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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8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中 国 私 有 化 历 程

 

 

 

 

 

 

 

   文 娟（027040）

 

目   录

 

1．     导论：背景介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三种私有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1．  农业土地经营权的私有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2    农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3    非公有制企业改制：从绩效约束到私有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私有化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1    放权让利（1978.12-198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1．1 扩大企业自主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1．2 经济责任制”试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2    利改税（1983.2-19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2．1 税利并存阶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2．2 完全的以税代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3    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199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1    转机建制（1992-1995.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4．2    全面私有化（19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2．1 政策背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2．2 全面私有化的实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2．3 资本市场的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中 国 私 有 化 历 程

1． 导论：背景介绍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大的转变过程，各国公共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私有化是这一结构调整中重要的战略性领域。全球出现一股私有化浪潮。80年代时全球私有化的中心，是美、英、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75年5月成立的英国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1981年1月美国成立的里根共和党政府，加强市场作用，激发民间活力；在日本，自大平的自民党政府（1978-1980）以来，也向充分利用市场作用于民间活力的方向转变；1981年成立的法国密特朗社会党政府，曾经通过企业国有化重振产业，在这一时期也积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到了9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重点转移到了东欧、前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今天，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问题之一。这股浪潮同样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显著影响。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地向前推进，国有产权私有化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正在中国改革实践者的探索之中。

新中国1949年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一度允许私营经济存在。随着195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私有经济逐渐消失。到了改革1978年开放前夕，中国仅剩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完全没有了私有经济成分。在农村，除了少量的以国营农场为代表的国有经济外，以人民公社为制度特征的集体经济几乎覆盖了全部乡村经济，农民个人没有经营自主权，生产、销售、经营等所有活动由集体统一决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在1978年的农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国营农场）所占比重近2.72%，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经济所占比重为97.28%；在城镇，国有经济几乎垄断了各行各业，集体经济仅仅作为制度补充处于辅助地位；在1978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达到77.63%，集体经济占22.37%[1]。但是在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发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场改革可以称之为一场从农村开始的土地经营权私有化运动。与轰轰烈烈的农业经营权改革相比，非农产业中私有经济的命运同时却悄悄地发生变化。

2．三种私有化

由于改革开放前中国所有制结构呈现出纯粹的公有制，因此私有化概念在中国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和其他转型国家有所不同。在中国，私有化包括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私有化，个体及私营经济的逐渐渗透和非公有经济的私有化。

2．1农业土地经营权的私有化

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实行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此前的集体所有制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将土地经营权归还给农民和允许农民在自由市场按一定比例销售产品的做法，是“反集体的”私有化做法（Lonan，1995）。农村和农业的体制改革迅速而全面地推开，到了80年代初，几乎全部集体土地都已经分包到户。这一场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影响了8亿中国人口。这场改革对于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改善了中国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部门的人民生活状况——1978年，农民占中国全部人口的比例是71%。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显著的，在邓小平时期的头5年，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1978年到1984年底，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农村的生产总值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而以前的十年间增长速度仅为4%。

如今，这一发自农村基层、由农民创造的土地承包制度依然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国有，但中国农民完全拥有经营、决策、销售、定价等各方面的自主权，以及对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和租赁等实质性权利。

2．2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

作为具有完备私有产权特征的经济体，这里的私有经济特指在改革历程中完全依赖自我投资、自我积累而自主发展起来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不是通过对国有和集体经济的产权改造形成。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非农部门的非国有经济经历了非法、局部合法到完全合法的历史过程，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转轨进程逐步成长起来。由于长期“左”的思想束缚，国内对于私有经济的理论研究、国家政策法规严重滞后于私有经济实践活动，乃至1989年才在中国统计年鉴等文献中首次出现关于私营企业的官方统计数字。这给研究我国早期私有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困难，然而从官方文件和法律修订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私有经济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私有经济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7），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个体经济开始出现，并被称作“个体劳动者”。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把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写入《宪法》：“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当时国家对超过8个员工的私营企业的态度十分谨慎，实行“三不”原则，即：不提倡、不宣传、不抵制。第二阶段（1988-1997），出现了雇工超过8人的私营企业，而且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93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诞生，客观上也为私有企业运作提供了法律规范。在此期间私营企业从有统计数字的1989年90581户，猛增到1997年的960726户，增长了9.6倍。第三阶段（1998至今），私有经济身份正式得到法律、政策和理论认可，从而进入了发展黄金时期。1999年3月，这一说法进入了《宪法修正案》；1997年《合伙企业法》、1999年《个人独资企业法》相继出台；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把私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提出包括私企业主在内的六类人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政治上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鲜明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

