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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后三天是全国哀悼日，悼念在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的受难者，抚慰受伤者和受灾者，感谢救援者。

地震那天，上海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可是，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汶川，却发生了罕见的人间灾难，二万多个生命瞬间消逝、更多的伤员在呻吟，还有更多的人在暴雨中的帐篷里度过不眠之夜，而救援者甚至用手在挖….

悲惨的状况、苦难的人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三十多年来，我们民族没有遭遇这样严重的自然灾难。我们有饭吃了，有屋子住了，有书读了，有事情做了。尽管年年有洪水、有台风、有雪灾、有沙尘暴，但毕竟很少死伤、毕竟没有牵动大家的心。

因此，我们几乎忘却了苦难。前年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是新唐山的雄伟，甚至是“宁愿死伤几十万，换得新城亦雄壮”的潜台词。受灾者的苦难、民族的困难甚至耻辱，似乎都不存在。

唐山地震时，我是毛泽东的迷信者，我的想法和官方报纸一样，反对国内外势力利用唐山地震来干扰毛泽东的批判邓小平右倾路线的伟大战略部署，唐山人在抗震中的英雄气概激励了中国人民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的革命斗志。

那时候，报纸上没有苦难，只有唐山人的英雄事迹。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捐款，因为没有苦难。

三十二年了，我们民族是踏踏实实地向前走了一步。

政府公布着死亡人数，电视播放着苦难情景，网络流传着悲惨和勇敢的镜头。那些震撼心灵的照片，自己不敢正视却又不能不正视的照片。

苦难唤醒我们的怜悯心。苦难让我们意识到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是一家人。苦难让我们张扬人性，苦难让我们良心有愧，让我们不能不从心里怜悯他人、同情他人，不能不为他们做点什么。

苦难唤醒我们的敬畏心。苦难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自然灾害前的无助与个人的渺小。在上天面前、在大自然面前，在人类历史面前，我们每时每刻都应当怀有敬畏的心情，都应当战战兢兢，多询问几次上苍：“我这样做对吗？”

人间是有苦难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社会灾害造成的苦难、民族不成熟造成的苦难。

今天，苦难落在别人身上。我能够体会，我希望死者安息，生者坚强。

明天，如果苦难落在我的身上，我会坚强地承受苦难。如果苦难不落在我身上，我会好好生活，超脱名利，做一个自由而又自律的人

 

（2008年5月19日）

 

 

 

今天五月四日。五四运动89周年。今天也是北大校庆日，110周年。

我在北大散步一圈。与十年前相比，自己住过的29楼，窗户多了铁栅栏；图书馆前“创造性地”设立了一块临时留言板，留言变得次序井然了；而未名湖现在则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大散步，就会想到五四；校庆日在北大散步，五四更是“触手可及”。五四运动提倡的是“民主、科学”，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九十年前的气氛也许和今天差不多，年轻人有一种受到外国欺负的感觉，政府给国人一种在外国面前懦弱的感觉。九十年前，北大学生站起来了；今天，据说合肥的大学生站出来了。但是，也就是据说……

九十年前，北大学生在帝国主义欺负下站起来了。五四运动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保护中国的主权的运动。五四运动即使反封建，也是次要的。民族是重要的，国家是重要的。五四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展示了中国人对国家平等地位的诉求。

民族的重要，在于民众的组织、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无论用武力还是用选票，在一个很大却又不太大的民族中建立一种共识与秩序，总比在所有人中建立共识与秩序容易得多。而民族感情、民族意识直到民族主义对于建立和维持这样的共识与秩序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欧美国家在19世纪把资本主义推向全世界以后，世界各地区的民族在二十世纪就开始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发展，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民族革命就成了二十世纪的主要潮流。全世界180个民族国家，一大半是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内，尽管全世界还面对着库尔德人问题、非洲民族争端问题，甚至还有我们自己的西藏问题、但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的问题在全世界已经基本解决，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上成为本民族的问题。就拿最近三十年来说，韩国的增长与菲律宾的停滞、印度的变革和伊朗的复旧，主要原因显然只能在国内寻找；可在五十年或者八十年前，这些国家还没有独立、这些民族还不能自决。我们中国也是如此。1942年的河南省饥荒，日本侵略无疑是基本原因之一。但无论像1960年饥荒、1966年动乱一类的灾难，还是像1978年改革与1989年民主诉求这样的进展，基本原因都只能在我们民族内部寻找了。

