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军: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声誉研究
黄赜林:实际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实际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大纲
黄赜林
02秋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1、问题的提出
解释经济波动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有关经济波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二是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三是如何治理经济波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集中体现在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传统的凯恩斯模型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名义变量特别是货币供给出现异常变动的产物,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由于系统可以自动向均衡状态调整,名义变量的冲击不会对经济造成持久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改革后中国的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并构建冲击反应函数测量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发现,冲击对中国产生了持久性影响并且影响被放大。由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为RBC)与传统凯恩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产出波动中是否存在较大的持久性分量,因此,研究也表明传统凯恩斯模型对于研究经济波动的可行性值得怀疑(该内容在第三章)。据此,本文试图从实际冲击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具体地,本文旨在解释实际冲击特别是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多大这一问题,以RBC理论为基础,寻找能够较好解释实际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RBC模型。
2、RBC理论与其它宏观理论的比较
RBC理论的形成是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它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实质和根源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该理论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它在两个关键的方面与早期理论有所不同。第一,与早期的均衡理论文献相比,RBC模型给予波动的传导机制(即冲击的影响随时间扩散的机制)更多的重视,认为跨期替代(如劳动、消费)尤其是资本形成需要一定时期是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第二,顾名思义,RBC模型强调引起周期波动的冲击根源是实际的而非“货币的”因素。特别是,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被认为是对技术的冲击,而不是在早期的均衡分析中强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干扰。
相比之下,关于引起波动的冲击的性质,RBC理论的观点更多地反映了它与其他理论的分歧。就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区别两种观点。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从定量的角度看,技术冲击作为经济周期运动的驱动者比货币冲击更为重要;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货币冲击的后果根本是可以忽略的。前一个立场与均衡理论的货币错觉相容,因为两者都没有否定供给冲击的作用。但是,较为激进的实际周期观点—即认为货币冲击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周期波动根源的观点,则明显与大多数其他理论不一致。在这一形式上,实际周期方法向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隐含地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实际周期假说的温和形式上,因为它更确切地代表实际周期论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
3、评价标准
RBC模型的评价方法是校准法(Calibration)。所谓的校准法是通过参数的设置生成一些模拟结果(比如变量的周期性和变化幅度),并将模拟结果与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相比较的评价方法(即比较两组变量的方差矩阵和相关系数矩阵)。
4、基本RBC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早期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被称为基本RBC(或标准RBC)模型,其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没有涉及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以及货币冲击等因素,模型只能较好的解释实际经济波动的部分特征事实。因此,基本RBC模型受到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凯恩斯学派在模型假设和传导机制方面的猛烈抨击。在20世纪80、90年代,RBC理论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扩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修正和完善,主要从劳动市场、货币市场、政府部门、开放经济以及其它方面对基本RBC模型加以扩展,扩展的RBC模型在假设前提、传导机制及其经验结果都会发生变化,从而使RBC理论趋于成熟。
论文大纲
导 言
第一章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文献综述
第一节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背景及主要观点
第二节 基本实际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及其特征
第三节 基本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扩展
第四节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简短评价
第二章 实际经济周期研究相关的方法
第一节 H-P滤波法(用于产生周期数据)
第二节 线性化一阶条件方法(用于求解模型)
第三节 广义矩估计方法(用于估计方程)
第四节 校准法(用于评价模型)
第三章 中国经济周期中的一些特征事实
第一节 实际冲击与中国产出持久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二节 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比较分析(从生产率冲击角度分析)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
第四章 基本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不引入劳动力)
第一节 基本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基本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模型模拟的结果分析与比较
第五章 可变劳动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可分劳动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不可分劳动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四节 不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五节 模型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
