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夜话”2006年第13期                                    2006年7月11日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在2006年7月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提出的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得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法，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人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夜话”2006年第12期                               2006年6月29日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月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上，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讳”，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长”之头衔，为学而有“师”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夜话”2006年第20期                              2006年11月29日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

   看着这张图，我不仅激动，我甚至感到了惊心动魄：首先，1952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每个中国人拥有的资本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经济竟然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停滞特征！关于1952年以后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切美好词汇，在这条简单线段面前都变得令人惊撼地苍白无力。其次，经过多少年的苦难、波折、彷徨和挣扎，我的祖国的经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起飞了。我们还没有1952年以前的系统数据，因此这张图还只能从1952年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打开眼界，中国早在150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工业从1860年就起步了。1860年后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工业创业，1910年后近30年“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工业建设，1958年“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尝试，1978年“四个现代化”建设，都试图造就中国经济的起飞。我们中国人的努力不可谓不勤，可努力的效果却又不可谓不低。我们的图形显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国为每一个新来到世上的中国人所生产的财富，还没有明显超过遥远的祖先。事实上，就在今天大部分活着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1981和1982年，那么少的财富竟然还绝对减少过！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彷徨挣扎的中国经济终于像飞机摆脱了地心阻力那样，坚决地离开了地面，起飞了！

    我们知道，资本是人生产出来但没有立即消费的产品。资本可以用到新的生产中，提高人的生产率。同时，资本也是人类的财富。一个人收入高低和财产多寡是两回事。一个人把收入省下来才有了财产。同样，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和总财富也是两回事。一个国家把产量省下来将形成国家财富（注意不一定是政府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许会很高，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可能花光收入，而没有留下财富。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出现过许多次。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初期，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可都没有积累起财富，因此都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如果不考虑政府滥用的话，那么，人类也许有一种生物学本能，会利用更多的收入扩大自己的种群。因此，经济起飞的条件在于，如果收入增长不能远远超越人口增长的话，人类就必须淡化自己的繁殖本能，而把更多收入用于增加现有人口财富。后一个条件十几年前在中国出现了（尽管以悲剧形式出现，但中国150年的经济发展本身何尝不是悲剧多于喜剧呢？），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起，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造就了中国经济最终的起飞。

我们计算的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之比，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富裕的最好指标。总资本和总人口之比更加恰当。可是，我们缺乏总资本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之比能够让我们合理地想象全体中国人平均富裕程度。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很少变化，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中国人平均拥有的财富会提高；如果前者像十几年前开始的那样强劲升高，后者也必定随之升高。就此而言，我们的图形不但揭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向着大众富裕方向的起飞，义无反顾的起飞。

事实上，我们自己就见证着中国财富的猛烈扩张。早在1848年，我们当时的先辈在中国刚刚看到但顽强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马克思便惊叹，不到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人类（包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今天，同样的奇迹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仅仅二十年前，有谁想到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有谁想到普通人的飞机旅行，又有谁想到农民因为劳动力太贵而购买收割机？中国人在最近二十年创造的财富，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以平等、自由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在古老的中国再一次像魔法师一样变出了人们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

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他的年代已经走到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用人均财富和富裕民族相比，中国还很穷；我们也知道，即使今天最富裕的民族也富裕得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走过了150年。在这期间，我们曾经狂热地赞颂过大清王朝的中兴、计划经济的成就。可我们的图形显示，那一切不过是我们在旧框架中试图起飞的无望挣扎，今日的中国才真正摆脱了千年的停滞。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巨大转折同时，我们又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离开富裕还很远。用飞机升空来比拟，如果飞机在10000米的高空才能够平稳飞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虽然起飞了，它的飞行高度也许还没有到达2000米。尽管它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地面，但是，它还有很长的升空路程要飞，它的飞行员和乘客还在骚动之中，它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对待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庞大财富。升空中的飞机比停留在地面上危险得多。因此，为了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作为飞行员和乘客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的都不是颂歌，而是平等、自由和自律，是基于它们的理性讨论与决策。

 

（注：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比的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具体计算方式为（新增资本/新增人口）＝（投资/新增人口）＝[（投资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增长率×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没有扣除投资中包括的补偿折旧部分；没有考虑外汇储备。)

“夜话”2007年第5期                                 2007年3月13日

 

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今年的第一期夜话，我转载了张梅的文章“给我未来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追求理想、踏实、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正直、勇敢、独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是转载给自己读的。在为她的文章感动的同时，我又感觉到除了她列举的品质外，一个优秀的人似乎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积自己五十余年的经历，我相信宽容也是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之一。

宽者，阔、舒也；容者，纳、包也。阔而能纳、舒之可包的宽容，最初表示房、仓宽大可居人或可储谷，后来引申到宽厚容人的品德。古人对宽容评价极高。孔夫子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尚书》称“有容德乃大“。不过，古人所指的宽容，含有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意思。《尚书》比较完整的句子是“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忍为先。孔子说的宽猛相济、以宽服民，则把宽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当然，无论把宽容当作手段还是视为德行，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宽容都是一种明智做法或优秀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谁都免不了错误；在个人行为上，谁都少不了缺点。一个人如果斤斤计较他人的错误或缺点，这个人就显得心胸狭隘，既不为大家喜爱，也难以为自己释怀。反过来，如果对他人缺点、错误采取宽厚谅解的态度，则既能服人，又可舒己。自然，宽宏大度不易做到。它需要“忍”，忍受、忍让，需要难得的“糊涂”。我们从小都读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这段故事之所以历代流传，是因为蔺相如的宽容大度让人感动。廉颇挑衅，他避让；廉颇认错，他宽抚，毫无自倨自得之感。蔺相如的大度宽容，应当是我们的楷模。

