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双周夜话

    我在上海的时候常常步行从家到我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同济大学。最近几个月里，在我步行必经的四平路大连路口的东北角，竖起了一个巨幅标语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二十四个大字组成的十二个词汇：“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我多次停下来，把这十二个词汇默读一遍。这十二个词汇是我懂得独立思考后对我自己、对我的祖国—-中国、对全世界的期望，现在，它竟然并且终于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12月，《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转引自新华网，2013年1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3/c_118674689.htm），因此，我的心情总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不过，由于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国家不一定认可我国提出的上述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价值观”或“中国核心价值观”。

    当然，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中至少还有一条“信神”。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心信天主、信上帝，这个人比较容易地遵循前面十二个词汇所呈现的价值观，这是因为天主希望人类和每一个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也是因为天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想到天主在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作为个人就容易抵制让我们偏离上述价值观的诱惑。同时，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我们每个人，包括国家主席、亿万富翁、残疾者、乞丐，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在教堂内的座位都是相同；而想到天主，我们内心自然就涌现出文明、和谐、诚信、公正、友善的感觉，也就自然地有了民主、法治、爱国、敬业的精神，自然地努力富强起来以荣光天主。如果大家都信主信神，每个人和整个人类就可能获得拯救，人类就可能重新进入天堂，永远生活在极乐的伊甸园。所以，假如我可以建议在“中国价值观”中增加一项的话，我建议增加的是“信神”。

    不过，我的价值观仅仅属于我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例如，我的信佛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就有一条是“向佛”。在他们看来，只有人心向佛，自身才能脱离苦海，世间才能清净无瑕，“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的外在表现。我的崇信传统儒学的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应当有“尊儒”或“仁爱”。对他们来说，有了儒家倡导的仁爱，人心才会向善，世界才能大同，“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有了实现的希望。但是，作为全部或者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作为中国人整体和他们的政府执政的价值观，不可能包涵许多个人持有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倾向：它只能是全部中国人或大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确立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关乎国家命运，人民网，2014年5月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5/c1024-24975931.html）。这类似我们在18和24两个数中选择最大公约数6。如果选更大的9或者12，我们就只能满足它们中间某一个数的约分；如果选更小的3，我们又遗漏了它们共同的约数2。中国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为了获得大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得放弃一些自己希望加入价值观的内容，我个人亦同意在中国价值观中不加入“信神”或类似内容。

    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让我激动的是，由“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十二个词汇构成的中国价值观彻底放弃了以“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价值观。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分裂为“好”、“坏”两个阶级，它们的互相斗争才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所以“斗争”是马克思价值观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毛泽东曾经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自己晚年还强调“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而且，正如毛泽东强调所说，“一万年以后也有左中右”，坏人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斗争、造反永远不可能止息，而不是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它名称的“新社会”就可以停止的。这样一种人斗人的观念曾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确实，如果我们想象社会分裂为好的“无产阶级”和坏的“资产阶级”，同时那些小资产阶级、那些农民又“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那么，“斗争”就成为那个社会的核心观念和头等任务。但“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组成中国核心价值观恰恰否定了斗争，所以，用毛泽东时期的眼光看，这一价值观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其中每一个词汇都在为“坏”阶级张目。比如富强意味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民主意味着要让坏人有发言权表决权；文明意味着对坏人的宽容；而“对资产阶级的宽容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和谐意味着在坏人面前丧失原则；自由意味着坏人可以大行其道；平等意味着好人坏人不分；公正，在好人坏人之间从没有公正可言，不是好人打倒坏人，就是坏人打倒好人；法治，对坏人如何能讲法治？法治只是坏人约束好人的工具；爱国意味着分裂全世界无产阶级，因为“工人没有祖国”；敬业意味着用日常工作来冲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诚信混淆了阶级斗争；友善则用庸俗的人情代替阶级感情。因此，这十二个词汇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词汇，在报纸杂志和日常交谈中仅仅具有负面含义。

    经过毛泽东去世后的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今天，我们中国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终于抛弃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斗争价值观，终于恢复了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曾被视为“资产阶级”专用词的词汇的原本含义，终于让它们从忌讳用词变成日常用词，我们国家也终于把这十二个代表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无论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心目中的“好”人“好”社会的观念总结出来并变成整个国家向全世界、向自己的每个公民、向自己的政府公开宣布的核心价值观。对我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政府下长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巨大转变。毫无疑问，从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正式宣布为中国的价值观，到把它们变成中国的基本事实，我们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从毛泽东政府时期的中国“斗争哲学”走到今天的中国价值观，我们也走了很长一段路，而且比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我们走过的路也许更为艰难。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知难行易”。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们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对民众需求和历史大势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才在毛泽东去世时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从一无所知的状况走到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知晓，这段路无论怎么回顾都是艰难的。今天，在孙先生去世九十年和毛泽东去世近四十年后，我们国家毕竟对民众追求和历史大势有了“知”，这个“知”就体现在我们国家新近宣布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因此，作为经历过中国最近六十年社会动乱、物质贫困、道德沦丧的一个中国人，我深深体会到现行的中国价值观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中国政府宣扬的东西的本质区别，深深体会到“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共同组成的现行中国价值观的来自不易。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长期坚持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中国人能够坚持把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作为自己言行的“基本遵循”。我坚定地相信，只要这样做了，假以时日，中国就能彻底挣脱民众的精神危机和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就能重新走上发扬光大之路，中国也就能彻底避免社会动乱和物质贫困的再现。

 

    “夜话”，2015年第8期，2015年3月31日

    我曾经研究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问题。近日有杂志让我就此写一篇1000来多字的通俗说明。不过，1000来字且通俗的要求对这个题目可能太难了，而我自己的“夜话”栏目的自由度大得多，因此我借为杂志写文章的东风，用“夜话”形式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做一些通俗的解释。不过，即使字数不限，下面的“通俗”解释亦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比如高中文化水平。

    我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的。那一年，食品快速涨价导致了通货膨胀。直觉提醒我注意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里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一方面推动食品从而农产品需求过快提高，另一方面又抑制了农产品供给的增长：两方面的互相作用造成了食品价格飞升。我于是着手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写了一篇文章“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波动”。当时刚到复旦大学任职的邓正来先生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冬季卷上。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清楚认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有度量指标才有模型，有度量指标也才有数据；而有模型和数据才有现代经济学研究。这是因为没有度量指标，模型就没有变量；没有度量指标，统计资料便不是数据而只是一片混乱的丛林。而没有模型和数据，我们最多只能停留在前科学的“文字议论”里。然而，国内外文献缺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的研究，因此，我必须自己动手。

    应当说，我的探讨走过许多弯路。2008年那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就走了弯路。一直到我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历史在当今时期的大趋势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和度量它的正确方法。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历史大趋势的认识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在这一大趋势中将逐渐减少。然而，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不适宜作为描述这一大趋势的指标，这里的原因首先是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严重不一致。例如，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中国从1992年起、在美国从1908年起才由增加而转为减少，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五口通商”、美国则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但基于人口增长因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曾长期和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并存。其次，各国和一国内各地区大小有别，因此农业劳动力数量指标很难用于国别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再次，经济学研究常常使用相对数指标，例如GDP增长率、CPI增长率等等。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无法和这些相对数放在同一类模型中加以研究。

    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相比，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农劳比）是一个更合适的度量指标。首先，农劳比的下降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基本一致。中国官方劳动统计数据自1952年始。从那时起，中国农劳比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美国的数据则指示该国农劳比从十九世纪初期便出现下降趋势。两者都远比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减少早上几十年或上百年。农劳比比农业劳动力下降更早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众所周知，农业人口生育率和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高于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劳动力的相应比率。因此，如果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应当上升而非下降。所以，若一个国家的农劳比长期下降，这个国家必然存在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其次，农劳比作为一个度量指标可以用于国别和地区比较。再次，农劳比是一个相对数，没有量纲，更切合经济分析和建立模型之需。最后，只要有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统计资料，我们很容易求得农劳比数据，并且是公认且没有歧义的农劳比数据。就我们国家为例，中国统计中的第一产业等同于农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加总即为非农业；中国统计部门并且发表失业数据。农业就业加非农业就业加失业就得到中国各年的劳动力总数。农业就业与总劳动力之比就是农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公布各自的相关数据，所以计算各国的农劳比数据亦不存在困难。

    在近几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中，世界和大部分国家的农劳比都在下降。如果说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之初，世界和各国的农劳比大体在80%左右，则到2000年前后，中国农劳比降低到50%，美国降低到2%，全世界则降低到38%。在这里，美国虽然农劳比非常低，出产的农产品却远远超过本国需求并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所以，以美国为参照，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结束时，全世界以及绝大部分个别国家的农劳比应当不超过2%。如果我们的设想合理，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用农劳比变化表述为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的过程。这样，农劳比指标以及它的上述取值能够让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历史获得一个可把握的总体图像。

