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岱孙先生

“夜话”2007年第15                              2007827

 

追忆陈岱孙先生

 

      十年前的八月份,我在回国的飞机上,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纪念陈岱孙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岱老已驾鹤西去。本来准备回国后拜访他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当时便欲写点文字,可光阴荏苒,十年一梦,看到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才似梦醒,坐下来完成宿愿。

      第一次拜访岱老是二十五年前。19822月份,我到北京大学读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还没设立西方经济学专业,而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向。岱老是该专业领衔导师。一天晚饭后我随斯栋、善利诸兄拜访了岱老。第一次的印象不深,只觉得岱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是我从未见过的。后来我与岱老接触多了一些。一是由于当时刚成立的研究生会委托我与王玮兄(王兄竟英年早逝,惜乎!)、步克兄等编辑《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我们在文科各系聘请一些教授做顾问,经济系聘的是岱老。为此,我多次去过岱老家。自己投到该文集的拙稿《略论服务业资本》也由岱老审阅。记得好几次在岱老的小平房里向他请教。有一次请教马歇尔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又一次他提出我的文章中用的煤矿工人洗浴的例子不妥。二是由于岱老不顾八十多岁高龄,坚持为我们开课。他讲课内容就是他当时出版不久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我听课一贯不认真。有次斯栋兄发现该书中一个小错,岱老在课堂表扬了他,我很敬佩,可难改积习。岱老每次提前到教室,上课时依旧腰板挺直,温文尔雅,一字一句,思路极其清楚,当时的我,好像上课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感受岱老的风范。我读过书上描写的高贵典雅,见到岱老,我才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它。据说岱老年轻时就是翩翩君子,我生而晚也,未能睹其风采。可岱老过了八十高龄依旧神情怡然,坐如弓、立如松,矜持而典雅,温和而高贵。在北大我曾有幸接触若干名教授如尚健在的季羡林先生等,若论及贵族风范、名士气度,岱老当夺头筹。几个月前我在写《追求高贵》时,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映现出岱老的形象。也许,只有出身书香世家、家教严格、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折磨同时又终生保持追求的人,才能到达他的境界。

       不过,与十年前不同,今天提笔追忆岱老,我的头脑总是缠着一个问题:“岱老相信马克思主义吗?”在抵制刘国光的“独尊马学”观点时,有网友把岱老1985年那篇主张“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发到我的个人主页。岱老的文章为中国在大学里引入现代经济学课程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后者是刘国光们当时就反对的。可岱老的文章又为“独尊马学”留下了余地。那么,那篇文章是岱老的真实观点,还是岱老为引入现代经济学的“曲笔”?我的感觉是前者:他的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做曲笔之事。在岱老那一代学者里面,1949年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在少数。冯友兰、朱光潜等人都相信了马克思主义。邹恒甫曾感叹共产党竟然把岱老这位哈佛博士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即使哈佛教授,也有非常同情甚至可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岱老是如何转变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呢?他自己简短的回忆录对此只字未提。岱老一生时间,1949年前后各为一半。可他写于1982年的《往事偶记》,记得却全是1949年前的事情。难道1949年以后的事情,岱老就没有可记可书的?如果岱老的回忆录写于1955年(其时他已经经过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或者1975年,他会不会反过来用大部分篇幅记录自己的转变或者自己1949年后的经历呢?这些问题对后人来说只能是迷了。可岱老不记,却又是他矜持高贵的表现:把自己的痛藏在自己心里,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说长道短。

       岱老生于1900年,卒于1997年,他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今天我们刚刚离开二十世纪,我们的心灵留下了二十世纪的深刻烙印,所以,我们很难平静地对待二十世纪。可是,要了解岱老的转变,我们又不能离开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因为中国命运始终是岱老心之所系。18岁时,深受儒家教育但不谙世事的他因亲眼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公园告示而受到刻骨铭心的冲击。救国从此成了他的生命动力。如今人们在考证上海黄浦公园前究竟是否有过那块侮辱国人的告示。但真相或虚构在这里没有作用,有作用的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它的心理感受。例如,至少在他27岁回国之后,这张即使原先存在过的告示也被撤下了;可在他的感觉里,它依旧存在,直到1949年才消失,因为在他的感觉里,1949年之前中国始终积贫积弱,外不能防止侵略,内不能消弭混乱。而1949年之后中国外无入侵之敌,内有大好形势。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打败了美帝“侵略”阴谋,全国人民一条心建设美好祖国。这样一种形势,不能不让岱老那一代以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激动,不能不让他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更加重要的是,只许服从、不许争论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不许参加者沉默。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不表态,别人便天天上门动员你,就象还没有节育的家庭在十多年前天天有人上门动员那样。而岱老的气质决定了他无法说假话。本来,岱老可能成为一位非常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时又不需要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明确到不是相信就是反对的地步。在生活中,在学问上,我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不需要采取不相信就反对的二者择一态度。我自己讲授“西方经济学”,是因为我认为它比其他经济学说更有说服力,而不因为我相信只有它是真理、更不因为我反对其他经济学说。可是,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里,一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或相信或反对的立场。这种“明确”是极其残酷的。多少人在这里第一次说了假话!心灵高贵的岱老不会说假话,因此,在被迫明确自己看法的情形下,他明确地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场运动中说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因此更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等虽然并不违心、但也只有在思想钳制下才可以理解的话语。可是,对于一位痛感国家(即政府)积弱而又深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也许一个强大到不许人批评的政府亦是可以接受的。

       1949年后为新政府所鼓舞的中国人想不到反右,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更想不到几千万贫苦农民死于非命。三十多年后,右派分子几乎都平反了,死人事情公开了(岱老也许始终不知道),市场经济复活了。更重要的是,代表中国未来的他的学生、后辈再也不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了。岱老面临了新的冲击。可岱老值得我敬佩的是,他不但呼吁为了中国而引入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同时他让我们发表意见:他的贵族气质和名士风范决定了他的宽容态度和自由主义情怀。也许,他的“不记1949年以后”正表明了他的追求和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因此,他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与“独尊马学”的专制主义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个人会犯错误、知识分子整体也会犯错误,然而,不是他们可能的错误,而是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说真话的传统道德,他们对真、善、美的终生追求,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也决定了他们个人在后来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岱老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我想自己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学做他那样的知识分子。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最近在网络上读到姚洋先生与《南风窗》的问答录,标题为“‘丛林自由主义’是糟糕的自由主义”。姚洋先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学者,对自由主义和制度、伦理都有研究,文章平实,说理透彻,学界声望很高。惟因如此,我担心他的这篇面向大众的问答录标题会误导读者,所以撰写此文,向姚洋先生建议,最好不区分糟糕的和优秀的、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因为被指称为“糟糕的自由主义”的“丛林自由主义”或丛林法则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范畴。

