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双周夜话”2004年第16期 　　　　　　　　　　　　　        2004年8月24日

 

说真话

 

       刚从远离Internet的地方归来，就有朋友告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许多教师被网民评论或者调侃了一番，希望我能够读一读。果然，在网址“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上，一位化名为Skywalker的网民对经济学院不少教师做了简短直接的评论。我不知道其它教师读了这些对自己的评论有何感觉。我的感觉是他（她？）对我的评论是恰当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能够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已经不容易，能够听到比较恰当的、确实说到痛处的批评更不容易。所以我很感谢很佩服。我想，这样的批评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好处。

应当说，我在不同环境下也做过若干次学术报告，但很少听到过直刺报告弱处和错误的评论。这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愿意说“恰到痛处”的话。“皆大欢喜”无疑有好的一面。不过，它同时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思考自己。缺乏深刻性不但是许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感觉，而且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给他人留下的感觉。而它可能正是我们平时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后果之一。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背后评论。既然不好公开说真心话，背后总能说吧。但“谁个背后无人说”结果，往往却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人心的叵测。

网络有助于缓解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悖论。有了网络，有了虚拟，即使我们还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公共人物说什么真心话，但我们能够对日常事务日常人士说真心话了。原先通过曲折渠道传达到当事人那里的对他的背后评论，现在可以直接和公开地被他接收。原先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信息扭曲、参与传达的特定个人的喜怒善恶等各种情况，现在一下子都扫除了。由于网上评论是公开的，评论水平自有众目昭彰，对评论者动机和目的的全部猜测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网络上既然能够说真心话，直刺当事人痛处的评论便容易形成和表达。这样的评论本身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为前提。而当事人在这样的评论面前，也容易向深刻的方向改变。自然，这里要有前提，即当事人一要有精力去学习和思考，二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文氓”。

当然，网上的评论和网下的评论一样，不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而且还可能根本不值一读。对此我们实在不必多加苛求。Skywalker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诸教师的个别评论准确程度如何，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得有水平（至少对我的情况），值得一读。网上评论比纸媒评论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便是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了网民发自内心的真话。这是网络最可珍贵的地方。说真话本来是人的最原始要求。社会礼仪的发展虽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做了范围、时间、环境的限制，与人为善的愿望又使我们在无伤大碍的情况下抑制自己说出对别人不利的真心话。但所有这些限制和抑制都是以说真话为大前提的。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甚至必须不顾一切限制地说真话。也许，如果我们自己更多地说真心话，如果让别人更多地说真心话，我们大家才能像罗大佑希望的那样，互相拥有对方“真心的面孔”，才会“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附录：Skywalker 的评论：

(请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2004年8月24日。评论中有若干别字，请注意。)

 

goahead所提的方案（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分为政治经济学院和西方经济学院 ―― 转引者注）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程恩富从政治局上课回来，吆五喝六地成了钦差大臣，连谈敏也得让他几分。程恩富曾经公开对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大加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即使找一个地方把程恩富贡起来，也很难保证他不会伸手干预。更可能的是，这样的院系划分方法正好给了程恩富充分的口实。

谈敏这么多些年来就出了一本《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据说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前史”的课题，可是迟迟没有出版。他花在学术上的精力很少。

张尧庭的名字现在就是给财大和经济学院装点门面的，因为他小中风后一直卧床在家里，连过去的同事和学生都要张冠李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张对数理统计居然还能有所反应，可见学养之深厚。

费方域和胡景北就不多说了，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胡景北的一些不足，这从他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小册子就可以看出。胡景北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是有一些个人探索的，然而他的建模水平有些不足，和他的经济学直觉不能相比。

对教学而言，朱保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他涉猎的经济学领域很多，有的时候可以当万斤油来使，事实上他出国访问回来后确实一直在充当“救火队员”（朱保华语）。

引进杜恂诚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在经济史方面，特别是近代中国金融史领域，杜的研究工作非常扎实。我上过他的课，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他不下一次往返于上海和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赵晓雷实际上长期呆在财大的经济研究所，那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里面搞了不少人，程恩富也在那里挂名，可惜研究水平实在不能名符其实。我有个朋友在所里当行政，向我叹了不少苦经。

