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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10期                                2006年5月29日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象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peasant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peasant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peasant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但peasant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peasant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peasant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peasant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peasant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peasant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英文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景北

2006年5月28日于上海

四十年前即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这一年起，全中国的中学、大学不再招生。原定1966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全国几百万名六年级小学生，必须等到1969年才能升学。

我很幸运，1965年进了中学，因此，虽然我“没有赶上巴黎公社、没有赶上十月革命、没有赶上打蒋匪”，可是赶上了中学，“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打倒刘少奇”。千百万大学生、中学生和全中国人民一直革命到1968年。那一年，革命终于无以为续，而农村成了城市大、中学生唯一可能的归宿。

在我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就是1966到1968的三年，那暴风雨般的三年，那不上课、不工作、所有学生都成了职业革命家的三年。现在所说的文革十年，加上了1969到1976的七年。其实，那七年无论对红卫兵、对走资派、对中国历史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只是强弩之末，只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勇气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而有名无实地延续着而已。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1966年10月18日，我卷在一百多万红卫兵的汹涌人潮中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巨大场面。同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在沙皇检阅军队时的感觉：沙皇“只要说出一句话，这支庞大的军队（他自己虽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砂，但是他和这支军队息息相关）就要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所以一知道这个人就要说出这句话，他不能不颤栗，不能不为之心悸。”是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也不能不让亲历者颤栗和心悸。托尔斯泰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被划为禁书。如果说，1966年时13岁的我还不明白巨大的群众运动既可能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也可能犯下凶残和暴烈的罪行，那些读过托尔斯泰的大学生们、成年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的中学班主任是俄语老师，他肯定读过托尔斯泰，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他这样说，他立即会被我们学生当成“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可是，在形势走到极端之前，为什么他不对我们说说托尔斯泰呢？现在，我自己是成年人，读过托尔斯泰，又处在言论虽然受到限制、但毕竟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宽松得多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虽然不可预知、却可能重演历史的未来，面对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包括无法理解我自己当年日记的青年人、少年人质询的眼光，我愿意说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既是毛泽东维持个人专制采取的一个残酷手段，也是中国人建立理想社会进行的一次野蛮尝试。一方面，它把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推到极端从而彻底暴露了它的不可行性，另一方面，它把中国历史荡秋千似的轮回在二十世纪推到极端，因此给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添加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风险。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全民性的红色恐怖和人民的部分政治自由。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它和中国历史轮回的关系也围绕这两个特征展开。

1. 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裁专制的一页。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一切行动以毛泽东的话为准，而且一切思想也以毛泽东思想为准，任何有违于毛泽东的话和思想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都立即受到暴力惩罚。类似状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但从来没有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烈程度。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它发生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中国人都被组织在工厂、学校、生产队等单位里，连老人和幼儿也被居委会或者生产队管理着。通过无所不包的组织，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通过每一个人对其它每一个人的监视，任何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行都会被发现，被公开处罚。而红卫兵作为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的青年群体，首当其冲地承担了发现和处罚这类言行的责任；第二，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专制不但在思想上认同，而且上升到情感上的一致。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每天早晨听到的“东方红”乐曲，作为文化大革命一大特色的“毛主席语录歌”，到处展开的用个人经历讲述的“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用个人心理变化描述的“斗私批修”（斗私心杂念、批修正主义），政治对纯个人领域如上学、劳动、衣着、娱乐、甚至恋爱（无产阶级的爱情）的全面统治，在强烈抑制人的普通情感的同时，又把人对爱、对心灵抚慰的需要，转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情感。而正是第二点，让每一个人对其他每一个人的监视成了人民大众的自觉行为。也正是第二点，不但使得许多与毛泽东从未有过个人交往的人在毛泽东去世时痛哭流涕，而且使得在1968年以后吃尽苦头的当年红卫兵，就像大多数人难以忘记初恋那样，难以放弃自己对毛泽东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程度可以用一个词表示：“红色恐怖”。它是红卫兵引以为骄傲的一个词汇，是保证革命理想实现的革命方式。它和红卫兵所说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相对立。然而，那时的白色恐怖仍然容许鲁迅的生存、容许大学教授在书刊上公开宣称自己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红色恐怖则认定非马克思主义言行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这样的言行不但不准公开，即使私下里对配偶、孩子、朋友说过，后者也必须把它们揭发出来，因为这样的言行必须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惩罚首先是暴力的，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和行政处理层次上。所以，红色恐怖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新高度。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不允许出现在报刊和课堂上。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外，任何人的作品都被翻出来检查一遍，任何人的言行都被拿出来清理一通，以便发现他们反对毛泽东的可疑之处。而一经发现，被指责的人就不但在尊严上，并且在肉体上受到伤害。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人的去世，绝不仅仅因为尊严扫地，而且也因为甚至首先是因为难以承受的肉体惩罚。我所在的南京市第九中学，好几位教师在文革中自杀，其直接原因都不是因为受到的大字报批判，而是因为受到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特别是恐怖性质，不但今天，就是一千年后也无须证明。翻开1966年到1968年期间的任何一份中国大陆报纸，读者的第一个感受将是恐怖，是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绝对权威，是红卫兵和普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是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任意认定和惩罚，是没有人性、没有理性的恐怖。