不过，我今天想说的现代人应有的宽容品质，和蔺相如式的宽容虽然又着密切联系，但根本点不同。现代品质的宽容，出发点不是他人的缺点错误，而是他人与自己同样正确；内涵不是宽恕、容忍，而是他人与自己的平等。对他人错误、缺点的宽容，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必须的。现代品质的宽容绝不否定宽恕、容忍。它只是超越了宽恕、容忍的范畴，而提出了自己正确、别人也正确的问题。在生活中，一方正确、一方错误是常有的情形，例如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可在生活中，双方都正确亦是常见情形。关羽为与刘备相聚，挂印而去，有其正确一面；曹操知刘备是天下唯一能与自己争雄的人物，不容关、刘相聚，也有正确一面。若曹操只认自己一方之理，在关羽一意孤行时对其或杀或囚，史家当不会以曹操为错，毕竟事业至上。但曹操知关羽也有正确一面，因此不但不以恕、忍之心，反倒以敬佩之情送袍放行。自己对，关羽也对，这是曹操当时的心态。

现代意义的宽容，就是在坚持自己价值的同时也承认他人价值、要求自己空间的同时亦给予他人空间。宽的辞源是阔大，容的辞源是包纳。人世大小，在乎于心。世界是大家的，人世就大，就能容纳所有人；世界是自己的，人世就小，容不得他人。具体地说，世界可以是家庭、朋友、单位（比如工厂、学校、班级、生产组、社区等等）、地区、国家、地球、宇宙。宽容就是相信世界属于大家，自己有一份，别人也有一份。让别人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自己的宽宏大度，更不是自己的宽恕和容忍，而是别人本来就有权利占一席之地，别人的权利本来就不比自己权利低一点少一分。因此，现代人的宽容，不是“咬碎钢牙朝肚里咽”的忍受、不是不得已的退让、不是对别人错误的宽恕、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不是“难得糊涂”的自寻安宁，不是出于善良而“不忍罚”的宽厚、不是发自宠爱的放任。现代人的宽容也许包括了这一切，但它的本质与传统的宽容截然不同。现代人宽容的核心含义是相信各个人的人格平等，相信每个人有权利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幸福。简单地说，宽容就是自己有理想，也让别人有不同的理想；自己独立、也让别人独立；自己勇敢、也让别人勇敢；自己正直，也让别人正直。

这里我们遇到了正直和宽容的矛盾。如果宽容不是出于恕和忍，难道还有不同的正直吗？是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正直。自己正直，反对自己的人也完全可能正直。例如，提倡中国农村土地国有制的人可以是正直的，提倡私有制的人也同样可以是正直的；佛教徒正直，天主教徒同样正直。我们认为殉情的祝英台正直，她父母甚至祝英台本人都会认为逼婚才是正直的。因此，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正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幸福或者真理常常不是唯一的。在几何学中，一条线的每一点都可以引出一条垂直线。同样，生活的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正直。我们没有任何标准说一个人只有站在某一角度上，他才是正直的。因此，自己在某个角度上是正直的，别人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是正直的。

既然各个人的理想、幸福、正直可能不同，他们之间的相处就需要以互相承认对方正确、正当的宽容为基础。宽恕、容忍是绝对不够的。宽容对应的英语词汇是tolerance。和中文的宽容一样，tolerance既有宽恕容忍之意，也有“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the capacity for or the practice of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he beliefs or practices of others，《金山词霸》“tolerance”词条）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后一种意义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意义的宽容，在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传统上很少受到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学”或“独尊马学”的知识分子谈不上对别种观点的宽容。在西方和中东历史上，天主教、伊斯兰教谈不上对异教徒的尊重。因此，各民族历史上充满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战争和专制。不同理想都正确的宽容理念是和自由主义一道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一个人与生俱来便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它同样强调了幸福的个人主义含义：每个人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这样，自由主义便强调了不同价值观的并存与相互尊重。由此，人与人之间除了对抗和服从外，又多了平等共处的宽容关系。因此，在专制气氛下，一些英汉字典虽然带有敌意地把互相尊重的tolerance解释成“一种自由主义观点”，却也正确地指出了宽容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平等共处的宽容，市场经济如何可能、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男女平等如何可能、信仰自由如何可能？相互尊重的宽容才使我们不再需要在压制别人和服从别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今天，每个人都和几百年前一样，不喜欢别人的某些追求、想法、行为、性格、爱好甚至长相，不喜欢某些观点、主义、组织甚至国家。这是人的正常情感。可宽容的品质让我们超越这种情感，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同时，自觉地尊重别人，让别人说话、行事、自得其乐。宽容渐成习惯，我们就能进入宽容的境界，大大方方地看待人世，在勇敢、独立地坚持自己人格、自己信奉的正直时，也让宽容给予自己愉快和开放的心绪与不同于自己的配偶、亲属、同事以及其他团体、阶级、民族的人平等相处。