第六章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模型模拟的结果分析与比较
第四节 参数敏感性分析
总结及展望
“
曾军平:自由社会中的集团选择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议程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议程
上午
9:00 会议开始
9:05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顾士渊教授 致辞
9:10 胡景北教授 致辞
上半场 主持人:费方域 上海交通大学 经济学教授
9:20-9:40 第一场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教授
9:40-10:00 第二场 秦晖 清华大学 历史学教授
10:00-10:20 第三场 田国强 美国德州A&M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教授
10:20-10:40 休息,合影留念
下半场 主持人: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研究员
10:40-11:00 第一场 顾功耘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教授
11:00-11:20 第二场 胡鸿高 复旦大学 法学教授
11:20-11:40 第三场 肖耿 香港大学 经济学副教授
12:00 午餐
下午
上半场 主持人:陈宪 上海大学 经济学教授
13:30-13:50 第一场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研究员
13:50-14:10 第二场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济学研究员
14:10-14:30 第三场 韩强 南开大学 哲学教授
14:30-14:50 第四场 丁栋虹 复旦大学 管理学教授
14:50-15
贸易政策合作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宋世方 第一章:问题的提出 现实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于各种不同的贸易合作组织?传统贸易政策合作理论解释是:以本国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相互操纵贸易条件的结果就世界总体来看是福利损失。合作的剩余来自于相互取消关税后这种损失的消除。 这种解释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它以大国贸易条件效应为前提;而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小国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第二,政府完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第三,相关利益主体对贸易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损益)视为外在的,它们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 新政治经济学方法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它将政府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考虑在内,将贸易政策视为政治行为约束下的经济行为结果。 第二章:文献回顾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常用的模型有多数投票模型,利益集团游说模型,货币模型,动态一致模型等。贸易政策合作领域主要涉及的是出货币模型以外的其余三个模型。 ——从公共产品角度研究贸易政策合作(Alberto Alesina, Ignazio Angeloni and Federico Etro,)。 Alesina等将国际政策合作视为公共产品,因而具有外部性;但合作方要获得来自于政策合作的收益,其成本是牺牲一部分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这种政策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内生地决定了政策合作的规模,合作方的构成及合作范围。 ——中间投票人模型。 Wolfgang Mayer分别用H-O模型和专用要素模型分析了长期和短期两种情形下,一国的实际关税是如何在多数投票规则下由要素所有权的分布决定的。Philip L. Levy用W. Mayer的多数投票模型解释贸易政策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的关系。 ——利益集团游说模型 Grossman和Helpman(1994,Protection for Sale, A. E. R)根据B. D. Bernheim和Michael D. Whinston(1986)提出的菜单拍卖理论建立的利益集团竞争的政治经济均衡模型(即G-H模型)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贸易政策的最有影响的模型之一。 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将模型以不同的方式扩展到贸易政策合作领域。 ——动态不一致模型(time-inconsistency model) 当政府在 第三章:贸易政策合作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分析前提:采用利益集团游说方法;贸易政策工具为关税;社会总福利有要素收入、关税收入消费者剩余等构成;不区分合作形式;政府是半公益的。 政府是否选择加入贸易合作组织或条约的决策由 捐资函数是联结政府与游说集团的纽带,首先必须分析政府和游说集团对捐资函数的要求以及捐资函数形式的构造。 不同捐资函数下的贸易政策均衡以及政府参与贸易政策合作的条件。 第四章:贸易政策合作的供给分析 所谓贸易政策合作的供给,指的是一国或一个贸易合作组织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另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合作条约或结成贸易合作组织。对于双边合作而言,合作与需求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不同基准点下的视角不同而已。对于多边合作情形,如果贸易政策合作是多变初创,任何一方对多边贸易合作的需求都是对其他可能的合作参与方的供给。第三种情形是业已存在的多边合作组织与非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合作供求关系,也就是本章所要分析的现有多边合作组织的扩张问题。 本章将在Levy框架内,通过引入序贯扩张机制和新经济体中间投票人假定,分析一个贸易合作组织(以自由贸易区为例)扩张的条件。 第五章:贸易政策合作的国际均衡分析 本部分将把贸易政策合作的需求与供给联系在一起,通过利益集团游说理论,构造一个以非合作均衡为威胁点,以合作伙伴国谈判力为参数的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 第六章: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的解释 ——一个动态不一致模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推动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全方位的参与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政策合作。本章试图利用动态不一致模型,在半公益政府假设下,加入利益集团保护政策预期对技术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来说明中国政府对参与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的强烈需求。 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 洋 朗咸平点名“揭发”三家知名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大讨论。朗教授的“揭发”是否正确,作为对这三个企业毫无了解的局外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报纸、网络对此有激烈的争论),只是想说,郎教授的“揭发”已经涉及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媒体上吵得如此纷纷扬扬的事件,检察机关早该介入调查了。