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是当代世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日期。那个月，世界经济危机正式爆发。美国政府随后宣布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救市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接着纷纷宣布自己的救市措施，而且也都是各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救市措施。世界经济似乎稳定下来。美国宣布经济衰退在2009年6月便结束了。中国原来宣布2009年要“保八”，保证GDP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八，结果却超过了百分之九。全中国、全世界是一片乐观情绪，一场原先以为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类似的危机似乎一下子就被遏制和克服了，世界经济似乎重新走上了快速增长阶段。

然而，形势比人强。三年后的今天，美国的高失业、欧洲的高债务、中国的高通胀提醒我们世界经济危机不但远远没有过去而且还在深化，以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星期提出“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为什么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不能摆脱危机？其原因就在于那些措施针对的是金融危机而非经济危机。回忆三年前的9月，美国宣布如果政府不救援而让更多几个金融机构破产的话，美国整个资金运转和支付体系便将崩溃。其时，中国的资金运转和支付体系也高度绷紧并且有企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名目下，各国首先一改从紧的货币政策而超发货币以保证金融和银行系统的资金链安全，再改货币政策目标为促进增长和就业，然而，这类救市和刺激措施不但只有短期效果，而且还造成了新的恶果。由于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通胀高和银根紧的两难境地，而美国经济则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偏好陷阱”中，利率低、通胀低但增长也低。

事实上，2008年爆发的不仅仅是一场金融危机，它更是一场经济危机。三年前我第一次就刚刚爆发的危机写文章时就认定它为经济危机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7&cid=59)，而非各国政府和大部分学者所说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根源不同：前者根源于实体经济领域，后者根源于货币金融领域。两个领域虽然密切相关，但又存在重大区别。经济危机一定会造成金融危机，但反过来却不成立。金融危机依靠货币政策就可以基本解决，因此政府可以发挥根本性的作用；但经济危机的解决需要实体经济本身的重大调整，而政府对此鞭长莫及。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自于外汇市场投机而植根于东南亚各国金融体系的僵硬。如果东南亚各国的外汇储备不是三个月而是十二个月的进口额，如果它们迅速注入货币以保持金融体系运转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像美国2008年底那样迅速行动的话，它们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危机并更快地恢复。2008年危机虽然肇于雷曼公司倒闭，但却植根于实体经济的错位。因此，尽管各国政府立即行动，大规模注入货币并且保证了金融体系的运转，但实体经济的错位依然如故，并依然顽强地通过金融体系的动荡表现出来，实体经济的恢复依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把实体经济危机当成货币金融危机的人很多。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是其一。他研究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提出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多发货币以维持金融体系运转，那次危机就会演化成为常见的经济波动。弗里德曼的反通胀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超发所致”几乎路人皆知，但他反通货紧缩的名言却少为人知，而他认为，反通缩的办法就是用“用直升飞机向大众撒钞票”。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是研究三十年代大危机的专家，但他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是发钞票来维持金融体系运转，维持超低利率。毫无疑问，这些措施是正确的，但它们仅仅能够救治金融危机，而与实体经济调整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目前欧洲中央银行所能做的也是如此。无论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欧洲央行用尽18般武艺所达到的亦是银行体系运转和超低利率。这些措施虽然对避免新一轮金融危机有意义，但对这场危机的根源即实体经济错位却没有效果。

三十年代大危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而且还多少借助了当时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2008年危机真的可以和三十年代危机相比，那么，2008年危机所需要的恢复时间即使不用十年，也会远远超过三年。当然，上世纪三十年代政府虽然出手，但出手既迟，规模也不够。如果出手及时、规模够大，危机就可以抑制和消除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2008年危机爆发时，人类出手不可谓不快，救市规模不可谓不大，但那样的救市只能抑制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中的表现，而无法抑制经济危机，更谈不上消除之。经济危机不可怕，但理解、抑制和比较平稳地渡过危机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这里，对政府和公众来说，承认2008年出现的是经济危机而非仅仅金融危机，有助于大家清醒头脑，增强耐心，而非烦躁不安，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几项重大措施上。

 

“夜话”2011年第17期，2011年9月27日

 