“夜话”2007年第4期                                     2007年2月16日

 

春节感恩

 

看一下时钟，国内已然除夕上午。父母、亲戚、朋友大概在准备今天的晚餐吧？网上有人建议除夕放假，我很赞成。春节前后，除夕是最忙碌的，不但要准备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而且要为节日几天准备好饭菜。我母亲信奉“大年初一不动刀”，需要动刀的节日菜肴必须在除夕准备好，所以童年时每逢除夕，不但我们孩子要被母亲叫住帮忙，连从不参与烧饭理菜的父亲也得打杂。今年，虽然我离开上海前便在信箱里发现了餐馆年夜饭广告，但绝大多数同胞肯定还是待在家里，毕竟这是个家庭的节日。所以，除夕放假，对家庭主妇和参与家务的男性都是一个福音。

由于时差，Stanford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入除夕。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呢？前天一个朋友让我去他那里，并且要为我买飞机票；另一个朋友促我立即改签机票回上海过年，反正年后学校很快开学，我也得上班的。我谢绝了他们。可对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脑袋里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概念。向父母、孩子祝福春节，在网络上向朋友贺岁，是必不可少的。其余呢？不知道。一个人平平静静、安安静静，读读书，散散步，是我过去的梦想，也许今年除夕、春节就如此吧。今天又刚刚买了一本《Grea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美国优秀短篇小说集），够春节的周末两天看了 －－ 况且计算机里还有音乐、柜子内还有酒与茶。

朋友的邀请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恩情结。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应当是生活中最昂贵最难得的东西。但如果它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外界的强加，它是没有价值的。过去在农村过年，也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但那和贫穷、闭塞联系在一起，谈不上free to choose (自由选择)。如今，可以和朋友过年、可以和家人在牌桌上等待午夜的鞭炮焰火、可以大快朵颐，美餐一阵、可以“侃山”，上至天文下及地理；但还是喜欢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内心明白，能够自由地选择如此的过年方式，是自己的运气，应当感谢上天、感谢家人、感谢朋友的。

怀着这样的感恩心情，我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表发到网上，让网友自由使用。通过沈建飞先生的帮助，这些数据去年底就整理好了。我还根据这些数据显示的图形，写了一篇夜话，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发了一通感慨。可为自己整理和为大众整理毕竟是两回事。让大众使用的数据，应当清楚而没有歧义、简洁以方便使用、缺陷也能够让他们一眼看出。为此，我在书桌前坐了差不多两天，核对数字、检查程序、编写说明、征求意见。现在终于完成，可以发到网上了。

同时，我声明，不但上述数据表，而且www.hujingbei.net网址上的所有内容，网友都可以自由、免费地在网络上转载和使用，而且不必要请示或者通知我。网络是自由世界。信息自由交流的前提是信息自由使用。我自己的文字，是使用包括免费使用了许许多多人的文字才写成的，因此它也应当让别人免费自由取用。即使我的文字有错误有缺陷，它们也只能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和纠正。所以，在承担对这些文字责任的同时，我愿意把我的文字作品变为自由使用的公共物品。

公布上述数据，是我整理这些数据时就做出的决定；公开声明自己的网络作品是公共物品，是我得知网络作品专利权争议后便有的想法。春节的感恩情结促使我完成这些心愿。我们民族有清明节感谢祖先的传统，有事情成功后谢佛的习惯，有谢天谢地的成语。记得三十多年前一次知识青年开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出了“谢天谢地”，立即被旁人用“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抢白得无地自容，自己也深感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如今，在春节来临之际，在感谢朋友和家人的同时，我又感受到“谢天谢地”，感谢上天，感谢世界，感谢社会，让我能够自由选择，能够安静平静地享受我们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也让我能够回报一下世界、朋友和家人。

 

2007年2月16日于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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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6期                                                            2006年3月29日

 

我为上海财经大学鼓掌

 

       两年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向上海财经大学领导提出辞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离开财大的请求。长期在美国德州任教的田国强先生早就有为国内经济学教育一显身手的情怀。上海财大校领导更愿意为学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增强经济学基础，更希望学校有一个走在全国前面的经济学，于是在接受我辞职的同时，欣然聘请田国强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在那个时候，我曾为上海财大鼓掌、为田国强先生鼓掌。

 

       今天，在上海财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换届的时候，上海财大决定和准备继续聘请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担任这些院长职务。对此，我再一次为上海财大鼓掌，为刚刚担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张欣先生鼓掌、为准备担任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的先生们鼓掌。

 

       2003年上半年我受聘为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据说那是国内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的领导由“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人担任。如果此说属实的话，经济学教育从说教式的宣传、心得式的“研究”向可争辩的阐述、可证伪的研究转变的大趋势，终于开始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我在任时期，经济学院开始全面而非局部、公开而非私下地向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转型。田国强不但熟悉现代经济学，做过杰出的研究，了解众多北美的资源，而且过去便已经在国内建立起威望和网络。他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上海财大校领导慧眼所识。一年多来，田国强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大手笔的举措，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带上了全新的台阶，现代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院扎根：经济学教育走上正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始学术化；严肃的研究气氛形成，高层次的研究平台开始建立。