       我想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我们不区分好的极权主义和坏的极权主义,也不区分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比如专制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社会主义),好的共产主义和坏的共产主义,更不区分好的马克思主义和坏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好像也没有多少必要区别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

       其次,如果自由主义真的有好与坏两类,区分它们就不但必要而且也是必须的。可自由主义有着公认的明确定义,其基本点是一个人在而且仅仅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志而行动的权利,或者说每个人天然地具有并且也仅仅具有在习俗和律法范围下按照自己独立意志行动的权利。姚洋先生曾经在研究自由主义时定义自由“是一个人免于在其选择集受到外力限制时迫不得已地采取某种行动的状态”,而自由主义应当是对这样状态的追求。针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自由主义诉求的是每个公民言论行动的自由,是社会事务由自由的公民共同决定。如果我们暂时不在学理上详细探究自由主义的具体含义以及它的实用范围,而仅仅关注其基本定义与现实诉求,那么,人们可以说自由主义是好的(比如对我来说),或者是坏的(比如对国家专制者与单位专制者来说),然而,我们无法把自由主义本身分成好与坏两类。我曾经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今天我依然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不必要说自己追求的是“好”自由主义而非坏自由主义。世界上所有支持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没有必要声明自己支持或者反对的是“好”或者“坏”的自由主义。这里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定义以及它的每一现实状况下的具体诉求是明确的,是无法分出好与坏两个部分的(当然自由主义内部存在各种派别和解释,可它们与这里的好、坏是两回事)。

       再次,姚洋先生以及一些网友说的“坏”自由主义指的是“丛林自由主义”。可他们所说的丛林自由主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强盗原则”。它和自由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损害他人自由的自身自由。但强盗的原则是只要我力大,我就可以欺负你。显然,强盗原则和自由主义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不必把它称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支派或者坏的自由主义。强盗原则或者丛林法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与自由主义无关(它和自由有关,谁有本领谁就可以不顾他人地自由行事。但它和作为一种理论与诉求的自由主义无关),也与姚洋先生说的以哈耶克与诺齐克为基础的“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无关,因为后者依然承认任何一个人在律法范围内和仅仅在律法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可强盗原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承认强者的自由,包括强者不顾一切律法而损害弱者基本权利的自由,因此,强盗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既不同于也许是强调过程的“右翼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姚洋先生强调能力的“平等的自由主义”。把这样的强盗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即使说它是“糟糕的”或“坏的自由主义”,在大众中也可能只会引起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害于姚洋先生与我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

       又次,今天的中国确实严重地存在着强盗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姚洋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强盗的丛林法则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不考虑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那么,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经济不平等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低危险度发展到现在的高危险度的根本原因,是强盗原则大行其道。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大潮中最常听到的话“拿到了(抢到了)就是自己的”,便属于这种强盗原则。山西黑砖窑事件暴露的也是强盗原则,强迫弱势者为奴隶。至于强行折迁、强行占地,以及教师在学生文章上签作者名,学校医院高收费,等等,无一不是强盗原则,因为强者在这里都是无所顾忌地损害他人的权利。

       在强盗原则面前,人需要国家,自由主义需要国家。而且,自由主义不仅仅需要国家:它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至少必须强大到能够保证习俗与律法的执行,从而有效地抑制强盗原则。在自由主义内部有大国家与小国家的争论,但上述意义上的强国家是没有争论的。一个弱国家必然是无数强盗横行的国家。为了抑制这些强盗,人们往往拥护专制,因为专制者作为一个大强盗毕竟维持了丛林的秩序。自由主义需要的强国家,是一个既能有效地抑制无数小强盗横行霸道,又能够避免大强盗独断专行的强大国家。所以,自由主义既反对一个大强盗(所谓的利维坦)独霸森林的专制法则(类似国家专制),又反对无数小强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类似单位专制)。对此也许需要专门的阐述。这里我想请求姚洋先生重视的是,中国民众大多熟知自由主义对专制原则的反对,但许多人还不清楚自由主义对丛林法则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在大众媒体上分清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强盗原则的界限,对于我们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中国的命运,对于中国的未来,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追求高贵

追 求 高 贵

     今天,改版后的我的个人主页面世。改版起因于过多的广告留言。为阻止广告留言,在重新设计留言板的时候,我的主页也重新做了全面的设计。和原先的设计相比,首页最明显的特征是多了一个格言栏。在格言栏里,我将列出一些箴言、警句、希望,以提醒、鼓励和警示自己。

    作为格言栏的首次使用,我列出的是多年前一位朋友给我的希望:“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是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到高贵、平实、深刻、纯洁和正直。这里我仅就高贵说说自己的体会。

    高贵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品质。低级趣味是什么?低级趣味是粗话脏话,是猥琐不洁,是暧昧阴暗,是粗暴蛮横。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低级趣味。一个高贵的人谈吐应当风趣幽默,喜怒笑骂更顺其自然,但粗俗词语、黄色笑话,却需要避免。饮食着装,整齐、干净、大方;行为举止,谦让、和气、自然;对待女性,尊重、礼貌、关照,对一个高贵的人是不言自明的。当然,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会争酒斗胜,会狼吞虎咽;会不修边幅,会高谈阔论,会视旁人如无物,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性情,因为他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不拘小节。但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会猥琐暧昧,不会对弱者粗暴,对女性越轨,所以,一个高贵的人,必然是文明的人。

    高贵也是一种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宽广胸怀。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主要表现是狭隘,在金钱上狭隘,在名声上狭隘,在情感上狭隘,在眼光上狭隘。因为狭隘,所以他们斤斤计较于一得一失,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斤斤计较于别人对自己的回报,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高尚行为和别人的小市民乃至低级趣味行为。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习气。一些着装讲究、彬彬有礼的人看到别人在商店里不知疲倦地讨价还价,会觉得那些人“太小市民”;可当他们为了金钱而作假、为了名声而违心、为了获得职称而写作,为了失去职位而恼羞,他们自己并没有脱离农民或小市民。诚然,一个高贵的人也需要金钱、需要名声、需要情感、需要眼光,只是他们明白,无论一毛还是千金,无论官位还是职称,自己放得下这一得或一失。所以,高贵的人,必然是大度的人。

