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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2年第4期                                  2002年2月12日

 

 春节的作用

 

 今天是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记得童年时候，没进腊月就盼望春节了，因为到了春节才有糖果含，有肉吃，有压岁钱领，有炮仗放。后来到了农村，和农民在一起，夏收夏种的五、六月份和秋收秋种的十月，收割、脱粒、整田、栽种，几乎全靠人工，真正残酷的体力劳动。可就在那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的农忙期间，农民还只是象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中午甚至晚上吃些干饭，可肉是舍不得吃的。但到了春节，没有什么农活，农民却无论怎样穷，还是要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我曾经惶惑不解，为什么不在农忙反在农闲吃肉？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过年其实是穷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而找到的一种方式，一个借口。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来说，平时再苦再累，买点肉吃也是一种奢侈，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到了过年，再穷再欠债，不买点肉吃，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觉得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节日。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但过年、而且平时也常常有肉吃了。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盼望过年了，因为糖果、压岁钱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为了偶然地享受一下“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节日来安慰自己了。这是我们的努力和运气共同产生的结果。那么，现在春节还有什么作用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给我们一种心理提示，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和父母、和孩子、和亲人共同生活一下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或坦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享受，它完全不亚于穷人通过节日得到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物质贫困的我们，常常太需要这样的心理享受了。第二，作为穷人创造的节日，春节同样提示我们，中国和世界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地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因为缺乏运气，他们继续停留在贫困状况中。例如，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太缺乏运气了。我们这些获得现代生活的人，只要想到“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生活的道义源泉，想到我们自己在贫困时（或者可能贫困时）多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那么，春节就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幸运和自己面对穷人的义务。现在， 世界上穷人还很多， 根据国际社会的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2美元) 和极端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 标准， 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中国更有两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官吏制度，以及我们每一个不穷的人可能有的对穷人的歧视态度和巩固自己相对优势的无意追求，都压抑了穷人的声音，加重了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每年一度的春节会触动我们善良的本性，提醒我们注意贫困的存在，使我们在心理上特别地感到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状态，特别地感到行善为仁的必要。也正因为春节的这一作用，当我在前往欧洲的飞机上想到春节的时候，25年前在农村的贫困景象历历在目，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幸运，更提醒自己尊重穷人，在工作、生活中想到穷人和他们承受的不公正，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夜话”2005年第1期                                          2005年1月31日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

       ――从伊拉克大选说起

 

　　昨天（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了1953年（我出生的年份）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但我可以肯定的两个事实是：一半以上的伊拉克选民投下了选票，选举过程没有特别重大的舞弊贿选现象。就此而言，伊拉克选举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伊拉克选举是外来力量促成的。没有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前伊拉克专制政权，没有多国部队对各种反对武装的强大镇压，这一次自由选举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竟然有那么多伊拉克民众勇敢地走到了投票站，投下了一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签注的选票，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刚刚在三年前举行的只有一个候选人、并得到了99.99%选票的伊拉克选举是多么地令人恶心，而两年前还以“伊拉克人民”名义所做的专制主义宣传又是多么地令人可笑。

　　是的，伊拉克民主是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但这么多选民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却向世界证明了他们需要民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他们自己争取不到或者很长时间内争取不到民主，不得不忍受本民族的专制。外来民主力量利用某个契机推翻了他们的民族专制，为他们创造了民主的前提，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制度，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这里，契机定义是重要的，打开历史大门是重要的，为此而付出的牺牲也是重要的。外来民主力量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作出恰当的决定。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民主力量向其他民族推行甚至强加民主制度的历史。俄国、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尽管层次不同）是接受外来民主观念的例子，德国、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纪中的民主化则是接受外来民主强制的例子。伊拉克事件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延续而已。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便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这段历史持自己的评价。可是，如果我们假设德国、日本、印度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世界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明白，把民主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吧。即使日本某个派别想发动战争，向选民解释战争理由和国内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也会大大降低这个派别实现战争想法的可能性。就发动战争来说，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道义理由，但一个专制国家只需要言论控制下的谎言。因此，如果日本现在是专制国家，中国面临的危险将严重得多。

　　德国许多学者承认德意志民族没有民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民主制度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正是外来力量用扳道岔的方式强制改变了德国的政治道路，德国才有了如今的公民平等、自由和富庶。今天，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德国人已经养成了平等、民主的基本习惯；他们感谢当年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同样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已经扎根。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伊拉克民族，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不是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就是民主传统过于薄弱，不足以依靠自身力量在比如一、两百年的时期内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族需要外来民主力量，需要在强加的民主下形成自身的民主传统。就此而言，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即使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入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大多数人已经具备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双周夜话”2003年第10期                                                             2003年5月22日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学校任命我为经济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教师对我的信任。

       同时，我明白，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我校其他院系对加强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才有我担任院长的可能性。在院长的任上，我愿意为各位老师服务，为学校和学校其他院系服务。

       三年前，在经济学院成立会议上，我讲了三个问题：

      A、教师进修

B、学术气氛

C、公开化

这三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我接任之后，将首先了解现有制度，适当的将保留，不适当的将修改，没有的将建立。我希望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学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今天，我想提出新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学院的转轨，是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

全面转轨到现代经济学上意味着

1．  设计新的教学体系

2．  各门课程都讲授国际上的主流思想和新的发展

3．  各门课程增加分析的成份，研究生课程增加研究的成份。

转轨牵涉到经济学院的所有专业，从思想史、经济史到关于中国、外国现实问题的所有课程，都需要转移到现代经济学上来。当然，经济学院还有一部分带有政治课性质的教学任务，但只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政治课，都应当改革，包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需要转轨。通过转轨提高教学水平。而教学水平提高了，科研水平才可能提高。

转轨是个渐进的过程，计划三年左右完成。经济学院将采取措施，帮助教师转轨。这就是教师进修的问题。经济学院今后的工作，将以教师进修为重点，采取国内外进修、聘请学者讲学、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提高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转轨过程中，教师会有调整，但我将保证现有教师第一，进人第二。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教师来说，关键是自学。各位教师只要愿意学习，便有希望通过转轨，达到高一级的理论水准。

       转轨也需要制度，做到有序转轨。制度要保证学院重大事务和财务公开化。同时，要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度。制度是约束人，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我做为院长将自觉受制度的约束。如果各位教师对我有意见，可以用各种形式随时提出。不过，领导者有规则地卸任，是群众能够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的前提，也是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这里，我谨表示在三年任期结束时，我不谋求连任。

       我相信在学校领导下，在各位老师的支持下，经济学院的转轨任务将顺利实现。

 

2003年5月13日

“夜话”2005年第4期                                                                2005年7月12日

 

 

请尊重学者

 

 

网友“落叶无痕”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翻译质量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 92504&ID=73199 &replyID =73199）。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呼吁。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根蓓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对那些“荣誉”不能不表示拒绝。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肯定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知识。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他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人对他成功的贡献都很次要；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泽东的专制还是周恩来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作法。

 

附：落叶无痕的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E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王根蓓 译 陈雷 校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J瑞尼 著 王根蓓 译 朱保华 校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根蓓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 73199

“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期                                                         2004年12月9日

 

 

还是说一说好

—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 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 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 可是仍然和你一样， 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 朋友， 还是说一说吧。

 

                                                                                               2004年12月9日初稿

                                                                                               2004年12月10日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生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