一位朋友到偏僻农村调查，给我发来几张农村照片，其中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特别让我激动。那个山区小村竟然也有了大型收割机！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都没有想到的。对我来说，收割机意味着农民不仅在用机器、而且在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四年多前，我在一篇夜话中指出农民转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其实，在农民转移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现象，这就是中国农业在用资本替代劳动，农业资本在把农民从农业中替换出来。仅仅在新世纪，中国就有将近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超过了中国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动员下乡的城镇居民和学生的总数。这么多农民转移走了，可我们中国人还能够吃得饱。当然，粮价在上涨，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吃得饱。比起毛泽东政府时期，那么多城镇居民被迫去农村，那么多学生被迫去“插队落户”当农民，可城市人和、农村人依然吃不饱的状况，中国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只有我们这样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饥饿和今天温饱的人才能最深切地体会到。在这里，市场经济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市场经济让农民自由。市场经济把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的“迁徙自由”权部分地还给农民，农民又一次有权利离开农村和农业。但是，十年内就有近1亿农民离开农业，中国人竟然还能吃饱饭，这背后就不仅有经济制度的改变，而且必然有农业技术的改变，必然有农业资本替换农业劳动力。简单地说，资本在劳动力离开农业的同时进入农业，才使我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还有足够的粮食可吃。那位朋友发给我的农村照片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资本进入农业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40年前我在农村种田的时候，刚好是我们那个地区农民第一次看到化肥和农药的时候。那可是资本，因为要钱去买，而过去农民只用农家肥，对稻子生病则是束手无策。可那个资本不是替代劳动的。相反，它还增加劳动。传统的草塘泥照做不误，现代的化肥又得追加，劳动量更大了。那时候，赤着脚挑着100来斤的化肥从供销社走到生产队，无论怎样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也还是苦不堪言。那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虽然也开始有了小型手扶拖拉机，但那时候资本进入农业的目的不是减轻劳动负担，不是换出劳动力，而是增加耕地的产量。因此，资本多了，人反而更苦了，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也更多了。

但是，今天出现在中国农业的资本，主要目的不再是增加产量，而是替换劳动。这里的最重要原因是大量农民转移，留在农业的劳动力少了，农村请人帮工的费用越来越贵。报纸网络常常说农民工工资上涨，但农民工资比农民工工资上涨更快得多。在许多偏僻的纯农区，十年前请个人帮工耕地或者收割，一天无需10元；如今没有70、80元找不到人帮忙。农民工资如此上升，利用资本就合算了。租收割机又快又便宜，租拖拉机耕地比用一个人放一年牛便宜多了。即使像水稻插秧这样困难的农活，现在也有插秧机了。更有许多农民买收割机、插秧机为别的农民干活。如今，用于化肥、农药的资本继续增加，但减少劳动力的农业机械增加得更快。农业资本投入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增加产量，而变成为减轻劳动强度和替换劳动力。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去外地收割的十几辆、几十辆联合收割机排成长龙在公路上驰行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确实，与收割机长龙相比，那经常出现在屏幕上的绵延数公里的坦克、军车队列就只能算历史舞台上的小丑，因为收割机才代表了中国社会本质的变化，代表了中国历史的转变。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从来不缺农民，现在终于变了：农民少了，依靠人多势众的中国传统农业正在变为主要依靠资本的现代农业。这是一场极其伟大的变革，是彻底改变中国经济面貌的历史变革。而我们正处在这场资本换农民的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中。

 

“夜话”2011年第16期，2011年9月5日

 

    继今年6月CPI上涨6.4%，创下近年来的记录后，今年7月CPI上涨又一次刷新记录，上涨了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8%，非食品价格上涨2.9%。分析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很容易看出没有食品和农产品快速涨价就没有通货膨胀。但是，许多媒体和经济学者的观点依然是货币超发造成了通货膨胀。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如果货币完全不超发，通货膨胀很难出现。但实际的通货膨胀状况又表明，货币超发观点又有很多缺陷，难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出现的是食品涨价推动的通货膨胀。这里，我将从三个角度指出货币超发观点的具体缺陷。