    然而,仅仅脱离了低级趣味、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还不足以让一个人具备高贵的气质。一套名牌服装和一副高大的身材或美丽的形体,更不足以让男人或女人表现出高贵的气质。高贵不仅意味着文明和大度,而且意味着正义和正当,意味着善良和慈悲,但这一切加起来还不能达到高贵。在我的心目中,高贵的真实含义,是以高雅与庄重的方式来展现一个人的礼貌、正义与善良。同样善良、正义和有礼貌的人之间的文野之分就在这里。一个高贵的人,不是通过服饰或地位,而是通过言谈与举止,在举手投足之间,谈笑风生之内,慷慨激昂之时,日常事务之中,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文雅与庄重。一个高贵的人在欢乐的时候不会忘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会抱怨别人。他在兴奋的时候不会夸夸其谈,在愤怒的时候不会气急败坏。在胜利的时候,他不会趾高气扬;而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宽容所有人并且坦然地承认失败。他不以倨傲的方式给别人帮助,也不以阴暗的方式与对手竞争。他坚决拒绝放冷箭,而平静地接受决斗场上可能的失败与对手可能的冷箭。他不和对手争论家长里短,也不评论飞短流长。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宁可光荣地失败,不可卑鄙地胜利;宁可清白地贫困,不可贪婪地富裕。这是因为,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善良与正义如果不能通过文雅和庄重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些美好的心愿与正义的事业就会大大贬值,个人的尊严就难以提高,人与人的信任就难以建立,人间公道就难以实现。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乏善良和正义的人,但它可能缺乏仅仅用高雅和庄重的方式来展现善良和正义的高贵的人,缺乏追求高贵的人。

    我愿意追求高贵,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朋友们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德文翻译)

注:司马涛先生(Prof. Dr. Thomas Zimmer)将我的2006年“夜话”第18期“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全文翻译成德文,并将其发表在德国巴符州德中协会主办的《ChinaReport》第45期(20071月)上。司马涛先生还为此写了引言。我对司马涛先生表示感谢。译文经过我的校阅,但本文的最终有效文本是中文。

                                                                         胡景北 2007314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 zum 40. Jahrestag der Kulturrevolution

 

Hu Jingbei (Shanghai)

 aus dem Chinesische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Thomas Zimmer

 

Die Kulturrevolution ist nicht vergessen, und doch ist der 40. Jahrestag ihres Ausbruchs in China nahezu unbemerkt vorübergegangen. Ein geheimes Treffen chinesi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Frühjahr 2006 in Peking, der eine oder andere Hinweis in der Presse, hin und wieder ein Buch zu dem traurigen Jubiläum (z.B. die Notizen des vormaligen Reporters der Volkszeitung Ji Xichen unter dem Titel Ein Zeitalter ohne historisches Vorbild, Peking 2006) – man schien nicht viel Aufhebens um die Erinnerung an die „zehn katastrophalen Jahre“ machen zu wollen. Dabei hat es in den 80er Jahren schon einmal die eine oder andere Veröffentlichung zur Kulturrevolution gegeben, doch damals wie heute (vgl. die eben angeführten Notizen des Reporters) handelt es sich vielfach um Darstellungen mit biographischem Schwerpunkt. Wie ein roter Faden ziehen sich die Schilderungen vom Leid der Opfer durch diese Werke. Die häufige Konzentration auf Angehörige des Pekinger Machtzirkels erlaubt zwar interessante Blicke hinter die Kulissen, doch wird dabei die Sicht auf die Verbreitung der Gewalt in der Gesellschaft insgesamt verstellt. Literarisch ist das Thema Kulturrevolution dagegen in einigen Werken der „Narbenliteratur“ ebenfalls in den 80er Jahren umgesetzt worden, doch nehmen sich des Zeithintergrundes gelegentlich auch noch Verfasser unserer Tage an, wie das Beispiel des vor einigen Jahren erschienenen Buches Geständnisse eines Rotgardisten von Liang Xiaosheng zeigt, in dem interessanterweise einmal eine „Täterperspektive“ geboten wird.

Theore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der Kulturrevolution hat es in China dagegen nur gelegentlich zu Zeiten gegeben, in denen ein milderes politisches Klima herrschte. Ansonsten haben sich vornehmlich Exilchinesen, Autoren aus Taiwan und Hongkong sowie Sinologen mit dem Thema befasst und dazu etwas veröffentlicht.

Hu Jingbeis Artikel, der vor kurzem auf Hus chinesischer Internetseite erschienen ist und vielfältige Reaktionen der Leser ausgelöst hat, ist als der Versuch zu verstehen, der Diskussion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neue Impulse zu verleihen.

Der Gedanke, in den Erscheinunge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ch etwas Gutes zu sehen und die eruptive Gewalt von unten als demokratischen Impuls aufzufassen, ist in der chinesischen Diskussion nicht neu und immer wieder einmal von den Angehörigen der „Neuen Linken“ geäußert worden. Man mag das durchaus anders sehen: nach unserem westlichen Verständnis fehlt hier noch das eine oder andere fundamentale Element, um von einer „funktionierenden Demokratie“ sprechen zu können: die Beach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 Verfahrens, die Einhaltung von Gesetzen, die Achtung der Würde anderer usw. Aber womöglich ist es gerade das, was Hu mit seinem Artikel bezweckt: das Bewusstsein dafür zu schärfen, dass ein Bedürfnis der Menschen in China nach Demokratie weiterhin vorhanden ist, dass der Impuls, der damals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schon deutlich existiert hat und dann allerdings in einer ungeregelten Form zum Ausdruck kam, noch wach ist und dass man in China heute endlich damit beginnen muß darüber nachzudenken, wie sich geregelte demokratische Abläufe entwerfen lassen, die für den Staat, die Partei und die Bürger gleichermaßen Verbindlichkeit besitzen.

 

 

Im Jahre 1966, vor genau 40 Jahren, began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die Mao Zedong selbst in Gang gesetzt hatte und die er leitete. Ab diesem Jahr wurden an den Mittel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in ganz China keine neuen Schüler und Studenten mehr aufgenommen. Mehrere Millionen Absolventen der sechsjährigen Grundschule, die ursprünglich im Herbst 1966 hätten an den Mittelschulen Aufnahme finden sollen, mußten damit bis zum Jahr 1969 warten.

Ich hatte das Glück, im Jahre 1965 mit dem Besuch der Mittelschule begonnen zu haben, und obwohl es mir nicht beschieden war, die „Pariser Kommune“, die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n Sieg über den Banditen Tschiang Kai-shek“ mitzuerleben, so durfte ich mich doch glücklich schätzen, die Mittelschule besuchen zu dürfen und die Kulturrevolution sowie die „Erledigung Liu Shaoqis“ hautnah mitverfolgen zu können. Zig Millionen von Schülern, Studenten und Menschen überall in China übten sich bis 1968 in der Revolution. In diesem Jahr zeigte sich, dass man mit der Revolution in eine Sackgasse geraten war, es waren das Land und die Dörfer, die zum einzigen Rückzugsort für di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aus den Städten wurden.

In meiner Erinnerung umfasst die Kulturrevolution die beiden Jahre von 1966 bis 1968 – eben die Jahre, in denen es besonders stürmisch zuging, in denen man weder die Schule besuchte noch arbeitete, sondern in denen all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zu Berufsrevolutionären wurden. Wenn heute von den zehn Jahr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ie Rede ist, dann beinhaltet das auch immer die sieben Jahre von 1969 bis 1976. Doch recht betrachtet, sind diese sieben Jahre für die „Roten Garden“, die „Anhänger Kapit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Chinas von keiner allzu großen Bedeutung, denn sie bildeten nur den schwachen Ausläufer einer anfangs mächtigen Bewegung. Die Kulturrevolution existierte zu dieser Zeit nur noch dem Namen nach und allein aus dem Grunde, da Mao Zedong nicht den Mut besaß, ihr Ende zu verkünden.

