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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财富、物化劳动和人化劳动——再论我的服务业资本分析和《资本论》体系的关系.doc

 

 

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看服务业和服务业资本

—再评《略论服务业资本》

 

一、 马克思的逻辑与“价值”概念的内涵

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价值”这一概念？难道是给“价值”下一个定义，然后进行判断，什么劳动生产价值。这样的话，什么也没有说明。

市场上，商品和商品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那么，这个比例是如何确定的？马克思认为，商品和商品之间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象面积、重量的相等一样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同质的，而在量上相等。就交换价值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质或者说统一体是什么呢？经过分析，马克思认为它们是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的人类一般劳动。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这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整个《资本论》体系以后分析的关键。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它。因此，“价值”是一个记号，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马克思是从客观存在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中，找出商品之间的统一体或相同的质，把他计为“价值”。我们也可以不把它计为“价值”，而计为其他名称，如“SNL”，或者“CBA”等等。可见，“价值”除了表示商品的统一体外不表示其它东西[①]。马克思假定商品之间按照它们的统一体即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进行交换。

不知胡教授是否同意上述为马克思提出“价值”这一概念的逻辑？最主要的，“价值”表示市场上交换的商品的统一体，马克思是从交换的商品的统一体、同一性、相同的质来引入“价值”这一概念的。

如果按照很多学者包括胡教授的理解，商品是物质产品，那么，也可以说，商品的 “价值”是生产商品（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或“物化[②]”的人类一般劳动。如果我们纳入服务产品的话，那么“价值”还能与“物化”劳动或者说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等同吗？

先不管服务业是如何产生的。首先生产和再生产某个服务需要耗费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物质资料中包含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它们的服务业工人要耗费一般人类劳动，这两个劳动因为是同质的，可以相加，共同组成生产或者提供[③]该服务产品（如一次理发、一次手术等）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

现在，市场上商品和服务产品之间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那么，马克思会如何进行分析呢？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商品和服务之间能够交换，它们必然有一个相同的质，只有质相同，在量上才可以进行比较。那么，它们的相同的质或者统一体是什么呢？经过与只存在商品时相类似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它们的相同的质，就是在它们的生产上都耗费的一定的人类一般劳动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同的质，计为“SNL”，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这个统一体。因为商品和服务具有同一的质，那么它们的交换的比例就按照生产和再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进行交换。

胡教授是否同意上述的分析。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那么纳入服务产品的时候，根据马克思的逻辑，会用“价值”来标记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统一体。特别的，胡教授是否同意，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直接假定，商品和服务之间按照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进行交换。

 

二、 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

当然，“价值”只是一个称号。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他也有可能不用“价值”来标记商品和服务产品之间的统一体――即生产和再生产商品和服务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而可能用其它名字来标记这个统一体[④]。如果，一些学者硬要定义“价值”为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然后作出判断说，服务劳动不生产“价值”，那我们能说什么呢?

可以举一个例子[⑤]：

定义： “价值”＝牛肉

判断：  猪不生产价值

完了！

猪不生产价值，这是定义的同义反复。但是这一判断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什么也没有解决。

《略论》文中多次强调，“这种由服务业资本所支配的服务业劳动，也不可能为其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关键的是，价值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定义价值为“生产物质产品或能够被占有的物质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那么当然“人化了的消费性劳动，不可能被资本所占有，也不可能凝结为价值以及作为价值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这是定义的同义反复。这一判断想说明什么？为什么把“价值”定义为只是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或者说为什么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服务劳动分开来。分开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提出一个概念，关键的不是先下下一个定义然后进行同义反复的判断，而应该是根据分析的进程提出一个概念。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唯物辩证法家，根据分析，商品之间的统一体是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而商品之间按照这个统一体进行交换，这个统一体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规律时很重要，因此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它。

所以关键不是什么劳动生产不生产“价值”，“价值”只是一个分析工具。标记的是商品之间的统一体。

下面我们撇开这些关于“价值”定义和名称上的无谓的问题，而从商品和服务的统一体出发来进行分析。我们记商品和服务的统一体――生产和再生产商品和服务所耗费的社会必要（一般人类）劳动为SNL（Socially Necessary Labor）。根据前面的分析，商品和服务的SNL的质是相同的，在量上不同，因此可以比较。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进行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价值”换为SNL，“剩余价值”换为“剩余SNL”，“劳动力价值”换为“劳动力SNL”，而其余一切叙述不变，用于商品和服务情形下的分析。

首先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假定商品和服务按照等SNL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简单市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⑥]就是这样交换的。如果交换双方的SNL不等，比如商品或服务A的SNL少于商品或服务B的SNL，那么生产B的劳动者会转而去生产A，或者新加入的劳动者会去生产A，从而增加A的供给减少B的供给，直到交换双方A和B的SNL相等。因此，商品和服务按照等SNL进行交换是历史的起点，也是我们分析的起点。至于货币的独立化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也一样。

其次，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成为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货币所有者在生产上购买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和劳动能力这一特殊商品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出售以赚钱。那么，货币所有者赚钱的秘密是什么，他的利润是怎样来的呢？

劳动者生产它的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需要一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如食物、衣服、房屋等）和服务（理发、洗浴、孩子的教育、医疗、必要的文化活动如看一场演唱会等）。我们设生产所有这些商品或服务的SNL之和为必要劳动或劳动力SNL。在市场上，劳动者将他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在商品和服务按等SNL进行交换的情形下，要使工人正常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资本家就必须用与劳动力SNL等SNL的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这是等SNL交换。然后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

资本家赚钱的秘密就在于工人的劳动力SNL小于他所提供的劳动。在生产过程，工人除了劳动生产它的劳动力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外，还必须继续为资本家劳动。这额外的劳动时间，就是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称为剩余SNL。但这只是占有，剩余劳动或剩余SNL的实现需要资本家把工人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出售换成货币。这时，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在不变资本上预付的货币，也收回了他预付给工人的工资，同时还实现了剩余SNL，获得了与剩余SNL等SNL的货币。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在一切都是相等的交换的情况下，资本家的货币增值了，而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秘密就是生产劳动能力这一商品的劳动小于他所提供的劳动。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或剩余SNL与劳动力SNL之比称为剩余SNL率。这一比率表示劳动的剥削程度。

货币所有者的货币增值了，他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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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马克思和理解服务业资本

