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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7日下午，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席胡景北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的演讲。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是当前的热点问题。2007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8%，其中四个百分点是由食品价格12.3%的上涨所拉动的。从1994-2006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粮食价格有很强的相关性。那么，如何理解食品与粮食的价格波动？食品与粮食价格的波动牵扯到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和需求关系。而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转移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配置对两部门的生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以中国和类似中国的经济体系为背景，我们需要关注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机制。

　　我试图用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与新增总就业的数量关系，来部分地指示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转移状况。假设非农部门所有的劳动力都来自农业部门，且城镇部门不存在就业问题，则从农业部门转入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目也就等于非农劳动与总劳动的增量差。我定义h为非农劳动与总劳动的增量差占总劳动的比重，并用其表示劳动力的转移情况。h这个指标十分重要，因为在资本、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工资提高的条件是农业转出劳动力大于新增劳动力，即h>0。从1953年到2006年，h总的变化趋势是从负数变为正数，而在1994年到2006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粮食价格与劳动力转移有很大的相关性。我的研究目的不是做计量检验，而是通过理论模型建立粮食价格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逻辑联系，从一般意义上考察发展中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个时点上出现价格波动和市场均衡的机制。

　　下面介绍模型的基本设定。沿用我1994年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经济中有农业和现代产业两个部门。两个部门都具有以劳动和资本为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经济中的总资本、总劳动给定，劳动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而资本不可以自由流动。假设农业部门的实物工资w₁由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Y₁/L₁决定，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出而上升；现代部门的工资w₂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dY₂/dL₂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农业部门的实物工资由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这样的设定既不同于一般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工资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也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农业部门工资由“制度工资”决定）。我的理由是：假设农民都是“自耕农”，土地由农民自己拥有，且农民不能通过出租或转让土地获得收益。在这样的假设下，劳动力的转移会对工资的变化造成直接的影响。同时，即使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有较大的差距，由于工资的形成机制不同，也可以构成劳动市场的均衡。

        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两部门以现代产业的产出所衡量的工资相等：pw₁=w₂。显然，农业部门产品相对于现代部门产品相对价格p的上升，会影响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如果p上升，则以现代产业产出衡量的农业平均生产率上升，从而促使劳动力从现代部门流向农业部门。

    接下来引入对农产品的需求。我们把它定义为Y₁=cY。其中c为恩格尔系数，假设其为外生变量，在0和1之间，并不随收入变化。通过引入对农产品的需求，可以得到农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cY(p)=pf₁(K₁ $ L₁)。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可知，只要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同时成立，则整个经济处于一般均衡。我的研究在数学上证明了这个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与唯一性。

　　考虑长期中资本积累对均衡的影响。当两个部门的资本都增加之后，它们的生产函数都会上扬，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就必须相应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实物生产函数的上扬和农产品需求函数的升高保持同步，价格水平就可能保持稳定。我们把这种发展定义为“均衡发展”。长期经济发展便可能表现为收入不断提高、资本不断扩大、工资不断上升、价格持续稳定的过程。由于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幅度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农业生产函数的上扬幅度也将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更低于现代产业生产函数上扬幅度，所以，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投资将主要表现在现代产业。在现代产业内的更多资本投资将提高现代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使现代产业工资高于农业工资，从而吸引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而资本在农业的投资，又会上扬农业实物生产函数，使社会需求的农产品的生产能够为更少的劳动力所完成。所以，长期经济发展又同时表现为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现代产业的转移过程。

       下面考虑短期内产品和劳动市场的波动。假定一个外部冲击提高了农产品需求，使农产品供不应求。若价格不变，农产品市场将通过要求供给增加来实现供求平衡。它体现为劳动市场的迅速调整，——一部分劳动力从现代部门返回农业部门，以便生产出适应需求的农产品。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劳动市场不调整，则产品市场的价格就会提高到使供求平衡的新水平。

        可以看到，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可能是产品市场的均衡点，因为在这两个均衡点上，两部门工资不等，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会在部门间流动。而只要劳动力还在流动，农产品产量和总收入就会变化，因此产品供求和价格也会进一步变化。所以，农产品供求波动将造成劳动市场波动，后者将继而引发产品市场新的波动。如果农产品需求增加，在重新达到均衡前，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同时增加，直到实现新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然而，均衡的重新实现是需要时间的，故能够观察到相对价格和劳动转移在短期内的波动。

        现实中，如果短期内存在不完全竞争状况或不能瞬时调整的状况，则短期波动可能更加剧烈。例如，如果企业因按照合同生产而不能在短期内随意减少工人，则相对价格的波动会更加剧烈。再如，由于中国农业工资长期大大低于现代部门工资，一方面，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到现代部门；另一方面，农产量不能迅速适应需求变化，农产品价格继续上升。如果这种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和劳动转入现代部门并存的情况一直持续，使现代部门不再能承受工资的上升，则会出现发生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可能性。

 

 

注：这是2008年5月7日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报告的记录稿。我感谢记录稿的作者。该记录稿在发表前未让我过目。我在前两天偶然发现了它。转载时我没有做任何改动。文中的h与上篇夜话中使用的农劳比重差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使用。

本记录稿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www.cenet.org.cn)。网址：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1912；发布日期：2008/6/19 10:01:52；来源：[ccer]；题目：胡景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

 

“夜话”2009年第9期，2009年5月28日

 

 

     2008年我在国内若干学校做学术报告讲农民转移的波动问题。这些学校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山东大学（2009年）。我在报告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农民转移与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危机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建立在我对农民转移的研究上。在这篇夜话和以后的夜话里，我将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我对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研究。当然，既是研究，它就必须与现有知识不同，必须向自己和世界提供新知识。我相信我的研究提供的新知识将部分地改变人们观察经济发展的方式。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转为非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如此。假如中国在鸦片战争时百分之九十以上劳动力都从事农业，那么，中国要建成现代经济，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粗略地说应当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可以用一个“物理”指标来度量的话，那就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或者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这样的指标第一直观；第二比较容易统计，按某个规则数人头就行了，既没有严重的“质量”比较问题，也没有物价变化的调整问题；第三直接和人有关，而人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下面我用的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从这个指标的横向比较看，今天被归类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国家就整体而言，1997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为6%，2007年为4%。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97年是2.6%，2007年是1.4%。可见今天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很低。它们早已经完成了“现代经济”的建设任务。全世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数据，1997年是41.4%，2007年是34.4%。但全世界数据的可靠性不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通常都有问题。根据中国自己发表的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97年为50%， 2007年为41%。中国的数据可靠吗？不知道。但第一，我们现在只有这些数据可用，所以即使不知道它们是否可靠，我们也别无选择。第二，我们在用这些数据时必须十分小心，尤其是用它们推导出用以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第三，在我们提出理论的时候，不能仅仅依靠这些数据，而首先得靠逻辑。最后，我们自己得扪心自问，就农业劳动力和劳动力转移的统计来说，为什么政府要花力气去统计？通常情形下，只有在理论揭示了某个事物或现象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之后，对这个事物或现象的统计才会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稳定和经济危机有着直接关系，政府就可能有动力认真对待这个统计。如果我们仅仅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政府自然很难看到统计农业劳动力转移对自己的用处。