Heute, vierzig Jahre später, kann ich mich immer noch deutlich an den Tag des 18. Oktober 1966 erinnern, als ich gemeinsam mit einer Million Roter Garden Zeuge davon wurde, wie unsere Parade von Mao Zedong abgenommen wurde. Mir fällt dabei wieder eine Szene aus Tolstois Krieg und Frieden ein, in der Rostov bei der Abnahme einer Parade durch den Zaren denkt, daß diese ganze riesige Armee zusammen mit ihm, Rostov (der sich bei aller Verbundenheit mit der Armee doch auch nur als winzigen und unbedeutenden Teil von dieser empfand), auf ein einziges Wort des Zaren hin für diesen durch das Feuer gehen, Verbrechen ausüben, sich todesmutig in den Kampf stürzen oder vielleicht auch heldenhafte Erfolge erzielen würde. Im Roman überkommt Rostov beim Anblick jenes Mannes, der dieses mächtige Wort verkörperte, ein Schauer. Jawohl, auch die Erinnerungen an die Kulturrevolution durch jene, die sie persönlich miterlebt haben, verursacht einem heute unwillkürlich Zittern und Herzklopfen. Tolstois Roman war vor Ausbruch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boten. Wenn also jemand wie ich, der damals im Jahre 1966 dreizehn Jahre alt war nicht wusste, dass mittels einer riesigen Massenbewegung ebenso großartige und heldenhafte Erfolge auf der einen Seite wie grausame und abscheuliche Verbrech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hervorgerufen werden konnten, so mochte das angehen; aber sollten nicht wenigstens die Universitätsstudenten und die Erwachsenen, die Tolstoi gelesen hatten, davon etwas wissen? Unser Klassenlehrer war damals der Russischlehrer, der hatte doch bestimmt Tolstoi gelesen. Aber warum hatte er uns nicht beigebracht, dass die Aussage, eine „Massenbewegung besitzt von Natur aus Gültigkeit“ nicht unbedingt richtig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wäre der Mann, wenn er diese Aussage damals zu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gemacht hätte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Gegner der „Großen Proletarischen Kulturrevolution“ kritisiert und bekämpft worden. Doch warum hatte er mit uns nicht schon früher, bevor die Dinge so stark eskalierten, einmal über Tolstoi gesprochen? Heute bin ich selbst ein Erwachsener. Ich habe Tolstoi gelesen, und obgleich ich in einer Gesellschaft lebe, in der das Recht auf freie Rede beschnitten ist, muß ich doch anerkennen, daß es heute immerhin viel toleranter zugeht als zu den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her bin ich – immer eingedenk der Tatsache, dass man die Zukunft zwar nicht voraussagen kann, dass jedoch eine Wiederholung der Geschichte immer möglich ist – bereit, meine Erfahrungen ü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mitzuteilen, und zwar nicht zuletzt den Jugendlichen und jungen Menschen, die die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stehen können und denen auch mein Tagebuch aus jeder Zeit nichts mehr sagt.

Ich bin der Ansicht,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auf der einen Seite ein grausames Mittel darstellte, mit dem Mao Zedong die Herrschaft durch seine Person festigte; auf der anderen Seite stellte sie den barbarischen Versuch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dar, eine ideale Gesellschaft zu errichten. Einerseits stellte die Kulturrevolution dadurch, dass sie die Verwirklichung des Kommunismus im 20. Jahrhundert auf die Spitze trieb, dessen Undurchführbarkeit unter Beweis; andererseits trieb sie die wechselhaften Veränderung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ins Extreme und verlieh dem künftigen historischen Fortschritt Chinas damit mehr Veränderungsmöglichkeiten und mehr Risiken. Die Besonderh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besteht darin, dass sie eine Form des das ganze Volk umfassenden roten Terrors darstellt sowie eine Form teilweiser politischer Freiheit eben für das Volk. Ich werde meine Auffassungen zur Kulturrevolution und über ihre Verbindungen zu den historischen Kreisläufen in China besonders mit Blick auf diese beiden Besonderheiten entwickeln.

 

 

 

  1. Die Kulturrevolution: Roter Terror

 

Es steht vollkommen außer Frage,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eine der diktatorischsten Momente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arstellt. In dieser Zeit waren allein die Taten und Gedanken Mao Zedongs der einzig gültige Maßstab für das Handeln und Denken. Alle Handlungen, die gegen Maos Worte und Gedanken verstießen, galten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wurden unverzüglich unter Gewaltanwendung bestraft. Ähnliche Momente hatte es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zwar bereits gegeben, doch war dabei nie solch ein hohes Maß an Gewalt w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n den Tag gelegt worden. Dies hatte seinen Grund darin,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im Vergleich zu den gewöhnlichen diktatorischen Erscheinungen in der Geschichte zwei klare Unterschiede aufwies: 1. Die Kulturrevolution trat in einer in höchstem Maße durchorganisierten Gesellschaft auf. Jeder Chinese war in Arbeitseinheiten der Fabriken, Schulen, Produktionsbrigaden usw. organisiert. Selbst die Belange der Alten und Kinder wurden in den Einwohnerkomitees oder den Produktionsbrigaden geregelt. Mittels eines Organisationssystems, das die Gesellschaft vollkommen durchdrang, gelangten die Gedanken Mao Zedongs vollkommen bis in die letzten Winkel der Gesellschaft. Da jeder jeden überwachte, konnten alle abschätzigen Worte und Taten gegenüber Mao Zedong aufgedeckt und öffentlich bestraft werden. Die Roten Garden stellten dabei eine jugendliche Massenorganisation dar, in der man Mao Zedong vollkommen verehrte. Es war eine ihrer obersten Aufgaben abschätzige Worte und Taten aufzudecken und zu ahnden. 2. Die Menschen in China erkannten die Herrschaft Maos nicht nur in ihren Gedanken an, sondern identifizierten sich mit ihr auch emotional. Mao Zedong galt als der große Retter Chinas. Jeden Morgen hörte man die Melodie „Der Osten ist rot“, die als eine „Vertonung der Worte des Vorsitzenden Mao“ eine der großen Besonderheit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rstellte. Überall fanden Veranstaltungen statt, auf denen Menschen z.B. über die „Bitternis in der alten Gesellschaft“ klagten und der „Errungenschaften des neuen China“ gedachten. Oder man ließ sich über die eigenen seelischen Veränderung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Niederringung egoistischer Gedanken“ und der „Kritik am Revisionismus“ aus. Die totale Beherrschung selbst rein individuell-menschlicher Bereiche wie Schule und Studium, Arbeit, Kleidung und Freizeit – ja sogar die Liebe (d.h. die proletarische Liebe) durch die Politik führte dazu, dass gleichzeitig mit der starken Unterdrückung der alltäglichen Gefühle der Menschen die Bedürfnisse nach Liebe und seelischer Anteilnahme in individuell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verwandelt wurden. Es war vor allem dieser zweite Aspekt, demzufolge die Überwachung jedes Menschen durch jeden anderen zu einem ganz bewußten Verhalten im Volke wurde. Und es war auch dieser zweite Aspekt, der später nach dem Tode Mao Zedongs dafür sorgte, dass Menschen, die Mao niemals persönlich begegnet waren, in großes Wehklagen ausbrachen und viele Tränen vergossen. Auch dass die Roten Garden, die nach 1968 viel durchzumachen hatten, ihr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nicht aufgeben konnten gleich der Mehrheit der Menschen, die die erste Liebe nicht vergisst, hat eben  hierin ihre Ursache.

