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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马克思的最好礼物，当然是发展马克思。拙文《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我发展马克思的一个尝试。十六年前的2002年，我在开通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时，把拙文发到网上公开征求批评，并设立了奖金。拙文以及我的”关于建立对本人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的声明”和”‘胡景北《略论服务业资本》论文学术批评奖’实施细则”请见下述链接：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424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92
http://www.hujingbei.net/archives/29

时光荏苒，十六年很快过去了。在这期间，几位网友曾经从不同角度对拙作提出批评。这些批评都发布在hujingbei.net的”学术探索-胡景北学术批评奖”栏目。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抱歉的是，她（他）们的批评没有能够指出该文的逻辑错误，因此没有能够获奖。

同时，考虑到十六年来应者寥寥，我决定在2018年年底终止这一奖项。当然，我欢迎批评的态度一如既往。

如今，国内谈马克思、谈发展马克思的人又一次多了起来。因此，我想在这里说一下我自己发展马克思的体会。当年我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关于服务行业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范畴的讨论热火朝天。不过，所谓讨论只是语录战而已：各方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语录并强调自己找到的语录才是马克思的真意。马克思著作包括草稿几十卷，对那些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来说，想从中找出支持自己的几句话并不难。我不同。我想象的是如果我是在世的马克思，我将怎样把服务行业纳入到我的《资本论》体系内。拙作就是由这一想象生发出的思考结果。我把它上网征求批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可批评性，至少在一点上，即它是否确实与《资本论》体系一致，是值得考究和批评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极少甚至唯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信条的地方，中国每位中学生大学生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以”发展马克思”为主要工作的研究所、杂志、学者、博士生的数量应当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国又特别重视”发展马克思”，因此，我在发展马克思上的这个尝试，应当会得到批评和讨论。遗憾的是，与中国那么多以马克思为业的人数相比，参与拙作讨论的人不到十位数。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首先是我的影响力不够；其次应当是绝大多数以马克思为业的学者只是把此业视为饭碗而已；再次便是对”发展马克思”的理解。我这里仅仅谈谈第三个原因。

在我看来，所谓发展马克思，在严格意义上，既不是指学习、传播和应用他的理论，也不是指比如研究《资本论》提到的那位中国人是谁、1842年和1867年的马克思在思想上有什么差别，更不是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马克思，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发展他的理论本身，把他未看到未解释的重要现象纳入到他的体系内；或者，如果纳入不了的话，则在符合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前提下建立起能够包容他的体系的新体系。服务行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没有看到这一现象。根据我对马克思体系的掌握，我把服务业抽象为社会化地再生产劳动力的经济部门并提出服务业资本概念。马克思已经分析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别活动在生产和流通领域，服务业资本则活动在社会化的消费领域，因此，服务业资本分析应当放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析之后、马克思的生息或货币资本分析之前。所以，我在拙文最前面加了一段话：”本文假定，读者已经看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前四篇”。《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篇分析产业资本、第四篇分析商业资本，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便是作为第五篇写作的。写作的标准当然是与马克思体系的一致性。我相信我的尝试是成功的：我达到了自己提出的标准。同时，我相信，如果有人在马克思体系内讲解劳动力再生产，他将不得不引用我的这篇文章。

众所周知，即使算上马克思的草稿和恩格斯的工作，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体系本身便没有像马克思计划的那样完成，遑论还有像服务业资本这样的没有被马克思列入写作计划的现象需要研究。因此，发展马克思，最重要的是完成他的体系。例如，学者们喜欢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要以国家或政党为其前提。不过，他们应当不知道，”国家”是被马克思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的，是他准备接续《资本论》第三卷而写作的。但他没有来及写作，因此没有在《资本论》体系内建立他的国家理论。后人呢？列宁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谈的是国家和革命的关系。可在马克思的计划里，国家分析之后还有世界市场分析，然后才是危机分析。他并没有把革命列入《资本论》写作计划内。因此，列宁谈的国家和马克思计划的国家分析大相径庭；包括列宁本人在内，没有人认为列宁的国家理论可以纳入《资本论》体系。那么，在缺乏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之前，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跳到以国家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即使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是可能的，在马克思体系和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之间也有很长很多逻辑链条；这里提到的”国家”仅仅是链条之一。不一个一个地建立起这些链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建立的。至于学者们喜欢提及的”中国特色”，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在一般理论建立之前，任何国家的”特色”理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浅显的科学道理，应当不需要再次普及的。

