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后记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4)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夜话”2022年第27期,2022年11月30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4部分。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3)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而缺乏理论的基本原因,应当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所依赖的新古典单部门假设,即整个经济是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部门。本书前面介绍的三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也都建立在单部门假设上。例如,刘易斯虽然提出传统和现代两部门区分,但他在反对农业和非农业区分的同时,没有提出两种产品概念,而他的两部门假设只是单部门假设的一种辅助或外围形式。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各个部门则是对单一部门所做的次级部门细分。托达罗考察的是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城镇失业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转移,其方法和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失业如何影响女性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方法相同。当然,正如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证明的那样,把农业视为和汽车制造业同类的次级部门亦可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单部门假设的前提是各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该命题意味着劳动力在任何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总产出效应,或者说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有巨大差距,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仅仅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当失业成为主要经济问题而失业者又需要非农部门来吸收的时候,只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假设预先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放弃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假设。

本书第十到十五章组成另一个单元。该单元尝试在两部门假设前提下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理论框架。设想一个劳动力追求更高工资并为此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流动。非农部门制度是标准的新古典制度,农业制度则因民族和地区而异。第十章把耕地使用权长期稳定、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力和务农的净产量高于生存水准的农户制度定义为广义自耕农制度。中国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属于广义自耕农制度。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农业制度,应当有一种向广义自耕农制度趋同的趋势。在这一制度中,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决定,它高于生存水平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如果存在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将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劳动时间,配置标准是农业边际产出等于非农工资。农户的劳动总收入是其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之和。若农户完全放弃农业而转移到非农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劳动总收入,他所要求的非农工资最低水准将是他的农业平均产出。就此而言,本书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农业平均产出工资。这一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农民理性,又能够包容两部门生产率差距。

第十一章讨论一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机制,即农劳比的决定机制。劳动力配置均衡的标准是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由于实际工资受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者价格变动的影响,决定价格的商品市场不均衡,价格不稳定,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均衡;但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在两部门之间流动,产量和价格就会波动,商品市场亦不可能均衡。所以决定工资水平的劳动市场和决定价格水平的商品市场必须同时均衡。本书把非农产品当作价值标准商品,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劳比的共同均衡,证明这样的均衡存在、唯一和稳定。

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全都止步于农劳比均衡。这和失业研究类似。如果失业研究发现某个社会可接受的均衡失业率,如果社会和经济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研究便可以止步于这一长期稳定的失业均衡。农业社会要求的同样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农劳比。但非农化转型要求的,却是无论均衡与否,农劳比都必须下降。所以,农劳比均衡仅仅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农劳比下降的均衡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问题。第十二章用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均衡。这一定义的经验基础在于价格跨期相等或有限波动是经济稳定的主要标志。因此,该定义具有可观察性与可操作性。本章用比较静态方法讨论了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就投资导致劳动力转移而言,农业投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同时又创造了劳动力转出农业的可能性。非农投资提高非农劳动生产率,为非农部门扩大生产和吸收农业劳动力提供了空间。但投资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必须均衡,才能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既让两部门各自生产的更多总产出等于相应提高的对两部门产品各自的总需求,又让上升了的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工资等于上升了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工资,还让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实现转移均衡,农劳比均衡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投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十三章进一步探讨恩格尔系数、技术、资本产量弹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影响。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变化。总的来说,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比非农业的技术进步更快、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等因素,都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伴随着劳动力向非农部门集中,资本也向非农部门集中。

第十二章的目的是发现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实现机制,找出不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跨期波动的农劳比下降方式。该章只考虑投资配置和农劳比降速的均衡,不考虑投资和降速两者的大小。可农劳比必须达到一定的降速,非农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才能够“较快地”完成。速度取决于加速度。第十四章考虑农劳比加速度均衡。投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投资是生产者为了未来收入或利润而对资金所做的跨期配置。储蓄是消费者跨期配置收入。由于农业和非农工资都高于生存水平,所以工资与资本收入一样可以储蓄。该章用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资本市场在决定投资多少的同时,也通过加速度决定了农劳比降速的大小。而跨期相等或波动有限的利率保证了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的恰当性。该章初步探索了加速度均衡的存在性。

中国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极端失衡和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然是人类非农化转型中的一个特例,但非农化转型中的短期波动却是正常现象。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讨论这样的经济波动。本章引入货币市场,指出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亦将波动。所以,宏观价格水平既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也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影响。本章提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概念,说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将多倍地放大为食品相对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由此,本章试图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可以转变为货币市场失衡甚至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性。