朱平方在胡时代担任副院长，另一个主管教务工作的副院长是朱保华。朱平方的关系比较多，经常能组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讲座。计量方面，从财大出去的陆懋祖是兼职教授，海闻易纲那套教材里有他的书。

胡永刚终于升到了博导，对于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实在也难为他了。他主要研究方向在宏观经济学，不过很多朋友反印他的宏观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怎么样。有个朋友直言不讳地说：胡永刚大概只看了罗默的教材，还没怎么看懂就跑来上课了。

张银杰总算混上博士生导师了，她来财大争了好久了，虽然这本来就是答应别人的。张银杰的政治经济学听众甚多，然而我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来，此人自恃在中央党校上过几天课，颇有些自命不凡。二来，上课所讲也只不过就是套套逻辑、玩玩概念。张银杰总是认为他在给学生传递正确地观点，这也正是有很多学生爱听她的课的原因所在。然而，张始终没有搞清楚一点，那就是她所讲的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个无意义的东西遑论对错？不过话说回来，如过程恩富能像张银杰一样上政经，也要比现在这样胡闹强百倍。

何玉长从厦门大学出来，照理说和钱伯海还算有师生之谊，结果跟着程恩富大肆批判钱好多年，是海派经济论的主将之一。不过，他不这样还能干什么呢？在写几本“旅游经济学”这样的垃圾出来？现在他去教务处当处长了，也算颐养天年。不过似乎还不死心，把杨培雷汉过去帮忙。结果几个教改方案搞得全校怨声载道。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何老师是个好人，可是很多时候办出来的事情比谁都坏！杨培雷本人是搞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根据和他当面交流的结果，证明他这方面是不懂的。

李新是个拿“有突出贡献的归国学者”奖金的白痴。八十年代末到苏联学习经济学，末了拿到学位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博士了。他所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宣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来引导苏东国家走上歧途，完全是阴谋论。而正经的转轨经济学却一窍不通。撇开这不谈，上课的能力也是极其糟糕，基本上只能照本宣科。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程，只能到处拼凑资料，完全不成体系，显得很没有底气。

马艳政经算是上得不错的，而且不像张银杰那么招摇。她上政经有一点好，就是从来不把政经当作绝对真理。这为学习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不影响其后西经的学习。

范翠红在产业组织理论，拍卖理论方面做得不错。前段时间她怀孕休产假，现在她生完孩子，可以重新投入到学术科研中来。未来将成为经济学院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

伍山林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接受经济学教育的话，今天肯定会更有能力。我和他私交很不错，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韩清、李春琦、沈根祥、张明恒几个搞计量的具有共同的优点，就是比较脚踏实地。他们将继续把计量经济学的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经济学院的支柱。

程霖是谈敏的学生，现在担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由于财大经院主打经济思想史，所以未来的日子应该非常好过。问题是他学术能力不足，而且官瘾不小，但又不是非常会做官。他如果能一心一意把经济思想史的框架搭起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就谢谢他了。

伍装据说是夏业良的同学，说实在的很没有什么深度的一个人，比较浅薄。冒佩华在胡的院长助理位子上做了不少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是学术不行。

沈志义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居然能把普惠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比最惠国待遇更优惠）和WTO实施的普遍最惠国待遇搞在一起，连国民待遇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以为搞得清清楚楚的）。没见到常进雄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方面有什么作为。

杜卫华是比李新更白痴的人，不知道是怎么招进来的，更不知道是怎么把博士读出来的。此人号称是在环境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进行研究，其实两个领域都不懂，整一个乱交叉。上课极其不认真，居然把爪哇虎扫描成了瓜佳虎还不知道，连念了五遍瓜佳虎。

尹协华自称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同学。他上世界经济史还算上心，不过知识结构极其老化，观念非常陈腐，没有什么新知。漆光瑛教外国经济学说史已经好多年了，关人倒是从不客气，唯独教学质量提不上去，只能照本宣科。而且也是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腐，没有新知。

“双周夜话”2002年第19期                                                        2002年9月10 日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在今天的中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中国，贫富不均现象是难免的。今后，不穷不富的中产阶层可能会多一些。但中产人士仍然希望富裕，而穷人当然更愿意富起来。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好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我想，简单地说，也许是一个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的制度。

