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6 农产品需求和供给

引入相对价格后，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出现三个市场，即劳动市场、农产品市场和非农产品市场。根据瓦尔拉斯定律，在这三个市场中，只要其中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三个市场将同时均衡。由于我们在定义相对价格时用非农产品作为计值单位，非农产品价格可以视为1，因此我们暂时不考虑非农产品市场，而集中关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共同均衡问题。农产品相对价格p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货币价格之比，所以农产品相对价格的波动取决于后两类货币价格的变化。我们假定非农产品货币价格不变而仅仅考虑农产品货币价格变化。此时农产品货币价格变化相当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

农产品价格变化受制于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我们首先考虑农产品需求。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假设全部农产品都用于消费。这个假设不排除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在食品或其他消费品生产中的用途。它仅仅排除农产品用作经济体系的最终投资商品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假设农产品和消费者消费需求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消费者不是通过食品、纺织品等途径对农产品产生需求，而是为着自身的消费直接需要农产品。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列出如下几个农产品需求的一般特点：

1. 在市场经济中，随着收入的提高，人均与总的农产品实物消费量也将提高。用Y和Y^A分别代表收入和农产品实物消费量，则Y^A与Y成正比。 。
2. 随着收入的提高，农产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下降。称该比重为恩格尔系数下降。这一特点也称为恩格尔定律。
3. 各个消费者和各个国家在收入相等时的农产品消费有所不同。

农产品消费绝对量随收入提高而上升、相对量即占收入比重随收入提高而下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并存的两个突出现象。这是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从理论上说，农产品绝对需求上升和相对需求下降并存的原因是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既大于0又小于1。收入弹性大于0表示随着收入的提高，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将增加；收入弹性小于1表示农产品绝对需求提高的速度低于收入提高的速度，所以农产品需求占收入的比重又将随着收入提高而降低。经济学家通常把收入弹性低于1的产品称为收入弹性低的产品。农产品是典型的低收入弹性产品。但收入弹性低于1和收入弹性低于0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收入弹性低于0的产品是所谓的“劣质商品”或者吉芬商品，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对这类商品的需求绝对减少。农产品属于低收入弹性产品，但不属于负收入弹性的吉芬商品。所以，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将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只有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机制。^[1]

一般来说，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至少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消费者的收入、他们对农产品消费的偏好强度以及农产品价格。用Y^A,D =表示对农产品的总量需求，Y^A,D 可写成下述函数：

(8.12) Y^A,D = Y^A,D(Y, , p)

且

(8.12a) dY^A,D/dY >0, dY^A,D/d >0, dY^A,D/dp <0

(8.12b) d²Y^A,D/dY² <0

(8.12a)指出农产品需求与收入和农产品偏好强度变化成正比，与农产品价格变化成反比。(8.12b)则指出收入越高，新增收入中用于农产品支出的部分越小。根据Y^A,D 和Y关系的这两个性质，我们绘出图8.7如下。该图的横轴纵轴皆代表总收入Y，因此图中的45度线亦表示Y。用纵轴标识的农产品总支出Y^A,D是一条比Y更为平缓的上升曲线，表示农产品支出随收入提高而增加，但增加速度慢于收入提高速度。图8.7中的E是农产品支出和收入线的交点，表示对应的收入全部被用于农产品消费。E可以标志所谓的生存水平。总的来说，图8.7同时表示了农产品绝对需求上升和相对需求下降的双重关系。

图8-7 农产品支出和收入关系 (pdf)

考虑到收入对农产品需求变化的关键性作用，我们将(8.12)改写成

(8.13) Y^A,D= Y^A,D(Y, , p)

=(Y, , p)Y

=Y

其中λ为系数，λ属于(0, 1)。λ亦可以理解为农产品消费支出占总收入或总支出比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恩格尔系数。从整个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并把经济的总产出、总支出和总收入暂时视为同一概念，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恩格尔系数便成为社会用于农产品的支出和总收入的比重，即

(8.14) = Y^A,D/Y= Y^A,D/(pY^A+Y^N)

(8.13)是个函数，(8.14)则是一个会计计算公式。在(8.13)中，我们把影响农产品需求的偏好和价格因素视为影响λ的变量，即它们通过影响λ而影响Y^A,D。由(8.12a)、(8.12b)和(8.14)知，

(8.15) d/dY<0, d/d >0, d/dp <0

就农产品供给Y^A,S而言，我们有农业生产函数为

(8.16) Y^A,S= Y^A,S(p, Y^A)

=pY^A(K^A, L^A)

其中上标S表示供给。农产品供给取决于包括土地在内的农业资本K^A和劳动L^A的投入以及农产品相对价格p。我们暂且假设K^A给定不变。由于p越高，农业实际工资越高，劳动者越是愿意投入农业生产，因此，p越高，农业实物产量和农产品总供给也越多；相反，p越低，农业工资越低，劳动力越希望转出农业，农产品总供给可能越小，所以，农产品供给和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成正比。

合并(8.13)与(8.16)以得到农产品市场均衡方程如下：

Y^A,D=Y^A,S

即

(8.17) Y=pY^A

在农产品市场上，Y是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下降曲线，pY^A则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上升曲线。若其它条件不变，(8.17)可解出促使农产品市场供求的均衡p。它意味着在收入、偏好、农业投入和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产品供求取决于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市场的供求与价格波动会实现以供求平衡为标志的均衡，此时农产品价格稳定下来而不再波动。如果农产品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将下降；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将上升，以便恢复市场均衡。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始终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在技术上具有利用现有资源保障公众农产品消费超过生存水平的能力，因此，在我们讨论收入、偏好和农产品价格因素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或者消费者降低农产品支出的时候，我们始终假设农产品产量不会下降到仅仅满足生存水平的地步，农产品支出也不会降低到消费者只能维持生存的数量。同时，我们也假设农产品消费不存在生理学上的最大值，^[2] 因此农产品需求的第一或第二个特点始终成立。这样，由技术、生产要素投入、农产品价格等因素造成的农产品产量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始终会导致消费者消费更多农产品。

注释：

1. 农产品支出和总收入的关系类似于凯恩斯提出的消费支出和总收入关系，后者被其命名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边际农产品消费倾向递减的说法理解恩格尔定律。 ↑
2. 关于农产品最大消费的假定，参见乔根森，1960。 ↑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4 非农工资的上升趋势

