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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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

十几天前，我把自己的一篇文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今天，我把这篇文稿所使用的数据同样发布到网络上。它们的链接列在本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找到原始资料，核实数据，检查我的计算结果；更可以利用其它方式整理这些数据，或者把它们和其它数据结合起来，整理出新的数据系列。

现代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据。现代统计工作的全面展开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毫无疑问，对于研究者来说，数据总是不足。另一方面，现有数据又需要“挖掘”。这里公布的数据系列，便是我的一点“挖掘”结果。

我不是一个擅长于数据的学者。一直到三十多岁的中年，我受到的教育与自己阅读的范围，几乎完全限于仅仅使用文字的宏大历史叙事。我只学得历史趋势，根本不知道数据的意义。当时笃信马克思，连思维方式都学得了马克思。这在我三十岁时写的大学毕业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表露无遗。例如，在该文中，我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发展，社会活动的领域愈是扩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是提高，劳动产品的一般私有制就愈是不能存在。”当时，我自鸣得意，好像历史就在自己手中。后来我才逐渐地懂得，这样的断言要么出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要么出自狂妄自大的中年人。是的，我们完全可以类似地对一个孩子说：“你愈是成长，你的活动范围愈是扩大，你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愈是提高，你愈是接近死亡并最终死亡”。对年幼孩子的这类断言之可笑不言而喻。对历史的类似断言之可笑，却被我自己那种“历史在我手中”的陶醉所掩盖。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断言的可笑，我开始转型，开始重视数据。年轻时我务农多年。因此，我意识到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依然务农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也必须依靠其它农民转出农业。一开始，我像这个领域的早期学者那样，仅仅关注定性分析，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制度和资本条件，关注它的长期趋势。1998年，我发表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从那以后，我便试图从短期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一旦接触短期问题，我才发现，假设长期研究可以不顾及数据，短期研究则必须依赖数据。没有数据，短期研究纯粹是空中楼阁。农业劳动力转移短期研究的核心变量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而没有数据，这一变量便毫无意义。这就像失业和失业率一样。英国经济学家早在300年前就开始讨论失业了。但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经济学才有了失业率概念，经济学对失业的研究才开始建立在数据之上。而在整理数据之后，我又发现，长期研究同时离不开数据。例如，大约十五年前，一位朋友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值模拟。他经常和我讨论。可那个时候，我们满足于模拟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而没有想到所谓的“长期”在历史上到底有多长。直到最近年份，数据出来后，我们才知道“长期”的具体时间跨度，体会到当年数值模拟的缺陷。

我是年过半百才开始重视数据。虽然下过一些功夫，但毕竟比不得年轻时的精力。因此，我对数据的知识依然远远弱于我的文字叙述的知识。所以，尽管我在搜集和整理这里的数据时坚守学术良知，遵守学术规范，但在数据指标定义、数据整理计算诸方面，我的做法只是一己之见，个别数据错误甚至在所难免。我恳请读者在使用这些数据系列时谨慎。特别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数据，自行挖掘和整理相关数据。经济学倡导需要自由竞争，经济学研究本身就应当自由竞争。只有在竞争中，我们才会找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概念和标准数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才可能建立。

链接：

1．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胡景北-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2．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xlsx

3．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pdf

“夜话”2019年第5期，20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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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今天，我把自己最近的一篇稿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 (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WP-Apr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在我看来，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可以视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阶段，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型的阶段。它应当肇始于公元1700年前后，延续到当今，并可能延续到本世纪末或更晚。非农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部门。和其它非农化特征相比，由于以数人头方式进行的劳动力统计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我们拥有关于劳动力统计和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转移统计的大量资料。我的文稿将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描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定量特征。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面临两个基本困难，一是缺乏数据，二是缺乏理论。不过，搜集与整理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概念指标。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有了加速度的概念，才会有意识地搜集加速度的数据。建立理论的前提是了解概念指标的定量特征。有了加速度数据并且发现其定量特征后，物理学家才能够着手建立理论。我曾经提出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指标，即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简称农劳比）、农劳比下降速度、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研究有关统计资料并整理得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从而有可能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关键的定量特征。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只有通过长期数据才可能明确且稳定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握若干国家而非全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若干国家的历史资料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具体地说，我的这篇文稿仅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是它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特殊地位，第二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中国和中国的统计资料。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我总结出如下几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一、农业劳动力总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二、农劳比呈现单调下降的长期趋势；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稳态”水平。

三、农劳比降速呈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四、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可能呈现高-低-高循环的中期周期性；

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呈现频繁的短期波动性；

六、若以农劳比降速高低为标准把整个非农化过程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则第（四）和第（五）个特征在早期尤其中期特别重要。

七、各国进入非农化的时点不同，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八、后进入非农化转型的国家，非农化中期阶段可能更短、农劳比降速更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绝对值更大。

九、非农化转型的时间跨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体应当在200到250年左右；对整个人类而言，应当在400年左右，不超过500年。

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可能呈现不变的长期趋势。

十一、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生产率。

十二、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越低的国家，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差距越小。

十三、非农化转型过程同时是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程，因此也是总量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十四、农劳比越低的国家，人均生产率越高。

我的文稿将具体描述这些特征。

如果上述这些特征基本成立，那么，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显然还不成熟。举几个著名的相关研究。刘易斯讨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显然仅仅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章的某个早期现象；而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即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趋同，显然不符合我们列出的生产率差距特征。托达罗讨论了失业和转移的关系，但他仅仅触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分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仅仅集中于讨论农劳比下降一个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需要农劳比的稳态水平，并且不符合生产率差距特征。同时，所有这些模型的数值分析所给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时间，应当远远超出我们发现的时间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属于所谓的“库茨涅茨特征事实”。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阿杰莫鲁在总结当时的相关研究后评价说：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在探讨库茨涅茨所强调的部门结构巨大变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不大一步”。对照本文稿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阿杰莫鲁的评价今天应当依然有效。我希望，我所总结的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大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理解。

“夜话”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