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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11号凌晨（美国加州时间），一位国内朋友突然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何家成“完蛋“了。上网一查，各大门户网站果然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的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接着，在没有提及初步或最终调查结论的情形下，“中央”又以不寻常的快速度免去何家成的领导职务。国人姓名重复率高，姓何名家成的人应当不少。不过，这位正部级的常务副院长何家成确实是我1978到1982年在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同班同学。正因为如此，对我和其他一些同班同学来说，他的落马时间虽不可预料，但他早迟将落马却是意料中事。事实上，我始终认为，他的提升即使不根源于中国干部制度的本质问题，也暴露了中国制度的某些缺陷。如果是后者，因为再好的制度都有缺陷，所以他的落马无关紧要，这是他的个人问题；如果是前者，他的落马也只有在中国制度借此而有所改进的大环境下才有超越他个人的更多意义。

    1978年10月，何家成与我同时考入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也许由于我的高考分数很高，班上表现还算突出，我们又都是南京人，他对我很好，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作业、备考都在一起。我的家境很差，上大学后依然要帮助家里做些马克思所说的“血汗工厂”的劳动。何家成对我很同情。然而，我渐渐发现何家成为人处世的方式与我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计较、对任何小利都盘算的人。这样的人并非不好。我长期生活在农村，知道贫穷或者自我感觉贫穷都可能逼人铢锱必较。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是否铢锱必较，而在于“必较”的方式。何家成计较的方式恰恰是依附权势、背后搞小动作和拉帮结派的阴谋家方式。笔名为“感悟生活”的网友在回忆何家成的网文中感叹何家成是“真正天生的搞政治的人才。他对拓展自身政坛发展舞台的用心，娴熟的政治斗争手腕，极端低调的行事作风和严于律已的精神，都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确实，阴谋家都是搞政治的天才，但我相信政治家并不都是阴谋家。就此而言，我始终希望通过中国政治的透明化以减少阴谋家成为政治家的可能性。

    “感悟生活”网友为何家成政治才干举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刚进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团委书记的选举，他就通过自己的游说，成功拉下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让自己顺利当选。”该网友应当是从何家成本人那里听到上述故事的，因为我们班上没有一位了解这段情形的人会把它作为何家成的正面“事迹”来谈论。不了解情形的人读了这段话往往误以为何家成赞成透明政治。其实，那只是何家成第一次使用阴谋政治获得的成功。就我知道的情形，当时不是“团委”选举，而是班级二十几个同学中的团支部选举，并且应当不存在“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亦没有公开游说之事，更无同时间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竞选之景。相反，何家成背后活动，讲他想象中的其他候选人的坏话，请求他的朋友选他。他也找了我，请我帮助他拉票并提及其他人真伪难辩的缺陷。其时，何家成只是和班干部与党员接触多，与普通同学交往很少，更没有关心集体的突出表现，因此，如果不是他的背后活动，他被选上的可能性确实很小。当时我不理解并且劝过他，团支书这个位置太微不足道了，有必要去争吗？更为严重的是他在投票后竟然去查投票原件以知道究竟谁没有投他的票。接着，我们班上要出几名同学去陪留学生居住。何家成又是背后活动，不但要把自己挤进去，而且还上上下下地散布李四不够、王五不行一类的流言蜚语。

   至迟从选团支书和选同学陪留学生住开始，我明显疏远了何家成，因为我已经清楚我和他不是同类人。在1981年下半年的一次班会上，我说了“大家价值观不同，各自未来走好”之类的话，特指的就是我和何家成价值观不同。那时，何家成在班级和系里似乎春风得意，而我受到一些误解。我清楚地知道误解的同学都是好人，和何家成关系密切的班干部也是好人。他们对我的误解源于何家成对我的无端诋毁，而何家成又是因为我的疏远而生恨。不过，何家成对我尚止于诋毁。对一位外地同学，何家成不仅自己要打架，而且还威胁叫校外人来打。十年前，何家成身居高位，岳华在何家成传纪文章中说传主在南京大学“以自己的刻苦、谦虚、乐于助人，加上学习成绩，赢得了老师、同学的喜爱和好评”。我不知道该段文字出自岳华的想当然还是她(或他)与何家成的访谈。可惜，这是虚假的历史陈述。岳华如果多访问几位何家成的南京大学同学，应当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打个比方，何家成落马的消息刚刚传开，一位同学立即就宣布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坚持良心的胜利”，而这位同学在我们毕业后，应当与何家成没有任何交往，其对何家成的印象主要建立在后者的班上表现。

