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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支持布雷迪计划，他将其观点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

（1）财政方面，尽量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

（2）调整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消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

（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质就是扩大税基而减收企业税；

（4）利率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

（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

（6）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

（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

（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9）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

（10）确保资产所有权。

二、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20世纪80年代，原中央计划经济30多个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对经济转轨问题的思考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改革策略的选择方面，坚信市场化转变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必须打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加强立法，同时引进所有主要改革迅速开始市场经济的运作；

(2)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尽快把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使私有产权得到确立，相信市场可以保证有效率的产权转移；

(3)市场将自发产生作用，必须关闭所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全面放开各个市场的进出，让市场自发决定价格（物价、利率、汇率等），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4)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只是负责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5)硬化预算约束，缩小政府规模，实行预算平衡并推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6）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

从改革举措来看，转轨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措施，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抑制实际收入，使得起初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急速的衰退期。转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私有化是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的，但事情并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持续的负增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由于国内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期望能在短期内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完成私有化的动机促成了放松金融管制，在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没有发育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导致大大低估国有资产，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和与其勾结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手中。在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伴随着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发生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

三、发展与制度变迁——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基于转轨十几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North，1997)；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发展战略是次要的，至于如何过渡到这些目标，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只要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是完成了转轨。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平等发展和民主等，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政府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Stiglitz $ 199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和法治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保证经济权利和义务。

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读了交来的几篇论文，感觉不错。但有几个普遍性的问题，请大家注意：

       1.论文中请务必慎用“我”、“我们”等第一人称，因为仅仅在确实是你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做法时才可以用。

        注意区别同学们自己作为论文作者和你们介绍别的论文时那些论文的作者。学术上的大忌是混淆两者。

       2. 在论文中可以而且在大部分场合应当多用比如“张三认为”、“张三指出”、“张三使用了”等引出张三的某个特定的论述或资料或方程或观点。

3. 请务必参照我的“课程论文写作要求”（见附件，也请见我的网页相应位置），尤其是文献的引用和排列。

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这里正好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否确实受过正规训练。

在我读到的交给我的论文里，还没有一篇在比如参考文献排列上达到标准化。

       4. 引用数据时尤其要注意有出处，否则失去数据的可靠性。

       5. 与所给定的参考文献直接有关的课程论文，请在论文主体部分密切参照原文献。导论部分直接提出问题。主体部分是给定文献解决问题的起点、方式和结论。

        不管同学们是否同意给定参考文献的观点，都必须把给定文献的观点介绍清楚。

         同学们自己的看法或者别的文献的看法仅仅写在第三部分结论中。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脚注形式写在主体部分，但必须使读者能够清楚地识别出脚注表达的意见是谁的意见。

        期末考试所考查的知识仅仅是主体部分的内容。

       6. 希望大家都有为别的同学负责的心情，想到如何让别的同学容易理解，容易把握，这样，自己的论文自然就容易写好。

 

这封信也将发到我的网页上。

 

此致

 敬礼！

 

 

胡景北

2002年12月18日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11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转型国家私有化的再思考

 

 

 

丁晓钦（027003）

 

 

 

 

 

目   录

 

1. 导论 ……………………………………………………………………………………………1

 

2． 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成效…………………………………………………………………………

2.1 变迁中的范式…………………………………………………………………………………2

2.2 私有化成效的理论……………………………………………………………………………2

2.3 数据及实证方法………………………………………………………………………………4

2.4 “所有权变更”能提高经济绩效吗？………………………………………………………5

2.5 深度私有化的配套改革………………………………………………………………………6

2.6 政策推论………………………………………………………………………………………9

 

3. 参考文献 ………………………………………………………………………………………9

 

表1 根据经济绩效的初始状况对转型国家进行分类 …………………………………………4

表2 COT (OBCA)的增加使GDP中经济绩效提高或降低的OBCA (COT)值………………………8

表3 置信度为95％时OBCA水平可以保证COT的增加能提高经济绩效的年度………………8

 

 

 

 

 

1. 导论

 

在过去的十年里，东欧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在宏观经济层面有得有失，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得失？原“华盛顿共识”认为私有化即所有权的变更，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简单化、绝对化。