在看到民族主义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又必须认清民族主义是一把极其危险的双刃剑。所以“极其危险”，是因为它极其容易被谋求封建专制的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总是国人感觉受欺负、感觉政府在外国欺负面前太过软弱的时候。这时候，国人不再依靠政府，而是自发地挺身而出，抗议外国人的欺负。1919年的北大学生如此，2008年的合肥学生也如此。他们在抗议外国人的同时，也在抗议本国政府的懦弱，在呼唤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正是对强大政府的呼唤，正是这样的民族情绪，为封建专制提供了必不可少而又强大无比的心理基础。1919年如此，2008年也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就这个意义来说，就中国在五四运动后的历史来说，尽管五四运动本身是民主的，五四运动反帝国主义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五四运动在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的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因为五四运动所展示出来的民族情绪，使国人愿意为了政府的强大而放弃自己的民主诉求，使国人为了民族的强大而漠视普世的价值，而这样的意愿是封建主义的。我曾经在纪念陈岱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像陈先生那样发动五四与深受五四影响的两、三代人，宁愿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自己对民主自由的呼吁，转而拥护帝王一言九鼎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因为他们在帝王那里看到了民族的强大。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却走向了封建主义。他们在弱政府下争取民主，在强政府下俯首听命（请原谅我用这样的不敬之词）。二十岁开始争取自由民主的刘文典，在蒋介石面前何等地刚强独立，但1949年后，他的大学独立精神又到了何处？去年参观扬州何园时，看到介绍何世桢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总统不能终身制的提案、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文字，我不禁自问，在不准人提出这样提案的1949年后，何世桢反对过独裁统治吗？今天，走在北大，我问自己，北大比起五四运动时是更封建了还是更民主了？今天，在面对站出来的合肥学生时，在面对有一次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政府软弱感觉，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避免一个正在远离帝王专制的中国，一个多少能让合肥学生走到街头的中国，如何向前发展，发展到五四时代北大学生就享有的民主自由，发展到中华民族每个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强政府，发展到我们民族的强大，而不是倒退，倒退到没有帝王圣旨学生就绝对不能走到街头的强政府，倒退到亿万中国人包括刚刚在“弱政府”下争取自由的（部分）合肥大学生都匍匐在地高呼万岁的“强政府”，倒退到我们民族表面强大但连饭都吃不饱、话都讲不全的那种虚弱的帝王时代。

是为记。

 

                                   2008年5月4日写，6日修改

 

最近，许多人对农民工工资上升表示强烈的忧虑和批评。一些外国投资企业离开了中国，一些中国企业倒闭了，原因是农民工工资上升。物价提高了，原因也是农民工工资上升，国家统计局局长甚至提出“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www.gov.cn/jrzg/2008-03/22/content_926276.htm）。一时间，农民工工资上升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原因。

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者，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我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我相信他们工资的上升才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光明。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是因为中国最近几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是农民工和企业自由竞争的结果。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农民工工资上升是不是值得欢迎，首先看上升的原因。如果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原因，是农民工用非法手段（例如暴力威胁）逼迫企业主或者管理层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就不值得欢迎；如果是农民工集体罢工强迫企业主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是否值得欢迎，先需要做番调查再说。可第一农民工没有应用非法手段（倒是不少企业应用非法手段减少他们的工资），第二他们也没有集体罢工：他们连组织罢工的工会也不许可成立。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主和管理层“良心”发现。可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后者不会叫苦连天，农民工工资上升亦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既然企业主不情愿给农民工加工资，既然农民工既不用非法手段也不能罢工，为什么他们的工资会上升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市场自由竞争，是农民工用脚投票。你这个企业工资低，我农民工就走人。“三条腿的驴子难寻，两条腿的人好找”，你企业去找吧。企业能够找到人，工资就不必上升；企业找不到人，你就得升工资吸引我去。这就是竞争。在这里，千百万农民工的自发行动，几百万企业的自发行动，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自主决定，造就了这些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这样的结果，自由主义者完全认同，经济学者也应当完全认同，因为经济学者所服膺的经济学，正是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前提的。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也是因为农民工属于务工者中间的最低阶层，是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们的工资上升了，他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他们脱离了原先的经济地位，社会才可能富裕，封建专制才可能最终消除，人与人的自由平等才有保证。假如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是低工资、高利润与高税收，自由主义者虽然能够认可，但不会欢迎它，更不会把它视为一个社会的长期正常现象。现在，自由竞争带来工资的上升，自由主义者就不但认可，而且欢迎。工资的上升同时彻底打破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对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市场经济的诬蔑。专制者最喜欢声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只对富人有好处。可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历史证明，让穷人有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即使在穷人还没有获得平等权利的时候，已经让穷人解脱了饥寒交迫的困境，让穷人收入上升了。如果中国奉行自由主义，人人权利平等，在每个人获得好处的同时，穷人将获得更大好处。