本书最后是关于农劳比降速均衡证明等的数学附录和关于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附录。

当代经济学的核心是高度数学化且可以拟合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时期的动态过程。地震和气候等自然因素,战争和政治变动等社会因素,发现新土地和运用新技术等自然和社会综合因素等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具有高度随机性。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动态和随机模型。但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尚未成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概念甚至还是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因此,本书的着力之处,是从直观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和转移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本书既不是一本以数学模型为主体的高度抽象的作品,也没有提供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严格证明。就此而言,本书没有完成。实际上,本书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即使它所解决的问题,也需要更多辩论。但在另一方面,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规律的讨论,既可能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随机动态模型提供某种思维框架和计量工具,又可能揭示这些模型所忽略的经济均衡实现机制,还可能为更抽象的经济学研究提供直观的说明和经济政策的指引。如果本书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也就达到了目的。

“夜话”2022年第26期,2022年11月28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3部分。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2)

本书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当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并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这一章同时介绍了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观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难以展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因。本章的目的是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必要的历史框架和思想史基础。

第二至第五章组成一个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现象和经济学问题的单元。第二章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指标和为这些指标获得数据的标准方法。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和数据。本章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指标,证明利用现有统计资料,人们不但可以整理出这些指标的数据,而且整理出来的数据是唯一和无歧义的。因此,本章解决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数据困难。第三章利用上述指标和数据梳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可以胜任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背景国家。第四章则利用中国与美国的统计资料,展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例如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转移速度两者变化的抛物线趋势、农劳比的降低趋势、转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波动周期性,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长期性等。这些特征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对象。本章并把非农化大转型分成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非农化转型的早期和中期。第五章则具体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问题。该章特别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常识问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人类依然可能相当顺利地实现非农化转型。但是,若不尊重常识,人类即使掌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照样会遭遇重大失败。

第六到第九共四章分别评论三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第六章讨论刘易斯理论。刘易斯把经济分为生产率高低不同的两个部门,阐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远远不能涵盖农业劳动力转移。迄今为止的世界非农化转型历史证明,无论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个国家都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剩余劳动力概念既难以严格定义,又缺乏相应数据,因此不能用于实证研究。第七章介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结构变化研究”。该研究虽然不专门针对、但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化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和总体趋势。它的最重要缺陷是没有考虑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或者说,在新古典研究中,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是瞬时出现瞬时消除的。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事实表明,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巨大且贯穿非农化转型的全过程。

刘易斯理论和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重视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问题。托达罗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经济政策角度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问题。本书第八章指出托达罗理论虽然发现了城镇失业和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但它属于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问题,用托达罗的话说,是“一个减少500个城镇失业的政策是否会诱导超过500个乡村劳动力进城”的问题。它和我们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一回事。农业劳动力转移牵涉的是成千上万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而非与个别经济政策有关的少量转移。同时,托达罗理论无法容纳价格变化,因此无法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第八章用中国1978年以后的统计资料证明,在非农化转型中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具有总产出效应,而且该效应远远大于同时期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与第八章相联系,第九章进一步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非农部门扩张。本章根据中国最近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史,揭示中国每年新增的非农就业大部分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进入总劳动力不断减少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未来若干年,将成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唯一重要来源。本章亦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和经济增长,而且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值得重视的联系。不过,本章以及本书其它各章利用统计数据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影响它的若干最重要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联系,而非对它们之间的相关甚至因果关系的严格度量和验证。本书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本书的重点不是经济计量研究,其次在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也许不具备计量研究所需要的可靠性。

“夜话”2022年第24期,2022年11月2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2部分。

放弃《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版权的声明

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中文简体版已经在本月出版。封底的极简版“内容简介”如下:

经济学家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数据和理论框架。本书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用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度量转移过程,并证明这些指标具有唯一且无歧义的统计数据。本书利用这些数据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并用商品市场价格和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分别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均衡,用通货膨胀放大系数说明转移失衡可能造成货币市场波动,从而提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拙著在海外由位于美国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拙著纸质版和电子版仅仅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市场发行和销售。最近一些得到拙著的朋友,包括中国国内的朋友向我询问是否可以将我发給他们的拙著转发給别人。今天,我宣布放弃拙著的版权,让朋友们和有兴趣的人能够合法地放心地任意传播和散发拙著。我放弃拙著版权的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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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放弃《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版权的声明

