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乎?人民乎?

“双周夜话”2003年第4                                                             2003225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一些当年的镜头。尤其是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不少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做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这里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

210感怀

夜话”2005年第9                     20051222

 

210感怀

 

“去年你怎么能在210室度过了冬天?”一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北方寒流中问我,他感到那里冷得难以忍受。

“也许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吧?”我回答说。

搬出210,已经有7个月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210室是一间宿舍,位于校区的最深处。墙外的工厂十几年前还很有名气,现在已经停产,几无人烟。隔壁房间基本无人居住,整栋楼居民也不多。因此,只要墙外不远工地上的混凝土搅拌机停止吼叫,周围便是一片静谧。楼旁小径有几颗树,不高,形似棕榈,冬天也苍翠着。我喜爱在那里散步,百米左右距离,来回走走,很安宁。

然而,210室内没有它的环境惬意。超过三米的净高和超过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面积,仍不容光线穿过。老式长条地板留下又宽又深的缝隙。在我搬入之前,管理部门刚刚用石灰填塞了它们,涂漆后,外观很受用。但一走动,石灰便跃然而起,成了扫之不尽的垃圾来源。冬天冷,坐在床上看书,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农村的小屋。当然,和30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可调可阅的素琴、金经,只是谈笑虽无鸿儒,往来亦少白丁,一如既往。

不过,30多年前我去农村,带着的是壮丽的革命色彩;这次搬入210,却怀着更多的自责。我到农村时正值青少年。那时候,听到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学习的是雷锋爱憎分明。谁好谁坏,好事坏事,伟大领袖定了标准。领袖一声号召,我们立即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斗争。可是,当贫下中农在集体劳动时教导我要偷懒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没有了标准:这些被定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好人,为什

文献引用规范谈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                                      2004526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                                                  20021231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29,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1229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双周夜话”2002年第6                                                           2002315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近来无意想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没有起源于当时经济可能更加发达的中国?原因有很多种,技术创新(它也许比现有技术水准更重要)、探险精神、国家间的竞争、人文意识、宗教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分离。个人有独立行动、独立决策的自由,市场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出现和发展。但平等竞争的前提,或为每个人能力同样,或强者自觉地按规则行事,而不恃强凌弱。由于每个个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起源便部分地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一个自觉按规则行事的强势人群存在。我们常常谈到企业家素质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企业家视为努力追求并且知道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么,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只要有空间,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假如一个社会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每个企业家会如何追求个体利益呢?如果我们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象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甚至不惜上绞刑架,那么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无法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中,因为失败了的企业家和不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的社会积极分子(也可以算企业家吧)将有正当理由制止和消除这种腐败堕落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企业家在其活动空间内自制,需要他们仅仅用正当的手段按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中国的古训叫“生财有道”。市场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则,因此“正当手段”便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尤其企业家具有良好的道德,自觉地按照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行为规范行事;意味着企业家自觉地拒绝今天我们所说的寻租活动,自觉地拒绝自己的特权机会,更不用说拒绝欺诈和作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西欧正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笃信上帝。许多人写作不署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上帝对他心灵的呼唤,作品应当属于上帝。许多人争取财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虔诚。他们争取财富增殖,不是个人或者子孙的享受,而是为上帝效劳,许多人最后把财富献给上帝或者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例如教会、慈善组织等等。这些人在以上帝为终极目的时,把财富增殖视为中间目标。为了这样的中间目标,他们将自觉地仅仅使用正当手段,因为任何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但不会受到上帝的赞扬,反而会受到他的惩罚。如果这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失败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们将接受教训,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从事市场交易。在以这样的人为核心的市场参与者中,渐渐地形成了市场交易所特有的规范,尤其是防止寻租和特权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也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资本主义开始正常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就我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似乎没有自觉遵守“生财有道”古训的企业家人群。读一下“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我到处发现企业家寻租现象。“人无横财不发”的贬抑之说,虽然被许多学者批评为中国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但亦非空穴来风,似乎多少也是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的写照。由此看来,缺乏一群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可能是中国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双周夜话” 2004年第08                               20040412

