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第6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4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的长期关系

我们已经清楚地指出无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还是一个国家的中国，在本世纪以来的十五年内，都在很高程度上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支持非农就业增长；失业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也起着支持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但它在中国的作用远远逊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世界的作用仅略高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十五年时间虽然不算短，但仅仅根据十五年情形，我们很难引出适用于更长时期的一般性结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中国从1980年前后开始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猛烈降低。由于劳动力和人口变化之间存在十五到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2001年开始的十五年，正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劳动力增长的滞后影响充分表现出来的年代。所以，2001年以来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绝大部分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象，也许可能和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劳动供给的作用，我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同时，由于缺少系统性的更长时间数据，我们无法考察世界的情形，因此，本节只限于研究中国的情形。

毫无疑问，中国特别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增长。表6.3第三列数据显示中国新增劳动力总量在本世纪迅速减少的趋势：在短短的十五年间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强。然而，新增劳动力总量的减少只是加剧非农就业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程度，而不应当造就它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依赖本身。我们用数据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对中国来说，非农部门扩张依靠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绝非本世纪最初十五年的新现象。它甚至不仅仅是1978年中国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以后的新现象。应当说，它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长期现象。中国连续性的年度劳动统计数据始于1952年。我们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出1953至2015年中国年度非农就业增量。同时，我们仿照本章前面的做法，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并由此计算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量。注意，由于这个假设低估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我们计算出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只会低于、而不可能高于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图6.1展示了这样计算出来的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图6.1中的正数表示非农就业增加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业减少或劳动力从非农业向农业转移。该图清楚地显示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非农就业增量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大；非农就业增量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很高。就整个1953到2015的63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非农就业增量的比重接近65%，明显超过其他劳动力来源总和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强烈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在中国，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密切关联绝不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在1953-2015的63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

图6.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1953-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数据附录 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

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在图6.1中的唯一例外出现在1990年。这一年非农就业增量很大，但农业劳动力没有转移。我们已经在第二章2.4节指出这一例外应当源自于统计失误，因此不能否定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紧密关联。除了1990年的特殊情形，图6.1亦揭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极端情形，即这两个数据系列在1958到1962年五年间发生的大幅度波动。在第四章的4.9节亦对此做了说明。不过，由于在这五年中，我们在本章关心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所以这次大波动不涉及我们关心的主题。但大波动太过剧烈，容易掩盖正常状况，因此，我们把它和1990年暂时排除，而只考虑正常年份。图6.2显示了不考虑特殊和极端年份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该图进一步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非农就业增长的长期和决定性的作用。

图6.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1953-2015年，无特殊年份

资料来源：参见图6.1。

我们使用更严格的数学方法观察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令∆L^N和H分别表示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我们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I. 1953-2015年，所有年份。

(6.7)   ∆L^N= 285  +  1.02H，R²=0.84

(68.3501)  (0.0571)

(4.1665)  (17.8634)

II. 1953-2015年，无1958-1962、1990年。

(6.8)   ∆L^N= 277  +  0.97H，R²=0.93

(29.5368)  (0.03494)

(9.3675)  (27.6224)

III. 1953-2015年，无1990年。

(6.9)   ∆L^N= 212  +  1.05H，R²=0.98

(24.5511)  (0.0203)

(8.6353)  (51.5901)

方程下方第一行是标准差，第二行是t检验值。这些方程显示，即使考虑所有年份，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系数已经高达0.84，后者对前者有着强烈影响。但只要排除1990年的统计失误，两者相关系数就会一下子上升14个百分点，跳高到0.98，接近完美的线性关系。然而，继续排除1958-1962年的大波动，相关系数将降到0.93。显然，排除1990年后，在1958年开始的大波动中，非农就业增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程度，甚至强于1952-2015年的平均强度。这里，我们在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量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1958-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联系。^[1]

1. 如果从1953-2015年的数据系列中单独排除1958-1962年数据，我们得到的回归方程是∆L^N=399+ 0.86H，R²=0.54，比方程(6.7)的R²低整整低了0.30，可见1958-1962年期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量的影响之强。这应当进一步佐证当时的大饥荒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度波动直接的联系。 ↑

第6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

我们在本节转而观察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中国的情形。为了与对世界经济的考察相对应，我们也在下面的表6.3中列出中国从2001至2015年新增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表6.3指出，在本世纪第一个十五年中，第一个来源即每年总劳动力增量只在最初两年超过非农就业增量；从2004年开始，它就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后者。实际上，从2003年起，中国总劳动力增量就落到非农就业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下；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根本无法满足中国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在这一点上，中国非农就业增长对新增社会总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表6.2列出的世界平均水平。

表6.3 中国新增非农就业来源，2001-2015年

年	非农劳动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		失业减少		农业就业减少		比率和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万人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
2001	356	798	224.2	-86	-24.2	-356	-100.0	100.00
2002	242	572	236.9	-89	-36.9	-242	-100.0	100.00
2003	892	486	54.5	-30	-3.4	436	48.9	100.00
2004	1,903	555	29.2	-27	-1.4	1375	72.2	100.00
2005	1,771	395	22.3	-12	-0.7	1388	78.4	100.00
2006	1,832	339	18.5	-8	-0.4	1501	81.9	100.00
2007	1,553	326	21.0	17	1.1	1210	77.9	100.00
2008	1,051	299	28.5	-56	-5.3	808	76.9	100.00
2009	1,297	299	23.1	-35	-2.7	1033	79.6	100.00
2010	1,237	264	21.3	13	1.1	960	77.6	100.00
2011	1,652	329	19.9	-14	-0.8	1337	80.9	100.00
2012	1,105	279	25.2	5	0.5	821	74.3	100.00
2013	1,875	282	15.0	-9	-0.5	1602	85.4	100.00
2014	1,657	302	18.2	-26	-1.6	1381	83.3	100.00
2015	1,069	212	19.8	-14	-1.3	871	81.5	100.00
合计	19,490	5,737	29.4	-371	-1.9	14,124	72.5	100.00
年平均	1,299	382	29.4	-25	-1.9	942	72.5	100.00

注：总劳动力增量、非农劳动增量、农业就业减少、失业减少皆为相应指标的t年值-(t-1)年值。表内的“来自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失业增加、“来自农业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农业就业增加。总劳动力=总就业+失业。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相对数按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

新增非农就业的第二个来源是原有失业者。在中国统计体系内，失业者仅仅指城镇非农失业者。和世界情形相同，表6.3指出中国原有失业者对新增非农就业的作用无足轻重。第一，中国的城镇失业数量很小，失业者即使全部在非农部门重新就业，也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例如，2010年中国城镇失业总数为908万，当年新增非农就业为1,237万，前者不到后者的四分之三。况且，若该年真的完全消除了失业，下年中国将失去新增非农就业的这个来源。第二，在这十五年中，中国即使能够减少城镇失业，减少的数量也极其有限，就此而向非农部门提供的劳动力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例如，中国失业在2010年减少了13万，仅占当年非农劳动增量的1%，可以完全忽视。第三，在表6.3列出的大部分年份内，中国的城镇失业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就是说，失业群体不但不能为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反而要从每年社会新增劳动力中“取走”一部分，因此，和上一节揭示的世界情形相同，至少在本世纪第一个十五年中，中国的失业群体对非农劳动供给所起的主要是负作用。

所以，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来说，无论新增总劳动力还是失业者重新就业还是两者的总和，都远远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这样，中国非农部门增长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动力就只能源自原有的农业劳动力。在表6.3中，中国非农部门的增长从2003年起便主要依靠农业部门转出的劳动力供给，后者占非农部门新增就业的比重往往达到甚至超过80%。实际上，从总量看，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五年内，中国新增的超过1.9亿非农就业中，源自农业就业减少的便达到1.4亿，比重超过了70%。

在讨论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时，我们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不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所以，表6.3列出的“总劳动力增量”内，在初始意义上必然有一部分属于“农业劳动力增量”，另一部分才属于“非农劳动增量”或其他增量；因此，如果总劳动力增量全部进入非农部门，那么，“总劳动力增量”概念就必然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我们依然使用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自然增长率相等的假设，计算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增量。我们得到的数据见表6.4第二列“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它与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之和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

表6.4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新增非农就业，2001-2015年

	非农劳动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		农业就业减少		农业劳动力转移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单位	万人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2001	356	396	111.2	-356	-100.0	40	11.2
2002	242	283	117.3	-242	-100.0	42	17.3
2003	892	240	27.0	436	48.9	676	75.8
2004	1,903	270	14.2	1375	72.2	1644	86.4
2005	1,771	183	10.3	1388	78.4	1571	88.7
2006	1,832	150	8.2	1501	81.9	1651	90.1
2007	1,553	137	8.8	1210	77.9	1347	86.8
2008	1,051	121	11.5	808	76.9	928	88.4
2009	1,297	117	9.0	1033	79.6	1150	88.7
2010	1,237	99	8.0	960	77.6	1059	85.6
2011	1,652	119	7.2	1337	80.9	1456	88.2
2012	1,105	96	8.7	821	74.3	917	83.0
2013	1,875	94	5.0	1602	85.4	1696	90.4
2014	1,657	94	5.7	1381	83.3	1475	89.0
2015	1,069	62	5.8	871	81.5	933	87.3
合计	19,490	2,461	12.6	14,124	72.5	16,585	85.1
年平均	1,299	164	12.6	942	72.5	1,106	85.1