    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农劳比指标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便依然停留在“前科学”的议论水平上。我们依然远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在塔顶丟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它一定落地，知道它经过了从塔顶高度到地面的距离比如100千米，甚至知道它落到地面所需要的时间比如10秒。可知道这三点并不表示人类已经建立落体运动的科学。落体运动科学要求的是人类知道石块在其从塔顶到地面的每一高度上的时间，或者在这10秒内的每一秒时的高度，或者说石块降落的具体过程，而且在丢石块之前便知道。例如，不知道石块从塔顶降落到地面的具体过程，科学家便无法告知站在塔中层窗口的人何时能够看到石块从他眼前经过。人类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层次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人类肯定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知道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把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知道比如美国为此用了200年时间，但由于我们不知道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以后的某一年的农劳比高度，不知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过程，尤其是事前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这一点同时表明，正像高度指标不足以建立落体运动科学那样，农劳比指标本身亦不足以让我们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

    为了理解落体运动过程，科学家创造了速度尤其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两个度量落体高度和时间变化的指标。这里，速度是落体在两个时点上的高度差距，加速度则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如果两个时点非常接近，它们之间的高度差距便成为瞬时速度。利用这两个指标，科学家不但获得了它们的数据，而且确定了了落体运动模型，落体运动科学亦由此建立。同样，为了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我们也需要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农劳比降速指的是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加速度指的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设想两时点间隔非常小，我们亦得到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概念。

    有了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我们便不难得到它们的数据。首先，既然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的农劳比之差，而我们已经知道农劳比在不同时点上的数据，所以农劳比降速数据容易算出。有了降速数据，求得加速度数据的工作将不会难于小学生的算术作业水准。同时，这两个指标的数据计算过程简单明白，不存在歧义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估算问题，因此，它们的数据和农劳比数据一样是标准数据。

    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虽然可以方便地用于度量和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但它们不算“通俗”。更通俗一些的概念也许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知道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上农劳比之差，农劳比又是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之比，也就是说，两个农劳比的分子差距是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差距，分母差距是两时点总劳动力数量差距。根据小学的分数知识，两时点的农劳比要能够相减，它们的分母必须相同。这一点容易办到。假如一个国家很少出现国内外的劳动力迁移，这个国家劳动力在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就取决于它在该两时点之间的自然增长率。知道劳动力在两时点的数量，我们也就知道它的增长率。把增长率代入分母，两个农劳比的分母就变成同一个时点的总劳动力。当然，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增长率代入到分子并由此得到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之差。这个差数也是农业劳动力在该两时点之间转移的数量或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分子是转移量、分母是总劳动，那么顾名思义，分数本身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里，虽然农劳比降速是农劳比在两时点之差，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在两时点之间的转移量和某一时点总劳动力之比，但是，通过简单的分数运算，我们能够把农劳比降速转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所以，农劳比降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同一指标的两种名称，它们表示的仅仅是从两个不同角度观察的同一现象。就数据而言，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还需要总劳动力增长率资料，但由于我们知道总劳动力数据，所以它的增长率数据不难求得，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数据也容易算出。当然，基于它和农劳比降速指标的同一性，它们的数据亦完全相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指标的特殊性。当我们把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代入农劳比的分子项并求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时，我们实际上把该增长率也当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更准确地说，在通过农劳比降速引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时候，我们需要假定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可是，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在一般情形下更高，所以上述假定不成立，根据上述假定得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因此也不等于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在一般情形下，基于两类劳动力增长率相等假定的转移量不会大于、而几乎肯定会小于真实转移量。我把基于上述假定的转移量称为农业劳动力基本转移量。“基本”这个限定词在这里传达的意思是该转移量不代表真实转移的全部数量，而仅仅代表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基本部分不可忽略，非基本部分往往可以忽略而不造成重要缺陷。但无论如何，基本部分又不是全体。基本转移量指标之所以有意义，第一是因为它和农劳比降速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相联系。当我们谈到一定数量的农劳比降低速度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我们也隐含地谈到特定数量的基本转移量。由于农劳比降速或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使用着基本转移量指标。第二，就现有各国的统计资料来说，农业劳动力的真实转移量是不可观察或不可知的量。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合理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统计资料中推算出真实转移量。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有时通过人口普查得到“比较真实”的转移量。但普查不常搞，研究却需要长期不间断的系统数据。所以，普查数据最多只能用做参考，而不能代替长期不间断数据。可对于真实转移量来说，长期系统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三，除了基本转移量指标外，我们确实可以用其他假定来求出各种意义上的转移量。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是总劳动力相应比率的一倍，这样计算出的转移量将大于基本转移量。可是，若张三使用“一倍”假设，李四也许会用“一点五倍”假设，王五则完全有理由主张“二倍”假设。随着转移量数据的不同，转移率数据也将不同，而且转移率不再等同于农劳比降速。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就将失去严肃性。而使用基本转移量指标将避免这样的混乱。

    为了澄清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讨论中的混乱，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之点是把农劳比降速当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当做它的派生指标。我自己过去之所以走上弯路，就是错误地把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作为基本指标。按照惯例，定义像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样的指标，研究者首先要做的确定它的分子即转移量，然后选择适当的分母，最后确定它的数据可用性以完成定义工作。但恰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定义工作中，研究者找不到真实转移量数据。我曾经采用各种假设去定义可以利用数据的转移量，并且用文献中的类似做法佐证之，但即使如此，我得到的所有转移量定义都无法说服我自己。只是在探讨了许多“不可行”之后，只是我转而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地位以后，我才发现惯例本身在这里不可行，才发现正确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应当从农劳比及其变化出发去寻找。

    最后，我用一个图展示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下面这个图的横轴是年份，纵轴是农劳比。该图有两条曲线，一条从右上方到右下方，另一条从左上方到右下方，它们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农劳比的下降过程。该图涵盖了到2010年为止中美两国具有公认数据的所有年份。显然，该图不但揭示了中美两国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而且提示我们，为了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度量指标和分析工具。当然，建立指标和锻造工具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还需要我们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学者的更多努力。

 中国和美国农劳比下降图

    图注：中国为1952-2010年的年度数据，美国为1800-1880年的逢十年份数据和1890-2010年的年度数据。

 

    “夜话”，2015年第7期，2015年3月10日

    今天中午和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目前在国内某个大学内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很关心我当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情形。在谈到当时我的同事和我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上海财大课堂时，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应当对教育部长袁贵仁批评的引入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原版教材现象负责。

    大约在2002年春季，上海财大召开研究生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会议，决定为研究生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但与会者在使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上分歧很大。当时负责学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女士也许有先知先觉，提出用梁小民先生的高级西方经济学教材。我否定她的提议，而坚决主张使用西方原版教材。部分与会教师提出若如此，他们便退出西方经济学教学队伍。我则明确认为，即使他们退出，也应当采用原版教材。会议的决议采纳了许多与会者包括我的看法。

    2003年春季学期，我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被学校任命为经济学院院长。在就职讲话中，我提出把“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n44c24.aspx），这里用的“现代经济学”和官方用语“西方经济学”的含义相同。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例如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习必须以“三高”即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为基础。而这方面的教材毫无例外地是原版教材。

    到2002年时，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已经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不过，前者局限于邹恒甫先生指导的小范围学生，后者则被经济学院排除在竞争对手之外。到2002年时，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中译本也已经很多，但国内西方经济学课程很少用它们做教材；也就是说，西方原版教材通常只被教师用作教学参考书，而且也只有少数教师真的参考它们。事实上，在上海财大全面启用西方原版教材之前，上海财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部分也是由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教师担任并使用自编教材。因此，在2002年秋季之前，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学院包括独立的经济系以及财经院校应当还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上海财经大学在全校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中全面采用原版教材应当是领“风气”之先的。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之历史”还没有公论之前，我也许可以说，我在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今天，我要说，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我愿意负责，愿意承担与此关联的责任。

    我当初主张引入课堂的西方教材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教材，具体的高级经济学教材是杰里和瑞尼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Jehle and Reny：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与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教材。西方大学经济学科应当全都开设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课程，因此该两门课程的各类教材也很多。如果说这样的原版教材中会有少数不“那么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大多数原版教材在阐述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肯定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而我当初主张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的时候，所选择的恰恰又是属于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多数教材之列。对此，我不必讳言。例如，罗宾逊夫人编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Robinson and Eatwell：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属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教材，对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学”（加引号是因为该书本身亦属于西方经济学）批评甚多。虽然该书在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我当时完全没有把它列入考虑之中。对我来说，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选择标准是：西方大多数经济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的教材。那些仅仅在少数学校使用的内容有重大差别的教材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记得在开始全面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不久的一个场合，有位博导提出许多博导都不懂这些教材的内容，所以最好不要在课堂上用。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自己也有许多地方不懂。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继续不懂下去。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位子，不需要再搞懂那些知识了；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要获得他们在世界在社会的位子需要学习和懂得那些教材上的知识。我想，如果今天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课堂，我的回答依然类似当初：想想我们孩子的未来吧。