        三年多前，有关部门找我聊天，我已经谈了自己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看法。今年我本已放弃就这个日子写点东西的计划，而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狭隘的经济学。

        然而，几天前接到一位经济学教授的来信，其中提到“不管什么普世派，民主派、宪政派，还有毛派，其实我们都是一派，就是‘共和国派’”。

        我很奇怪，那位教授好像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竟然把这些不同派别都归入“共和国派”。他的信提醒我，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学者教授尽管天天说共和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

因此，我决定还是为辛亥革命100周年写点东西，因为辛亥革命的目标恰恰是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因为在中国谈共和国就必须谈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亦必须谈共和国。

谈共和国首先要正名：什么是共和国？从汉语词源说，“共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周厉王专制暴戾被国人驱逐，其时国无君王，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那一年并被称为“共和元年”，按现在的西元纪年法是公元前841年。正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时间表；这之前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时间包括周厉王登位年份都是谜。共和十四年，国人把厉王的儿子重新奉为天子，共和结束。这之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无一天无皇帝，有时候甚至同时存在几个互相争斗的皇帝。而从司马迁之后，儒生学者也从未把“共和”当做一回事讨论过。

日本在东亚文化圈中首先接触了西欧国家制度并遇到法语“République”、英语“republic”和德语“Republik”。日本学者翻遍汉语古籍，发现《史记》中的“共和”与这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遂将这些西欧词汇翻译成日语汉字“共和国”或“共和政体”。这大约是1845年即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时的事情。又过了几十年，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再把这个翻译带回中国，从此，“共和”在中文里也被当成“République”的翻译词。国人那时候还习惯用单字，因此常用民国来指称共和国，它们的意思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大韩共和国对当时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回事，它们的英语翻译也都是Republic of China和Republic of Korea。

那么，今天中文的“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查一下网络，“在线新华字典”的解释如下：

共和，gònghé，〖republicanism〗也称共和制。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http://xh.5156edu.com/html3/1761.html)

查一下词典。我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发现的汉语词典对“共和”的解释有下列诸种。

《词源正续集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版第175页)：

共和：国体之名称。国家主权在全体之人民。不立君主者。英文为republic。或译为民主政体。日本译为共和政体。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1987年印刷，第287页)

共和国：与“君主国”相对。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国家。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例]世界上有不少共和国，如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胡景北注：该词典没有“共和”或“共和政体”的解释}

《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页)：

共和：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元首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共和制是当今世界主要政体

共和国：指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版第479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

共和制：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国内各种词典更多。但绝大部分词典对“共和”与“共和国”的解释应当与上述词典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现代中文的语境中，共和的核心含义是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通过选举产生。

10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共和，与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共和含义基本相同。而正是这一含义的共和才把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起义、政变、光复和造反区别开来。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朱元璋的元末起义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为类似，两者的纲领也几乎相同。前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后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完全相同，后一句精神一致，区别仅仅在第三句即帝制还是共和。朱元璋恢复中华的目的是重建汉人王朝，帝王来自天命，救济天下百姓；孙中山恢复中华的目的是新建共和政体，元首出自民选，国民掌握主权。