可惜,中国是一个法治极端不健全的国家,游戏规则不是法律确立的,而是游戏玩家们创立的;其结果自然是,规则成为有权势者自家的家法。股市上庄家的操纵不是特例,而是每个股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其他国家是明令禁止的,而在中国,借壳上市成为许多人股市淘金的捷径。如果上市是为企业筹集资金,借壳无可指摘(谁让我们除上海、深圳两大股市之外再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上市政策又对民企还有诸多限制呢!);然而,看多了像蓝田这样的皮包公司的伎俩,我们不能不对股市上的概念股打上几个问号。中国至今尚无一部管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因此那些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才能大行其道。如果左手握的是国营企业,右手握的是自家的私营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自然不可避免。因此,朗教授的“揭发”可能是对的。但是,对错应由法院来裁定。顾雏军已经在香港起诉朗咸平诽谤,香港法庭的裁定也许会为我们判断对错提供一些线索。 经济学界起初对朗咸平反应冷淡的原因有二。其一,他所提出的问题早已讨论过。关于国有资产流失,1998年产权改革大面积展开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也许是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的原因,那次讨论只局限于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反响;而且,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其二,郎教授由他所认定的三家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推导出国企改制的大方向错了,改制应该停止的结论。按照他的说法,国企的表现并不比私企差,国家所有没有错,只要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国企完全可以和私企表现一样好,甚至更好。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朗教授大概是不熟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朗教授所开出的药方,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尝试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承包制、年薪制,我们都试过。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改制浪潮本身就证明,这些办法都不起作用,改变所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于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的理论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有过激烈的讨论,林毅夫和张维迎二位教授各持一词,至今也没有结论。但是,借用一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过去十五年的改革实践早已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在这点上,我很赞同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当我们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把国企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在这个环境中,国企领导永远是国家干部,国企永远没有最后的负责者,因此我们的国企不可能像雷诺那样进行管理。在中国的法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国企的两权分离要么造成国企经理的恣意妄为,要么让他们成为政府的婢女。两权合一的“原始”经营模式,也许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模式。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国营企业而言,它更是一个不超越的阶段。 朗教授是有相当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声称当今国内只有他才用数据说话,而别人都是拍脑袋说话,而产权改革就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中国改革的人来说,这自然是极大的冒犯。然而,朗教授自己的数据是否就可靠呢?《国企经营绩效的分析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建立》是他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篇比较学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国企的表现不输给私企。第一个例子是大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和香港的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他的数据表明,大陆公司的平均表现比香港公司好。但是,正像他自己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港上市的大陆公司表现好,可能是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垄断地位。第二个例子是2002年底沪深改制后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郎咸平将这些企业按国有股的比例分成由低到高的五组,发现这五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数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而呈现一个U型关系,即国有股比例较低和较高的企业的业绩好于国有股比例中等的企业的业绩。但是,这个U型关系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得到的;对计量经济学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仅仅比较平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郎咸平的第三个例子引用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田利辉博士的研究。他这样转述田利辉的研究结果:“当国有股股权比例为0时,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2.6元的市场价值。当国有股权的比例从0开始增加后,市场价值随即下降。国有股股权比例到4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2元的最低的市场价值。但是,当国有股股权的比例超过40%以后,价值随即上升。国有股股权比例增加到80%的时候,每单位资产可以创造出2.55元的市场价值。”由此,他认为田利辉的研究支持了他的U型关系结论。同时,他认为:“这个研究也表明了国企的经营绩效仍然可以提高接近民企的水平,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然而,他没有强调的,一个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再高,它的绩效也赶不上完全私有的企业。而且,这个结果和第二个例子中的结果之间是有矛盾的。在那里,郎咸平发现,国有股比例最低的一组的平均利润率是2.26%,大大低于最高一组的5.05%。田利辉的结果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我们因此更有理由怀疑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平均数比较的可靠性。 我本人在2002年参与主持了一项12个城市近700家国营企业的改制调查,被调查企业既包括一、二百人的小企业,也包括近万人的大企业,调查数据涵盖1995至2001的7年时间。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当一个企业中的私人股份超过了一定比例时,改制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具有正面效果。具体来讲,当私人股份介于零和50%之间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2.70个百分点;当私人股份高于50%时,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比纯国有企业的高1.24个百分点。