 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最近整理书籍,竟发现了久违的《论语批注》。它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写作的,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内部发行。按现在的规矩,内部报告等,只要受到市和市以上领导重视,便可计为学术成果,作为晋升教授、博导的依据。若能有中华书局这样著名的机构内部出版,身价自然更高。由此看来,这本当年的著作,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更重要的是,当年这本著作发行很广,几乎每个人都要学习(而不仅仅了解)的。所以,重新看到自己年轻时认真学习过的这本书,我甚至有一种亲切之感。我是在学习它和类似它的著作、文章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不但习惯了那些语言,那些思维方式,而且真诚地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虽然今天它们不再流行,可我往往还有一种“何日君再来”的感觉。因此,又看到这本书,我忍不住打开读起来。然而,即使我熟悉它们,即使我虔诚地相信过它们,我也几乎不敢相信我读到的是这样的内容,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相信的是另外一些“好”的文字。但是,白纸黑字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历史:我对孔子的最初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批判中获得的。这本批注,按照《论语》的篇目顺序,一句一句地逐句加以注释、翻译和批判。这里仅列出《论语》中两句话和作者的批判,以忆自己青年所学,且为今日之镜也。  

  《论语》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批判: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反动的思想流派,主要还是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为了复辟奴隶制,阴谋篡夺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孔丘从鲁定公初年(公元前509年)开始,便开坛设教,广招弟子,大肆宣扬他那套反动说教,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队伍,积蓄实力,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

  宋代反动哲学家朱熹,曾把《学而》吹捧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事实上,孔丘的那个“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孔丘的那个“德”,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德”。《论语》一开始就记载了孔丘办教育的反动目的,反映了儒家维护没落奴隶制的顽固立场。

                                                (《论语批注》第12页)

 

  《论语》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批判:  

  恩格斯曾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被各个时代反动派吹捧了两千多年的“智、仁、勇”,绝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类美德,而是孔丘提出的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孔丘所谓“知者”,是指能精通周礼,并能够为奴隶主贵族出谋划策的人;所谓“仁者”,是指能“克己复礼”,并能按周礼进行统治的人:所谓“勇者”,是指能为维护奴隶制而卖命的人。孔丘力图把他的门徒培养成这样的人,后来的儒家著作《中庸》把这三种反革命信条称为“通行天下的美德”。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也一直把智、仁、勇作为培养反革命人材的标准。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革命的目的,就曾以“智、仁、勇”为标准来训练他的党徒。抗日战争时期反共老手陈伯达与国民党反动派紧密配合,把“智、仁、勇”吹捧成“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胡说“具有智、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又搬出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胡说什么“仁”就是团结,“勇”就是斗争,“智”就是“唯物论”,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奴隶主阶级和后来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论语批注》第204206页)

说真话

“双周夜话”2004年第16                      2004824

 

说真话

 

       刚从远离Internet的地方归来,就有朋友告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许多教师被网民评论或者调侃了一番,希望我能够读一读。果然,在网址“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上,一位化名为Skywalker的网民对经济学院不少教师做了简短直接的评论。我不知道其它教师读了这些对自己的评论有何感觉。我的感觉是他(她?)对我的评论是恰当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能够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已经不容易,能够听到比较恰当的、确实说到痛处的批评更不容易。所以我很感谢很佩服。我想,这样的批评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好处。

应当说,我在不同环境下也做过若干次学术报告,但很少听到过直刺报告弱处和错误的评论。这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愿意说“恰到痛处”的话。“皆大欢喜”无疑有好的一面。不过,它同时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思考自己。缺乏深刻性不但是许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感觉,而且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给他人留下的感觉。而它可能正是我们平时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后果之一。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背后评论。既然不好公开说真心话,背后总能说吧。但“谁个背后无人说”结果,往往却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人心的叵测。

网络有助于缓解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悖论。有了网络,有了虚拟,即使我们还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公共人物说什么真心话,但我们能够对日常事务日常人士说真心话了。原先通过曲折渠道传达到当事人那里的对他的背后评论,现在可以直接和公开地被他接收。原先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信息扭曲、参与传达的特定个人的喜怒善恶等各种情况,现在一下子都扫除了。由于网上评论是公开的,评论水平自有众目昭彰,对评论者动机和目的的全部猜测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网络上既然能够说真心话,直刺当事人痛处的评论便容易形成和表达。这样的评论本身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为前提。而当事人在这样的评论面前,也容易向深刻的方向改变。自然,这里要有前提,即当事人一要有精力去学习和思考,二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文氓”。