第一，消费者支出的角度。CPI上涨要经过消费者支出的环节，因此货币超发导致CPI上涨也要经过这个环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解释该环节时认为，一个人手头持有的货币（包括现金和存款）是其收入的固定比例，比如他持有的货币占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假如这个人有1000元钱，他把200元放在手头。现在货币超发了，他收到了1200元，因此他准备持有的货币是240元，他要比以前多花费160元。但由于收入提高仅仅来自于货币超发，商品产量没有相应增加，因此他多花费，物价便上涨；多花费百分之二十，物价便上涨百分之二十。所以他的实际收入依然是1000元，但名义收入和物价都上涨了。

弗里德曼描述的货币机制在解释当前中国通货膨胀时有缺陷，因为中国用CPI表示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于食品涨价。没有食品的快速涨价，中国就没有通货膨胀，至少没有严重通货膨胀。按照弗里德曼的思路，货币超发，中国人货币收入高了，支出也多了，特别是食品支出多了很多，对非食品支出增加不多。由于商品没有增加，食品涨价便特别快，非食品涨价慢或者不涨，因此食品涨价直接造成了通货膨胀。不过，这一思路的重大缺点是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食品支出增加特别多。一般来说，收入提高后，人们的食品支出比非食品支出增加更慢，因此若各类商品的产量不变，食品应当比非食品涨价更慢。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解释食品支出比重在收入提高后为什么会上升。可如果食品支出比重不上升，食品就不可能涨价更快。

第二，供给弹性的角度。现在我们设想货币超发后，生产本身会变化，因此货币超发造成食品涨价更快的另一个渠道应当是食品产量难以扩大或者说供给弹性低，而非食品供给弹性高，扩大生产容易，因此食品价格涨得快、非食品价格涨得慢。但这条思路也有问题。大部分食品是工业化生产；价格涨，生产可以迅速扩大，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只是作为食品生产原材料的农产品要够。比如只要有生猪，后面的屠宰、加工、运输等一系列食品工业和流通的生产能力都可以迅速扩大，屠宰加工厂超负荷运转亦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生猪不多，食品工业再发达、供给弹性再高也造不出更多猪肉，猪肉价格照样涨得飞快。我国当前食品涨价的主要原因，不是食品工业跟不上，而是缺乏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因此，如果说到食品和非食品供给弹性的不同，我们就会回到农产品供给问题上。

其实，非食品生产的扩大也有原材料问题。服装靠棉花化纤、住宅除土地外要靠钢材木材水泥、交通靠钢材汽油，它们又牵涉到铁矿石和原木原油。没有这些原材料的充足供应，非食品生产也难以扩大。我国从棉花到原油多年来大量进口以足非食品生产。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同样可以进口，粮食、生猪、鸡蛋都可以进口。货币超发总带有一次性措施的性质，为缓和严重通货膨胀，政府利用过多的外汇储备进口农产品至少也应当是一个适当的临时性措施。但这样一来，食品涨价推动的通货膨胀与其咎之于货币超发，不如咎至于进口政策太偏向于工矿业而忽视农产品。

第三，投资的角度。中央银行发出的货币首先到达的是企业而非消费者手中，由此才能投资并扩大产量。企业购买的主要不是农产品和食品，因此食品不应当特别涨价。假设企业拿到钱全都投资到农业，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等超发货币到达消费者手中，即使消费者的食品支出提高很多，食品涨价也不会很快。比如在2009年把用于高铁的投资转用于农业，今年的农产品以及食品价格肯定不会涨得这么高，通货膨胀也不会这么严重。所以，由食品涨价带动的通货膨胀与其咎至于货币超发，不如咎至于由货币超发支持的投资的配置不当，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太少。

因此，货币超发虽然是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它远远不能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的具体成因。相反，投资配置的不当和由此而来的相对价格波动，可能才是当前通货膨胀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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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11年第15期，2011年8月16日

 

 