 

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农业就业减少、“农业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农业就业增加。总劳动力=总就业+失业。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相对数按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参见表6.3

表6.4显示，一旦我们考虑新增社会总劳动力中含有的新增农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五年内就全部成为正数。也就是说，即使在某些年份内，农业就业绝对增加，但增加的规模依然低于“自然”增长的农业劳动力，因此，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依然转移到了非农部门，经济中依然发生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时，在这十五年间，中国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有十二年接近或超过1,000万，有五年甚至接近或超过1,500万；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平均超过了85%。这里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假设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和社会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这个前提在中国应当不成立，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应当更高。考虑到这一点，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应当更大，占新增非农就业比重也更高。所以，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时多时少，但就这十五年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中国非农就业扩张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和世界水平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几乎翻了一倍。这一点进一步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高速度，并成为第二章图2.1和2.2揭示的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和中国农劳比两者快速下降的基础。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2 世界范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尤其指劳动力单方向地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就业转换。根据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说明，劳动力在农业的生产率显著低于其在非农业的生产率，因此，即使其他一切不发生变化，一个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也会在降低农业产出的时候更多地增加非农产出，社会总产出相应增加，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导致经济增长。当然，如果像托达罗那样仅仅设想500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则转移对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确实可以忽视。因此，转移对增长影响的关键在于转移数量。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如果非农产业新增就业的重要部分甚至大部分来自于农业劳动力，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会强烈且直接地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本节将通过非农就业来源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就世界经济来说，在每一个年度，非农部门新增就业的劳动力只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总劳动力当年增量，二是上年农业就业劳动力，三是上年失业者。非农部门从这三个来源获得扩大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我们在表6.1中列出从2001至2015年全世界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以及各来源所占比重。由于世界农业劳动力从2002年才开始绝对减少，因此我们暂时不考虑2001年以前的情形。首先注意失业的变化。在表6.1列出的时期内，失业绝对增加和减少的年数几乎各占一半，但就整个时期而言，失业增加了0.16亿，因此，失业这个劳动力“后备军”不但对新增非农就业供给没有任何的贡献，而且“取走”了一部分可用于新增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其次，就社会总劳动力增量来说，在二十一世纪中，世界总劳动力每年都在增加。但扣除失业“取走”的部分（0.16亿），世界总劳动力的总增量（6.2亿=6.36亿-0.16亿）却明显少于世界非农就业增量（7.55亿）。因此，在这段时期中，世界非农就业的增加必须同时依靠农业劳动力净减少。为了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世界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了1.3亿多。但是，如果考虑新增总劳动中包括大量新增农业劳动力，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数量。我们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那么，在6.36亿的新增劳动力中，至少包括了2.08亿农业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同样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是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和原有农业就业净减少两者之和。在表6.1显示的15年内，农业劳动力每年都在向非农部门转移，转移最少的年份也达到了600多万，而最多的两个年份皆超过了3,000多万，平均每年转移量近2,300万。所以，在本世纪最初十五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接近3.43亿。[1] 3.43亿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0.16亿的失业变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量级。即使假设一部分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没有获得城镇就业并成了城镇失业者，把这一时期的0.16亿新增失业者全视为来自农业的劳动力，全世界仍然有超过3.2亿转移者获得了非农就业。实际上，正是如此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才促成了本世纪最初十五年的经济增长。换一个角度观察。2000年世界总失业为1.81亿。假如全部失业者在随后的十五年内都获得非农就业，那么，非农就业依然需要1.62亿（=3.43-1.81）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而事实上，全世界总失业人数在这十五年间不但没有消除或减少，反倒有所增加。所以，虽然减少失业是各国和世界组织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重要目标，但总体而言，全世界各国减少失业的政策在争取把失业者转变成非农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失败的。

表6.1 世界新增非农就业来源（数量），2001-2015年

单位：万人

	非农劳动力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转移			失业减少	转移与失业减少比较
			新增农业劳动力	农业就业减少	合计
单位	A	B	C	D	E	F	G=E-F
2001	3,596	3,852	1,459	-581	878	324	554
2002	4,145	4,888	1,836	116	1,952	-860	2,811
2003	4,920	4,871	1,796	235	2,031	-185	2,216
2004	6,183	5,157	1,866	966	2,832	60	2,772
2005	6,206	5,309	1,871	905	2,776	-8	2,784
2006	6,345	3,702	1,270	1,892	3,163	751	2,411
2007	6,525	3,757	1,251	1,741	2,992	1,027	1,965
2008	4,487	3,624	1,172	1,585	2,756	-722	3,479
2009	2,473	3,320	1,044	1,225	2,269	-2,072	4,341
2010	5,176	3,293	1,012	1,622	2,634	261	2,372
2011	6,438	4,191	1,254	2,114	3,368	133	3,235
2012	5,664	4,505	1,301	1,404	2,705	-244	2,949
2013	3,771	4,674	1,312	-668	644	-235	879
2014	4,745	4,219	1,176	306	1,481	221	1,261
2015	4,812	4,264	1,170	622	1,792	-75	1,867
总计	75,486	63,627	20,790	13,483	34,273	-1,624	35,897
平均	5,032	4,241.8	1,386	899	2,285	-108	2,393

注：总劳动力增量、非农劳动力增量、农业就业减少、失业减少皆为相应指标的t年值减(t-1)年值。新增农业劳动力指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增量部分，是用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相等假定计算的。“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失业增加、“农业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农业就业增加。总劳动力=总就业+失业。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表6.2计算了2001到2015年全世界新增非农就业来源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该表显示，在这段时期，失业减少占新增非农就业比重从来没有超过16%即六分之一；与此相反，在这十五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比重有11年超过了40%即五分之二；十五年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比重超过45%，几达二分之一；相反，失业比重的绝对值只有2.2%，可谓无足轻重。如果考虑我们在前面提及的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低估，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自然”新增非农劳动力两者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应当是平分秋色，而失业只起到可忽略不计的负作用。如果进一步考虑短期宏观经济学在其分析中往往不考虑劳动力总量变化，那么，作为劳动市场变量，农业劳动力转移高于失业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著。

表6.2 世界新增非农就业来源（比重），2001-2015年

单位：%

	非农劳动力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转移			失业 减少	转移与失业减少比较（百分点）
			新增农业劳动力	农业就业减少	合计
	A	B	C	D	E	F	G=E-F
2001	100.0	107.1	40.6	-16.1	24.4	9.0	15.4
2002	100.0	117.9	44.3	2.8	47.1	-20.7	67.8
2003	100.0	99.0	36.5	4.8	41.3	-3.8	45.0
2004	100.0	83.4	30.2	15.6	45.8	1.0	44.8
2005	100.0	85.6	30.1	14.6	44.7	-0.1	44.9
2006	100.0	58.3	20.0	29.8	49.8	11.8	38.0
2007	100.0	57.6	19.2	26.7	45.9	15.7	30.1
2008	100.0	80.8	26.1	35.3	61.4	-16.1	77.5
2009	100.0	134.3	42.2	49.5	91.8	-83.8	175.6
2010	100.0	63.6	19.6	31.3	50.9	5.0	45.8
2011	100.0	65.1	19.5	32.8	52.3	2.1	50.2
2012	100.0	79.5	23.0	24.8	47.8	-4.3	52.1
2013	100.0	123.9	34.8	-17.7	17.1	-6.2	23.3
2014	100.0	88.9	24.8	6.4	31.2	4.6	26.6
2015	100.0	88.6	24.3	12.9	37.2	-1.6	38.8
总计	100.0	84.3	27.5	17.9	45.4	-2.2	47.6

注：参见表6.1。数据为各项指标占新增非农就业比重。按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参见表6.1。

注释：

[1] 这里应当提醒的是，由于农业人口的增长率在大部分情形下高于非农人口和整个人口的增长率，所以，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应当也高于社会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我们为表6.1的计算所建立的假设即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应当导致我们在表6.1中低估了新增农业劳动力数量。就此而言，表6.1应当不会高估、而只可能低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规模。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1 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劳动力转移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托达罗（Todaro）1969年提出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1] 由于哈里斯（Harris）和托达罗两人在随后的另一篇论文内进一步阐述了该模型，经济学文献常常又把这一模型称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2] 我们之所以用理论称呼刘易斯的观点而用模型称呼托达罗观点，是因为模型虽然属于理论，但它是一种更严谨并且通常和数学表述相联系的理论。模型虽然不是唯一、但常常是理论科学化的表现。本书上一章指出刘易斯理论尚属于“前科学”，部分原因在于刘易斯理论难以模型化。托达罗理论是模型化的，所以我们用数学模型介绍之。