Der Charakter der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lässt sich mit einem Wort folgendermaßen umschreiben: „Roter Terror“ – übrigens eine Vokabel, derer sich die Roten Garden mit Stolz bedienten und die eine Art und Weise der Revolution bezeichnete, mit der die Verwirklichung der revolutionären Ideale garantiert wurde. Der Rote Terror stand im Gegensatz zu dem, was die Roten Garden mit Blick auf die 20er und 30er Jahre in China als den „Weißen Terror“ bezeichneten. Doch der Weiße Terror jener Zeit hatte immerhin noch dem Schriftsteller und Lehrer Lu Xun (1881-1936) eine Existenz ermöglicht, auch konnten die Professoren öffentlich ihre Ansichten verbreiten und bekunden, dass ihre Konzepte dem Marxismus zuzurechnen waren. Der Rote Terror dagegen legte fest, dass alle Worte und Taten, die nicht marxistisch waren, Ansichten darstellten, die gege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gerichtet waren. Daß solche Worte und Taten nicht öffentlich kundgetan werden durften,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och selbst Partner, Kinder und Freunde, denen privat derartiges zur Kenntnis kam, waren aufgefordert, die Person, die das geäußert hatte, bekanntzugeben, denn derartige Äußerungen standen unter Strafe. Wichtiger ist aber, dass diese Bestrafungen zuallererst gewaltsam vorgenommen wurden und nicht auf die sprachliche und administrative Ebene beschränkt blieben. Daher trifft die Feststellung zu, dass der Rote Terror ein neues Ausmaß an Terror darstellte, wie man es bis dahin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nicht gekannt hatte.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es auch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erlaubt gewesen, nicht marxistische Auffassungen in der Presse und in den Hörsälen vorzutragen. Doch die Kulturrevolution wurde in dieser Hinsicht zu einem Extrem. Außer Mao Zedong und seinem Stellvertreter Lin Biao (1907-1971) musste jeder befürchten, da seine Schriften womöglich einmal einer kritischen Überprüfung unterworfen würden. Die Worte und Taten ganz gleich von wem konnten einer schonungslosen Offenlegung unterzogen werden, um zweifelhafte Dinge ans Tageslicht zu bringen, die gegen Mao gerichtet waren. Wurde tatsächlich etwas gefunden, dann musste der Betreffende nicht nur den Verlust seiner Würde befürchten, sondern hatte auch körperliche Verletzungen hinzunehmen. Der Selbstmord von vielen Schriftstellern und Intellektuellen wie Lao She (1899-1966) oder Fu Lei (1908-1966) in der Z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der Tod von zahlreichen Männern wie Staatspräsident Liu Shaoqi (1898-1969) und dem ehemali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ng Dehuai (1898-1974) hatte sicherlich nicht nur etwas mit dem Verlust der Würde zu tun, sondern lag zuvorderst daran, dass sie die körperliche Peinigung nicht länger ertragen konnten. An der Mittelschule Nr. 9, die ich in Nanking besuchte, haben sich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eine ganze Reihe von Lehrern umgebracht. Der direkte Grund dafür war nicht die Kritik an ihnen auf Wandzeitungen, sondern die Gewalt, die man ihnen gegenüber ausübte oder mit der man ihnen drohte. Die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war in besonderem Maße eine des Terrors, dies steht nicht nur heute außer Frage, daran wird auch in tausend Jahren niemand zweifeln können. Ganz gleich welche festlandschinesische Zeitung aus der Zeit zwischen 1966 und 1968 man aufschlägt – der erste Eindruck, den der Leser erhält, ist der des Terrors, der der absoluten Macht Maos, erkennbar allein schon an apodiktischen Bemerkungen wie der, daß Maos Äußerungen „Satz für Satz die Wahrheit“ bedeuteten. Weiter ist da noch die Form höchster Verehrung gegenüber Mao Zedong durch die Roten Garden und die gewöhnliche Bevölkerung Chinas anzuführen sowie die willkürliche Bezeichnung von Menschen als „kapitalistische Parteigänger“ oder „Ochsendämonen“ und „Schlangengeister“ und die daraus folgende Bestrafung. Das alles war Ausdruck eines inhumanen und vollkommen irrationalen Terrors.

 

 

  1. Teilweise politische Freiheit

 

Gleichzeitig mit der Konstatierung des Terror-Charakters der Kulturrevolution möchte ich auf den Aspekt der Freiheit verweisen. Im offiziellen Sprachgebrauch handelte es sich bei der Kulturrevolution um „Unruhen“. Unruhe führt zu heftigen Bewegungen, heftige Bewegungen wiederum legen Freiheiten nahe, sind ohne Handlungs- und Bewegungsfreiheit nicht vorstellbar. Wer wollte heftige Bewegungen ohne die Freiheit der Gedanken ausführen? Erst wenn man die Freiheit dazu hat, kann man sich ungehindert bewegen. Erst die unbehinderten Bewegungen von mehreren hundert Millionen Chinesen führten zu Unruhen. Doch die Freiheit der Handlung und der Gedanken, von der hier die Rede ist, muß mit den Phänomenen der Herrschaft und des Terrors, von denen im vorstehenden Abschnitt die Rede war,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n. Ansonsten bleibt uns die Kulturrevolution unverständlich.