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资本利润率在各年的平均值在零和-1%之间,而郎咸平第二个例子中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1.46% 和5.05%之间,因此,上面的差距是很显著的(上面的结果显示,私人控股企业的业绩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低。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控制所有其他因素。比如,国有控股企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技术水平较高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改制企业在改制当年比纯国有企业解聘较多的职工,但随后它们解聘的速度低于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企业中,在岗职工比例都在下降);并且,它们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纯国有企业。这说明,至少就长期而言,改制是一个双赢举措:它一方面减缓了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在岗职工的工资。 那么,大面积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朗咸平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更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国企高管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许较低,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其二是国企高管的资产转移,通过和子女和亲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其三是国企因经营不善所导致的银行坏帐。在目前官方公布的2.4万亿坏帐中,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欠下的。这是最大一项国有资产流失。对于全社会而言,前两项流失可能仅仅是把钱从左口袋挪到了右口袋,资产没有灭失;而坏帐中的很大部分产生于无效投资。对于许多国企所投资的项目而言,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投资永远无望收回。有位美国大企业的经理对中国的国企看得很透,意识到它们比国外企业更愿意冒风险。有人听了这话还沾沾自喜,以为别人在夸自己;殊不知,我们的国企敢冒风险,实在是因为它们的贷款来得太容易,亏了之后又不会受到惩罚,而结果是,全国人民必须为它们最后买单。早在2000年,我就在《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改制先锋顺德的事情。顺德把改制叫做“止血工程”,因为不改制,国有资产就会像血一样从伤口处哗哗地流失掉。改革的实践者们比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那么,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呢?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在目前不规范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利用改制空手套白狼的动机还很强烈。由此,我们应该对MBO持有高度的警惕。这不是说管理层持股不对;相反,我赞成管理层不仅要持股,而且要持大股。问题是管理层的钱的来路以及谁来监督管理层的收购。我在成都采访过一位改制企业的年轻经理,问他是否愿意进行MBO。他说,如果他愿意,他立即可以赚几千万元。已经有投资者来鼓动他,愿意借钱给他搞MBO。尽管公司也有董事会,但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他完全可以用借来的钱先收购公司的股份,然后又反过来做些手脚,让公司以高于其收购价的价格回购这些股份,转眼间他就可以赚个满钵。幸好他是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好人,不愿意欺骗厂里的职工小股东们。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性善上,在制度建设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MBO要慎行。在这方面,顺德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顺德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经理要想买企业,必须自己掏腰包,交纳相当比例的现金。有了这样的要求,企业经理想空手套白狼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 然而,把国有资产流失的板子全打在国企高管的屁股上,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就我们调查所得到的情况来看,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是资产打折,而不是空手套白狼。在某些城市,企业可以以低于帐面价值60%的价格出售。资产打折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想以资产换取就业。从中央到地方,就业是一切问题之根本,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这个敏感问题。谁都知道,隐蔽失业在国企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曾在西安一家大型国企的企管办工作过两年。在我去之前,这个办公室只有两人;我去之后,人数直线上升,到两年之后我离开时,已经达到七人。刚到这家工厂时,我还在装配车间里实习过半年。我们班组按编制总共有12个人,可平时能有一半人上班就不错了,生产却从来没有耽误过。改制本是国企瘦身的好机会,但地方政府总是设法要求企业多留人;哪怕下岗,也要以内退为主。这样一来,企业高管就拥有了很强的谈判能力。尽管各地都有明文规定的资产打折标准,但每个企业都会以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更高的折扣。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企业管理者的要求。改制过程中内部人控制严重也与此有关。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拥有更多关于企业资产和人员的信息,因此更可能答应多雇用工人,地方政府选择内部人就是理性的选择了。 说到底,资产打折和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负担起提供再就业机会的责任有极大的关系。可以想像,改制的最佳办法是先将人员和资产剥离,将资产以招标的形式公开出售,然后要求买者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职工,剩下的人由政府负责,安排再就业。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资产的价值。目前以会计价值确定资产价值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帐面价值高的企业可能没有任何前途(如那些开工即亏损的企业),而帐面价值为负数的企业未必就不能卖一个好价钱,因为它们可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公开招标出售可以发现那些识货的买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政府,这都是好事。其二,公开出售割断了资产和人员安置之间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为企业今后的资产重组扫清了道路。然而,在我们所调查的十二个城市中,只有重庆的南岸区计划照以上办法做,其他地方统统将人员安置和资产打折捆绑在一起。这是政府不愿意负担责任的结果。就多数地方政府而言,改制是甩掉国企这个沉重包袱的好机会。一位经贸委主任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改制就是要让工人别到政府大楼前‘上班’。”“上班”是对工人到政府门前静坐的戏称。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已经危及政府的威望。其实,何止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何尝又好多少?