    农业劳动力比重从比如90%下降到20%需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除了历史学家，其他人很难想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因为包括政府首脑、伟大领袖在内的大部分人的视界不会超过20年。因此，我们不但需要说明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业的长远意义，而且需要说明它的现实意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从长期看在下降，从短期看却起起伏伏。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预期10年后的农劳比重比现在低，但他却很难预期1年后的农劳比重是不是比现在低、低多少。下面的图1就表明了这一点。根据中国现有的1952-2007年数据，我们计算了中国的农劳比重（l）和农劳比重的差分（Dl）并绘成图1中的两条曲线。利用物理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其中的l 线看成落体运动路线。在1952-2007年的55年中，它走过的“距离”是42.7个百分点，“平均速度”是每年0.777个百分点。可是，如果我们看它的“瞬时速度”也就是Dl线，就会发现它和平均速度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这55年速度的标准差竟然达到了3.755，几乎是平均速度的5倍。在这55年中，任何一年的瞬时速度都不等于平均速度。瞬时速度最大值（百分点）是23.0。也就是说，如果平均速度等于这个瞬时速度，中国不要两年就可以走完历史上用了55年才走完的距离。但瞬时速度的最小值却是-11.4。在这55年中，有13年瞬时速度是负的，3年是0，换句话说，在差不多三分之一年份中，我们或者停步不前，或者往后退。

图1 中国农劳比重的长期下降和短期波动

注：Dl>0 表示农劳比重降低，Dl<0表示农劳比重提高。

   凡是学过高中物理学的人都知道，为了描述物体在一段时间中的运动轨迹，瞬时速度的概念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现代物理学就是因为伽利略发现了瞬时速度才建立的。同样，为了描述农业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的转移轨迹，瞬时速度概念也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在我所了解的经济学文献中，l线被经济学家说过千万遍，经济学中甚至还有个“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茨涅兹典型事实”，说的就是l下降是个规律和事实。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描绘过Dl线！

    问题是用来描绘Dl线的数据可靠吗？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完全能够想象假报统计数据的情形。然而，我相信，无论中国现有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问题，图1揭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几个规律或者特征总是存在的，统计数据的“返真”所能够改变的仅仅是这些特征的强度和时机。这些特征是：

    1）  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差距很大

    2）   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呈周期性变化。瞬时速度加快几年后一定会出现放慢的几年，然后再加快，周而复之。

    3）   农劳比重的瞬时速度在一定区间内变化，因此它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事实上，这三个特征不但存在于数据不可靠的中国，它们也同样存在于数据比较可靠的发达国家。图2 显示了美国从1948年到2007年的农劳比重下降状况。和同期中国情况相比，它的l曲线没有出现大波折，而它的Dl曲线波动同样非常剧烈与频繁，同样表现出上述三个特征。同时，我也没有发现哪个美国经济学家对描绘过美国的Dl曲线。

图2 美国农劳比重的长期下降和短期波动

注：图2和图1纵轴的刻度不同。

    当然，发现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概念并把它计算出来只是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物理学”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理解它，而不仅仅是描述它。例如，从中国55年的长期数据看，瞬时速度没有越来越快或者越来越慢的长期趋势，至少这类趋势不明显。由此出发模仿伽利略，我们设想在某种理想状态下或者“真空”中，农劳比重下降应当是一种“匀速直线运动”，每年都下降，每年下降的速度相同，瞬时速度等于平均速度。当我们观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年大历史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而且也需要做类似的设想。然而，如果我们观察自己亲历其中的“盲流潮”、“民工荒”、“农民工失业”，我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农劳比重下降不是“匀速直线运动”；为什么它的瞬时速度表现出以上三个特征；什么“外力”作用于农劳比重，使它的降速发生如此剧烈和周期性的变化；农劳比重不是在真空中下降，但它“匀速直线”下降的“真空”是什么；它在最近55年中和今天的2009年下降的环境和“真空”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即使有了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概念，我们依然没有农民转移的“物理学”或者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还得等待牛顿来发现农民转移的运动规律。

    再次观测上面的农劳比重变化图，我们不难发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表现出很有规则的变化周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农劳比重变化出现过4次大的高峰和三次大的低谷。高峰分别出现在1978、1984、1994和2004，低谷则分别出现在1982、1989和1999年。同时，周期越是往后，周期波动就越显得平滑，没有了先前周期曲线在高峰年和低谷年的尖角。但周期本身依然存在，看起来好像日夜交替那样地不可改变。从这个图看，我们中国经济很难逃出自己的宿命：紧接着2007年，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应当进入低谷。说到底，正是这张图，这条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曲线，让我相信中国2008年将出现经济危机，而且这次危机根源于中国经济内部。

    为什么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变慢，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危机呢？这是因为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不算多，因此中国非农产业发展需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某一年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越多，农劳比重降速越快，非农产业增长当然也越快。由于中国GDP大部分是非农产业创造的，所以非农产业增长越快，GDP增长就越快。相反，如果某一年农民转移少了，农劳比重降速放慢或者不降反升，除非中国利用其他方式比如投资大量资本或者雇佣大量城镇失业者推动非农产业增长，否则非农产业增长必然放慢，GDP增长也将相应变慢。

    面对着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曲线，我想每一个想对中国经济说点什么的人都会严肃起来：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不着边际的争论，不再是政府应当如何做或者某个人、某某公司、某某政策如何做的争论，不再是斯密、马克思、哈耶克、凯恩斯的理论孰对孰错。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类似自然规律的经济现象。这一现象已经确定，可谁都不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发生；谁都想逃脱这一现象，但内心的幽灵又提醒他这是逃脱不了的。确实，在这张图面前，任何人都可能意识到在2007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要把农劳比重降速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即使政府采取大规模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甚至宣布取消户口制度，即使把外汇储备分给公民以促进内需，即使投放4万亿甚至更多的经济刺激投资，即使采取其他可以想象的政策措施，2007年的农劳比重降速最多也只能再维持两三年，中国经济依然必须面对农劳比重降速明显放慢的周期阶段。为什么农劳比重降速会下降，为什么不能把它长期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没有人知道答案。而这就是宿命。