    ——回应赵辉的《商品和服务》

 

赵辉先生的《商品和服务 ——兼评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以下简称《兼评》），对服务劳动、服务产品做了大量论述，对马克思的有关观点做了许多阐述，本身是一篇在马克思理论的框架内讨论服务劳动、服务产品的很好文章。我同意《兼评》的许多看法。同时，在有关我写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以下简称《略论》的评论上，我又不能同意《兼评》的若干重要观点。这里，我将仅就与《略论》直接有关的评论，说说我的看法。

1 服务产品在时间上的“存在性”。

《兼评》反复强调服务产品能够独立存在。作者说：“所有劳动的产品，都是物质产品。不论是有形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在人类劳动离开之后，或者被消费掉，或者即使不被消费掉，还会继续运动、会改变原来的存在状态，丧失原来的作为有用性的使用价值。因此，不管是有形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其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关键的是，它们是客观的，它们被生产出来后，独立于人们的感觉而存在，并且能被消费着感知，从而从中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人们需要它们，并进行交换。”在另一处，《兼评》作者又说要把“服务想象成某些可保存极短时间的作为生活资料的物质产品即可”

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想象没有必要。我们考虑有用的劳动产品。注意，不是所有劳动产品都是有用的。仅仅考虑有用的劳动产品，第一，它们最后都会丧失其有用性；第二，如果它们可以分类，在马克思的框架里，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人（劳动力）和非人物品。自然，无论人还是非人物品，就其一个个个体来说，都会丧失有用性。劳动力被消费了；工人没有体力和精力再上班，除非他先把自己的劳动力生产出来。非人的物品无论多么坚固，也都会磨损最后报废。如果这些会丧失有用性的产品对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资本家是不可缺少的，人或者资本家就得不断地把它们再生产出来。

《略论》讨论的便是资本家如何或者如何参与把劳动力生产出来。《兼评》看来没有意识到人或者劳动力也是一种“劳动产品”；或者，它就否定人或者劳动力也可以经由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不过，《兼评》给我的印象主要是没有意识到人、劳动力也是劳动产品。这样，《兼评》就非得想象服务劳动生产出某种“想象产品”，然后人比如工人再把这样的“想象产品”买回家。买回家干什么呢？其实还是生产劳动力。因此，这样的想象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劳动力部分地就直接在服务业中生产出来的命题，不但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和事实的关联性优点，而且也更简单。比如，一个因上班疲劳而去接受按摩服务的人，服务后立即感觉到精力重生，我们没有必要想象成该人先购买了某种“极短时间内存在的”物质产品“按摩”、然后回家去给自己按摩。因为，在这种想象中，事情就和该人购买了按摩器回家给自己按摩相似。这时，所谓的“服务劳动”本身也不存在了。可是，我们还是很难避免公众向我们提出服务业的问题。

当然，《兼评》把直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服务劳动，生产的是我们可以“想象成某些可保存极短时间的作为生活资料的物质产品”，第二段是某种用这些物质产品直接生产劳动力的劳动。这里我们暂时排除不需要经过服务劳动过程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兼评》自然完全可以选择这个思路，但为此，《兼评》就应当把两段分过程分析完毕，让劳动力生产或者重新生产出来。这样，学者们才能够评论和比较，确定是把劳动力的直接再生产过程分成还是不分成两段分析更为妥当。

 

2 物化劳动和人化劳动在马克思的框架讨论问题

我们知道1.人虽然是劳动产品，生产人的劳动虽然也是一般社会劳动(特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服务业内)，并且也需要按照生活必要劳动来考虑用尽可能少的劳动生产出人来，但人是不可占有的:在人这个特殊商品中“物化”了的人类劳动（《略论》称为“人化了的劳动”）不可能被资本家占有；2.如果不考虑人与“非人之物”以外的事物，那么，资本家所能够占有的，仅仅是“物化”在“非人之物”中的劳动产品中的劳动。3. 不占有以“非人之物”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劳动产品，资本家便无法占有劳动。4. 物化了的劳动，不能全部被占有，因为工人必须消费掉一部分；但是，占有了的劳动，只能是物化劳动。

《兼评》认为：“劳动是否物化不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关键，生产和再生产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必要劳动才是关键”。就马克思理论来说显然不是如此。社会必要劳动是用来生产人还是生产物，对马克思体系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关键前提。当然，我不敢肯定这对马克思本人是不是也“不言自明”。许多伟大的学者并不明了自己观点所需要的各种前提条件。马克思没有“言”，也许他也“不明”。但从马克思的整个体系看，劳动生产的人还是物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能够被资本家占有的仅仅是物。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投入在人上，资本家也占有不得。

物化劳动当然不是指产品中有劳动的分子或者物质痕迹，而只是说产品经过了人的劳动。《略论》所说的人化劳动，指的也只是“非物之人”的生产经过了人的劳动。经过了“劳动”或者“被劳动”的物与人，都带有人的一般劳动。可什么样的一般劳动才能够被资本家占有，也就是说才能够成为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价值呢？显然，由于人化了的一般劳动不可能被资本家占有，它自然也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兼评》似乎没有意识到人化劳动。《兼评》虽然谈到物化劳动和“不能物化的劳动”，但没有说明不能物化的劳动是什么。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任何劳动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能否独立于人身而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占有剩余价值的关键。所谓“独立于人身“，不但表示独立于劳动的施加者人身，而且独立于劳动的接受者人身。这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区别也来自于此。在考虑这一问题时，要从马克思体系整体出发，而不必打语录战。这也正是《略论》开首就明确表示不重视马克思个别言论的理由。否则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兼评》引用的马克思关于“产品与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言论“批判”《兼评》的“想象产品”违反了马克思的思想。

理解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注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把一种劳动变成生产或者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但不会把一种劳动从物化变成人化或者把人化变成物化。资本主义方式会占领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也把占领越来越多的消费领域，但是，资本主义方式不可能改变人与“非人之物”的区别，也不可能把人变成资本占有的对象。因此，除非《兼评》坚决不用“人作为劳动产品”的概念，否则就很难不考虑人化与物化的一般劳动的区别。当然，我也希望《兼评》作者能够不用这样的概念，在马克思框架内建立起劳动力再生产的理论。