严格地说，图8.3阐明的问题是劳动力如何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并实现均衡，而非原本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在均衡的部门配置线附近的流动和微调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减少、非农劳动力增加，而不是两部门劳动力在均衡线附近的重新配置；或者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较大规模的劳动力部门流动，是均衡的劳动配置线本身向农业劳动减少方向的移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图8.3考察非农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在图8.3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表现是均衡配置线AB左移。AB线左移的原因很多。我们考虑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即非农资本增加。非农资本增加意味着图8.3中的非农产出函数曲线上扬。我们在图8.4中用粗线表示资本增加后非农产出函数曲线和其他相应线条，并用下标0、1分别表示资本增加前后的变量。非农资本增加后，非农产出函数曲线从Y^N₀上扬到Y^N₁，它在点B^*₀的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从β₀扩大到β^*₀，β^*₀>α₀，标志着对应A₀B₀线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提高，非农工资上升并超过农业工资。因此，农业劳动力希望转到非农就业，非农企业希望雇佣更多农业劳动力以降低非农工资，所以AB线左移。随着AB线左移，农业劳动减少，α扩大，农业工资上升；非农劳动增加，β缩小，非农工资下降。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AB线到了A₁B₁左侧，α将大于β，促使一部分劳动力转回农业并导致AB线右移。所以，劳动力转移和两部门产量及相应工资的变动将持续到AB线左移到或右移回A₁B₁的位置为止，在图8.4中，此时α₁=β₁，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恢复相等关系，劳动力不再转移，企业不再变更雇工数量，劳动市场重新均衡，均衡劳动配置为(L^A₁, L^N₁)，均衡农业工资为w^A₁=tgα₁，w^N₁=tgβ₁，w^A₁=w^N₁。

比较图8.4中的α₁和α₀、β₁和β₀，我们不难发现α₁>α₀、β₁>β₀，所以w^A₁>w^A₀、w^N₁>w^N₀。显然，非农资本增加带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在L₁=L₀的前提下，L^A₁< L^A₀， L^N₁>L^N₀； 而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但农业工资、而且非农工资都提高了。农业工资提高的原因是劳动力转出农业后，依然务农的劳动力的平均产出提高。非农工资提高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减少提高了农业工资。如果非农企业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雇佣，新离开的农业劳动力会因为依然留在农业的劳动力的工资的上升而向非农企业提出更高的最低非农工资要价。企业在因资本增加而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的背景下，为了增雇工人而不得不相应地提高工资；但企业又希望尽可能少提高工资，所以企业的最高工资出价也是新一批劳动力离开农业后的农业工资，因此，双方增加和减少非农劳动供求的行为，最终导致企业的最高出价与转移劳动力的最低要价相匹配，部分农业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双双提高并在新的高水平上相等。如果非农资本继续增加，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农业和非农工资将继续提高。由于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共同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水平，所以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将随着非农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提高。

图8-4 非农资本增加和工资上升 (pdf)

我们把非农工资随着非农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的命题绘成图8.5如下。图8.5的横轴代表非农劳动L^N，纵轴代表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和非农工资。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线同时是非农企业的劳动需求线L^N,D。若资本给定，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将随着非农劳动增加而降低，所以L^N,D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非农资本积累在图8.5中表现为L^N,D曲线本身的右移，它同时意味着给定数量劳动的边际产出提高。给定非农资本，非农企业将按照劳动边际产出等于市场工资的标准确定雇佣的劳动量。而随着资本增加，企业劳动需求增加，在农业工资随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上升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必然在非农工资增加时才会更多地到非农部门就业，所以农业劳动力对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随非农工资提高而增加，这就是图8.5中从左下方向右上方上升的曲线L^D,S。L^D,S亦是非农工资曲线。它表示非农工资越高，非农劳动供给即农业劳动力转移越多；或者说，非农部门必须用越来越高的工资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本部门就业。因此，在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不但农业工资呈现上升趋势，而且非农工资或者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都呈现上升趋势。

图8-5 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非农工资上升趋势 (pdf)

图8.5同时用虚线汇出了刘易斯模型的非农工资曲线。根据刘易斯理论，在点T之前，非农部门在生存工资水平上可以雇到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所以非农工资不会上升。因此，点T和它对应的非农劳动量L^N_t在刘易斯模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点T在我们的上升工资模型中显然没有意义。所以，图8.5清楚地揭示了上升工资和不变工资两类模型的区别。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3 劳动市场均衡

如果一个非农企业有了资本或者新增加了资本，它需要雇佣或者增加雇佣劳动力。我们暂且假设该经济体系没有失业而专注分析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并且假设社会总劳动力数量给定，这样，该非农企业就得从其它非农企业和农业中获得新增劳动力。就两部门整体而言，非农企业的新增劳动需求只能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满足。因此，我们设想这里的劳动市场参与者仅仅是非农企业和农业转移劳动力。

非农企业雇佣劳动的标准是其工资出价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所以，在资本给定的前提下，工资越低，企业能够接受的劳动边际产量越低，企业准备雇佣的劳动便越多。换句话说，对非农部门企业来说，劳动的工资越低，它们雇佣的工人越多，它们获得的利润也越大，因此，企业将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我们用图8.2说明这一点。图8.2中与Y^N相切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β的正切是相应于切点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量，tgβ_t、tgβ₁和tgβ₂表示非农劳动投入为L^N_t、L^N₁和L^N₂时的边际产量。它们是一些技术参数。一企业雇佣的劳动量将视劳动市场决定的工资而定。如果工资等于tgβ_t，企业将雇佣的劳动为L^N_t；类似地，若工资等于tgβ₂，则雇佣L^N₂。把图8.3扩展到整个非农部门，我们将看到非农劳动力总需求和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及工资的关系，即在资本给定的前提下，市场工资越高，企业要求的工人边际产量越高，企业的劳动需求便越低，所以非农劳动需求与非农工资成反比。

图8-2 非农企业的劳动需求 (pdf)

对转移劳动力来说，他所要求的工资至少必须补偿他所放弃的农业或兼业总收入。我们已经说明，在中国的准自耕农制度下，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一个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其条件是非农工资不低于农业工资。非农企业和转移劳动力讨价还价的结果将是转移劳动力的最低要价等于企业的最高出价，即上一章(7.37)揭示的两部门工资相等且都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假如此时非农企业或非农部门雇佣的劳动总量是L^N_t，经济体系的总劳动为L并且不存在失业，则L^A_t=L-L^N_t，总劳动分成两部分(L^A_t, L^N_t)并分别配置在两部门。