有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很好地揭示了这里的区别。深感大清皇恩的冯国璋发誓谁把清廷赶下台自己当皇帝他就杀了谁。他带枪质问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是让谁当皇帝，袁回答“全国国民”，冯国璋一时“无所措”。不过，冯国璋后来变成共和国派，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冯本人在中国的共和国历史上还当了一任共和国总统。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100年前中国的人心所向。在那刚刚出现电报而几乎还没有电话、谈不上海底电缆和互联网的时代，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才过去三十多年，他总结共和制度的“民有、民治、民享”名言就为国人耳熟能详。奈斯比特 (Naisbitt)写《中国大趋势》，说到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时后者对他背出了林肯的原话。我们五六十岁的一代人无论对毛泽东如何评价，只要当时是学生，如今依然能够熟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入学的学生无论相信与否，大概终生也不会忘记林肯关于政府应当“民有、民治、民享”的语录。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谈共和，无论保持清廷的虚君共和，还是推翻清廷的无君共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大家谈的都是共和，都是民选。辛亥革命起义为的是共和，袁世凯接受清廷命令统兵镇压武昌起义前对清廷提出的受命要求也是共和，甚至清廷退位诏书也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廷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总统，誓词也是共和。北洋军阀尽管常换政府，但每届上台所宣称的也是共和。1927年蒋介石到南京、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建立的政权都自动地名为“共和国”。清廷退位100年来，中国公开否定共和、实行帝制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100天，可见共和观念之深入人心。

然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查一下词典就会发现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辛亥革命追求的共和，共和国远远不是我们中国的事实。例如，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现在都号称共和国，尽管共和国从100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中国和世界的人心所向，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我们五六十岁这代人一辈子从来没有领到过任何关于国家元首的选票。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还听不到词典中对“共和国”的标准解释。我们甚至还把政府“民有、民治、民享”视为反动言论，以至于江泽民前主席只能在外国人面前褒奖地复述这句话。事实上，辛亥革命至今的100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表面共和、实际帝制。蒋介石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毛泽东以“社会主义”和“大救星”为由便分别把自己变为终身国家元首。由于他们不像袁世凯那样明确地黄袍加身，由于他们禁止任何对共和的讨论甚至谈论，以至于大多数国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都不再思考共和国是什么，都把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当然事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出的元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可以从许多方面理解，但核心是共和。“革命尚未成功”指的首先是共和尚未成功。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共和成功的标志呢？很简单，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国标准汉语词典上对共和的定义：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而选举的含义又是一个人自由地、无恐惧地选举自己比较认可的人成为国家元首。中国一天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一天便没有成功共和，中国就继续处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从专制向共和的过渡阶段。

时间跑得真快。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中国走出封建专制已经100年了。时间走得又真慢，100年了，中国还没有走入共和政体。不过，从传说中的大禹儿子建立帝王制度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专制；从有确切记载的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到辛亥革命，中国亦经历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与此相比，100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让中国走完从专制到共和的路程。法国皇权专制不过二三百年，可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到共和国稳定下来还用了差不多100年时间。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不必自卑。100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还没有把共和从虚名变成事实，但今天的中国人比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辈还是有了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之一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懂得共和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共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超越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超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超越了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超越了贵族和平民，超越了政党和团体、超越了文化和习俗，如同铁路和计算机超越了这一切概念。今天中国人懂得了区别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别的主义，而是共和与专制。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毁灭共和国不再需要光明正大地做皇帝；一个国家元首，即便他是被自由选举出来的，只要他取消对国家元首继续的自由和定期选举，他便取消了共和，共和国便徒有虚名。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懂得用任何理由取消共和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多灾难。我相信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100年中，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国人会想出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的理由。中国人在过去100年中遇到的抵制共和的新概念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未来100年中可能会遇到更新的抵制共和的概念。但我同时相信，作为亚洲第一个创立共和国的民族，中国绝不会成为亚洲最后一个让共和制度名副其实的国家。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后辈纪念辛亥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宣布中华民族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我的信念不但建立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上，建立在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宣示上，而且建立在我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变迁的思考上。

是为辛亥革命100年记。

 

2011年10月10日作，2011年10月15日修改毕

 

“夜话”2011年第18期，201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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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2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国有与私有的比较

 

刘建强  （27033）

 

 

 

目   录

 

1． 问题的提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慈善政府国有化的合理范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对学校实行私有化的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结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5．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国有与私有的比较