       让穷人有希望，就是使他们相信，只要肯吃苦、肯努力，他们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情形就是如此。当年我在江苏农村时，政府规定每个农民每年口粮最高额是600斤原粮（相当于400斤米吧）。在没有肉、没有其它副食品的时候，这笔口粮是填不饱肚子的。但年成再好，收获再多，“多余产品”也只能交给政府。同时，除了务农，政府不准农民做这做那的挣钱。因此，农民就是肯吃苦、肯努力，他也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富裕起来。个人没有富裕的希望，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富裕的希望。好在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20年。现在，农民收获，是交了国家的，剩下自己的：田种的好，就能富裕。如果他还从事其它行业，还能千里流动，寻求机会，他的致富可能性将更大。而在中国，一旦农民有了致富希望，中国的富裕就是早迟的问题了。

       让富人有保障，就是使他们放心，他们的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不能限制他们应用自己的财产。孟子早就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产之恒者，就是永久性，至少在可以想象的未来时间内不会变化，这样，富人才能有恒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

       让穷人有希望和让富人有保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人没有保障，穷人就不敢存富裕希望，小康足矣；穷人没有希望，富人便保障不了。在我看来，尽管我亲身经历过的穷人没有致富希望的那20年给我们的教训是那么地刻骨铭心，但在中国历史上，让穷人有希望这个问题解决得是比较好的。就象范进那穷途潦倒的生活、市侩庸俗的环境，一朝考得高分，金榜题名，立即就有了房子、银子，摇身一变就进了富人阶层，这在其它国家绝对不可想象。可是中国没有解决好让富人有保障的问题。别说皇帝一句话，财产马上充公，只是那每隔几十年，顶多一、两百年，就有一场杀尽富人的起义，也是其它国家不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富人有无保障的问题，而非穷人有无希望的问题。中国要想长久富裕，最终避免历史上的兴乱循环，让富人有保障，使他们有恒产有恒心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让富人有保障的途径，不是压制穷人，而是鼓励富人有道生财。努力致富的人是社会上很有能力的一批人。一个限制他们致富的制度肯定不是一个好制度，但一个鼓励他们致富的制度不一定是好制度。一个好制度应当仅仅鼓励他们依照合理的规则致富。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制度才不但能够让人们富裕，而且能够在道义上、法律上和实践上永久性地保障富人。如果一种制度太多地让人去发不义之财，那么，富人包括有道致富的富人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为中国的长久考虑，为富人考虑，中国需要的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制度，而是让和仅仅让每个人合法富裕的制度。

“双周夜话”2003年第7期                                                             2003年4月8日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股，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 2002年第12期                              2002年6月6日

 

 

我所认识的生永

 

我第一次认识生永，是在去年暑假。那天我正在系里值班，他来了，个子不很高，穿着也还朴素。通过姓名之后，他点了一支烟，然后问我：

“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是不是？”

“有时高兴，就动动笔，”我回答说。

“想不想发表呢，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

“还没有想过。”

“不要紧，想发表的话，我可以帮忙。”他打开话闸，谈了一气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内幕后，郑重地告诉我：“没有熟人，你是别想在报纸上发表东西的。”

“是这样吧。”也许是看过了巴尔扎克的“幻灭”—— 那里对新闻界内幕有精彩的描写—— 我对他的话不大感兴趣，虽然他谈的东西也有些中国特点。

他似乎很会揣度，又聊了几句便走了。开学后我知道了他的一篇暑假调查，已经被报社打出了小样。

他在学校里很不引人注意，上课来一下，下课便回家。在他去年统计学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听说他的外界交往时间太多。接着，他偷窃一千多元现金的案子发了，学校给了他一年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这才为大家所知道。

偷钱，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还债，而这债，是他在交际和谈恋爱时欠下的—— 不过也仅仅是听说。但这些也都好理解。交际多，特别是象家庭舞会之类的交际，是他能够在报上发表文章的诀窍之一，而人， 又都是想出名的。恋爱以至于同居，也许可算是七年知青生活的一个后果吧。迟来的感情，是更容易战胜理智的。偷钱无疑是错误的—— 虽然对方很有些钱—— 特别是偷的手段令人发指：用过量的安眠药使人家沉睡。