 

我的辞职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借助这个偶然契机，上海财大开创了一条倚重在海外取得学术成就并且熟悉现代教育制度的华人回到祖国领导和重建经济学教育的道路。田国强一年多来的成功表明这条道路是能够走通的。林毅夫、邹恒甫都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过。但只有上海财大才开始倚重海外华人直接领导和改造体系内的经济学院，只有田国强才开始直接管理和塑造体系内的经济学教育。今天，上海财大决定把这条道路拓宽到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聘任海外华人学者直接领导这些学科的建设，我作为校友表示衷心的支持。

 

环顾国内，在四十到五十五岁年龄层次上，我们虽然能够发现一些足有成就的学者，但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而难以象田国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地高校（即使是象上海这样的外地）。这个年龄段的其它学者，大部分不但是在政治教育式的政治经济学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了解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状况以后，也没有依靠自身的修养训练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上海财大肯定希望在国内聘请到能够带领学校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诸学科与现代教育和科研制度接轨的学者。上海财大令我敬佩的地方，是它在无法实现这一希望的时候没有屈就，为了学生、为了历史（上海财大主要领导都有文史底蕴），它勇敢地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对全国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都将发挥强大示范效应的道路。

 

    当然，上海财大的道路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即使上海财大内部也有学院在国内学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现代教育和科研道路。以引入海外学者为特色的上海财大道路虽然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前面的路还很长。田国强在经济学院成功的同时，既有改善的需要也有前行的任务。众多海外学者担任院长以后，他们和校领导的沟通、和教师的沟通、他们自己之间的沟通，都需要他们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现代化是项艰巨的事业，走在前面的上海财大和它的各个专业学院尤其艰巨。在这里，与实现现代化教育和研究相比，现代化校园的建设只是一项简单的工艺。在高校重建具有学者良知和风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才是高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不但是对高校领导的挑战，是对高校现有教师的个人挑战，而且是对从国外引入的每个学者的个人挑战，因为对后者来说，溶入高校的小市民教授圈子，是太容易了。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尽管海外学者的领导作风会有不逮、工作方法常可商榷，但上海财大的道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也是更优的。我为这条道路鼓掌，我为上海财大鼓掌。

“夜话”2006年第7期                                                                       2006年4月12日

 

四年总结

(1997-2001)

 

　　1997年4月14日，星期一，我乘飞机抵达上海，在八年的国外生活以后重新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今天是2001年4月14日，从那时算起，四年过去了。

　　四年也许仅仅占到我全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四年对我却很不寻常，因为它可能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我所回到的中国处在一种几乎是全面腐化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具有非常强大的同化能力：所以抗同化成了我在这四年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接牵涉到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我在这四年内才第一次真正直面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也才在自我意识的意义上确定了自己的命运。虽然1997年我踏上上海土地的时候，心理上做好了插队准备。但后来我发现1997年和1968年（下乡插队年）对我的两个重大区别。1968年我没有任何机会，欲积极而不能；1997年我拥有很多机会，思清静却难为。同时插队时单身一人，可以我行我素；回国时我在国内的亲人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在国外的妻子希望我摆脱“贫困化”；而我也完全明白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不过，尽管有这些区别，但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性和对某种心灵境界的追求，使我在这四年的抗同化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思想波动：我的思想是稳定的，轨迹是清晰的。在全方位腐败的社会风气中，我肯定做过一些不完全符合自我规范的事情，但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抵抗住了同化。我体会到，即使我在国内没有做出其他事情，只要我不被同化到腐败的制度和风气中，我就成功了。今天，我可以说，在这四年里，我在抗同化上是成功的。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如果自己尚健而回忆这四年经历的时候，心情将是平静甚至幸福的。

 

一．物质生活

 

　　四年前刚到上海时，我对当时个人的物质条件和周围的环境污染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我没有向我的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提出任何实质性要求。四年前的今天，当我回到我出国前的复旦大学教工宿舍的家中时，马桶不灵，厨房的豌筷都是污迹， 屋内满是霉味。我整理出一张床板用板凳搭了睡觉。手头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50马克（200多元人民币）。最初的月工资为800元左右。感谢朋友和上海财经大学借给我钱，让我装了电话，让我能够看望一下住在外地的父母亲，也让我能够买一些国内的专业书籍。应当感谢德国政府劳动部向我提供了回国第一年的生活补贴 (我自己决定不把这笔补贴带回国内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提供给我一台计算机。后者直接帮助了我的工作起步。
　　四年过去了，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还有贷款待清）；月工资升到了3600元，是四年前的三倍半。2001年3月我的金融资产约15000元，是四年前的75倍。四年来，除了1997年为了父亲80寿辰的费用而打过一次工以外，我没有争取过任何本职工作以外的收入。当然，我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但它是稳定的。就是说，仅仅依靠本职工作的收入，我已经为自己打下了一个稳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不需要很多地考虑金钱问题，从而有了思考和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
　　在这期间，从1999年9月开始，我征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同意，兼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学的工作，并由此获得每月1000马克的补助。这笔补助使我能够支持我的孩子在德国就学。我曾经试图仅仅在经济学专业工作而获得这样的经济能力，但失败了。随着收入的增长，未来我可能更多地为他人负一些经济责任。但我不准备为此而争取本职工作外的收入，在这点上，我是和抗同化联系起来的。