农民工工资上升，一些外资企业离开了，一些内资企业倒闭了。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他们不离开不倒闭，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农民工得“做革命的螺丝钉”，不管工资高低，派你到哪个厂你就得到那个厂。如果不搞计划经济，那就得号召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越革命”。这样，二十年后，离开的企业能回来，倒闭的企业能再建，因为“两条腿的人好找”了。等不及二十年，那就从非洲缅甸北朝鲜引进劳工。再等不及，就只好让企业组织抓人队，抓农民当奴工，劳动成本最低，外企不必离开，内企无需倒闭。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奴工，反对计划经济，在这里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引进劳工和多生孩子实际上也不能避免农民工工资上升。台湾引进那么多“菲佣”、美国引进那么多移民，没有哪个国家搞独生子女，它们那里粗工即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还不照样上升？工资上升，一些企业离开了，一些企业倒闭了，他们的经济还不照样发展？而且，昨天那些企业不离开台湾、美国，今天中国不会有经济繁荣；同样，今天一些企业不离开中国，更穷的国家不会有明天的繁荣。世界有穷国，世界就不会安宁，自由主义就不会完全战胜专制主义。

至于把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归因于农民工工资上升，更是找错了原因。如果政府不超发货币，工资上升的结果是利润下降，价格不需要提高，通货膨胀不可能出现。工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利润率相对于工资的下降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近三十年来中国资本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按1978年价格计算，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的比率，1978年是1万元左右，现在是30万元左右，提高了三十倍。资本增加的比劳动力快，人均资本越来越多，劳动力就越来越稀缺，工资就越来越上升。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价格稳定也好，通货膨胀也好，都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工资上升，企业主就提高价格，那么通货膨胀不过是企业主和超发货币的政府使工资上升徒有虚名的办法。可劳动力稀缺这个基本事实，让通货膨胀办法最终既不能避免工资上升，又危害了政府和作为整体的企业界。企业主在工资上升时继续增加利润的唯一方式，是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减少浪费包括减少管理层浪费。企业主和政府及早认识到人人平等和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真谛，他们就能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才容易实现。

所以，自由主义者欢迎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希望企业主和政府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大势。

 

“夜话”2008年第6期，2008年4月8日  

 

 

 

2008年3月一瞬间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是4月1号。

    三月是一个从冬天到春天的月份。尽管三月还发生过几次寒流，但温暖的步伐更为坚实、更为有力，并最终代替了寒冷。

    三月，是生命勃发的月份。软弱的麦苗，突然站直了腰杆；低矮的油菜，猛地窜高了身材；说不出名字的各色树木，一下子都显出了绿色：绿色的胞芽、绿色的细叶。雪白的樱花、粉红的桃花、鲜红的山茶花率先展现出自己的风采，争芳斗艳，吸引着饱受灰色冬天折磨的人。

    在我年轻时务农的地区，油菜花一定绽放了。金黄的菜花和碧绿的麦苗交相辉映，在那蔚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下……

    如果说三月份是自然界大放异彩的月份，那么，四月份就是人类勤劳耕耘的月份了。

    三月份，人还猫在家里，把上年留存的种子拿出来，挑捡出形状端正、色泽鲜明的种子仔细地放在一边；把上年用过的农具拿出来，镰刀、锄头、箩筐、扁担一一整理齐全。

    四月份，人就忙在地头了。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瓜有南瓜、黄瓜、菜瓜、丝瓜、冬瓜，豆有毛豆、四季豆、豇豆。由于小孩子会摘黄瓜吃，人一般不种黄瓜。菜瓜也能生吃，但菜瓜粗，小孩子不喜欢吃；结的又多，还能腌制到冬天没有菜的时候吃，所以菜瓜种的很多。除了瓜、豆外，人还种各种蔬菜。种的最多的算辣椒和茄子。种子下地后就得浇水施肥。这时候就希望下雨。四月份的雨细而不烈，正好湿润土地。如果不下雨，人就得从池塘挑水浇地。忙的时候，池塘边常常穿梭不绝。挑水的多是女人，因为女人负责家里的菜蔬种植。四月艳阳、挑水用力，女人们都一改冬天的棉衣，换上过年时用花布缝制的单衣，活泼轻松、年轻美丽，让男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女人竟然如此青春阳光。