2. 专制下的局部政治自由

在认清文化大革命恐怖性质的同时，我要指出它的自由一面。按照官方的正式用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动乱转个身是乱动，而乱动必然意味着自由。没有行动自由，谁能乱动？没有思想自由，谁想乱动？有了自由，才能够乱动；而几亿中国人的乱动，才形成动乱。然而，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又需要和上一节讲的专制与恐怖协调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便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专制往往被视为抽象的国家专制或者皇权专制。这一点虽然正确，但它必须用具体的社会专制来补充。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每一级政权对下都是专制的。一个中国人不但生活在抽象的国家专制中。他也生活在具体的单位专制、社区专制中。一个普通中国人日常体验到的专制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自己所在企业、村庄、机关、学校、社区领导的专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中国人不会把日常体验的专制和国家专制直接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喜欢包青天，古典小说喜欢描写“挡轿喊冤”，就是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亲身体验的社会专制和京城皇帝的国家专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1949年以后出现的社会专制中，单位专制特别突出。单位是中国社会在1949年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中国所有劳动者都被组织在这个或那个单位里。只有加入某个单位，中国人才能够参加社会劳动，和取得生活资料。问题是这样的单位不仅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性的，是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体系。每个单位都有执政党组织并且掌握该单位最终领导权，无论这个单位是工厂、生产队、学校、幼儿园、研究所、福利院、街道。正是通过这样的单位制度和单位专制，中国的专制控制到了每一个人。这个专制制度的运转机制是政府对各个单位的考核指标为各单位的专制程度：没有自由思想者或者自由思想者被单位遏制住（以至于政府与外界以为那里没有自由思想者）。专制程度越高的单位，越是被评价为“好”单位，单位领导人的升迁可能或物质利益越大。但是，各单位在实施内部专制的时候，单位领导人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1） 把专制实施到比政府希望的程度更高。比如许多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经济、文化、环境的改进建议等，也许是政府所希望甚至非常希望听到的，但由于它们必须首先在单位内部提出，因此反而因为其新意或与单位领导不一致的“自由”而受到压制；2）单位领导人利用自己在本单位不受监督的权力而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这两种倾向是单位专制的必然结果。对生活在任何一个单位内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得承受这两种倾向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具体的社会专制尤其单位专制虽然是中国国家专制的基础，但各级专制政权和专制单位对下滥用权力的趋向严重到一定地步，却又危及人民对国家专制者的信任和国家专制本身，因此，皇帝总是采用各种手段抑制地方和单位专制的滥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手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所在的中学，最早被当成批斗对象的是当时的校长。这也许是市教育局的决定，是自上而下的。可后来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教导主任纷纷成为批斗对象，虽然可以说是毛泽东“伟大的战略部署”，但至少这一部署的实现方式，在我的中学里，是学生和教师自由地、没有恐惧地对学校官员“修正主义”言行的揭露和斗争。其实，市教育局作为地方政权的一部分那时已经瘫痪，局长和其它领导官员都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不可能再对中学文化大革命做出指示。另一方面，即使它还能够指示，学生也会用怀疑、批判的态度对待它甚至反对它，因为它毕竟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本人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单位、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都是如此。毛泽东可以指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走资派，但他不知道上海市教育局或者黄浦区谁是走资派。这就给红卫兵与民众很大的自由余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检查那些局长们、区长们的言行，发现他们有“修正主义迹象”就可以把他们拉下马。因此，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时，我们不应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民众获得的局部政治自由。

