何迫害，否则的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无从谈起。可是，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相容，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因此，根据我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2050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2050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205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中国的生产社会化即使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建立不了公有制，因为普通中国人要改变“伴官如伴虎”的恐惧心理，需要的时间更长得多；第三，如果中国在2050年或者以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公有制，那一定是政治权势者的所有制。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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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期 2006年4月24日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夜话”2006年第21期 2006年12月18日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各位长辈、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家父九十大寿、庆贺家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我代表兄弟姐妹，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家父如今已步入九十高龄。九十年沧桑巨变，九十载风云际会，家父既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又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我们的家族尊师重教，历代出了许多举人、进士。家父自小聪颖好学。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后，家父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中央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定居南京。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早期，家父不但把家族从乡村带入城市，也把家族从传统带入现代文明，为后辈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父亲和、乐观、有主见。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负责起当时最为艰难的学校消费合作社工作。进了大学以后，他又在自由竞选中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渴望建设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但他刚过而立之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他亦失去机会，甚至50多岁时还得到农村务农维生。尽管如此，家父始终保持平静、开朗的心情，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和社会。60花甲过后，邓小平主持的拨乱反正为家父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家父由衷地拥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多次组织海内外校友聚会，为祖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尽力。
家父对子女要求严格。他教育我们坦诚为人，认真行事。他要求我们热爱知识，求学不倦。正是在家父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最艰难、最不重视知识的时期，都不忘记学习，不离书本。更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孙辈们正在把这种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
家父、家母最为家族所称道的是对感情的忠贞不贰。早在少年时，家父母就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主定亲。后来家父出外救亡求学，整整八年与故乡失去联系。家母在家苦守八年。家父的才华使他不乏女性朋友，家母的美丽更让提亲者接踵而来。但他们谨守儒家之训，不疑不惧，互相等待，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两人团聚，终成眷属。从那以后，无论在兵荒马乱的艰苦阶段、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不公年头，父母亲都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同撑起家庭，共同抚养教育我们子女，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今天，在恭贺家父九十大寿、家父母六十婚庆的大喜时候，作为子女，我们无比感谢亲爱的父母亲，最衷心地祝愿父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谢谢大家！
请爸爸多带孩子
“夜话”2006年第11期 2006年5月20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夜话”2007年第1期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 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http://www.e-duzhe.com/bbs/ dispbbs.asp? 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1992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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