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

十几天前,我把自己的一篇文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今天,我把这篇文稿所使用的数据同样发布到网络上。它们的链接列在本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找到原始资料,核实数据,检查我的计算结果;更可以利用其它方式整理这些数据,或者把它们和其它数据结合起来,整理出新的数据系列。

现代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据。现代统计工作的全面展开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毫无疑问,对于研究者来说,数据总是不足。另一方面,现有数据又需要“挖掘”。这里公布的数据系列,便是我的一点“挖掘”结果。

我不是一个擅长于数据的学者。一直到三十多岁的中年,我受到的教育与自己阅读的范围,几乎完全限于仅仅使用文字的宏大历史叙事。我只学得历史趋势,根本不知道数据的意义。当时笃信马克思,连思维方式都学得了马克思。这在我三十岁时写的大学毕业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表露无遗。例如,在该文中,我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发展,社会活动的领域愈是扩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是提高,劳动产品的一般私有制就愈是不能存在。”当时,我自鸣得意,好像历史就在自己手中。后来我才逐渐地懂得,这样的断言要么出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要么出自狂妄自大的中年人。是的,我们完全可以类似地对一个孩子说:“你愈是成长,你的活动范围愈是扩大,你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愈是提高,你愈是接近死亡并最终死亡”。对年幼孩子的这类断言之可笑不言而喻。对历史的类似断言之可笑,却被我自己那种“历史在我手中”的陶醉所掩盖。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断言的可笑,我开始转型,开始重视数据。年轻时我务农多年。因此,我意识到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依然务农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也必须依靠其它农民转出农业。一开始,我像这个领域的早期学者那样,仅仅关注定性分析,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制度和资本条件,关注它的长期趋势。1998年,我发表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从那以后,我便试图从短期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一旦接触短期问题,我才发现,假设长期研究可以不顾及数据,短期研究则必须依赖数据。没有数据,短期研究纯粹是空中楼阁。农业劳动力转移短期研究的核心变量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而没有数据,这一变量便毫无意义。这就像失业和失业率一样。英国经济学家早在300年前就开始讨论失业了。但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经济学才有了失业率概念,经济学对失业的研究才开始建立在数据之上。而在整理数据之后,我又发现,长期研究同时离不开数据。例如,大约十五年前,一位朋友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值模拟。他经常和我讨论。可那个时候,我们满足于模拟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而没有想到所谓的“长期”在历史上到底有多长。直到最近年份,数据出来后,我们才知道“长期”的具体时间跨度,体会到当年数值模拟的缺陷。

我是年过半百才开始重视数据。虽然下过一些功夫,但毕竟比不得年轻时的精力。因此,我对数据的知识依然远远弱于我的文字叙述的知识。所以,尽管我在搜集和整理这里的数据时坚守学术良知,遵守学术规范,但在数据指标定义、数据整理计算诸方面,我的做法只是一己之见,个别数据错误甚至在所难免。我恳请读者在使用这些数据系列时谨慎。特别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数据,自行挖掘和整理相关数据。经济学倡导需要自由竞争,经济学研究本身就应当自由竞争。只有在竞争中,我们才会找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概念和标准数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才可能建立。

链接:

1.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胡景北-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2.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xlsx

3.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pdf

“夜话”2019年第5期,2019年5月13日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今天,我把自己最近的一篇稿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 (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WP-Apr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在我看来,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可以视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阶段,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型的阶段。它应当肇始于公元1700年前后,延续到当今,并可能延续到本世纪末或更晚。非农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部门。和其它非农化特征相比,由于以数人头方式进行的劳动力统计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我们拥有关于劳动力统计和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转移统计的大量资料。我的文稿将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描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定量特征。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面临两个基本困难,一是缺乏数据,二是缺乏理论。不过,搜集与整理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概念指标。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有了加速度的概念,才会有意识地搜集加速度的数据。建立理论的前提是了解概念指标的定量特征。有了加速度数据并且发现其定量特征后,物理学家才能够着手建立理论。我曾经提出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指标,即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简称农劳比)、农劳比下降速度、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研究有关统计资料并整理得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从而有可能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关键的定量特征。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只有通过长期数据才可能明确且稳定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握若干国家而非全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若干国家的历史资料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具体地说,我的这篇文稿仅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是它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特殊地位,第二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中国和中国的统计资料。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我总结出如下几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一、农业劳动力总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二、农劳比呈现单调下降的长期趋势;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稳态”水平。

