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夜话”2007年第2                                     2007116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送孙经纬

“夜话”2007年第6                                    2007320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2003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篇。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II课程,用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切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在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夜话”2006年第15                                  2006810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libby1120:

      你好!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提出其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很难。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吧。

1 严肃的学术态度。不要想过得去行了,不要想别人还不如自己,不要想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一定要想到,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应当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经得起一些锤打。

2 读名篇名著。质量平平的文章读多了,只会让自己堕落,因为自己有意识无意识地会把它们当参照系。所以,读名著、名篇。读多了,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受到熏陶,会把它们当参照系,对自己的要求包括逻辑思维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3 理出名篇名著的逻辑体系。比如,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里,它们提出问题和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可能和逻辑关系不太大,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由于它们是名篇、名著,即使它们同样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它们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强的、顺的,其中的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辨别出来的。通过整理出名著、名篇逻辑体系的方式,熟悉经济学大家的思路,也就等于熟悉了逻辑,训练了自己的逻辑能力。

如果整理不出那些名著(包括名篇)的逻辑思路,那么首先找自己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自己还没有理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思考慎密。一是为了理解那些大家,二是也可能发现大家的逻辑问题。

4.  从名著出发继续推论。把名著逻辑理清楚后,顺其逻辑继续推理。重要的理论,创建者都是提出了内核。我们可以假设内核成立,即这个理论的基本命题成立,然后从它出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当然这大都属于外围的结论。可是,它也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同时也是训练我们思维逻辑的工作。我自己年轻时研究马克思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从马克思出发向外推论,把注意力放在推论的逻辑上,而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工作首先遇到的出发点或研究角度的问题。

5 思考要彻底。思考一彻底,你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那里出发,你就容易展开逻辑思路,逻辑过程就很清晰。如果不彻底,下面的逻辑就无法顺清。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吧。这一点,也是要提醒自己的,一直到自己无意识地就能够彻底地思考问题为止(就像足球先生无意识一抬脚就能够射出漂亮进球那样)。

6 培养做人要彻底的人生态度。要达到思考的彻底,首先是自己做人要彻底。男子汉大丈夫(指的是一种做人风范,而非男女之别),敢说敢当,敢吃苦敢投入。思考是件辛苦的事情。即使一个人有思考的乐趣,他常常也必须承担思考的辛苦。其次,思考能否出成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思考的投入风险非常大:往往我们得不到明确的产出。再次,在中国目前学术尚不自由的环境下,思考即使出了成果,也有无法发表的问题。有位研究生对我说过,有些问题即使思考出来也不能够发表,那么思考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我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决定公开发表时,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他们迟迟难以决定,让我等。我提出不为难他们,撤回。其实,如果中国不改革,我的文章在中国永远发不出来,因为仅仅那句作者的话,就通不过“审查”。但我没有畏惧这些,自己把理论搞清楚、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你吧,比我同年龄时不知多读了多少书。我的感觉,一些同学的问题是思考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既和他们没有把学术当成生命,当成人生来看,也和他们对人生本身的看法便不彻底有关。

7 思考问题的纯粹状态,如果单纯就学术问题上谈,那么,思考的彻底就是思考到问题的纯粹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思考到均衡状态。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由此出发,逻辑就容易展开,思路就顺。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设想出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

8 训练想象力。均衡不是实践,均衡是想象的产物。就像在中学学物理学,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因为实验室永远不可能做到无摩擦。所以,物体在理想状态下运动是种想象。对一个问题,训练自己想象它的理想状态,然后从理想到现实,你就会有逻辑。如果不能够想象理想状态,逻辑就永远顺不起来。就我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生产和消费如何区分,分不出来,逻辑就顺不下去。当我后来想象出一种干脆利落的简单状态“生产是人的劳动物化,消费是劳动产品人化”后,我知道自己思路通了。其实,均衡或者理想状态是简单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敢把世界或者生活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是担心自己漏了什么。在中国经济研究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很难把中国问题一般化。在训练想象力方面上,自然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你不妨读读自然科学史和那些大家的回忆录。

9 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我们应当把自己置于始终的学习过程,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当成某种练习,从而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这里的批判态度,在实践上也就是详细检查自己思维是否逻辑严密的态度。

10.写出通顺、流畅的文字。一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从一句话、一段文字突然跳到没有直接关联的另一句话、另一段文字。粗看上去是文字不通顺、不流畅,实际上很多是缺乏逻辑、思路不顺造成的。经济学仍然大量需要文字语言。如果你注意文字的通顺、流畅,在大部分情形下,你就同时注意到了文章的逻辑。