托达罗把经济分为城镇和乡村两个部门，城镇工资水平一定且高于乡村水平。个体劳动力为了提高收入从乡村向城镇转移。但他们在做转移决策时只能估计自己在城镇能够获得就业并取得工资的概率，这就是转移者对转移后的预期工资。用H代表劳动力乡城转移量，w_U和w_R分别代表城镇和乡村工资，w_U>w_R>0，E代表预期值，u属于(0, 1) 代表城镇失业率，托达罗列出公式为

(6.1)       H=f[E(w_U)-E(w_R)]                    劳动力转移量决定

(6.2)       E(w_U)= w_U(1-u)                        城镇预期工资决定

(6.3)       E(w_R)= w_R                                         乡村预期工资决定

(6.4)       E(w_U)= E(w_R)                           均衡条件

其中, (6.1)表示劳动力转移受有转移愿望的乡村劳动力预期的两部门工资差异影响。城镇预期工资越是高于乡村预期工资，劳动力转移的愿望越强；反之则越弱。(6.2)表示乡村劳动力预期的城镇工资为城镇固定工资和城镇就业率之比。城镇就业率越高，乡村劳动力转入后取得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该劳动力转移后获得城镇工资的概率也越高。(6.3)表示乡村预期工资等于乡村通行工资。(6.4)表示当两部门的预期工资相等时，劳动者不再向城镇转移或向乡村回流，转移者劳动市场实现均衡。(6.2)是托达罗的创新之处。将(6.2)和(6.3)代入(6.4)并令w代表两部门的相对工资，我们得到均衡时两部门工资比为

                    w_U(1-u)= w_R

即

(6.5)      （w_U/w_R)=1-u

考虑(6.1)，我们有

(6.6)       H=f[w_U(1-u)-w_R]

且

(6.6a)     H>0, 若w_U(1-u)>w_R

H=0, 若w_U(1-u)=w_R

H<0, 若w_U(1-u)<w_R

(6.6b)     dH/du <0

(6.6b)指出转移和城镇失业反方向变动。城镇失业率越高，失业越多，转移到城镇后取得就业和城镇工资的概率越小，乡城转移量越低，反之则越高。这样，托达罗模型就把乡城转移和城镇失业两者联系在一起并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函数。这一点亦是托达罗模型最重要的创新之处。

托达罗模型的重要含义之一是政府减少城镇失业的政策不但达不到目标，还可能适得其反，造成更严重的城镇失业。这里的原因是失业率降低缩小了乡村劳动者考虑的城乡工资差距，导致更多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正如菲尔兹所说：在托达罗之前，“经济学家广泛认为只要穷国政府把足够的资源和刺激用于创造更多城镇就业，穷国城镇失业就可能减少甚至消除。托达罗证明这类政策是徒劳的”，因此，“我们所有研究不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和人口问题、研究它们经由劳动力转移而互动的经济学家都受惠于托达罗”。[3] Willis同样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中同时存在着城镇高失业率和高乡城转移量。对这类现象的解释，当今已经形成共识，而托达罗在这方面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4]

与我们在上一章介绍的刘易斯理论相比，托达罗模型存在若干显著的不同之处，例如，第一，托达罗着眼于与失业有关的短期经济政策问题，而刘易斯侧重于长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问题；第二，托达罗用乡村和城镇之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和资本主义部门之分；第三，托达罗以城镇固定工资为假定前提，而刘易斯以传统部门固定工资为研究对象；第四，托达罗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相联系，刘易斯则把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的转移和后一部门资本投资相联系。在托达罗模型中，城镇的工资固定且高于乡村工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迁移，城镇企业亦不存在优先雇佣原有城镇劳动力的制度性约束。不过，乡村劳动力虽然能够自由迁入城镇寻找工作，但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托达罗认为乡村劳动力在城镇获得就业的可能性取决于城镇失业状况：城镇失业率越低，一个人从乡村到城镇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便越高，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数量就越大；反之，城镇失业率越高，乡城转移越少。[5]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达罗强调个体转移者的理性行为，因此其模型具有明确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不过，虽然托达罗模型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联系在一起，使它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这初看上去的吸引力恰好掩盖了该模型的基本缺陷。首先，正如本章下面将说明的，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失业“少量”增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量级。它们之间几乎不可比较。本书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的乡村劳动力转移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范围之内。因此，我们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用乡城劳动力转移来观察托达罗模型的适用性。举个例子，2011年中国城镇失业减少了13万人，但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数量超过了1,059万，且绝大部分转移者进入了城镇。在这样的数字面前，我们根本无法按照托达罗的思路，设想高达1,000万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业部门的诱因是城镇失业减少了13万人。13万人的城镇失业减少比起在非农部门获得就业的1,000万农业转移劳动力来说是太少了，这样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乡城转移完全无法用托达罗模型解释。^[6]

就托达罗本人的研究意图而言，他的模型不是针对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乡城劳动力迁移，而是针对小规模的政府促进城镇就业的政策。托达罗曾经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即他的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一个增加500个城镇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是否会把超过500位的正在犹豫是否迁入城镇的乡村劳动者真的引诱入城镇”。[7] 对托达罗来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该就业促进政策就会反而加剧城镇失业。托达罗的研究对象有其意义，托达罗模型亦有其作用。但是，把托达罗对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模型扩张到对超越个别政策的整个宏观经济的研究，就不适当地夸大了托达罗模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乡城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意义。事实上，就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的劳动力转移来说，我们面对的转移现象不是500个新增非农或城镇就业的规模，而是在像肯尼亚这样的小国里5万、[8] 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500万新增就业的规模。5万新增非农就业在肯尼亚、500万新增就业在中国都不是某项特定的经济政策所能够造就的。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新增就业，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分析，而是宏观经济分析。例如，在肯尼亚创造500个和在中国创造5万个新城镇就业也许不会影响城镇工资水平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乡城或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肯尼亚创造5万个和在中国创造500万城镇就业必然会抬升城镇工资并造成复杂的宏观经济影响。在这里，数量规模起决定性作用。托达罗研究的是小规模失业变化和小规模劳动力转移关系，我们的兴趣则是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关系。就此而言，托达罗模型不适宜我们的研究。

其次，托达罗所设想的是城镇失业减少将吸引乡村劳动力进城并变成新的城镇失业者，而非进城获得非农就业。但在我们列举的中国例子里，则是即使城镇失业减少，绝大多数乡村或农业转出的劳动力依然在进城后获得了城镇就业，而非填补减少了的城镇失业。就托达罗本人关心的肯尼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来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统计资料，我们计算出包括肯尼亚在内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2008年新增失业为70万。若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则同年从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至少有150万。[9] 显然，即使这150万农业转出劳动力中有70万成为新增城镇失业，则依然有80万转移劳动力在非农部门获得了就业。所以，即使在这个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起的支持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亦强于于它的加重城镇失业的作用。

再次，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城镇工资水平外生固定且高于乡村工资。这样，托达罗模型就和刘易斯理论一样在某种不变工资的框架内讨论劳动力转移。然而，不变工资必须以特定经济制度或市场缺陷为前提，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同时，工资是劳动市场信号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关键变量。这样的变量如果成为常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将永远达不到科学水准。所以，任何一个臻向完美的以劳动力转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模型都不应当容许不变工资。[10]

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托达罗模型虽然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却依然囿于以当代欧美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传统，把失业视为核心变量，把劳动力转移视为次要变量，认定劳动力转移是失业的函数，劳动力转移必须通过失业才能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我们知道，现有的以欧美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视为三个一级或核心变量。所有其他劳动市场变量都必须通过失业率才能与宏观经济联系起来，才可能产生宏观经济学效应。例如，欧美国家的女性就业往往和失业率有关。失业率低，女性就业便多；失业率高，女性就业便少。托达罗模型的逻辑亦如此。我们在本章要说明的是，特别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非农化转型中期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独立的宏观经济学意义，无须通过失业便能够发挥自己的宏观经济效应；或者说，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作用不但不依赖失业，而且高于失业，因此，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阶段的宏观经济学，应当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并列为核心变量或一级变量，而把失业降为二级甚至三级的次要变量。

注释：

[1] 托达罗模型的经典论文见Todaro, 1969; 1976a; 1980。托达罗曾为国际劳工组织撰写一本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著作（1976b），其1980年论文为该著作的压缩和更新版。

[2] 参见Harris and Todaro, 1970。关于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区别，参见Blomqvist，1978。不过，在失业变化诱致乡城劳动力转移这一点上，两个模型是相同的。

[3] Fields, 1980, p. 390.

[4] Willis, 1980, pp. 394-395.

