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2003年第1期                                                               2003年1月16日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期 　　　　　　　　　　　2004年10月25日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

“双周夜话”2002年第20期                                                          2002年9月24 日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

“双周夜话”2004年第12期 　　　　　　　　　　　　　2004年6月15日

实 践 民 主

    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我第一次当上和行政级别挂钩的官。在我为民时，我发现中国的封建“残余”不仅存在于宏观的社会总体上，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微观的个体单位内。每个单位的头头都有着皇帝般的特权：只能自己说话，不让别人说话，更不让别人参与；自己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规则、改变规则；自己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向员工公布，哪些不可以公布；自己确定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待遇有多大，对职工是分给你多少你拿多少。因此，在我没有当官之前，我不但希望社会民主，而且希望单位民主。我想，如果我当官，我将实践民主。

在我担任院长一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2003－2004学年的最后一次院领导班子重要会议结束后，我想，我们每个班子成员都可能感受到自己在实践民主。

    民主的要义是让别人知情、让别人说话，让别人平等参与决策。因此民主的第一步是公开化，公开信息，公开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上任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公开信息，根本打破在这之前只有第一把手知情和决策的专制状态。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打破了不讨论、不争吵的局面。在必须决策而又争论不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表决方式。在有时间可以商讨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商讨。民主决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它的代价；然而，民主决策既提高了每个领导班子成员的兴趣和能力，同时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犯重大错误，所以，尽管多用了时间，但民主制度获得了每个成员的赞同。

不过，民主是由民、而不仅仅是领导班子成员作主。我上任以后，员工的知情和参与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员工几乎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担心民主的主要理由是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可我们学院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平均文化水平。所以，我们不再要求员工在面对外来的检查、评比时和领导班子口径一致；我们公开了主要财务状况；员工选举的审计组已经开始工作：我们的员工也已经开始实践民主。当然，方向虽然根本变了，但我们朝新方向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它的继续需要建立更多的保证制度，需要员工更多地讲话。

在一个关键信息不公开的社会内、在总的单位专制的大环境下、在员工还不习惯于说真话的内部条件下，考验一个单位领导是否真心希望民主的，便是他能不能先在自己可支配的范围内，创造一个民主的小世界，和大家一起实践民主。今天，我很高兴，我自信在院长任上经受住了考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一年来开始的民主实践也许会继续、也许会中断，但我相信，说真话是人的一种本性，除非我们重建大、小皇帝的神圣光环，否则说真话的本性迟早总要导向民主，因此，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大概可以视为民主溪流中的一朵微小但毕竟昂起了的浪花吧。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学术自由第一位

 

 

　　今天是教师节。

　　当教师从上大学始。那时我刚刚从农民转成城市清洁工。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兴奋，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作为农民、作为清洁工，我能够得到和那个阶层相应的经济不拮据、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平静生活；同时，我可以评论社会却又无需为社会负责，因为无论社会好坏，那个阶层的人是很少责任的。但一入大学，进入高阶层，我个人就可能成为社会好坏的原因之一，我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了：可我有能力负责吗？有勇气负责吗？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竟然能够上大学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可我还是走进了大学，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以至于教师节也成了我的节日。

　　作为大学教师，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呢？我认为第一位的责任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保存尤其创造知识的园地。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学术必须自由。大学教师的第一义务是保证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知识是思想的成果。思想是个人的。每个人在思想，而不是整个人类在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无法从外部控制，所以，正当的方式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具有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让他们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尤其是系统性观点，便是学术自由。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系统观点，是每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不过是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这一要求。

　　人们常说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但它和学术自由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学术自由，我们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书，应当育什么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疯狂地毁坏文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学校仅仅允许一种思想、一类书、一种人，完全没有学术自由。在那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懂得尊重别种思想、别种人；一有触动，容易走向极端。而在一个尊重学术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容易看到各个理论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感受到平等宽容的争辩讨论气氛，容易形成独立思想和正直人格。在大学里，学术专制把人当作特定观念的工具来教育，学术自由才把人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的人来教育。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可大学要做到正面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职业责任。

　　大学是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场所，教书和育人要用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着什么知识具有保存和创造以及教育价值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学术自由环境下的竞争。有了学术竞争，有价值的旧知识和新知识才能辨别出来，大学也才可能执行保存、创造和教育知识的任务。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可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竞争，因为学术竞争的前提是思想表述的自由和表述者的没有恐惧。在学说上，正如在商品市场上一样，没有一种（思想）产品是完美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其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知识的相对性暴露出来，让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把某一特定思想、特定知识的价值绝对化，甚至用它“领导”其他思想和知识，其实就是否定学术自由，其结果自然是学术的衰落和思想的禁锢，是教书育人的失败。

　　自然，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在部分行政色彩强烈的国家如中国，大学属于某个行政系统，有谁是领导机关、用什么方式来领导的问题。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学术存在领导权或者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自由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原则，都超越了具体的大学领导权和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后者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学术机构的任何领导权、任何指导思想都不能够束缚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学术创造，它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借助世俗权力来阻止个人表述其思想。因此，学术上的领导权、指导思想等等的概念，只是和学术专制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因为专制者需要的才是领导权，专制者需要的才是挑选出一种思想来“独尊”。只要抛弃学术专制，承认学术自由，学术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成为假问题。