现在的情形是,中央财政好于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好于市级财政,依此类推,区、县、乡镇最惨,只好向企业和农民伸手,有些地方的税已经收到2007年了!中央现在控制着187家特大型企业,赢利占所有国有企业的2/3;各省、市纷纷效尤,赢利企业保留,亏损企业下放。某市一个区原来没有几家国有企业,市里一下子下放三十二家,都是亏损的待改制企业。要全部改完这些企业,需要1.2亿元;对于一个区而言,这是天文数字。 回到郎咸平所引发的大讨论,我想说的是,义愤不能代替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尤其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大脑,而不是大众的喉舌。中国的现实是,大众所接受的关于公平的教育和他们在现实中的遭遇完全是矛盾的。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是国家的行动。但是,现实却是,我们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这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我们的要求也不一定转化为国家的行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造成人们的挫折感和对社会的愤怒。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引导民众缓解挫折感,督促政府改进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而不是点燃民众的愤怒之火。民粹主义可以图得一时的痛快,但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剂慢性毒药。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城乡矛盾和发展经济学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2006年5月19日 目 录 一、 从贫困到富裕与从乡村到城市 二、 城乡矛盾 三、 没有城乡矛盾的情形 四、 城乡矛盾的原因 五、 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六、 发展经济学的任务 一、从贫困到富裕与从乡村到城市 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系可能有许多方式从贫困走向富裕 农业社会: 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烟草等 新的土地:闯关东 人口减少:湖广填四川 只有工业革命创造了普遍富裕的可能性。 工业革命创造了普遍富裕的技术条件,同时又改变了人类存在的自然面貌和社会面貌。 自然面貌方面最显著的便是城市的崛起, 社会面貌方面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 造成这两者的共同原因,是工业的工厂化生产。 城市的高生产率和高的生活水平,就与农业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乡村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城市成了富裕的代名词, 从贫困到富裕,对个人来说,成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问题, 对国家来说,同样成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 贫困到富裕可以视为城市化的过程。 我的观察视角:移民过程――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二、 城乡矛盾 有了城市,就有了城乡关系和城乡矛盾。 在农业社会,社会阶级可以是 自耕农 国家贵族阶级 佃农 地主 农奴 封建庄园主 等等。 有了工业,便出现 工人阶级 资产阶级 后两个阶级又组成常说的市民 假定不考虑国家统治阶级,则有自耕农、工人、资本家三大阶级。 资本家与工人:互相依靠互相矛盾 资本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互相矛盾 (新增工人靠农民,但希望农民工资要价低、农产品价格低; 农民移民靠资本家投资,希望工资高、农产品价格高) 工人与农民:互相依靠互相矛盾 (都希望在面对资本家时工资高 但双方争夺就业 工人希望农产品价格低,农民希望高) 城乡矛盾是三大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具体表现农民试图成为市民,市民阻止农民成为市民 农民要求通过市民化实现富裕,但市民在追求自身富裕的同时却阻止农民的市民化。 这就是城乡矛盾的实质。 这也就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主要矛盾: 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 农民富裕的必要条件是大多数农民转变为市民; 但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却延缓了市民自身富裕的进程,因此市民将阻止农民转变为市民,从而造就了城乡矛盾或者农民和市民的矛盾。 市民又可以分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雇主和经理阶级)和工人阶级。市民的主体是工人阶级 所以,农民和市民的矛盾又特别地表现为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的矛盾。 一位印度经济学家的观点 注意:城乡矛盾不是自然或者技术矛盾,而是社会矛盾 三、没有城乡矛盾的情形 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城乡矛盾,城市不发展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城乡一体化 欧美早期发展过程:基本不存在 这三大阶级的关系,在早期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城乡矛盾。 这里的主要原因,一是早期的欧洲农民不愿意去工业,因为那时工业比农业更苦,而且更没有保障,二是早期的城市不发展,电、自来水都还没有,城市生活没有明显地比乡村好,三是宗教、风俗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强调。 所以,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逐步的。另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始终是开放的,没有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特权区别 前苏联、东欧集权经济发展过程:基本不存在, 由于战争等因素,那里没有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特别严重问题,农民转移顺利,城乡之间居民没有身份区别,城乡矛盾不大。 四、城乡矛盾的原因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乡矛盾,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城乡矛盾。为什么? ——兼议通胀目标制在我国的运用 1998年以来,以我国中央银行取消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管理制度为标志,我国的货币政策进入了以抑制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扩张性阶段。以RPI指数衡量,我国从1997年四季度到2002年一直未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不仅仅如此,这段时间内资本外逃严重,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加大、货币政策的一系列扩张性操作效果均不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论文以IMF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分类为切入点,将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进一步概括为以下特征:以人民币币值稳定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商业银行超额准备并兼顾稳定货币市场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以受到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实现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利率为特征的利率管理制度;以人民币钉住美元为主的汇率制度;(准)全额结售汇、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名义上受到管制但事实上存在资本双向跨国流动的国际收支制度。 