1问题的提出

究竟什么样的商品和服务由政府而不能由私人来提供，到底工人们是否应该在国有钢铁或汽车企业劳动？是否必须要求教师和医生在国有的学校或医院工作？处理垃圾的机构到底应该是国有还是私有？是否整个经济都应该社会化？虽然这些都是经济学上的老问题，但是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等方面的观点却是在经常变化的。最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更加倾向于私有化。美国经济学家Shleifer在其文章“State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中对这些主流观点做了总结。本文在下面将扼要介绍Shleifer的总结。”

2慈善政府国有化的合理范围

假设政府想把一件商品或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当然这些商品可能是食物、钢铁、电信、教育、或健康等。政府可能希望超过预算来支付这些商品或服务，或者政府会对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一些诸如价格等类的问题比较关心，尽管这应该是购买者自己应该考虑的问题。到底政府应该亲自雇佣自己的员工来提供这些商品或服务，还是把这些事情交给私人去提供？即使政府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种模式是否可行？在这一部分，我们在政府是慈善政府的前提下去一一验证。

2.1在合同条款下，无论是由政府去提供还是由私人去提供都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政府明确知道自己应该生产什么商品或服务，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条款的形式让渡给私人生产者去提供，政府只要实施有效监管就可以了。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究竟由政府还是由私人去提供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政府起草一个合适的合同或监管措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信件送到自己想送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作到的事情。

2.2出于对避免垄断力量的考虑，应该实行国有化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政府能辨认出垄断产品的存在，那通常它一定能采取措施对诸如公共交通或电信等领域进行有效监管。一旦允许监管，那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由于垄断的存在而主张国有化的理由也将流产。通过合理的合同和监管，所有产品或服务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提供都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种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监管，而仅仅是针对于那些认为不能达到社会目标才采取国有化的观点的解决方案。

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一些时候，合同条款是有限的，如，政府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期究竟什么会发生，也不可能完全作到所有应有监管的实施。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的是近期发展起来的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Hart(1995)等人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些学者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完全合同上（而不仅仅考虑国有模式），更具体地说，他们认为，在合同没有明确规定的真空地带，财产的所有权使所有者会努力控制并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做。

2.3究竟是选择国有还是私有，主要依赖于作出的这样的选择，对于类似于这些没有办法通过合同解决的质量问题对于革新动机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这种影响的成本大小。

Hart、Shleifer和Vishny(1997)将Grossman-Hart-Moore的不完全合同理论运用到私有与还是国有的选择问题上。他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合同本身的特点上，即某些合同往往带有没有办法通过合同解决的“质量问题”。例如，监狱应怎样对待进来的罪犯，日常用水应保持什么样的纯净度，学校在爱国教育问题上应使学生达到什么程度，一封信件应在多长时间内被送到偏远地区，以及汽车制造商在革新动机上应达到什么程度等等。当然，这里效率的概念主要倾向于社会价值质量的方面。

既考虑到效率，又考虑到质量，Hart、Shleifer、Vishny（1997）认为人们只有两种投资动机，即降低成本和革新以提高质量。当资产是国有时，公共资产的管理者相对来说投资动机比较弱，道理很简单，既然管理者不是所有者，自己投资降低成本或提高质量后所分享的收益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于合同监管下的私有者来说，他们的投资动机就很强，因为，作为所有者，他们分享的投资后所带来的收益要多的多。很显然，究竟那种所有制结构更有效，取决于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能带来投资或革新的更高的动机。