[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化的反向关系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参见例如Johnson，1948，p.153。但托达罗应当是第一位用模型表述和分析该关系的经济学家。

[6] 关于托达罗模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的局限性，参见Hu,，2011。

[7] Todaro，1976，p. 216。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8] 肯尼亚是托达罗研究的背景国家。

[9] 国际劳工组织把包括肯尼亚、但不包括南非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当成一组。本节数据的资料来源：ILO，2011，Table A 2，A4，A10，A11。

[10] Willis在评论托达罗模型的时候表述了他对不变工资假定的不满：“我必须说出我的困惑，为什么托达罗和其他学者没有探讨直接应对现代部门刚性工资的可行政策。”参见Willis，1980，p. 397。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4 不变工资和上升工资

图5.2已经说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两个部门的工资都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同时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业转移。本节将进一步说明，上升工资现象不但出现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而且也完全可能出现在刘易斯区间，因此，即使接受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概念，刘易斯的不变工资理论也可能失效。事实上，刘易斯生前已经发现在剩余劳动力依然大量存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实际工资在上升。刘易斯将其称为“真正的理论之谜”。 ^[1] 这个谜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因为刘易斯无法想象农业或乡村工资的上升。如果乡村工资不上升，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城市工资上升自然成迷。因此，为了说明工资在刘易斯区间上升的可能性，我们需要观察乡村或农业部门。下面的图5.3改编自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年关于剩余劳动力著作中的图1b。^[2] 该图横轴代表农业劳动L^A，曲线OKCMZN代表土地数量一定时的农业生产函数Y^A。Y^A曲线上的点K、C、M、Z、N分别代表L^A为R、V、Q、W、P时的农业产出。其中，从点M向右，Y^A成水平线，表示从L^A=Q时开始，继续新增劳动力不会提高产出，也就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从M向左，增加劳动将提高产出，减少劳动将降低产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假设社会总劳动力固定为OP。在经济发展起点上，全部OP劳动力都在农业，L^A=OP，农业劳动平均产出为（NP/OP）=tgα_P。假设tgα_P相应于生存工资水平。继续增加人口和劳动力，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将低于生存工资，社会将萎缩，人口和劳动力必将减少，因此我们不考虑农业劳动平均产出低于生存水平的特殊状况。图5.3中在点K与Y^A相切的直线GK与直线ON平行，α_P=α_G。由于tgα_G代表即L^A=OR时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因此，当即L^A=OR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生存工资。根据刘易斯理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OP-OR=RP。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认为，农业实际工资“通常不会偏离生存所需的卡路里水平很远并且多少与”图5.3中的tgα_P“联系在一起”；同时，“只要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人们就没有理由想象农业工资会显著高于”tgα_P。^[3] 只有农业劳动力减少到OR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才升高为tgα_G并等于tgα_P，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消失，农业工资才会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和农业边际产出的进一步提高而上升。

图5.3 剩余劳动力和上升工资 链接

资料来源：改编自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p.12）的图1b。

费景汉和拉尼斯接着考察了农业劳动力从OP减少到OW的情形。劳动力虽然减少，但总产量不变，ZW=NP，所以，若农业工资不变，农业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总额将是(OW)·tgα_P=XW，农业部门有了用ZW-XW=ZX标示的产出剩余。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是：谁将获得ZX：耕作者、地主还是政府？^[4] 他们认为地主将获得ZX，而政府应当通过税收亦获得部分ZX以用于发展非农业。可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的答案完全没有考虑拥有耕地的农民获得ZX的可能性。显然，一旦考虑这种可能性，费景汉和拉尼斯根据刘易斯理论所持有的不变工资命题就会失效。^[5] 我们仔细观察L^A=OW的情形。如果土地为耕作者所有，耕作者将获得所有土地产品，因此农业工资为（ZW/OW）= tgα_W > tgα_P。这意味着只要劳动力转出农业，农业工资便将上升并高于生存水平，即使此时农业中依然存在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而农业工资一旦上升，非农部门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就必须按照上升了的农业工资水平支付非农工资，所以非农部门工资亦将上升，刘易斯的“城市工资上升之谜”也就可以部分地解开。因此，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图形清楚地证明了只要农业劳动力能够获得产出剩余，则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剩余”，无论他们的生产率多么低下，农业工资都会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上升。所以，剩余劳动力概念并不必然导致不变工资：农业工资完全可能在剩余劳动力条件下上升。这样，以不变工资为特征的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即使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也不具有一般性，遑论农业劳动力转移。

笔者曾经把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合一即自耕农的农业社会结构称为“一阶级”模型，^[6] 并对一阶级模型中的农业工资概念提出以下三个命题：

（1）只要农业劳动力数量低于图5.3中的OP，农业工资就不低于、而是高于生存水准。

（2）农业工资是农业就业的单调反函数。由于就业的可变性，农业工资不可能不变。

（3）在经济发展和非农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必将减少，因此，农业工资以及相应的非农工资必将上升，所以，工资上升是非农化转型中的必然趋势。^[7]

其实，即使在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设想的两阶级社会结构，不变生存工资也很难实现。例如，对解释农业工资为什么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的情形下依然保持在生存水准的问题，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解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习俗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取得剩余产出的地主向租地农民提供生存水准的工资。^[8] 既然如此，为什么同样的压力在农民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边际产出的时候，不能类似地迫使地主接受越来越高的农业工资呢？这里，刘易斯和其追随者的理论显然存在着不“一以贯之”之处。

总的来说，刘易斯虽然抓住了劳动力转移这个特殊经济现象，但他不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意义，不了解他所研究的二十世纪中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仅仅是非农化转型内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他才用传统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代替农业和非农业的区别、用剩余劳动力转移代替农业劳动力转移。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可这一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经意所为，因为他给自己明确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不是劳动力转移，而是固定不变的工资水平。如果把劳动力转移扩展到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我们便会发现工资变化与否、工资是否保持在生存水准之类的问题，充其量只是非农化转型中某个阶段或地区的局部问题，而不是整个非农化转型的一般问题。把劳动力转移和不变工资联系起来，就会把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限制在非常狭隘的范围内。例如，若工资固定不变，我们就很难研究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更无从研究劳动力转移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意义。所以，上升工资命题才可能在经济学研究中让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承认工资变化尤其工资上升，我们才能够为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打通道路。

1. Lewis, 1979, p. 224. ↑
2. Fei and Ranis, 1964, p. 12. ↑
3. Fei and Ranis, 1964, p. 22. ↑
4. Fei and Ranis, 1964, p. 27. ↑
5. 如果考虑政府获得所有农业产出剩余，则不变工资命题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行为。假设政府实行某种反农业劳动者的特殊政策，农业工资可以停留在生存水准且长期不变，刘易斯的不变工资命题依然有效。参见胡景北，2002。 ↑
6. 笔者将由地主、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农业工人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为三阶级模型，由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全靠租地耕种的农民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为二阶级模型，参见胡景北，1994/1997，第29页。 ↑
7. 胡景北，1994/1997，第34-35页。 ↑
8. Fei and Ranis, 1964. ↑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3 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今天，站在刘易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肩上，我们应当看得更远，应当更清楚地把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和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充分估计刘易斯理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发现，刘易斯理论并不能够成为研究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展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不能够提升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刘易斯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而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则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刘易斯研究的特定阶段或者刘易斯区间中，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是互不包含但具有交集的两个集合。前者包括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以及家仆、摊贩诸类低生产率的劳动者。刘易斯之所以把经济划分为传统与资本主义两部门，就是因为他把那些不从事农业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亦视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刘易斯不但不使用、而且反对农业和非农两部门划分。^[1] 最早在发展经济学中划分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应当是拉尼斯和费（Ranis and Fei）。^[2] 但正如费古如亚（Figueroa）正确指出的那样，拉尼斯和费的做法误解了刘易斯理论，并把刘易斯所强调的很大一部分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排除出自己的研究范围。^[3]

本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遵从拉尼斯和费的两部门划分。但在根本点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优越于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我们的理由如下：

一、刘易斯论及的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存在于农业部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相比，其他类型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小；而即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也无法和农业劳动力相比。上一章所举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例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二、即使按照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设想，其它非农剩余劳动力类型亦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的过渡形式；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远远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即使在刘易斯设想的典型农业中，剩余劳动力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结束了，非“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依然需要转移；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绝非剩余劳动力转移所能概括的现象。

四、剩余劳动力概念缺乏任何对应或大体相应的统计学指标，因此无法经由统计资料获得相关数据。这样，剩余劳动力概念也就无法应用于经验研究。相反，具有广泛共识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数据不难获得。

五、剩余劳动力和与此关联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缺乏相应的产品和与产品相联系的价格数据。本章第一节在阐述刘易斯理论时，曾经假定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传统部门产品和资本主义部门产品的市场均衡，而无需特别考虑它们的价格变化。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必须明确引入价格变化。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和相应的统计学上，我们没有任何与这两种产品对应的价格，因此，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范围内，我们便无法研究商品价格变化和由价格变化导致的两部门实际工资变化，因此也无法研究和实际工资变化相联系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当说，正在因为这样的困境，拉尼斯和费也许才不自觉地用农业非农业划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并也才引入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来讨论若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农业劳动力中的“剩余”）的边际产出大于零，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和两产品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六、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而后者才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从前科学转变为科学的关键性标志。^[4] 我们可以用失业和失业率概念说明这一点。失业概念在经济学说史中有着长久的历史。至迟在17世纪中叶，配第就详细讨论了失业问题和应用公共工程缓解失业的可能性。^[5] 十九世纪的李嘉图和马克思开始把失业视为经济的内生问题，但直到二十世纪，失业率才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6] 失业研究才进入了严格的经济分析阶段。因此，从失业到失业率，经济学家用来二百多年时间。然而，从失业到失业率的“飞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可以转化为统计指标以及统计学本身的进步。可剩余劳动力概念无法转化为统计指标因此也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这样，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便也无法成为科学并用于经验研究。应当说，正是这一根本缺陷，刘易斯理论不可能在重视经验研究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潮流中立足。