三、农劳比降速呈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四、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可能呈现高-低-高循环的中期周期性;

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呈现频繁的短期波动性;

六、若以农劳比降速高低为标准把整个非农化过程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则第(四)和第(五)个特征在早期尤其中期特别重要。

七、各国进入非农化的时点不同,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八、后进入非农化转型的国家,非农化中期阶段可能更短、农劳比降速更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绝对值更大。

九、非农化转型的时间跨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体应当在200到250年左右;对整个人类而言,应当在400年左右,不超过500年。

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可能呈现不变的长期趋势。

十一、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生产率。

十二、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越低的国家,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差距越小。

十三、非农化转型过程同时是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程,因此也是总量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十四、农劳比越低的国家,人均生产率越高。

我的文稿将具体描述这些特征。

如果上述这些特征基本成立,那么,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显然还不成熟。举几个著名的相关研究。刘易斯讨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显然仅仅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章的某个早期现象;而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即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趋同,显然不符合我们列出的生产率差距特征。托达罗讨论了失业和转移的关系,但他仅仅触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分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仅仅集中于讨论农劳比下降一个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需要农劳比的稳态水平,并且不符合生产率差距特征。同时,所有这些模型的数值分析所给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时间,应当远远超出我们发现的时间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属于所谓的“库茨涅茨特征事实”。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阿杰莫鲁在总结当时的相关研究后评价说: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在探讨库茨涅茨所强调的部门结构巨大变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不大一步”。对照本文稿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阿杰莫鲁的评价今天应当依然有效。我希望,我所总结的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大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理解。

“夜话”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24日

9.1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问题

第九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9.1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问题

上一章说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某个时点上,一个经济体系可以同时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均衡与包括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个商品市场的均衡,并得到均衡农劳比和均衡价格。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变化,经济将会稳定在这个均衡的农劳比和价格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某个时点的均衡说明,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点。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经济可能在任何时点上同时实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当今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劳比下降。所以,一个经济体系要顺应历史趋势,它的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长期稳定在某个均衡农劳比上。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业劳动力如何均衡地转移、农劳比如何均衡地下降,也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或农劳比下降速度如何均衡。本章将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并在做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的定义后说明该均衡的可能性。

一个经济体系的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稳定”很长时间。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特点,也是宏观经济学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与失业分析的一个显著区别。失业率可以长期甚至“永久”地保持在某个社会可以接受、经济可以均衡的点上而无须改变。所以,以欧美经济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说明了失业均衡就基本完成了失业的理论分析而可以转入经济政策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则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用农劳比下降标识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尽管农劳比均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一个必要环节,可它仅仅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一个中间环节。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农劳比的均衡,而是农劳比下降速度的均衡。遗憾的是,在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理论都把农劳比或类似指标的均衡作为研究的终点。这些理论在说明劳动市场如何均衡或者包括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内的经济如何均衡后,都会转而指出外部条件变化尤其资本增加后,农业劳动力将向非农业转移,农劳比将下降。但它们没有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没有触及农劳比降速均衡的问题。就此而言,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以及本书第七到第八章的理论分析,都没有触及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前面的图8.8同样没有触及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它确定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配置,而非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间的转移。外部条件例如资本的变化对均衡配置或农劳比的影响所触及的也仅仅是均衡配置的稳定性和随外部条件而变化的方向问题,而非农劳比变化的速度问题。说到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是在每个特定时期或者两个特定的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才恰当或者均衡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用图8.8仅仅解决了在特定时点比如t属于t上,农劳比应当多高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在比如t和t+1两个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的问题。所以,图8.8仅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准备了基础,我们的理论探讨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的均衡问题。