在刚刚过去的6月16号晚上，我想看看自己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 但计算机显示的却是“该网页不存在”。我没有在意，天知道漫无边际的网络世界哪个节点出了点问题，过一会还不恢复正常？。6月17号上午，主页依然不存在，我感到不妙。按照惯例，即使我的主页上出现“反动信息”或“非法内容”，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或网络服务提供商也会在封网前先发警告给我，要求我删除那些内容。为了保持网页的生存，我也总是退让。但最近我的主页应当没有什么敏感内容吧！可谁又知道敏感不敏感的标准呢？我赶紧到我的电子信箱查看有无警告。果然有一条6月16日发出的署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系统”的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尊敬的用户胡景北 ，您备案信息中的网站胡景北个人主页，三好坞已被注销，该网站的备案号沪ICP备05001415号-1已被收回。特此通知！”

这不是警告，而是封网。我立即询问网络提供商，可对方既不知道什么回事，也无法挽回工信部对我个人主页的注销决定。我必须重新登记注册。经过一番手续，终于在6月22号接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系统”的另一份电子邮件，告知我的ICP备案申请已通过审核，备案/许可证编号为沪ICP备11019604号。于是我的主页重新开通，更重要的是，原主页名www.hujingbei.net得以保留。

我不清楚工信部为什么注销、又为什么重新开通我的个人主页。也许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大形势有关？也许只是工信部例行检查时顺便做出的一个小小决定？也许我的注册手续不全？无论如何，我相信我应当做的首先是就事论事，首先看看自己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妥之处。如果有，能改正就改正，不能改正再看下一步。把我的主页被封首先和大形势挂钩并作出激烈反应，不是我的行为方式。我检查自己，便发现我的登记信息不全。2002年1月1日我创建个人主页时，我国对个人主页还没有登记、注册与许可证的要求，在网络提供商那里租个空间就可以了。好像2004年前后政府开始管理互联网，个人主页要注册了。但那时，政府对个人办网页简单地说就是禁止，因为它的注册要求只能让个人网主知难而退。例如，它要求单位担保。但网页牵涉到宣传，宣称牵涉到被毛泽东视为可以推翻其政权的“笔杆子”问题，因此网页风险说小能小，说大能大，任何一个单位都不敢为某个个人主页担保。所以，这个要求便无法做到。其次，它要求每天24小时有人管理网页，以便在第一时间删除“不良信息”。显然，如果一个人不是亿万富翁，他也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为请不起人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管理。其实，不但个人，许多单位也不可能满足这第二个要求。例如在我经常浏览的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有时便看到前一夜发上去的纯广告信息尚未被网管删除。由于我无法满足这两个要求（是不是还有其他要求，记不清楚了），我当时的注册信息确实不全、不符合规定。如今，关于个人主页的这些禁止性规定是不是取消了？我不知道。不过，尽管我的主页依然没有单位担保，依然做不到24小时实时监控，但又重新开通了。但愿这是我国网络管理走向自由化、法治化的一个象征，而非潜规则魔力。

最后，我想指出24小时值守以随时删除不良信息的要求对个人网页是不合理的。这个要求甚至连单位网页和政府网页都做不到。我们知道，即使我国实现言论自由，政府不再担心笔杆子颠覆自己，网络依然有不良信息问题，例如色情画面、反人类宣传、不宜广告、谣言等等。这样的信息不可能杜绝，也不可能随时删除。假如网页受到攻击，随时删除更无法做到。例如，昨天7月4日，美国著名的福克斯微博网站被黑，黑客在上面发布“奥巴马身亡”的谣言信息，网站亦做不到随时删除，政府也不可能因此关闭福克斯网站。所以，对政府监管部门来说，删除不良信息的强制性要求只应当规定网站在某个合理的短时间内删除这类信息，比如视网站流量规定在1小时或24小时或72小时内删除之。“随时删除”只能是一种理想和一般性要求，而非具有可行性的强制性规定。目前我国还没有实现言论自由，“不良信息”甚至无法定义，网站和监管部门两方面都无法因“不良信息”上的分歧而诉诸法院，由对信息“良”与“不良”的不同看法更会延长对监管部门认为的“不良信息”的删除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应当对不良信息加以分类，严格对非政治性的不良信息如色情广告的删除要求，逐步放宽对政治性信息的禁止和限制，放宽以致最终取消对这类信息的删除要求。