当然,网上的评论和网下的评论一样,不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而且还可能根本不值一读。对此我们实在不必多加苛求。Skywalker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诸教师的个别评论准确程度如何,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得有水平(至少对我的情况),值得一读。网上评论比纸媒评论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便是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了网民发自内心的真话。这是网络最可珍贵的地方。说真话本来是人的最原始要求。社会礼仪的发展虽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做了范围、时间、环境的限制,与人为善的愿望又使我们在无伤大碍的情况下抑制自己说出对别人不利的真心话。但所有这些限制和抑制都是以说真话为大前提的。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甚至必须不顾一切限制地说真话。也许,如果我们自己更多地说真心话,如果让别人更多地说真心话,我们大家才能像罗大佑希望的那样,互相拥有对方“真心的面孔”,才会“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附录:Skywalker 的评论:

(请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2004824。评论中有若干别字,请注意。)

 

goahead所提的方案(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分为政治经济学院和西方经济学院 ―― 转引者注)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程恩富从政治局上课回来,吆五喝六地成了钦差大臣,连谈敏也得让他几分。程恩富曾经公开对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大加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即使找一个地方把程恩富贡起来,也很难保证他不会伸手干预。更可能的是,这样的院系划分方法正好给了程恩富充分的口实。

谈敏这么多些年来就出了一本《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据说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前史”的课题,可是迟迟没有出版。他花在学术上的精力很少。

张尧庭的名字现在就是给财大和经济学院装点门面的,因为他小中风后一直卧床在家里,连过去的同事和学生都要张冠李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张对数理统计居然还能有所反应,可见学养之深厚。

费方域和胡景北就不多说了,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胡景北的一些不足,这从他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小册子就可以看出。胡景北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是有一些个人探索的,然而他的建模水平有些不足,和他的经济学直觉不能相比。

对教学而言,朱保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他涉猎的经济学领域很多,有的时候可以当万斤油来使,事实上他出国访问回来后确实一直在充当“救火队员”(朱保华语)。

引进杜恂诚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在经济史方面,特别是近代中国金融史领域,杜的研究工作非常扎实。我上过他的课,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他不下一次往返于上海和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赵晓雷实际上长期呆在财大的经济研究所,那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里面搞了不少人,程恩富也在那里挂名,可惜研究水平实在不能名符其实。我有个朋友在所里当行政,向我叹了不少苦经。

朱平方在胡时代担任副院长,另一个主管教务工作的副院长是朱保华。朱平方的关系比较多,经常能组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讲座。计量方面,从财大出去的陆懋祖是兼职教授,海闻易纲那套教材里有他的书。

胡永刚终于升到了博导,对于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实在也难为他了。他主要研究方向在宏观经济学,不过很多朋友反印他的宏观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怎么样。有个朋友直言不讳地说:胡永刚大概只看了罗默的教材,还没怎么看懂就跑来上课了。

张银杰总算混上博士生导师了,她来财大争了好久了,虽然这本来就是答应别人的。张银杰的政治经济学听众甚多,然而我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来,此人自恃在中央党校上过几天课,颇有些自命不凡。二来,上课所讲也只不过就是套套逻辑、玩玩概念。张银杰总是认为他在给学生传递正确地观点,这也正是有很多学生爱听她的课的原因所在。然而,张始终没有搞清楚一点,那就是她所讲的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个无意义的东西遑论对错?不过话说回来,如过程恩富能像张银杰一样上政经,也要比现在这样胡闹强百倍。

何玉长从厦门大学出来,照理说和钱伯海还算有师生之谊,结果跟着程恩富大肆批判钱好多年,是海派经济论的主将之一。不过,他不这样还能干什么呢?在写几本“旅游经济学”这样的垃圾出来?现在他去教务处当处长了,也算颐养天年。不过似乎还不死心,把杨培雷汉过去帮忙。结果几个教改方案搞得全校怨声载道。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何老师是个好人,可是很多时候办出来的事情比谁都坏!杨培雷本人是搞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根据和他当面交流的结果,证明他这方面是不懂的。

李新是个拿“有突出贡献的归国学者”奖金的白痴。八十年代末到苏联学习经济学,末了拿到学位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博士了。他所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宣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来引导苏东国家走上歧途,完全是阴谋论。而正经的转轨经济学却一窍不通。撇开这不谈,上课的能力也是极其糟糕,基本上只能照本宣科。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程,只能到处拼凑资料,完全不成体系,显得很没有底气。

马艳政经算是上得不错的,而且不像张银杰那么招摇。她上政经有一点好,就是从来不把政经当作绝对真理。这为学习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不影响其后西经的学习。

范翠红在产业组织理论,拍卖理论方面做得不错。前段时间她怀孕休产假,现在她生完孩子,可以重新投入到学术科研中来。未来将成为经济学院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