另外，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在总量上等于利润。假如要计量一个经济体系在某一段时间如一年的剩余价值总量，在马克思的框架内应当如何计算呢？显然，它应当是经济体系在这一年内生产的新产品的总价格，减去工人的总消费价格（再假定工人的总工资等于总消费）。在计算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的时候，资本家会把“想象产品”的价值加上吗？这里显然没有想象产品的位置，也没有“人作为产品”的位置。资本家只能计算他们占有的新经过劳动的“非人之物”价值，马克思也只能计算资本家新占有的“非人之物”的劳动产品的价值。

 

3 社会必要劳动

《兼评》常常用社会必要劳动来讨论问题，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才产生价值。然而，一旦把《资本论》体系扩展到人的生产，社会必要劳动就不一定能够生产价值了。《资本论》限于物的生产，社会必要劳动都是生产物的劳动，自然也都是生产价值的劳动。《略论》在扩展马克思体系到人的生产时，面临的是生产人的劳动是否也生产价值的问题。《兼评》作者或者其他有兴趣的人自然可以对这个问题采纳不同答案并进一步分析人的生产。《略论》采纳的是否定的答案：生产人的劳动不生产价值，理由是人不具有价值，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不是根据生产劳动力耗费的总劳动决定的。由此推论，生产人的劳动尽管是一般人类劳动，尽管是社会必要劳动，但它不生产价值，自然也不生产剩余价值。

当然，《略论》对此没有展开。后来对《略论》的批评，很多与此有关。但《略论》的这种做法，把生产价值的劳动仅仅局限于生产物的人类一般劳动（并且也是社会必要劳动），至今没有见到令人信服的在马克思框架内的反对意见。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所说的人类一般劳动、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都是针对物（商品的）生产说的。除了在哲学上讨论人的问题或人的生产外，马克思没有严格地系统地从经济学上讨论过人的生产。而在哲学讨论上，马克思更为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人对物的支配和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马克思始终把人和物分的很清楚。《略论》现在的做法，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到第三卷的做法，至少看上去是一致的。

 

4  服务业和资本主义

《略论》把服务业理解成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且在分析其劳动对象时仅仅考虑产业工人。这两个做法都受到了《兼评》的批评。第二种做法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是种简化过程。简化过程分析完毕后，再加入比如商业工人、服务业工作、资本家和其他人，应当是不困难的。从某些意义上说，是留给“后人”做了。当然，科学上有这样的事情，真正去把省略的东西加入原有理论，会得出全新的发现或者打开新研究领域的大门，甚至会得出与简化过程分析结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就此而言，《兼评》的批评是有理由的。我还有精力，是应当进一步考虑巴其他各类人加入分析的。不过，因此来批评简化分析，却又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否定了简化分析的必要性。至于把服务业理解成资本主义产物的第一种做法，我想，《兼评》的作者如果了解马克思为什么和如何把商业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应当了解《略论》的做法了。毫无疑问，服务业、商业、工业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动力机制，或者用非马克思的主流经济学的话说，需要一个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个动力机制或微观基础，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对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追求。正是由于这种追求，正是由于历史上存在的服务业能够被资本家用做这种追求的工具，服务业才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继续存在甚至扩大。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与马克思相同的意义上，《略论》把服务业理解成资本主义的产物。

这个问题牵涉到对马克思体系的基本理解，因此我希望《兼评》的作者能够再次认识地阅读马克思，把马克思理解正确。

 

5 服务业资本产生的原因

《兼评》强调服务业资本的产生原因不是降低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兼评》说：“即使我们假定服务业公共消费的物质资料小于单个家庭消费的资料，服务业产生的原因，不是为了降低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而只是因为他提供了有需求的服务（。）”，是因为服务业资本家能赚到钱；“服务业的产生和存在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因，不是因为要降低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

对此，我要说的首先是，《略论》仅仅把产业工人作为服务业对象来研究，在这样的限定范围内，《略论》才说服务业资本（注意：不是服务业！！）产生的原因是降低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如果比如说《略论》把商业工人包括入服务业劳动的对象，把资本家也包括起来，相应的说法当然要作出修改。其次，在仅仅考虑产业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形下，《略论》也仅仅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出发，从假设原先仅仅存在产业资本出发，在讨论服务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资本类型时，指出服务业资本的产生来自于产业资本降低产业资本劳动力价值的要求。最后，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略论》既然在马克思框架内写作，自然得持与马克思同样的历史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为人类未来的新社会建立物质基础（这当然也与“物化劳动”概念有关）。马克思重视的是资本主义如何扩大生产并且如何把生产物转变为剩余价值物、实际上也就是转变为未来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如果马克思长生不老的话，他应当会进而注意到资本主义在如何扩大生产的同时，又如何尽可能减少被消费掉的产品（包括可变资本物和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物）。可惜他不能长生不老。这样，在马克思的框架内讨论资本主义如何减少被消费掉的产品，就成了后人包括我们的任务。也正是在这里，和本文的第4点相联系，《略论》强调了物化和人化的区别，强调了服务业资本的功能，是减少已生产出来并被产业资本预定要生活消费掉的那部分劳动产品，而所减少的部分，便成为服务业资本的利润，也成为社会总资本的利润。因此，《略论》对服务业资本出现原因的讨论，既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使命的原理，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实现自身使命的方式的原理。

《兼评》说：“即使我们假定服务业公共消费的物质资料小于单个家庭消费的资料，服务业产生的原因，不是为了降低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而只是因为他提供了有需求的服务。”《兼评》的这种说法，就类似“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说法了。是的，服务业资本家提供了有需求的服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也按照《略论》的说法，应当是：他为着利润而提供这种服务；而他使用的服务方式，能够使他生产劳动力时“消费的物质资料小于单个家庭消费的资料”;因此他节约了劳动产品，如果这些产品物化的劳动不变即价值不变，而这些产品本来又多属于“劳动力价值”项目下的产品，那么，他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他节约下来的产品的价值又成为他的利润，并进而成为总资本的利润和剩余价值，这又一次意味着他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当然，如果同时考虑资本家或者其他剩余价值使用者的消费，那么，服务业资本家也降低了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保存下来的价值总量从而产品总量增加了。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兼评》认为，如果服务劳动不能物化，自然不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略论》不必再用占有与否来论证服务业资本是否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依然面对着一个服务业资本是否生产价值尤其剩余价值的问题。因为，没有服务业资本，劳动力价值就不会降低比如V-V^*=x，剩余价值就不会增加x，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服务业资本生产了剩余价值。《略论》在结束处指出了这一点，并说明在何种意义上《略论》说服务业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在何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它生产了剩余价值。