    那么，如果不用原版教材，用国内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不是就不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了？我的回答是后者依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就拿前面提到的梁先生的教材来说，我当时否定它的理由是它的内容不是其书名声称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而我们当初决定要在研究生课程中讲授的是西方学者公认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若涉及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则梁先生的教材可能比我们引入课堂的西方原版教材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学者写作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很多，但绝大部分和梁先生的教材一样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少部分教材在讲解西方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试图对其加以批判，但批判之点却往往和“西方价值观念”毫无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比如，高先生在其书微观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该两章是西方经济学基础所在）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大部分却是对西方经济学内部争论的介绍，根本不涉及“西方价值观念”。这和物理学教材类似。大部分物理学教材只是讲授宇宙大爆炸模型。但西方物理学家关于大爆炸本身是否存在都有争论。部分物理教材介绍这样的争论并不表明它们在批评“西方物理学观念”。表面上看，高先生在那两章“结束语”中通过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批判了“西方价值观念”。但在实际上，他的批评理由仅仅是该假设不符合事实。然而，西方经济学家也都承认该假设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理论假设不符合事实既是它的弱处却更是它的强处。被官方列为不属于“西方价值观念”的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以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假设为基础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就意味着高先生所说的“不符合事实”。就此而言，以“不符合事实”为理由的批判其实也和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无关。国内还有极少西方经济学教材不是在每章结束、而是在每章内容中间插入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例如余斌先生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不过，用那本教材不如干脆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因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像余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该类课程根本就不应当也不必要开设；如果开设，即使用那本教材，学生依然会多少知道“西方价值观念”为何物，教师依然传播了“西方价值观念”。此外，余先生的许多批判也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以该书的首次批判为例。余先生写道：“所有的消费品都必须是可以无穷细分的，不仅米饭可以按粒计算，衣服也可以按一丝一缕计算，至于电冰箱的容量，也是可以按毫升来计算和购买与消费的。”（见该书第一章第一页）这里的字体区别来自原文，其中前一种字体是余先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或“西方价值观念”的表述，后一种字体是余先生的批判。假设他的上述句子中的“表述”部分正确，他的批判部分显然和批判“西方价值观念”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批判从最好的角度说也仅仅和某种研究方法论有关，而这里牵涉的方法论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该种方法论我们在马克思研究或者“东方经济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都可以见到。而在我看来，他的上述批判更类似胡搅蛮缠，反而会在教学中败坏中国教师的声誉。

    在我看来，如果不在经济学教学中“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回到三十年前毛泽东政府时期；第二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限定词“西方”，开始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时期。在表示愿意承担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课堂的责任的同时，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走上第二条道路。

 

    “夜话”，2015年第6期，2015年3月3日

    时间跑得真快，一转眼，又到了羊年春节，新的乙未羊年开始了。

    羊年春节我得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礼物：天文望远镜。妻子经由网络订的货，送到家了我才知道。原来她听说我参加过天文爱好者活动，便记在心上而借此机会送了一架望远镜给我。

    今天春节，我把这架型号为Celestron Astromaster的天文望远镜装配好。可惜天公不作美，厚厚的云层把群星遮蔽得天衣无缝，再好的望远镜亦无济于事。不过，羊年春节和天文望远镜结合在一起，倒勾起我对自己参加天文小组活动的回忆。

    五十年前的1965年，我考入南京九中，分配在初一（2）班。入校没有多长时间，大约在十月上旬或中旬，南京市少年之家成立天文小组并在市内几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中招收天文爱好者。初中天文知识是在“地理”课中讲授的；刘默然先生那时是我们班级的地理教师。他通知并鼓励我们大家报名。我报名并接着参加了一个大约20分钟左右的临时书面考试。我对自己初一年级情形记忆极少，对课程考试状况更是毫无记忆，但对那次考试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考得不好，自觉羞愧，但后来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录取通知。更重要的是，好像从那次考试以后，我又经历过若干次感觉糟糕的考试，但全都和那些天文知识考试一样侥幸地过关了。

    在我的记忆中，南京市少年之家虽然有很多少年甚至青年的兴趣小组，但1965年才第一次组织少年天文小组。以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为标志，南京当时是国内天文观测和天文学研究最强的城市。感谢南京的天文学者和少年工作者想到中国未来的天文学发展并建立起这个少年天文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只有十几个人，除我以外好像还有一位九中学生。小组至迟从十一月初的某个周末开始活动。南大天文系派了一位高年级学生当我们的辅导员，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他非常亲切也非常博学，对天上的星星几乎无所不知。我们一开始上了几次课，他给我们讲解了天文知识，比如天赤道、天黄道之类概念，都非常抽象。记得他还指导我们做一种月相仪，把一个纸板圆盘夹在两层纸板之间，转动圆盘便可以知道一个月中某一天的月相和几种星相。记忆中最清楚的是在冬天的晚上，天文小组在南京一中的大操场上观察星星。那时的南京还没有多少高楼大夏，尤其是位于城南市民区的一中周围好像三层楼以上的房子都不多，更谈不上彩色的霓虹灯。站在一中的大操场上，远处只有零星的晦暗灯光，天空特别清澈，星星特别明亮。辅导员拿着一个大手电筒，在清澈宁静的夜空中，电筒光像一条通体透明的白色圆柱射向空中。辅导员用电筒光指向某颗星或星座并告诉我们这些星和星座的名称和性质，比如金星、木星、天狼星、大熊星座等等。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都非常羡慕他的那个大手电筒，那道射向遥远天空的光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了点点繁星留下的印象。在那个普遍贫困甚至饥饿的时代，尽管各个家庭经济条件不同，但没有任何家庭能够买得起那样的大电筒。实际上，在冬夜的寒风中，从辅导员到我们学生，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祅和粗笨的棉鞋，闪烁着蓝光的星星更令寒意刺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断言宇宙天际的神秘是不是让年少的我们在寒风中依然兴趣盎然，也许有时是有时不是吧。

    我们天文小组的活动大约持续到翌年四、五月份。我不记得最后一次聚会观星的情形了。但辅导员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得到通知、也不相信那是最后一次活动。我也记不清学校在那个春季学期是不是举行了期末考试，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批判“三家村”和批斗“牛鬼蛇神”阶段在1966年上半年已经展开。无论如何，从1966年中期开始，我们天文小组成员就没有再聚会过。我自己因为在“文革”中读“马恩列斯毛”著作而把兴趣转换到社会科学，也再没有涉及天文学领域。也许，没有“文革”，我可能更多地攻读数理化，甚至可能依托少年天文小组的锻炼而在成人后学习和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文革”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文革”后我虽然有幸拾回了大学教育，但我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已经不可扭回。对于天文学，我只能在闲暇时看看科普读物而已。

    其实，在我们天文小组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它的短暂命运就被掌控普通老百姓命运的“领导人”确定了。“文革”起动的重要标志即姚文元针对吴晗的大批判文章便是在1965年十一月发表的，毛泽东江青夫妇打倒刘少奇的暗斗亦就此而进入你死我活的明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无辜青少年的命运也就被残酷地裹挟入上层争夺之中。五十年前，当辅导员细心地为我们这些毫无古文知识的少年讲解北斗七星形状的时候，但父母深夜等着我们回家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能够对照星图辨认星星而兴奋的时候，我们和其他许许多多普通人完全想不到在我们“深深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正发生着殊死的争斗，完全想不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会因此而被扭曲甚至结束。因此，在乙未羊年的春节，在我参加天文小组五十年后才得到的这架天文望远镜前面，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现在的中国孩子不再因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争斗而失去学习科学、健康成长的机会，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再因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扭曲。

    谨以此文悼念在“文革”中含冤自杀的刘默然先生，并以此文纪念一九六五年的南京市少年之家天文活动小组。

 

    “夜话”，2015年第5期，2015年1月19日初稿，1月22日成稿。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内，我多次想到为刘易斯（W. Arthur Lewis）写一篇夜话。现在，2015年第一个月即将结束，我必须完成这个属于上一年的心愿。同时，2015年第一个月又逢刘易斯诞生100周年，我也应当写点文字纪念之。

    刘易斯的名字对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绝不陌生。在2009年中国政府四万亿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的次数甚至超过凯恩斯（John M. Keynes）。刘易斯的名声来自于他在1954年即六十年前提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在1954年的那篇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论文中，刘易斯指出贫困国家的传统部门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过程中，工资水平不需要提高。他把这样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由于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缺少的主要资源是资本，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不会提高工资，所以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国家的总产出和总利润都会快速增加；而总利润又会再积累为资本并用来扩大现代部门，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转移，总产出、总利润和总资本并进一步增加。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贫困国家将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最终消除剩余劳动力。