所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作为在”发展马克思”上做出成就的人，我对那些希冀发展马克思的人的劝告是：要想发展马克思，先得把自己想象成马克思再世，像马克思那样，不跟风、不计酬、不急功近利、不祈求成功。否则的话，于公于私，还是及早退出为妥。

最后，我依然希望，在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术批评奖”今年底终止之前，有人能够得奖。

“夜话”2018年第2期，2018年1月20日

 

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9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角度

以中国劳动力转移平衡表为出发点，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例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向城镇或在乡村内部转移。本书把重点放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我们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本书第一章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化转型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作用。与这一作用相比，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或在乡村内部转移的现象仅仅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毫无疑问，劳动力乡城转移是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就从乡村农业转入城镇非农业的转移者个体来说，乡城转移比起农业非农业转移也许更为惊心动魄，因此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更为重要。只是从大历史角度观察，乡城转移更像农业非农业转移的一种衍生现象。我们回顾农业化转型。^[1]  农业化转型的核心是种植业的出现和扩展。正是种植业和人类对种植业产品的依赖促使人类定居。人类集中定居规模逐渐扩大，并在农业化后期出现了大规模定居的城市。定居和城市对人类的社会化和人类文明的进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比起农业化本身，定居和城镇化毕竟根源于农业化并因应农业化而出现的。在非农化转型中，由于非农业的地域集中程度比农业高得多，因此，非农化的一个表现或伴随现象是劳动力向城镇的集中或人口和劳动力的城镇化。当然，这一点绝不能用来否定或者轻视劳动力乡城转移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资料的局限性。正如本章前面表明的那样，中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部门都在社会职业统计中单独列出农业。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单独公布农业就业统计。部分国家例如美国在劳动力统计中明确区分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其他国家即使不把“非农业”用于统计概念，但由于它们把农业单独列出，因此也在事实上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两大职业。所以，农业和非农业的职业分类既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亦有统计数据可为佐证、可资分析。与此相反，虽然城镇和乡村人口分类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并且也有统计数据可用，但城镇和乡村劳动力的分类在几乎仅仅是中国特色，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城乡劳动力分开的统计资料。因此，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在大部分国家和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重点。

不过，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选择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还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属于地域转换，后者属于职业转换。劳动力从乡村的农业转移到城镇的非农业部门，则属于地域和职业的双重转换。虽然在某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地域和职业转换可以视为同一类型经济活动，例如都可以视为个体劳动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收入或幸福的一种选择。然而，在较低的抽象水平上，现有经济学的分析手段和乡城劳动力迁移现象之间缺乏若干重要的匹配关系，但和农业非农业转移现象则存在明显的匹配关系。例如，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概念之一是价格，包括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可以说，没有价格就没有经济学。在非农化大转型中，非农业比农业、城镇比乡村更高的工资水平是促使绝大部分劳动力单方向地从农业向非农业、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因素。不过，仅仅工资一个价格是太少了，我们用它仅仅能够研究劳动市场。可是，成千上万劳动力转移所牵涉的范围远远不是某一类市场能够单独涵盖的，它必须以整个经济为对象来研究。

例如，即便在纯理论研究中，工资所能购得的商品数量亦受所购买商品价格的影响。商品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工资购买力，亦直接影响乡城工资、农业和非农业工资之间的比较并从而影响个体劳动者的转移决策。因此，除了工资，我们必须考虑商品价格。但恰恰在这里，乡城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遇到一个重大困难，就是难以找到两类可抽象地命名为“城镇商品”与“乡村商品” 的经济物品，从而难以定义某种“商品价格” 。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转移的经济学研究没有这样的基本性困难。此时，我们可以把所有商品抽象为农业产品和非农业产品两大类。它们各有其价格。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统计部门或是提供这两类商品的价格数据，或者提供其他一些统计资料，经由它们，我们常常能够整理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或它们的衍生品的价格数据。有了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经济学便能够在分析的层次上深入研究劳动力转移。因此，我们在本书中仅仅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考虑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在城镇或者乡村非农部门获得就业的问题。

注释：

[1]  Klosterman在他的畅销书中提出“把当今作为过去来思考（Think about the present as it were the past）”。本书作者在写作中便往往想到10,000年后的人类如何来看我们所处的今天。参见Klosterman，2016，副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