生活的目的。对于一部分大学生来说—— 我自己可能也是 ——只是舒适的工作、受尊敬的地位， 和称心的爱人。这也不能算错，只是需要了解生活本身的限制，而生永，正是超过了道德的现实界限。

今年暑假，我仍然在学校值班，然而却听到了生永作为情场的失败者而死的消息。生活的目的仅仅是爱情，—— 生永对于爱情是认真专一的，生命之火当然是很难保持旺盛的。人们是应当热爱生活的，但生活，并不止于爱情 ——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生永死了，他留下的无形的痕迹很快也将被忘却之神抹去。但生活，却是永存的。

 

                                                                                                  写作于1980年9月3日

 

（附记：日前去南京大学，忆及在那里的学生生活，想起大三时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篇文字。回沪后竟然还找到了原稿。二十多年沧桑，所见所闻多已与时俱进，但似乎心得体会，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今日再写类似主题，亦不会比那时更有进步：所以便拿它充作本期的“夜话”。    2002年6月4日）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

“双周夜话”2003年第12期                                                         2003年6月17日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恰好一年前，我因为阅报有感，在去年的双周夜话13期上，对报上文章倡导的农村村级财务公开发了一些感慨。写文章的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的比如校、院、系级财务便没有公开，怎么能够“鼓足勇气”倡导别人公开财务呢？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如今我自己当上了大学里专业学院的院长，一年前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便一变而成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好在我当院长，原本就是为老师服务几年。既然为老师服务，工作就要向老师汇报，财务自然要向老师公开。于是学院便制定了规则（见附件），公开财务状况，包括重大的单项收支、院长个人从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并由教师代表组成审计小组加以审查。

 

       学院财务公开，各个部门财务公开，包括企业在内的领导人的收入公开，这本不是需要下笔千言去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的事情。在公开场合，有几个人不懂得它的必要性可能性？同时，这些事情实行起来亦没有多大困难。然而竞出现论证者把道理说的不由人不信，可是自己便不信、不实行的事情，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奇特现象。我常常怀疑这样的论证者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浑然不知，因此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不相信的道理说服别人相信。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精神的代表。如果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却向别人论证如何地应当而且能够去做，这个民族也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报纸上不断有人谈到目前中国的精神危机，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日经常看到的行愈丑而言愈美的现象吧。我想，克服这个危机的首要方法是知识分子的自律。自己愿意做的，才希望别人也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希望别人去做。而知识分子单位的财务公开便是验证他们是否自律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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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关于本院财务公开的若干

决   定

 

根据学校关于加强二级管理的指示精神和院财务透明化的要求，谨作出如下决定：

1．  将每学期教师的工作量和在院内取得的相应报酬公开，并同时公布工作量和报酬计算规则。

2．  在公布教师工作量与院内报酬的同时公开本院非教学人员的工作量和院内报酬。

3．  院每学期末公布该学期的院财务状况，包括

1)      收支平衡表

2)      重大的单项收入或支出

3)      院长个人从院获得或经过院获得的收入

4．  每学期末由三位不属于院级行政领导班子的本院职工组成院财务审计小组，审查该学期或自上一次审计以来的院经费收入和应用状况。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组织工作由院中共党总支和工会主席负责。

院行政领导班子和财务工作人员有义务向院财务审计小组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院工作人员有义务协助院财务审计小组工作。

5．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职权是

1）  检查院内收支状况，包括查验原始单据。

2）  检查内容包括

a)       如果学校、院订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规则

b)      如果没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学院整体利益，是否公平、合理。而学院整体利益、公平合理的含义由该小组自己解释。

3）要求有关人员对不明确的地方作出解释，包括要求对全院职工公开作出解释。

4）对严重违反规则或严重不公平合理的支出，要求有关人员检讨甚至退赔。

5）直接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该小组认为应当报告的事项。

6．  院财务审计小组在审计结束后将公布审计结论。结论除了其他内容外，应当明确指出：

a)       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b)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c)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

7．如果本决定在公布后的一周内，

1)      学校没有下发复议批示，

2)      没有至少三位本院教师共同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

本决定即开始生效。

 