论文以此为出发点,分别从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中国的资本流动四个方面来阐述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内生缺陷。这分别构成论文的第二至五章。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我国《中央银行法》的表述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何谓“币值”?我国货币当局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以及通货紧缩出现前后的理解是有变化的,其中对外币值稳定(实际上是指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的关注要早于对国内通货紧缩的关注。在一定条件下,对内币值的稳定与对外币值的稳定就存在矛盾,“米德冲突”就为我们提供了理论证据。 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表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干预,不需要经过政策传导的过程,因此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在钉住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扩张。遗憾的是,我国通货紧缩的威胁并没有解除。与大多数专家重点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出现梗阻不同,笔者将目光转向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带来的影响,并试图回答为什么只有货币没有贬值的中国和香港出现了通货紧缩,而其他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却没有出现这一困境的问题。经验研究发现货币贬值不能促进出口的结论至少在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四国是不成立的,中国在1998年之后仍然保持了出口的增长,但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中国在此间数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二是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贬值,前者直接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后者则使得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因此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代价是巨大的。 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由于其在宏观调控中的突出地位,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又可以称之为货币目标制。论文从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相关性和因果性出发,论述了我国中央银行继续采用货币供应量指标作为中介目标并不合适。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随着通货紧缩的出现,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之间的相关性已经明显下降,且因果关系亦不存在。 论文归纳了国内学者关于M2/GDP问题的不同认识,并从货币供给层面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分析,认为我国高比率的M2/GDP,反映了我国金融系统中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事实,该比率的继续上升意味着我国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和我国企业财务杠杆比率较高,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不足。综合来看,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经不合适。 第四章主要从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进行分析,按照我国官方的解释:我国中央银行的操作目标主要是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水平,同时还必须关注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动,且前者相对更为重要。货币市场操作目标的选择基本上从属于中介目标的选择,我国目前两者兼顾的做法反映出其过渡性质。从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法来分析,稳定货币市场利率的操作在逐渐增加,如果它体现了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这就迫切要求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的改变,否则将存在两者在性质上的不匹配,然而,目前就在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中进行选择还为时太早。 第五章分析了我国的资本流动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了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结构特征,对我国理论界占主流观点的资本外逃提出质疑,认为在我国在资本外逃的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段还可能存在资本内流的可能性。论文对我国影响资本流动的物价、利率和汇率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利率平价理论在我国的变形进行了解释。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资本流动受利率因素影响显著,证明了在我国不仅仅是单向的资本流出,而且存在资本内流进行套利的情况,且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并且资本的流动以获得利差和汇差双重收益为目标。即使无法获得汇差收益,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至少使其无需担心汇率损失的风险。这种状态使得说明我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趋于无效。我国与美国经济周期的非同步特性和我国实际上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其政策含义表明,我国中央银行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 在此基础上,第六章试图重新解释我国1998年以来通货紧缩产生的原因以及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是如何被抵消的。对于通货紧缩,我们可以从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两个层面来分析,前者通过实际有效汇率路径、全球原材料价格下降途径和总供求途径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在货币经济层面,利差和汇率预期路径下的资本外流使得货币扩张的效果被抵消;2001.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上述途径产生的效果发生逆转,将我国渐次拉出通货紧缩的陷阱。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无力自主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其缓解基本依靠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关于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笔者也将其按9.11恐怖袭击事件划界,对此前后两个阶段的货币政策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以本币扩张为主,外币扩张为辅(资本外逃的缘故);本币极度扩张性操作的效果为资本外逃和商业银行自主性地加强风险管理所抵消;9.11事件之后则变为本币收缩为主,外币扩张为主(资本流入的缘故)。