    “感悟生活”网友说何家成“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有大局观”。网友“朱鸣”更声称“何家成的全部志向，在于希冀凭借当年捷足先登的政治制高点，执掌中国之政治和经济最高权力。”这两位网友都高估了何家成。假设何家成真如他们所说，他就会在大学里建立人脉根基，而不会显示阴谋权术，更不会计较蝇头小利。大学同学一无利害之争，二有无限可能，一个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在大学里会工于学业、淡于权名、勤于公益，在同窗中留下勤劳正直的印象，以便未来有施展才能之机遇时可得同窗之佐。但何家成在大学时便把团支部之职当成阴谋政治来搞，可见其从无大局与志向之感。何家成在大学想当班级团支书，到部里想当局长、到正部级后想当副总理甚至总理，似乎有志向。然而，真正的志向指的是在大学里就想当政府总理。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便是这个意思。一个志向于将军的普通士兵会按照这一志向要求自己，因此他非常可能是一个好士兵。相反，一个当了上校后才想到自己也能当将军的人从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也非常可能不是一位好上校。何家成便属于后者。

    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被组织成班级。中国大学由欧美大学仿制而来，因此很可能最初没有班级这类组织。如今每个学生都必须在某个“班级”内学习，就像毛泽东政府下每个农民都必须在某个“生产队”下种田一样。大学“班级”的历史和它的功能足以写几篇博士论文。这样一个既小又没有特定利益的年青人的短暂组织，应当很容易维持并让其成员留下美好的记忆，事实上也确实让大部分人留下美好记忆。所以，如今我们这一代已经和即将退休的人常常会看到同龄人的班友聚会。但是，这一组织中只要有一个看重小利且喜欢搬弄是非的成员，它便易于涣散；在上级依靠“告密”来获得舆情的大环境中，它必然涣散。我和何家成所在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1978级本科班便是一个例子。这对我们每位同学都是极为可惜的。我们班另一位名人张少杰已经去世。少杰是最后一届班长，有才华又不乏豪爽，可因为与何家成走得太近而无法让班级免于涣散。少杰去世时我在国外，没能参加他在追悼会，很遗憾，后来想为他写点东西，但因为对他在1989年后的情形了解不多，更熟悉他的同学又劝我不要写，便作罢了。但愿何家成落马能够让包括何家成在内的每一位同学释然，我们的班级能够重新团聚。

    何家成作为正部级国家官员会做出什么样的严重违法事情，非我这种从未在政府体制内工作过的人所能猜测的。不过，我认为何家成的“坏”和他是否进入政府体制无关。即使他留在学界，在国内学界不正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他也会表现出严重的不良行为。据说，京城每有他要提升的传言，他的某位导师便会告状阻止之。若真的如此，他被告的状，应当也是行为不端、而非观点不“正”。在我留下的印象中，何家成青少年时随其医生父母住在江苏北部的一家疗养院内。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前天还颐指气使的老干部，昨天就被原单位造反派像牲口似的拉回去批斗；昨天尚受人敬重的“革委会”成员，今天就成了林彪集团走卒而为人不齿。这样的残酷现象会让一个人早熟，让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感到世界的可怕和人生的无常。在我看来，如果说何家成的品行和体制有关，那么，在他本人正式进入这个体制之前，这个体制下的特定小环境就已经扭曲了他的心理，让他以为自己才是一切，以为只有权力才能最终保护自己。然而，他的学识和胆识有限，人生目标即志向更有限。在南京大学的学生中，他几乎是得心应手的。但在后来的学界尤其是人人把权力视为一切的中国官场中，他的局限性就暴露了，他的逐权和逐权方式既让他成为高官，也把他置于随时落马的危险境地。他先是顺应这个体制的产物，后来又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但必然又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