    另一方面，如果温家宝在2006或2007年像朱镕基在1995年那样“主动”抑制经济“过热”，削减投资，停止房地产和钢铁业的周期扩张，“主动适应”农劳比重降速放慢的周期，也许中国经济可以更“好”地度过这轮下行周期，也许这轮周期不一定会恶化成危机，也许今天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是另一种景象？对这些问题，也没有人知道答案。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独立变量。一个农民能不能转移到非农产业，首先要看非农产业有没有更多劳动需求；后者又看有没有更大的销售市场和更多的投资。因此，农劳比重降速的变化可以从非农产业增长的角度来观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但它也有缺陷。是不是开辟更大市场、促进更多投资就能够改变农劳比重降速的周期性、实现农劳比重下降的“匀速直线运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个瞬时速度下降阶段，中国经济似乎都有内需、中国经济也正在高投资阶段。比如朱熔基坚决强迫江苏的钢铁投资“铁本项目”下马。当然，也许是收缩投资才减少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农劳比重下降的速度才放慢。这里有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对此，一方面我们要看这次温家宝扩大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解释农劳比重降速的变化需要逻辑。无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任何一点都可以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可一旦出发，逻辑就是决定一切的了。在下一篇夜话中，我将说说我自己的解释和逻辑。

    “夜话”2009年第8期，2009年5月21日

  

       汶川大地震一年了。

       昨天，中国政府在汶川召开纪念地震一周年大会，国家主席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5月12日则被定为中国的防灾减灾日。

       汶川人是苦难的，他们不幸地承受了大地震的苦难，他们在为我们所有人承受大自然撕裂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可但汶川人又是幸运的。就凭着昨天在汶川的纪念活动，就凭着国家防灾减灾日的确定，在中国六十年来的灾害史上，汶川人便可以算是最幸运的了。

       根据地震局的资料，汶川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发生的最“烈”地震。但是，在我看来，汶川不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惨”的地震。

       “惨”属于人类的心理感受。如果非要找一个客观标准的话，“惨”至少可以用灾害中的死亡人数来度量。按照这个标准，汶川地震远远不及唐山地震“惨”。但唐山地震一周年的时候既没有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没有到唐山。唐山地震纪念馆那时连影子还没有，更不用说永久或半永久纪念的国家防灾减灾日和唐山地震的联系了。至于唐山地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得到的支持和宽慰，那就更少得多了。所以，唐山地震不但在客观上说最惨的，就当时和事后的境遇来看，唐山地震受灾者也比汶川地震受灾者惨得多。

       所以，比起唐山人，比起60年来其他许许多多地震和自然灾害受难者来说，汶川人是幸运的。

       汶川人之所以比唐山人幸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差别。唐山地震发生在极权的毛泽东政府时期，而汶川地震发生在后极权的胡锦涛政府时期。极权政府是一个要求你崇拜的政府。你不崇拜就是你的错。尽管它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但它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由它自己说了算的，你的义务只是崇拜。后极权政府自然还不是民选政府，但也变成了一个只能要求你拥护的政府，你不拥护可能因为它的错。所以，它自己说民生第一是一回事，它是不是民生第一不再由它自己说了算，你也可以反驳。极权政府下发生唐山地震时，政府怎么做都是对的，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明，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责难。后极权政府下发生汶川地震时，政府说自己对没用，它必须提出证明，它必须面对老百姓公开的责难。所以，政府必须做出一些事情，包括今天的纪念活动来证明自己是关心民生的。在这方面，政府甚至愿意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国家防灾减灾日设在唐山地震日7月28日，也许就比设在汶川地震日5月12日更合适。

       政府的进步是最困难的。当今中国政府的进步是汶川人和中国老百姓之福。但是，政府的退步却是最容易的。绝大多数掌权者都希望扩充自己的权力，都希望自己得到下属和平民的崇拜，都希望封锁对自己的公开责难。即使在汶川地震救援和善后中，我们依然常常看到政府退步的倾向，比如在地震级别报告和学生死亡信息的公开上，在宣传政府对灾民的关心上，在只谈指挥正确而避谈失误上。同时，政府还忌讳公众谈论极权时期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三年大饥荒等造成公众巨大苦难的事件。其实，无论唐山大地震救援还是三年大饥荒爆发中的种种问题，都和现在政府领导人个人无关了。但是，那种掌权者无论怎么做都不受责难、都得到崇拜的感觉，也许依然吸引着今天和未来的掌权者，所以现在的掌权者才不愿意别人批评极权政府达到的那种掌权者的“天堂”。就此而言，中国重新走回极权政府的危险是存在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依然非常诡秘，下一次中国发生灾害，受灾人也许不会像汶川人这样幸运，唐山人的惨剧依然可能重演。

       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未来的受灾人像汶川人一样幸运甚至更幸运，公众尤其受灾人无疑需要政府，但公众和受灾人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自己既可以感谢也可以公开责难的政府。

 

“夜话”2009年第7期，2009年5月13日

 

  

       如何理解2008年在中国和全世界出现的经济危机，是放在经济学家和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共同问题。毫无疑问，既然是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就首当其冲地负有理解的责任。我本人虽然在2008年10月就提出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理解，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首先需要的是理解中国经济危机。关于2008年出现的中国经济危机，目前有这样一些看法：

       1. 内源型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危机根源于中国经济之中。

       2. 外来型危机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是由外部世界传入的。

       对2008年中国经济危机，我本人一直持内源型危机论。我在2008年写的短文“中国经济危机已成事实”（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8&cid=59）已经表达了的观点。不过，我的博客 (www.hujingbei.blog.sohu.com) 所在的搜狐网站竟然将其屏蔽了。这里，我对此种屏蔽表示抗议。由于内源型危机论被封杀，我们最初看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外来型危机论。外来型危机论很杂，有从金融角度看问题的，有从出口角度看问题的，有从美国或者资本家阴谋出发看问题。不过它的核心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中国出口经济就大幅度滑坡，中国经济便出现的困难和下行。值得注意的是持有外来型危机论的许多人忌讳用“危机”这个词。他们不承认中国经济可能有“经济危机”这回事，因此他们的观点应当称为外来型经济困难，只是因为“经济困难”的含义过泛，我依然用危机来表述这些观点。

       然而，危机爆发不到一年，持有内源型危机论的文章就越来越多了。今天，只要网络还许可讨论当前危机问题，内源型危机论文章就无法屏蔽了，因为事情已经变成了不谈内源便相当于不谈危机的局面。这是官僚体制在事实和公众舆论前的退步，更是中国的进步。不过，内源型危机论内部的观点同样很杂。许多说法简直谈不上观点，至多是一种议论。当然，外来型危机论内部有很多也谈不上观点，有的甚至就是官方宣传口径而已。我把各种各样的内源型危机论又分成两类：

       1. 社会原因类，我把它称为广义内源型危机论。这类观点从社会各个角度寻找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比如，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中国过分依赖出口，所以外部危机能够影响中国经济的根源是中国经济自身有问题。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有贫富差距过大、工资增长过慢、农村经济被忽视、政府的“唯GDP”导向、政府的专制性、权贵资本主义等等，甚至还有政府卖国论，指责政府不顾民生疾苦而把钱借给富裕的外国人买中国商品去消费，才导致了外国人一旦买不起、中国经济便出现危机的状况等等。还有一些从更广阔角度出发的观点，比如认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变化滞后于经济变化，导致了现在这场危机等等。