    在我年轻的时候，四月份最恼人的事情是没有干饭吃。不但没有干饭，连稀饭也越发稀了，端着饭碗常常能够看见自己的鼻梁。上年分得的粮食已经要吃完了。地里的麦子尚未灌浆，根本没有吃的可能。秋天种的青菜、菠菜，这时候茎杆挺立，即使无需留种，也是既少又难吃。刚刚种下的瓜、豆只是希望，离能吃的未来还很远。四月份要干活。不干活以后没有吃的；可干活就要吃，没有吃就没有劲干活。事情就是这么难，人就遇着这样的窘境。也许是上天安排吧。四月恰巧是青春的日子，尽管忍饥挨饿，可温暖的太阳、清新的空气让人的四肢解脱了束缚，获得了力气，瓜、豆、菜种下了，稻子、山芋育秧了，到处生机勃勃。接着，豌豆头和豌豆成了最早可吃的过冬作物。在我务农的地区，豌豆是作为绿肥种植的，政府只考核它的种植面积，不考核产量的，因此农民可以随便到地里摘豌豆头和后来的豌豆吃。那时候，农民常常捧着一大碗煮熟的豌豆荚在村里边吃边串门，吃完了随便在哪家再盛一碗。豌豆是过年后第一次让人吃饱肚子的东西，人的嘴唇往往都吃绿了。现在煮豌豆成了城市饭店的一道菜，小碟子上十几个豆荚，吃的人都很矜持，不会想到豌豆贫贱的时候。农民也把豌豆当零食吃了。如今政府不再强征“公”粮，过年后农民家里总有些存粮可以接到麦收。也许，青黄不接的四月永远过去了：春天开始平等地对待农民和城市人，农民再也不必忍饥挨饿地种植希望、等待未来了。

 

“夜话“2008年第5期，2008年4月1日

    一位网友最近给我来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也经历过那段热火朝天干活、饿着肚皮睡觉的日子，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生产得多，自己得到的就多；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

回想三十年前，我自己就是农民。那时候，农民只能够在生产队干活。非农产业是还没有割完的“资本主义的尾巴”，谁敢设想自己跑到外地去打工？生产队150亩耕地应当种些什么，收获后每个农民应当分得多少，是由人民公社决定的。农民分配后剩下的粮食只能够卖给政府，粮价是政府规定的。在整个过程中，农民没有任何自由。如果生产队多分点给农民，那叫“私分”；如果农民忍饥挨饿挤出点粮食卖给别人，那叫“投机倒把”。这些都是犯法的（至于法律当然都是领导尤其领袖的言论）。由于粮食少，政府就动员农民多劳动，“为革命出大力流大汗”。那时候的劳动真是辛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包括“革命化的春节”，都要干活。不干活就是“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公社、大队领导监督得也真紧，种麦子时墒沟挖多深，插秧时秧插多密，都得接受检查。哪个生产队先进，哪个生产队落后，学习、总结，和如今学校里的各种检查、评比不相上下。我务农那十年，化肥、农药开始用了。每个生产队分配多少化肥、农药，都是政府计划。天气也好。照说什么条件都具备，可粮食产量就是提不高，大家肚子就是吃不饱，常常需要聆听毛泽东号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已经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了，在别的国家，别的时代可连稀饭都吃不上的。

是的，30年前，中国人有英明领袖，但没有个人，没有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根本不需要自由，因为自由了，每个人随心所欲，社会就动乱，经济就失衡，我们就会像别的国家民众那样连半饱都做不到。今天，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还不自由，但中国毕竟远远离开了毛泽东的绝对专制。在经济领域，生产者、消费者毕竟有了广泛的自由。再也没有人来强制检查农民把麦地的沟挖得多深、稻田的秧插得多密。“私分”、“投机倒把”这类犯法行为随着粮食由农民自己决定留多少卖、和卖给什么人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正当行为了。政府也不再规定城市人到哪个粮店买米，到哪个地方工作了。

三十年前，中国没有了英明领袖，中国人开始自由了。那时候，还是那么多土地、还是那么少资本，还是那些被领导监督着才干活的农民，在没有领导也就不再出大力流大汗以后，粮食却多了起来，中国人却开始天天吃干饭了。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看看农民我们就知道了。当一个农民有了自己，当一个农民可以为自己而决定生产多少粮食的时候，粮食就多了起来。这就是独立人格带来的经济结果，这就是自由的结果。三十年前，当英明领袖终于没有能够万寿无疆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少中国人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幸福的半饱生活还能不能维持。今天，我清楚地认识到，正是没有了英明领袖，正是每个中国人成了独立的自己，正是自由，才让我们中国人摆脱了悲惨的半饱生活。