   最后，作为天主教徒，作为何家成的同学，我想告诉何家成，无论你的违法错误和罪行（假如真有的话）多么严重，你都不会“完蛋”的，天主不会放弃你，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不会放弃你。只要你忏悔了，只要你明白自己的过错，你照样会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大家欢迎的人。当然，这里的忏悔和明白过错，不是面对党组织的自我批评，不是面向法官的认罪声明（假如司法公正且何家成真有罪的话），而是面对你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我坚信你的内心深处良知仍在，正如你当年对我说的“不得不”所隐涵的那样），面对你也许会认识的天主。所以，我希望你丢掉因一着不慎的后悔，消除被体制抛弃的怨恨，挥去可能的司法不公对你的伤害，坚决地回到你自己内心的良知。许多像你这样青少年便形成不良心理的人后来因为人生的重大变故而回归良知甚至皈依天主。他们能够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样，你从高官职位的落马，就不仅仅是你的同学们良心的胜利，而且也给了你自己良心胜利的一个绝好契机。

    求主保佑何家成获得司法的公正！

    求主帮助何家成获得良知的回归！

“夜话”，2014年第7期，2014年10月16日。

 

引文出处：
感悟生活，2014，老领导何家成的落马令我不胜唏嘘，http://blog.sina.com.cn/s/blog_
500410490102v55j.html
岳华，2005，坚持学习坚持探索——记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何家成，载，黄允成主编，
往事并不如烟—走出经济学黄埔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第306-327页。转引自
http://guhaibing.blogchina.com/1202906.html
朱鸣，2014， 何家成看不起习近平和王歧山，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054053

今天是中秋节。

我居住的地区属于半城半乡，没有高层建筑，多层建筑也少见，傍晚七点多钟就看到东方刚出山峦不久的月亮，白色并显微红，很大、很扁，其上还有蓝色处，但整个月亮不亮亦不暗，只是大。在这里，我已经看过许多次刚刚升起的巨大月亮，所以对其“大”不再惊讶。但即使如此，今天黄昏的月亮之大，仍然让我产生某种天体奇妙、宇宙宏伟的敬畏感觉。

后来耽于杂事和书本，直到夜深才想起观月。出得门来，碧空如洗、明月似镜；房屋隐现、树影清斜，好一派秋夜月色！一轮晶莹明亮、清澈光洁的月亮高悬在苍穹之顶，整个世界沐浴在它的光芒之中。月亮像一个精美的玉盘，均匀的圆弧在夜空中分外清晰。周围装饰的一圈淡淡光晕，衬托出它的天生丽质。柔和的光芒则让它圆润而又温情，完全消弭了常常伴随着高贵的冷漠。在和煦的月色之下，错落的民居、婀娜的枝条、平坦的草坪组成一幅安宁祥和的月下小村图。与黄昏时相比，深夜的月亮不再大，可也不小。确切地说，月亮完美的形状根本不会让人产生它大或小的感觉：它的大小恰恰是它应当有的样子。月亮也不再扁平呆板，而显得纯洁、丰满与活泼。最重要的是它变得通体明亮，即使原先的暗处也发出光芒。然而，此时的月光既非白天太阳的灿烂之光，亦非冬末寒月的冷峻之光，而是秋夜特有的皎洁之光，一种让人辨认周围环境却不令人详察身旁之物的祥和之光；一种教人平和温馨、而不促人激动焦躁的温情之光。深夜的寒意更为月色增添了一份清新和静谧。月亮上明暗交错相间之处，让人想象嫦娥的舞姿和玉兔的跃动。中秋之夜的月亮太美了，美的难以言状、美的浸透心灵。据说人之美无法定义，但看到美人，人们又能知其美。同样，人也无法为月亮之美规定某些标准，但今夜的月亮却能让人感其美。东坡先生曾问道“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其实，明月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在此时此地。