 

经济学院

2003年5月29日

 

夏威夷观浪

 

       夏威夷是茫茫太平洋当中的一群岛屿。今年寒假，我来到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O’ahu）。瓦胡岛四周环海。游人最多的地方是岛南部火奴鲁鲁市南侧的海滩。但观海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岛北部海滩。火奴鲁鲁海滩，秀丽、雅致，赏心悦目。尤其背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你不得不感到回归大自然的享受。可北部海滩就是大自然本身，人烟罕见、交通稀少，只是在山和洋之间，鬼使神差地横插了一条陆地走廊，大约三百米宽，而海滩仅有五、六米宽。山是野石山，不高却峭直，灌木的绿色刚刚遮盖住苍劲的岩石。滩是天然滩，不宽但绵长，暗绿的礁石不时穿出金色的沙层。除了“不准游泳”的警告牌与间或出现的长凳外，这里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沙层和礁石共生的海岸，既不适于游泳亦不合于散步，因此也没有游客。往往几个小时，漫长的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Me》（我）。

 

也许受到旷无人烟的感染，大海显得非常宁静。我是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在海滩的。年轻时在江苏省乡下种田，知道初三潮、十八汛。特别是农历八月初三前后，海潮上扬，抬高长江水，逼得村前河水倒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海的力量。夏威夷与江苏省有别，或者正月和八月不同？面前的大海，表面上宁静，潮水带着哗哗声，一波一波地涨退着，不慌不张、不急不忙。坐在它的前面，我努力使自己宁静，脉搏不紧不慢地跳动着，一滴一嗒，一张一弛，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

 

    海浪来得缓慢。大约距海滩四百米远，平静的海面突然折起一星点皱纹。后面的海水推着这皱纹长大。过了好像五十米，皱纹成了凸折，也许有十米宽，五十厘米高，深蓝色，看上去象海面上一支中间粗、两侧薄的长月牙形水晶棒。凸折继续向前，并且越来越高，两侧凸起的更快。到了距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凸折俨然已成海浪，可能有二米多高，十五到二十米宽，酷象一堵水墙，又象一条正面修剪齐整的深蓝色灌木丛，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向海岸，模样是那样厚实、步伐是那样坚定。这时候，后面的海水也许性子太急，不断跃过高高的墙顶。海水一溢上墙顶，就铺开一层白色的水帘，再散成白色的水花，好像灌木丛上盛开的白花，给海浪注入了活泼的生气。水帘往往很大，一时能罩满水墙。有时候，一些更性急的海水等不及从顶上翻过来，便飞快地窜入海下，从海浪前方涌出来，形成在水墙前的舞蹈，就象灌木丛前低低的野草随风飘动。下方窜出的海水有时跳的高，又变成欢快的白色水花，和从顶部落下的水花交相辉映。水花不但给海浪带来明快的色彩，而且给海浪带来奔跑的声音。这时候，海浪开始呼叫了，哗哗的声音渐渐地从低到高，从细小到深沉、从模糊到清晰，越来越强。海浪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突然，相邻的两条海浪搀起手来，形成很长很长的条浪；更多的时候，左右、前后相邻海浪互相推动，你追我赶，出现一片一片向前的波浪群。哗哗的浪声也从独唱发展成合唱和大合唱，歌声开始表现出广袤大海的气势。看着高唱着进行曲坚定向前的水墙，你也许会紧张，你也许下意识地做出大水扑身的准备，但到离海滩七、八十米前后，高高的海浪突然象手持盾牌的士兵方阵听到卧倒令，迅速低了下来。一米高、八十厘米、五十厘米、二十厘米，海浪边卧倒边向海滩奔来，响声变得清脆起来，色彩也从暗蓝快速换成淡绿，气势更从磅礴转为温柔，好像远看显赫的伟人，近前却是谦和的君子。海浪终于奔上了沙滩和礁石，淡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脚和腿，跳跃的水花顽皮地敲击着我的身躯。一波过去了，大约三、五分钟，新的一波又来了，象永恒的宇宙，又象细心的恋人，不断抚慰着我，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和着赫本满含泪水的坚强。“

“双周夜话”2004年第22期                                            2004年11月9日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