 

二．教学

 

　　我对自己的专业定位是理论经济学。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在经济学领域工作，在同济大学在管理学领域工作。由于我对管理学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在教学中我基本上处于边学边教的状态。一方面受自己的科研兴趣和知识结构所限，另一方面也没有决心把时间大量投入到管理学上，所以我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尽管前两年打算过把时间投入的重点转向管理学，但由于在经济学方面自己总有许多问题在思考，所以没有实现。现在我放弃了这样的打算。目前的想法是争取同济大学的工作也往经济学方面转，自以为这对学生对自己对大众都有好处。毕竟愿意搞管理学的人比愿意搞经济学的人多得多；同时自己将近五十，即使我完全转入管理学，做出成就的可能性也渺茫；对照自己所放弃的个人生活和追求亦不值得。所以目前的打算是管理学方面的工作仍然维持在边学边教的水平，并且随时准备退出该领域。
　　四年来我的工作主要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就教学来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四年前，当我第一次上课并把西方专业杂志的文献交给硕士研究生阅读的时候，学生都要求我讲课。我坚决拒绝了。我明确告诉他们，老师讲、学生听、课后写一篇没有意义的议论文或通过简单考试来结业的时代必须结束；他们必须直接读专业文献，必须按类似专业文献的要求撰写课程论文。我的课程总是以国外的最新教科书或专业杂志文献为参考教材。即使直接有关中国现实的上课部分，也和国内专业杂志上有学术深度的文献相联系。当然，这要求我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上课上，尤其是那些教科书、文献，大多数我自己也没有使用过或阅读过，我必须边学边教。同时，我每个学期上的课、使用的文献几乎都不一样。应当说这往往是很辛苦的。在国内，学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不懂的地方问老师，甚至上课做报告的中途突然说做不下去了，让老师讲。这和国外学生完全依靠自己读通文献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过，我渐渐地体会到，上课首先是一个自己学习的途径。没有这样的途径，很多文献我自己根本不会去读，国际上的学科发展我可能根本不会去了解。四年后的今天，应当说我的这种读文献、写课程论文并做报告、以课程论文为基础考试的上课方式已经被大部分学生接受。更多的老师也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
　　在实践中，我强烈感到理论经济学教学的两大问题。一是思考方法粗放。学生被传授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还是大而广之地讨论问题，分析的成份太少；同时还有强烈的宣传工作的思维方式。二是内容陈旧，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这和理论经济学教学在总体上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为主密不可分。它在目前还很难完全改观。不过，在我所及的范围内，我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所习惯了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否则他们在学术上就不会有前途。我参与执教的是西方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我完全支持和我一同开始这四年工作的朱保华老师对教学内容的重大改革，希望把教学内容全面向西方高质量的教科书看齐。我们深深地感到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教学水平、教育方向、师资都急需改革。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必须扭转整个教学制度向低水平的教师和学生看齐、让教学制度和社会腐败同化的方向。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科研

 

　　四年来，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种可能机制”，便试图系统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那篇文章里，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一般理论出发，尤其在自己早先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可能遵循的一种机制或规律。在我了解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人像我在那篇文章里那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应当说那篇文章代表了我在经济学上达到的顶峰。它既表示我终于幸运地做成了一件事情，也表示我不再可能有新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做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只是在所达到的平面上外推。四年中做的外推工作大概只是两个方向，一是推及到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结束后，二是推展到中国的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史。这两个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表明我提出的模型和机制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提出的理论推及到当前的中国现实。这应该是自己从现在开始的重点工作。
　　在2000年我把自己将近20年前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公开发表。该文虽然不是这四年的工作成果，但它是我十分重视的另一个科研工作，在适当机会将它公开发表是我直到那时的宿愿。
　　其他科研工作也做过一些，但在自己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代表不了自己的工作。
　　同时，在这四年里，我没有写过任何“伪学术”的文章，没有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拼凑文字，也没有写过任何违反自己心愿的作品，亦没有参加过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在学术上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我的科研工作量确实不多，也是值得自己严重注意的。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以为完成了它们再来静心思索。但实际上那些事情总是无限多，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今后看来还是要更多地放弃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1998年专门为我提出的项目“中国实证经济学的体系和方法”拨出12万元。这使我的科研有了充足的资金。为此我对上海财经大学怀有深深的感谢之情。

 

四．人生思索

 