 

“夜话”2011年第13期， 2011年7月6日

   

当前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飙升并带动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因此，如何提高农业产量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农产品需求，是我国面对的严重挑战。在这里，我建议的应对措施之一是提高国家总投资中的农业投资比重，简洁地说是把农业投资比重提高到农业产值比重。

农业投资比重指的是每年投向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每年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农业产值比重指的是农业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就2006年以来的近五年来说，我国农业产值比重略高于10%，或者说全国GDP中有百分之十以上是农业生产的。但我国农业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这几年从来没有超过3%。也就是说，我国农业用不足百分之三的全国投资支撑着超过百分之十的全国GDP。这种情况当然难以为继，从2007年以后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开始长期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农业投资比重如此之低，还是发生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出农业的时期。如果说，农民少量转出农业，留在农业的人更辛苦一点，资本略微增加一些，农产量就能够维持；随着农民转出的越来越多，留在农业的人难以增加劳动量，为了维持或者保证一定的农产量，农业需要的资本就越来越多。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必须用资本换农民的地步：要想农民转出农业，资本就必须转入农业。中国农业必须走资本替代农民的道路，中国农业才有希望。以前我曾经指出近几年农民转出农业过快、农业面临缺乏劳动力的危机，我在这里则希望强调，农民转出农业过快和资本进入农业过慢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农业缺乏劳动力与中国农业缺乏资本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劳动力转出农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资本必须大量进入农业，我国农产品供给才有希望满足需求。

当然，仅仅说资本必须大量进入农业还不够，它太容易流于空谈。几十年来我们年年讲“以农业为基础”，讲“高度重视农业”。可一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农业基础总是不稳固，“高度重视”往往亦流于口号。对此，政策制定者有责任，学者也有责任。学者的责任之一是没有提出一个衡量是否“高度重视”的指标，或者说资本是否“大量”进入农业的指标。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指标，即农业投资比重等于农业产值比重。这个指标当然不是“纯科学”指标。但它是个适用的指标。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个“纯科学”的指标，但很难。例如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埋怨美国对农业是“过度投资”，显然他们也不知道对农业投资的纯科学的“度”在哪里。对我国来说，如果农业投资比重等于农业产值比重，则在技术、劳动力诸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许农业产值比重能够保持在现有水平；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处在绝对减少阶段，农民离开农业是大趋势，因此即使我国做到农业投资比重等于农业产值比重，农业产值比重也会逐渐降低，中国经济也会朝着非农产值比重、非农投资比重和非农劳动力比重逐渐提高的方向发展。所以，把农业投资比重锚定于农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没有矛盾。另一方面，虽然农业资本是替代劳动力的，但我们无法知道为了抵消比如100万劳动力转出农业对农业生产的负面作用而需要进入农业的资本数量；同时，我国农业产量不但要在农业劳动力转出过程中保持稳定，而且还得增产以满足不断提高的需求，所以，在某种可比的比率上，每年我国对农业的投资应当大于每年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就此而言，中国农业需要大量资本，中国农业的前途在大量资本的投入，在资本密集型农业。在这个意义上，用农业产值比重来确定农业投资比重，偏差应当不会很大。

目前，我国农业投资比重不足百分之三，远远低于百分之十的农业产值比重，因此，我国经济、我国政府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在未来比如5到10年内把农业投资比重提高到农业产值比重。这一任务不但是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在最近几年我国农业投资的增长率必须快于非农投资的增长率。可是，总投资一定时多投资农业又意味着少投资非农业，而农业投资对我国GDP的带动作用明显低于非农投资。但是，我国经济几十年来每次下行危机都由于农业基础不稳，如今，农业基础薄弱甚至已经威胁到了我国粮食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已经不能不做出痛苦但明智的选择，提高农业投资比重。而我提出的让投资比重等于产值比重，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了度量我们是否真的重视农业、是否真的想有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

 

“夜话”2011年第12期，2011年6月22日

 