  1.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唯一作者并与世界华语出版社商定,我个人拥有该书的所有版权。该书国际书号为ISBN 978-1-940-26684-8。
  2. 我保证《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书中不含有任何侵犯他人版权的内容。
  3. 从即日起,我放弃《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版权。任何人出于任何非商业性目的,都可以复制、复印、印刷、散发、储存和利用任何其他方式传播该书或其中部分内容,包括传播该书的纸质版和电子版,而无需我的同意和知晓。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电子版将放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适当且醒目位置任由下载。
  5. 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商业性用途,包括全部或部分地在中国国内出版,我将放弃和该书版权有关的一切经济权益。

特此声明。

胡景北

202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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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衷心欢迎对拙著的批评和反驳,并希望这些批评和反驳能够也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谢谢!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23期,2022年11月18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1)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我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仅仅在1980至2020的四十年中,我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远远超过三亿人,而我国2020年非农劳动者不足六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从事手机制造、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近四十年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波澜壮阔地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全世界。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三百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观察,我们又发现,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它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程度,只有一万年前发生的劳动力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移可以与之相比。明朝初期中国大迁徙的人口可能高达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许让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于病毒和暴力。这两次人口大变动后来都导致人均食物产量提高和人口快速增长。然而,它们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须数百年甚至更短时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大变动之前的原点,继续落入大部分人务农但依然饥饿的贫困状态。例如,移民到美洲的早期白人育龄女性,每人平均生育的孩子超过7个。英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当年直白地指出:“只要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 这意味着,假设没有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美洲发现的结果也将只是延长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或者推迟农业社会陷入最终危机的时点。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人基本灭绝事件,以及中国和其它各民族在最近几千年内经历的每一次人口大变动和大迁徙,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分重要,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农业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大部分人务农、大部分人挨饿。

然而,发生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彻底改变了这些特征。今天,不但大部分人能够吃饱,而且社会只需要少部分人务农。农业劳动力转移反映的,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的彻底改变,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而跨入新的社会阶段。所以,本书根据人类劳动用在食物生产方式上的集中程度,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和非农化转型四个时期。在采集狩猎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在农业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采集狩猎活动向农业集中。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人类必需食物的农业。在非农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集中。当今人类正处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正在离开农业社会而转入人类目前难以清晰预知的“后农业社会”。和当年的农业化一样,非农化大转型将把人类在宇宙大尺度上的生存空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非农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业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在“后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应当低于百分之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非农化转型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历史过程。本书便是对这一历史过程所做的经济学理论探索。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动整个社会的重要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样的范围。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当然,即使囿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本书将局限于宏观经济学角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诸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人和其家庭带来什么变化、给他们离开和进入的社区造成什么影响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进一步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本书亦仅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和所遵循的基本经济机制。为了探索这些条件和机制,本书将建立关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的某些特殊假设,使用来自中国等个别国家的统计资料。但在清楚地说明这些假设和资料以后,本书致力于超越个别国家的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

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简单直接:什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书提出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以下简称“农劳比”)指标,用它表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的集中程度。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这一集中程度的下降,或者说农劳比下降。在最近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依然集中在农业。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所有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因此不属于我们研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范畴。同时,农业社会中不时出现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度。这样的现象同样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严格意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少量农民脱离农业,不是农劳比的短暂降低,而是农劳比持续和显著地下降,并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定义,本书把非农化转型过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过程,把农劳比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把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过程的指标。速度和加速度是两个众所周知的物理学概念。设想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从比如8 000米高空降落。为了保证飞机迅速平稳地降落,飞行员必须把握好飞机在每一时间的速度和加速度。飞机应当尽快降落,以免空中危险;但飞机又必须平稳下降,因为严重颠簸会造成乘客伤亡。前者是速度问题,后者是加速度问题。农劳比下降过程与此类似。如果把非农化看成一件“好”事,把人类的非农化使命看成人类把农劳比从百分之八十降低到百分之一的任务,那么,农劳比亦应当迅速平稳地下降,下降过程中的“颠簸”尤其严重颠簸也会损害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类群体的福祉。亚国曾经经历过严重“颠簸”。亚国1957年农劳比是81%,农劳比降低量或降低速度是负1%,降低加速度是负3%。1958年猛踩油门,加速度骤然升至正24%,速度相应升至正23%,农劳比一举下降到58%。按照这样的加速度,亚国再用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全部非农化转型任务。然而,这样的高速度不但不可持续,而且造成灾难。事实上,亚国在1959年即猛踩刹车,加速度突兀地降为负27%,速度降为负4%,农劳比本身在随后几年反弹并上升到比1957年更高的水平且延续多年。在经济学上,如此剧烈的“颠簸”直接造成亚国当年数千万饿殍的大饥荒。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非农化转型在经济学上需要的不是高速度,而是恰当速度,后者的经济学概念便是均衡。因此,非农化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提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而后者又需要转换为农劳比下降的均衡速度和加速度问题。由此出发,我们方能严格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夜话”2022年第22期,2022年11月1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1部分。