我们用图8.3阐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工资的决定方式。图8.3的纵轴代表用非农产品度量的产出，横轴代表总劳动。总劳动的两个部分分别从横轴两端点开始计量，其中农业劳动L^A从左原点、非农劳动L^N从右原点开始，因此农业产出曲线pY^A从左原点向右上方延伸，非农产出曲线Y^N从右原点向左上方延伸。它们与图8.1中的两条曲线pY^A和Y^N完全相同，只是Y^N的原点从图形左侧改变到右侧。这一改变的优点是我们可以用横轴直观地讨论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配置。因为整条横轴现在代表总劳动，横轴上任一点到左原点的线段度量农业劳动、到右原点的线段度量非农劳动，所以横轴上任一点代表了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一种特定配置。同时，pY^A和Y^N两条曲线在图8.4依然表示在资本给定时产出随劳动增加而变化的状况。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生产率，所以pY^A曲线低于Y^N。图8.4中的纵虚线AB、CD和EF分别代表总劳动的三种部门配置，例如虚线AB表示总劳动配置为(L^A_t, L^N_t)，因此AB、CD和EF可视为劳动的部门配置线。

图8-3 劳动市场均衡 (pdf)

我们考虑劳动市场的均衡。用w^A和w^N表示农业和非农业的实物工资，α表示左原点到农业产出曲线的直线和横轴的夹角，tgα是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β表示非农产出曲线的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tgβ是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由于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非农工资等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我们有

(8.6) w^A=tgα，w^N=tgβ

 当劳动市场均衡时，农业工资等于非农工资，即

(8.7) w^A= w^N

它在图8.3中也可以表达为

(8.8) α=β

我们的目的是在图8.3中找出保证公式(8.8)成立的劳动部门配置线。在图8.3中，产出曲线给定后，α和β的大小分别取决于农业劳动L^A和非农劳动L^N的大小并与L^A或L^N变化成反比。由于L^N=L-L^A，L是已知常数，所以我们只要L^A与L^N两个变量中的一个，我们就知道另一个变量。我们观察L^A。显然，L^A越大，α越小，但β越大，所以α与L^A成反比，β与L^A成正比。我们移动图8.3中的劳动配置线。显然，配置线越是左移，α越大、β越小，配置线左移为CD时，₁>β₁，此时配置线必须右移；但它越是右移，α越小、β越大，它右移为EF时，₂< β₂，劳动市场不均衡，所以配置线又应当左移：在这样的试错性移动中，我们一定会找到一条配置线，它所标识的劳动配置，正好使得α=β，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等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农业工资等于非农工资。这就是图8.3中的配置线AB，其时α_t=β_t，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数量分别为L^A_t和L^N_t。此时，由于两部门工资相等，每个劳动力都不再准备流动到其他部门去；由于非农工资等于边际产出，非农企业也不准备增加或减少劳动力，所以劳动市场均衡，AB是均衡的劳动配置线，(L^A_t, L^N_t)是均衡的劳动配置，w^A_t和w^N_t是均衡的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而且w^A_t=w^N_t。同时，在图8.3中，也只有AB一条配置线能够让α=β，任何其它配置线都做不到这一点。例如配置线EF虽然标示一种劳动配置，但此时₂< β₂，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所以劳动市场不会均衡。劳动市场实现均衡的唯一配置线是AB。

在图8.4中，如果劳动配置线是EF，α₂<β₂，一部分劳动力将从农业流动到非农业，一部分非农企业也将雇佣更多农业劳动力，劳动市场因此不均衡，农业和非农业工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投入都处在变动之中。为恢复均衡，EF线必须左移，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将转到非农就业，α扩大、β缩小，两者互相靠拢。如果劳动配置线是CD，则α₁>β₁，农业工资高于非农工资，劳动市场失衡，一部分劳动力将从非农业转回农业，所以CD线必须右移，农业劳动增加，非农劳动减少，α和β的差距缩小。因此，在图8.4中，如果劳动配置线不是AB线，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变动将促使劳动力配置回到AB线，AB是一条稳定的劳动配置线。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2 相对价格

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经济分析中，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交换比率或价格是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两部门商品的货币价格并不适合两部门经济分析，因为货币本身的变动在改变两商品货币价格的同时却不一定改变它们的交换比率。例如，如果两商品货币价格同等程度上升或下降，两商品的交换比率不会变化。两部门经济分析的要点是两商品交换比率变化。为了纯粹地讨论两商品交换比率，我们需要抽象掉它们的货币价格，而直接应用它们的交换比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概念。实际上，整个微观经济学所阐述的价格，正是两商品或者多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指的是某种商品的一实物单位所交换的其它商品的实物数量，也就是把前一种商品的价格定为1并用它的实物量来表示后一种商品的“价值”。本书把非农产品价格定为1，农产品相对价格指的是用非农产品表示的农产品的“价值”。令p为农产品相对价格，p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货币价格p^A与p^N之比，用公式表示是

(8.1) p=p^A/p^N

假设p^N不等于0。我们也设想p^A不等于0。由于价格不可能是负数，所以相对价格p的值总是大于0的正数。设想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实物产量分别为Y^A和Y^B。使用货币价格，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总产值可以写成公式

(8.2) Y=p^AY^A+p^NY^N

引入农产品相对价格p并且用Y表示以非农产品为单位度量的总产出，我们有

(8.3) 1/p^N Y=pY^A+Y^N

=Y

下面我们用“产出”概念来表示非农产品价格固定等于1时的产值。在(8.3)中，非农产品的实物产量等于其产出，而农产品产出和社会总产出都以非农产品的实物单位来度量，农产品相对价格p就是一单位农产品所交换的非农产品的单位量。在价格理论中，经济学更关心的是p为什么变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两商品的实物交换比率即p的变动是比它们货币价格变动更为基本的经济现象。实际上，即使不用货币做交换媒介，两商品实物交换也会形成交换比率，该比率也会变化。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研究的便是这一比率的确定和变化。因此，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必须研究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以它们的相对价格而非货币价格为对象。

相对价格让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可比和可加。设想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函数如下：

(8.4) Y^A=f ^A(K^A, L^A)

(8.5) Y^N=f^N(K^N, L^N)