Die chinesische Herrschaft wird oft in abstrakter Form als staatliche Herrschaft oder als kaiserliche Herrschaft bezeichnet. Dies trifft zwar zu, doch muß noch konkret die soziale Herrschaft ergänzt werden. In China ist jede Arbeitseinheit despotisch, und die Regierung auf jeder Ebene verhält sich gegenüber denen, die von ihr regiert werden despotisch. Ein Chinese lebt nicht nur in einer abstrakten staatlichen Herrschaft, er lebt auch in der konkreten Herrschaft, die von der Arbeitseinheit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übt wird. Die Herrschaft, die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im täglichen Leben erfährt, ist nicht die staatliche Ebene der Herrschaft, sondern die Herrschaft, wie sie von der Führung in Unternehmen, Dörfern, Behörden, Lehranstalten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ht. In der Mehrzahl der Fälle wird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nicht die im täglichen Verkehr erfahrene Form der Herrschaft direkt mit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in Verbindung bringen. In China schätzt man die Figur des aufrechten Richterbeamten Bao Qingtian. In den klassischen Erzählungen und Romanen wird gerne beschrieben, wie die Menschen die Sänfte der Beamten aufhalten und ihre Klagen vorbringen. Der Grund dafür ist, dass es in den Augen der gewöhnlichen Chinesen eine riesige Diskrepanz zwischen der selbst erfahrenen Herrschaft i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die sic

为邹恒甫扼腕

“夜话”2007年第11

 

2007年6月13日

 

为邹恒甫扼腕

    邹恒甫和张维迎都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国内办学,普及与提高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水平,其功当有公论。张维迎在国内企业改革问题上观点鲜明,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无论成功与否、评价如何,就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言而论,张维迎自有其地位。邹恒甫与张维迎又都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那里的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改革曾得力于两人。我与邹恒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与张维迎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看法差异很大,但我尊重这两位国内难以多得的学者。我也曾耳闻他们的矛盾。尤其邹恒甫口无遮挡,常评论国内经济学界名人包括张维迎,贬远多于褒。按国内惯例这是对被评者的大不敬,但由于他一扫国内官话评人必褒的庸俗风气,却也令大众耳目一新。

    然而,邹恒甫近日公开发表的致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走得过远,不仅无助于驱逐庸俗风气,反会助长庸俗风气。邹恒甫信的起因,是作为光华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解除了邹在光华学院的职位。作为局外人,我不知道光华学院的教授聘任和解聘制度,不明了光华学院解聘邹恒甫是否合乎程序,不清楚邹恒甫是否在光华学院甚而北大内部提出了申诉。邹恒甫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本来应当告诉部长从而也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并特别说明自己的解职如何地不符合程序或者——如果符合现有程序的话——现有程序是如何地不合理不合法,以及自己的申辩请求在光华学院与北大如何地受到冷遇,以至于只好向教育部申诉。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没有读到这样的内容!

    假如邹恒甫真的在光华学院受到了不符合程序或者符合程序但程序规则是“恶法”的冤屈,邹恒甫做的应当是申诉程序或申诉正义,通过自己的冤屈揭示出光华学院无程序或“恶法”的荒唐,从而要求建立程序与正当规则并依法治院,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平反自己的冤屈。在全世界,程序和正当规则的建立,最初几乎都是因为个别人的冤屈清楚地暴露了原有状态的黑暗面,才使新程序与规则的建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中国遣返规则的改变就是因为孙志刚因之而死,让公众无法继续忍受原有规则。当然,在从上到下层层专制的中国更多出现的是被冤屈者躲到一边默默地舔去自己伤口的血。可邹恒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现在依然在美国有职位,因此第一他应当明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明白美国大学内部权力制衡与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他应当有底气反抗他遭受的单位专制(如果光华学院也是单位专制的话);第三他应当清楚他反抗的方向是彻底消除单位专制,在光华学院建立新的管理制度,而不是仅仅为自己伸冤。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也没有读到这样的字句!

    相反,我在邹恒甫信中读到的是张维迎人格的道义批评。我不了解张维迎的人格。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平反“冤屈”,邹恒甫需要的不是道义诉求,而是民主与法治;是消除单位专制,而不是换一个好人来专制。张维迎是不是好人并不重要。比如,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希望自己担任院长,都有权力为自己的当选拉票。在中国,敢于表示自己要当院长、校长、省长、总理并为此拉票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现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开始了差额选举,差额必然导致拉票。所以,我们实在不必把拉票视为坏人做的坏事。同样,我们也不应当注重某个“长”是否好人,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某个“长”是否依法办事以及法律规则的质量。以好人自居的人,被大众认为是好人的人,所干的坏事常常超过坏人干的坏事。世界上最严重的坏事差不多都是在好人专制下干的,因为好人更容易丧失敬畏之感,公众也更认为无需用法治约束好人。邹恒甫在民主国家待了二十几年,明白中国和美国大学教授管理制度的“天壤之别”(邹恒甫信中用词),他也应当理解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彻底抛弃了中国儒家的“好人专制”观念,应当明白制度建设是保护每一个人同时也是保护他本人的最有效方式。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中亦没有读到这样的意思!

    将近两年前,我就邹恒甫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的变故写过一篇短文《邹恒甫应当说话》(www.hujingbei.net/shuangzhouiyehua/ Yehua2005No06.doc)。在那里,我曾经说:“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可邹恒甫近日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却令我现在便扼腕长叹,并为他写下这第二篇短文。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夜话”2007年第1                                       200712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http://www.e-duzhe.com/bbs/ dispbbs.asp? 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1992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夜话”2006年第10                                2006529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象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peasant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peasant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peasant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peasant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peasant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peasant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peasant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peasant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peasant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英文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景北

2006528日于上海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四十年前即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这一年起,全中国的中学、大学不再招生。原定1966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全国几百万名六年级小学生,必须等到1969年才能升学。

我很幸运,1965年进了中学,因此,虽然我“没有赶上巴黎公社、没有赶上十月革命、没有赶上打蒋匪”,可是赶上了中学,“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打倒刘少奇”。千百万大学生、中学生和全中国人民一直革命到1968年。那一年,革命终于无以为续,而农村成了城市大、中学生唯一可能的归宿。

在我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就是1966到1968的三年,那暴风雨般的三年,那不上课、不工作、所有学生都成了职业革命家的三年。现在所说的文革十年,加上了1969到1976的七年。其实,那七年无论对红卫兵、对走资派、对中国历史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只是强弩之末,只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勇气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而有名无实地延续着而已。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1966年10月18日,我卷在一百多万红卫兵的汹涌人潮中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巨大场面。同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在沙皇检阅军队时的感觉:沙皇“只要说出一句话,这支庞大的军队(他自己虽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砂,但是他和这支军队息息相关)就要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所以一知道这个人就要说出这句话,他不能不颤栗,不能不为之心悸。”是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也不能不让亲历者颤栗和心悸。托尔斯泰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被划为禁书。如果说,1966年时13岁的我还不明白巨大的群众运动既可能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也可能犯下凶残和暴烈的罪行,那些读过托尔斯泰的大学生们、成年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的中学班主任是俄语老师,他肯定读过托尔斯泰,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他这样说,他立即会被我们学生当成“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可是,在形势走到极端之前,为什么他不对我们说说托尔斯泰呢?现在,我自己是成年人,读过托尔斯泰,又处在言论虽然受到限制、但毕竟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宽松得多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虽然不可预知、却可能重演历史的未来,面对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包括无法理解我自己当年日记的青年人、少年人质询的眼光,我愿意说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既是毛泽东维持个人专制采取的一个残酷手段,也是中国人建立理想社会进行的一次野蛮尝试。一方面,它把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推到极端从而彻底暴露了它的不可行性,另一方面,它把中国历史荡秋千似的轮回在二十世纪推到极端,因此给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添加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风险。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全民性的红色恐怖和人民的部分政治自由。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它和中国历史轮回的关系也围绕这两个特征展开。