    我们也可以把刘易斯理论通俗地表述如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要按照城市工业部门现有的工资水平付给他们工资，他们就愿意转移到工业部门。所以，工业部门只要有资本就能雇佣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而工资不必提高意味着工业扩张增加的将是利润。工业部门把利润再投资为资本，就能利用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扩张，经济就将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过程一直会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工资水平开始提高为止。

    刘易斯因为上述理论而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刘易斯理论发表60周年之所以值得纪念，不是因为它的获奖，而是因为它给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增长之路。确实，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确实，只要有资本，发展中国家将快速增长。过去的欧美国家、战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的中国和印度都证明了这一点，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证明这一点。刘易斯理论之所以在中国特别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世界第一，中国迫切需要把他们转移出来，而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依靠的即是这些劳动力的转移和高居不下的投资率，以及大量引进的外资。

    不过，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站在刘易斯这位巨人和许许多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肩膀上应当看得更远。在自有人类以来的大历史中，人类经历了两个缓慢发展的社会阶段和两次快速变化的转型时期。两个社会阶段分别是采集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两次转型分别是农业化和非农化。尽管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非农化转型，但就全世界来说，人类目前还处于非农化转型中，全世界还有大量农业人口和劳动力需要转出农业。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总体上供过于求，而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不超过百分之五。以此为标准，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农业劳动力比重要降低到百分之五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说全人类目前尚处于非农化转型时期中应当是有一定理由的。

    如果我们从非农化的大历史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刘易斯理论仅仅讨论了非农化的一种特殊情形即消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形。由于非农化要求把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到非常低的水平，所以，非农化不仅仅要求消除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在剩余劳动力消除之后依然要求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就此而言，对整个非农化转型时期的观察和研究显然要求超越刘易斯理论。

    超越刘易斯理论的第二个必要性需要详细一些的说明。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中国农业是否还存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依然争论不休；但是，在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异议。这个例子表明农业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与非农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差距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恰恰在刘易斯理论中，它们是用不同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刘易斯认为只有在农业和非农劳动的生产率达到相同高度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消失；反过来，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的标志是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赶上了非农生产率水平。中国以及其他所有经历过“剩余劳动力是否继续存在”争论的国家的历史毫无例外地证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非农业生产率差距不可能同时消失。刘易斯在六十年前就指出那时的发达国家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可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在中国和其他可能消除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内，农业非农生产率差距更为显著。因此，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以后，中国和全世界依然面对着在生产率差距前提下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现实问题。就此而言，我们也需要超越刘易斯理论。

    当然，站在刘易斯肩膀上的我们如果不能在非农化问题研究中超越刘易斯，那么，无论我们发表多少篇论文、取得多少个奖项，我们在理论研究上都将一事无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中国的非农化转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转型，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更有义务也更有可能在超越刘易斯理论的经济学发展中做出贡献。这也是我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时的一个特殊期望。

 

    （附言：我在2014年用英语写过一篇纪念刘易斯理论60周年的文章，有兴趣的网友请参阅本网站的“工作文稿—2014年度”栏目下的该文或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站http://scid.stanford.edu/publicationsprofile/2801下的该文）

 

    “夜话”，2015年第4期，2015年1月29日

我的中学同学、几十年的老朋友吴宗宁上个星期三（2015年1月15日）病逝。噩耗传来，心痛欲裂，潸然泪下，泪珠悄悄流下面颊、落在衣上 ……

在几个不眠和难眠的深夜，吴宗宁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炎炎赤日下他陪我为家母运菜；凛冽寒风中我陪他寻病人住处；我们共同在句容县插队时的深情交往，他在沈从文先生家的初展医术 ……，直到二十多天前我在南京时他的平静面容和清晰思路。当时他在因颈部肿瘤入院治疗后已经出院，住在一位自告奋勇担负起照顾他责任的于先生家里，他和我谈到他的病，提到沈荷清等九中老同学，问到我的家庭生活。他自己和于先生对他的病情进一步好转都很有信心，于先生并且说准备过些天让他站起来活动活动。可是，仅仅二十多天之后，他竟然就走了，并且永远地走了 ……

  ……

至迟从14岁起，我和吴宗宁便在学校相识了。不过，无论我怎么努力，我还是回忆不起我和他最初是怎样认识的。吴宗宁记忆力非常强，前几年和他谈起九中当年的事情他还如数家珍，记得一清二楚。如果他在世，一定能够指出我们最初相识的时间和事情。我的记忆力比他差得多，只能估计我们最初认识的时间应当在1967年春、夏季。我们都是南京九中的学生。1966年春季学期“文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在初三（1）班，我在初一（2）班。文革打破了班级界限，各个班级“自愿”参加文革的学生按照派别、兴趣和运气重新组合成形形色色的“战斗队”并占据教室和办公室。我是1967年天暖后才到学校参加文革的。走进几个月没去的学校后，我首先到的是初一（2）班原先在3号楼的专用教室。当时该教室被以高三（4）班一批同学（记得应当有陈虹、黄述林、孙振亚、朱笑弥等人）为主的战斗队占据着。我到了那个教室，也就成了那个战斗队的一员。高三（4）班可能是九中文革时期最活跃的班级。我所在的这个战斗队后来又成了九中更大规模的“新红联”组织的核心。吴宗宁应当从文革开始后始终在学校内，他不但和高三（4）班这批同学非常熟悉，而且也是“新红联”骨干之一；因此，我们应当在那里很快互相认识并成为好友。

当时，家父在外地中学任教并因为文革管制而无法回南京探亲，家母在附近科巷菜场上班。家母幼时裹脚，行走不像大脚女性那样自如。然而，她依然被分派用板车把菜从中山门的蔬菜批发市场拖到科巷菜场。在今天的南京博物院朝市内一侧，当时辟出一处场地让城外种植蔬菜的生产队把菜运到那里，城里的菜场到那里采购。无论生产队还是菜场，运菜都靠人力板车。家母体弱又加小脚，拖菜对她是太艰难了。尤其是中山门建在高坡上，上坡费力还好，下坡则特别危险，因为人不跑车跑，不小心就会车翻人伤。有时她就让我跟着板车，下坡时往后拽绳子来减速。那一年夏天，吴宗宁知道我帮助家母拖菜后就要陪我一起去。那时候他已经长高成人，看起来孔武有力；我尚未发育，矮小孱弱。所以，他去帮助，家母就轻松多了；后来他提出由他来拉下坡的板车。他能跑，下坡时干脆洒开腿带着板车一气从中山门跑到明故宫，然后在树荫下停车等我和家母。家母去世前还多次提起吴宗宁那两年帮他拖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1968年下半年，文革已成强弩之末，为了让耽误了几年的小学生进中学，我们这些中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了。政府当时只给中学生一条路：下农村。我少不更事，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于1968年底去农村了。吴宗宁和许多年长同学应当已经意识到“伟大号召”有偏颇之处，很抵触下农村。但面前只有一条路，他被迫在1969年初去了农村。他和我下到的农村地区都是江苏省句容县即现在的句容市。不过我们两人插队的村庄距离很远：我在县北宁镇丘陵中的宝华公社，他在县西南水乡内的三岔公社。我那里靠近南京市郊沪宁铁路上的工业重镇龙潭镇，交通方便，农村副业多，收入亦高。他那里则是纯农业区，水道杂乱交错，往往看到对面村庄而无法找到旱路进村，因此也贫困得多。同时，我年龄小且迷信政府，所以容易“驯育”，很快适应农村和农活，几年后成了农活高手，每年所得工分常常超过同龄的农村青年，年终分红总能分到一些现金。吴宗宁已有思想，不可能甘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代奴隶，他要寻求自己的出路。可他心高气傲，不屑于用送礼或谄媚的方式跳出农门。在偶然之中，他触及了草根中医并在黑暗中找到了自己愿做又可做的事情。九中当时是南京最好中学之一，小升初入学考试严格，考入九中的学生个个都是聪明人，吴宗宁亦是我见过的高智商者之一。如果不是文革，如果换成自由的国度，吴宗宁本可能大有作为。文革和专制改变了绝大多数当年九中学生的命运。吴宗宁还算其中幸运的，他毕竟找到了中医这个方向：有了这个技能，他不需要依附于某个工作单位；而在中国，每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我们大多数人的人格尊严不是中央政府的国家专制、而是我们每日经历的单位专制摧毁的。前面提及的高三（4）班学生黄述林可能更为九中同学所熟悉。在我看来，他当年选择独自养蜂以求生的道路，其原因和吴宗宁走上行医之路相同。他们都是不愿低下自己高贵头颅的人。而我当时的认识还迷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颅才高贵、其他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应当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专制宣传中。