乔治·W·布什曾经说过，人类几千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是把自己的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只能够从笼子里行使权力。当然，这个笼子要关的，不仅仅是作为总统的布什，而且包括了各级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学校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居委会、工厂、学校、区县机关到省、市政府和国务院，中国的统治者都被关进了笼子。唯一幸免的只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还不够吗？这样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标准用词）难道不是一种自由？中国历朝历代都反贪官污吏，但哪一次把大多数官员交由民众自由地揭发、批斗的呢？文化大革命是仅有的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格的服装、多吃多占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甚至夫妻在大街上搀手也属于资本主义行为。修正主义只是比资本主义弱的一个用词。但是，在反对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却是批斗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党政官员。文化大革命之前，官员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专横跋扈、争抢荣誉、造假欺骗等这些如今常见的现象还很少有。一个官员只要多强调物质利益（即使不是他本人的物质利益）、只要对工作有过怨言，只要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不力，他就会成为走资派，更不用说现在常见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行为了。然而，即使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员没有现在这般“可恶”，如何监督他们仍然是中国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特权的滥用、社会的腐败、道德的堕落，首先表现在皇帝以下的各级政权官员的身上，而不表现在皇帝本人身上。因此，皇帝也需要监督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一场整肃皇帝以下官员不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它和以往各个专制朝代同类运动的一个区别在于用词不同：文化大革命用词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的用词是反贪官。

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1949年后试过许多种方法，但是都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才是他找到的好方式。他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位中学朋友认为：“如果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官就会成为畏途”。确实，假如今天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村长乡长、校长主任知道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敢不小心翼翼呢？七、八年这个周期，和法国总统五年选举一次的间隔相差不大，和美国、德国官员若连任两届共八年的时间几乎相同。每隔七、八年把官员关进笼子一次，让民众自由地没有恐惧地批斗他们，和西方国家每隔四、五年重新选举一次官员，多少有相同之处。就此而言，和西方人发明的自下而上的自由选举类似，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发明的自下而上自由批斗官员的方法。

3.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1976年以后，中国正式放弃文化大革命，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权利。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维护最高国家专制，手段是践踏人格尊严的暴力和无限上纲的恐怖，因此，作为民众获得部分政治自由以约束官员的方式，它是野蛮的和丑恶的，是一种暴民政治，所以，它应该放弃。但是，中国没有发明新的约束官员方式，而重新采用以往整肃官员的自上而下方式，因此，在国家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单位专制、社会专制迅速恢复，并且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加严重。民众又一次失去所有政治自由。今天的中国，甚至连历史上常见的“挡轿喊冤”都被规定为非法了。然而，只要民众一天不能够有效地约束官员，只要他们还生活在单位专制中，文化大革命就会是他们的一种记忆甚至憧憬，并且是官员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因此，要让人民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憧憬，官员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国必须找到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新方式。

自上而下整肃官员的方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针对个别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可滥用权力的行为一旦蔓延，这种方式就无效了。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自下而上“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大臣）的事情，那是地方诸侯逼迫皇帝整肃某些官员，因此不但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和人民大众起来整肃官员也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一起来，就是造反，就是王朝颠覆或几近颠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全新的方式，皇帝和大众联手整肃官员。人民起来了，但王朝仍然稳固。因此，它让无意推翻王朝的人民看到了一吐心中冤屈、挣脱社会专制的希望。今天，当文化大革命的大量亲历者还在人世，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鲜活地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时候，这种希望还无法生长。可随着时间的推延，人民对痛苦的记忆将越来越淡，对那时毫无恐惧地整肃官员的快感的记忆会越来越强，对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和憧憬就可能生长起来。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未来社会变迁埋下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轮回在我眼前展现的一次极端状态。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清王朝颠覆后，经过几十年战乱已经疲倦的中国社会，将循着中国历史的传统轨迹，走入新的大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这次大治也许能够延续几百年。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轨迹，它在战乱之后，又用没有硝烟、可照样是人杀戮人、人仇恨人的动乱，把中国历史的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动乱过去，虽然王朝稳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的官员却对皇帝失去了信任；而他们比文化大革命前更严重的单位专制和权力滥用，又造成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所以，中国还没有跨上长期大治的新一轮历史轮回。