假设两部门资本数量一定，我们在图8.1中绘出两部门产量随劳动投入而变化的图形。这里，我们假设两部门都仅仅使用资本和劳动生产，资本数量一定，产量随劳动增加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小。同时，我们用p将农业实物生产函数转变为产出函数。考虑到本书多次提到的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同量劳动在非农部门生产的产出明显高于在农业的产出，因此非农生产函数在图8.1中高于农业生产函数图形。假设农业和非农劳动的投入都是Q，则两部门产出分别为pY^A(Q)和Y^N(Q)，总产出为Y(2Q)=pY^A(Q)+Y^N(Q)。在图8.1中，这样的总产出和其结构表现为农业和非农产出分别等于线段MQ和NQ，而总产出等于线段MQ+NQ。为节省篇幅，图8.1中没有绘出总产出Y曲线。注意图中的角α和β的正切分别代表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量。

图8-1 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函数 (pdf)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1 非农部门的企业制度

本章开始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问题。我们将一个国家经济的生产部门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大部门。这是一种按照产品类别的划分。我们也可以按照地域把一个国家分成城镇和乡村两类地区。一般来说，城镇经济几乎全部由非农部门组成，但乡村既存在农业也存在非农业部门。为简化讨论，我们在本章把乡村经济等同于农业、城镇经济等同于非农部门，把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产业性转移等同于他们在乡城之间的地区性转移。因此，我们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视为这些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地区间转移表示一个农业劳动力一旦转移，他就不可能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也就是说，一个人从事农业就不可能从事非农业，从事非农业就不可能从事农业。使用通俗语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分为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类。如果离土不离乡，一个劳动力将可以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即上一章所说的兼业。^[1] 如果离土又离乡，则他不可能同时从事这两类劳动。我们在本章仅仅考虑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转移。

在经济学研究中，非农部门的标准经济制度是新古典制度。中国非农部门的制度体系虽然和新古典制度有很大差异，但本书依然把它视为某种类型的新古典制度。这里的原因有二。第一，经济学研究需要对其研究对象设定某种标准化的制度。例如，尽管中国农业的实际制度和自耕农制度存在千差万别，我们在上一章依然把中国农业土地制度“标准化”为某种自耕农制度。第二，中国非农部门的经济运转所体现出的经济制度和新古典制度之间存在高度的近似性。我们仅仅指出两个直接与本书研究方法关联的近似性。首先，无论中国不同企业在法律上的所有制有多大区别，绝大部分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包括独立决定员工个人报酬的权利，并承担为此而出现的风险；即使同属国有的各个企业，在相当大程度上依然通过市场发生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都视为通过市场而独立经营独立承担风险的生产者。其次，中国大部分非农企业虽然有各种所有制区别，但只要企业员工数量超过一定规模。企业就会把自己的净产出清楚地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于劳动成本即工资、一部分归于利润。事实上，这一点也是非农企业和农户的一个主要区别。而新古典意义的企业或生产者的关键特征之一，便是用会计制度区分工资和利润。一旦区分工资和利润，我们便需要区分标准。新古典的区分标准是边际生产率，即按照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确定工资率和利润率。在新古典理论之旁，我们熟悉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然工资，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工资、刘易斯的生存工资，以及其他工资理论。不过，所有这些工资理论或者仅仅适合特殊情形如自然工资和生存工资，或者本身需要更多解释而无法直接应用到劳动者和企业决策中，如劳动力价值工资。因此，尽管中国各个企业具体决定工资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只有边际产量工资理论能够最近似地把它们在理论上一般化。因此，我们在本书具有这两个新古典近似性的生产者都视为新古典类似的企业，并研究这些企业之间、它们和劳动力尤其转移劳动力的市场关系。这里需要提及的，一旦我们假设企业利用边际标准决定工资和利润，我们也就假设企业以最大利润为生产目的。

非农企业的生产需要资本和劳动投入。这里，我们把非农部门使用的土地也归为资本。资本的使用权属于人格化的企业。因此，非农部门的企业制度和仅仅使用自有耕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的自耕农不同，也和土地所有权属地主、使用权属佃农的地主佃农制度不同。它类似于农业中的地主或租地农场主与雇农制度，地主或农场主组织和参加生产并雇佣其他劳动力共同使用地主的土地，同时地主取得超出其劳动工资的收入并承担可能颗粒无收的风险，而其他劳动者在不承担风险的同时仅仅获得劳动工资。因此，企业生产的总收入或总产出可以分配如下：

(8.1) 企业总收入=生产成本+净收入

=资本支出+(工资支出+资本利润)

由于我们假设了新古典企业制度，因此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企业净收入按边际原则分配，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利润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即

(8.2) 企业净收入=劳动边际产量×劳动投入量

+资本边际产量×资本投入量

=工资(率)×劳动投入量+利润(率)×资本投入量

=总工资收入+总利润收入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按照边际原则分配净收入，净收入正好不多不少地被分为总工资和总利润收入。

注释：

1.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来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离土不离乡细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转变为城镇的原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在当地几乎无农可务，只能以非农业为职业。第二类包括农业劳动力或者农户在原居住地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第一类离土不离乡和本章对离土又离乡的分析相近。 ↑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7 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理性

经济学的标准工资理论是边际产量决定工资。本书则把农业工资视为平均产量工资。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毫无疑问，边际产量是农业劳动力或农户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考虑一个农户。他把自己的时间配置到劳动和闲暇（或非劳动时间）两个用途上，以便获得最大的经济幸福或效用。劳动挣得收入，收入购买消费品。但劳动辛苦。因此，农户如何在劳动和闲暇之间配置时间，首先取决于他对消费和闲暇两者孰轻孰重的偏好。尽管各个农户的偏好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为他们列出一个一般性的偏好方程即

(7.23) U=U(C, L_E)

其中U、C和L_E分别代表效用、消费和闲暇，且

(7.23a) dU/dC>0, dU/dL_E>0

(7.23b) d²U/dC²<0, d²U/dL<0

(7.23a)表示消费和闲暇越多越好，(7.23b)则表示随着消费和闲暇越多，新增加一单位消费或闲暇带来的效用越小。由于增加消费或闲暇必须以减少闲暇或消费为代价，因此若令U为常数并从(7.23)中解出C，我们得到

(7.24) C=C(U, L_E)