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是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我们每个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村里兼开小店的农户比其他人日子好过。用经济学语言表述这一现象,就是那兼业农户的生产率高于纯农户。当然,这里我们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商业也创造价值”说法。一般而言,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体是非农业生产率的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或者说非农业生产率是农业的三倍到五倍。下面我们假设四倍。基于这一四倍差距,一个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该社会的农业总产出会减少1单位,但非农产出将增加4单位,因此社会总产出提高(4-1=)3单位。如果这个社会一下子转移一百万、一千万农业劳动力到非农产业,该社会就能一下子大大提高总产出。本系列第8期所举的农业劳动力过多转移并造成大饥荒的例子,从技术上看,便是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让好大喜功的掌权者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不顾农业产出剧烈减少的危险,强迫过多劳动力转出农业。认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以常识和个人意愿为前提之后,本文将具体考察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并且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总生产率、农业生产率和收入分配效应。

首先考察我国情形。把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类并相应地除以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我们得到公式

      (总GDP/总劳动力)=总劳动平均生产率(简称总生产率)

      (农业GDP/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平均生产率(简称农业生产率)

      (非农GDP/非农劳动力)=非农劳动平均生产率(简称非农生产率)

用s代表后两者之比

       s=农业生产率/非农生产率

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80到2020年数据,我们计算出中国当年价格的农业和非农生产率以及它们的比s并绘成图1。该图显示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在这段时期皆快速上升。与此相反,s波动激烈,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并大体以s=20%为中轴线。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表明,这段时期s的均值为0.21。也就是说,在最近四十年内,中国农业生产率大体是非农生产率的五分之一。

其次观察世界范围的情形。一些学者曾经根据1985年的数据,将世界85个国家按照总生产率高低分为10组,其中第1组总生产率最低,第10组最高。他们接着计算这些国家的农业和非农生产率以及两部门生产率之比。图2、3分别展示他们的计算结果。就1985年而言,两张图向我们揭示了如下两个特征:

(1) 农业生产率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显著低于非农生产率。图3并且显示,农业与非农生产率之比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超过0.4。

(2) 一般而言,总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农业与非农的生产率相对差距越小;反之,总生产率越低的国家,该相对差距越大。 

                  图2        各国农业和非农生产率,1985年

注:横轴表示按总生产率的国家分组。浅色柱形为非农生产率,深色为农业生产率。纵轴单位是国际美元。

                 图3 各国农业生产率占非农生产率比重,1985年

注:横轴同图2。

显然,世界各国1985年的横截面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国家在非农化转型长过程中的历史状况。这样,我们能够发现其他三个特征:

(3) 在一国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非农化转型阶段,相对于非农生产率,该国农业生产率更低。

(4) 一国的非农化过程可以看成该国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提高更快。

(5) 在非农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率也许永远赶不上非农生产率。

现在我们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四大效应。

  1. 总产出效应,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总产出:转出农业将提高总产出;转入农业将降低总产出。本文开首处已经用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2. 总生产率效应,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总生产率:转出农业将提高总生产率;转入农业将降低总生产率。该效应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总产出效应的推论,因此不难理解。已知一个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会提高总产出,那么,用提高了的总产出除以和原先同量的总劳动力,总生产率自然也会提高。
  3. 农业生产率效应,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生产率:转出农业将提高农业生产率;转入农业将降低农业生产率。这里的原因是剩下的每个农业劳动力将耕种更多耕地,人均农业产量和生产率自然上升。
  4. 收入分配效应,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水平。一个劳动力主动选择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从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高于其在农业的收入,而其基础就是非农生产率高于农业。在他提高收入时,他也缩小自己与其他非农劳动力的收入差距,降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虽然是极其微小的降低。另一方面,依然留在农业的劳动力的生产率上升,他们的收入将提高,这也会降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与非农劳动力相比,农业劳动力收入较低,这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方面。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将有助于缩小这样的不平等。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10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21期,2022年11月4日