回顾第四章。我们在那里曾经指出农劳比下降速度可能呈现抛物线型式,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中,农劳比一开始下降慢,后来快,到转移后期又慢。这样一种慢、快、慢的下降型式不但适用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美国,而且应当具有规律性。根据这一型式,我们绘出表示农劳比下降的某种理论曲线如图9.1。假定农劳比下降的开始时间是时点0属于t,图9.1中的l曲线表示农劳比从时点0开始不断下降的过程。我们在上一章研究了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某一时点t属于t的均衡机制,就是说,给定该时点的总劳动力Lt、农业资本KAt,非农业资本KNt和恩格尔系数λt,一个市场经济将能够实现均衡的lt。不过,均衡的lt只是意味着总劳动力Lt可以稳定地配置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没有劳动力准备流动或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所以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无关。

图9.1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劳比下降的研究对象 (pdf)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对象不是农劳比在时点t属于t的均衡,而是农劳比在两时点t和t+1属于t之间降速的均衡。在图9.1中,农劳比从t时的lt下降到t+1时的lt+1,下降速度是h=∆l=ltlt+1。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水平的h才恰当或均衡。如果两时点t和t+1属于t之间的差距非常小,h将是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如果差距比较大,h则是这两个时点之间的平均降速。所以,我们将要研究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均衡问题。如果换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概念,我们则需要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均衡。[1]

  1. 第四章也揭示了农劳比降速的波动性甚至降速波动的周期性。如果停留在农劳比均衡和外部条件变化造成农劳比下降的层次上,我们将既无法揭示、也无法理解农劳比降速本身的变化以及其周期特征。所以,无论从建立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解释现实的角度,农劳比降速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

8.8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若干前提条件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8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若干前提条件

我们借助图8.8说明了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原理。图8.8是个纯粹的理论构造,它建立在许多假定之上。由于图8.8是本书后续分析的出发点,我们需要仔细地了解这些假定。

首先,图8.8假定总劳动L是个定量并且用固定长度的横轴表示之。这样,图8.8不考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问题。但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放弃这个假定。

第二,图8.8假定经济中不存在失业,所以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之和便是总就业也是总劳动。如果存在失业,总劳动和总就业将不相等,图8.8中的横轴或者改为总就业或者相应地增加失业的刻度。现代意义上的失业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才出现并且愈演愈烈的,失业变动和劳动力转移是相互影响的两个变量,所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研究需要放弃无失业的假定。

第三,总资本K是个定量。具体地说,在图8.8中,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都是给定的,因此它们的和即总资本也是给定的。但资本积累同样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资本积累便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固定总资本的假定也需要放弃。

第四,图8.8把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视为常数的做法不但隐含了总资本不变的假定,而且隐含了总资本的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即农业和非农业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不变。然而,不但总资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不断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总资本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还会变化。一般来说,非农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会上升,农业资本比重会下降。因此,资本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也需要放弃。

第五,图8.8完全没有考虑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图8.8中的农业和非农实物生产函数曲线是固定的。劳动投入变化只会造成产量在给定的曲线之上的移动;而生产函数曲线本身不会移动。虽然农业产值函数会因为农产品价格变化而上扬或下抑,但农业产量曲线不会移动。产量曲线固定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投入固定,另一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条件固定。由于技术和制度变化亦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所以一个恰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理论必须能够包容和展开技术与制度变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第六,图8.8实际上假定了不变的恩格尔系数。但恩格尔系数下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入研究必须放弃不变恩格尔系数的假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这些假定共同构成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理论环境。在这样一种纯粹的实验室环境内,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可能实现同时均衡。如果暂时不考虑失业、技术和制度变化,那么,其它四个假定可以用图8.8中的四个常数即L、KA、KNλ来表示,其中L>0、KA>0、K N>0、1>λ>0。在图8.8中,给定这四个量,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均衡的lp。这四个量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lp都将相应改变。但只要这四个量在其定义域内变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两市场同时均衡的的lp