　　四年里，抗同化的问题促使我先是不自觉地、后来自觉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在这四年中我明确认识到自己在个体之间的常规竞争中注定是个失败者。同时，我在中国的单身生活意味着我对自己所珍视的一部分人生内容尤其是夫妻生活的放弃。放弃亦是失败。失败的认识也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况且，如果说我的失败至少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它给我妻子造成的损害，却违反了我不伤害别人的准则：我自己的准则和我自己的选择出现了矛盾。我把社会看成善的，并首先考虑坦诚待人。但我比较地走到了极端，在很大程度上自觉地选择了财富、职位、名誉竞争中的败者角色，从而导致了自己在夫妻感情关系中的失败，并使她受到了损害。为此我将承担责任。
　　我的孩子给我的理解令我欣慰。我是在确信他基本形成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获得了学习能力后才离开他的。但他能否做出一些超出普通职业范围的事情还取决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我相信我在中国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离开了他。但只要我们在一起，他总会主动地拉起歌曲“血染的风采”（只是我们都超脱了国家的概念），使我很感动。我有许多相互理解甚至相互欣赏的朋友、同事、学生和家人。他们给我的关心和帮助既使我在心灵内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也在实务上减少了我的困难。因此，在自认败者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下层的人，缺乏学校训练、从16岁起就自谋生计，25岁才带着残缺不全的知识步入学校，但受到的又几乎全是过时的教育，而能达到今天这样生活稳定、工作自由、心境平静、未来被迫改变自己的风险不大而且还有很多知音者的状况，世界给予我的是太多了，远远超出我作为失败者所放弃所丢失的；另一方面，我不但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领取了世界给予我的，而且也用自己的努力为世界为他人做了一些工作。因此，我想我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生活对于我无疑有苦涩的一面，某些东西的放弃会造成我长久的遗憾，但我更深地体会到的是生活的美丽，因为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如思维的自由、心情的平静、朋友的相知，我都已经获得。
　　今后呢？我的大概可以算是好的素质有1. 喜欢思索，所以需要自由时间；2. 不愿意把自己的思考直接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3. 认为仅思考不行为，仅批评不做事的方式缺乏道德和人格的力量，所以想把思考和行为联系起来。如同我的一些坏的素质难以改变一样，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这些自以为不算坏的素质。但它们不但规定了我这四年的生命轨迹，也基本决定了我的未来。可是，在具体的形式上，在回国四年后的今天，我却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
　　第一，继续往技术化的经济学方向发展，还是更多地转向社会学、哲学。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如何富裕的经济学问题。中国以及人类现在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富裕和自然环境、人文道德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参与。我最初读书是从哲学开始的，并且始终对类似问题有兴趣，但这些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第二，继续在学术上发展，还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在这四年里，我感到仅仅自己抗同化是不够的，社会腐败的治理需要制度的更新，而自己也有责任做些超出书本的工作。但这无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利，而我觉得尽管我在经济学研究上走到了自己能达到的顶峰，但自己还有许多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问题需要探索。
　　当然，不管我如何决定，我对人生的感悟不会改变了，改变的将只是生命的具体表现。

 

2001年4月17日完稿于上海

 

{这是五年前为自己写的一个总结，曾给若干朋友看过。这次发表时对涉及他人的字句有个别改动。

胡景北 2006年4月12日}

“夜话”2007年第9期                                                                2007年5月5日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纪念馆，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生产队，120亩地，50个劳动力，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劳动力都是太多，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我们缺少农民，缺少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365天，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割草，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甚至那么辛苦，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麦子不种了，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粮食价格便宜，种麦收麦又苦又累，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365天，种田无需100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休闲在家：农民倒真是多了，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

“夜话”2007年第7期                                                                2007年4月4日

 

建议实行大学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最近网上和网下议论纷纷的热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与张鸣两教授因为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按照张鸣的激愤之词，现今的中国大学不但衙门化，而且简直黑社会化了。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偏激，但中国许多大学里评职称时拉帮结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凭年头升职称，亦是中国大学的耻辱，后代人论及此，真不知如何叹息才好。中国现行的大学教授评任制度，至少有两大欠缺，一是各个大学内部缺乏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二是各个学校之间缺乏流动，或者说缺乏大学教授的统一市场。这两大欠缺相辅相成。没有流动或市场，拉帮结派、找关系靠年头评任教授才有可能；没有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市场又形成不了，因为就象商品一样，没有质量监管体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情况严重的商品，是形不成统一市场的。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教授对保持、发扬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负有特殊作用。现行大学教授评任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我不擅长于政策建议。只是由于我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户籍制度不宜改”的观点提出了“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而近年来的事实又支持了我那时的预期，因此现在大胆提出大学教授转校聘任的改革建议。我建议从现在着手，经过三年准备期，到2010年，中国开始实行新的教授评定制度。我所建议的新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教授实行转校聘任，即一个人要想获得教授职称，他不能够在他当时工作的学校内申请和评定，而必须向招聘教授的其他学校申请并在其他学校聘任。具体地说，转校聘任制度的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              各个大学不得在本校教师内招聘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得授予本校教师教授职称。

2．              各个大学需要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必须在除了本校外的全世界公开招聘。当然，初期可以限定在全国公开招聘，但至少必须在全国公开招聘，而不应当在更狭隘的地区或省市内招聘。

3．              每个希望获得教授职称的人，必须到独立于他现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其他学校应聘。由于中国大学将实行四级教授制度，现任教授要提升到更高一级教授，也必须到其他学校应聘。

4．              实行教授应聘的最高年龄限制。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建议应聘最低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45岁，应聘最高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55岁。

5．              决定一个人是否达到教授职称资格的唯一标准是他的学术水平，具体标志是这个人独立发表的文字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准。因此，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完全可能因为其一篇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被聘定为教授，相反，一个写有几百篇一般论文和著作的人一生都应与教授无缘。