最后，我们证明前面提出的第三个理由，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证明的途径是两部门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历史经验。首先，我们扩展图5.1来说明刘易斯的两部门生产率趋同论点，这就是下面的图5.2。该图中的L和MP分别代表劳动和其边际产量，上标A和N代表农业和非农业，w 代表工资而 w_E 指示生存水平工资，T指示刘易斯拐点。图5.2中的曲线w_ETW 代表刘易斯的工资理论。我们在图5.2内加入三条农业劳动边际产量MP^A曲线。它们在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上分别为正数、零和负数，代表刘易斯提及的初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三种可能性。^[7] 这些曲线最初都远远低于w_E和MP^N曲线。刘易斯认为MP^A在剩余劳动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并在刘易斯拐点上追平MP^N，剩余劳动力亦在刘易斯拐点完全消除。图5.2显示了这一点。所以，对刘易斯来说，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消失标志着剩余劳动力消除；剩余劳动力消除意味着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最终收敛。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二元分析方法仅仅适用于剩余劳动转移过程，而剩余劳动转移又代表了劳动力转移的全部过程。

图 5-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链接

图5.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扩展自刘易斯（Lewis, 1954, p. 151）的图3。

今天，借助于比刘易斯时代更完善的经济统计，我们知道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也远远低于非农业生产率，但刘易斯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国家久已消除。因此，在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远未结束。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图5.2中添加一条农业生产率曲线MP^A*。假设MP^A*曲线从初始点出发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可以发现，一旦离开初始点附近区域，MP^A*曲线比刘易斯的MP^A曲线更接近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演进路径，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很快，但它不仅仅在刘易斯区间内始终低于非农生产率，而且在刘易斯拐点以及之后很长时期内依然低于非农生产率。事实上，即使观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农劳比低于10%的国家，我们亦无法肯定这些国家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否会在比如未来五十年内消除。^[8] 因此，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两者应当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维度：它们不可能同时消失。在刘易斯拐点右侧，剩余劳动力不再，但生产率差距犹存。由于在该拐点右侧，劳动力依然需要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转移，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能仅仅局限于剩余劳动转移；相反，剩余劳动力如果存在，它的转移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段。所以，即使为了理解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也需要超越刘易斯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注释：

^[1] Lewis, 1954；1968.

^[2] Ranis and Fei, 1961.

^[3] Figueroa, 2004.

^[4] 在研究中，讨论一个现象是一回事，对这一现象应用可定量的概念分析是另一回事。无论劳动力从传统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还是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都离不开劳动力转移率这个基本概念。缺乏转移率概念，转移的经济分析便难以实现，转移理论也就只能停留在“前科学“阶段。

^[5] 配第，1662/1979。

^[6] Card，2011.

^[7] Lewis, 1954, p. 191.

^[8] 图5.2中的MP^A和MP^A*曲线都指示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增长更快。这一点既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理论结论，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经验事实。理论方面，参见胡景北，2008。历史方面，参见Ngai and Pissarides, 2004；Duarte and Restuccia, 2010。其中，Ngai and Pissarides估算了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在1869和1998年之间，美国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高于制造业、更高于服务业的相应速度。Duarte and Restuccia研究的时期较短。他们发现在1956-2004年间，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8%、2.4%和1.3%。他们并且发现这样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次序出现在他们研究的29个国家样本中的23个国家内。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2 刘易斯理论的意义

正如上一节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历史上，刘易斯是第一位明确地把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按照爱因斯坦对科学进步的理解，^[1] 刘易斯因为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即劳动力转移问题而实现了经济学的一个“真正进步”。应当说，提出新的经济学问题和确立新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刘易斯对经济学做出的最大贡献。^[2] 其次， 刘易斯还提出剩余劳动力概念并利用它建立一个内部自洽的经济学模型描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学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刘易斯的开创性贡献。众所周知，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存在于当时正在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根据当时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迅速转移劳动力并成长为工业化发达国家充满信心。正如Tignor指出的那样，刘易斯1954年文章和1955年的《经济增长理论》著作“体现了那个时期的乐观情绪和对新独立国家的信心。在刘易斯眼中，只要正确指导，发展中经济体就能实现戏剧性的高速经济增长”。^[3]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正确指导”的经济学研究却非常薄弱。著名杂志《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在1952年的创刊社论中指出，当时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个别观点上，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列出了一份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但没有系统的因素表 …… 即便仔细考察现有文献，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更找不到学者们就哪些问题才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具有重要性的一致意见。一位寻找通向适当理论之途的研究者在文献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路。他看到的仅仅是一片充满贫困恶性循环、变革障碍以及关于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之类说法的原始丛林”。^[4] 正是在这种研究形势中，刘易斯以其天才，从冗长的发展中国家“落后因素列表”中，抓住了劳动力过多因素并用“剩余劳动力”这一独特概念，把这些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从而为发展经济研究指明了方向。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学说史表明，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中，刘易斯的问题和理论对“经济发展作为结构转变过程的思考范围和思考方向”的影响最为持久。^[5] 实际上，正如Findlay指出的那样，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刘易斯理论的“扩展和衍生”。 ^[6] 刘易斯模型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和大众媒体中，他的睿智和创见至今依然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Gollin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的时候甚至发现，刘易斯1954年提出该理论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生阅读文献内的少有的六十年前的论文之一”。 ^[7]

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转移指的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的二元方法便源自于劳动力在其间转移的传统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并存现象，但该方法突出体现在两部门各自的工资决定机制上。应当说，两部门并存现象并不必然引发经济学分析的二元方法。工资决定机制的部门差异才是二元方法的根本所在。例如，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鲍莫尔等学者虽然把经济体系分为两个部门并且讨论或涉及了劳动力的部门流动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两部门工资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决定的。1870年代发生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也认为各部门工资决定方式相同，它所提出的仅仅是工资决定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刘易斯二元分析法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强调两部门工资决定方式不同：传统部门工资由生存需要决定，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

不过，肇始于边际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了把边际方法用于整个经济，必须假设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否则整个经济不可能均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三个同时成立的命题：（1）均衡，（2）各部门生产率相等，（3）单一的边际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非农化开始以来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刘易斯已经观察到这一点。^[8] Gollin等人关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差距的最新研究指出，即使考虑众多的度量误差，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平均产出依然存在着“迷一样的巨大差距”。 ^[9] 他们估计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平均产出在非农业要比农业高出一倍；在发展中国家差距更大。^[10] 显然，若命题（2）不成立，命题（1）和（3）不可能同时成立。作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刘易斯既不可能完全放弃边际方法，更不可能放弃均衡方法：他的创新之处就是提出新的二元方法以便在承认生产率部门差距的前提下研究整个经济的均衡问题。在这里，正是刘易斯首先把二元分析法引入一般均衡框架。^[11] 与此相反，Schultz虽然用一元方法分析了传统农业的均衡，却无法把它扩展到整个经济的均衡。^[12]

新古典经济学一元分析法所需要的同等生产率命题同时还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根据同等生产率命题，一个劳动力从甲部门转移到乙部门虽然会减少甲产出、提高乙产出，但由于他在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两部门相加的总产出不受影响， 所以，劳动力转移没有宏观经济学意义。^[13] 相反，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效应。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在改变两部门产出的同时又必将提高总产出。而这一点正是刘易斯特别强调的，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将“提高国民收入，增加超过工资的总剩余并使进一步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14] 事实上，在非农化转型过程尤其转型中期，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无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还是对短期经济波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揭示，是刘易斯的重要理论成就。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和二元分析方法，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刘易斯的理论，就不会有本书这样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同样是一种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现象，而非经济学家熟悉的劳动力短期且多方向配置的现象；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要以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为前提；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需要对引导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做出特别的设定并且应当需要分别适用于两部门的两种工资机制，最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离不开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因为该效应将农劳比降速与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两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至少在上述四点上，刘易斯已经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开辟了道路。

注释:

^[1] 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曾经精辟地指出：“提出问题经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后者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技巧而已。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或者从新角度观察旧问题，这些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并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参见Einstein and Infeld，1938，p. 92.

^[2] 参见笔者的文章Hu, 2014.

^[3] Tignor, 2006, p. 273.

^[4] Editorial, 1952, p. 3.

^[5] Kirkpatrick and Barrientos，2004，p. 683.

^[6] Findlay，1980，p. 64.