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认识到，外来因素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条件。没有现代文明从西方国家的传入，清王朝不会在一百年前颠覆，我们今天还生活在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下。没有现代文明的传播，中国人不会有平等观念，官员滥用权力虽然会受到皇帝或暴民的约束，但皇帝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却不会遭到质疑。西方人最早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只用仅仅一百来年的短时间，就在中国传播的如此彻底，完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专制制度的皇权观念：皇帝本人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不再被官员和民众视为天经地义的了。对比一下佛教在中国经过五百年方才立足的艰难过程，我们便很难否认，“民有、民治、民享”的观念特别切合中国人的心理。这就像中国古人发明的造纸和印刷技术，特别切合西方人亲眼阅读《圣经》的心理需要那样。皇权观念的打破，既意味着皇帝的天然合法性消失，也意味着官员不再在宗教意义上效忠皇帝：官员对皇帝的不信任具有了正当性。因此，官员成为民众之外威胁皇帝和民众的第三方力量。这是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一个巨大差别。这个差别既导致了皇帝和民众对官员残酷斗争的文革，也导致了文革后来迅速瓦解。皇权观念被打破，天下不再为一人所私的看法普及之后，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便只可能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上。中国历史尽管还在轮回，但轮回的性质必须改变：它将不能够再在专制和暴民政治的“治乱”之间轮回，而必须转变成以人与人平等为前提的不同社会思潮互占上风的新型轮回。后一种轮回在转换时不需要通过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方式。所以，中国要跨入的长期大治，不可能是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新朝代，而只可能是既没有皇帝专制也没有单位专制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最终消弭文革或暴民政治的合理性。而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今天，中国如何和平地跨入这样的大治，是对每一位中国执政者和普通中国人胸怀与智慧的考验。

我祈福中国、祈福我的每一位同胞！

“夜话”2006年第18期，写作于2006年10月18日，定稿于2006年10月29日。2007年发布在 “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工作文稿”2007年第2期时，曾对“单位专制”概念作了少许补充说明，其余未作改动。

（本文曾多次试图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包括用其它字词代替“文化大革命”、“专制”等可能的敏感词，但皆被禁止。）

“夜话”2006年第14期                                    2006年7月26日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1971年农村日记（1）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赤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60厘米高、60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从15岁到24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些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溶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是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却又不能够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在上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附录：我的日记（1971.01.27－1971.05.15）或点击下载

【这段时期日记的全文请见文件：胡景北日记 I（1971.01.27－1971.05.15）】

注：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年1月27日到1971年5月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年7月28日

 

 

1971年1月27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月28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八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月29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夜话”2006年第5期                         2006年3月13日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2006年3月8日

                                                                                         修改于2006年3月13日

“夜话”2007年第10期                               2007年5月26日

 

 

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1978年，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200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十七与百分之四十五，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各下降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再过三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大多数人、大多数劳动力不再是农民。想到这一点，任何一位了解历史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彻底转变中国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的时代，一个我们甚至不敢想像其后果的时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思索，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几乎所有展望，都把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这一前提即将失效，农民在中国即将成为少数人！

即使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农民转移问题也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巨额出口顺差、内需不振、收入分配、房地产等问题，离开农民转移都无法理解。没有上亿农民向工商业的转移，我们不可能生产出全世界到处可见的中国产品，不可能拥有万亿外汇储备，更不必讨论内需问题。没有上亿农民的进城，中国不会出现城市贫困，中国收入分配不会形成如今的格局。即使看起来面向高收入者的房地产问题，没有农民进城和他们对住房的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会红火到如此地步。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增加资本与劳动力和通过提高技术来实现。但中国有几亿农民要转变为工人，这却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而只要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显著，农民到工人这一转变本身，就会提高产值，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不理解农民转移，我们便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举个浅显的算术例子：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收入为5千元，一个工人的生产率则是5万元。工人生产率是农民的十倍。因此，即使中国不增加一个劳动力、一元资本，也不提高技术，但只要中国让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中国国内总产值就会增加4万5千元。如果中国让1万个农民转移到工业，国内总产值将增加4亿5千万元；一亿个农民转移则增加总产值4万亿5千亿元。而中国2005年国内总产值也才达到18万亿元。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制度、增加资本、提高技术，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择业、工业能够自由地择工，保证农业有能力释放几亿人口，保证工业有能力接收几亿人口。