6．              招聘教授的学校必须把应聘者的姓名和代表其最高学术水平的作品在网络上和相关报刊上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教授聘任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和每个成员的投票情况应当公开。

7．              如果一个学校聘任的教授，其学术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应聘者或者（在无其他应聘者的情况下）明显低于教授应当具有的学术水平，这个学校的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相应成员应当受到严厉处罚，至少终生丧失成为教授聘任委员会成员的资格，甚至取消其教授资格。

8．              国家成立教授职称仲裁委员会，对有关争议做出公开讨论和最终决定。该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投票也应当公开。

9．              取消非学术性教学工作的教授职称。

至少就我了解的经济学学科而言，应当取消政治经济学本来就不具有的学术外表，还其宣传教育的本色。如果这样的宣传教育还需要维持的话，应当为它们建立另一套头衔和待遇，而与学术分开。

不这样分开的话，学术和宣教就会混为一谈，评定教授按照学术水平就会成为空话，学术独立也会成为空话。当然，这样做需要执政党为民族负责的情怀和勇气。我相信中国现在或者最近将来的领导人一定有这样的情怀和勇气，会把政治经济学一类宣教工作排除出学术评定范围。

10．          全国公立大学实行基本统一的大学教授薪金制度，并完全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私立大学的大学教授的薪金制度，应当类似于公立大学。

取消教授从科研资金提成个人收入的“潜规则”制度。这样的做法按照国际惯例是贪污。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制度，才有可能排除商人教授的趋势，重建大学学术氛围、重建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取消按成果、教学工作量、带研究生、参加答辩、学术报告甚至出卷、阅卷、参加普通会议等的报酬。对在应聘时索取和接受特殊待遇的教授按收受贿赂罪惩处。

11．     对教授实行全国统一的户口、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保证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基本统一大学教授的薪金和户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大学教授流动的制度保证。既然中国能够对干部实行这样的制度，对比干部数量少得多的教授，实行这一制度应当更无困难。

12．  所有教授在各学校间的调动采取招聘、应聘和聘用方式。废除现有的教授调动制度本身从而废除教授调动的黑箱做法和一对一的特殊待遇私下谈判做法。

13.       在从2010年起对全国所有新任教授采取上述制度的同时，对旧制度下获得教授职称的位置，分五年或十年逐步转为公开招聘。

在新旧制度并存时期，未通过新制度而获得教授职称的教授，待遇应当低于新制度下产生的教授。

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相应地建立大学教授的专门法规，并对新旧制度并存时期的长度和过渡方式做出专门规定。

 

当然，建立教授职称转校聘任的制度，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和规范。本文提出的具体建议本身也需要讨论、修改甚至放弃（如果有更好建议的话）。另一方面，教授职称转校聘任，其实又是许多国家久已行之的有效做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转校聘任制度本身，就用外部评价方式，大大降低了非学术因素尤其人情因素在教授聘任中的作用。和国外的通行做法相比，本文建议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公开性，公开应聘者借以证明自己学术水准的作品，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对掉以轻心甚至营私舞弊的评委的惩罚。

公开应聘者的作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公平不严格。其实，现在各大学教授职称委员会的评委都很明白申请者中哪一位或哪几位的学术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常常顾及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不能严格地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年轻的佼佼者往往成为他们照顾关系的牺牲者。在国外，35岁以前当教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中国教授实行公开招聘、公开评定，35岁或更年轻的人担任教授的现象也会很多，因为许多年轻人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50多岁的教授候选人或现任教授。通过公开应聘者姓名和其标志作品，局外人和应聘者自己能够对所有应聘者的学术水平做出上下高低的评价，评委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会大大减少对其他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的考虑，学术水平高的应聘者便容易被聘上。就中国人民大学争论的例子来说。假如它招聘国际政治方面的教授时公开应聘者的资料。萧延中若应聘，自然有局外人比较他与其他应聘者的水平，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局外人，在这样的社会监督面前，评委自我约束程度会明显提高，拒绝照顾关系的决心会大大增强（我相信，至少绝大部分现任评委内心里并不愿意照顾关系），投票结果有利于水平最高的应聘者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诚然，即使公开投票也会有差错或者舞弊，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萧延中没有被聘上并且认为评委没有履行好职责，他还有申诉的渠道，而张鸣、李景治就萧延中是否达到教授水平的争论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校名听上去就让人严肃和尊重的学校，也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特殊的安慰。

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公开处罚， 在中国当前学术评价不公正不严格的状况下，对于保证教授评定的学术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公开评委的投票，意味着每个评委必须在公众面前承担自己投票的个人责任。这样，一个学术水平明显高于竞争者的人如果没有被聘上，相关的评委便不能用集体决定来搪塞，不能用投票状况的保密来掩饰个人品行的软弱甚至良知的湮灭。公开投票和公开处罚能够大大提高评委掉以轻心和营私舞弊的风险。这两项措施还能够减少教授评定的成本，因为各个学校成员众多的评价委员会以及繁琐的评价程序，其实都来源于逃避个人责任。我在德国读博士，论文只需要指导教授和学院（系）指定的另一位教授认可就行。所以，如果论文质量低却被通过，这两位教授的个人过错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郑重地负起责任。中国的一篇博士论文，至少要指导教授（有时还有副指导教授）、预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外聘盲审的三或五位教授、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还有学校学位分委员会和委员会的诸位教授的认可，才能最终通过。结果呢，论文质量依然没有保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教授（包括指导教授）承担个人过错，都是集体的过错（所谓“制度”原因）。公开投票、公开处罚，让评委承担个人的人格责任和知识水平责任，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评委、那么多评审程序。最后，国家仲裁的目的是防止某个学校或地区的评委集体作弊。在中国许多学校还是单位专制的情况下，评委集体作弊的现象必须事先加以预防。