在国有制的条件下，雇员在降低成本和进行革新以提高质量方面有比较弱的动机，相反，在私有条件下，他们的所有者投资动机却比较强，这完全可以由经验研究和实际观察来证明。象钢铁厂、航空公司或一般零售商店等类似的公司，如果通过私人所有能提供成本低而质量高的产品或服务时，那实行国有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实际上，证据表明，在很少有例外的情况下，私有比国有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World Bank $ 1995）。例如，Barberis etal（1996）发现俄罗斯商店在实行私有化后，无论其质量还是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Ehrlich etal（1994）也发现，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实行私有化后，与以前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增长率。这和Schumpeter（1942）所担心的，即私有企业是否能保持高的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革新方面，国有与私有的比较，为了获取相对有利的优势，Marshall（1907）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解释了大英帝国19世纪在革新方面的飞速增长，而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后，Marshall（p.339）认为，政府是一个非常弱的革新者。他写道：“一个政府可以印刷莎士比亚的一部很好的作品，但是他却不能写出这样好的作品……政府工作的每一步扩展，都需要永不间断的发明和革新，这应被认为是反对国有化的首要证据，因为这意味着知识的增长，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更象是一种无法比拟的财富积累。”而对于革新的不够重视，使很多革新倡导者在国有化经济中遇到很大的麻烦，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当然，还有一些案例，在反对国有化方面不那么直接。在这些案例中，由于成本的降低，追求利润的私有者会在那些难以订立合同条款的方面有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潜在倾向。例如，私人监狱可能通过雇佣比较廉价的护卫和教官，从而不能很好的教育罪犯；私人医院可能不会救治那些可能会导致自己赔本的病人；私人学校可能雇佣比较廉价的教师来代替比较优秀但有很高工资的教师，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革新者可能反而不会注重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有效率的生产者，革新的动机反而比较弱。更讽刺的是，政府有时恰好就是这种开始有效率的生产者，因为他的雇员没有降低成本的动机。

现代社会，许多国有化的案例恰恰与这种观点相一致。主张国有化的人们，想通过这种所有制，来避免出现那些没有经过培训但工资较低的监狱看管者的出现；合理使用水资源，以避免出现净化水的投资；政府自己亲自雇佣工人来生产轿车，以制造出更加环保的汽车，等等。然而，结果究竟怎样？这些将要求政府仔细的研究，这样，即使在那些由于降低成本而有可能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难以合同化的情景中，私有化也将优越于国有化。

2.4即使在那些由于降低成本而有可能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难以合同化的情景中，私有化的所有者革新的动机，也会调整由于产品或质量降低而带来的不平衡。

例如，如果政府对研究和生产一种新的武器感兴趣，那么它将更倾向于与私人企业签定一个合同，而不用去考虑这个合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带来由于降低成本而造成的产品质量下降问题（例如，这个私人所有者可能减少在保守秘密方面的投资，也许这和政府所要求的有些偏离），因为通过这个合同，的确可以为政府设计出一套更好的系统。电信方面的革命，主要就是由于这些私有电信商通过革新和新技术的采用，为他们带来巨大利润的动力所决定的(Winston $ 1998)。所以，尤其是在那些革新非常重要的产业，政府采取国有化的形式将是非常牵强的。

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说，当消费者去买那些质量好的商品或服务时，只要有足够的商品供给者，那么由于成本降低而带来的产品或服务难以合同化的质量下降问题，也就不怎么重要了。例如，在健康保险计划或家庭保险中，人们最关心的是在和私人提供者签定合同后，得到的却是质量非常差的服务。那么，作为结果，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提供此项服务，减少成本而降低服务质量的供应商将会发现此项服务需求的下降，或者是吸引那些偏好低成本、低服务质量的消费者。而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产品或服务供应商的业务转换成本将会变的非常可观，因为，消费者的相应行动会有滞后现象，况且其他产品或服务供应商也会切断转换的渠道。所以，很明显，由于竞争性供应商的存在，更削弱了这些领域产品或服务的国有化的观点，因为私有化减弱了非效率的成本降低，而保留了那些有效的减低成本和强有力的革新力量。

2.5为了有利于竞争，企业声誉形象的建立使得私有化范围更大。

如果私人产品提供者想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那么他们就不会实行将会导致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成本降低。很明显，企业声誉形象效果对于监狱的私有化可能是不重要的，因为监狱服务质量的革新不是很重要，而且罪犯选择监狱也是不很现实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私有企业都努力树立自己的企业声誉，从而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项目（Logan $ 1990）。