       2. 经济原因类，我把它称为狭义内源型危机论。这类观点从狭隘的经济因素中寻找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所谓狭义或者狭隘，不但指它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而且排除了比如像贫富差距、“唯GDP”等等同样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因素。狭义内源型危机观把原因限定在某些可以“科学地”或者“实证地”、“分析地”讨论的若干因素上。这类原因的讨论说到底应当是书斋内的事情，但由于事体重大，因此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工作者的责任是指出这场危机是不是具有狭义的国内经济原因。如果没有，那这场危机或者是外来的，或者是中国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原因造成了危机。就认为有经济原因的人来说，他们的观点还可以分成两种：

       1. 货币问题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场危机，具体说来就是中国政府2007年以来的过紧货币政策造成企业资金高度短缺，把许多民营企业逼入死地，促成了2008年的危机。其他从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出发、从金融的观点，也可以归入此说。

       2. 实体经济问题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出了问题并在2008年爆发为危机。我可能是2008年以来唯一公开发表这种观点的人。不过从网络上看，许多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实体经济问题和经济危机的关系了。

       其实，无论内源型还是外来型危机论、社会原因论还是经济原因论、货币问题说还是实体经济问题说，各种观点都有其理由，同时都不会完全正确。破除“独尊马学”之后，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中国人已经明白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理论。我们比较的仅仅是不同理论的正确程度。这场如此重大的危机牵涉的方面十分广泛，所以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出发的观点。在中国的语境下，无论是“政府不可能有错误，所以中国不可能有危机”的观点，还是“危机源自于政府错误”，以及处在这两极之间的观点，都有存在和相互竞争的权利。这里的关键还是言论自由，是思想的自由竞争。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中国才可能发现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才能为我们中国以及人类不再出现类似危机作出贡献。“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有过思想自由竞争的环境，也才有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可惜，后来的“独尊马学”压抑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今天又是5月4日，今天同样需要思想的自由竞争，为了理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为了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与未来。

 

“夜话”2009年第6期，2009年5月5日

 

 

 

    2008年9月中旬我到美国密执安州的Grand Rapids访问。那是一个共和党影响很大的地方。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正好在那里拉票。在那里，我从报纸上读到布什总统宣布救市的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美国的政治家竟然对危机毫无预感。否则的话，共和党绝不会挑选一个毫无危机处理经验的女州长当副总统候选人。当然，不仅美国政治家，其他国家政治家以及各国学者、金融家和企业家几乎都没有预见到2008年的危机。在中国，货币政策180度大转弯是那么地突然，以至于许多人感到上半年下半年好像“冰火两重天”。没有预见到是情有可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重要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性，无论他们拥护还是反对资本主义。可是，世界上又没有任何重要经济学家能够预见到重大波动或危机的发生时间。不过，这一点对于所有科学都是一样的。黄浦江堤岸据说能够抵挡千年一遇的洪水。但谁能够“科学”地预见两千年一遇的洪水下一次何时发生呢？人类不断地学会应付和防御常见的风险和波动，但人类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常见波动已防范的基础上后，人类就把自己放到了罕见但更严重的风险即所谓系统风险面前。人类对日常风险的防范越有效，人类在系统风险面前可能就越脆弱，因为防范日常风险的所有措施都以不出现系统风险为前提。所以，系统风险一旦出现，人类在心理上和物质上受到的打击要比日常风险都难以防范的早期社会更为严重。

    在资本主义以前，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系统风险主要来自于自然界。洪水、干旱、疾病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灾难，造成不断的饥馑和种族收缩。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经济风险的性质，从自然风险改变为社会风险。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像水旱之灾无法避免一样，经济危机也无法避免。马克思声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能够避免经济危机。但公有制也要人来“制”。可除非人类能产生一个“句句是真理”并且“万寿无疆”的救星，否则公有制也无法避免经济波动和危机。

    但是，上面的说法又不能减少经济学家的责任。如果说金融工程师设计创新产品时不考虑系统风险的话，经济学却应当时刻把系统风险放在心里。即使经济学家不能确切指出造成经济危机的系统风险何时会出现，但他们也应当能够指出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危机更可能爆发，并且在经济危机爆发可能性变得很大时提醒社会。当然，第一，社会要容忍经济学家说一些不合乎当时大众心理和政府预期的话；第二，经济学家要学习，从过去的危机中学习，从被证明是错误的提醒中学习。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教训是在我的研究领域——农民转移——中，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农民转移的均衡。“均衡”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缺少均衡，经济学便无所适从。任何一位经济学专业大学生都已经知道均衡。用经济学分析农民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样离不开均衡概念。不了解农民转移的均衡，就不可能了解农民转移的经济学。但是，我的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农民转移越多越好。中国的问题在于农民太多。即使中国要搞新农村，也得先让农民进城、先减少农民再说。中国大众富裕的出路更在于农民离开农业。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压倒了我在农民转移研究中的经济学理性，让我忘记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均衡。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均衡”或者在“均衡”状态附近波动。远离均衡就会扩大经济波动，导致危机。农民转移也是如此。在中国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的特定水平上，在一定的时间内，农民转移应当尽可能地多，但又不能过多。转移少了，中国经济增长慢，农民改善少；但转移过多，经济运转又承受不了，反而会垮下，出现危机。中国经济最近六十年来的所有危机，都和危机前农民转移过多有关。1958年一年内中国就把五分之二农业劳动力转到了非农生产。这之后是至今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没有明确承认的三年大饥荒。1978年在“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下农民过多转移的后果，是中国经济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调整”阶段。1993年到95年农民过多转移的后果之一，是至今还在南方一些城市可以看到的烂尾楼。那些烂尾楼最终会被炸毁或者重建，但那次危机给中国语言增加的这个新词汇却不是一下子能够消失的。最新的一次是从2005年以来的农民过度转移，它把中国经济的列车推到最高速度后却又烧坏了机车，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危机。

    和农民转移一样，在别的许多领域我们也认识到了2008年之前出现的经济危机临近的迹象。当然，在危机爆发后的今天，任何回顾都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但我必须学习，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危机爆发之前便认识到2005年以来中国农民转移已经过多。经济学在危机后都有长进。大危机后有大长进。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是经济学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中学习的结果。不过，六十年来中国经济遭遇过许多次危机，有的危机甚至比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更严重。可我们似乎没有从危机中学习到什么知识。因此，危机本身并不保证知识的增进。关键还是经济学家的自我检视、自我批判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知识创新。经济学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但它和它的研究对象——经济——一样，是一门不断增长的科学。2008年经济危机暴露了经济学的缺陷，暴露了经济学家个人在经济研究中的缺陷，但也因此而打开了经济学知识增进的大门。现在就看各个经济学家如何从危机中学习，如何在理论上推进经济学：现在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夜话”2009年第5期，2009年4月9日