 

5 什么是服务业

《兼评》提出了什么具体行业是《略论》所定义的服务业的问题。在《兼评》的例子里，餐馆业基本上不是《略论》定义的服务业。《略论》的定义很清楚：直接施加在人身上的为着实现人的再生产的劳动。它也指出，这样的服务业和通常所说的消费过程有很大差异，因为在后者中存在着许多没有分离出来的产品生产劳动和流通劳动。[1]比如，烧菜在家庭里做的时候，属于社会消费过程；但它其实是一种产品生产过程，因为它生产出了可以直接取食的菜肴。因此，餐馆业仅仅是这样的劳动社会化之后形成的一个行业。同理，浴室的热水也如此。餐馆侍员把菜肴端上桌子的劳动，和招呼外卖的把菜肴送到家里的劳动是用一性质的。他们的劳动都体现在最后送到食用者面前的餐桌上的产品中。假设我们再设想一位重病患者或者一个婴儿，要有人把食物喂到他们的嘴里，那么，包括喂饭者的劳动以及一切在他、她之前在这些食物上耗费的劳动，都体现在喂到病人或婴儿嘴里的食物上。同时，这一切都可以社会化生产。比如雇保姆喂饭，比如设计出特定的机器，在特定条件下，一旦病人或婴儿张口，机器就把食物“滴”入他们的口中。在《略论》那样抽象的文章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谈论具体的服务行业。同时，在基本理论没有厘清之前，也不应当开始讨论具体的服务行业、统计学上的第三产业等等的问题。

《略论》在讨论服务业从产业资本派生出来的命题时，举了产业资本办浴室的例子。在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在中国现在仍然有的状况，在比山西黑砖窑稍好的地方，工厂主会举办个浴室，让工人洗澡后回家，因为太赃了。在很多国有企业，可能现在还发洗澡费，就是说工人自己拿钱找地方洗澡了。《略论》所谈的是，就产业资本办浴室来说，是把浴室作为马克思讲的可变资本（劳动力成本）的支出来办的。而等到它变成洗澡费了，原浴室的可变资本性质就明明白白了。

《兼评》详细谈了浴室的具体产品等问题。其实，浴室和餐馆一样，不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服务劳动的好例子。浴室主要是因为确实被产业资本当作附属事业使用过，所以《略论》才用它当例子。在《兼评》的浴室例子里，一直到热水产出和放在浴池等待消费者使用，都是物质产品。浴室和旅馆类似，主要是向消费者出租空间，同时也向消费者提供这个空间的其他物质产品，比如热水和洗浴设施、休息的躺椅或床等等。如果我们仔细区分，也许能够分出在浴室和旅馆价格（价值，如果两者相等的话）中，哪些是物质产品价格，哪些是空间的出租价格，哪些是在提供这样的物质产品和出租时需要的活劳动的价格。

关于具体服务行业的分析，自然也很有意义。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从1982年起没有转到非马克思的经济学上，如果二十五年来我都集中工作在《资本论》上，我是不是已经写出了好几本著作，是不是已经建立了马克思框架内的《服务业资本论》？当然，是不是早就得罪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被禁止说话了（就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能翻译成中文、倒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可以大量翻译那样）。但是，我已经转向了，不能做那种假想了。如果《兼评》的作者或者其他人愿意在我的《略论》基础上，或者自己另建基础研究马克思意义上的《服务业资本论》，从基本理论一直延展到具体的服务行业，我是非常支持的。

 

6 两个例子

《兼评》最后用两个数字例子来说明如果按照《略论》的说法，产业工人的工资即劳动力价值在购买服务业产品时，和服务业资本之间不是等价交换。当然，《兼评》也说其例子不很严格。但我认为，最主要问题是数字例子的演算没有遵循《略论》的逻辑，或者《略论》设想的思想。《略论》提出，服务业资本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是在消费领域节约劳动产品，而其动力是节约下来的劳动产品将成为服务业资本从而社会总资本的剩余价值。但在《兼评》的例子里，劳动产品没有节约，即使服务业资本等到了剩余价值，也全被服务业资本家消费了（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够平衡），社会产品没有节约，有没有服务业资本，对社会产品节约、对资本的历史使命没有意义。

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去思考出一个数字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整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否能够做成一个数学模型也在争论之中。在《略论》里，我只是提出了思想，引出了服务业资本的存在意义和存在方式。至于它的精密形式和数学形式，我没有去做。就其逻辑来说，我想，也许可以这样看：

产业资本按照生产一个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付给产业工人工资；

如果产业工人就此进入个人消费过程，他化费完全部工资，并再生产出劳动力；

如果产业工人部分进入社会消费过程即接受服务业资本支配下的劳动，他将按照自己本来如果完全在个人消费过程中（即任何消费性劳动都没有社会化之前）再生产劳动力那样，把工资的一部分用到那些社会化地使用了的生活资料上；

社会化地使用的生活资料需要社会化的服务业劳动才能够转化为劳动力。社会化的服务业劳动在熟练程度上高于产业工人自己在个人消费过程中的同类劳动，因此从社会必要劳动角度看，服务业劳动的一小时值产业工人同样劳动的更多小说。因此，产业工人购买服务以及连同服务而社会化地使用的消费资料，生产出同样的劳动力部分，依然是一种等价交换；

但服务业劳动的较高生产率，使得服务业劳动可以有剩余劳动。于是通过在特定的工作日长度内的工作，他为服务业资本家“生产”了剩余价值；

服务业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超过了他的消费需要，因此，一部分剩余价值他将会用来扩大他的经营，即向产业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对社会来说是消费资料或生活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有一部分对应产业资本劳动力价值的产品，就不应当是纯粹只适合于个人消费过程的从社会角度看的生活资料，而必须是准备出售给服务业资本家用来扩大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当然，产业资本的产品，也有一部分是补偿服务业不变资本的资料。