关于中国近期通货膨胀的原因，人们有不同的说法。我提出的原因是农产品涨价导致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我的根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和食品价格指数数据。下面第一个表是最近十年的数据，第二个表是今年四个月的数据。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如果食品不涨价，中国就没有通货膨胀。这一点，无论对中国经济历时十年的长期发展，还是对短期的月度变化，都是正确的。

年份	CPI	食品价格指数	如果食品价格指数不变，则CPI
2001	0.7	0.0	0.72
2002	-0.8	-0.6	-0.54
2003	1.2	3.4	-0.07
2004	3.9	9.9	0.32
2005	1.8	2.9	0.82
2006	1.5	2.3	0.67
2007	4.8	12.3	0.58
2008	5.9	14.3	0.99
2009	-0.7	0.7	-0.95
2010	3.3	7.2	0.85

 

月份< 发布于2011年5月18日 中国进口粮食的背景是进口农业劳动力         近几年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严重。我的分析表明，食品价格上涨根源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后者又根源于资本进入农业太少和劳动力转出农业太多。因此，缓和中国食品涨价的重要方法是进口农产品以增加国内的市场供给，抑制农产品和食品涨价的势头。中国政府也确实这样做了。单就粮食而言，随着中国粮食价格的迅速抬升，中国迅速从粮食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而且进口增加的非常快。按照国际分类标准的“谷物和谷物粉”计算，中国2007年尚净出口830万吨，到2008年出口不足30万吨，而2009年反过来净进口差不多200万吨，2010年的数据不全，但估计净进口不会少于400万吨。中国的粮食分类包括大豆。如果计入大豆，中国2010年净进口粮食可能接近6000万吨，为中国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强。 从供给的角度分析，许多人认为中国进口粮食是因为中国耕地不足，如今的城镇化更占用了大量耕地。中国耕地少是事实，但与这个笼统的事实相比，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农业现在缺的不是耕地，而是农民、农业劳动力。我年轻时在乡下种田，一亩地一年要种三茬：麦子、早稻、晚稻，目的就是充分利用耕地。农村改革后，还是原先那么多耕地，粮食多起来了，农民一年只种麦子晚稻两茬，不再充分利用耕地。如今更进一步，干脆只种一茬稻子，麦子不种了，耕地一年有半年长着野草。在全国耕地更加减少的情形下，农民反而更不充分利用耕地土地。据我所知，类似情形在全国并不罕见。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土地抛荒，什么也不种。因此，与过去相比，中国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多得农民无法把地种完，无法把地像过去那样一年种上两茬三茬。 既然中国耕地多了，为什么中国又要进口粮食呢？这就回到了我的观点：中国的农民少了，少得没有人去把地种完、把地一年多种一茬两茬。农民减少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资本不大量进入农业，粮食产量的增长就跟不上需求增长，中国就得进口粮食。一个国家大量进口某种商品，是因为和出口国相比，进口国缺少生产该商品的资源，因此，进口商品实际上是进口生产该商品的资源。生产粮食需要的资源有耕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等。中国粮食生产到底缺少的是哪一种资源呢？就耕地和劳动力两者而言，我认为现在中国农业缺少的不是耕地，而是耕地的人。因此，中国进口粮食不是进口耕地，而是进口劳动力。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中国一个农民大概生产2到3吨粮食（包括大豆）。以3吨计算，中国进口6000万吨粮食，相当于进口了2000万农业劳动力。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工已经不算农业劳动力。如果中国不进口这些农业劳动力，中国就得减少2000万农民工，让他们回乡种地。2000万农民工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是中国农民工总数的差不多十分之一。中国现在即便多了这十分之一农民工，中国城镇依然面临民工荒；而如果少了这十分之一，中国农民工的短缺将难以思议，中国城镇经济将陷入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上升幅度要比现在大得多。而正是因为中国进口了这2000万农业劳动力，中国才能够在让自己的农民转出农业的时候，又没有让粮食价格涨得太离谱、工资升得太快。进一步说，如果中国既要保持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又要保持粮食价格稳定和农民工工资稳定，中国需要进口更多粮食，也就是进口更多的农业劳动力。 当然，为解食品价格飙升的燃眉之急，中国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大量进口农业劳动力是可以理解的。从长期看，中国应当靠自己的劳动力解决自己的粮食供应。为此，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问题。我在2006年发表的《质疑新农村运动》一文中曾经提出了“农业劳动者队伍建设问题”，指出“任何新农村运动，都需要考虑农业劳动者的队伍问题。具体地说，现在谁在种田？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谁在种田？…… 可以设想，每一批达到比如十八岁的年轻农民都会去城市寻找工作。不管农民收入如何提高，不管新农村运动如何成果辉煌，城乡之间总有着显著差距，大部分年轻农民总要走上进城寻求就业的道路。试图通过新农村运动把农民留在农村和让农民工回流，说到底只是幻想。因此，如果其他情况不变，未来的种田人也许将是从城市淘汰下来的成年“农民”。我们知道，农业技术推广、土地整治、农民自己的组织或者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农村权力结构等等所有农民、农业、农村问题，都和谁在种田有关。