  

   

近来报纸和网络文章常常提到中国经济至少需要8％的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保八”说法。中国GDP增长率今年能够达到8％当然是好事，超过8％更好。中国年年有增长率的指标，但都不是“指令性”指标，而只起着某种指导和方向的作用，有时连这类作用都没有。比如说去年目标是8％，但各级官员都没有把它当成“指导”或“方向”。所以最后达到了9％，竟然没有人认为偏离了方向，太高了，大家反倒认为实际达到的9％太低了。订个大体的增长率指标是需要的，但任何人都无法有根据地订出一个确定的增长率指标。人类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今年的8％增长指标也应当如此。尽可能努力，达到和超过最好，达不到不必丧气。假定统计资料不造假，假定今年国内外形势确实严峻，那非要“保八”反而可能会出大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不必要把8％的增长率看得那么重要。即使中国GDP达不到8％的增长率，中国经济照样可能处于正常轨道；甚至仅仅达到7％，中国也仍然属于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提出“保八”的理由，据说是没有8％的增长率社会就不稳定。可谁能说清楚什么是社会稳定呢？2007年中国增长率达到13％，不照样群体事件倍出？中国经济在1998、1999年低于8％，中国社会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不稳定。所以，达到或者超过8％的增长率，中国社会不一定能够稳定，低于8％，中国社会也不一定就不稳定。

另一方面，8％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高速度。大部分国家即使在社会转型时期有个5％就很稳定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一定要8％才能够稳定呢？中国社会的稳定就那么难吗？

反过来说，即使8％或者更高的增长率能够维持社会稳定，中国社会也无法做到长期稳定。经济规律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不会持续很长。如果说中国迄今为止是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稳定，那么，中国今后也得把社会稳定的基石放到其他方面才行。

有人说至少8％的GDP增长率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第一，市场经济下肯定有失业。问题只是把失业控制在一个社会能够接受的程度，并且建立失业保障体系。增长率总是波动的，因此失业率会时高时低。中国自从公布失业率数据以来，长期保持在4％左右。就是13％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能够把它降到4％以下。所以，用高增长率来如何地解决失业问题并不一定有效。第二，中国是全世界仅有的劳动力自然增长既缓慢、GDP增长又快速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快，可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远远低于1％。印度的劳动力增长率在2％以上，但GDP增长率常年在8％以下。美国劳动力增长率显著超过了1%，可它的经济增长率总是低于4％。因此，中国应当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缓和失业问题（任何国家都解决不了失业问题）。而如果中国失业问题不比其他国家更加缓和的话，那原因肯定不在于经济增长率是否达到8％甚至10％。第三，有人说中国新增加一定量GDP所需要的新增劳动力在减少，所以中国失业问题才严重起来。可一定量新增GDP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是个规律，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如此。只要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事情就必然如此。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好事，否则就谈不上小康和富裕。失业是坏事。两者之间需要某种权衡。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批评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太快的文字。如果中国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得太快，用劳动生产率提高来解释中国失业问题就没有了根据。第四，就目前情况看，即使今年中国GDP增长8％甚至像去年的9％，中国失业问题依然非常严重；8％的增长率并不就比例如7％的增长率更能大大缓和失业问题，“保八”在这里并没有确实的必要性。缓和就业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而且更需要其他措施。

       我衷心希望甚至估计中国经济增长今年能够会超过8％，希望我自己的学生、希望所有大学毕业生都能够找到工作，希望农民工能够找到工作。但我同时希望，由于各地区各省市都会自动地努力提高当地的GDP，所以就整个国家来说，还是把8％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指标比较好，尽人事、听天命，而不要不顾代价地去“保八”，更不要在统计数据上做出指标。

 

“夜话”2009年第4期，2009年3月7日

 

 

 

（家父遗作）胡业仑：中央大学四年略记.pdf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

今年的春节，我特别怀念我的父亲，刚刚离开母亲和我们子女两个多月的亲爱的父亲。

父亲是2008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十三）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半月已经过去了，可和父亲告别好像就在昨天。

父亲是幸运的，他去世时非常安详，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和蔼、安宁、满足，就像幸福地入睡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带着这样温暖幸福的脸色离开世界，而这个人又竟然是我的父亲！

善终是中国传统追求的最高境界，父亲达到了。所以，父亲是幸福地离开世界的。

        一位朋友得知后发信给我说：“离开我们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应当是幸福的。”

        不过，在我看来，父亲并不认为他刚刚离开、而我们依然生活着的世界是充满痛苦的。确实，对这个世界，父亲比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抱怨。但是，我们兄弟姐妹从没有听过他抱怨。他离开世界时的幸福神情也表明，他对人世是留恋的。

        我清楚地记得，四个半月前的2008年10月12日，我在南京看望父母。由于体弱，平日健谈的他当时极少说话。但那天上午他抬起手唤我，对我说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他已经90多岁了。人活到90岁，就没有罪了，所以他现在也没有罪了。他只是希望在他走的时候，四个子女能在他身边。

        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愤慨的感觉，对让他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社会没有任何抱怨。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罪过，自己是不是让别人让社会受过苦。最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即使他有过罪，上天也已经宽恕了他，他已经没有罪了。

        从那以后的几个月里，父亲的话始终盘旋在我的大脑中。是不是那种“没有罪”的坦然感觉让他安详又幸福地接受死亡。父亲读过私塾，知道孔夫子不言神鬼，亦知道善终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视的人生结局。不过，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部分儒生一样，父亲也知道佛教和基督教。根据后两者，没有罪意味着死后转世将是个福人，或者进入美好的天堂。这样，死也许反而是他所企望的了。

父亲是无疾而终的。社区医生在开具死亡证明时也不知道如何写原因，但他们又不许可写“无疾而终”或“年老而终”一类原因。医生于是去问主任，主任略加思忖后曰“写心脏病吧”，对曰：“他没有心脏病”，又曰：“那没有办法，只好写心脏病”。于是，我们家族病史中便凭空多了“心脏病”，而我也才醒悟到疾病统计竟也不可信。好在父亲的在天之灵已经不知道这件事，他已经幸福地离开了我们。