  1. 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裁专制的一页。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一切行动以毛泽东的话为准,而且一切思想也以毛泽东思想为准,任何有违于毛泽东的话和思想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都立即受到暴力惩罚。类似状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但从来没有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烈程度。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它发生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中国人都被组织在工厂、学校、生产队等单位里,连老人和幼儿也被居委会或者生产队管理着。通过无所不包的组织,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通过每一个人对其它每一个人的监视,任何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行都会被发现,被公开处罚。而红卫兵作为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的青年群体,首当其冲地承担了发现和处罚这类言行的责任;第二,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专制不但在思想上认同,而且上升到情感上的一致。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每天早晨听到的“东方红”乐曲,作为文化大革命一大特色的“毛主席语录歌”,到处展开的用个人经历讲述的“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用个人心理变化描述的“斗私批修”(斗私心杂念、批修正主义),政治对纯个人领域如上学、劳动、衣着、娱乐、甚至恋爱(无产阶级的爱情)的全面统治,在强烈抑制人的普通情感的同时,又把人对爱、对心灵抚慰的需要,转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情感。而正是第二点,让每一个人对其他每一个人的监视成了人民大众的自觉行为。也正是第二点,不但使得许多与毛泽东从未有过个人交往的人在毛泽东去世时痛哭流涕,而且使得在1968年以后吃尽苦头的当年红卫兵,就像大多数人难以忘记初恋那样,难以放弃自己对毛泽东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程度可以用一个词表示:“红色恐怖”。它是红卫兵引以为骄傲的一个词汇,是保证革命理想实现的革命方式。它和红卫兵所说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相对立。然而,那时的白色恐怖仍然容许鲁迅的生存、容许大学教授在书刊上公开宣称自己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红色恐怖则认定非马克思主义言行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这样的言行不但不准公开,即使私下里对配偶、孩子、朋友说过,后者也必须把它们揭发出来,因为这样的言行必须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惩罚首先是暴力的,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和行政处理层次上。所以,红色恐怖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新高度。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不允许出现在报刊和课堂上。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外,任何人的作品都被翻出来检查一遍,任何人的言行都被拿出来清理一通,以便发现他们反对毛泽东的可疑之处。而一经发现,被指责的人就不但在尊严上,并且在肉体上受到伤害。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人的去世,绝不仅仅因为尊严扫地,而且也因为甚至首先是因为难以承受的肉体惩罚。我所在的南京市第九中学,好几位教师在文革中自杀,其直接原因都不是因为受到的大字报批判,而是因为受到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特别是恐怖性质,不但今天,就是一千年后也无须证明。翻开1966年到1968年期间的任何一份中国大陆报纸,读者的第一个感受将是恐怖,是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绝对权威,是红卫兵和普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是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任意认定和惩罚,是没有人性、没有理性的恐怖。

  1. 专制下的局部政治自由

在认清文化大革命恐怖性质的同时,我要指出它的自由一面。按照官方的正式用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动乱转个身是乱动,而乱动必然意味着自由。没有行动自由,谁能乱动?没有思想自由,谁想乱动?有了自由,才能够乱动;而几亿中国人的乱动,才形成动乱。然而,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又需要和上一节讲的专制与恐怖协调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便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专制往往被视为抽象的国家专制或者皇权专制。这一点虽然正确,但它必须用具体的社会专制来补充。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每一级政权对下都是专制的。一个中国人不但生活在抽象的国家专制中。他也生活在具体的单位专制、社区专制中。一个普通中国人日常体验到的专制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自己所在企业、村庄、机关、学校、社区领导的专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中国人不会把日常体验的专制和国家专制直接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喜欢包青天,古典小说喜欢描写“挡轿喊冤”,就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亲身体验的社会专制和京城皇帝的国家专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1949年以后出现的社会专制中,单位专制特别突出。单位是中国社会在1949年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中国所有劳动者都被组织在这个或那个单位里。只有加入某个单位,中国人才能够参加社会劳动,和取得生活资料。问题是这样的单位不仅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性的,是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体系。每个单位都有执政党组织并且掌握该单位最终领导权,无论这个单位是工厂、生产队、学校、幼儿园、研究所、福利院、街道。正是通过这样的单位制度和单位专制,中国的专制控制到了每一个人。这个专制制度的运转机制是政府对各个单位的考核指标为各单位的专制程度:没有自由思想者或者自由思想者被单位遏制住(以至于政府与外界以为那里没有自由思想者)。专制程度越高的单位,越是被评价为“好”单位,单位领导人的升迁可能或物质利益越大。但是,各单位在实施内部专制的时候,单位领导人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1) 把专制实施到比政府希望的程度更高。比如许多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经济、文化、环境的改进建议等,也许是政府所希望甚至非常希望听到的,但由于它们必须首先在单位内部提出,因此反而因为其新意或与单位领导不一致的“自由”而受到压制;2)单位领导人利用自己在本单位不受监督的权力而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这两种倾向是单位专制的必然结果。对生活在任何一个单位内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得承受这两种倾向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具体的社会专制尤其单位专制虽然是中国国家专制的基础,但各级专制政权和专制单位对下滥用权力的趋向严重到一定地步,却又危及人民对国家专制者的信任和国家专制本身,因此,皇帝总是采用各种手段抑制地方和单位专制的滥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手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所在的中学,最早被当成批斗对象的是当时的校长。这也许是市教育局的决定,是自上而下的。可后来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教导主任纷纷成为批斗对象,虽然可以说是毛泽东“伟大的战略部署”,但至少这一部署的实现方式,在我的中学里,是学生和教师自由地、没有恐惧地对学校官员“修正主义”言行的揭露和斗争。其实,市教育局作为地方政权的一部分那时已经瘫痪,局长和其它领导官员都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不可能再对中学文化大革命做出指示。另一方面,即使它还能够指示,学生也会用怀疑、批判的态度对待它甚至反对它,因为它毕竟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本人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单位、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都是如此。毛泽东可以指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走资派,但他不知道上海市教育局或者黄浦区谁是走资派。这就给红卫兵与民众很大的自由余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检查那些局长们、区长们的言行,发现他们有“修正主义迹象”就可以把他们拉下马。因此,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时,我们不应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民众获得的局部政治自由。