注:图1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图2和图3引自Restuccia, Yang and Zhu 2008文章。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的教训:尊重常识

本系列上一期就农业劳动力一次性过多转移所导致的饥荒,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重要性。虽然上一期的例子是个特例,但转移失衡是非农化大转型中的常见现象。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形总是或大或小的失衡。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较大尤其是特别严重的失衡。

在我看来,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十分重要,但避免严重失衡所需要的首先不是“技术性”的均衡研究,而是社会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的第一性规则,是尊重常识,也就是尊重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就非农化大转型和饥荒的联系来说,饥荒发生最危险的时候应当是转型早期,那时农业还不能保障民众基本温饱,“不饿”已是幸事;人类想离开农业,必得承受饥荒饿殍的风险。如何让风险可控?应当说,我们中国人对农业失收导致饥荒的风险有着长久的防范意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在晚清。当时中国学者便强调它对以农立国的风险。在这样严重的风险面前,是否应当离开、如何离开和每一年多少劳动力离开农业,人类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一种让个人决策的凭借经验的试错过程。恰恰在人类非农化最早开始的英国,尊重常识、尊重个人和地方试错选择的经验主义是政府和学者的主流意见。这真是全人类的大幸!当时英国中央政府既无经济发展规划和指标,也不干预个人职业选择,更不直接管理地方事务。个人不断试错,地方自行其是,即使造成饥荒也局限在个体和地方,而不会成为地区甚至全国性灾难。我们对英国当年的许多悲剧耳熟能详,比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等等。但圈地是各个教区自行决定,并无全国性的“运动”、绝无指标和考核。资本积累更是个体的决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亦无投资计划和指标。因此,个人灾难会有,地方饥馑难免,但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和灾难。我们同样耳熟能详的当年英国学者如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不但没有担忧过饥荒,反倒对英国人口增长过快忧心忡忡。事实上,直到英国完成了非农化早期历程的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不但没有发生过较大饥荒,其农业生产还让英国人口快速增长:从1750年到1830年增长了一倍多。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有足够食物让人口快速增长。

问题的关键是,当时英国不但生产出足够食物,而且还降低了农劳比。至迟到1800年前后,英国农劳比应当已经低于40%,英国农业劳动力已经开始绝对减少,非农化在英国已经成为社会大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农业是在没有化肥、农药、农机和电力的“极低”技术水平上,也就是主要靠农业劳动力的情形下,创造了我们今天难以设想的农业奇迹,才得以支撑同时发生的人口高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直到1830年代,英国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我们考虑到所谓的“羊吃人”运动把大量耕地变成放羊的牧场(以便为当时的纺织业提供原料,注意英国不适宜种植棉花),英国粮食产量的提高更令人称奇。毫无疑问,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可能导致粮价上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也是:在粮价上涨的同时,英国依然保持了人口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自诩也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在1999年诧异地发现当年英国公众对农业困难的印象远远大于实际状况。他说这里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粮食的不可替代性和在当年缺乏国际贸易条件下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让英国公众担心粮食短缺;第二是拥有土地是英国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而土地本来便稀缺。我们的短文不去探究更多原因,只是指出,人类最早开启非农化大转型的英国不但没有遭遇饥荒,而且在“农业困难”的印象中实现了世界最早而又可持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认为,这是英国尊重常识的成功!而英国的成功又把全人类带上了非农化道路。

由尊重常识出发,我们很容易尊重市场并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比较一下农业化和非农化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市场的重要性,农业化是人们换一种方式生产粮食,非农化是一部分人不再生产粮食而必须用自己生产的非农产品交换粮食。交换可以经由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在尊重常识的前提下,试错法让英国人经由市场交换。市场交换靠的是价格。价格的特点是与道德无关。一个人高尚还是庸碌,都会价高多卖少买、价低少卖多买,因此价格可以指示什么产品多了什么产品少了,劳动力和资金就会向价高产品的生产部门转移。所以,粮价上涨自然引导劳动力回到农业,粮食就会增产,饥荒也就被消除在隐患之时。而在本系列上一期揭示的悲剧中,交换经由政府,粮价由政府定死,完全不能指示粮食过多还是过少,政府和个人自然不能从粮价变化中很早发现粮食过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相联系的饥荒也就难以避免。

