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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3年第8期                                                             2003年4月23日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的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所以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必须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象1976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

“双周夜话”2002年第21期                                                          2002年10月8 日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做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良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双周夜话2004年第7期                               2004年3月31日

一般均衡和爱情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和爱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经济学离不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些看似无法用成本、收益衡量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与其等价的货币价值，就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也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显身手的原因所在。例如一个人是否上大学的等价货币量可以用这个人在上大学和无偿获得从零开始不断增多的货币价值之间的选择来决定。货币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可能开始倾向于选择货币而不选择上大学。但爱情不同。爱情是一种奉献或利她/他主义，所以没有货币等价，或者说爱情的货币等价无限大。此时，经济学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例如以江山之财富来换取对方接受自己的爱而不得，便是因为那财富总是个有限值，而爱的价值无限大。 

不过，经济学常说的一般均衡和爱情至少有二个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是理想（或者贬义地说是幻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均衡。无论设计多么周详的计划经济，还是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都没有实现过一般均衡。我们看到的哪一个市场是均衡的，哪一个经济是均衡的？现实经济中根本没有均衡。且不说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冲击，就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动，也会阻止一般均衡的实现。更有甚者，一般均衡从原理上说便不是现实。它是经济体系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例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下可能出现的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既然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不可能，一般均衡自然无法成为现实。爱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说明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爱情，却难以举出一个完美爱情的例子。无论是精心呵护的爱情，还是突然生发的爱情，我们知道的任何真实的爱情都不完美。虽然爱情不象经济均衡，不需要许多条件，它也许只需要双方全心全意的相爱。可是，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不分心去兼顾，所以，完美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现实之外。

但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那么重视一般均衡，许多年轻人年长人仍然那么重视爱情？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就是理想，是经济学或者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正是它们的不可最终实现，才吸引人类永远地去追求。所以，尽管人们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现实的不完美，但在这些经济学家、这些年轻人年长人看来，所有这些例子加起来都不足以证明人们就不应当追求完美，不足以泯灭他们的完美之愿。因此，不管饱经世故的过来人如何苦口婆心劝人现实，每个时代照样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同样，每个时代都有经济学家醉心于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即使象马克思那样对其所经历的经济制度抱着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要想象出一种类似实验室的理想状态来分析它。

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第二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把参与者的自由平等当成自己的前提条件。两位自由平等的异性之间才能谈得上相爱，这个道理无需赘言。所有人互相之间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实现一般均衡，亦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应用自己的资源，他自然试图改变：而这便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尚未均衡。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真意也许都在这里：它不但不要求，而且拒绝为了集体、为了公众或者为了其他名义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与平等。遵从父母之命、按照组织要求可以结成婚姻，但无法产生爱情。同样，根据集体需要、考虑大局利益可以达成稳定，可不能实现均衡。爱情不可能因他人的命令而产生，个人配置资源的愿望也不会因他人命令而消失。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又保证了一般均衡和爱情的无害性：它们不强制人们接受自己，也就不会导致对别人对公众的危害。追求一般均衡的人和追求爱情的人一样必须具有尊重他人的品质，必须摒弃强制手段。一个强制推行的经济计划会造成灾难，但它本身就不是均衡，因此不应当归罪到均衡上。一个强制的婚姻会导致家庭悲剧，但它本身便不是爱情，因此也不应当归罪到爱情上。

经济学和文学一样，靠着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推动。文学永远离不开作家理想的爱情，经济学也永远离不开经济学家理想的一般均衡。人类所经历的任何现实状态都不完美，所以人类在自己生活、思考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指引方向的明灯。在今天的思维水平上，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就是人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明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均衡理论不是技术，而是理念，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当了解的那些理想主义经济学家的社会理念和人生理念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注：曾经在课堂讲解了一般均衡理论后，把它和爱情做了些比较。当时是即兴而发。有朋友听说此论，觉得有趣。这里虽然整理了想法，但自觉不如当时尽兴。是谓史不可追也。）