因此，在讨论新农村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正视了，作为学者，我们才可能深入探讨，才有希望提出比较切实的经济政策建议；而政府正视了这个问题，也才可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 506&cid=67）五年过去了，中国从通过出口粮食而出口农业劳动力的国家变成了进口农业劳动力的国家，我们确实是到了必须正视农业劳动者队伍建设的时候了。  “夜话”2011年第10期，2011年5月17日   发布于2011年4月20日 当前世界通货膨胀的根源是劳动力短缺                 两年半之前的2010年10月，我写了一篇夜话“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7&cid=59)，指出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灭 (中国常用的语言“关停并转”)，而经济危机就是消灭生产能力、使经济活动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方式。”(见上文)。 然而，各国政府没有从劳动力短缺角度观察问题。对最早爆发金融危机的美国来说，危机仅仅被视为金融体系不稳健的结果；实体经济的危机亦被视为金融危机的结果。这样，保持金融尤其银行系统的有效运转并为企业融资便是美国政府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的头等大事，再辅以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措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危机则纯粹是外部造成的：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一下子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经济出现需求不足的凯恩斯类型危机。因此，拯救经济的方式便是扩大内需，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全世界政府几乎都是一样的思路，全世界政府都大力刺激经济。这就是我们在2009年和2010年看到的世界经济现象。在全世界政府的大力刺激下，世界经济看上去从2008年下半年的危机中走出来，走上了复苏之路。可惜好景不长，到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又重新走回到2008年上半年的危机前景象：农产品涨价、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资金涨价。正是在前天 (2011年4月17日)，世界银行行长明确发出警告说目前世界距离经济危机只欠“一拳之击”(“One shock away from crisis”，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3108166)。 危机来临的症状已经很清楚：农产品涨价、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资金涨价。但造成这些症状的原因却依然不清楚。上述四大症状都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过，但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掩盖了这些症状的真正原因。在美国，把那场金融危机归结为次贷危机是很容易的，因为持有太多次贷证券是雷曼等最先倒闭的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但在美国想象劳动力供不应求则几乎不可能，因为美国近二三十年来普通劳动力总是供过于求，实际工资在下降；而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全世界人那么多，缺什么也不会缺种田和搬砖头的劳动力。在中国，把危机说成美国的罪过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把这一点宣传得连自己也信了，则就是宣传者的悲剧。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农产品、劳动力和资金涨价、出口企业倒闭有多少可以和后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联系起来？几乎没有。其实，在我看来，即使2008年9月美国没有爆发金融危机，2008年底中国也难免爆发危机。但是，把危机责任推到美国，却让我们中国人远离了危机的真正原因。 现在，2008年下半年应当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又来到了世界面前并且离爆发只有“一步之遥”。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大部分国家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力刺激经济，其结果只是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加重了经济危机的深度。2008年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短缺，而2009和2010年的刺激政策提升了劳动力需求，因此加重了劳动力短缺。今天，世界上到处缺少的是种田的农民，是干苦工的劳动力，是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农民的劳动供给。1989年柏林墙倒塌、工人特权消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崩溃给全世界农民造成的机会，是世界经济最近二十年高速增长的最大源泉。工人运动一旦崩溃，农民和资本就结合起来了。全世界现在30亿劳动力中，有7到8亿人在这二十年中从农民变成非农劳动者。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业劳动力大转移。但全世界劳动力毕竟有限，全世界农民亦有限，因此，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世界性制度变革带来的世界经济增长也有结束的一天。所以，至少到2005和2006年以后，全世界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短缺的最显著表现就是种田的农民不够。因为，只要种田农民还多，在自由寻找工作的前提下，非农企业就能够招到工人。