一万多年前,人类完全没有农业化的科学理论,却完成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艰巨的农业化大转型。今天,人类也在不理解非农化的情形下完成了大部分非农化任务。这两个事实证明:没有对农业化和非农化的科学研究,人类依然可以实现这两大转型。相反,即使有了关于它们的科学理论,如果不尊重常识,人类照样可能失败,至少可能遭受巨大人为灾难。因此,包括本系列在内的所有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最终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9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20期,2022年10月29日

注:霍布斯鲍姆(Hobsbarm)的看法见其1999年著作,中文版为《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的一个教训

在上一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中,我们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归结为转移均衡问题。用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的下降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转移均衡又可以提炼为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的均衡。本期利用某个亚洲国家(简称为亚国)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经历的严重失衡和其引发的经济灾难,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重要性。

看图。图1是亚国每年的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图2是该国人均粮食产量,图3则是该国的新增人口。这三张图的曲线在1960年前后皆发生剧烈波动。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就这三张图而言,图1曲线波动应当是起因,农业劳动力以不可置信的速度转移出农业。它造成图2曲线波动,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后者再引起图3曲线的波动,新增人口变成负数,就是人口净死亡。我们仔细观察这三张图。

亚国1957年的农劳比是81%,农劳比降低速度是负1%,降低加速度是负3%。1958年猛踩油门,加速度骤然升至正24%,速度相应升至正23%,农劳比像自由落体那样一举下降到 (81-23=) 58%。如果该国1959年继续保持这样的加速度,1959年的速度就应当是 (23+24=) 47%,农劳比将降低到 (58-47=) 11%。到1960年春,该国的农劳比便会降到0,该国非农化大转型任务将全部完成。然而,1958年的高速度根本不可持续。事实上,该国1959年即猛踩刹车,加速度突兀地降为负27%。这就是图1中加速度曲线出现的极其夸张的大起大落。农劳比降速在该年相应变成负4%,表示农劳比反弹上升,并在随后几年上升到比1957年更高的水平,直到1969年才落回1957年的水平。

每个坐过车的人都知道,猛踩油门又紧接着猛踩刹车的后果是车内人或死或伤。农劳比下降过程中的猛踩油门紧接猛踩刹车同样造成民众的死伤,只是普通车祸涉及的人少,而农劳比变化中的“车祸”涉及亿万人口。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农劳比剧烈下降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突然大规模减少,后者导致农业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剧烈下降,在人均产量本来就很低的情形下,进一步导致严重饥饿和大规模饿殍(音同“漂白粉”的“漂”)。按照本系列第5期列出的公式,1958年该国有6,000多万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高达当年农业劳动力总数五分之二。如果我们想到转移的主要是强壮劳动力,当年农业劳动力突然减少的“程度”更加严重得多。

这么多劳动力一下子离开农业,农业产量必然大幅度降低。图2显示亚国人均粮食产量在1958-1961年间持续下降。在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的同时,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亦猛烈下降。下表列出该粮食、肉类、油料和棉花四类产品在1956-1965年的人均产量。就粮食来说,1957和1958年该国人均产量在300公斤左右,1959年猛地降到253公斤;接着继续下降,到1961年仅达207公斤,比1957-1958的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表中的肉类产量数据不全。在现有数据中,人均肉类产量从1957年的6.2公斤下降到1962年的2.9公斤,降低了二分之一强。人均食油和棉花产量的降低同样超过二分之一。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1957-1958年水平,该国人均农产量便非常低下,绝大多数人仅够维生;农产量随后数年从维生水平剧烈下降,就不但造成民众消费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而且难免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和饿殍。

图3揭示了亚国当年人道主义灾难惊心动魄的严重性:该国从正常年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一下子变成一年减少1,000万!如果考虑在正常年份,新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那么,加上新生与死亡人口之差即净新生人口,该国在这段时期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将更多。同时,根据该国的官方统计资料,这场饥荒造成的人口净减少仅仅发生在乡村人口中,而且男性净减少数量远远高于女性:在1960和1961两年,该国男女人数各自净减少1,010万和393万。