所以，服务业资本的存在，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同时，把一部分劳动力价值转换为剩余价值，把一部分劳动产品节约下来用于扩大社会化的再生产。这样，服务业资本既实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目的，也实现了为未来社会准备强大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工人受到了进一步的剥削，但这样的剥削没有损害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甚至还能够在同量劳动力价值下，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再生产（即新劳动力）。当然，马克思不愿意谈论这个“另一方面”，因为这里预示着服务业资本的出现是资本和劳动的“双赢”。马克思愿意谈的是工人的“输”和劳资的对立。

 

（这里再次向赵辉表示感谢，写出那么长的文章来评论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我希望赵辉在评论《略论》的同时，也能够在知识上和创见上取得进步。同时，我也因为这么迟才回复而向赵辉表示道歉。  胡景北 200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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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生《价值的形成》的评论

 

胡景北

2007年12月1日

 

       徐生的文章《价值的形成》（以下简称《价值》）试图从本原的意义上讨论商品的“标价”看上去，作者试图进一步细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比如，他甚至区分了人在单独一个劳动动作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提出“只有人类脑力的运行才是劳动”。他还增加了比如自然价格等几个新概念。但全文观之，《价值》没有超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内容。同时，从整体上说，《价值》虽然看上去集中于劳动或者人类活动，而不像《资本论》第一篇包括了商品与劳动的讨论，但和《资本论》第一篇相比，《价值》过于松散，没有严密论证，缺少学理色彩。

       例如，作者说，人类生活是一切人类事物的唯一人类原因和唯一人类代价。人类事物是人类付出或进行的生活，同时也是人类获得或实现的生活。在他那里，生活就是人的一切、人的一切就是生活。接着他说“当一些生活，被人们从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付出与收获、代价与效果等意义上分别去看的时候，由此构造的函数就是价格”。

然而，哪一些生活可以从比如因果关系看能够构造出价格函数，哪一些生活又不能呢？一旦生活可以分出这一些和哪一些，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函数应当是个数学概念，那么，价格函数又是什么样的数学概念呢？它表示哪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呢？作者什么也没有说。但作者接着就说“上述价格之意义下的生活，在这里叫做劳动”。“上述价格的意义”是什么呢？不知道。如果说一些生活能够构造出价格函数，那么，是不是那样的一些生活就是劳动呢？也不清楚。同时，在这里，价格的概念在劳动前面。劳动是用价格来定义的。价格又分为自然价格和人际价格两种。自然价格转化为劳动价值，“交换价值是把劳动价值进行交换”（难以理解）。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价格只应当称为“标价”。那么，人际价格又是什么呢？我们连价格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知道后面的各种概念如何厘清。

我建议，作者再一次认真读一遍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同时，建议作者读一些人类学的著作，进一步思考人的“活着”（海德格尔说的Sein、Being）和劳动的关系。我的感觉，作者没有读很多书，所说的许多已经被比如马克思说过。当然，作者希望自己提出观点或者自己重新发现观点，这样的希望值得敬佩，可为此，作者必须改变思维方式，从松散改向严密，从肤浅改向深入；只有严密，思考才能深入，因为只有严密才能排除一个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在排除过程中，思考自然就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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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与 服 务

                ――兼评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

 

赵 辉

 

 

一、物质概念与服务产品

 

我们知道，物质概念是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那么，什么是物质呢？

列宁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

在马克思创立辨证唯物主义之前，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等基本粒子组成的。因此，面对当时科学新发现的“场”（如电磁场、光子）等新的事物，机械唯物主义者不能给予解释。而辨证唯物主义则认为，“场”等现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并且能够被我们所感知、反映，因而是物质。

 

    我们知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自然在其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生成万物，如空气、水、自然果实等物质，人类和各种生命以此而生存。但是，这些对于人类远远不够。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就在于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生产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人类将自己的劳动施加于自然万物之上，按照劳动者的意图，改变了物质存在的形式、结构，形成了新的物质。这新形成的物质是客观的、能够被人们所感知，并从中满足自己的需要。

当然这新形成的物质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物质都是绝对运动的，相对静止的。有时我们所需要的是相对静止的物质（如建筑、衣服等），从中满足自己的需要；有时我们需要的是运动着的物质（如舞蹈的形体、音乐、声音等），从中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此，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202页）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第一卷，第202页）

   “（劳动）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一卷，第205页）

 

劳动的物质产品按照其特性可以分为两类：

一、可以脱离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存在；它有一定体积，可以保存一定时间，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大部分劳动产品属于这一类，如衣服、电器、机器设备、书籍、食物等。

我们可以称这一类产品为有形物质产品，生产这一类产品的劳动我们可以称为有形劳动。

二、不属于第一类的物质产品，又分为三类：

1、不能脱离生产者而存在的物质产品。如舞蹈，舞蹈劳动的物质产品就是舞蹈者的舞蹈着的身体。观众通过观看（感觉）而满足自己的需要。所有表演艺术如话剧、歌剧、小品等就其表演的部分来说属于这一类。

2、不能脱离消费者而存在的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是消费者的身体，劳动产品是消费者被改变了的身体部位等。如：理发，被剪短了的头发；手术，被搭了桥的心脏，被去除了阑尾的身体；修脚，被修理了趾甲的脚，等等。

3、可以脱离生产者和消费者存在，但是没有体积和一定形状，生产出来即消逝，不能保存并运输的物质产品。如（现场）演唱，演唱的产品――动听的歌声（或者说，一定频率和振幅的声波）是物质，它以波的物质形式而存在。凡是声音类产品，如交响乐、轻音乐、讲课、歌剧、戏剧等，就其声音的部分属于这一类。

我们可以称第二大类物质产品为服务产品或简称服务，称其劳动为服务劳动。这一类产品的特点是，生产和消费不能分离，产品生产出来需要马上消费（时间间隔很小，可以忽略），或者生产出来即进入消费阶段（如第二小类），因此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同一场所，并且一般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事先达成交易。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大致分类，有时服务劳动和有形劳动不可截然分开。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等的耗费，也正因为此点，将他们分开也是不必要的。

 

所有劳动的产品，都是物质产品。不论是有形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在人类劳动离开之后，或者被消费掉，或者即使不被消费掉，还会继续运动、会改变原来的存在状态，丧失原来的作为有用性的使用价值。因此，不管是有形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其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关键的是，它们是客观的，它们被生产出来后，独立于人们的感觉而存在，并且能被消费着感知，从而从中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人们需要它们，并进行交换。而生产它们要耗费一定的社会劳动，所以人们按照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进行交换（因为生产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要有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之间、服务产品之间、商品和服务产品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那么，它们之间交换的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马克思认为，商品和商品之间之所以能交换，在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资本论》第一卷，第50页）商品之间这个同质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价值。不同商品的价值的量不同。