总之，通过考虑这些方面，国有化有优势的环境范围将会变的更加狭窄。这些范围大致包括：

1）降低成本将会导致产品或服务质量难以合同化的方面下降十分明显的行业；

2）革新相对并不重要的行业；

3）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竞争性很弱，而且消费者选择权转移很困难的行业；

4）声誉机制也不太重要的行业。

很明显，从这些列举的行业可以看出，这些应该实行国有化或者实行国有化比较有优势的行业简直是微乎其微。

2.6不仅仅为了追逐利润的企业的存在，更加减小了国有化的范围。

然而，不幸的是，即使这些范围的行业，却仍然被高估了。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原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商品或服务的私有供应商，转变成不仅仅为了追逐利润的企业，也就是削弱了这些企业为降低成本而有可能减少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动机。不追求利润的企业可能会利用他们创造的剩余来进行津贴消费，以此来改善自己雇员的生活。当这些不为追求利润的企业是出于社会激发所产生的，那么他们反而甚至会去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Weisbrod $ 1988)。这样，这些不为追求利润的企业管理者在追逐额外补贴的动机，与那些仅仅为追求利润的企业管理者追求利润的动机相比较，可能要弱一些，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前景发展而去更加关心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而这两个要素都会制约他们作出为减少成本而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动机。依Glaeser和Shleifer（1998）的观点来说，即使是在上一段我们所讨论的各种环境下，即不管在那些没有革新动机的行业，还是那些由于竞争性或声誉机制而不能弱化革新动机的、需要由私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业，不为追求利润的企业既比国有化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商有效，也比那些仅仅为了追求利润的私有化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商有效。实际上，许多机构如中学、大学、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等，以及其他行业，在原则上来说，由私人提供（不管有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些服务经常是出于不为盈利的目的。而这将进一步动摇了应由国有化的供应商去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基础。

2.7国有化的范围虽然很小，但不是空集。

这样，剩下来由政府通过国有去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范围将是非常有限的，但却不是空集。例如，对于运营美国空军一号来说，飞机的乘客是美国的总统。到底空军一号的运营应由政府去做，还是应由私人去做？在这个例子中，应由政府去做应该更具有合理性，理由如下：首先，美国总统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项服务交给私人去做，那么他们有可能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减少服务人员、减少事前准备工作、减少其它相关服务等办法；或者为了节约燃油而采取距离短但是较危险的航线，但这种降低成本可能会带来服务质量的急剧下降（美国总统将有生命危险），这对于美国总统的重要程度来说，绝对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其次，对这项服务的革新的重要性也不是很重要，（为了提高整个飞行过程中服务质量，将会给航空公司带来很大的成本增加）。再次，总统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将无法自由选择其他服务供应商。第四，企业声誉在上述条件下也将会变的不太重要。最后，不为盈利为目的的动机也许太强而无法拿到这项合同。当然，还有其他例子可以说明通过政府提供某些商品或服务比通过私人提供将会更有优势，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某些商品或服务的确需要政府来提供。

总之，某些商品或服务之所以应该由私人来提供，主要依赖于革新动机和降低成本的重要性。在某些场合，可能无论革新还是成本都不重要，或者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政府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或者政府希望在改变自己的策略时不会带来太大的损失（可能由于税收收入增加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在这种条件下，为了节省费用，就有必要采取国有的形式。在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战争时期，虽然可能造成制约革新动机的后果，但为了收益能为政府所获得，政府往往会采取国有或者严格监管的形式（当然，在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可能是一种个别的更强大的动力）。通过国有化，就可以允许政府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快、由谁生产等方面改变时，不需要赔付什么合同费用。而如果采取另一种形式，即实行私有化而采取竟低价投标的形式来为政府生产，在资本市场不完善或政府不可信的条件下，在政府改变主意时期望得到一笔赔付收益也就显得没有什么效果了。这个简单的论据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时期一些政府采取国有化，或者说为什么这些政府即使在和平年代对军队、对外服务等领域都实行国有化，道理很简单：这样他们可以节约费用。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支持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的文献和观点，就是战争的缘故。但是，在和平年代，政府为了在自己经常改变主意时避免赔付罚金的理由，以及考虑到政府的不可预见性而忽略革新动机的理由，特别是在爱国主义这种强大动力变弱后，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对于慈善政府，即对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来说，国有化的范围都如此之小，可见，对于那些存在腐败、政府官员以自己的连任等为目标的非慈善政府来说，国有化的合理范围也就更小了。（Shleifer and Vishny $ 1994 $ 1998;Bennedsen $ 1998）。

3对学校实行私有化的案例

在美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小学和中学学校是国家公有的（Poterba $ 1996

发布于2007年6月13日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