毫无疑问，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独生子女以及其他许多政策，都是最近三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也有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教育普及，中国也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和各种增产节约政策，中国甚至组织职工、学生无偿地帮助农民种植和收割粮食，更不用说还动员了几千万市民尤其毕业生移居农村，增加农业劳动力，可用尽千方百计，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民众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改革最初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脱粒机、脱粒机都不用了，靠古老的传统技术，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离开了吃不饱的历史。

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三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夜话“2008年第4期，2008年3月1日

    一位“同济校友”最近给我留言，希望知道我为什么对1958年开始的饥荒“耿耿于怀”。我关注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竟然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饥荒。我年轻的时候，太多地接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之类的教育，报纸、广播（那时至少老百姓还没有电视）、学校老师天天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话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主席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1969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并环绕地球播放“东方红”，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因为全世界人民终于都能够听到毛泽东的颂歌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怎么可能设想在他的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相信毛主席以及党报传达的毛泽东的思想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完全能够体谅我的许多朋友干脆否定大饥荒这回事，因为对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的灾难。而我，本来还没有重视这个灾难，可许多朋友的否认，却让我警醒，让我感到了某种义务，让大家知道灾难真实情况的义务。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应当知道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了。那时，我们从城市初到农村，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人民公社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开口就说1958年如何苦。他的话立即被打断，领导告诉他不准说1958年苦，否则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对那个老农非常气愤，这个贫下中农觉悟怎么这么低。彭德怀、刘少奇之流用三年自然灾害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贫下中农受刘少奇的毒害也太深了。

    

    是的，我们可以说，尽管1958年开始的中国饥荒特别严重，但许多国家、许多时代都有饥荒。中国古代饥荒便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的饥荒也不少。比如那位“同济校友”说的1942年中国河南省旱灾，死了3百万人（我相信他写的“300百万人”是个笔误）。我们假设那时候河南省的灾区全都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可那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毕竟没有自认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是否像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那样，为那场严重饥荒下过“罪己诏”一类的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定程度上容许报纸对自己的批评，他承认有这样的大饥荒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非洲诸国，毕竟没有出过“人民的大救星”、“句句话是真理”的伟大领袖，所以，那里有饥荒，领导者承认，大家也知道。

 

     我不知道那位“同济校友”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是否已经成年。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谈论1942年的饥荒，那么，另一个人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谈论1958年开始的饥荒。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1942年的饥荒在当时和现在都能够自由谈论，1958年的饥荒当时却禁止谈论，现在也仅仅在网络上才能够谈论。这样奇怪的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执政的饥荒下饿死的人太悲惨了：当时就禁止谈论禁止纪念，现在依然禁止谈论禁止纪念。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禁止谈论禁止纪念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禁止谈论禁止纪念，只要专制还活在部分同胞的心里，我们民族就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58年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危险，而那些在1958年以及随后几年饿死的人，是每日辛辛苦苦耕作、任劳任怨忍受的人，是对“伟大领袖”没有任何二心的人，是我们民族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人！！他们被饿死，比起啧有烦言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迫害，更加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和专制的残酷。

 

因此，毛泽东执政时期的饥荒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那样。如果没有别人盯着，那就让我盯着吧。那位“同济校友”希望知道我盯着这场饥荒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清楚，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吸取教训，并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前面三点（建议在中学教科书里就专门说明大饥荒及其教训），以便永远地避免这样的饥荒在我们民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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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同济校友”给我的留言

作者“同济校友

标题：

时间：2008-1-10 23:30:27

胡老师，你为什么对58年的饥荒如此耿耿于怀？1942年河南光旱灾就死300万人，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你盯着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参见：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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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8年第2期，2008年1月17日

“夜话”2008年第1期                                       2008年1月1日

今天，以“8”这个幸运数结尾的2008年来到了。

在这个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家人幸运，我的朋友幸运，我的祖国幸运。衷心地祝愿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幸运。