且

(7.24a) dC/dL_E=(dU/dC)/(dU/dL_E) <0

(7.24)的图形便是下面图7.8内用L_E-C坐标度量的效用无差异曲线U，其中曲线位置越高，效用U越大。注意图7.8的横轴表示农户可支配的总时间T，T是常数。L_E以横轴右侧为起点，劳动L以横轴左侧为起点。因此，图7.8中的L_E-C坐标系是正常情形的逆时针180度旋转后的情形。图中的Y曲线是我们熟悉的农业生产函数。我们假设农户产量全部被其消费，因此Y=C。生产函数确定了农户在不同劳动投入时可能取得的最大产量或消费，效用函数则确定了农户在消费和闲暇之间的偏好。因此，农户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是点D，即投入劳动L=R，产量Y_D，消费C_D=Y_D，闲暇L_E=T-R。点D的标志是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斜率绝对值相等，即农户在消费和闲暇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农户劳动的边际产量。可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边际产量可以帮助农户确定最优时间配置和最优消费。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想象农户减少一单位闲暇时间而劳动的收入是该单位劳动时间的新增产量即边际产量。因此，边际产量可以视为劳动报酬或工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的工资由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决定。

图7-8 没有非农就业机会时的农户最优决策 (pdf)

现在我们考虑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假定该农户可以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亦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并假定非农工资由外部决定。此时，农户需要在农业、非农业和闲暇三者之间配置时间以取得最大效用。为了清楚地理解农户此时的决策，我们有必要列出一个模型如下：

(7.23) U=U(C, L_E)

(7.25) C=Y+W

(7.26) Y=f(L)

(7.27) W=wL_N

(7.28) L+L_N+L_E=T

其中W为非农劳动工资收入，w和L^N分别为工资率和非农劳动。仍然假定农户消费其所有收入，我们将(7.26)-(7.28)代入(7.25)得到

(7.29) C= f(L)+wL_N

= f(L)+w(T-L-L_E)

代入到(7.23)得

(7.30) U=U[(f(L)+w(T-L-L_E), L_E]

解出最大化条件为

(7.30a) dU/dL=(dU/dC)[df(L)/dL – w]

(7.30b) dU/dL_E=-(dU/dcC) w +dU/dL_E

令(7.30a)和(7.30b)等于零，整理得

(7.31a) df(L)/dL =w

(7.31b) (dU/dL_E)/(dU/dC) =w

(7.31)两个方程是农户为取得最大效用而在农业和非农劳动及闲暇三者间配置时间的标准，其中(7.31a)指出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工资，(7.31b)指出闲暇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工资。因此，非农劳动的机会导致工资概念，而工资概念一旦出现，农户的最优决策或最优劳动分工便决定性地受到工资影响。

我们用图7.9说明这个模型。首先，我们引入向右上方倾斜的工资直线w。注意w直线在L_E-C正常平面上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该直线可能在农户原先的最优选择点D同时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相切，此时，(7.31)两个标准满足，农户按照最大效用投入的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正好等于非农工资，所以该农户不为非农劳动机会所动，而继续其原有的劳动配置决策。但是，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般情形是非农劳动工资高于农户原先最优决策时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因此，农户为取得更大效用将把一部分时间配置到非农劳动。图7.9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假设非农工资为w_E，农户在点D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低于非农工资，农户将减少农业劳动并把这部分时间转而用于非农产业，一直到农户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的点E为止。在农户转移部分劳动时间到非农业的过程中，农户收入将上升，若农户的收入和闲暇相对偏好不变，农户根据效用函数与工资线的切点I配置劳动和闲暇时间。假如农产品的价格为1，农户投入农业劳动Q获得农业产出为Y_E，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为V-Q，非农工资收入(V-Q)w，农户总收入等于总消费，即C_E=Y_E+(V-Q)w。在图7.9中，农户增加劳动时间以取得更多收入。农户虽然为新增收入而减少了闲暇，但农户效用从U₁提高到U₂，显然，农户从增加收入中获得的消费效用大于农户因减少闲暇而失去的效用。不过，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边际产量的作用：农户最优化决策要求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

图7.9 存在非农就业机会时的农户最优决策 (pdf)

到现在为止，我们限于证明边际产量工资的意义。但是，正如马歇尔当年在其经济学集大成的著作中强调的那样，边际分析是以连续原理为基础的。^[1] 农户逐渐减少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非农劳动时间是个连续过程，因此适合于边际分析。我们再次观测图7.9。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资应当不断上升，w曲线越来越陡峭，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相应地越来越少，非农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农户获得的效用越来越大。但是，在这个连续过程中，农户始终保持着兼业而不完全离开农业。这是因为，如果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那么只要农业劳动时间不接近于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便始终低于其平均产量，农户把劳动时间完全配置在非农业就会导致收入以及效用损失。例如，如果上升了的工资线w_F和生产函数在点F相切，农业劳动投入为P，此时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为tgβ_F，明显小于平均产量taα_F。此时，如果农户保持兼业，农户的总收入为

C_兼业=Y_F+w(S-P)

=P·taα_F+w_F(S-P)

=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如果农户按照边际产量工资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他的收入则为

C_转移=P·taβ_F+w_F(S-P)

=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显然，

C_兼业>C_转移

因此，相应于非农工资w_F，农户的选择是兼业而非转移。这里，农户兼业收入高于转移收入的原因在于农户兼业时按照农业劳动平均产量计算自己的农业劳动报酬。如果在相应于F的时点上，农户准备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则非农产业的工资至少不能低于他的农业平均产量工资。就此而言，一旦农户跳出连续性调整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时间配置的框架，农户所面临的决策便是一次性完全转移出农业的决策。这是一种突变。对这一突变，农户要求的应当是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工资，也就是说，只有当非农工资不低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时，农户才愿意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为了研究的方便，本书在下面将把这个条件表述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有时也表述为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

由于本书的研究完全不考虑劳动力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的兼业情形，而专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对于本书来说，更为恰当的农业工资命题，应当是平均产量工资命题。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完全转出农业而非兼业，因此，非农工资在经济史中应当至少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本书第四章指出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又在经济上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创造了条件。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命题既符合个体决策者的经济理性，亦应当符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状况，并且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提供了前提。^[2]