“双周夜话”2004年第17期                                      2004年8月31日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近来一些中国网站开始大规模地争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次讨论的缘起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公司财务学研究的国际一流学者郎咸平对中国包括海尔、TCL这样著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公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据说他就此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我在网络上还没有找到他的报告。但直觉告诉我，他抓住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私有化的规范问题。同时，他抓住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具体案例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中国公有（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严重性。这种方式比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强调现行私有化方式的错误和危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中国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而私有化必须公开和规范。

近十年来，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不争事实。尽管网上和网下的媒体全都忌讳私有化这个词，而使用似乎只是改变经营权的“民营化”字眼来指代私有化的事实，但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经理抑或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从事的国有资产“改制”是改变所有制，是把它改成私有制，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化。为什么要私有化？原因很多，这里只提及一条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意为别人打工，而希望为自己打工。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合理的，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让这些人不但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剩余（即收益分配的）控制权，而且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出至少也愿意打工的经理，既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节制不愿意打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既然经理们在私有化之前已经用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那么早一天私有化确实比迟一天私有化好，因为迟一天私有化，国有资产就多流失一个亿甚至十个亿。就此而言，私有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之路。我读的郎咸平言论不多，但似乎感觉到他可能反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比私有企业差，国有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但他这样论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既没有任命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建立对他们的公开奖惩机制，更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的有效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或者驻企业特派员，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维持的。如果不私有化，它的结局就是被西装笔挺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偷走一部分、浪费一部分并最后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郎咸平先生规范私有化的观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私有化与否，而是私有化规范的与否。私有化本身的正确并不同时意味着私有化可以不加规范，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使中国富裕起来的）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邓小平所用的猫恰巧是市场经济。如果他在这个口号下用勃列日涅夫强化计划的猫，这个口号就是错的，尽管邓小平也能够用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经济成绩证明其暂时的正确。在今天，“不管白猫黑猫，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用的猫，恰巧是不公开不规范的私有化方法，是官员和经理的腐败和偷盗起着重大作用的私有化方法。腐败和偷盗确实能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向四人帮1976年上台的话也会振兴中国经济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都不会稳定。而应用目前的私有化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稳定的私有制。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保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可能稳定地保护私有资产，就像一个不保护私有资产的国家也不可能稳定地保护国有资产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怪圈。中国只有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才有希望。然而，由于大规模公有资产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非理性甚至暴力，所以，中国走出怪圈的希望仅仅是在建立私有资产的关头，仅仅在于公开地规范地建立私有制。用欺骗的腐败的方式私有化的结果，将可能是为下一次公有化准备条件。当然，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一事一议的经济学理性范围。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本来可以把私有化做的公开得多、规范得多。比如，由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决定上市的私有化公司可以送给或者低价卖给经理和职工的股份比例范围、送给或者低价卖给政府官员的股份数量范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公布私有化的主要程序和日程；聘请社会贤达或者处在公开化言论监督下港澳台专家观察若干私有化案例；对已经私有化的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作出评估；对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出现的变动发出公告；对私有化的收入做专项管理等等。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不具备出售尤其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资格。由人民代表大会对私有化作出基本规范，这是私有化取得合法性的第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下一步的私有化（或者媒体用词“民营化”）应当能够公开地规范地实行。

“双周夜话”2003年第5期                                                             2003年3月12日

 

放  弃

 

       2002年过去了，甚至2003年也过去了2 个多月。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最值得总结的，也许不是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放弃了什么。放弃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能力有限，对一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具体机会无能为力。放弃也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而任凭或者忍痛让那些机会过去。放弃亦意味着自己承担了某些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如果说放弃是自己自觉选择的话，放弃便还意味着自己没有按照经济理性行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觉地放弃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被我放弃的第一件东西，是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奖。当然，这件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放弃，而是它根本不属于我，因为按照程序，只有一个人申请了该奖，这个人才有资格获奖。我没有申请这一奖项，别人为我申请时又没有通知过我，所以，我不应当获得这个奖。然而，在我去年所兼职的三个学校都大力激励教师获奖的背景下，在我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地上了获奖者名单的前提下，它以及它附着的好处似乎又属于我，于是我便面对着是否放弃的选择。当然，程序第一，我的获奖违反了程序，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一表面上属于我的东西。