11.参加辩论和讨论。我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短文强调了数学对增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现在许多院校经济学专业开了大量数学课。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不自觉地把数学的严格思维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而仅仅把数学当成经济学的工具或者语言,那么,数学学习的作用也不会很大。至于把数学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负担的同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必提及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逻辑能力决不仅仅是经济学方程、模型运算推导的严密。严格地说,那不是经济学学者的工作,而是数学学者的事情。经济学所需要的逻辑,是对经济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是对经济关系的严格和有序把握,以及在必要时把这样的把握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对此,主要限于推导、解题的数学训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圈子里所说的“tell a story”(讲故事),就是为数学推论找出经验背景。而对经验背景的把握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梳理经济关系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重视自己的数理逻辑能力,而且特别应当重视自己的一般思辩能力。提高思辩能力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参加辩论和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和讨论。不要顾忌讨论环境的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坦然,一切为了搞清问题、理清思路,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和别人的思路。任何辩论和讨论的意义都在于批评。没有批评,辩论、讨论便没有价值。在讨论中,承认对方的并希望对方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有合理性,以便把讨论集中在逻辑有无破绽上。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只是和你共勉,并且希望你和其他网友多提意见。

 

附:libby1120 的信 (2006-8-6 16:19:01) 请教: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胡老师,您好!

看了您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一文,很有共鸣!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虽一路经济学专业学过来,可一直未受逻辑思维这方面训练。现在刚读到博士,感觉自己是经济学思想上贫瘠(不及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同学思想深刻),且数学工具掌握得平平(远不如学过数学分析的和数理专业的同学逻辑性强)。

我很想努力提高,可也有些迷茫!请您指点!谢谢!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夜话”2006年第19                                               20061115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希望和我交流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所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基本上都是以2050年为一个里程碑。在2050年以前,可以积极发展非公制经济。到205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认为那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转变条件。对于2050年以后是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看到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政策,我自己认为到2050年会不会又重新回到1953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改造的形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到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要被消灭。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生产社会化是本质要求.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真诚讨论态度让我感动。任何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否则思想就无从争鸣、理论就无从前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想法。我不同意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可是,在支持他转变想法的同时,我同样支持他坚持和扩展他的想法。思想是平等的。不管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是否与官方观点一致,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是否与我的或者其它任何人的观点一致,他都和官方、和马克思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拥有同等的权利表达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2050年以后”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忌讳的问题。然而,经历过最近五十多年尤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成年人,有几个人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敢于面对未来的是年轻人。未来属于年轻人。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到2050年时应当是60来岁,正是担任中国和世界领导人的年龄。因此,年轻人必须而且应当考虑和讨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样,中国才有方向,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才可能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我不同意这位年轻人的想法。首先,他对2050年中国经济制度的考虑建立在马克思的著名断言“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都背熟了这个断言,从而形成了对公有制的“自然”好感。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个断言至少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希望它成立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有艰苦的思维工作要做。我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一回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前者到后者是否存在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还是一种断言,而非逻辑论证。几百年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问题是,第一,假如承认马克思的观点,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多高,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成为必然?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有个小于100%的上限,因为总有一部分生产是为了生产者个体或生产者组织自己或者当地使用而生产的?如果有上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所要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高于这个极限。第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即使能够达到100%,它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链条如何建立?第四,如何排除高度社会大生产也能够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逻辑可能性?比如,微软公司为全世界生产视窗软件,它是否就必须(不仅仅是应当)由全世界人民所有呢?或者,我们也许能够设想一种经济状态,全世界每个企业都是私有的,都为了自己的利润目的而生产,却又都把全世界人民作为顾客而生产。这是一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证明这种状态的不可能性。可是,我没有看到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哪个人做出过类似证明。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种状态会发生经济危机。可是,一种全世界的公有制,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读到类似的论证。因此,在我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是一种信念。信念可以启发思路,个人实践它是个人的自由,但用它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实践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需要逻辑。我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年轻朋友的专业和化学有关。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个化学家有权利至死坚信某种化合物存在的必然性,但他必须通过逻辑设想出生成这种化合物的可能过程,他才可以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化学实验。

 

其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的社会化是全世界的,而非一个国家的。因此,马克思“本质上”否定了一个国家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斯大林。他的理由是他的苏联已经在一国内实现了公有制。当时的苏联没有人敢反驳斯大林,他的论证自然成立了。马克思理论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的年轻朋友谈的是马克思,我们的讨论先假定马克思是正确的。如果假定斯大林是正确的,我们则需要从另一个出发点开始讨论。

 