伍山林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接受经济学教育的话,今天肯定会更有能力。我和他私交很不错,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韩清、李春琦、沈根祥、张明恒几个搞计量的具有共同的优点,就是比较脚踏实地。他们将继续把计量经济学的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经济学院的支柱。

程霖是谈敏的学生,现在担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由于财大经院主打经济思想史,所以未来的日子应该非常好过。问题是他学术能力不足,而且官瘾不小,但又不是非常会做官。他如果能一心一意把经济思想史的框架搭起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就谢谢他了。

伍装据说是夏业良的同学,说实在的很没有什么深度的一个人,比较浅薄。冒佩华在胡的院长助理位子上做了不少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是学术不行。

沈志义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居然能把普惠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比最惠国待遇更优惠)和WTO实施的普遍最惠国待遇搞在一起,连国民待遇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以为搞得清清楚楚的)。没见到常进雄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方面有什么作为。

杜卫华是比李新更白痴的人,不知道是怎么招进来的,更不知道是怎么把博士读出来的。此人号称是在环境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进行研究,其实两个领域都不懂,整一个乱交叉。上课极其不认真,居然把爪哇虎扫描成了瓜佳虎还不知道,连念了五遍瓜佳虎。

尹协华自称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同学。他上世界经济史还算上心,不过知识结构极其老化,观念非常陈腐,没有什么新知。漆光瑛教外国经济学说史已经好多年了,关人倒是从不客气,唯独教学质量提不上去,只能照本宣科。而且也是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腐,没有新知。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双周夜话”2002年第19                                                        2002910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在今天的中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中国,贫富不均现象是难免的。今后,不穷不富的中产阶层可能会多一些。但中产人士仍然希望富裕,而穷人当然更愿意富起来。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好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我想,简单地说,也许是一个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的制度。

       让穷人有希望,就是使他们相信,只要肯吃苦、肯努力,他们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情形就是如此。当年我在江苏农村时,政府规定每个农民每年口粮最高额是600斤原粮(相当于400斤米吧)。在没有肉、没有其它副食品的时候,这笔口粮是填不饱肚子的。但年成再好,收获再多,“多余产品”也只能交给政府。同时,除了务农,政府不准农民做这做那的挣钱。因此,农民就是肯吃苦、肯努力,他也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富裕起来。个人没有富裕的希望,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富裕的希望。好在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20年。现在,农民收获,是交了国家的,剩下自己的:田种的好,就能富裕。如果他还从事其它行业,还能千里流动,寻求机会,他的致富可能性将更大。而在中国,一旦农民有了致富希望,中国的富裕就是早迟的问题了。

       让富人有保障,就是使他们放心,他们的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不能限制他们应用自己的财产。孟子早就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产之恒者,就是永久性,至少在可以想象的未来时间内不会变化,这样,富人才能有恒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

       让穷人有希望和让富人有保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人没有保障,穷人就不敢存富裕希望,小康足矣;穷人没有希望,富人便保障不了。在我看来,尽管我亲身经历过的穷人没有致富希望的那20年给我们的教训是那么地刻骨铭心,但在中国历史上,让穷人有希望这个问题解决得是比较好的。就象范进那穷途潦倒的生活、市侩庸俗的环境,一朝考得高分,金榜题名,立即就有了房子、银子,摇身一变就进了富人阶层,这在其它国家绝对不可想象。可是中国没有解决好让富人有保障的问题。别说皇帝一句话,财产马上充公,只是那每隔几十年,顶多一、两百年,就有一场杀尽富人的起义,也是其它国家不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富人有无保障的问题,而非穷人有无希望的问题。中国要想长久富裕,最终避免历史上的兴乱循环,让富人有保障,使他们有恒产有恒心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让富人有保障的途径,不是压制穷人,而是鼓励富人有道生财。努力致富的人是社会上很有能力的一批人。一个限制他们致富的制度肯定不是一个好制度,但一个鼓励他们致富的制度不一定是好制度。一个好制度应当仅仅鼓励他们依照合理的规则致富。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制度才不但能够让人们富裕,而且能够在道义上、法律上和实践上永久性地保障富人。如果一种制度太多地让人去发不义之财,那么,富人包括有道致富的富人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为中国的长久考虑,为富人考虑,中国需要的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制度,而是让和仅仅让每个人合法富裕的制度。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双周夜话”2003年第7                                                             200348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1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