8.7 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7 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

现在我们再一次考虑农产品市场的均衡。农产品市场实现均衡的条件是农产品供求相等。为了引出这个条件,我们做了很多假定,例如农产品消费偏好不变等。我们现在考虑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假定前提。农产品供求相等时,农产品市场出现均衡价格。但是,如果此时劳动市场没有实现均衡,劳动力依然希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流动,则农产品市场将随着劳动力的部门转移而波动, 农产品市场的均衡不会稳定。这里的原因是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意味着农业劳动投入的变化。农业劳动投入一变,农产品实物产量就会变化,若农产品价格不变,农产品总供给就会异于农产品总需求,因此价格不可能不变,但农产品价格变化本身便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失衡。所以,如果劳动市场不均衡,农产品也不可能均衡。这样,不但劳动市场的均衡要以农产品市场均衡为前提,而且农产品市场的均衡同样要以劳动市场的均衡为前提。实际上,无论农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市场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均衡,两个市场的稳定均衡只可能是两市场共同均衡。所以,为了理解农产品市场或劳动市场的均衡机制,我们必须理解这两个市场共同均衡的机制。

到现在为止,我们假定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总资本以及农业资本不变,因此从生产角度决定农产量的因素仅仅是农业劳动。我们同样假定短期中社会的总劳动力不变,决定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配置的因素是两部门相对工资。影响相对工资的两个因素分别是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在农业和非农业资本投入一定的前提下,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两部门各自的劳动投入即劳动的部门配置,而农产品价格取决于农产品的供求。但是,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前提下,农产品供给又取决于农业劳动投入。由于总劳动给定,因此农业劳动若变化,非农劳动必然相应变化;而由于两部门的生产率差距,劳动的部门配置变化又一定会反映到总产出即总收入变化上,后者将影响农产品总需求;所以,农产品供求状况和劳动力部门配置状况有关,而劳动力部门配置又和农产品价格有关。这样,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机制中,劳动力的部门配置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应当是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部门配置确定后,农产品价格才可能确定;但农产品价格不预先确定,劳动力部门配置亦不可能确定,所以劳动力部门配置确定和农产品价格确定互为前提:两个变量必须同时确定同时均衡。劳动力配置均衡意味着劳动市场均衡,农产品价格均衡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均衡,这样,我们就把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问题转化为劳动力配置和农产品价格共同均衡的问题。

为了严格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我们需要用相对数概念表示劳动力的部门配置。我们曾经在第3章定义了农业劳动占总劳动的比重(农劳比)并且用l表示之,所以lL表示农业劳动投入,(1-l)L表示非农劳动投入。l同时代表了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注意l的取值区间是(0, 1)。下面我们把以前使用的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符号LA、LN转换为lL和(1-l)L。由于我们目前不考虑总劳动L的变化,所以上述符号转换的优点是把我们关心的变量从LA或LN转变为l,或者从劳动数量变量转变部门劳动比重变量即农劳比。在这里,l降低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l提高则表示劳动力从非农业转回农业。相应地,由于ltL和lt+1L分别表示t和t+1属于t两个时点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所以,它们的差代表了农业劳动力的变化量或转移量。