那么，这个同质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既然服务劳动的产品都是物质产品，那么生产和再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就物化或凝结在该物质产品中，从而成为价值。

 

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关于服务劳动生产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有关论述夹杂在他对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里。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与货币相交换的劳动或者说货币所有者以货币购买的劳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的劳动，一种是与作为收入的货币相交换的劳动。

    “【（1）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①]剩余价值的劳动】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因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142页）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第一册426页）

    “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就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动）。”（第一册，第148页）

     关于马克思对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请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的第四章和附录，我们不再详述。我们关心的是马克思关于服务劳动的论述。

     马克思指出，“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第一册，第148页）“‘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第一册，第432页）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第一册，第432页）

     马克思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一点。

     “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第一册，第148页）

     “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第一册，第432页）

     “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第一册，第432页）

 “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这些人作为家仆，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我没有从他们的服务中创造出资本，而是把自己的收入花在这些服务上。”（第一册，第150页）

 

“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

(1)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他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例如一个作家在编一部集体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作助手来剥削。

（2）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内应用。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第一册442－443页）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作家、歌女、演员、厨师和侍者、教师等等的服务劳动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被资本家所雇佣的情况下，是生产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把非物质生产领域分为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应用”，这些服务劳动在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被资本家所雇用的情况下是生产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虽然，“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在某些领域内应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领域的劳动必然越来越多得被并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并入到资本的生产中，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三、马克思的逻辑与分析框架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什么？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是客观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就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资本主义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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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本文是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Ellis，F.，1992，Peasant Economics， 2nd ed.，CUP)第一章“农民”翻译的征求批评稿。对本文翻译的批评请直接发到本网页留言板上。引用本文的读者请务必参照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即将出版的上述书籍。谢谢)

 

 

作者：Ellis，F.

译者：胡景北

 

 

第一章    农民

 

 

第一节 导论

 

本书关注的是对我们称之为小农或农民生产的那一类农业生产的经济分析。就本章下面将定义的家庭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农民大概至少占到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即超过10亿人。这一部分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农民甚至高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在某些地区，由于丧失土地和土地的集中经营，家庭农业农民正在消失。在另一些地区，他们在农村社会结构中却相当稳定。而在第三类地区，他们又因为影响农业生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不断新生。

在现代世界经济中，农民处在边缘的位置上。他们一只脚站在市场内，另一只脚留在维生经济中。所以，农民既没有完全融入市场，也没有完全脱离市场压力。农民很少有兴旺的时候，他们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上最贫困人口就在农民中间。为了改善他们的前途，我们必须掌握能够准确理解农民问题性质的研究方法。本书要讨论的正是这样的方法。

这一章的目标是构造农民的经济学定义。该定义要和本书其他章节的方法和主要内容相匹配。这是重要的预备性练习。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户。我们选择“农民”而不是其他名词来代表农户决不是因为无法说清的好感。毫无疑问，“农民（peasant）”这个词有缺陷：在日常用语中它是个贬义词。如果有其他一个词具有同样的理论和描述能力，我们不会选择它。但我们没有其他词可用，只好选择它。我们为这个词寻求的定义应当满足下述特征：

a）              它不但能够把农民和非农业生产的社会集团区别开来，而且能够把农民和其他农业生产人口，例如种植园、大地产、资本主义农业或商业化家庭农业区别开来。

b）              它应当既包含时间也包含变化的意义，以避免把农民错误地与停滞、传统等概念混同起来。

c）              它能够容纳作为分析单位的家庭、更大的经济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d）             它能够刻画出农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把这些条件和其他社会集团或农业企业的经济条件在研究中分开，从而适用于经济分析。

我们猜测下面的定义讨论结果时，发现农民定义处于下述思想的核心：农民仅仅部分地融入不完善的市场。这个思想有两个侧面。第一，农民部分地参与市场；第二，农民参与的市场是不完善的。这个思想可以用来区别农民和他们的近亲商业化家庭农场，后者完全融入了充分运行的市场。

在当今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另一个特征日益突出。这就是他们生产活动的多样性 (Hunt， 1991：49)。农民决不仅仅从事农业；农户成员也参与许多非农业生产。有些生产是非市场性的，例如伐薪砍柴，担水；有些生产要依靠市场，例如为出售而生产手工品，非农雇佣劳动等。这些非农生产不是本书关注的中心，但它们是农民生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可以用本书所讨论的家庭经济学原理来理解。

本章以下部分将阐述这些思想的细节。农民定义中的各个因素扎根于与其他社会不同的农民社会的突出特征内。我们首先找出这些因素。其次，我们找出农民定义中那些与农户作为市场和消费的经济单位有关的因素。再次，我们把上述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提出本书使用的农民的工作定义。最后，我们介绍关于把家庭和农户当成经济分析单位的一般观点。

 

 

第二节 农民社会

 

寻求农民定义要以其社会的特征为基础。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区别主要与社会人类学领域有关。所谓“社会的”并不意味着排除了经济内容，而是强调作为一个社区而不是单个个人或者家庭的农民。人们经常强调的农民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它在某种意义上的过渡性。农民“处在原始部落和工业社会之间”(Wolf， 1996：vii)。社会人类学有个学派则强调过渡的文化方面。最有名的早期农民定义之一把农民描述成“有着局部文化的局部社会”(Kroeber， 1948：284)，它表示农民是一个保留着自身文化的大社会的一个部分。自身文化把农民区别出来。另一个社会人类学流派也看到农民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但强调农民在大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因此，“只有当种田人受制于他们之外的社会阶层的权势者的需要和制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恰当地说他们是农民”(Wolf， 1966：11)。

对于我们要寻求的农民定义，人类学关于农民的这些早期著作包含的一些思想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在下面讨论中将用到它们。在那里，它们以某种方式描述了我们所定义的农民的广阔背景。

 