作为一个40年前到农村、当了将近十年农民的我，我特别祝愿我的农民朋友幸运，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最贫穷、最没有权力和最受到歧视的人，他们又是我们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从50年前那个同样带有“8”的年头开始，从制度上正式落到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正式取消1958年建立的户口制度，取消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把“农民”身份的人变为二等公民的制度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正式地向在这一制度下受到歧视的中国公民尤其是被强加为“农民”身份的公民道歉。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发布公民平等宣言和法律，正式宣布所有中国公民在迁徙和确定居住地时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就业、入学、休假、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上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取消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身份户口所在地”负责（或“出生地负责”）的做法，而建立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常住地负责”的制度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建立按照家庭而不是按照劳动者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让农民工和其他普通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收入。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在取消1958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以后，也正式取消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恢复农村土地的私有制。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在恢复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同时，承认农民拥有土地权益证书的权利，保证各个农民持有这样的法律证书。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取消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强制低价征用制度，恢复农民土地市场交易制度。同时，我希望我在祖国能够建立孙中山先生100年就提出的土地增值收益归公的透明的税收制度。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上迈出一个值得子孙后代永远纪念的一步，这就是农民解放、公民平等。

祝愿2008年 给我的祖国带来幸运。

“夜话”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1日

       了解中国和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特别需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也有特别的责任向我的同胞说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下面这张图是我们研究所绘制的，它列出了66个国家（其中非洲57个国家作为一组）的人均收入（人均GDP）从1800年到2000年两百年间的变化动态。

 

    这张图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惊心动魄。虽然以前我就知道200年来中国的落后，但这张图把200年来各民族的赛跑、把我们中国的失败如此直观、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却不能不让我震动。历史就在我的眼前，事实就在我的眼前，在这么直观、这么明确的历史事实面前，一切语言都变得苍白，一切辩解都变得多余。是的，任何理论，任何政府，任何民族，任何人，都必须面对这么直观、明确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这一事实的理论，无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的理论，都将失去意义；不能承认这一事实的政府领导者，无论他是人民的球星、还是伟大的领袖，都将成为凄苦的“笑料”；而不能从这一事实获取教训并走上正道的任何民族，无论它具有悠久文明还是刚刚走出丛林，都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而不能意识这一事实的人，无论他是政治家、企业家、学者还是一介匹夫，眼界都是狭隘的。

       1800年是什么年头？这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先后宣布人的平等自由的年头，是宪政法治开始建立的年头，是瓦特蒸汽机开始运用的年头，也是马尔萨斯提出平民大众永远不可能脱离贫困的年头。在那个年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同样贫穷。只有英国稍许“富”一点。但英国的稍许富裕在全世界引起的更多是批评和愤怒，因为英国达到那一步靠的是农民向工业的转移，可农民转移才第一次暴露了农民的贫穷：“田园风光和自得其乐”的农村生活原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地贫穷，而农民进城又把贫穷赤裸裸地展示在从来没有见识过贫穷的知识分子面前；封建特权的消弭更让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成为贫穷者。那个时候，对英国的批评是太多了，以至于连马克思都要为英国人说话：德国人批评英国，可英国的今天正是德国的明天。马克思说的对，德国当时比英国穷的多，只是因为穷人“隐藏”在乡村而不为人所知罢了。

       德国学者不希望英国的今天是德国的明天。马克思更想到了后天：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到处可见贫困不堪的无产阶级，于是暴力革命就来了，人人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建立了。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二十世纪充满了暴力革命尤其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暴力革命。一直到我上大学的1980年，中国的“经济学家”还在争论欧美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时候，我受到的教育是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三分之一人口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下是幸福和富裕的。

       我们的200年人均收入增长图表明，马尔萨斯、马克思都是错误的。200年来，全世界人均收入增长了近10倍。但是，许多国家几乎没有增长。增长最快的是以自由、民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大众贫困、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再存在，甚至无产阶级本身也仅仅限于少数人（而马克思认为大多数人会落为无产者）。资本主义不但在马克思时代创造了过去不可想象的财富，而且在马克思以后创造了更多得多的财富。相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富裕起来。

       我们的200年人均收入增长图同时表明，在1800年以来的200年赛跑中，我们中国是失败者。1800年时根本不在中国人眼中的韩国与日本，到2000年人均收入增长了30倍与40倍，我们中国才增长了7倍。1858年，马克思曾经嘲笑当时中国的清王朝，说它“只能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100年后，中国的毛泽东政府又一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当然，说1858年咸丰皇帝自欺欺人有点过分，因为他委实不明白经济富裕是什么回事。但1958年的毛泽东只能是自欺欺人了，所以他才需要封锁信息，需要强迫我们相信他是中国的救星。