回顾劳动市场均衡图8.3并将其横轴变量改写为lL和(1-l)L。这就是下面的图8.8的横轴。除了横轴的标示之外,图8.8表示的劳动市场均衡和图8.3完全相同。但是,为了研究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共同均衡,我们需要在图8.8中引入农产品市场。回到农产品市场均衡方程(8.17)。其中供给方程pYA已经作为农产品产出生产函数出现在图8.3中。而需求方程λY可以同时视为农产品需求和收入关系曲线。已知农产品需求和供给反方向变化,而pYA曲线在图8.8中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因此λY在该图中应当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并且与pYA曲线有且仅有一个交点。但是,图8.8的纵轴是收入或产出而非价格,我们又必须根据λY与产出或者Y的关系确定λY在图8.8中的表示。从图8.7知,λY与Y同方向变化并且比后者升降平缓得多。基于这个特点,我们先考虑在图8.3中引入总收入曲线。假设在某个时点0属于t上,所有劳动力都投入农业,l0=1,则Y0=YA0,经济总收入等于农业总收入。如果暂时撇开价格问题,此时的总收入应当是这个经济能够生产的最小收入YMIN。YMIN显然处在农业产出曲线和右纵轴的交点。从这点出发,一个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就业,农业产出降低,非农产出提高,由于非农产出增量大于农业产出减量,所以总产出Y亦提高。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入非农业,在农业产出减少的同时,非农产出和总产出越来越高,总产出等于在给定价格前提下每一种劳动的部门配置所生产的农业产出与非农产出之和。因此,总产出曲线Y在图8.8中应当是一条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它意味着总产出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或随着l的下降而上升。

由于农产品需求与总产出变化成正比,所以农产品需求也将随着l下降而上升,因此农产品收入-需求曲线在图8.8中应当是一条和总产出曲线一样的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只是前者比后者上升的更为平缓。我们可以把图8.8中的Y和λY两条曲线的关系视为图8.7整个图形的180度变换。由于我们目前仅仅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某个时点的均衡,因此,为简化讨论,我们在图8.8中把农产品需求曲线绘成一条直线。、这样,图8.8将同时显示劳动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状况。[1]

在短期中,总劳动和两个部门的资本投入给定,我们同时假定恩格尔系数λ稳定,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工资和劳动力流动上。[2] 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供求波动将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我们先考察劳动市场。如果劳动过多地配置在农业,l很大,农产品实物产量YA高,同时总产出Y比较低。低的总产出导致对农产品需求λY低,农产品可能供过于求,价格p将下降;p下降导致相对工资w降低,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力希望转出农业,所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工资和价格自由波动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市场失衡虽然一定会造成商品市场失衡,但恰恰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同样的工资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劳动力又不可能经常过多地配置在农业。但如果劳动力过少配置在农业,l很小,YA低,同时Y比较高。高的Y带来较高的λY,农产品更可能供不应求,p将上升。p上升造成两部门相对工资w提高,农业工资高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力希望转入农业,所以,劳动力也不可能长期地过少配置在农业。把这两方面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劳动力的部门配置l有一个波动区间,既不可能过大也不可能过小。

图8-8 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 (pdf)

我们进一步考察农产品市场。如果农产品需求超过了供给,p将升高,即使农业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升高的p也提升了农业工资,农业工资将超过非农工资,因此一部分劳动力将从非农业转入农业并导致l上升。这意味着YA提高和Y降低。YA提高增加了农产品供给,Y降低抑制了农产品需求,所以农产品生产将趋于供求平衡,p不可能继续升高。反之,如果农产品需求低于供给,p降低,农业工资将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将从农业转出到非农业,l下降,因此,YA和农产品供给减少;但l下降导致Y提高,农产品需求相应增加,农产品供求又将趋于平衡,p也不可能继续下降。所以,和劳动力部门配置比l一样,农产品价格p也存在一个波动区间,而不可能过大或过小。

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变动中,劳动力部门配置和农产品价格在各自波动区间之内的变化可能使它们在l=ltp=pt时实现两个市场的共同均衡,而ltpt便是均衡的劳动配置和均衡的农产品价格。两市场共同均衡的含义是在价格为pt时,数量为ltL的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正好等于数量为(1-lt)L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同时在价格pt,数量为ltL的农业劳动生产的农业总供给,又正好等于从ltL的农业劳动和 (1-lt)L的非农劳动分别在两部门生产的产出之和引出的对农产品的总需求,因此,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图8.8用点At标示两市场共同均衡点,在点At上,角tt相等,劳动市场均衡,经过点At的劳动配置线AtBt是均衡配置线;同时,在点At上,农产品供给曲线ptYAt和农产品需求曲线tYt相交,农产品市场均衡。由于农产品供给和需求曲线在点At上都和均衡劳动配置线相交,所以农产品市场均衡点同时是劳动市场均衡点,因此,点At是两个市场的共同均衡点。[3]