再次,根据马克思理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同时是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本人甚至用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描述那种社会。确实,没有个人自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政治权势者所有制的美丽面纱。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比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令人厌恶。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的制度。一个人首先必须在心理上达到内在自由,他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个从内心就对权势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满怀恐惧的人,不具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格。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一个看着权势者眼色生产的人,也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即使生产的社会化可能(注意,不一定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没有人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也肯定不会出现。其实,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如何使用生产资料的决定,可以要求改换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担心任何迫害,否则的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无从谈起。可是,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相容,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因此,根据我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2050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2050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205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中国的生产社会化即使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建立不了公有制,因为普通中国人要改变“伴官如伴虎”的恐惧心理,需要的时间更长得多;第三,如果中国在2050年或者以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公有制,那一定是政治权势者的所有制。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135 0192 8591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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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                                                            2006424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夜话”2006年第21                              20061218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各位长辈、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家父九十大寿、庆贺家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我代表兄弟姐妹,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家父如今已步入九十高龄。九十年沧桑巨变,九十载风云际会,家父既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又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我们的家族尊师重教,历代出了许多举人、进士。家父自小聪颖好学。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后,家父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中央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定居南京。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早期,家父不但把家族从乡村带入城市,也把家族从传统带入现代文明,为后辈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父亲和、乐观、有主见。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负责起当时最为艰难的学校消费合作社工作。进了大学以后,他又在自由竞选中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渴望建设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但他刚过而立之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他亦失去机会,甚至50多岁时还得到农村务农维生。尽管如此,家父始终保持平静、开朗的心情,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和社会。60花甲过后,邓小平主持的拨乱反正为家父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家父由衷地拥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多次组织海内外校友聚会,为祖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尽力。

家父对子女要求严格。他教育我们坦诚为人,认真行事。他要求我们热爱知识,求学不倦。正是在家父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最艰难、最不重视知识的时期,都不忘记学习,不离书本。更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孙辈们正在把这种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

家父、家母最为家族所称道的是对感情的忠贞不贰。早在少年时,家父母就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主定亲。后来家父出外救亡求学,整整八年与故乡失去联系。家母在家苦守八年。家父的才华使他不乏女性朋友,家母的美丽更让提亲者接踵而来。但他们谨守儒家之训,不疑不惧,互相等待,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两人团聚,终成眷属。从那以后,无论在兵荒马乱的艰苦阶段、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不公年头,父母亲都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同撑起家庭,共同抚养教育我们子女,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今天,在恭贺家父九十大寿、家父母六十婚庆的大喜时候,作为子女,我们无比感谢亲爱的父母亲,最衷心地祝愿父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谢谢大家!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夜深的对话

“双周夜话”2003年第1                                                               2003116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113于北京

你最好一笑置之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            20041025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

男性“阉割”之责任

“双周夜话”2002年第20                                                          2002924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

实践民主

“双周夜话”2004年第12              2004615

    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我第一次当上和行政级别挂钩的官。在我为民时,我发现中国的封建“残余”不仅存在于宏观的社会总体上,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微观的个体单位内。每个单位的头头都有着皇帝般的特权:只能自己说话,不让别人说话,更不让别人参与;自己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规则、改变规则;自己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向员工公布,哪些不可以公布;自己确定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待遇有多大,对职工是分给你多少你拿多少。因此,在我没有当官之前,我不但希望社会民主,而且希望单位民主。我想,如果我当官,我将实践民主。

在我担任院长一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20032004学年的最后一次院领导班子重要会议结束后,我想,我们每个班子成员都可能感受到自己在实践民主。

    民主的要义是让别人知情、让别人说话,让别人平等参与决策。因此民主的第一步是公开化,公开信息,公开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上任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公开信息,根本打破在这之前只有第一把手知情和决策的专制状态。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打破了不讨论、不争吵的局面。在必须决策而又争论不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表决方式。在有时间可以商讨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商讨。民主决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它的代价;然而,民主决策既提高了每个领导班子成员的兴趣和能力,同时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犯重大错误,所以,尽管多用了时间,但民主制度获得了每个成员的赞同。

不过,民主是由民、而不仅仅是领导班子成员作主。我上任以后,员工的知情和参与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员工几乎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担心民主的主要理由是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可我们学院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平均文化水平。所以,我们不再要求员工在面对外来的检查、评比时和领导班子口径一致;我们公开了主要财务状况;员工选举的审计组已经开始工作:我们的员工也已经开始实践民主。当然,方向虽然根本变了,但我们朝新方向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它的继续需要建立更多的保证制度,需要员工更多地讲话。

在一个关键信息不公开的社会内、在总的单位专制的大环境下、在员工还不习惯于说真话的内部条件下,考验一个单位领导是否真心希望民主的,便是他能不能先在自己可支配的范围内,创造一个民主的小世界,和大家一起实践民主。今天,我很高兴,我自信在院长任上经受住了考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一年来开始的民主实践也许会继续、也许会中断,但我相信,说真话是人的一种本性,除非我们重建大、小皇帝的神圣光环,否则说真话的本性迟早总要导向民主,因此,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大概可以视为民主溪流中的一朵微小但毕竟昂起了的浪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