种田农民不够，非农企业提高工资也可以招到工人；但农民不够，农产品产量就跟不上需求（因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资本投入的速度远远不能和农民离开农业的速度相比），食品价格就得提高，通货膨胀就难以避免；通货膨胀一起，工资就更得提高，否则通货膨胀降低工资购买力就太多了；因此，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一起过热；通货膨胀出现，企业即使不扩大生产，对资金需求也会增加，因此资金市场也过热，资金供不应求，于是通货膨胀越演越烈。严重通货膨胀总是经济危机的前兆。面对严重通货膨胀，今天和在2008年一样，世界经济必须降温，争取“软着陆”，在降温时避免发生严重经济衰退。 不过，今天和2008不同的是，今天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将首先暴露于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劳动力短缺的新兴经济国家，而不是劳动力过剩、失业严重的发达国家。因此，今天来认识世界经济危机要比2008年前容易得多。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认识世界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经济危机，因为中国经济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因为柏林墙倒塌、工人特权消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崩溃后世界农民获得的机会，最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因为当今世界农民的短缺也集中地表现在中国。 “夜话”2011年第9期，2011年4月19日       发布于2011年4月6日 胡景北 中国经济均衡的理论体系简介 胡景北 中国经济均衡的理论体系简介 20110406.pdf 发布于2011年4月6日 我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先说的几句话   四月一日是愚人节。那天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做报告，宣布我已经形成自己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见附件“我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简介”，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503&cid=66）。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愚人节的玩笑。确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建立“中国经济学”。可直到今天，偌大一个中国，那么多经济学家，却连一个至少被大家拿来开玩笑的“中国经济学”都没有出现过，更不用说能够被大家严肃看待的“中国经济学”了。我不赞成“中国经济学”的说法，但我支持研究中国问题，建立以中国和类似经济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分支并身体力行之。今天，我终于可以认真地说，我有了一套关于中国经济均衡的系统性理论。 我的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与物价总水平稳定的关系，旨在解释在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个经济体系如何在每一个短期内实现劳动力转移均衡、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这是我从中国经济中抽象出来的科学问题，也是我从人类自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问题。无论我们中国人还是世界其他民族的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提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解释。我的解释最多只是各种解释之一。经济学的进步靠不同思想和理论的竞争。经济学强调市场竞争。经济学理论本身更应当竞争。通过竞争，人们才会发现比较适当的一个或一些理论。因此，在我宣布自己理论体系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其他学者，尤其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呼吁“中国经济学”的学者，能够早日提出自己的理论甚至理论体系。 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增长受挫的严峻形势。应对这一形势也许靠直觉便可，但理解这一形势需要理论。根据我的理论，导致这一形势的基本原因是投资过度向非农部门倾斜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快，它们直接推动农产品相对价格快速上涨并推高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根据我的理论，紧缩货币政策必须慎用，因为它在抑制相对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同时容易导致经济衰退。 提出一套理论相当于竖立起一个靶子，是让别人来打的。一个靶子的强度在于它是否容易被打倒。一个理论的强度也是如此。每个打靶在人都是靶子强度的试验者。我衷心欢迎每一个来打靶的人。尽管我的理论靶子还有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可它即使能够被打倒，打靶人也得付出大量气力。理论的进步就在竖靶、打靶、靶倒、再竖靶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我的工作是我自己和与我生活在一起的中国人在经济学上为人类所做的努力之一。我希望这一努力的思想结晶能够加入到经过严格筛选的人类知识的宝库中；但即使不能，它也会为别人更有意义的知识创造做一个铺垫。有兴趣理解中国经济并有志于增进人类经济学知识的朋友，不妨来打一打我竖起的理论靶子。   “夜话”2011年第8期，2011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