在那个绝对专制和极度匮乏的插队时期，吴宗宁的学医行医极其困难。大量中医书籍在文革中被视为“封建主义毒草”而禁止阅读，少量的“新针疗法”书籍对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的我们当年也是天价。他只能从一些家有中医书籍的同学那里借阅，只能向当地土医生求教，只能用自己的身体试服草药试扎钢针。初期他为农民治疗时得到的除了感谢便是一顿饭。因此他生活非常困顿和艰苦。他到宝华公社找过我几次，几乎都是因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和我一家的知青关磊是个好人。尽管他与吴宗宁过去从不相识，但依然和我一样热情招待他，拿出我们最好的食物，烧我们平时舍不得吃的干饭招待他。夜里他和我挤在80厘米宽的小床上抵足而卧。临行前我只能从生产队搞副业的收入里借几块钱给他。在插队后期，我已经有了终老黄土的心理，准备种种地、读读书了此一生。但吴宗宁始终还有幻想，还想探求前程。他父母在文革中被政府从南京遣送去遥远的安徽农村，他在南京、江苏已经无家可归，因此，在送他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我回头还有陋室可居，他前行之处则是黑压压的苍茫大地，可我们也只能一次次地无语告别 ……

所幸老天有眼，再伟大的人也逃不脱死亡的一天。毛泽东一死，文革结束，吴宗宁和其他知青一起返城了。他被分配到江苏省粮食船队工作，用小货船在江苏的内河沿岸运送粮食。接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可是他的船队常常在路上，到南京而且能上岸休息几天的机会寥寥无几；政府还没有允许他父母返城：所以即使他能在南京几天，他也没有安静的住处；他还需要照顾那时病重并在不久后去世的姐姐；同时还有几个危重病人要他治疗：因此他完全没有时间复习和参加高考。1978和1979两年举行的三次高考，是被文革改变命运的当年中学生重回原先人生轨迹的关键时机。我幸运地参加和通过了高考。但是，大学的门是那么狭隘，所以，无论每个个人被摒弃在高校之外的原因是如何地不同，绝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像我那样幸运。例如，吴宗宁和我当初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南京数得出的好学校，可我们的同窗依然没有几个人在那两年考入大学。

没能进入大学最终意味着吴宗宁的人生道路必将是特异的。他依然在船队上班并在南京上岸时行医。在我们又一次同在南京的几年里，我们常常晚上会面，我陪他一起去病人家。他上岸后要么住集体宿舍，要么住他父母亲返回南京后被安置的带防震棚的狭小旧房：这两处都无法接待病人。因此他只好去病人家里看病，而病人家中常常晚上才有其他人有时间。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竺桥附近找一个病人住址，昏暗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可问路的人，门牌号码几乎无法辨清，两个人转得饥肠辘辘，最后才找到病家。此时我坐下休息，吴宗宁却必须强打精神、集中精力为病人治疗 ……

正是在陪他到病家的路上，我第一次听说了“红斑狼疮”、“白血病”一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第一次感受到病魔的恐惧。事实上，在1980年前后，吴宗宁在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病人圈子。这些病人都被医院宣布为绝症并拒之门外。按照中国人“病急‘乱’投医”和民间行医的传统，这些“绝症”病人和民间行医者组成了一个“市场”，即使在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四旧”运动中，这样的市场依然活跃在地下。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的人都知道，在欧美国家，行医者和医生是两回事，那位治愈国王口吃的行医者既不能自称医生也不能接受他人对他的医生称呼。但在中国传统中，行医者和医生是一回事。近年来政府效法欧美，颁发行医许可。但民间的“绝症市场”没有受到影响。我不肯定吴宗宁后来是否取得行医许可，但他的医名渐渐扩大了。今天在网络上输入“吴宗宁 南京”，我们会发现不少关于吴宗宁为文学大家沈从文治疗的记录。沈夫人有一位弟弟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工作。当时物质匮乏，吴宗宁为获得一些药草曾千方百计进入中山植物园，后来通过病人圈子他和沈夫人弟弟相识了，后者又把他介绍给深受病患之痛的沈先生。吴宗宁为沈先生治病那段时间，我已经从南京大学毕业并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同为当年九中同学、文革中在初二（5）班的章铮也在北大读研，我们都有幸跟着吴宗宁拜见了久仰的沈先生。吴宗宁在治病之余也到北大看我们，我们三人一起在未名湖畔不止一次散过步。那时的吴宗宁多少有点踌躇满志的样子。据说他被任命到叶剑英抢救医疗组的第二梯队中，据说《新华日报》发了一篇以他为主题的文章（我当时没有去查阅，最近在网络上简单搜寻尚未发现该文章），据说北京有关部门要求江苏为他安排医生的工作，等等。

当然，像吴宗宁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获得单位领导的欢心。他的民间行医可以逃脱单位专制，但工作安排逃脱不了。最后的结果是他被安排在船队卫生室，而卫生室后来就是他在珠江路的家。这样的好处是他不需要常年在船上跑运输，他可以有规律地为病人看病了。但他的正式地位依然只是船队的低级粗工，这个地位一直跟着他到退休。不过，我相信他宁愿接受这样的地位，也不愿意生活在一长制的货船上。他要的是自由，而他的医术又让他有了自由的立身之本。

感谢天主，我的身体一直不错，没有需要吴宗宁的治疗，但对吴宗宁的医术也就没有切身体验。我陪同他到病人那里治疗时看到他用的钢针又粗又长，整个针常常有十厘米甚至更长，而他就把这么长的针大部分都刺入病人身体。后来我看到学院派中医行医，用的针似乎不超过五厘米。我想，吴宗宁能够用针刺有效治疗或者延缓某些绝症病情的诀窍大概就是入针深。但入针深易伤及皮下组织与血管而引发危险，因此为针刺治疗之忌。吴宗宁对针刺的应用之妙也许就在于针刺的忌与不忌之间。我也曾陪他购买中药、配药和熬药，然后与他一同把药送给病家。他甚至还在我父母家为病人熬过中药。我的感觉，他的中药如果有效，也是因为他的胆大，而不是因为他读过多少中医古籍、了解多少古方秘方。我和他的青春年代是一个没有书可读的时代，温饱生计又占用了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因此，我们后来所做出的“创造”靠的是我们多少具有一些知识后的敢作敢为，而非丰富知识基础上的顺流而下并进而水到渠成。吴宗宁建立医生名气如此，我自己当年写文章时也如此。

我于1982年初北上读研，就此“最终”离开了故乡南京。以后我虽然经常回去，但每次时间都很短，极少超过一个星期。我回去都会去看他，而且常常就在独身的他那里和他抵足而卧。他在所谓的单位卫生室工作，仅仅拿到微薄的工资，没有奖金和补贴。后来单位改制，他和几千万下岗工人一样被留职停薪，连那点工资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一些病人给他的报酬常常是烟、酒一类的礼物，这使他的生活更为窘迫。不过，很多病人给了他帮助和温暖。在我的印象中，他的珠江路房子好像是病人送的。前几年我去南京时，他因中风正住院治疗，几个他的绝症病人家属轮流值班看护他、为他购物、烹调、洗涤，安排得井井有条，让我非常感动。在他临终前照顾他的于先生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自得的感觉。他曾对我说吴宗宁对他家有救命之恩。但仅仅这一点可能难以完全解释于先生耗力耗钱的奉献行为。无疑，民间绝症市场的行医者在品行、医术诸方面参差不齐，但总有像吴宗宁这样重医德又有一己医术之人，而民间市场上病人和医生形成的感情之深，则是正规医疗系统远远不可能达到的。我想，吴宗宁在看到自己治疗效果时的欣慰、病人病情的好转、病人对他的深情，足以使他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愿吴宗宁安息主怀！！

愿吴宗宁的亲人、病人、他和我的所有九中同学像吴宗宁生前所做所愿的那样保持身体健康！

吴宗宁，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夜话”，2015年第3期，2015年1月16-22日

附录：我的2000年7月1日的日记

  “昨天晚上在南京，为吴宗宁过生日。他父亲和其他家人亲戚，他个人的一些朋友到场。章铮和我共同请了一些九中的老师和老同学。老师到了杨宝善、冯亦同和陈平。同学到了朱笑弥、孙振亚、唐双九、沈荷清、朱小曼、吴志明、孙旭生、彭士林、严焘、郑步华、金瑞、张吉华、芦珍娣、曾红、潘蓉蓉，当然还有我哥哥，还有吴宗宁的初三（1）的十几位同学，包括刘继红和徐鹤卿，可能还有些同学，记不清了。吴宗宁和章铮让我主持，我就说了我们借吴宗宁生日一聚的动机：章铮和我都是九中老同学里最年轻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其他老同学，吴宗宁同学，都是我们的老师和当年的引路人。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带领我们走上今天这条人生道路的老同学致敬。同时，章铮和我后来走上了一条被社会承认的正规道路，而吴宗宁走的另一条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上，我们都需要奋斗。而吴宗宁所走的道路，困难比我们的大得多，但是他始终努力，在他的道路上努力不止，我们对此很钦佩，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敬意，表示五十岁生日的祝贺。”