过渡性

过渡性的思想把历史和变革的含义带入了农民定义，因此很有作用。农民代表着从分散的、孤立的、自我满足的社区到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过渡意味着变革和适应。不过，这里需要指出，变革的速度和后果既不能事先知晓也不能够事先决定。过渡并不表示农民今天在这里，明天便消失了。也不表示他们必然地和很快地将被别的、更“现代的”农业企业所代替。过去，农业经济学家常用“种田人”来指代农民。过渡只是表示农民决不是处在无时间概念的真空中的“维生”或者“传统”的种田人。农民从某个地方来。他们也确实经常被他们先前没有经受过的外部力量（如殖民主义）从他们居住的地方赶走。农民所置身于的世界不断变化，农民也就处于不断适应它们的过程中。

 

市场和交换

过渡性思想引出了农民社会的若干其他特征。农民的一个特征是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始终是更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Wolf， 1966：8)。一个农民社会绝对不是遥远历史上可能有过的孤立国。这就是说，农民社会和更大经济体系存在着交换关系，农民生产暴露在市场力量之前。农民农业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依赖于更大市场使用流行价格做出的评价，即使农民参与市场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很小的需要。

对农民来说，市场既是机会也是压力。参与市场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或更丰富的消费。但同时，不利的价格走向或不平等的市场力量也会使参与市场的农民处于破产威胁之下。因此，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连续的压力区间，它从承担风险并获得参与市场的好处，延伸到为生存而保留非市场的生产基础。

 

依附性

许多学者认为农民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农民定义的关键要素。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视为农民的依附性。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农民对外部统治集团的关系来对农民做出基本定义。”(Wolf， 1966：13)“农民对外部力量的结构性依附是农民定义的本质。”(Minzt，1974：94) 或者说，“被压迫者地位 ―― 外部人对农民的统治”(Shanin， 1971a：15)。

依附思想表示不平等的社会或文化地位、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压制以及进入政治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但依附与本书主题最有关联的含义是农民受着其他社会集团的经济剥削。农民是“乡村种田人，他们的剩余被转移到统治者集团”(Wolf， 1966：3-4)。本书第三章将详细讨论经济剥削和剩余转移概念，它们的附加含义需要在经济研究范围内加以斟酌。这里，特别需要把非市场的压制（例如封建主义下的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和不完全市场上不平等的市场力量的压制区分开来，以及把它们和在大的竞争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趋势给农民造成的不利后果区分开来。

 

内部差异性

在把农民视为一个特殊社会或经济集团的时候，以及在强调农民对其他社会集团依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慎地忽视农民社会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农民并不是农民社区内同样的、同一的、具有同等地位和前景的所有农业家庭的组合。相反，农民社会“在任何地方总是具有多方面的内部层次”(Mintz， 1974：93)。这里，层次（differentiation）指的是社会地位差异，就象农民之间的其他差异一样，农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不具有静态和永恒的特点。根据作用于农民社会的各种力量的性质和个别农民对这些力量的适应方式，农民之间的社会结构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依附关系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内也可能出现农户对农户的剥削。所以，“虽然看上去[农民]全都是牺牲者，可事实上，也有农民跻身于掠夺者之列”(Mintz， 1974：94)。但这一点对全世界不同的农民社会具有的重要性非常不同。就实际经济政策来说，这一点并不经常有意义。另一方面，从概念上说，在农民社会内部，农户之间非市场的和不平等的相互经济关系，是我们正在描述的农民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农户

 

探讨农民定义的第二个要点是观察他们作为农业企业的特征。这里，农民生产的二元经济性质是关键。农民作为生产单位既是一个家庭又是一个企业。他同时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中。农民的这一二元经济特征对本书以大部分篇幅阐述的农户经济分析是很重要的。它把农民农业家庭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经济主体区别开来。我们现在考察农户的这个特征。

 

主要经济活动

虽然农户成员可能从事各种类型的非农业劳动，但本书把农民主要当成农业生产者。农民从土地获得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资料。他们用土地种植农作物或者养殖牲畜。这里，我们说的农户不包括其他乡村居民，例如没有任何土地的乡村劳动者，种植园工人，放牧人、游牧民等。无地乡村劳动者和种植园工人以前可能是农民。放牧人和游牧民可能即将变成农民。在广义的“农民社会”中，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手工业者、小商人都可以存在。对于某些研究目的来说，这些人在描述农户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时候甚至很重要。但就本书对农民的主要经济定义而言，农户最大量的劳动是从事农业。

 

土地

把农民定义为农业劳动者，意味着农民能够获得土地并把它当作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把农民和无地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区别开来。在世界范围内，农民都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土地配置的非市场性。在许多农民社会内，家庭对土地有着复杂的传统权利。这些权利高于并且限制了土地的自由市场。在有些国家里，传统的土地权利是不可让与的。有些国家虽然存在土地自由市场，但家庭圈子以外的土地转让极其罕见。土地在农民社会内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有其价格的另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是农户抵御生活风险的长久保证，是农户在村庄和社区内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

 

劳动

经济学家公认农民生产的一个决定性经济特征是依靠家庭劳动。假如我们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是部分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是分离的，那么，农民农业的“家庭劳动”基础，便把农民和资本主义企业区分开来。农民的这个特征并不排除农民在比如收获的大忙阶段使用雇佣劳动，也不排除农民家庭成员短期到农业以外行业出卖自己的劳动。事实上，对一些农户来说，外出打短工对维持生活非常重要。农民在生产中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将影响农民社区劳动市场的运行。这是因为，各个农户对劳动的不同主观标准很可能影响雇佣劳动在更大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

 

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特征是对资本和其积累的支配。这也是资本收益率以利润形式出现的理念。一些学者强调在家庭生产中定义利润范畴的困难，“农民“更像一个家庭，而非一个企业” (Wolf， 1966：2)。由于农户具有生产和消费的两重性质，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区别利润和家庭劳动的收益。另一个问题是家庭购买的资本投入可能既用于生产也用于消费活动。例如，家庭购买的拖拉机可用于生产目的（耕作、带动水泵或碾米机等），也可用于消费目的（家庭运输，装运柴草等）。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系统的资本收益率概念，也是区分农户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又一个特点。

 