注释：

1. 马歇尔，1890/1964。 ↑
2. 显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和其作为农户的日常生产与消费决策所参照的系统不同，因此，转移决策所考虑的平均产量工资，与日常决策所考虑的边际产量工资可能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对务农者的研究表明，无论这些劳动力是农民（peasants）还是农业从业者（farmers）还是其他群体，他们都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的“理性人”，例如都不区分至少不严格区分自己的资本投入收入和劳动投入收入。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非农化转型是人类大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务农者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对世界和对自身认识本身的变化。关于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假设，笔者曾经解释如下：“如果说，当一个自耕农经济从其前资本主义形式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绝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这个假设还能够比较好地模拟现实。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转移到现代产业就业，这个假设的有效性也就越来越动摇。因为，在自耕农制度下的经济发展中，离开农业的劳动力将出售或出租或出让自己原有或现有、但自己不再耕种的土地给继续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耕种。这样，土地的价值即“租金”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的同时，资本开始进入农业。当个体农业劳动力自己的资本投入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把资本投入仅仅视为生产的一种‘流动成本’并在产品价值中回收，就像他们对待容易损坏、所以每年必须在地方集市上重新购置的镰刀那样。然而，随着劳动力的转出，农业资本投入日益增加，农民的‘机会成本’意识将浮现并且增强起来，资本的价值或‘利润’开始出现。最后，在土地的出售、出租和出让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可能获得远远超过自己耕种能力的大量土地。即使引入大型农业机械，他们也必须雇佣季节性帮工来耕种。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开始出现，农业生产者和农业工人开始分离。所以，一个农业劳动者或者自耕农或者农业生产者将逐渐淡化他们原有的意识，即他们的全部净收入仅仅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在决定自己是否转移到现代产业的时候，他们用以和现代产业工资相比较的农业收入，可能也不再是他们的全部净收入。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农业生产从前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事实上，即使仅仅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而言，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必然地又是一场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的过程，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制度、农业生产者劳动者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者劳动者作为大写的‘人’本身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稳定的，人的行为模式尤其不可能稳定不变。所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离开其初期阶段、但还没有达到终期阶段的长时间里，我们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的任何行为假设，都必然是过渡性，并且不可能适用于经济体系在我们研究的时点上的所有农业劳动者生产者。”参见胡景北，2008，第9页。关于农民理性，参见例如Schultz，1964；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参见例如陆桔利（2007）关于主动务农农民的调查和论述。 ↑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6 生存工资、平均产量工资和边际产量工资

我们在前面的阐述中把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视为农业工资。它也可以称为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中还有两个农业工资的概念，它们是分别对应于生存产量和边际产量的生存工资和边际工资。我们已经在第五章讨论了生存工资，本节讨论边际工资。经济学中的标准工资理论是劳动的边际产量决定工资水平。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区别在于后者指的是全部劳动投入所生产产量的劳均数量，前者则指某一特定单位劳动所生产的产量，尤其常用于指示最后增加的一单位劳动所增加的产量。我们把图7.1扩展为图7.5并借助其说明边际产量概念。在图7.5中，生产函数曲线用OAUBCEF表示，直线MC和NU分别在点C和U与生产函数相切。它们代表了相应于点C和U的劳动投入的微小变动造成的产量变化，所以，tgβ_C和tgβ_U代表了劳动投入为3T和V时的边际产量。注意直线MU和OF平行，因此tgβ_U=tgα_F。由于tgα_F指示生存产量，所以tgβ_U=tgα_F意味着只是在劳动投入减少到V时，劳动的边际产量才提高到生存水平。在我们的例子中，该农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到1.5个，他们的边际产量才不低于生存水平。所谓边际工资，就是由劳动边际产量确定的工资。

图7-5 平均产量工资和边际产量工资 (pdf)

从图7.5可以看出，劳动投入越少，相应的生产函数切线越陡峭，该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越大，即劳动的边际产量越高；反之，劳动投入越多，生产函数越平坦，劳动边际产量越低，所以，和劳动的平均产量一样，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也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同样，若耕地和资本增加而劳动力不变，劳动的边际产量将随之增加。我们把图7.4修改为图7.6并增添了UB、VB₁和WB₂三条切线，它们分别表示劳动投入为2T时的边际产量。显然，随着耕地和资本的增加，生产函数曲线不断上扬，对应于同一个劳动量，切线越来越陡峭。因此，耕地和资本都具有提高劳动边际产量的效应一样，其它有助于提高农产量的各类措施，在自耕农和准自耕农的制度框架内，也都能够提高劳动边际产量。

图7-6 边际产量随耕地和资本增加而提高 (pdf)

图7.5同时揭示了平均产量、生存产量和边际产量三者的数量关系。在图7.5内，生存产量是等于tgα_F的固定常数，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一样随劳动增加而降低，随劳动减少而提高。我们从图7.5引出图7.7。图7.7根据边际产量和生存产量的关系把横轴分成A、B、C三个区间。在区间C，边际产量大于生存产量，在区间B，边际产量小于生存产量但依然大于零，在区间A，边际产量等于零。这里我们不考虑边际产量小于零的情形。但在所有三个区间内，平均产量曲线始终高于边际产量曲线，表示前者始终大于后者。这里的理由是如果其它投入不变而仅仅增加劳动投入，劳均产量将下降。劳均产量下降的原因便是新增加劳动带来新增产量即边际产量低于原有劳动的平均产量亦低于加入新增劳动后劳均产量。例如，在图7.5中，针对同一个劳动量3T，代表平均产量的角α_C便大于代表边际产量的角β_C。这一点可以一般化。在图7.5中，生产函数曲线上任一点和原点之间的直线在生产函数曲线下方，生产函数曲线任一点的切线在生产函数曲线上方。所以前一直线和水平线的夹角大于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由于这两类夹角的正切分别等于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所以平均产量总是大于边际产量。由于三类产量概念分别对应于三类工资概念，我们得到三类工资的数量关系：平均工资大于边际工资也大于生存工资；边际工资在劳动投入较多时低于生存工资、劳动投入较少时高于生存工资。图7.7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这三类农业产量或三类农业工资的变化路径。

图7-7 平均产量、生存产量和边际产量 (pdf)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5 农业资本积累和农业工资上升趋势