（2015年1月20日注：没有对该日记做任何修改。里面提到的姓名或有别字，请恕。

2024年1月8日注：2000年7月1日日记中，“严杰
应为”严焘“。另，参加者还有当年九中初三的同学俞鸣。这里，感谢严焘学长的指教。）

    我在退休二十个月之后于2014年12月访问了上海。一周前我写过一篇夜话回忆那次上海之行。人不应当总是生活在回忆之中，所以那篇夜话写完后，我就开始阅读从上海带回的书籍。然而，上海之行的许多记忆还是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不得不再找一两个题目写一写。我想，最值得写的题目也许是这次几位朋友在上海和我的学术讨论以及由此激发的我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在我访问上海的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内，至少四位朋友专门找我讨论学术问题。第一位朋友来自外地，正在复旦大学进修。他曾钻研过经济学的组织理论并有所成就，后来进而转入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组织问题。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更基础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上，他又回到了青年时期“被迫”学习的马克思理论上。复旦大学是国内“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他因此慕名前来上海。那天下午，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观谈到戴蒙德（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从卢卡奇（Lucács）谈到加缪（Camus）和萨特（Sartre），甚至于我自己年轻时写的扩展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感谢他不久前又重读了我的那篇文章），以及他本人的学术计划。在惊叹于那位朋友知识广泛的同时，我亦明确表示我的看法，即西马是一条歧路。国内谈西马人多，只是因为研究西马的门槛低。在我看来，西马说到底只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畸形儿；从卢卡奇到萨特等西马的主要人物对无故死亡于这一极权制度的人都负有超过道义范围的罪责。同时，研究西马不是一条通达自己建立理论的途径。这位朋友立志于理论研究。为了在理论上成立一家之说，我建议我的朋友更多地了解包括实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具体组织形式，例如，一个可以“自行其是”的山村人群在群体中配置耕地使用权的过程是如何组织的。这些经验尤其中国的经验大多超过了现有理论的解释能力。从这些经验出发，这位具有广泛理论知识的朋友也许能够发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并从而建立自己的理论。

    找我讨论的第二位朋友关注的是经济学问题，尤其是最近原油价格下降引发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经济理论问题。我曾经研究过食品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即个别商品价格变化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但在现实生活中，比如中国官方（即国家统计局）便多次把中国的通货膨胀归咎于食品价格上涨。为了取得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我们讨论了个别商品价格导致物价水平变动的可能性。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如果保持价值标准产品的价格不变，物价总水平便可能因为个别产品价格的变化而改变。我们谈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粮食和石油危机后西方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及费希尔（Fisher）关于中央银行“适应性”超发货币的观点。在通货膨胀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弗里德曼（Friedman）关于中央银行主动超发的货币主义受到了更多重视，而卢卡斯（Lucas）的理性预期革命则占据了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所以费希尔等人的通货膨胀观点反而被忽视了。虽然我的这位朋友不像上一位朋友那样专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他关于个别价格和物价水平关系的思索很可能引导他获得重要的经济学成果。

    与我讨论的第三位朋友关注的问题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关，而后者也是我长期的研究对象。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是劳动力从农业社区转移到城镇后，农业社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变得更严重还是更和缓。当然，如果我们假定在劳动力不能转移时，农业社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为零，那么现实生活将显示劳动力转移肯定让不平等更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不转移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后来观察劳动力转移后的不平等变化状况。这位朋友非常熟悉以波尔亚斯（Borjas）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只是后者关心的是转移对转入社区的影响，而我的朋友关心的是反命题：转移对转出社区影响。遵循经济学的严格模式，这位朋友的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在我看来，尽管他从波尔亚斯那里学得了许多知识，但他很可能在转移对转出社区影响的研究上，达到和波尔亚斯同等的地位。他和我讨论的具体问题是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如果农业社区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先转移，转移将是波尔亚斯1987年定义的“负选择”；反之则为“正选择”。根据这位朋友的研究，转移对转出社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我对中国的了解让我认为中国大部分转出农业的劳动者是负选择，即不谙农活、无意田间的青年人的农业生产率应当低于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水平，而青年人又首先转移。然而，负选择会给这位朋友的理论模型和检验带来困难，需要他做许多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又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

    第四位来讨论的朋友把我重新拉出狭隘或者严格的经济学。他在很短时间内两次与我讨论财产权或所有权来源的问题。美国学者诺斯（North）认为所有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并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西欧国家首先建立起有效的所有权制度。这位朋友认为如果诺斯观点成立，他便要问所有权的由来和考虑有效的所有权制度的起源。可是，除了专利制度以外，诺斯并没有讨论所有权制度的来源。如果专利制度建立多少可以视为政府行为，一般所有权制度的建立则基本上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如果说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有效所有权制度的国家，则对所有权制度的探索首先便应当观察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历史，尤其是英国农业庄园制度向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历史。为此，我的这位朋友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机会阅读了大量英文文献，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并形成了很多新颖的看法，例如所有权制度建立的演进模式、教区在该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所有权和公民身份的相辅相成、所有权和福利权的相反相成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逐渐发现正是在中世纪末期，人开始演变为独立的个人，混沌的人权开始分化为各项清晰的具体权利，如同科学那时从神学的分化以及自身开始的分化。所有权也许是各项人权中首先清晰地分化出来的权利。对所有权起源的研究不但是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原因的必要途径，而且也是理解现代人权概念及其分化的必要途径。因此，我的这位朋友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面这些讨论之所以激起我对中国学术的希望，是因为这些讨论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

    1. 来找我讨论的这些朋友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们熟悉文献，了解问题的所在，尤其是能够把问题精炼为各自专业所认可的科学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备建立理论的基本条件，甚至已经站在立论的门槛上了。

    2. 所有这些朋友在学术研究中都超越了中国情结，都把问题一般化为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问题。我曾经大力倡导在学术研究中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克服中国标准感，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但这既需要广阔的世界情怀又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而这两点正是限制中国学者的两大约束条件。如果说我过去对中国学者克服这两大约束还很少信心的话，这一次在上海的讨论则让我感觉到了希望。

    3. 所有这些朋友都是我的下一辈人，比我年轻得多。但他们几乎都立志于学术研究，几乎都置外界条件如职位高低、收入多少而不顾。我这一辈人即目前年龄在50到75岁之间的学者亦有专心读书和思考而不暇他顾的。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包括我自己或者受制于“独尊马学”教育的熏陶而不能自拔，或者受制于基础训练的薄弱而难以提高，因此虽然会被尊为大师名师，但于理论建树上却无能为力。下一代年轻人早就在思想上挣脱了专制主义，通过自学（所有找我讨论的年轻人的学术知识几乎都通过自学而得的）又弥补了学校训练的不足。只要中国还允许他们为学术而学术，还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则在他们中间，中国又可能出现具有理论建树和一家之说的真正的大师名师。

    作为一位献身学术而未有所成的退休教授，我对学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在上海期间和年轻人的学术讨论对我的触动特别强烈。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德意志民族原先没有学术，是康德（Kant）才开始了德国学术。中国近代以来到今天也没有学术。和德国不同的是，中国原先有学术。但即使如此，中国要有现代学术，中国依然需要类似康德那样全心全意钻研学术且具有世界情怀和抽象能力的人。类似的人多了，中国就会出自己的康德。这次在上海的学术讨论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人，看到中国学术的希望。

    激动之余，谨记心得。若对上述朋友观点的转述有误，在致歉的同时亦请他们澄清。

 

    “夜话”，2015年第2期，2015年1月13日

    今天是新的2015年的第一个星期二，我通常在星期二写夜话。新的一年亦如是。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朋友、亲人、家人健康、平安、顺利、快乐！愿天主保佑你们每一个人在新的2015年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前，我访问了上海。这是我于2013年3月退休后第一次访问我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上海。当我上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在这次返沪的飞机上才发现从那时起，二十个月已经过去，真是时间如飞梭。可惜的是，这次我在上海亦行色匆匆，只能和少数亲友晤面，而无法看望更多的朋友、同事和亲戚。