消费

在经济学家中，讨论最多的决定农民的主要特征大概是他们生计的维生性质。维生意味着农业产出的一部分直接被农户消费，而不拿到市场销售。因此，农民在过去常常被视为“维生的种田人”。维生水平的程度解释了农民为什么仅仅部分地参与市场经济。但是，在从许多方面定义农民的过程中，我们不要过分强调维生的意义。全世界有很多农户高度专业化地生产商品农作物如棉花、甘蔗、香蕉、咖啡豆、茶叶等。还有许多农户用非农业劳动挣得的收入来支持大量家庭消费。在这两个例子里，只要这些农户符合我们已经讨论的其他标准，我们就不能够说他们不是农民。

 

 

第四节 农民的经济学定义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过渡性、市场风险、依附性、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土地占有、家庭劳动、利润概念不明尤其是重要的维生生产等方面考察了农民。所有这些方面的考察让我们从历史、变革、社会、经济活动和资源利用诸角度辨别农民的确定形象。这些方面的考察也把农民和其他乡村生产者、从乡村与城市工人、和从资本主义企业区别开来。当然，所有这些考察还没有把农民和其他家庭农业劳动者范畴区别清楚，例如，我们还不知道，一个拥有3000公顷土地并仅仅依靠家庭劳动生产粮食的美国农业生产者，或者一个小规模集约性生产牛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生产者，算不算农民。

因此，到此为止，我们缺少一个综合的概念，一个适用于上述所有或

(敬告：本文曾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 期。引用本文的读者请务必参照上述报纸刊载的文章。

注意：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只是为了方便才放在“学术探索”栏目下。)

 

 

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

 

 

胡景北

 

 

郑品文的文章“户籍制度近期暂不宜改”（见“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23期， 第一版，以下简称“户籍”）标题上观点不能说不明确，只是“近期”和“改”两个概念使人疑惑。“户籍”中“改”的含义有三种：修修补补、彻底改革、废止，但作者的着力点似乎在“废止”，我们在这里也仅仅就废止来讨论。“近期”的确定好像更加困难。经济政策研究的文章中，近期似乎多用于一到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如果“户籍”中的近期指的也是这样的时段，我基本同意户籍制度“不宜改”。但如果近期指的是五年或者十年，“户籍”内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了；假如近期的含义是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不宜改”的观点就可能是错误的了。那么，“户籍”用的近期到底是多少年的时段呢？“户籍”没有明说，但用两个条件作了界定：1。国家完全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2。中国实现了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这两个条件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需要多少年时间呢？“户籍”也没有明说。我想，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取决于“完全”和“均衡”的程度。真正的“完全”和“均衡”仅仅在理论分析里的“长期”中存在，而在关于户籍制度这样的经济政策分析里永远不会存在。想必“户籍”也不会讨论那种抽象的“完全”和“均衡”。那么就一种可以意会但难以言传的、对废止现行户籍制度而又足够的“完全”与“均衡”的程度来说，“户籍”对第一个条件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对第二个条件则要求低层次的农民和优秀的中、西部人才不往或者不很多地往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达到这一要求所必须的中国城乡和中国各地区发展的均衡水平，乐观些说，大概总还要三到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二十年的努力吧。如果我的推论不错的话，郑品文的文章标题改成“户籍制度二十年内（或更长）不宜废止”，也许更合乎他的本意，同时也更符合写文章的规范。

 

假如上面对“户籍”的理解成立，下面便能够有的放矢地提出驳论。第一，“户籍”所提出的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不是建立户籍制度的必要条件。当年中国建立户籍制度，是和建立统购统销制度相联系的，其目的是确定统销制度的适用人群。而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又是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目前，这两个前提都已基本消失，统购统销制度以及支持它的户籍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户籍制度在后来的演进中可能获得了新的独立于统购统销制度的意义，因此到今日，即使后者消亡，前者仍有存在的价值。按“户籍”所说，这样的价值在于：1) 可以避免城市的贫民窟现象，对城市发展有利；2）可以避免西部城市人才流出。不过，就现在东部城市的吸引人才的政策来说，西部某个人只要是人才而且又愿意东流，他就可以流出西部，现行户籍制度对此已经难以产生“避免”的功效。而就避免城市贫民窟现象来说，户籍制度无疑对城市有利。但正如“户籍”所说，“虽然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中，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仍然要高于农村”，因此，避免贫民窟现象的户籍制度，显然阻碍了农民对比农村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追求，显然对农民不利。而由于农民既占中国当前人口的大多数，比起城市人来说又是更贫穷、更缺少组织、更不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少受到户籍制度所有利于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重视，同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又是把“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用对少数人有利的观点来论证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恐怕尤其不应当由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学府的学者所提出。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户籍”中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国家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国家现在对城市居民的补贴，是以计划经济下的低工资制度为前提的，目的是保障城市居民高于农民但仍然相当于生存水平的基本生活。现在，计划经济的低工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相当高地超过了生存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尤其考虑到那么多农民的生活还非常困难，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既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基础，也基本失去了经济的理性。目前的补贴本质上是城市居民在政治上继续保有的特权的经济表现而已。因此，只要这一特权还没有消失，补贴就会存在；而维护这一特权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现行户籍制度，因为正是它，把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明确分开了，把国家的公民分成为两个等级。所以，“户籍”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确实如“户籍”所做的那样，很难有时间的概念。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这里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如果更就事论事地讨论补贴问题，便应当认识，当前政府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从计划经济下的价格和实物补贴逐渐转变为对仅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补贴。而且，按照现行的保障制度，这种补贴不但不会取消乃至于完全取消，而且很可能越来越重。所以把户籍制度的废止和政府取消补贴联系起来，会将户籍制度的维持推到更远的未来，因此是不恰当的。近十年来在中国城市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它的负作用往往被忽视了。这一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各城市纷纷拆除厚重的有形城墙、拓宽城市对外通道的同时，却为阻止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筑起了更为厚重的无形城墙：社会保障制度仅仅适用于城市人，而政府财政为此承受的负担，将是经济学上维持户籍制度和城市人特权的强大理由。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负担还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在这一制度尚没有健全，从而在其健全阶段还可以做出适当制度变革的时候，户籍制度就应当废止；也就是说，由于新的补贴问题的存在，户籍制度应当更早而不是更迟地废止。

 

从经济学上说，我认为废止现行户籍制度在五年内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我的初步立论已经包含在上面的段落内。当然，废止户籍制度是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三峡工程。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不利于城市人群，为了把贫民窟现象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到范围内，为了有序地展开废止户籍制度的过程，我建议人大和政府现在就应当把废止户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并且在人大建立专门委员会处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