在图7.1中，如果农户转出一个劳动力，剩下三个劳动力的平均产量将上升，但农产量将下降。随着劳动力不断转出农业，该农户的产量持续下降并可能下降到0，即

(7.15) Y_MAX=Y_4T > Y_3T > Y_2T > Y_1T > Y_0T =0

因此，如果其他情形不变，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在提高农业工资的同时降低农业产量。耕地流转不能改变这一点。在图7.3中，虽然转出劳动力的耕地流转给留在农业的劳动力会增加后者生产的农产量，但它依然低于劳动力未转出时的所有劳动力生产的总产量。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设想李姓农户在耕地翻倍后，在原有和新增耕地上各使用两个劳动力。此时，李姓农户的总产量大于在原有耕地上使用四个劳动力的产量，即

(7.16) Y^李|_Z,2T+Y^李|_Z,2T > Y^李|_Z,4T

但小于张姓农户未转出劳动力之前两户合计的产量：

(7.17) Y^李|_Z,2T+Y^李|_Z,2T < Y^张|_Z,4T+Y^李|_Z,4T

Y^李、Y^张分别表示李姓和张姓农户的产量。因此，即使转出劳动力的耕地可以出租，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会降低农业产量。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耕地流转或租赁本身能够部分减缓、但不能阻止农产量下降。另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随着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工资与收入的提高，他们对农产品的需求还将上升，所以，农产量不但不应当下降，而且还必须提高。同时，一个社区内的农户之间可以通过租赁耕地使用权来增加依然务农的劳动力使用的耕地数量。但一个社区的总耕地却无法增加；即使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让耕地使用权在不同社区的农户之间流转，一个国家的总耕地也是无法增加的。这样，在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三大生产要素耕地、劳动力和资本中，耕地无法增加，^[1] 劳动力必须减少，唯一能够增加的要素是资本。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为避免产量下降并反过来促使产量提高，一个农户、一个社区或一个国家必须走增加农业资本、用资本替代农业劳动力的道路。

农业资本投入增加，每个农业劳动力使用的资本量增加，其生产的总产量和平均产量都将提高。我们把农业资本提高农业总产量的作用称为农业资本的农产量效应，把它提高农业工资的作用称为它的农业工资效应。本节考虑这两种效应并特别重视工资效应。类似于耕地增加，资本增加在图7.1或7.3中亦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上扬，即原有劳动可以生产更高产量。我们将图7.3扩展成图7.4。图7.4中的曲线Y₂是李姓农户在资本增加后的生产函数。资本增加越多，Y₂的上扬幅度越大，李姓农户在2Z亩耕地上投入一定劳动所获得的产量亦越高。显然，只要资本增加得足够多，从原先的K₁增加到K₂^*，利用4个劳动力和2Z亩耕地就可能生产出李姓和张姓农户原先用8个劳动力和2Z亩耕地以及原有资本获得的产量，即

(7.18) Y^李|_2Z,K2*,4T= Y^张|_{Z, K1,4T}+Y^李|_{Z, K1,4T}

图7-4 农业资本增加的农产量效应和工资效应 (pdf)

如果资本增加得更多，李姓农户的资本投入超过K₂^*，他的产量将超过原先他与张姓两户的产量总和。反之，如果资本投入不足K₂^*，总产量依然将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而减少。然而，只有增加资本，李姓农户的产量才可能高于仅仅利用原有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双倍土地时的产量水平。所以，增加农业资本是提高农业产量的有效甚至唯一途径。

不过，农业资本增加不但具有农业产量效应，而且具有农业工资效应，即带动农业工资上升。我们观察图7.4。若李姓农户投入四个劳动力和包括租入的2Z亩总耕地，则他增加资本后，他的产量从E₁提高到E₂。从E₂拉一条直线到原点，它和横轴的夹角α_E2显然大于夹角α_V，所以，

(7.19) tgα_E2> tgα_V> tgα_E

(7.19)表明李姓农户中每个劳动力按平均产量计算的农业工资将随着资本增加而上升。同时，资本增加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出农业，农业工资将继续提高。在图7.4中，李姓农户在增加资本后再转出一个劳动力，代表农业工资的夹角将变为α_C2，由于

(7.20) tgα_C2> tgα_E2

所以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将提高，因此，农业资本增加只会强化而不会削弱、更不会改变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关于资本增加的农业产量和农业工资效应的论证，与我们对耕地增加的农产量与农业工资效应的论证方式完全相同。利用这样的论证方式，我们也可以指出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制度的改良同样具有农业产量和工资效应。实际上，在自耕农和准自耕农制度下，一切旨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增产措施，包括经济、技术、财政、社会和文化诸措施都将同时提高农业工资。所以，在自耕农和准自耕农的制度框架内，农业工资上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基本趋势。

注释：

1. 实际上，在非农化过程中，由于非农产业发展需要土地，耕地还将减少，因此，增加农业资本对维持和提高农业产量将更为重要。 ↑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4 耕地出租和农业工资上升趋势

现在我们把上一节的农户分析扩展到农村社区分析并考虑农户间耕地流转现象。农村社区指的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组成的一个较小地域的社区，在中国农村的具体环境下指一个生产组或者一个行政村。我们设想社区将所有耕地的使用权按人口即劳动力平均分配给农户；分配格局稳定地维持若干年，不随农户人口增减与迁移而变。按照中国目前的制度，农业转出劳动力的法律身份依然是原转出社区农民，因此他们依然拥有原社区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他们在土地分配格局稳定的年限内转回原社区，他们甚至依然能够耕种自己原先分得的耕地。所以，劳动力在转出农业时不必向社区交回自己分得的耕地；在转出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分得耕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户的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会因为部分或全部家庭成员转出农业而丧失或减少。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下，本节讨论已分配的耕地在社区内部各农户之间流转的情形即农户增加或减少耕地的情形。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在中国的准自耕农制度下，耕地流转是否会改变农业工资的上升趋势。

假设在耕地分配格局稳定的年限内，农户之间耕地使用权的流转由农户自行决定。一农户增加耕地意味着其他一个或多个农户减少耕地。农户耕地减少的原因很多，但我们仅仅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使用前面的农户例子。若该农户的四个劳动力转出两人，剩下两人可能继续耕种原有耕地。若再转出一人，余剩的最后一人也许会减少耕种的土地；若此人再转出。该农户分得的全部耕地将不再使用。因此，劳动力大部分或全部转出的农户不可避免地将减少或放弃土地的耕种。这样就产生了社区内部耕地的供给：有人愿意出让自己在转出农业期间的耕地使用权。

