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敬重的厉以宁老师已经逝世两个多月了。上月初清明节祭奠父母时，我也祭奠了厉老师。和许许多多悼念厉老师的网友一样，我在祭奠时也深深体会到某种时代结束的感觉：“厉以宁时代”结束了，甚至“后厉以宁时代”也结束了，还有其他含义的时代也结束了。回忆四十一年前的1982年，当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六大导师是陈岱孙、罗志如、杜度、胡代光、范家骧和厉以宁（排序可能有误）。如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厉老师也去世了：一个时代，以厉以宁为标志的我的学术导师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但即使对于我，“厉以宁时代”也远远超出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含义。那么，“厉以宁时代”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厉以宁时代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第二个标志则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人。就这两个标志而言，1978年后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改革探讨应当存在一个 “厉以宁时代”。本文只想浅谈一下第一个标志。
厉老师作为经济学的引路人，对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1978年恢复高考时，经济学在中国仅仅意味着马克思名义下的政治经济学。恢复高考前，四人帮治下的复旦大学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印刷了上亿册。恢复高考后我们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只是删去四人帮专用词如“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后的过去教材的加厚版。那时候，经济学界的所有讨论都是在政治经济学圈子里绕弯子，例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服务业是否生产劳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一类的讨论。讨论结果也仅仅由有关部门决定。至于非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部门的标准说法是自从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蜕变为“庸俗经济学”，根本不值得了解。所以，我上大学时所知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到1823年去世的李嘉图为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专制荒漠中，在改革开放刚露苗头的时节，厉以宁横空出世，凭其二十多年厚积的知识，突然发表大批介绍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著。仅从1978到1985年，厉以宁便出版了《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1978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0，合著）、《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1982，合著）、《工业区位理论》（1982，合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合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1984，合著）、《教育经济学》（1984）、《消费经济学》（1984）、《简明西方经济学》（1985）等专著。厉以宁这些著作和他在其他场合如《国外经济学讲座》上介绍的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对刚刚进入大学的我们全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这些知识吸引了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学学子，也让最早和最多传播这些知识的厉以宁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
厉以宁的引路人作用尤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引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厉以宁把中国经济学从狭隘和说教的政治经济学引领到广阔和活跃的“大”经济学，从此，经济学在中国不再仅仅是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简称，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的附庸，而同时有了可以争论、辩驳和反对的分支。第二，通过他的著作，厉以宁确立了后来改名为“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模式。这里，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还必须参照西方人自己的教学型式，那么，厉以宁的比如《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等著作，开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风气，其研究方法，至今依然是许多中国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博士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第三，通过在中国问题上应用西方经济学，厉以宁开创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先河。在厉以宁以前，中国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专属研究范围。任何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主要任务的学者（这里用“任务”一词，是因为当年的计划经济制度也计划学术，并把学术任务分配给不同学者。例如，胡代光先生便说过他是应组织要求而从统计学转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专业的）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后来常见的“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借鉴意义”一语，只是在厉以宁闯入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后才出现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说法仅仅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那么，我们同时应当体会，从“体用皆马学”到“西学亦可用”，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和艰难的一步。厉以宁首先跨出这一步，别人迅速的接力才让这一步踏实。在这个方面，厉以宁甚至做成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空前并且至今还绝后的事情：作为一位西方经济学专业学者，他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旁边多了西方经济学领域。但两个领域的人互不搭理互不跨界。例外仅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人继续用经久不变的老调批判西方经济学。可厉以宁跨界了。如果说他在跨界建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体系方面是失败者，那么，他在把西方经济学扩展到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则不但是成功者，而且是引路人。
当然，一个时代有开始也有结束。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的厉以宁时代是从上世纪七十多年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么，厉以宁时代是何时结束的呢？我想，它大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谈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如谈其后续时代的开始。“后厉以宁时代”的开始至少也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标志性现象。第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留学生归国从教和国内青年人直接接触西方经济学。当我1982年初到北大经济系读硕的时候，北大经济系一些本科毕业生则到西方国家求学。1994年，他们中间的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和其他归国学者如张维迎等建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经济学留学生归国的重要事件。那时候，网络开始出现。它让国内青年学子有了直接获得西方经济学第一手资料的机会。当时世界上还不存在任何网络防火墙。这些年轻人如饥如渴地吸收从西方传来的西方经济学，而不再专注于厉以宁为代表传播的中文版的西方经济学。我曾经写过的上海财经大学孙经纬老师便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曾经说过当时许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比他们的导师更了解经济学，因为他们的导师还不会用网络，其经济学知识还停留在厉以宁传播的初等西方经济学范围内。就基本点来说，这些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超过了厉以宁和停留在厉以宁著作上的国内学者。
第二个标志性现象和第一个现象直接相关。归国学者和网络自学者用的是西方原版教材，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不但开始直接采用西方教材，而且是西方大学今天用什么教材，中国今天就用那些教材。西方经济学教材和著作的翻译成了一股热潮。厉以宁开始的通过中介的西方经济学传播和教学模式被超越了。同时，中国大学经济学各专业教学中，西方经济学的比重开始超过政治经济学。
“后厉以宁时代”的第三个现象最为重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广泛视为经济学本身；西方经济学不但被用于研究中国经济，而且在许多人眼中，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够用来研究中国经济：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体”而非局限于“用”。随着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改版转向，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成为经济学者的日常工作。在他们的研究意识里，政治经济学充其量只余留少许痕迹。这和陈岱孙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呼吁、厉以宁老师身先士卒的“西学可用”，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清楚地超越了厉以宁时代，而跨入被许多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造就的新时代。由于这里缺乏类似厉以宁的远远走在同伴之前的代表性人物，因此，我把“厉以宁时代”称为“西学为用”时代，而把“后厉以宁”的这个新时代称为“西学为体”时代。
据说厉老师晚年讲过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厉老师不但完成、而且是辉煌地完成了他对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一个人能够引领一个国家的经济学二十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的个人成就。在经济学传入中国的100多年历史中，厉以宁为经济学传播所做的贡献，应当超过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许没有做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他所提出的“非均衡”研究方法，他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刚性”论点，也许都不足以构成重要学术成就。但厉以宁对经济学尤其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贡献不在提出新理论，而在传播和应用现有理论到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厉以宁说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建立新理论，是作为他学生的我们、是他的学术后人的历史任务。可惜的是，用一位厉老师曾经的博士生的话说，至少在厉老师到上世纪末为止指导的研究生中（当然也包括他和我本人），没有人能够在学术上接上厉老师的班。我们也许在推动中国经济学进入“西学为体”时代的过程中出了一点力，但既难以建立新理论，也难以坚持这个时代，因此，在悼念厉老师的时候，我同样感受到内疚。现在，不但厉以宁时代结束了，“西学为体”的时代也结束了，我们面对着中国经济学的新时代，一个高涨的民族主义侵蚀了经济学的新时代。在这个时候，作为厉老师当年的学生，我在悼念他的时候，更希望把以他命名的时代具体化，更愿意回顾他二十多年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精神，他观察时局的敏锐眼光和他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厉以宁老师千古！
“夜话”2023年第3期，2023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