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教授主导、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一新制度的根本基础在于教授素质的提高。提高和保证教授素质的条件有很多。教授转校聘任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仅仅教授转校聘任的单一措施，尚不能实现改革、建立新制度。所以，仅仅教授转校聘任是不够的，但缺少教授转校聘任又是万万不可的。同时，和高校改革的其他措施相比，教授转校聘任比较容易实行，因为它牵涉的人数毕竟不是非常多。受到这一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熬年头盼着升教授的副教授和其他大学人员，以及刚刚或者将要调入学校工作的部分官员们，因为他们都希望戴着教授头衔退休。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是因为中央还没有改变旧制度，他们才存着这样的希望。如果中国坚决地改变现行教授内部评定制度，建立新的学术至上的教授制度和公开公正的聘任制度，他们不但理解，而且会支持的。

“夜话”2007年第8期                                                         　  2007年4月22日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今天，我把自己十八岁时，也就是1971年写的第2本日记上网公布。这是一段我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历史。

       重读这些三十六年前的日记，我不能不百感交集，那个社会、那一时代、那种语言、那些人；那挑秧时每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紧紧抓住田埂的步子，那对真理的渴望和对毛泽东的崇拜…..

重读这些日记，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年头、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生活，我不想说青春无悔，因为面对刘少奇的冤魂、面对在忆苦思甜时因为提及“1958年更苦”而受到批评的农民，我不能说青春无悔；我也不想说青春有悔，因为我很难想像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青春，在那个时代。

重要的是教训，为自己，也为由于那个时代而陷入了“有悔”和“无悔”悖论中的中国，为了中国不再出现类似的灾难。

对我来说，在所有教训中，最深刻的教训是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好像是一个常识，一个最浅显明白的常识。可是，恰好在我的日记中，在我的青春信仰中，成为好人的路只有一条：在大千世界里，在茫茫人生中，只有一条路才能让人成为好人，这就是“听毛主席的话”。

从我上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要当好学生，就必须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不可能是好学生。

接着我知道了，要当毛主席的好少年，毛主席的好青年，毛主席的好农民。我没有当过兵，做过工，但我知道如果当兵、做工的话，一个人就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工人。

我相信了这些。我相信了一个人要做好人，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听毛主席的话，赫鲁晓夫、肯尼迪不听毛主席的话，他们不是好人；同学、亲戚、父母如果不听毛主席的话，也不是好人。

好人自然要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如果对不听毛主席话的人善良，善良就会变成罪恶（对敌人的善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如果在坚持和毛主席不一样的话上正直，正直就成了“死不改悔”；如果不是为毛主席努力，不是为毛主席负责，那就走到了反面，反而会成为危险的坏人。

十八岁的时候，我坚信这一切，我的日记渗透了这样的信念。

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个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又过了两个十八年，今天我认为自己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我不同于自己十八岁时所想像的“好人”，因为我今天认识到了：成为好人的路不至一条——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如果毛泽东是好人，听毛泽东话的人是好人；那么，不听他的话的人也完全可能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是的，毛泽东可能是好人，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赫鲁晓夫、肯尼迪也可能是好人。

       如果说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听毛主席的话是好人，那么，今天我不听甚至反对他的话，我同样会是好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才是好人。如今所有人都承认，当时的保皇派、逍遥派都可能是好人，而造反派也有许多不好的人。

今天我明白，一个孩子是做爸爸妈妈的好学生，做班主任老师的好学生，做共产党的好学生，做耶稣基督的好学生，还是做孔夫子的好学生，她/他都能成为好学生。

今天我明白，一个人不管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都能成为好人。

今天我明白，仅仅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还不足以成为好人。一个好人必须同时认识到，自己成为好人的路不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成为好人的路。一个好人同时还必须宽容，必须让别人有走别的道路的自由。

今天我明白，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主义的路，完全可能让一个人成为好人。但是，把它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走这条路，则不应当是好人所为。同样，把爸爸妈妈的话或者老师的话或者耶稣基督或者孔夫子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相信的行为，也不应当是好人的行为。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让别人选择最适合她/他自己的道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在担心别人选错路的同时，也让别人担心自己选错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相信和自己不同的人也能成为好人，也是好人，那就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自由。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放弃强迫别人走自己道路的专制和暴力，从家庭开始，到单位、到地方、到国家、到全世界。

       我希望，我的青春日记，我在那个不但为今天的人们难以想像，其实也为1949年、1965年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时代写下的日记，能让我自己和其他读者更加尊重别人的观点、别人的道路，使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社会更加宽松、更加自由。

 

 

附：胡景北日记 II（1971.05.16－197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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