突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年轻时经历的一次月夜。那是1968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我所在的南京市第九中学许多学生已经下乡插队。不少熟悉的同学下放到了江苏省丹阳县即如今的丹阳市农村。一次，一位在那里插队的同学回南京几天后要再回去。几位还没有下乡、依然在校的同学提议和他一起去丹阳农村看看。我那时是初一学生，“文革”中常跟在初中二、三年级和高中同学后面“闹革命”，因此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其时大家身无分文亦心无恐惧，就在下午从南京火车站爬上一列南去的货车出发了。从1966年大串联、学生们从车窗爬进拥挤不堪的列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开始，我们都已经对爬车熟而能详了。那天我们爬上的货车到镇江停下后，一时间没有再开的样子。我们又爬上吼叫着要开的另一列南下货车。谢天谢地，这列车竟然在丹阳车站停了。可那时已经深夜，我们下车后无处可去；况且即使等到天亮，我们也还得步行到九中同学插队的访仙和窦庄两个“人民公社”的村子去，所以我们下车后就开始朝访仙乡下走去。我们一行人自小在城市长大，从没有走过乡间小道。那时，后来著名的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还没有诞生，“文革”中的我们又缺乏浪漫风情，更重要的是乡村土路上密布着或深或浅的牛蹄印，不小心就会跛脚。此时我们也才发现高悬于天穹之顶的月亮。那夜万里无云，月亮就像天顶的明灯照亮了大地。冬夜的月亮送给散步者的是寒意，赠与赶路人的却是抚慰的温情。感谢这在黑夜中为我们带来光明的月亮，让我们恰好分清板车路和田埂，确定方向和路线。我们当时年轻，又于“文革”中睡在教室里“造反”、“干革命”熬夜惯了，所以大家不急不忙，边走边聊天，似乎也有一种冬夜月色下、麦地田埂旁无拘无束的快乐。可惜聊天内容已经遗忘。突然间，不知谁叫了起来：右侧有一条大路。大家注目一看，果然右侧不远处有一条白色长带，这不是大路又是什么？苦于小道的我们不禁大喜，立即转而向右，不顾麦地的松软和草棘的牵绊向那大路快走过去。猛然，走在前面的同学喊了起来：不是路！不是路！那白色的长带原来是一条河，类似乡村公路宽度的一条河，在月光柔和照耀下呈现淡淡的白色，远看极似公路，以至于前面的同学几乎要踩入水里才发现真相。这应当是丹阳的九曲河。夏天水大河宽，冬日水浅河窄，所以冬天河水与河堤相距甚远。我们原来正走在河堤上，斜看河面，才有了“河市蜃楼”的幻象。幻象的破灭让我们顿感气馁和无力。仅仅因为温馨的月亮坚持陪伴着我们，我们才在清晨走到那些插队同学暂住的草屋。

今天，伫立在八月十五的秋夜明月下，我终于醒悟，正是幻象的出现和破灭才把那个冬日月夜刻入我的脑海。人需要经历、需要月下的经历。当年的月夜跋涉是一次沮丧和坚持的经历，今夜月色则是一次美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构成我的一段段人生篇章，并让我知晓世事、体验美好、懂得珍惜。

谨以此文向1966-1968年间在校的南京九中每位同学、特别向那次同行以及访问的同学表示我的中秋祝愿，他们中间有朱笑弥、孙振亚、张龙、吴宗宁、章铮，应当还有谭双九和其他几位同学（抱歉，我记不上姓名了）。​

“夜话”，2014年第6期，初作于2014年9月8日，成于9月10日。

    最近我从美国到德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属于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空气新鲜、环境舒适、交通方便。它们当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里仅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若干不同地方聊举四例。

    第一，卫生间的坐便纸。美国的公共卫生间都免费提供坐便纸。坐便纸的作用是避免臀部直接接触马桶坐圈。据说许多研究证明坐便纸对避免细菌和疾病传染的用处不大，因为卫生间往往属于办公楼、火车飞机上细菌最少的地方。细菌通过共同使用卫生间而传染的现象本来就罕见，遑论卫生间中的马桶坐圈。然而，一旦使用坐便纸成为习惯，没有它就会深感不习惯。德国的公共卫生间都不提供坐便纸。旅途中难免对卫生间的造访。但直接坐在别人刚坐过的马桶坐圈上，却又难免踌躇。