但是，让我思索更多的是父亲关于他没有罪了的话。我不知道“九十以后无罪过”一说起源何处，但这对父亲已经没有意义，他相信就行。可是，为什么他想到自己有罪呢？我初入社会的上世纪60年代是把人区分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革命者是好人，就像保尔想的那样，在临死前，想到把自己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就够了，而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会有罪。鲁迅这位当年唯一被当作革命文人宣传的作家（其他作家包括茅盾、巴金等等都是反动文人）去世前说的“一个也不宽恕”，更被当成对反革命战斗到底的名言。对鲁迅或者对革命者来说，生前是没有任何罪可言的，因为都是别人欠他们的，而他们从不欠别人的。父亲不是革命者，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还曾被官定为“历史反革命”。是不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容易想到自己的不是、自己的罪过呢？曾经在曼彻斯特的名著《光荣与梦想》中读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自问道：“这是我们的过失吗？是我们错了吗？”当时我便有所触动。作为革命者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问自己，他只会责问对方。但是，不革命者或反革命者的这种自责自问，也许更加触动人的心灵。父亲读大学时报考的是“公民训育系”。我不知道这相应于当今中国大学的什么系科。仅仅顾名思义，这个系毕业生从事的大概是公民素质教育吧？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本身素质便应当很高。一个高素质的人可能革命、也可能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但他或她似乎总应当是一个谦恭、感恩、宽容、首先责问自己的人吧？父亲选择这个系，父亲在这个系受到的教育，是不是部分说明了他的人格，说明了他在临终前的自责自问以及最终获得的安宁和幸福？

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不算长。父亲在我四岁时被政府分派到外地工作；等他65岁回到南京，我却已经到外地读书并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工作与生活过，即使到南京探望父母亲也是行色匆匆。只是父母亲在上海小住的时候，我向二老请教过一些事情，也参加过父亲和老同学的聚会，所以，我也许能了解父亲思维和情感的大体脉络——不过也仅限于此。父亲入私塾早，但进学堂迟，20岁才读初中，接着在日本侵略我国时随学校西迁到重庆，后考入也是抗日战争初从南京迁去重庆的中央大学。父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长大，以后又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从根本上说，父亲是中国传统熏陶的追求忠孝双全的男性，现代教育只是扩展了忠孝的范围和方式。就“忠”而言，父亲心目中的当代圣人是孙中山先生。父亲直到临终都能够熟背《总理遗嘱》。两年前，我起草庆贺父亲90寿辰发言（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109&cid=27）时，父亲想加一段，对我口授说：“中山先生早已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生而有幸，跟随世界潮流九十年…”。但父亲接着犹豫起来，斟酌着字句，最终也没有继续，因此那一段没能加成。

是的，对父亲来说，90年沧桑的回顾太让他感慨了。像父亲这样年轻时朝气蓬勃、视国家和民族重于一己的人，回顾自己一生时不可能不感到青春血液再次汹涌，不可能不想到“世界潮流”。恰恰在父亲生命的九十年中，世界潮流一变再变，今日顺流，明日却成逆流，让人无所适从，更让多少满怀理想的有志青年昌、亡而不知所以。影响父亲思想的前辈、与父亲有所接触的同辈，现在大都辞世了。父亲多次说他很幸运，活到了90多岁，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看到了中山先生100年前开启的“自由、共和”潮流终于呈现为世界潮流。确实，20世纪中，多少次自由被划定为忌语，共和被武断为腐朽；多少个皇帝宣布自己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多少热血青年不自觉地为“打倒共和、恢复帝制”献出生命，并且让更多无辜者也惨遭厄运。日转星移，到了21世纪，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中山先生提出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才是我们民族应当顺应的世界潮流。看到此，父亲一生的心结得到了宽解，个人遭受的苦难得到了消释，我想，父亲也才能够以安宁、平和的心情离开他所留恋的世界。

在1949年以前，父亲基本上先是学生，后当教师。在学校里，他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奋斗过。他最得意的人生就在那时，尤其在他经过激烈竞选而胜出、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期。也许，每个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一生中最无私又最为得意、至少是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时期。今天60岁左右的一代人最难以忘怀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纯洁的热情和忘我的投入；70多岁的一代人最喜欢回忆的也许是1950年以后从事新中国建设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时期，那壮丽的共产主义前景和每个人无私的奉献。更老的革命前辈所得意的人生阶段是艰苦战斗后胜利的喜悦，那枪林弹雨中的无畏与勇敢。父亲最得意的是他在众多竞选者中最为成功地说服了许多学生而得以胜出。我们离开那种用竞选方式选择领导人或者团体首领的方式好像已经很遥远，最近的一次也许是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了。不过那也过去快30年了。可惜我入北大迟了两年，没能亲历那场竞选。因此，今天的我很难想象那样一种和平竞选的状况，很难想象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如何有精力到各个校区、各个学院发表演讲争取选票。中央大学当时是中国最好大学，其地位还胜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学生中人才济济，具有政治抱负的学生更是首选中央大学。父亲出生农民，没有地位或背景；虽然他年龄比较大，但其时新学推行不久，大龄学生比比皆是，父亲并无年龄优势。我想，也许他在高中时主持学生消费合作社的经历对他帮助很大。不过，最重要的应当是他的社会理想和所提出的解决社会与学生关心问题的方式，以及他的正直和热情打动了许多人。可惜的是，不知道是担心影响子女，或顾虑于如今依然存在的言论管制，还是秉持传统知识分子的矜谨自重，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年轻时的理想和经历，只是偶尔提及他当时想的是中国和平、民主和富强，也只是偶尔地表露出他对社会对历史的感慨，就像他要在我写的发言稿上加上“世界潮流”一段话那样。

1949年以后，父亲先是失业，靠拖板车、卖柴草为生。人力板车现在已很少见，是不是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不许板车进城？我少年时常常帮助母亲拖板车。父母亲在南京城内外拖草拖菜，中山门是必经之地。但中山门建在陡坡上，上坡时费力也罢，下坡时车推着人跑，一不小心便人倒车翻，非常危险。父母亲为了抚养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劳！直到1957年，父亲才被政府分派到江北远郊的中学教书，但政府仅仅给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待遇，并且还只能到乡村教书。到了文化大革命，则连书也不让教了，强迫他必须农村劳动来养活和“改造”自己。他是50多岁被迫离开学校到当时的江苏省江浦县农村生活和劳动的。父亲下农村和我下农村不同：我抱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我年轻，从头学农活不难；我是知青，在农村受到优待；我插队的地方属于富裕地区。而他？他能有那样的理想吗？他能学会什么农活呢？他能不受到歧视吗？他去的地方那么贫穷，连农民都难以维持生计，他能够坚持生活下去吗？可他在那里生活了九年多，他一生的十分之一时间，比我插队的时间还长。一直到1979年，由于他原先任教的中学多方努力，他才重新回到讲坛，其时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一直到他七十多岁，政府才承认了他的大学学历。

所以，父亲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有理由抱怨社会、控诉命运。但是，他却从不抱怨和控诉。他做农民的时候，我去看望他，他从外拎来一小桶混沌的水沉淀一下来煮饭，我烧火，他问我在乡下的情况，粮食够不够吃，种点什么蔬菜，有报纸读吗，有书看吗，并叮咛我不要看坏眼睛。但他无论对自己的处境还是对我的处境都没有发任何牢骚。除了要保持身体健康外，他对我没有提任何希望与要求。然而，他又没有任何沮丧和忧愁的表现，绝望更与他无缘。那时我对陆游的诗词有兴趣。陆游虽自号“放翁”，但亦常叹“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我以为自己很理解陆游的忧思，满怀报国之志向，却无报国之机遇。但我那时完全不理解父亲。当然，那时候，除了“感谢共产党和感谢毛主席”的感情外，我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谦恭和感恩一说，完全不明白无论一个人的遭遇多么艰难，都应当想到自己逢到这样的遭遇而非更难的遭遇已经是一种幸运，已经应当感谢社会、感谢他人了。