需要注意的是图8.8中存在一个并且仅仅存在一个使得两市场共同均衡的点At。毫无疑问,图8.8中存在着许多劳动市场或者农产品市场的均衡点,但除了At外,不存在其他任何一个点可以让两市场共同均衡。我们观察劳动均衡配置线AtBt。显然,由于农产品供求曲线只有一个交点,因此,AtBt上只有1个点可以和农产品供求曲线的交点相交。AtBt上没有任何其他点可以同时与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相交。如果lt变化,劳动配置线离开AtBt而移动,但无论左移还是右移,新的配置线都将在两个点上分别和农产品供给与需求曲线相交,而不可能在一个点上和它们同时相交。如果pt变化,农产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移动,则无论它们各自上扬还是下抑,它们都不可能再在AtBt同时相交,而只会在两个点上分别与其相交。

此外,At还是图8.8中的稳定均衡点,也就是说,如果外部状况不发生变化,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便不会变化,劳动力不准备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流动,农产品价格也不会变动,经济将保持在At上。例如,我们设想发生在t属于t 邻域的某种一次性外部事件例如恶劣气候大幅度把农业产量从YAt降低到YAt1,农业产值曲线随之下抑,经济将落在图8.8部门配置线AtBt右侧、农业产值曲线ptYAt下方的区域里,农产品需求虽然可能因为恶劣气候减少了总产出而下降,但不会和农产量同步下降;同时,农业产值曲线下抑必然造成t1<t,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试图流动到非农部门,这将进一步减少农产量。因此,农产品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局面,p相应上升到pt1,农业产值曲线上扬到pt1YAt1,角度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到一定抑制。所以,劳动力流动和价格波动将引导经济吸收外部冲击并在更低农业产量和更高农产品价格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随着气候恢复正常,一定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产量回升,YAt提高到YAt2,农产量可能超过需求,价格下降,劳动力相应地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将逐渐吸收恶劣气候的冲击并返回到原先的两市场共同均衡点At。就此而言,配置线AtBt是稳定的均衡配置线,l t是均衡农劳比,pt是均衡农产品相对价格,ptwAt=wNt是均衡工资,YAt和YNt分别是两部门的均衡产量,均衡总产出为Yt=ptYAt+YNt

注释:

  1. 图8.8中的农产品收入-需求曲线显然它的价格-需求曲线不同。图8.8中的农产品供给曲线亦是农产品收入-供给曲线,因为其参照系不是价格,而是收入或横轴的农劳比。所以,价格变化在图8.8中的反映不是供给或需求数量在供给或需求曲线上的移动,而是供给和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就此而言,图8.8可以用来研究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收入往往是比价格更强的影响农产品需求的变量。因此,用收入以及生产收入的农劳比做横轴来讨论农产品市场均衡可能比使用数量-价格坐标系更有助于揭示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与农劳比变化的关系。
  2. 毫无疑问,恩格尔系数λ会随着总收入Y和价格p而变化。但两个市场的模型最多只能求解两个变量。本节将求解的变量是lp,所以λ必须被假定为常数。不过,由于本节仅仅考虑某个时点及其邻域的情形,Y、p在该邻域中变化幅度很小,它们变化导致的λ变化应当更小,因此,假定λ不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
  3. 关于两市场共同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与稳定性的证明,参见本书数学附录2:劳动力配置的基本模型和农劳比均衡证明。笔者曾经还以非农比为指标研究过该两市场共同均衡,参见胡景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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