       失败并不可怕。我们要做的，首先是知道我们自己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赛跑中跑到的位置。再次，我们需要总结200年来失败的教训。200年来，我们中国有过1900到1937年的经济增长，有过1952到1957年的恢复性增长，有了1978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可造成我们失败的，是清政府100年的停滞不前，是毛泽东政府30年的倒退（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在全世界188个国家中列第175位。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公开宣布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总结教训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中国现在的增长方式能够持续100年或200年吗？到2100年、2200年，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能够进入世界前列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在刚刚过去的200年的赛跑中始终跑在前列的那些民族善跑的原因，需要了解后来跑入前列的那些民族变得善跑的原因，同时，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自己停滞不前甚至还自以为跑在前列的原因。1800年之前，我们中国刚刚经历了“康乾盛世”，可盛世之后却是人民极端贫穷的长期停滞。所以，在这张各民族经济赛跑的图面前，想到100年、200年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我们需要的不但是一、两个执政者的盛世，更需要的是保证中国长期增长、人民富裕的基本制度。

 

（“部分国家人均GDP增长图”所用数据来自于麦迪森《世界经济两百年回顾》与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数据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该图在1800-2000年中每二十年取一样本点）

  

 

     2007年11月23日《经济学消息报》 刊载的王建林、杨菂写的文章《数学：令经济学迷失的信号？》（以下简称“王建林文章”），对数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关系上，各位学者的看法不同是正常现象。我基本上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尊重他们的看法。这里，我想对该文提到的少数事实做点澄清：

1. 王建林文章谈到“考纳德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也谈到数学功底很好的“新古典理论家古诺”，并且认定古诺是早于瓦尔拉斯在世的人。事实是：如果文中的“古诺”指的是《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的作者Antoine Augustin Cournot，那么，“考纳德”和“古诺”是一个人（该书中文版把作者姓翻译为“古诺”）；如果“古诺”不是该书的作者，那么，在早于瓦尔拉斯在世的大名为“古诺”的许多人中间，经济学说史专家至今没有发现有谁写过重要的经济学作品。再次，早于瓦尔拉斯的时期，还不存在“新古典理论”，也不存在新古典理论家。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之区分，并不在于是否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

2. 王建林文章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视为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论著之一。事实是：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著作《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使用数学方法。

3. 王建林文章说到 “20世纪70至90年代索洛和罗曼的经济增长模型”。事实是：索洛模型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经提出并在20世纪50与60年代已经得到热烈讨论。

4. 王建林文章在谈到瓦尔拉斯时说“对于魁奈和古诺提到的经济学想法，瓦尔拉斯再重复一遍没有任何意义，他要想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靠他的应用数学的技巧，事实证明在这方面他要比古诺优秀”。事实是：a. 就经济学说史上常提到的“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其人而言，古诺在数学技巧上比瓦尔拉斯优秀很多很多：前者是理学博士和数学教授，后者顶多是个业余的数学应用者（而且在其思考和写作流传至今的思想时，还是一个生活艰辛、家庭负担沉重的经济学和数学的业余爱好者）。b. 瓦尔拉斯的经济学想法是魁奈与古诺没有意识到的：把“物以稀为贵”的常识转变为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交换价值的原因是物品的稀少性。他从两种商品的交换讨论到多种商品的交换，解释交换中出现的交换比率如何最终地决定于一个人对能够直接满足自己欲望的各种商品所感觉到的稀少性的差别。这样的想法，魁奈没有、古诺没有，在1870年前后仍然坚持当时的价值理论已经完美到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的约翰·穆勒也没有。因此，瓦尔拉斯是经济学想法的创造者而非重复者，是一位经济学家而非数学家。c. 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只是他对自己的价值决定想法的论证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在他那个年代（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年代），许多人论证自己的或别人的价值理论时，举出两种商品交换的例子就算了。例如瓦尔拉斯同时代的杰文斯和门格尔。但两种商品的举例显然不够。但瓦尔拉斯做了，并且也解释了，在多种商品的情况下，交换比率的决定如何取决于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稀少性的感觉。这样，他的价值理论在他自己（和在我们）看来才完整。但在讨论多种商品的时候，如果仅仅用文字，他是说不清楚的，因此他采用了数学语言（他对数学的兴趣自然也是原因之一，不过，在他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学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不管对数学有没有兴趣，似乎除了武断的声称外，并没有人去尝试用文字说清楚多种商品情形下的价值决定问题。）