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通过大规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来应付。就现阶段中美利率和汇率组合而言,论文通过实证检验证明我国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时无力达到其阻止资本流入的目标。 正因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存在诸多的内生性缺陷,寻找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就显得尤为迫切。通胀目标制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论文中第七章对通胀目标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时代背景和其理论基础以及在新兴市场国家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综述,以期为我国今后实行通胀目标制提供理论指导。 如果说第七章是理论层面的分析,第八章则是从政策实践的角度对通胀目标制的分析。论文第一节对亚洲正式采用通胀目标制的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其政策框架的转轨进行了分析,由于我国与这三国存在较为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宏观金融调控模式,因此其成功经验和未来的障碍均值得我们借鉴。第二节对美、日、欧三地中央银行为何没有采纳通胀目标制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其成功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第三节则主要针对中国是否实行通胀目标制的问题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在2004年通货膨胀重新出现的条件下,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无力阻止通货膨胀的继续发展。因此在实行通胀目标制之前,首先要解决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内生性矛盾,如何从钉住汇率制度中“退出”尤为关键。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我国已经不具备主动退出的条件,未来能否实行将取决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仍然处于传统的货币目标制的政策框架当中。 内容摘要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及其内生缺陷 2 三、论文的逻辑思路 3 四、文献回顾 4 五、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 5 第二章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7 第一节 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内涵及其变化 7 一、我国货币当局对“稳定货币币值”的理解 7 二、国内学者对“稳定货币币值”的理解及缺陷 9 三、国外学者对“币值稳定”的理解 10 第二节 我国中央银行最终目标的内生性矛盾 11 一、我国经济运行的“米德现象” 11 二、人民币汇率政策分析 12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 15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7 第三章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分析 19 第一节 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分析 19 一、 国外净资产项目研究 20 二、 国内信贷项目研究 21 第二节 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与因果性分析 23 一、 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相关分析(I) 23 二、 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相关分析(II) 25 三、 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的因果分析 27 第三节 中国的M2/GDP为何如此之高? 28 一、经济学家们的不同解释 29 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 31 三、 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分析 34 四、 我国M2/GDP的总体判断 4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41 第四章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分析 42 第一节 国外的操作模式和经验分析 42 一、价格型的操作目标及其操作模式 42 二、数量性的操作目标及其操作模式 42 第二节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研究 43 一、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特征 43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总体评价 45 三、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改革的方向 45 第三节 本章小结 47 第五章 我国的资本流动研究 48 第一节 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结构特征 48 一、我国国际收支的特征 49 二、问题的提出 51 第二节 影响我国资本流动的因素 52 一、中美两国的物价走势分析 52 二、中美两国的利率走势分析 53 三、中美双边汇率的走势分析 54 四、利率平价理论在中国的表现形式 54 第三节 我国跨国资本流动的经验检验 57 一、对合并额1和合并额2的检验 57 二、增加虚拟变量后对合并额2 的检验 59 三、对1994年以来的资本流动进行检验 61 四、我国资本流动的特征总结 62 五、对李扬提出的“迷失的资金”问题的重新解释 6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63 第六章 对我国通货紧缩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新解释 64 第一节 对我国通货紧缩的重新解释 64 一、我国1998年以来物价变化的主要特征 64 二、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状态下的通货紧缩 64 第二节 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67 一、1998—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分析 68 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分析 69 第三节 本章小结 73 第七章 通胀目标制及其主要内容 74 第一节 通胀目标制及其主要内容 74 一、通胀目标制的定义及其历史沿革 74 二、对通胀目标制的不同理解 76 三、实行通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 77 四、通胀目标制的主要内容 80 五、通胀目标制的优势及其不足 88 第二节 从货币政策规则的角度来理解通胀目标制 90 一、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划分 90 二、货币政策的工具规则 91 三、货币政策的目标规则 92 第三节 对通胀目标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前提条件的争论 95 第四节 本章小结 97 第八章 我国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可行性 98章铮: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
宋世方:贸易政策合作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姚洋: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胡景北:城乡矛盾和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