^[7] Gollin，2014,  p. 71.

^[8] Lewis, 1955/1994.

^[9] Gollin，Lagakos and Waugh，2014，p. 990.

^[10] 在最近的“资源错配（misallocation）”文献中，农业生产率差距被视为劳动和其他生产性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不当的结果。不过，由于这样的不当配置如此严重以致于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消除，经济学家也许需要二元方法来分析它们。仅就资源在非农企业之间的不当配置，Banerjee和Moll便发现“在财务约束下，企业从高度不当的初始配置（想象印度和中国在市场化之前的情形）向稳态的转变可能非常缓慢，因此，在短期和中期观察中，我们将持续看到大量的资源错配状况。”参见Banerjee and Moll, 2010, p. 202.

^[11] Tignor，2006.

^[12] Schulz, 1964.

^[13] Barro，1997.

^[14] Lewis, 1958，p. 8.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

从宏观角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候，刘易斯理论是一个难以回避参照的话题。这里的原因第一是刘易斯最先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个原因是他为劳动力转移研究提出的方法和思路为后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提供了理论铺垫和直接启示。因此，在具体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之前，本章将考察刘易斯模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关系。

刘易斯是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经济学家。^[1] 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在回顾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指出，17到19世纪的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尽管亲身经历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事实，但他们没有把它提高到某种专属现象并从理论上解释之。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具有长期且单方向的流动或配置性质，因此和通常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或者配置与再配置现象根本不同。每一个经济学理论都会包容劳动力配置，但不一定包容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对劳动配置的研究虽然也需要把经济分成两个或者更多部门，但不需要把经济体系分成特定部门，也不要讨论劳动力长期转移的专门命题。但研究劳动力长期单方向转移所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劳动力从何而来、到何而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以经济体系被划分为某种特定部门为前提。因此，辨别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简单方式，便是看他是否做出部门分类以及该部门分类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中，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区别了农业和非农业，但他们的目的是考察地租在收入分配或者剩余价值分配中的作用，而非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便没有经济部门分类。它们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生产部门。但是，由于各部门各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会因为各种因素变化而有别，所以各部门各企业工资可能高低不同，劳动力因此会转移并在其他条件不变前提下实现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的相等。然而，它们没有直接引入明确的部门分类，所以也没有考虑特别的劳动力部门转移问题。刘易斯才最早地为劳动力的单方向转移提出了经济部门分类，因此有资格被称为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经济学家。^[2] 刘易斯把一个脱胎于传统农业传统社会不久的经济体系分为传统和资本主义或者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3] 这就是他的二元经济论或者二元分析方法。资本主义部门主要使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在一个国家离开传统经济而走上经济发展道路之初，资本很少，资本主义部门亦很小。但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高，不但足以按照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支付工资，而且能够提供利润。另一方面，传统部门主要依赖劳动进行生产。该部门很大，劳动力很多，劳动生产率非常之低，以至于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甚至可能等于或小于零。但是，为了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传统部门的劳动收入又必须至少维持在大于零的某个基本生存水平上，这样的劳动收入就是所谓的“生存工资”。刘易斯把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并认为只要剩余劳动力存在，实际工资就不会上升，而只能够保持在生存水平上。“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理论模型的核心概念，它和二元分析方法一样，是刘易斯在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创新。

不过，刘易斯在六十多年前自觉地面对的挑战既非劳动力转移现象亦非二元分析方法，而是实际工资在传统部门的稳定性即不变工资的“古典经济学问题”。李嘉图用人口增长解释他提出的“自然工资”的不变性，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支持他的劳动力价值工资的不变性。二十世纪之后的经济学家不可能继续依靠这些因素：他们必须发现新的解释因素。这里又是刘易斯首先发现了劳动力过剩的因素并将其精炼为“剩余劳动力”概念。这个概念让刘易斯建立起自洽的工资理论和劳动力转移理论。刘易斯理论可以简洁地表述如下。在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下，传统部门实际工资无法用边际产量决定，而将制度性地决定在生存水平上。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资本并需要增加劳动力，一部分传统部门劳动力将依据生存工资水平而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亦依据该工资水平确定本部门劳动边际产量和劳动量，所以劳动市场保持均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转移不影响工资水平，所以在总劳动力给定的前提下，总工资不变，由此产生的消费总需求不变。由于劳动力转出传统部门不影响该部门产量，所以传统产品的总供给不变。资本主义部门因资本与劳动两者增加而扩大，但增加的产量可以而且应当用于投资，因此，面向消费的产品总供给亦不变，面向投资的产品将由资本主义部门自身购买并扩大再生产，因此商品市场亦保持均衡。这样，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扩大资本主义部门利润和其代表的投资品生产。这些利润又将用作新的资本主义部门投资并促使更多传统部门劳动力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传统部门劳动力不断减少将导致该部门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经过一段时期，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将升到生存工资水平，剩余劳动便将消失，此时，传统部门必须遵循边际生存率工资机制，整个经济的工资都将统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并随着资本的继续增加而提高。它意味着传统部门转变为资本主义部门，两部门经济也就全部转变为新古典性质的单部门资本主义经济；这之后，工资将随着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而上升，不变工资不复存在；刘易斯的二元分析方法和剩余劳动力概念亦将随之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刘易斯把不变工资的解释重点从古典经济学的人口增长因素转变为他的现有人口因素；其次，刘易斯把经济发展的研究重点从劳动力转移转变为资本积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理解一个先前只储蓄其国民收入百分之四或五或更少的经济体如何把自愿储蓄提高到百分之十二或十五甚至更高的过程。”^[4]所以，刘易斯把他1954年文章的主要篇幅用于论证剩余劳动和投资基金两者的来源。

刘易斯曾经用一个图说明他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我们把他的图复制到这里，这就是下面的图5.1。图5.1的横轴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投入，纵轴是该部门的工资和边际生产率，L^S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供给曲线，MP^N既表示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又表示它的劳动需求曲线。横轴点L^N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数量不同时的劳动供求平衡。资本越多，劳动需求越大；由于工资固定，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工人时不用提高工资，企业在新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固定工资相等的点上雇佣工人，所以，随着资本增加，资本主义部门劳动投入不断增加，但工资保持不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劳动投入为L^N_t时，注意时点t属于t=(0, …, t, …, N)。用L表示总劳动，在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为L^N_t时，传统部门劳动只剩下 (L-L^N_t)。(L-L^N_t)的劳动投入在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升高到了固定的生存工资水平。所以从L^N_t开始，如果现代部门继续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传统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会高于生存工资，传统部门工资也就会随本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提高；资本主义部门为了从传统部门获得劳动力便必须相应地提高本部门工资，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亦必须提高。在图5.1中，此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L^S开始向右上方延伸，表示该部门劳动供给增加将伴随着工资提高。^[5] 因此，L^S同时代表了工资曲线。图5.1将工资曲线上对应L^N_t的点标为T：在点T左侧，劳动力转移但工资不变；在T右侧，劳动力继续转移但工资提高。由于工资曲线在点T左侧保持平行，说明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无限大，刘易斯又把该种工资曲线称为弹性无限大的工资曲线或劳动供给曲线，其含义是只要现代部门工资稍有提高，愿意到该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将非常之多，以至于工资又将降回原先水平。由此出发，刘易斯把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其转移不会导致工资提高的劳动力。根据图5.1，一个经济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是L^N_t。刘易斯把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不变阶段即T的左侧区间视为经济发展过程，其间适用他的理论；从T开始向右，是新古典经济学类型的经济增长阶段，他的理论不再适用，而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为了纪念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把点T称为刘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6] 我们把T的左侧区间称为刘易斯区间，T的右侧区间称为新古典区间。^[7]

图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链接

图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资料来源：刘易斯，1954，p. 151。这里做了若干补充。

注释：

^[1] 刘易斯建立和阐述其理论的主要作品除了已经引用的1954年文章外，还有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不过，刘易斯在该书中指出他的原创性观点已经发表在其1954年文章中，参见刘易斯，1955/1994，第 页。对刘易斯理论的讨论和评价，参见 Gersovitz,‎ Diaz-Alejandro,‎ Ranis,‎ Rosenzweig, ed., 1982; Gollin, 2014; Hu, 2014. Hu的文章后来略写为中文，见胡景北，2015。此外，1954年刊登刘易斯原创性文章的The Manchester School于2014年专门用一期杂志发表文章纪念刘易斯该文60周年，参见The Manchseter School, vol. 72, No. 6.

^[2] 在刘易斯之后，至少有两个经济部门分类值得注意。一个是新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斯拉法（Sraffa）提出的基本产品和非基本产品部门。斯拉法借此而分析商品价值尺度将如何决定，而与劳动力部门转移关系甚微。另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提出的生产率上升和停滞部门。鲍莫尔分类的明确含义之一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上升部门向停滞部门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不过，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大部分情形下低于非农业，因此，鲍莫尔的分类很少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例如，Dennis and Iscan利用美国长期数据的研究发现，鲍莫尔观点基本不符合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参见斯拉法，1962/19；Baumol and Bowen, 1966；Baumol, 1967；Dennis and Iscan, 2009.