    故地重返，感慨良多。一周后的今天，在心绪平定以后，我发觉自己最深刻的感慨是许多年轻朋友用他们在2014年的成就送给我的快乐和欣慰。

    在我的这些年轻朋友的成就中，最显著的是一位朋友的创业于2014年获得了风险投资者的重视甚至青睐，并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三年多前，这位朋友创立了以《抗癌公社》为名的互助抗癌互联网群组。《抗癌公社》成员若患癌，其他成员向其提供不超过十元钱的捐献。我的朋友的目标是通过扩大群组而让每个患癌成员可以获得至少三十万人民币捐款。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里，抗癌公社不但收到了风险投资，而且其成员数量甚至超过了十万。一年之前，抗癌公社还依靠志愿者和小额捐款维持着；一年之前，它的成员还没有上万。正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抗癌公社经历了重大转折，获得了公众和投资者的承认，走上了快速增长的道路。虽然，抗癌公社和我的这位年轻朋友为成功还有一段路要走，但2014年的转折却为他们的未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显眼、但最深刻的变化也许是我的另一位年轻朋友放弃上海的工作而到外地和丈夫、孩子团聚。家庭常常触及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一个人如果必须在家庭和事业或职业（事业和职业当然不是一回事）之间选择，这个人常会陷入最难以决定的两难境地。在2014年，我的这位朋友终于做出并落实了自己的决定。这类决定的“优劣”程度难以评价。我自己于1984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决定到上海而不是留北京工作。三十一年过去，我依然无法评价这个决定的优劣程度。不过，至少从一个方面，我认为我的这位年轻朋友的决定是优的：在他们一家人来上海看望我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夫妇的面容和健康大有改善，他们的孩子变得神气活泼。

    我的年轻朋友在2014年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他们之中的两位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进展。两位都在国外读博士，其中一位正在国内并特地到上海和我相见。他们的博士论文写作都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折磨，一年前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内，他们的论文都取得了让导师首肯的突破。而一经突破，他们进展很快，在2014年都完成和基本完成了论文写作。也就是说，他们的学业在2014年实现了转折和成功，他们学业的完成已经是在2015年内指日可待的事情了。我和他们虽然相隔遥远，但互联网仍然让我陪同他们走过了2014年，他们的努力、突破和进展，使我更加相信年轻人的潜力和未来。

    不过，让我最为欣慰的我的上海朋友在2014年的一个变化其实是不变。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的眼睛疾病曾经被医生判定将不断恶化并很快失明。几个月前我们通电话时，我甚至没有敢问她的眼睛情况。这次在上海，他们夫妇来看我，她的眼疾没有恶化，她依然能够独立行动并甚至照样写短信用计算机；她的眼睛依然发出美丽的光彩。这次我在上海会面的其他所有比我年长和年轻的朋友，身体、神情都没有因为二十个月的时间而变化，大部分甚至变得更健康、更精神，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只要大家保持健康，只要社会保持开放，我们就能再见；即使这次没有见上的朋友，下次也能再见。

    其他许多朋友的变化也让我高兴。一位朋友在实体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形下依然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在我访问上海期间，他还做了一笔大单。一位朋友又有一篇论文得到了国外杂志的发表许诺。一位朋友因为大形势的变化而无须过多地参加应酬尤其无须被邀大量喝酒而倍感轻松。尤其是我见到朋友们的孩子，每个人都那么神气、机灵。对我个人来说，我一下飞机就有朋友给我一笔人民币使用，一位朋友为我准备了手机和公交卡，另一位朋友立即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我用，还有一位朋友送了我一套中国历史儿童读本（虽然我因为远行困难而把它转送给了另一位儿童；但我将按照这位朋友的希望，为我的孙子准备这一套书）。更加巧合的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接到了一个杂志给我的论文录用通知；我还在上海遇到了三十年前的本科同学并一起到徐家汇天主教大教堂参加了平安夜弥撒；甚至于我在上海期间，雾霾都远离了上海；虽然我的yahoo信箱在上海往往不能顺利打开，但畅通的电话依然让我和家人时刻保持着联系：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的冬日上海之行充满了温暖，让我对2014年充满感恩，对2015年充满希望。

    祈求天主保佑上海，保佑上海人包括只有暂住权的上海人，保佑我的上海朋友们！

 

   “夜话”，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6日

    张马丁先生建立“抗癌公社”以来，我一直是抗癌公社的粉丝。虽然抗癌公社当时订有入社最高年龄限制，我不具备入社资格，但我依然热心参与。后来抗癌公社专门成立“爱心社员”群组，我知悉后立即加入，并作为爱心社员参加过对患癌社员的捐助。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明抗癌公社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见拙文“医疗保险的重大创新–再赞抗癌公社”，http://www.hujingbei.net/n549c72.aspx），指出如果把抗癌公社看成一种新形式的医保，则由于在抗癌公社内，投保社员将医保金直接付给受益的患癌社员，医保组织如医保公司和政府的医保管理机构自身消耗的成本将从现在占保费收入的30%以上降低到接近于零。实际上，由于参加抗癌公社的社员包括受益的患癌会员都不需要向抗癌公社缴纳任何费用、由于抗癌公社本身完全不接触在投保社员和患癌社员之间直接流动的金钱，所以对他们来说，保费100%地用于病人，医保组织的成本确实就是零。当然，维持和发展抗癌公社需要一定成本。不过，由于该成本原本就不高，估计不会达到在社员间流动的“保费”的1%，所以，这样的成本不难通过志愿者的工作、捐助和抗癌公社未来可能有的其他附加服务收费来补偿。

    然而，对我来说，抗癌公社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重大创新：它同时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重大创新。我在专业上虽然是一位经济学者并看到了抗癌公社的经济学创新，但更令我喜悦和鼓舞的，是抗癌公社的社会学创新，是它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可行的形式。我们知道，抗癌公社的特点是“直通医保”或“直通互助”，即投保或捐赠社员把保费或捐助（以下统称为资助）直接交给患癌社员。因此，资助社员知道自己的资助用在了谁的身上，获得资助的患癌社员知道自己从谁那里获得资助。比如我很清楚我上一次参加资助的患癌社员的情形。我知道自己的资助到达了患者手中，而且是百分之百地到达了患者手中，患癌社员可以用它支持自己的癌症治疗和生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抗癌公社和医保公司、医保管理机构的重大区别之一还在于，后两者仅仅报销患癌投保者的治疗费用，但抗癌公社的患癌社员可以把收到的资助用于自己的生活。）这样一种“直通互助”的方式充分表明，一方面，抗癌公社是能够吸引和容纳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亿社员的灵活的医保联合体，另一方面，抗癌公社又是能够提供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助的个人化服务的网络平台，因此，抗癌公社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爱重新带回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之内，让人与人之间的互爱重新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助的内核。

    人类社会的互爱互助由来长久。四十年前我在农村生活便经历了多次农民在遇到生老病死的大事时互爱互助的实况。不过，当人们的生活范围超过村庄和亲友的圈子而在一个巨大的国家内流动以后，亲友间的互爱互助型传统保险就不够了。在几乎举目无亲的外地、在强调心灵自由和职业需要的现代社会，人类不得不建立政府的或者商业性的保险机构以减少个人遇到生老病死时难以独自应付的风险。根据我的了解，现代保险机构最初在欧洲建立时，它们遵循的也是“互爱而互助、互助更互爱”的美好观念。但是，由于保险机构向投保者先收费然后再由保险机构把一部分保费转给受益者，所以它完全切断了传统社会中投保者和受益者的个性化联系。健康的投保者不知道自己的资助最后交给了谁，受益者不知道谁帮助了自己。这样，在时间的推移中，现行的保险机制就逐渐变成了纯粹互助的机构，而淡化了互爱的内涵。同时，保险机构把大量保费变成自己的经营成本甚至不合理地向部分员工发放高额工资、无论政府办的还是商业性的保险机构的贪污腐化和滥用权限，则不但让保险事业的“互爱”内涵丧失殆尽，而且连“互助”形式亦受到严重的侵蚀。结果就出现了众所共知的现状：投保者虽然知道自己也有患病的风险，但更多是被迫缴纳医保金。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政府担心投保者不交医保金，甚至硬性规定在向员工发放工资之前先从员工应得收入中将其扣缴。另一方面，保险的受益者虽然受益却不领情，因为他虽然得益，但却既没有感受到这中间的“互助”，更没有感受到“互爱”。对他来说，从保险机构那里得到医疗费用是他的权利，是他的“应得”；同时，他还会因为报销过程中的困难和尤其在中国体现出来的官员与平民报销时的不平等而愤怒。所以，在现行的保险机制下，投保者被迫缴保、受益者难以得到报销，因此，对他们来说，不但“互爱”内涵荡然无存，而且“互助”形式也全然消失。原本应当有的超脱亲友关系的大众互爱互助的保险事业，变成了保险机构逐利、投保者和受益者都无可奈何而又怨声载道的众矢之的。