　　在我个人研究的经济学领域内，总有人提出独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独尊马克思或者独尊她（他）偏爱的任何理论或学者，但她（他）同时应当尊重别人的偏爱。而这一点就已经是学术自由。如果所有人都偏爱同一个理论，学术自由没有必要；如果有人偏爱不同的理论，学术独尊没有理由。学术自由允许的，恰好是每个人独尊自己偏爱的思想；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偏爱强加给别人。那些要求每一个经济学者独尊马克思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当马克思让自己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自然也让别人怀疑一切。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这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思想和思想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至少不会有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自由，已经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产生的，它也只能够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底线，同时也是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底线之一。其实，正是因为我为马克思理论创造过新知识（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我才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也才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那些强调独尊马克思主义的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泥塑的偶像，结果成为强迫所有经济学者独尊他们个人的某些“观点”。而他们个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独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讨论。

　　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最基本的人文环境，也是我们大学教师、学生最基本的个人素质。意识到学术自由，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相对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并且还不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学术自由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拒绝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感觉，从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批评和讨论。同样，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严格挑剔别人观点时注意到其相对正确的地方。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讨论中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炼、一种观点的逻辑，而不会纠缠于动机、功用、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在学生面前负有学术自由的责任。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论文导师从来没有要求和他的观点一致，因此我没有体会过迎合导师的烦恼。现在我当教师，同样不给学生这样的烦恼。学生论文只要概念清楚、逻辑明了即可。观点是否和我一致，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作为教师，我们有启发学生思路、揭示他们想法的模糊之处、帮助他们明晰概念和逻辑的责任，更有鼓励他们思维、尊重他们观点、熏陶他们学术自由素质的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尊重他们的版权，因为他们的论文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我们的指导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也只是指导，而不参加直接写作，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列入毕业论文的作者内。同样，在基本上从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内容发表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作者之一。我们争取学术自由，不但是让教师学术自由，而且特别是让学生自由，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学生的特长，因为学术自由是他们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学术的未来靠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

　　有自由、学术兴；无自由，学术亡。大学要成为知识的圣地，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要成为高尚的事业，今天学者、学生的学术所为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学术必须自由。作为大学教师，我明白自己对学术自由的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在今年的教师节，忆起我走进大学前的犹豫，而生发的感想，遂写下这篇文字。

 

　　　　　　　　　　　　　　　　　　　　　　　　　　　　　　　　　　　　初稿于2005年9月10日　　　　　　　　　　　　　　　　　　　　　　　　　　　　　　　　　　　　修改于2005年10月10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年10月22日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双周夜话”2004年第14期                                                      2004年7月12日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田国强先生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辞去了院长。我感谢学校接受我的辞职申请，并衷心祝贺田先生的就任。

 

田国强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田先生能够在美国工作的同时，就任经济学院院长，为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为国内大学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改革贡献力量，我非常敬佩。如果清华大学特邀讲学的二十几位华人经济学者能够担任国内二十几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院长、主任，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跨出了第一步，我衷心地希望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田国强先生成功。

 

过去的二十年内，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的经济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的前任院长时期，“西方经济学”便变成了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课程，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唯一的经济学考核内容。我在任上所做的，只是公开提出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全面转轨或者用今天田先生的话说转型，也就是把原先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化了。田先生今天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课程体系改革、学科建设、引进人才、教师培训得便嘎措施，将把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可能最终完成转型工作。

 

确实，就象来自西方的化学在100年前取代了中国炼金术一样，今天，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取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即使反对者也只能够顺之而动的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不认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要“西方经济学”博导头衔的例子。大趋势中出现反复，是正常现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高校教育上避免重大反复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要义，是让大家说话；而让大家说话的前提，是用公开化的制度来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公正。但在一个不让大家说话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自由的，在一个信息不大量公开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公正的。田先生在学术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环境下从事学术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达到一流的目标。

 

谢谢大家。

 

 

 （2004年7月12日的发言没有包括第四段）

“夜话”2006年第1期                                      2006年1月3日

 

转录：

 

我 相 信

（约翰·小洛克菲勒，1941）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

我相信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

每一个机会都意味着约束；

每一笔财产都意味着义务

 

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定，而非人为法律而活

我相信政府是公众的仆人，而非公众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的尊严，无论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我相信世界不会自动养活任何人，但它给每一个人劳动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节俭是妥当安排生活的关键，

我相信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而言，节俭都是获得稳定经济实力的首要条件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是任何社会秩序长久稳定的基础

 

我相信诺言的神圣性，

我相信一个人的话应当有信用，

我相信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

 

我相信人类的基本责任是奉献有益的服务，

我相信只有纯洁的牺牲之火，才能烧尽自私的残渣，

让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之处发挥出来

 

我相信全知全爱的主，无论人们称呼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人最高的满足、最深的幸福、最大的价值

是自己能够和谐地照主的意愿生活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克服仇恨，

我相信公正能够并且必将战胜强暴

 

―――――

原文如下：

 

I believe

（John D. Rockefeller $ Jr. $ 1941）

 

I believe in the suprem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his right to life $ liberty $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tight implies a responsibility; every opportunity $ an obligation; every possession $ a duty.

I believe that the law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law;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ervant of the people and not their master.

I believe in the dignity of labor $ whether with head or hand; that the world owes no man a living but that it owes every ma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I believe that thrift is essential to well ordered living and that economy is a prime requisite of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 whether in government $ business or person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fundamental to an enduring social order.

I believe in the sacredness of a promise $ that a man’s word should be as good as his bond; that character – not wealth or power or position – is of supreme worth.

I believe that the rendering of useful service is the common duty of mankind and that only in the purifying fire of sacrifice is the dross of selfishness consum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soul set free.

I believe in an all-wise and all-loving God $ named by whatever name $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highest fulfillment $ greatest happiness $ and widest usefulness are to be found i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His will.

I believe that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alone can overcome hate; that right can and will triumph over might.

 

（原文抄自于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 John D. Rockefeller Library）正厅墙上，自己翻译。2006年1月3日于美国Providence。）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期                                                         2002年8月28日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