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 – 胡景北的个人网站

2022年8月22日2022年8月22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

在本系列的前三期中，我们为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了一个历史框架。它有助于我们明白自己身处的世界，弄清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历史潮流”究竟是什么。本期将以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转向具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别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的职业变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非农部门拉动的。非农部门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就快；非农增长慢，经济增长就慢。非农部门增长一方面要靠适当的制度、创新或者模仿的技术，一方面要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就劳动力投入来说，非农部门要增长，就得增加就业。非农部门新增就业有三个来源：（1）城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我们称为新增非农劳动力，（2）城镇失业者得到就业，即失业减少，（3）从农业转移来的劳动力。我们观察2010到2020的十一年间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看表。

年	新增非农就业	新增非农劳动力	失业减少	农业劳动力转移	比重和
	万人	%
2010	1,237	13.3	1.1	85.6	100.0
2011	1,550	4.3	-0.9	96.6	100.0
2012	995	3.5	0.5	96.0	100.0
2013	1,744	2.1	-0.5	98.4	100.0
2014	1,514	3.4	-1.7	98.3	100.0
2015	925	-1.2	-1.5	102.7	100.0
2016	435	-9.8	-3.7	113.5	100.0
2017	426	-33.7	2.3	131.4	100.0
2018	504	-40.0	-0.4	140.4	100.0
2019	528	-51.4	5.5	145.9	100.0
2020	554	-22.9	-38.8	161.7	100.0
合计	10,411	-4.2	-2.3	106.5	100.0
年平均	946	-4.2	-2.3	106.5	100.0

上表显示，这十一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我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最低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2010年），最高则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2020年）。就十一年整体来看，我国总共新增非农就业超过一亿人。在新增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中，城镇新增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四百多万。同样，从总量看，城镇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二百多万。这样，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城镇失业减少两者，不但对非农就业增长毫无贡献，而且造成非农就业的亏空。所以，在这十一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完全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保证了非农就业的增加，而且填平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减少两者的亏空。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劳动力资源而言，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

当然，仅仅十一年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是我国从1980年前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降低。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变化之间存在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上表所显示的十一年，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影响充分表现出来的时期。所以，上表显示的现象，也许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而非“正常现象”。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新增非农就业的关系，我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看图。

上图中，带点的曲线表示新增非农就业，不带点的曲线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从1952年开始。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从1953年开始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并且绘制出上图。图中的正数表示非农就业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业减少和农业劳动力倒流。该图清楚地显示，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新增非农就业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大；新增非农就业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很高。就整个1953到2020的六十八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为 68.7%，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其他两类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者就业），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加起来，也不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贡献的一半。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决定性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在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绝不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各种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这六十八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不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不但难以理解我们身处在其中的历史潮流，而且也难以理解我们刚刚经历的中国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4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3期，2022年8月21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2021年8月25日2022年6月1日

国家统计局最近修订的就业数据讨论

2020年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人口数据，曾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不但依据该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修订了早先发布的2011—2019年的人口数据，而且也修订了其它许多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摘要-2021》“编者说明”中指出“2011-2019年人口数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进行了修订”，而没有同时明确指出其它修订数据。本文仅仅讨论总就业数据的修订，说明普查后的2020年就业人数和普查前的2019年就业人数相差过大，使得以往各年的年度统计丧失了可靠性，并迫使国家统计局修订2011-2019年就业数据。但如此一来，依据那些年度统计数据所做出的无数市场分析和实证研究（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论文）便沦为无效劳动。本文呼吁国家统计局采取措施，把年度就业统计提高到令人基本满意的质量水平。

下面的表1列出了国家统计局对2011-2019年全国就业的修订数据。与此相对照，表1也列出国家统计局直到2020年所发布的该时期年度数据（即“普查前数据”）。表1同时列出两套数据之差和其占修订数据的比重。

表1 全国总就业：修订前后数据，2010-2020年

单位：万人，%

表1的第3栏清楚显示，2011-2019共九年的修订数据不但全都小于普查前数据，而且“小于”的绝对数和比重全都逐年提高。到该期间的最后一年即2019年，修订数据比普查前数据少了2,000余万人，接近修订数据的3%。我们知道，普查前后的两套总人口数据的差异曾经引起许多争议。然而，普查前后的两类总就业数据差异比两套总人口数据差异还大得多。例如，2019年总人口数据在普查前后相差1,003万，而该年总就业数据相差2,024万，是前者的两倍多。如果考虑就业人数远远小于总人口，那么，就业数据的质量更远远次于人口数据的质量。

比数据差异更重要的是趋势变化差异。我们用下图揭示普查前后的两套数据所代表的全国就业总趋势。两条就业曲线的比较说明，如果普查后修订的数据更符合事实，那么，全国总就业从2011年就开始低速增加并在2015年便转而减少。全国总就业最高峰是2014年的7亿6千3百多万，之前和以后皆没有超出7亿7千万；而根据普查前的年度统计，全国总就业在2017年甚至超过了7亿7千6百万。因此，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前发布的年度就业数据，大大高估了就业增加的趋势，造成了严重失真。

图1 2020年普查前后数据揭示的总就业趋势，2010-2019年

不过，2020年普查发现的就业数据问题不是新鲜事。同样问题也出现在2010年人口普查时。以2000年普查后数据为起点，图2绘出2010和2020两年人口普查前后数据的曲线。这些曲线清楚地表明，国家统计局在本世纪以来的二十年内，总是高估甚至严重高估全国的就业人数，以至于到了普查前一年即逢九年份，普查前的就业人数皆比普查后的就业人数多出2000余万，相对差异皆近于3%，迫使统计局不得不对前九年发布的数据大幅度地加以修订。

图2 2010和2020两年普查前后的就业数据，2000-2020年

一些读者可能觉得“迫使”一词用得重了：统计局修订数据是为了我们好，而非“不得不”。应当说，仅仅总就业数据失真还难以说明统计局修订数据之“不得不”，可用就业增量和增长率来说明便很清楚。比如从南京开车到上海，300千米用了三个小时。但驾驶员把最初两个小时的速度说得太快，每小时便达到150千米，则按他的逻辑，第三小时他或者休息或者必须倒车一段路程后再开。由于他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倒车，所以他在前两小时的时速肯定达不到150千米。统计数据的问题也是如此。市场分析和理论研究用到的不仅是总量数据，而且是它们的增量和增长率，后者对于研究和分析尤其重要。下面的图3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就业的增长率。很清楚，因为前九年数据过大，若不修订，逢十年份的就业增长率将是无以为信的过小负数，若不倒车，不修订数据，逢十年份的数据太失真，数据系列更是无法继续下去；但踩倒车，修订数据，把逢十年份的巨大失真分散到前九年，则又把利用前九年数据进行的市场分析和理论研究置于极其危险的失效境地。仅就直到今年夏季通过答辩的近几年全国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来说，只要它们严重依赖国家统计局逐年发布的2011-2019年的总就业（以及城乡就业和三个产业就业，因为总就业一变，这些分项就业数据必须随之而变）数据，它们的研究结论从而整个论文就可能作废。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国家统计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便是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把日常和逐年的人口与就业统计提升到一个基本符合研究要求的质量水平上，而不再需要每十年大规模修订一次数据。我衷心希望，十年后我还算健康，能够看到2030年的普查数据和直到2029年的逐年统计数据基本契合，而不会重蹈2010和2020两年普查后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