农民转移不仅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中国收入分配和中国人口的福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8年以前的中国计划经济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它和农民没有关系，农民的福利没有提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复兴与中兴时期，农民生活都有好转，但没有农民到工人的转移，农民就只能处于长期贫困之中，经济增长的福利只能归于少数人。我们可以说，没有农民转移，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得不置身于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不会扩散到他们身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有了农民转移，农民便直接参与了经济增长，直接获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中国才有了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大部分农民通过转移，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自己转变为城市人，并且创造了条件，使小部分仍然留在农业的农民能够转变为农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这样，中国也才能够最终告别经济增长仅仅有惠于少数人的历史。

在中国，虽然我们1982年就有了第一篇把农民转移当成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1994年有了第一个以中国农民转移特点为背景的理论模型，但与二十多年来农民转移的规模相比，经济学对农民转移的研究是太苍白了。当然，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政府还动员几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务农；仅仅三十年前，我们的报纸还宣传人力支农；仅仅二十年前，《经济研究》上的学术文章还用“盲流”称呼农民工；仅仅十年前，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才意识到农民转移对经济增长尤其地方富裕的作用，而直到现在，比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选题中，也还没有农民转移的题目。去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甚至还带上了让农民留在农村的希望。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才刚刚成型。不过，即使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去，我们也应当抓住现在，抓住这个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社会当今最重要的农民转移现象，做出自己的研究工作。

“夜话”2006年第17期                                               2006年9月29日

 

感谢提醒和批评

 

　　几天前，署名为“一位关注您名誉的普通学者”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我，在我从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位离任之前，曾向教师发放科研启动费。自愿领取该启动费的每位教师个别和学院签订科研启动费合同， 其大意是在未来两年内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作者单位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包括译著并达到一定质量；若完不成合同，所领取的科研启动费需要退回。现在两年已经过去，那位朋友听说我本人也没有完成合同，因此关心地问我“如何让那份协议生效?”

 

　　收到这封信，我很感动。作为和那位朋友一样的普通学者，除了亲友外，还有人关心着我，对我寄托着希望，希望我保持名誉，这是我的福气。在今年第一期“夜话”上，我翻译了小洛克菲勒的“我相信”。他相信的一点便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我也相信这一点，而且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不过，自我要求虽然重要，但它是绝对不够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回避甚至忘却某些不乐于正视的事情。因此，在一个人的自我要求周围，必须有许多人的希望、提醒、批评、警告和反对，这个人才必须面对自己的软弱，勇敢地正视自己并且坚定地实行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没有后面这样的社会机制，一个人的天性即使非常高贵、正直，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某段时间内获得了很好名声，他要在所有重要事情上、在一生获得好名声，依然是不可能的。就关注我名誉的那位朋友提醒我的科研启动费合同一事，我自己便没有完成。由于我离开了上海财大，我不再需要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实施这些合同，因此，我很容易“忘却”这件事情。但那位朋友的提醒，却让我不得不直面两年前亲笔签字的合同，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良心和世人的监督，而不再能够用“忘却”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人格错误和名誉损失。所以，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关心我的所有其他朋友、其他人。

 

　　也许有人会说，写这封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是个坏人，想把我逼到角落，逼我受损失（金钱损失，以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其它没有完成合同的教师对我的抱怨）。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世界上确实有坏人，网络又使得我们无法辨认发信人的身份和动机（当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用其它名字发言发信时，别人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可是，既然我们无法辨认别人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呢？难道我们希望别人在读到我们的网络发言前先把我们看成坏人吗？就关注我名誉的朋友的这封信来说，在数额有限的科研启动费和价值无限的个人名声之间，无论希望我重视前者还是后者的朋友，都值得我感谢，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在为我着想，都希望我生活得尊严一些、愉快一些、舒适一些。只是他们想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同时，把向自己提出意见、批评甚至激烈反对自己的人想象成好人而非坏人，这一念之差，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值得我为之工作、为之奉献，我的心就充满着温暖，生活就充满着阳光。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没有必要抱怨别人、抱怨世界。人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好的，又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坏的。然而，归根结底，在一个人的心中世界是怎样的，在这个人的眼中世界就是怎样的。把别人尤其批评者设想成好人，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自己也会无形地变得更好，一个人也才可能永久地获得他的最高价值――名声。

“夜话”2006年第13期                                    2006年7月11日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在2006年7月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提出的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得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法，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人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夜话”2006年第12期                               2006年6月29日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月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上，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讳”，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长”之头衔，为学而有“师”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夜话”2006年第20期                              2006年11月29日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