在三百年来的人类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在没有大规模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和平时期,像亚国这场造成大规模饿殍的饥荒是极其罕见的灾难。从上面三个图出发,我们可以说:在狭隘的经济学范围内,大规模饿殍的直接且主要原因应当是人均农产量的突然剧烈下降,而后者直接和主要原因,又是灾难性的过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即过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而过高的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又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过于落后有关。因此,亚国的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均衡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两者的重要性。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8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9期,2022年10月21日

注:数据来自亚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注意:本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之前为通过审查,将”中国“皆改成”亚国“。这里的网页版依然如此。]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我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曾经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巨大规模。毫无疑问,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足以成为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一个成为重大经济问题的现象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成为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浓缩”他们对现象的了解、提炼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形成可作为理论探讨对象的严格问题。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有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即农劳比和它的降低速度与加速度。现在,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精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均衡问题。它指的是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短暂时期内,例如在每一年,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学意义上既不多也不少。而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农劳比的概念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问题随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既不快又不慢的均衡问题,即农劳比降速均衡问题。

为了清楚地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我们用农劳比指标把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历史轨迹并列在下面的图内。注意该图的时间尺度延伸到未来的2050年。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农劳比数据仅仅包括1991-2020的三十年。为了形象地把握农劳比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虚拟了两条从1800到1990年的世界农劳比曲线。该图显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全世界正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交界处,美国则几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该图用农劳比下降曲线,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人类历史在最近几百年出现的变化大势。

上图不仅清楚显示了最近三百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史,而且清楚显示了当今时代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未来的无知: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整体虽然跨过了非农化转型中点,但仍然处在转型之中:它们的农劳比下降曲线依然还“悬”在半空中,因此,中国和世界是否能够顺利地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是一个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为了增进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和知识,为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顺利下降,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如何下降到当今高度,而且需要了解农劳比下降的一般规律。

显然,中国、美国与世界三条农劳比下降曲线都和比如飞机一类落体下降的曲线非常相似。上图绘出的是农劳比下降的高度-时间坐标系。把它想象成三架飞机降落的高度-时间坐标系。美国飞机开始降落得早,现在接近安全落地;世界和中国飞机最近几十年下降很快,但目前还在半空中,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还很大,“安全落地”还是一个虽然可望但必须谨慎行事才可及的目标。对飞机来说,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应当既迅速又平稳降落: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骚动甚至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严重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为了掌握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的动向并控制飞机继续降落,上图传递的飞机高度和时间信息固然重要,但飞机在空中某一时刻的降落速度和加速度信息更为重要。实际上,正是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才把包括飞机在内的物体升降运动研究变为科学并使人类飞行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非农化大转型。如果把非农化视为历史大趋势并用农劳比测度非农化过程的进展,那么,农劳比下降越迅速越平稳,非农化转型对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越有利。在这里,农劳比大小本身不足以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不足以揭示农劳比下降的过程。为了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并适当地干预之,人类必须了解农劳比在特定时期或时点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即下降的瞬时速度与瞬时加速度,其中速度指示农劳比在该时期或时点下降的迅速程度,加速度指示在该时期或时点下降的稳定程度。显然,在一定条件之下,速度越大,加速度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越快越平稳,对置身于其中的人类亦越安全越“好”。所以,在经济学上研究农劳比下降和非农化大转型的具体过程,我们将无法避免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概念。进一步说,正是速度和加速度概念,才把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思考,从思辨性的前科学提升到分析性的科学层次。

上图中的中美两国曲线在揭示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农劳比在不同国家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点和不同时期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不同。为什么农劳比下降速度时高时低,为什么加速度时大时小?为什么它们因国因时而异?在经济学的“真空”中农劳比将如何下降?如何定义经济学的“真空”?面对上图展示的曲线,一个人无法抑制自己对历史和世界的好奇心。把好奇心深入下去,我们发现,正是从这样的曲线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研究;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学研究又可以进一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研究。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均衡降速的机制。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7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8期,2022年9月24

注:上图中的世界1和世界2从1800到1990年的线段为假想线,其中世界1是直线。假设世界农劳比在1800年为80%、1990年为42%。中国曲线为1952-2020年年度数据。美国曲线从1800到1890年为逢十年份数据、1890-2020年为年度数据。世界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美国1800-1928年数据来自美国学者整理的美国历史数据,1929-2020年数据来自美国政府。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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