    抗癌公社不是那种向受益者只提供而无要求的慈善机构，而是基于互爱互助的保险平台。抗癌公社成员需要互助，每位社员有义务向每一位患癌社员提供不超过10元钱的资助。由于每位社员都有患癌风险，所以入社是一种自保；由于每位社员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患癌风险，所以入社又是一种他保（为他人提供保险）。这就是互助的含义，在别人需要时自己帮助别人，在自己需要时别人帮助自己。各个医保机构也是这样声明的，但是，在那些保险机构中，我缴纳保费时很难认识到自己在帮助别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亦很难体会到别人在帮助自己。而在抗癌公社，当我向患癌社员资助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帮助别人，而且是自愿地帮助别人；当患癌社员得到资助的时候，他知道别人在帮助自己，知道一个一个的社员在自愿地帮助自己：在抗癌公社里，人与人的互助关系是这么地清清楚楚，我根本不要去认识和理解，去读声明或公告，我的切身体验就足够了。

    为什么我们作为社员要自愿地资助患癌社员？当然，根据抗癌公社章程，一个社员今天资助别人，以后自己万一患癌时才能得到别人的资助。然而，在实际上，由于社员随时可以退出和再加入，由于绝大部分社员在向患癌社员提供资助时，自己并不面临明确的患癌威胁，所以为自保而他保的解释，至少不能全面说明抗癌公社社员的互助行为。其实，自保而他报的解释，连保险机构的行为也不能全面说明，否则保险机构也不必强制投保者预缴款甚至扣缴了。对绝大部分抗癌公社社员来说，患癌是一种可能性，但不具有现实性。举个例子，走路跌倒对两岁幼儿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成人则是没有现实意义、但又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风险。在自己没有患癌的现实可能性的时候，在抗癌公社随时可以退出和再加入的前提下，一个社员确实可以不提供资助并退出公社，以后在非常可能患癌时再加入。然而，绝大部分人（无论是否抗癌公社社员）不会如此精明地算计。在得知某位有名有姓的社员不幸查出癌症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就有伤感和怜悯的感觉。此时，促使我们提供资助的正是这种感觉，这种“人悲己悲”的心理反应，而非他保自保的“互助”算计。而这种“人悲己悲”的伤感怜悯，正是人与人互爱的核心内容。基于“人悲己悲”，我们才会有“人喜己喜”的感情，才会进一步产生父母孩子之间、男女之间、朋友之间以及全体人之间的不同层次的爱，也才会从小爱走向大爱。所以，虽然抗癌公社要求社员基于“互助”观念资助患癌社员，但由于它没有任何能力强制社员，所以它能够做的，仅仅是激发社员的“互爱”感觉并让社员在这一感觉的基础上方便地资助患癌社员。因此，在我看来，说到底，抗癌公社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让你知道某位有名有姓的人不幸患癌并且希望得到你资助的平台，一个让别人知道你不幸患癌并且希望得到他们资助的平台。而你是不是资助别人、别人是不是资助你，则完全基于自愿原则。就此而言，抗癌公社提供的更是一个让你向别人展示爱心和让别人向你展示爱心的平台，让自己体会到别人爱心和让别人体会到自己爱心的平台。与此相反，而无论我们作为健康的投保者还是不幸的癌症患者，我们通过保险机构都难以展示自己爱心也难以感受别人的爱心。

    因此，张马丁先生创立的抗癌公社通过“直通资助”的创新方式，不仅能够消除保险的组织成本，而且能够激发社会爱心，真正把“互爱互助”这一美好的传统观念实现在癌症保险事业上。我相信，抗癌公社这一社会学的重大创新，除了对癌症患者的资助和安慰外，对重建我们每个人以及全社会的基本道德、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心理良知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支持抗癌公社，希望抗癌公社越办越好！

“夜话”，2014年第9期，2014年11月14日

    官场把人变坏还是人把官场变坏，这是两个既难以分清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清的命题。官场把人变坏，指的是官场“逼良为娼”，一心向上的纯情青年入了官场后，不变坏就待不下去；要想待下去想提升，就必须变坏，说假话、耍手腕、收赃款。人把官场变坏，指的是“无良为官”，未入官场便已扭曲，说假话、耍手腕本已习惯，收受赃款更是长久所欲，因此入了官场便把官场变坏。官场“坏”人、人“坏”官场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并存、互相推波助澜，很难分清。

    我想分清这两者的原因，是看到许多贪官落马的深刻检讨，都从自己当初如何清纯说起，后来身入官场受周围环境感染和坏人（尤其商人）引诱，或一时无意而为之或不得不为之并成习性。我不了解他们的个人情形，对官媒和网络上的这些贪官检讨无法置评。但我相信即使一部分落马官员刚入官场时清纯，至少还有一部分官员未入官场前便已经失去贞洁，已经扭曲。官场也许逼他们更“坏”，但即使他们在学界或商界也很难不坏。不入官场，可免“双规”，但在学界难免抄袭而名声落地；在商界难免造假而锒铛入狱。

    我举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明人坏官场的可能性。这两个例子都与选举有关，而选举是官场中的常事。第一个例子是刚刚落马的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的何家成先生。我和他是南京大学本科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当时班级团员选举团支书。这不是一件大事。青年团在大学里差不多成了全民团，几乎所有读过大学的网友都选举过团支书，毕业之后大都忘却了，因为确系小事一桩。但参选的何家成在选举之后，却说动临时保管选票的班友，让他查看选票，以便知道谁选他谁没有选他。第二个例子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时的经历。当时选举研究生会委员，我被我所在的经济学系班友推到选举委员会内组织选举。投票结果，理科有一个片的候选人皆没有获得研究生会委员所需票数，也就是说，若按照投票结果，新成立的研究生会里将没有这个片的代表。在计票后的选举委员会会议上，部分人把它视为一个问题。如何办呢？重新选举不大可能。接受现有选举结果又担心那个片的研究生不满。这时，一位同学提议我们自己改一下选票统计，给那个片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加上几十票就行了（这个提议当然被大家所否决；选举结果后来如实公布）。

    这两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让我相信，虽然大学生、研究生都是未入官场、未涉商界的年轻人，但年轻人不一定就单纯，年轻人不一定就知道有些底线是不可触及的，年轻人不一定就把良知放在世俗之前。在我经历的这两个例子中，团支书和研究生会委员在学校都是无足轻重的职务，都是真正意义的过眼烟云，在位时没有资源可用、下一年选举就会换人、至迟毕业前就得下台。但就有年轻人不惜耍手段谋取之。当然，这样的人是少数。全国大学里每年被提名为团支书或研究生会委员的学生应当不下几十万。无论当选还是落选，他们中间想到去查看或者擅改选票的人应当不超过几十人，想到而又去做的人（无论做成与否）也许不超过十人。问题是这极个别之人却对当官最有追求也最容易进入官场。而从他们年轻时的行为，我们不难判断这些人的未来运命。就政治谋术而言，上面两个例子中的年轻人的所思所为都突破了选举规则的底线。因此，除了为当朝元首（之所以用元首而不用皇帝为例，是因为元首需要选票而皇帝不需要）而去改选票、查选票外，擅改选票、私查选票的行为，都为上级与同僚所愤；即使为当朝元首所做，也必为其所妒。元首为免泄密而损自己当时英名、为免这类人日后上台而害自己妻、儿的身家性命，常常也会以比如贪腐等罪名斩这些人落马。我在一篇短文中之所以说“何家成落马，本是意料中事”，便是基于这样简单的政治常识。当然，这是皇帝不复存在以后的极权政治的常识。不过，这样的人在民主政治下更容易落马，因为擅改选票、私查选票皆是民主制度不可容忍的大罪。一个人若如此行为，下场自然不妙。已登总统大位者如尼克松，甚至仅仅因为没有制止手下人刺探竞争者的选举方略而只好黯然退位；若进一步擅改或私查选票，那下场就是从总统府直接落到大牢。

    毫无疑问，官场“坏”人。权力决定一切的不透明的官场是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染黑。因此，在何家成落马一事上，很多网友认为官场坏了他，甚至认为每个能升到正部级的官员都不会比何家成更好。这些网友的说法有其理由，例如，1965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几十位国务院部长们，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查出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唯一幸免的是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不过，我更相信一些落马贪官、一些部长年轻时确实很单纯。女贪官尹春燕曾回忆自己当年“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走入大学步入官场。就落马贪官的平均状况而言，她的说法应当有一定可信之处。我想指出的只是，至少还有一部分落马和未落马的官员在步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扭曲。官场只是为他们扭曲心理的扩展提供了天地而已，而他们进入官场和得到提升，自然会把官场变得更坏，这就是我说“人坏官场”的含义。当然，我需要声明，在分清“官场坏人”和“人坏官场”两个命题的同时，我完全同意“官场坏人”比之“人坏官场”更为严重；完全同意中国政治改革首先要做的是改革官场，让坏人难以进入官场、让官场透明和民主，让进入官场的好人难以变坏、进入官场的坏人难以使坏。

 

“夜话”，2014年第8期，2014年10月26日。

 

引文出处：

“最有文采”女贪官忏悔书曝光，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29870508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