父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身体都是健康的，老年时也只是偶有感冒而已。可父亲的健康首先是心理的和精神的，一种谦恭的心态使他容易平静和安宁，一种感恩的心情使他容易满足和幸福。正是心理和精神的健康让他从无忧愁，从不绝望，更从不抱怨，亦让他坚强和平静地度过难以忍受的艰难岁月，尤其是我今天依然难以想象的精神创痛。扪心问一下，如果在我50来岁的今天断言我所学的知识都是反动的，因此强迫我到农村干活养活自己，我能像父亲那样保持平静和安宁吗？我能不始终耿耿于怀吗？我能不像鲁迅那样到死也不宽恕一个吗？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明白我比父亲还差得很远。

就具体的感谢来说，由于我对父亲的经历了解太少，我只清楚父亲感谢母亲陪伴了他一生；感谢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和他本人晚年的命运。在他八十多岁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深怀感激地写道：“现在我的四个子女和我的老伴都在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国家每月还发给我一千多元退休工资。我对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无比敬佩，我永远怀念邓小平同志！”父亲还深深感谢他任教的中学校长1979年积极努力把他从农村要回学校。有一次父母亲在上海小住，突然和我商量想找一位姓范的女士，也是父亲抗战期间在江苏旅渝联合中学和中央大学的老同学。原来上世纪50年代时，人民政府非说他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潜伏特务，因为中央大学有人作为特务留在大陆，且有一人身份不明。人民政府虽无实据，可一口咬定，父亲再申辩也无用。范女士知道消息后，主动向人民政府表示父亲不是，她本人才是特务。父亲解脱了，范女士却受了十年牢狱之灾。十年囚禁对一位中年女性意味着什么，我想是再清楚不过的问题了。而这位女性竟然为父亲做出了如此严重的牺牲，我应当永远记住她的姓名：范美玉。父母亲和范女士在上海重新见面的时候都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我想父母亲在年轻时、在艰苦和不公的年代里，一定受到了许多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对父亲来说，好人是多的，社会是好的。我们的社会确实充满了痛苦，但只要我们谦恭一点、感恩一点，就会发现它同时又充满了人性和安慰，充满了善良和希望。我想，这也许是父亲留给我的最重要教诲了。

父亲实现了善始善终这一中国人生命的最高境界。我无限缅怀父亲，在这牛年春节，也在今后的每一天。

 

恭附父亲遗作

胡业仑： 中央大学四年略记(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48&cid=61)

  

“夜话”2009年第3期，2009年1月26日

 

“

 

 

        最近几年来，中国老百姓的一大恐怖心理是假人民币。现在临近过年，老百姓要比平日多花钱。可关于假人民币的真真假假传言却让人胆战心惊，生怕手中拿到的人民币是伪造的。连中国人民银行也提醒公众“春节将至，在此期间人民币流通量比较大，交易比较频繁，各种各样的假币极有可能趁机混水摸鱼，广大公众应多加小心。”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090109/05495736784.shtml）

        在政府严厉打击假币犯罪行为时，公众确实是需要小心假币的。可是，小心必须适度。小心和提心吊胆是两回事。小心和恐怖心理更是两回事。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社会已经陷入假币恐怖之中。我们仔细地提防所接到的每一张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我们国家每一个收款处都架着验钞机。各种微型验钞机正在上市。我们对假人民币的小心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对交通规则的小心、对防火防病的小心。     

消除假币恐怖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大事。

        要消除假币恐怖，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只要有货币，就会有假币。1000年前假币就存在。但是，为什么比如1000年前、100年前、10年前我们中国人不担心假币呢？为什么过去假币没有造成社会性的恐怖心理呢？

我们还需要清楚的是，全世界不是人民币才有假币。全世界所有主要货币都有假币。就今天的世界来说，美元是受假币危害最烈的货币。市面上流通的每一万张美元纸币就有2张是假的。几年前诞生的欧元也深受假币之害，2008年上半年，每十万张欧元纸币就被发现有3张是假的。由于人民币纸币还不能国际通用，人民币的假币率应当大大低于美元、欧元（具体数据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可作为公众的我们有权利知道这样的数据），可是，为什么美国、德国、法国的老百姓不担心假币呢？为什么假币没有在那里造成社会性恐怖呢？或者，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拿到美元、欧元不担心是假币呢？

我认为，中国人过去不担心假币的重要原因是不用验钞机；美国、德国和全世界普通老百姓人不担心美元、欧元假币的原因，是那些国家禁止使用验钞机，是那些国家的政府包括发行货币的中央或者私人银行反复告诉老百姓他们手上的纸币、硬币是可靠的真币。美国如此，德国如此，连香港也如此。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老百姓来说，手中的货币自然是真的，所以，中国老百姓完全有理由抱怨，为什么手中的人民币就不自然是真的，为什么要担心假币。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老百姓对发行货币的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信任。一个人有权利认为自己接到的一张初看上去正常的人民币是真币；他不需要思考其真伪、也不必要思考其真伪。他为什么放心地毫不思考地接过那张人民币？就是因为他相信卖给他商品的人会像他一样毫不思考地接过这张人民币。卖商品的人为什么也毫不思考？就是因为他相信接受他存现金的银行会毫不思考地拿过这张人民币。商业银行为什么毫不思考地拿过那张人民币？就是因为它相信发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即我们的政府会毫不思考地回收这张人民币。所以，相信自己手上的货币是真的，就是相信政府会回收（而不是没收）这张人民币，相信政府才有资格生产出来的实物产品—-人民币纸币和硬币没有质量问题，相信政府有能力保证流通中的货币是真币。反过来说，如果到了普通老百姓担心每天接到的人民币是假币，老百姓又怎么能信任政府，怎么能够相信政府的信誉和能力？

相信自己接到的货币是真的，不但是老百姓对政府信任的表现，而且是一个民族内普通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本来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当我们民族从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城市社会时，人与人的信任就应当超出家族、村庄、朋友的范围而发展为对一般人的信任，我们的民族才可能稳定发展。可是，如果我们对给我们钱的每一个人都抱着会给我们假币的高度警惕性，那么，我们民族内部的信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们对每一个有收音机的人都抱着高度警惕，注意他是否收听敌台（那时候，美国之音、BBC都属于敌台，收听属于反革命罪行）。现在，我们对每一个付钱的人都抱着高度警惕，注意他是否付出假币。由于货币的使用范围不但比收音机广泛得多，而且对任何人来说，货币的使用还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所以，对货币真假的不信任给我们民族造成的伤害，会远远超过对他人是否偷听敌台的怀疑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伤害。