^[3] 刘易斯最初用传统和资本主义代表他划分的两个部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回顾其理论时，他把它们重新命名为传统和现代部门，而不再使用资本主义部门一词。重新命名的原因，应当是当时许多国家坚称自己是非资本主义国家，而刘易斯希望把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转移也纳入其理论中。参见Lewis, 1954, 1979。不过，由于在刘易斯理论中，“现代”部门只能够理解为资本主义部门，所以本书继续使用刘易斯最初提出的传统和资本主义部门概念。

^[4] 刘易斯，1954，p. 155。

^[5] 根据刘易斯的逻辑，剩余劳动力转移或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是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投资，而投资的前提又是储蓄，所以刘易斯得出结论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储蓄。参见刘易斯，1954，p. 155。

^[6] Ranis and Fei，1961

^[7] 胡景北，1994。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10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表述

当然，中国1960年前后出现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的剧烈波动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灾难，是中国以至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不应当被普遍化。不过，即使如此，它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不是越高越好。转移速度必须恰当，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必须均衡。这个极端例子同时提示我们，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既不是一种历史学研究，也不是一种象牙塔内的纯学术研究：它是一种与千百万正处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人类的福祉密切关联的研究。

不过，本书主要从学术方面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回到图4.14。我们已经指出该图用农劳比下降标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满载乘客的飞机降落现象的相似性。这两种现象对人类提出的问题也是相似的：飞机如何从现有高度平稳快速地降落，农劳比如何从现有水平平稳快速地降低，显然，这些问题都具有动态最优化性质，因此需要利用数学上的动态最优化分析。以图4.14为参照系，该图纵轴是农劳比高度l、横轴是农劳比下降所经过的时间t，因此，图中任何一条农劳比变化曲线或线段都可以用函数

(4.1)       l=l(t)

表示。使用转移纪年法并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的年份设为0，则t 属于[0, N]属于t。如果我们仅仅关注2015年以后的非农化过程，则可以设2015年为0年。l(t)表示农劳比下降的时间路径，因此可称为农劳比变化或下降的时间函数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函数。根据数学知识，假设l(t)满足连续和多次可微等数学条件，一条农劳比曲线上的任何一段趋向于无穷短的线段或弧便可以用三个量t, l(t)和l’(t)确定，因此，这样一段弧的值可用F表示如下

(4.2)  F=F[t, l(t), l’(t)]

将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上的所有这些弧加总，我们得到该曲线的泛函和V如下

(4.3)  V=∫F[t,l(t),l‘(t)]dt     积分区间两端点为0和N

V又称为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的时间路径的值。对图4.14显示的世界、中国和美国的三条历史曲线来说，每条曲线的V值是唯一的。但对农劳比在2015年以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而言，我们有无数条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路径即无数个V。根据图4.14，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一条时间路径最短即V值最小的农劳比曲线，因此，对未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转变成如下的数学问题：

(4.4)  min V=∫F[t,l(t),l‘(t)]dt     积分区间两端点为0和N

满足  l(0)=z₁ 和l(N)=z₂，N未定。

其中z₁>0、z₂≥0是给定值。如果问题(4.4)可解，minV=V^*, V^*将是农劳比下降的最短途径或者数学分析意义上的最优途径。以全世界为例，设2015年为0年，z₁=l^世界(0)=27%、z₂=l^世界(N)=0%，V^世界*将是人类从2015年开始的非农化过程的最短路径。如果考虑中国的情形并令l^中国(0)=28%，l^中国(N)=0%，V^中国*将是中国从2015年起的最短非农化路径。如果给问题(4.4)加上一个适当的横截条件，我们将能够求出N，从而了解在最短路径上非农化完成的未来时点或完成非农化继续需要的时间长度。同时，从(4.4)出发，我们还能够了解在2015年以后的非农化转型的各个时点上，农劳比下降的全局最优速度和加速度。虽然，V^*仅仅是数学意义上的最优化，和我们在上一节提及的以人类的合目的性为基础的农劳比降速或非农化最优化不是一回事。然而，一旦人类了解了非农化在数学上最短或最优路径，人类就可以观察非农化的实际过程和对此种最优途径的偏离，并按照人类的愿望加以干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问题(4.4)中加入若干控制变量，以便对人类有意识地干预非农化过程的决策提供一定理论依据。^[1]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4.4)中的l’(t)即图4.14中曲线的斜率。在数学上，农劳比曲线斜率等同于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两者又都等同于农劳比曲线函数的一阶导数l’(t)。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则等同于农劳比曲线函数的二阶导数l’’(t)。l’’(t)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问题(4.4)中，但在大部分情形下，求解(4.4)离不开关于l’’(t)的知识。所以，求解问题(4.4)和我们在上一节提出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问题是一致的。这样，我们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统一为确定农劳比曲线l(t) 和其一阶导数l’(t)、二阶导数 l’’(t)的数学问题。这是因为从数学上理解图4.14曲线的前提是对l(t)、l’(t)和l’’(t)的了解，求解问题 (4.4)的前提也是对l(t)、l’(t)和l’’(t)的了解，而了解l(t)、l’(t)和l’’(t)的前提之一是确定l(t)的显性形式。可确定l(t)的显性形式正是经济学的任务所在。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非农化的路径和最优问题在形式上也许数学的，但在内容上必定是经济学的，也就是说，l(t)的具体形式必须通过经济学来确定。

因此，本书将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并确定l(t)的经济学内容。所以，本书着重在直观上揭示和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经济学条件。为此，本书的研究将以经济学中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为主，叙述亦将以图形方式为主。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和图形方式意味着本书不可能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方法既可能建立严格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维框架，又可能揭示被以数理模型为主的研究所抽象的或跳过的问题，^[2] 并且还可能为更抽象更技术性的研究提供直观的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政策指引。^[3]

注释：

^[1] 比较简明的关于经济学动态分析和最优控制的介绍，参见肖恩，1997/2003，动态经济学，第6章: “控制理论与混沌理论”。该书中译本虽可阅读，但错误较多。英文原著参见Shone, 2002，Chapter 6: “Optimal Control Theory”.

^[2] 当代经济学中有一个以“经济结构变化”为主题的研究分支。该分支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研究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者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关系。有关介绍可见例如陈体标，2012。

^[3] 假设把图4.14中中国曲线在2015年的点标为A，则从A到l(t)=0的最短路径是从A到横轴线段越垂直越短。但这个在1960年前后的超快转移的教训告诉我们，越垂直的路径也许越不可行。因此，在求解(4.4)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决定农劳比降速的经济学因素，了解农劳比降速的均衡，而这些都是经济学问题。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9 农劳比降速剧烈波动的教训

如果说人类在非农化大转型早期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忽视它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非农化大规模展开以后，人类遇到的最大危险应当是转型过程的稳定性。我们在上一节用飞机降落比喻农劳比下降。飞机降落过程中的严重不慎可能导致乘客重大伤亡。与此类似，农劳比下降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亦将造成人类生命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对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稳定性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本节通过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教训说明农劳比降速稳定性的重要性。图4.14揭示中国的农劳比历史轨迹在1960年前后有过一次严重”颠簸”。本书第二章图2.7和本章多个有关中国的图形都已经揭示，196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生过剧烈的高低波动。我们用图4.15进一步指明，该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剧烈程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图4.15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农劳比每年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该图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这两条曲线在1958-1963年间的突兀波动。1958年中国农劳比一举降低了2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如果设想一个国家完成非农化的标志是该国农劳比降低到0%，那么，以1957年中国农劳比为81%计算，按照1958年的速度，中国仅仅需要不足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非农化大转型。然而，历史事实是，在1959年，中国农劳比降速一变而为负数，从下降变为回升，并一直回升了五年，以至于农劳比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高于农劳比猛烈下降之前的1957年水平。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稳定性的更恰当指标是农劳比降低加速度。这个指标的波动更为惊人：它在1958和1959两年分别达到了24%和-27%！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数值应当是人类各国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出现的最大和最小加速度。

图4.15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加速度，1952-2010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为了清楚地展示农劳比降速过度波动给经济生活和人类生命带来的损失，我们列出三个垂直相联的图，即图4.16A、B和C。上方的图4.16A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农劳比降速图，中间的4.16B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图，下方则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对比图。它们揭示在1958-1962年间，农劳比降速的剧烈波动先造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接着不但导致人口出生率剧烈下降、死亡率剧烈上升，而且导致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即总人口绝对减少。

图4-16A 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1950-2015年

图4-16B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50-2015年

图4-16C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1950-2015年

资料来源：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12-10；人口：国家统计局，2010，表1-3，《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2-1。若不同资料来源的数据有别，以最新年份数据来源为准。