    第二，商品标价。美国商品标价不包括销售税，德国则包括。所以在德国看到商品标价后，估计一下商品效用和手头现金后就可以决定是否购买。美国各州各大类商品销售税率不一，常人又疏于计算，因此看到商品标价后并不清楚真的购买所需支付的含税价格。就此而言，在德国购物，心理波动小。在美国购物，因为实际支付的含税价格可能和心理预期价格相差很大，付款后心理往往不能自如。此外，这一区别也许是美国人比德国人更频繁使用信用卡的原因之一。比如在美国常常遇到商品含税价格为10.02美元的现象。此时若用现金支付而恰好没带上二分钱的硬币，就会找回好些硬币。这种情况在德国不会遇到。常见的倒是比如9.98欧元这样的标价。

    第三，被动吸烟。美国开展吸烟危害宣传50年来，公共场合吸烟者变得很少见；无论散步、旅行、购物都很少闻到烟味。德国同类宣传也有50年了，但公共场所吸烟情况似乎还很严重。我在德国好几次一出商店就闻到烟味：一些烟民正在商店门外吸烟。站台上候车时常常也能闻到从不封闭的吸烟区传来的烟味。我从不吸烟，因此对在德国闻到的烟味特别敏感。但对中国数亿烟民来说，到美国却憋得慌。

    第四，交通警察。美国公路上警车很多。开十次车至少会遇到一次警车，市、镇内短途开车亦如此。美国警察分工粗，每个警察都管交通违章，因此警察对驾驶员遵守交通规则的威慑力很强。德国道路上罕见警察，常常开个几百公里都遇不到一个警车。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因此无超速问题需要管理；但在限速的德国市、镇区域亦罕见警察。对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来说，警察多是好事，因为它减少了不守交规的现象。所以，德国公路上警察少也许说明德国人比美国人更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

    不过，我了解的美国限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了解的德国限于西德若干地区。与对这两个国家的了解相比，我更熟悉和习惯的是中国。就上述四点而言，中国在前三点上更类似德国：没有坐便纸、含税标价、吸烟者众。中国市镇道路上警察不少，但高速公路上罕见警察，尽管中国和美国一样限制高速公路上的行车速度。总之，世界各国在涉及公民生活的日常管理上做法各异。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另一方面，到各个地方还是依照古训入乡随俗为好。

“双周夜话”，2014年第5期，2014年7月8日

二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赞抗癌公社”（http://www.hujingbei.net/n533c68.aspx），对张马丁先生创立的抗癌公社表示了我的道义支持。今天，我用自己的部分退休金收入向抗癌公社捐款，以表示对抗癌公社进一步的支持。

抗癌公社是专门针对癌症患者提供医疗保险的一种形式。我支持抗癌公社，首先因为我对癌症患者的同情，因为癌症可能成为国人的常见病，因为癌症是大病，“大病返贫”是各国尤其中国农村常见的现象，因为各国包括中国医疗支出的上涨速度都高于收入的提高速度。但如果仅仅为了上述原因，我完全可以捐款给从事癌症患者援助的慈善基金会甚至红十字会。我之所以特别支持抗癌公社，就在于抗癌公社是医疗保险事业或者行业的颠覆性创新；在我看来，它同时医保事业出现以来的最重要创新。