我们的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恢复老百姓对手中货币是真币的信心。我所建议的第一条措施就是政府宣布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全是或几乎全是真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让老百姓相信手中拿到的货币是真币，在过年时放心用钱和拿钱；第二条措施就是禁止验钞机，禁止在市场买卖中使用验钞机，禁止银行使用验钞机，禁止在一切公共场合使用验钞机。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农民初看上去没有感到破绽的货币，即使它确是假币，商场也得收，银行也得收：商场、银行、个人没有必要去仔细推敲或者用验钞机去检验。第三条措施是政府宣布承受假币损失。不管政府如何严厉打击制售假币，总是有假币进入商场流通，总是有无辜的老百姓接到假币。但是，这样的假币不会多。一年进入流通的假币价值远远低于犯罪者制作的数量。新闻报道中的发现多少亿假币的制作点，也许在捣毁前用出的假币还不到一、两百张。一年里能够进入流通的人民币假币的票面值，可能不会超过政府当年印刷真币的价值万分之一，不会超过我国财政一年用于公款吃喝的百分之一（具体数据需要政府提供给公众）。政府承受这样的损失完全谈不上伤筋动骨。可要普通老百姓承受损失，落实到一个不幸的老百姓头上，一张100元纸币就是他一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还不算他为此承受的的心理伤痛和时间损失。所以，一个体贴民间疾苦的政府应当理解不幸的尤其收入低下的老百姓的苦衷，把现在由老百姓承担的假币损失接过去。

禁止验钞机，政府接过损失，老百姓不再推敲手中货币的真假，会不会造成假币的泛滥？不会。我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如此做了，他们那里没有假币泛滥。如果中国这么做就出现人民币假币就会泛滥，那一定是中国出了别的问题，而非禁止验钞机的原因。第二，假币损失要老百姓承担，打击假币就不会有力，因为有权力、有能力又有责任打击假币的政府反而没有积极性去打击假币犯罪，同时验钞机产业还会增加国家的GDP。反之，如果损失由政府承担，假币相当于犯罪分子代政府印钱，也就是从政府手里抢钱，政府也才有动力去运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去打击假币犯罪，假币自然不可能泛滥。

最后，我还想指出的是，假币造成的社会恐怖心理，是导致专制统治的源泉之一。民主政治通过竞选，顺应老百姓摆脱假币恐怖要求的候选人容易当选，假币恐怖容易消除。专制统治用绝对的极权也能够消除公众的假币恐怖心理，取得老百姓的拥护。但是，在老百姓不了解拥护一项措施和效忠一个执政者之间的区别之前，专制者完全可能利用老百姓的拥护而实施强迫全体人民效忠于专制者一人的极权恐怖。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有过毛泽东专制的惨痛教训，今天，我们民族中明智的政治家、银行家，关心我们民族命运的每个人，应当想到防微杜渐，应当努力消除造成大众性恐怖心理的因素。这里，禁止使用验钞机和政府承受损失是彻底消除假币恐怖的一种方式。相反，用验钞机升级的方式和犯罪分子比赛技术，失败者始终是无辜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不但受到金钱损失，而且还受到假币恐怖的折磨，而假币恐怖在我们国家造成的社会和民族心理后果更难以预料。

 

 

“夜话”2009年第2期，2009年1月16日

 

注：小资料

          全世界被发现的欧元纸币的假币数量 （万张）

年份	2003年 下半年	2004	2005	2006	2007年	2008年 上半年
数量	31	59	580	565	561	31

注：2008年上半年流通中的欧元纸币有115亿张。

资料来源：欧洲中央银行网站（www.ecb.int/press/pr/date/2008/html/pr080710.en.html）

 

 

 

2009年的中国应当纪念五十年前大饥荒的死难者

  

一年前，我在“2008年的中国，我希望”提出如下希望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尽管我的希望在刚刚过去的以幸运数“8”结尾的2008年没有实现，但我希望它在2009年能够实现。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民族历史上最严重、最难以想象的这场饥荒开始于1958年，但它在1959年才发展为全国普遍现象，并且在1959年执政党的庐山会议上才引起地震般的争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揭露毛泽东政府造成的饥荒现象而承受的冤屈虽然在毛死后已经平反，所以，离开公开承认大饥荒、公开追究大饥荒的责任、公开纪念大饥荒中的千百万死难者，我们仅仅只差一步！

对纪念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来说，2008年最有意义的是杨继绳先生出 版 了他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那里，这位父亲在大饥荒中饿死、而他当时以为那仅仅是自己家庭不幸的中学生“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青年杨继绳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和他父亲一样，全国有几千万普通农民在同一饥荒中饿死，而这一饥荒还发生在我国当时的政府宣传为“中国人民最幸福的毛泽东时代”！

当然，许多人依然不相信那“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会出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惨无人道的大饥荒。在我提出大饥荒问题后，好些人在我的博客上责问：“谁说毛时代死人最多 ？”“我与你同龄，你说60年代饿死许多人，你看到吗?你周边有多少死了？”“谁说***时代饿死人最多，你看见了？”（hujingbei.blog.sohu.com/64585943.html#comment）。我能够理解这样的责问。杨继绳五十年前、我本人直到三十年前不也是这样地责问那些对毛泽东有所不敬的人吗？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报纸、广播、学校老师天天讲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杨继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那样的饥荒只可能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这样说，他马上就会被逮捕。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全心全意相信毛主席外，根本不可能有另外的设想。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许多网友干脆否定大饥荒，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不可思议地方惨无人道的大饥荒。

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已经“悄悄地”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发生大饥荒后的毛泽东政府就没有脸面向全国人民发布统计数据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新政府开始发布统计数据，就已经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我国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０５年最新公布的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统计资料中，大饥荒和前后年份中国人口数据如下：

  

	总人口	比上年增加
年份	（万人）	（万人）
1956	62828	1363
1957	64653	1825
1958	65994	1341
1959	67207	1213
1960	66207	-1000
1961	65859	-348
1962	67295	1436
1963	69172	1877

　注：“比上年增加”栏为本人计算。总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

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２００５，新中国五十五年

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任何人从这些数据中都能看出，１９６０和１９６１两年，中国净减少人口１３４８万人。我们知道，在这两年毕竟许多人尤其城市人还在生育。如果加上新出生的人口，这两年中国非正常减少的人口将多得多。在那个年头，正是“孩子越多越光荣”的时候，１９５８和１９５９两年新增人口的减少，也只能归之于毛泽东极权专制加上荒唐政策，尤其１９５９年，中国农村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

五十年前的大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可不准公开谈论它纪念它，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不准谈论不准纪念，我们民族就不会放弃对“大救星”的幻想，我们民族也就不能远离极权专制的危险，不能避免再次听任“大救星”造成大饥荒一类民族悲剧的危险。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所以依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且能够做到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