我们详细解释这里的关系。首先观察有关农业劳动力诸变量。表4.3列出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农劳比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并用斜体标出1958年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仅仅在1958年一年，中国就减少了3,800多万农业劳动力（∆L^A）。1958年近20%的农业劳动力负增长率(n)表示1957年的农业劳动力中，每五位就有一位在1958年转出农业。同时，1958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出现不正常地高达12%，^[1] 即使农业劳动力L^A仅仅依总劳动力增长率增加，L^A在 1958年也将增加2,300万。^[2] 由于农业劳动力总量在1958年绝对减少，因此当年全部新增农业劳动力都转出了农业。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减少量与新增量之和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所以，195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H亦达到创纪录的6,100多万(3,800万+2,300万)。相应地，中国农劳比也在1958年从81%”自由落体”式地下降到58%，降速和加速度分别达到23%和近24%。

表4.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诸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统计增长率	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	农劳比	农劳比降低速度	农劳比降低加速度
年份	LA	∆LA	n	H	l	h	a
	百万		%	百万	%
1956	185	-0.5	-0.26	6.2	80.6	2.70	2.83
1957	193	7.7	4.13	-1.6	81.2	-0.67	-3.37
1958	155	-38.2	-19.78	61.2	58.2	23.00	23.66
1959	163	7.8	5.04	-10.3	62.2	-3.93	-26.93
1960	170	7.5	4.58	-9.3	65.7	-3.58	0.35
1961	197	27.3	16.05	-29.2	77.2	-11.42	-7.83
1962	213	15.3	7.74	-12.8	82.1	-4.95	6.47
1963	220	6.9	3.24	-0.9	82.5	-0.34	4.61
1964	228	8.4	3.80	0.7	82.2	0.25	0.59
1965	234	6.0	2.61	1.7	81.6	0.60	0.36

注：n代表农业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H代表用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计算的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注意∆L^A的正数表示转入、负数表示转出农业，相反，H的正数表示转出、负数表示转入农业。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和数据附录3

然而，1958年出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超高速度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必须更大幅度地倒退，经济生活才可能恢复正常。这类似开车时错误地猛踩油门后必须立即更猛踩刹车。观察1958年及以后几年的速度和加速度，我们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动就像开车失误猛踩油门后的反应那样。加速度在1959年的降幅超过了1958年的升幅，随后继续剧烈但幅度递减地波动，直到1964年才基本返回正常范围。农劳比降速也直到1964年才重新转为正数。农劳比本身亦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超过了波动之前的1957年水平（81.2%）。

正如错踩油门又猛刹的汽车会造成车内人员伤亡那样，农劳比过于剧烈的波动同样会造成社会灾难。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本投入和气候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必将大幅度降低农产量从而大幅度降低公众的农产品消费水平。图4.16B显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1958-1961年间持续下降，下降幅度达三分之一。在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的同时，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亦猛烈下降。表4.4列出中国粮食、肉类、油料和棉花四类产品从1956-1965年的人均产量。就粮食来说，1957和1958年中国人均产量在300公斤左右，但1959年立即下降到253公斤，下降了近六分之一；接着继续下降，到1961年仅达207公斤，比1957-1958的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中国肉类产量数据不全。在现有数据中，人均肉类产量从1957年的6.2公斤下降到1962年的2.9公斤，降低了二分之一强。人均食油和棉花产量的降低同样超过二分之一。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人均产量下降，必将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3]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1957-1958年水平，中国人均农产量便非常低下，仅够维生；^[4] 农产量随后数年在全国规模上从维生水平剧烈下降，就不但造成公众消费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而且难免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和生命损失。

表4.4 中国人均农产品产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单位：公斤

注：人均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产量/人口。

资料来源：农产品产量：国家统计局, 编, 2010, 表1-32；总人口：同上，表1-3。

尽管粮食产量猛烈下降不一定导致饥荒尤其不一定直接导致生命损失，但图4.16B和C清楚显示在1958-1961年间，与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相对应，中国人口出生率剧烈降低、死亡率剧烈升高，人口净增长率减少甚至变成负数，即总人口绝对减少。图4.17绘出的是中国逐年人口增量。该图揭示了1958-1961年中国人道主义灾难惊心动魄的严重性：中国从正常年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一下子变成一年减少1,000万! 下面的表4.5列出了中国1956-1965十年间的人口变化数量。我们看到，1958年中国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增加的数量已经显著低于1957年水平，1959年增量继续减小，到1960年则径直转为负数，人口绝对减少了整整1,000万，1961年进一步减少了348万，到1962年才转为净增加。因此，1960年前后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如果考虑在正常年份，新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那么，加上新生与死亡人口之差即净新生人口，中国在这段时期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将更多。表4.5同时列出了中国男女和城乡人口增减数据。如果说城乡人口迁移模糊了城乡人口各自减少的数量，当年尚有保证的男女性别不可变易性让我们清楚地发现两性各自减少的幅度。在表4.5中，中国男女人数各自净减少1,010万和393万，合计为1,403万，高于总人口的绝对减少量。由于两性人口净减少包括了部分净新生人口，所以两性人口净减少数量比总人口净减少数量更接近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5]

图4-17 中国人口增量，1950-2015年

表4.5 中国人口数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6]

单位：万人

注：人口增量=t年人口-(t-1)年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编, 2010，表1-3。

毫无疑问，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口数据存在严重问题。但即使如此，中国人口在那段时期绝对减少，应当是一个确定的经验事实。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在人类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像中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人口减少应当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从表4.16出发，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之一应当是人均农产品产量的剧烈下降，或者说饥馑导致的饿殍。^[7]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均农产量剧烈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过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即过高的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而过高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又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过于落后密切相关。因此，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道主义灾难，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的重要性。 ^[8]

注释：

^[1] 本书第二章曾经探讨过中国1990年劳动力不正常地快速增加的原因，指出统计缺陷可能是其主要原因。这里提及的1958年中国劳动力不正常快速增加，其原因首先应当是政府的强制性动员，其次是政府实行的食堂制度废除了家庭炊烧，让大量原先以家务为主的劳动力有可能参加社会劳动。中国当年劳动统计肯定存在严重缺陷，但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该类缺陷低估或高估了劳动力数量；同时，我们猜想统计缺陷不是1958年劳动力数据不正常的最重要原因。

^[2] 在195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仅为1.7%的前提下，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竟接近难以想象的12%，即几乎每八个劳动力就有一个是当年新增的。不过，如此之高的总劳动力增长率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在随后三年里都成为负数，即总劳动力绝对减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表1-3和1-4。

^[3] 在这种情形下，降低人道主义灾难程度的两个途径分别是动用以往农产品储备和从他国获得农产品。关于动用储备，目前我们缺乏任何历史资料。同时，与农产量剧烈下降相比，当时的储备应当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以承托农产品消费。此外，中国从1958到1960年净出口粮食；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上年降低15%，但粮食净出口量却比上年增长56%。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便不可避免了。粮食净出口数据参见Lin and Yang, 2000。

^[4] 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所有农产量都用于个人消费，按照1公斤稻或麦出0.7公斤米或面计算，300公斤稻麦出210公斤米面，1957-1958年每个中国人每天消费粮食亦不足0.6公斤；同时该时期人均每月消费肉类和食油尚远远不足0.5公斤。因此，1957-1958年的农产品消费水平，本来亦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表4.16B显示在1950-2015年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出现过两次剧烈下降。第一次从300公斤下降到207公斤，第二次从411公斤下降到333公斤。我们可以发现，第二次下降的最低点依然超出第一次下降前的最高点。这里特别需要提及得还有，在第二次下降时期，食用油和肉类人均产量却明显提高，因此，第二次下降不影响公众的农产品基本消费。第二次下降时期农产品产量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

^[5]  杨继绳对这期间人口不正常减少做了比较仔细的探讨，参看杨继绳，2008/2012。不过，中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尚未展开，思想竞争中的共识还不可能形成。同时，正如下一个脚注表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数据亦缺乏必要的一致性。

^[6] 在同一份资料来源中，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全国总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利用这些增长率数据得出的总人口数据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例如，以1960年为例，用1959年人口数（67,207万）乘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57%），得出的1960年人口数为66,900万，比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人口数66,207万高出近700万。笔者在这里优先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人口量数据。同时，笔者希望统计局尽快修正这一期间的人口数据，缩小甚至消除两者的差异，或者就具有差异的这两种数据，指出哪一种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更高，以方便研究。

^[7] 林毅夫和杨涛利用中国各省份数据分析这场饥荒，指出粮食产量过快下降和城市特权(urban bias)应当是导致饿殍的两个原因。参见Lin and Yang, 2000, and Sen, 1999.

^[8] Clark曾把中国这场饥荒直接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缺陷联系在一起，指出以”剩余劳动力”概念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误导了中国领导人。借助Buck对中国农业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你想用锄头（那里极少畜力更少拖拉机）耕种像中国那么大的地方，你将需要六亿左右的人力。”（if you are going to cultivat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with hand hoes —- very few draft animals and still fewer tractors were available—- you are going to need the labor of something like 600 million people），因此，他认为除了冬季外，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出且不会影响农产量的观点，是导致中国1958-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参见Clark, 1985, p. 65，并参见Buck, 1930和Clark,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