乔治·W·布什曾经说过,人类几千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是把自己的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只能够从笼子里行使权力。当然,这个笼子要关的,不仅仅是作为总统的布什,而且包括了各级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学校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居委会、工厂、学校、区县机关到省、市政府和国务院,中国的统治者都被关进了笼子。唯一幸免的只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还不够吗?这样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标准用词)难道不是一种自由?中国历朝历代都反贪官污吏,但哪一次把大多数官员交由民众自由地揭发、批斗的呢?文化大革命是仅有的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格的服装、多吃多占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甚至夫妻在大街上搀手也属于资本主义行为。修正主义只是比资本主义弱的一个用词。但是,在反对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却是批斗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党政官员。文化大革命之前,官员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专横跋扈、争抢荣誉、造假欺骗等这些如今常见的现象还很少有。一个官员只要多强调物质利益(即使不是他本人的物质利益)、只要对工作有过怨言,只要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不力,他就会成为走资派,更不用说现在常见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行为了。然而,即使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员没有现在这般“可恶”,如何监督他们仍然是中国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特权的滥用、社会的腐败、道德的堕落,首先表现在皇帝以下的各级政权官员的身上,而不表现在皇帝本人身上。因此,皇帝也需要监督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一场整肃皇帝以下官员不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它和以往各个专制朝代同类运动的一个区别在于用词不同:文化大革命用词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的用词是反贪官。

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1949年后试过许多种方法,但是都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才是他找到的好方式。他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位中学朋友认为:“如果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官就会成为畏途”。确实,假如今天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村长乡长、校长主任知道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敢不小心翼翼呢?七、八年这个周期,和法国总统五年选举一次的间隔相差不大,和美国、德国官员若连任两届共八年的时间几乎相同。每隔七、八年把官员关进笼子一次,让民众自由地没有恐惧地批斗他们,和西方国家每隔四、五年重新选举一次官员,多少有相同之处。就此而言,和西方人发明的自下而上的自由选举类似,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发明的自下而上自由批斗官员的方法。

  1.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1976年以后,中国正式放弃文化大革命,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权利。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维护最高国家专制,手段是践踏人格尊严的暴力和无限上纲的恐怖,因此,作为民众获得部分政治自由以约束官员的方式,它是野蛮的和丑恶的,是一种暴民政治,所以,它应该放弃。但是,中国没有发明新的约束官员方式,而重新采用以往整肃官员的自上而下方式,因此,在国家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单位专制、社会专制迅速恢复,并且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加严重。民众又一次失去所有政治自由。今天的中国,甚至连历史上常见的“挡轿喊冤”都被规定为非法了。然而,只要民众一天不能够有效地约束官员,只要他们还生活在单位专制中,文化大革命就会是他们的一种记忆甚至憧憬,并且是官员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因此,要让人民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憧憬,官员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国必须找到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新方式。

自上而下整肃官员的方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针对个别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可滥用权力的行为一旦蔓延,这种方式就无效了。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自下而上“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大臣)的事情,那是地方诸侯逼迫皇帝整肃某些官员,因此不但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和人民大众起来整肃官员也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一起来,就是造反,就是王朝颠覆或几近颠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全新的方式,皇帝和大众联手整肃官员。人民起来了,但王朝仍然稳固。因此,它让无意推翻王朝的人民看到了一吐心中冤屈、挣脱社会专制的希望。今天,当文化大革命的大量亲历者还在人世,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鲜活地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时候,这种希望还无法生长。可随着时间的推延,人民对痛苦的记忆将越来越淡,对那时毫无恐惧地整肃官员的快感的记忆会越来越强,对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和憧憬就可能生长起来。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未来社会变迁埋下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轮回在我眼前展现的一次极端状态。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清王朝颠覆后,经过几十年战乱已经疲倦的中国社会,将循着中国历史的传统轨迹,走入新的大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这次大治也许能够延续几百年。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轨迹,它在战乱之后,又用没有硝烟、可照样是人杀戮人、人仇恨人的动乱,把中国历史的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动乱过去,虽然王朝稳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的官员却对皇帝失去了信任;而他们比文化大革命前更严重的单位专制和权力滥用,又造成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所以,中国还没有跨上长期大治的新一轮历史轮回。

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认识到,外来因素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条件。没有现代文明从西方国家的传入,清王朝不会在一百年前颠覆,我们今天还生活在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下。没有现代文明的传播,中国人不会有平等观念,官员滥用权力虽然会受到皇帝或暴民的约束,但皇帝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却不会遭到质疑。西方人最早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只用仅仅一百来年的短时间,就在中国传播的如此彻底,完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专制制度的皇权观念:皇帝本人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不再被官员和民众视为天经地义的了。对比一下佛教在中国经过五百年方才立足的艰难过程,我们便很难否认,“民有、民治、民享”的观念特别切合中国人的心理。这就像中国古人发明的造纸和印刷技术,特别切合西方人亲眼阅读《圣经》的心理需要那样。皇权观念的打破,既意味着皇帝的天然合法性消失,也意味着官员不再在宗教意义上效忠皇帝:官员对皇帝的不信任具有了正当性。因此,官员成为民众之外威胁皇帝和民众的第三方力量。这是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一个巨大差别。这个差别既导致了皇帝和民众对官员残酷斗争的文革,也导致了文革后来迅速瓦解。皇权观念被打破,天下不再为一人所私的看法普及之后,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便只可能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上。中国历史尽管还在轮回,但轮回的性质必须改变:它将不能够再在专制和暴民政治的“治乱”之间轮回,而必须转变成以人与人平等为前提的不同社会思潮互占上风的新型轮回。后一种轮回在转换时不需要通过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方式。所以,中国要跨入的长期大治,不可能是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新朝代,而只可能是既没有皇帝专制也没有单位专制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最终消弭文革或暴民政治的合理性。而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今天,中国如何和平地跨入这样的大治,是对每一位中国执政者和普通中国人胸怀与智慧的考验。

我祈福中国、祈福我的每一位同胞!

“夜话”2006年第18期,写作于2006年10月18日,定稿于2006年10月29日。2007年发布在 “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工作文稿”2007年第2期时,曾对“单位专制”概念作了少许补充说明,其余未作改动。

(本文曾多次试图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包括用其它字词代替“文化大革命”、“专制”等可能的敏感词,但皆被禁止。)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夜话”2006年第14                                    2006726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1971年农村日记(1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赤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60厘米高、60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15岁到24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些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溶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是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却又不能够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在上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附录:我的日记1971.01.271971.05.15)或点击下载

【这段时期日记的全文请见文件:胡景北日记 I(1971.01.27-1971.05.15)】

注: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127日到19715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728

 

 

1971127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28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八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29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30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31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1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三八妇女节有感

夜话”2006年第5期                         2006313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200638

                                                                                         修改于20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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