Zinnes，Eilat 和Sachs 在2001年递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工作文本The Gains from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s “Change of Ownership” Enough? 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绩效的提高来自于“深度私有化”，即在主要的制度以及与“代理”有关问题的改革超过一定水平时而进行的私有化。而且，他们还发现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同一政策在不同国家产生的经济绩效也不尽相同。因此，他们试图解释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过去十年中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在宏观经济层面的得与失，并为经济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政策的制定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范式。[1]

他们首先对范式的各种争论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私有化问题在其中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原“华盛顿共识”将所有权的变更等同于私有化，将所有权变更视为政策的需要。然而，通过对私有化文献的研究，他们发现了其它一些重要的因素，它们包括代理问题的解决机制、预算约束的硬化、市场竞争、公司目标的非政策化，以及支持这些因素的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他们通过对24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来考查：是否仅仅通过所有权的变更就可以提高经济绩效？抑或还有上述其它因素的作用？

    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经济绩效的初始状况，二是转型的周期。他们沿用了他们在2000年合作的Pattern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1990–1998 一文中使用的指标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来解决所有权变更的程度、代理问题、其它改革的进程及衡量经济绩效的可选方法等一系列问题。[2]

接着，他们用经济计量方法对文章的中心论题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表明仅有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不足以提高经济绩效，这一结论用包括GDP的复苏、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在内的方法来衡量都是成立了。接着，他们又采用了OBCA指标来解释谨慎管制、公司治理、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管理层目标等方面改革的问题。他们发现，当该指标本身促成了经济绩效的提高时，私有化真正得益于所有权变更和OBCA二者改革的结合。正如Pistor（1999）所强调的，只有当保护所有权的法律规章制度已经建立并付诸实施，所有者才能行使所有权赋予的特权来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增加公司的盈利。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才有可能提高。[3]

对此结论他们作了以下的量化处理：OBCA的水平越高，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也越大。具体来说，当所有权变更对经济绩效有积极作用时，OBCA的水平越高，这种积极作用也就越大；当所有权变更对经济绩效有负面影响时，OBCA的水平越高，这种负面影响也就越小。由此可以推论，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如要对经济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的话，OBCA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如果OBCA的配套改革不力，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则会对经济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权变更的私有化带来经济全面恶化的原因，即如果没有一套制度来保证所有者行使其权利，那么所有权变更带来的仅仅是以私人部门代替政府对管理层进行控制，而控制的力度和效果并没有加强。他们通过研究，指出了OBCA没有达到这一门槛水平的国家以及年份。这一结论还告诉我们，同一政策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私有化的政策也必须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配套改革的水平而定。

 

 

2. 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成效

 

2.1 变迁中的范式

 

在历史上的经济萧条时期，政策制订者很少是根据一套原则在某一领域采取一些重要的、通常是激进的行动。情况往往是当这些混乱的、毫无规律可循的事情发生后很久，这些原则的确切性质和根本假设才日渐明朗，二十世纪的许多事件如列宁的“新经济计划”、“罗斯福新政”及马歇尔的欧洲计划都是如此。

可以说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十年，转型国家也是以这样一套原则为基础的，我们称之为“范式”，这个范式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描述和分析很多，其核心原则可概括如下：迅速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迅速自由化、持续的财政政策、对外贸和外资的经济开放。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该范式中的一系列潜在的假设：首先，转型的关键是将经济部门的企业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中，而且越快越好，私人一旦拥有企业，虽然会有利己主义的行为，但同时会产生自我增强的有效的力量来要求建立私有产权所需要的一切制度，从而将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固定下来；此外，新的股东阶层会使公司治理的结构有利于他们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监督。

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结构调整以及后来的系统转型(Åslund $ 1994[4]; Kornai $ 1994[5]; Sachs $ 1996[6])一直困扰着人们，而这些原则使人们对此问题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越演越烈。十年过去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资料也越来越多，而Clifford Zinnes，Yair Eilat 和Jeffrey Sachs 在他们文章中提出：私有化是否能提高经济绩效？私有化提高经济绩效的先决条件又是什么？而贯串这些问题的主线是：需要建立哪些相关的制度才能使私有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Pistor $ 2001) [7]。这些制度主要是有关股东权利保护、银行业务健全、债权人保护、破产委员会、资本市场监管以及商业法规执行的种种制度。他们着重研究哪些能使私有化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的相关制度的作用，并认为政策制订者应实行“深度私有化”，即在所有权变更的同时加强相关制度的建立。

 

2.2 私有化成效的理论

 

发布于2007年6月13日

上海财经大学2004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理经济学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