另一方面，一个农户如果增加耕地，就能利用原有劳动力和资本生产更多净产量，所以农户始终存在着对耕地的需求。我们设想社区中有李姓和张姓两个农户。它们各有四个劳动力和Z亩耕地。如今张姓农户的劳动力全部转出农业。他们的耕地可以抛荒，也可以流转。假设李姓农户没有人转出并愿意增加耕地。在以乡土人情为重要联系纽带的中国农村社区，两家农户可以接受的流转耕地的协议多种多样。从纯粹的经济学考虑出发，张姓农户希望为耕地出让获得一笔报酬，李姓农户亦准备为获得更多耕地付出一笔酬金。显然，这笔酬金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租即使用他人拥有使用权的土地的价格。不过，问题不在于地租的有无，而在于地租的高低。在没有非农就业机会的传统农业社会，耕地是农民维生所必须的主要生产资料，对耕地的需求出自于强烈的维生和保障动机；但耕地供给极少。供不应求导致高地租。在我们考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地租不可能很高，其原因是

1．从供给面说，转出劳动力很多，他们提供的耕地供给量很大；同时，由于他们不可能自己耕种，所以如果不租出，他们从耕地中将一无所得；此外，乡村风俗和法律法规都可能促使他们租出耕地使用权，而不允许他们将耕地闲置抛荒。

2．从需求面说，由于保持务农的农户的农业工资已经高于生存水平，他们耕地需求的维生和保障动机基本上被社区所分土地所满足，所以他们对新耕地的需求将来自于提高收入的动机；同时，继续务农的农户成员依然有机会通过非农途径提高收入，取得新耕地仅仅是他们提高收入的许多途径中的一个，往往还不是最重要最吸引人的途径；再次，他们明白转出农业的劳动力不可能因为地租低而转回来耕种土地。

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自耕农的农村社区将出现耕地买卖和出租市场，在中国的情形下，将出现耕地使用权出租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耕地供给和需求关系将不是严重的供不应求，而是在不很高的可接受地租水平上的供求基本平衡。那种高地租盈利的图景不适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农化时代。具体地说，一个已转移的农户应当在自己获得一定地租的情形下便准备租出耕地，而一个需要付出地租才能够增加耕地的务农农户，应当在耕地增加将提高甚至明显提高自己获得的净产量的情形下才会租入耕地，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形势下，无论租入耕地农户的劳动的边际产量是否依然低于所谓的生存水平，地租也不会像刘易斯设想的那样，高到让租地农户净产量无法提高的地步。相反，地租必须充分低，租地农户的净产量必须明显提高，农户之间的耕地使用权流转才能够实现。^[1]

我们用一个图说明租地农户净产量变化。假设张姓农户在全部转出农业的同时将耕地使用权出租给李姓农户。后者利用原有的资本和劳动力以及翻倍的耕地可以生产更多的扣除资本支出后的产量。在图7.3中，曲线Y₀和Y₁分别表示李姓农户在租地前后的产量，它们之间的差距是新增产量。地租只能出自新增产量。如果地租等于或者高于新增产量，李姓农户不会租入耕地。地租越高，李姓农户从租地中获得的新增产量越少。地租的最高限是全部新增产量，此时李姓农户虽然没有为农业生产付出更多资本和劳动力，但它也没有因为新增耕地而提高自己的净产量，因此，以提高净产量为目的的李姓农户不会去租地。为了吸引李姓农户租地，张姓农户必须降低地租要价，让李姓农户也取得一部分新增产量。所以，若租地成立，两家农户都将获得一部分新增产量。用公式表示，我们得到如下的李姓农户的净产量公式：

租地前：总产量₀=资本支出₀+净产量₀

租地后：总产量₁=资本支出₀+净产量₀+(新增产量-地租)

=资本支出0+净产量₁

显然，只要地租小于新增产量，净产量₁就大于净产量₀，李姓农户就会因为租入耕地而提高净产量。在图7.3中，李姓农户投入4个劳动力，扣除资本支出后的产量为线段E₁(4T) > E(4T)，新增净产量为E₁E，地租为E₁V < E₁E, 属于李姓农户所有的新增净产量为 (E₁E – E₁V)>0，所以李姓农户获得的总净产量为线段V(4T)，大于耕地增加前的净产量E(4T)。耕地增加前后的李姓农户劳动力的平均产量或农业工资公式为

(7.16) w_4T|_{耕地增加后}=V(4T)/(4T) = tgα_V> tgα_E=w_4T|_{耕地增加前}

图7.3 租入耕地农户的净产量和工资 (pdf)

可见，四个农业劳动力使用的耕地增加后，尽管他们要为新增耕地付出地租，但他们的工资仍然上升了。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自耕农或准自耕农制度基础上出现的租地现象不但不会遏制或减缓农业工资上升的趋势，反而会促进农业工资的上升。同时，如果李姓农户在租入耕地后也转出劳动力，余下务农劳动力的工资还会在该农户租入土地的基础上更快地上升。比较图7.3中的两个夹角α_U和α_V，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土地出租只会强化而不会削弱农业工资的上升趋势。可见，四个农业劳动力使用的耕地增加后，尽管他们要为新增耕地付出地租，但他们的工资仍然上升了。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自耕农或准自耕农制度基础上出现的租地现象不但不会遏制或减缓农业工资上升的趋势，反而会促进农业工资的上升。同时，如果李姓农户在租入耕地后也转出劳动力，余下务农劳动力的工资还会进一步上升。比较图7.3中的两个夹角α_U和α_V，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2]

注释：

1. 应当说，大部分研究传统或者发展中国家农民农业农村的著作都没有明确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例如，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虽然提及农民家庭成员在非农部门的兼业，但完全没有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由此“腾出”的耕地以及由此引发的耕地使用权流动和我们在下一节将要讨论的资本替代劳动的重要现象。参见艾利思，1993/2006。 ↑
2. 关于高地租的一个机制可设想如下：一旦有耕地可供给使用，就有许多人试图获得。这些人之间的竞争将保证提出最高地租的人获得该耕地使用权，因此，竞争将抬高地租、压低使用者获得的土地净产量。但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村社区不但存在关于租入土地的竞争，而且存在关于租出土地的竞争，即转出农业者为租出土地而降低地租要价的竞争。所以，至少从非农化转型中期开始，地租应当不会成为依然务农的劳动力提高农业收入的重要障碍；反过来，耕地出租只会加快农业工资的上升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