被我放弃的第二件东西，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工作机会。那里的工作，尤其是从零开始建立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学专业吸引着我，而那里较高的收入也使我容易建立起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地要去报到的时候，那里却以收入较高为理由，收回双方最初商谈好的条件。管理以诚信为本，但深谙此理的管理学院既然不讲诚信，以为有钱便能成事，我也只好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到手的收入。

被我放弃的第三件东西涉及到个人的财产。财产是我工作的副产品。为了使别人尤其是与自己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活的好一些，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

    人的一生，或者说个人在其积极能动的生命阶段中，每一年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获得当然使人高兴，但放弃也能够使人骄傲。获得可以显示成就的高度，放弃可以标识人格的底线。因此，我想，我还能够放弃上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多少还是可以放心的：即使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做过一些错事，错误想必也不会很严重。

“双周夜话”2004年第23期                                   2004年11月23日

 

 

做普通人

 

前几天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人。我们立即讨论起来，因为这恰恰是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孩子今年22岁。我22岁的时候正在乡村。那时的集体经济，收入很低，可每天还得上工，田地上也确实有干不完的活儿。那是1975年，六、七年前和我一样从南京、镇江等城市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是返回城市就是在乡村总有个无须到大田劳动的事情可干，好像整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一个人还在和农民一起种田，夏天赤脚下水田不用说了，就是冬天清塘积肥也常常要脱鞋。那时的我尽管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很好，但不谙如何与大队、公社干部联络感情；加上劳动很认真，多少学会了种田，于是便被视为只配种田的人。那时候好在自己想通了：七亿农民在种田，我凭什么不应当种田呢？农村那么多青年种田，我凭什么由于城市出生就不应当种田呢？那么多人能够种田，我当然也能够种田。种田是一生，干别的也是一生，自己凭劳动得到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了。

在农村时满足于种田，这是许多人最难理解我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你如果没有比如“红五类”的招牌，没有特殊照顾，不愿意比如在文字上为干部们写些应时的东西，不愿意特地和干部们搞好关系，你只能够种田。自然，你可以到城里找个零工、在乡村学个瓦木匠，但那既要找关系，又不合我希望安宁的性格。所以我宁愿种田。种田之余读读当时只准许读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书还读得津津有味；或者找几本私下流传的小说甚至手抄本读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便是那时候偷偷读的禁书之一。后来回到南京，被分配清扫逸仙桥到中山门的一段马路，我同样很平静：这样的劳动总要有人做的，轮到我就是我。我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方式去避免这样的劳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依旧未变。

今天我当了教授，轮到孩子希望我做普普通通的人了。但他可以放心，当了教授仅仅使我感到了更多的义务。它既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感觉，也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我的物质生活大概不比我今天还当马路清扫工富裕很多（自然是指有城市户口特权的清扫工），而我的精神生活也不会比我在农村幽暗灯光下读书时快乐很多：还是像农民或清扫工那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家庭气氛有冷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优劣，偶然际遇有好坏。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不能再以父母之例和圣上之意来回避改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要，也不能够以能力不足和际遇不佳来回避提高自身修养和改善自身处境的责任。但同时我们又不必害怕“落为”普通人。其实，即使一个人跻身进优秀人群或上等阶层，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保证他不重新落为普通人。自然灾害、社会变迁、退位下岗、事故疾病，以及无心的错误、无力地荒废时间，都会把一个人从上等阶层“降”到普通人，就像小说“项链”展示给我们的那样，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样。因此，害怕做普通人无异于害怕生活本身。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又需要做普通人的心态和自尊。这样，靠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假如我们还只能做普通人，我们也将心平气和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享受普通人生活的乐趣，而不为外界的轻视所累。

“双周夜话”2003年第3期                                                             2003年2月11日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