上面列举的四个事实认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王建林文章的两位作者没有读过有关著作。其实，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1954年的论文，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魁奈的《经济表》、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都有中文翻译，翻译的质量都不错。如果两位作者读过这些作品，那么，无论他们对这些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之间的关联持有什么看法，他们的文章都不大可能出现上述事实认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许多人不可能读大量原著。对于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生以及希望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字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读原著而又不得不讨论或者不得不提及这些原著的话，为了至少避免事实认定上的严重错误和模糊，我的建议是：

1）             读《新帕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的相关词条。

该辞典的作者大多是对相关词条有专攻的学者，所写的内容是可靠的。当然，有些词条的中文翻译有问题；有时作者的观点甚至很偏颇。但总的来说，翻译的质量是好的，相关词条中关于事实的认定和描述是可靠的。另外，该辞典新版本的部分词条已经可以在网络上免费阅读。

2）             读可靠的经济学说史著作。

前面提到的著作，若从发表时间看，魁奈的

“

 

       十天前，我就目前国务院酝酿的职工年休假制度提出建议，把高校职工寒暑假休假制度并轨到职工年休假制度中。这个建议引起了许多反对意见。我能够理解这些反对意见，因为我自己便是高校职工之一，深知取消高校寒暑假休假给自己带来的损害。但事有公理。世间常说知识分子以公理为先；知识分子自己也常自诩如此。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即使普通职员也多有学位，若对公理或公理的贯彻有不同看法，也应当讨论之，实在不必一触及自身利害，便置公理与耐心于不顾。

不过，实在地说，年休假制度涉及的问题，首先还不是学校，而是成千上万农民工。虽然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他们是职工。年休假制度必须包括他们。而正是在这里，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年休假制度的草案是模糊的。国务院法制办能够征求公众意见并许诺修改草案，是政府工作的一大进步。我认为，草案应当做的最重要修改，是明确承认农民工和其他职工同等的年休假权利。

目前的年休假制度草案，把年休假制度限定为职工。谁是职工，谁不是职工，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在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单位从事工资性工作（即领取工资报酬的工作）的职员和工人，都是职工。这一点，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原先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了工商企业后，也是一样的。可从毛泽东执政开始，中国在废除了奴隶制的二千多年后，又正式地建立了一种身份等级制度：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或农民身份与城市人身份。从此，无论通婚、迁徙、职业选择、上学当兵、最低生活保障，中国人都分成了两类，农民都成了不需要打引号的二等公民。正是因为这一二等公民的正式制度，饿死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国人才全是农民。而这种等级户口制度的一个明显表现，是所谓的“职工”认定：非农业户口的工资劳动者才是职工；农民身份的人，在企业或者机关工作并领取工资的时间再长，也是农民。

所以，在中国还迟迟没有取消户口制度的时候，在有关职工的任何权利和利益的规定上，我们都应当要求这些规定明确写清包括或者不包括农民工。在年休假问题上，实际从事工资性工作的人，无论其身份如何（甚至比如外国人），都是职工，更不用说农民了，因此，年休假制度应当明确地包括农民工。

毫无疑问，承认农民工和其他职工同样的休假权，会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据说中国许多企业尤其出口企业，利润率很低，几乎全得靠农民工的低工资和少假期来支撑；否则的话，中国经济就不能维持。如果我同意这些说法的话，我还需要问的是：政府机关干部带薪休假、企业的城市户口职工带薪休假，就不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吗？他们同样甚至更多地降低了企业效益，因为他们每天的工资更高，他们每天工作的效益也应当更高的。所以，如果说带薪休假降低了企业效益，首先不应当带薪休假的是那些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城市户口职工，是靠纳税人生活的机关职工。如果他们的带薪休假能够实行而中国经济还能够维持，那么，承认农民工同样的休假权利，中国经济就更能够维持了。

其实，从最简单的为人和为国之道来说，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应当容忍在大批大批农民工没有带薪休假的同时增加城市户口职工的带薪休假。城市户口职工的福利，不应当建立在农民工低工资、少假期甚至无假期的基础上。因此，在建立年休假制度之前，国务院法制办首先应当研究如何保证农民工每天八小时、每星期四十小时劳动制度的贯彻实行，应当先采取措施，保证农民工具有和其他职工同等的正常休假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不分户口身份的所有职工的年休假制度。否则的话，年休假制度将造成新的特权和不平等，并且在中国的收入性贫富差距已经拉大的情况下，再一次拉大包括休假制度在内的非收入性贫富差距。

“夜话”2007年第20期，200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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