抗癌公社的创新在于它开创了保险金在投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直接流动的保险收付方法。亲友间直接使用现金支持受助人的方式也许从货币出现后就存在了。我们大多数人也许都应用过这种方式给予或者获得过资助。但是，超越亲友关系的大规模的现代保险事业采取了另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方式：投保人先付款给保险组织（无论它们是商业组织、慈善组织或者政府组织），后者再把款项付给同样投保的受益人。所有现代保险组织都建立在这一资金循环的基础上。这一基础的优点应当在于它当初是建立大规模疾病保险制度的唯一可行方式，而超越传统亲友资助的医疗保险，是现代非家族性社会在疾病风险前保障个体安全的必要形式。然而，这一基础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第一，成本高。一个保险组织的效率再高，它总是需要大量成本去维持。第二，保险资金利用效率低。保险资金由于其性质而必须保证投保人在疾病紧急状态时有资金可用，因此各国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管理都有很强的约束，保险资金几乎无法通过资本和货币市场盈利；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保险资金在缴纳到支付的时间段中往往还必须承受巨额价值损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保险资金类似一个有入口和出口的资金池。池子需要管理和维护；池中资金必然有蒸发。只要这个资金池存在，则不管监管的好坏和强弱，投保人缴纳的医保金就会大量地用于维护它和被蒸发。这个问题在我国尤其严重。根据我的不准确看法，如果不考虑蒸发而只考虑账目价值，我国医保资金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用于病人资助，大部分医保资金成了医保组织的维持费用。

抗癌公社采取了革命性的保险资金运转方式：社员将金钱即保费直接从自己账户转到患癌社员的账户；资金完全不经过抗癌公社或者它的管理者。这样，抗癌公社彻底取消了医保资金池，既消除了池子的维持成本，也避免了资金的价值蒸发。因此，抗癌公社几乎完全消除了医保组织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说，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的各种方式都是创新。而大规模地降低成本的方式则是革命性的创新。张马丁创立的抗癌公社便是这样的革命性创新。抗癌公社也需要维持成本。如果社员众多，维持成本估计不会超过社员间流动的医保资金的百分之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抗癌公社几乎完全消除了医保成本。这里特别应当提及的是，抗癌公社已经成功地“资助”过患癌社员，其可行性至少已经初步通过检验。不过，“资助”一词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得到“资助”的社员负有“资助”其他患癌社员的义务。就此而言，抗癌公社和单方面资助的慈善组织亦存在根本的区别。

抗癌公社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公社网页www.kangaigongshe.com的维持和更新上以及对患癌社员状况的确认。迄今为止，张马丁个人几乎承受了上述所有成本尤其是无法计价的时间成本。我的些微金钱资助只是表达我对张马丁的一点敬意，表达我对中国癌症医保事业的殷切期望。

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建议抗癌公社利用网络公开财务。抗癌公社之所以能够取消资金池，是因为它利用了互联网。同样，抗癌公社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自己的财务。我不知道在政府的容许范围内，抗癌公社未来向盈利性组织发展还是向非盈利性组织发展。当然，无论向何种方向发展，正如抗癌公式宣示的那样，社员之间的医保资金百分之百地用于患者。在这一前提下，抗癌公社的成本在未来社员众多的情形下也许可以通过网站广告和辅助产品销售收入来支付。在目前社员尚未众多的情形下，抗癌公社需要接受一些捐助；即使未来社员众多，抗癌公社也会接受捐助。我建议抗癌公社至少把它接受的捐助资金的财务在网络公开。网络财务公开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相反，网络财务公开应当是抗癌公社继医保资金周转创新后的又一个创新。这个创新的经济学意义远远比不上资金周转创新，但它保证抗癌公社信誉的作用不可低估。

祝抗癌公社茁壮成长！

 

“双周夜话”，2014年第4期，2014年5月27日

—-对岭南学院争论的一点看法

最近，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的朱富强先生写了多篇网文（见http://zhufqblog.blog.163.com），对岭南学院徐信忠院长新建立的学术刊物分级体系提出批评。徐先生与我从无交集。朱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读过书，我当时在那里任教，因此和朱先生多少有点师生之交。朱先生毕业后赴岭南任教，著述勤奋，对我亦有所关注，我对朱先生也多有好感。当年上海财大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曾说过报考政治经济学范围各专业研究生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我听说后还认为朱先生—-当时好像刚刚毕业—-是个例外。

不过，即使如此，我读了朱先生对徐先生的几篇批评文章后，还是觉得朱先生应当更多地躬身自问。朱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专列一“近期心愿”栏目，其心愿为“青年经济学子在对待学术上能躬身反思、不媚流行，国之幸也！吾之所为亦值矣！”在我的心目中，朱先生依然是青年经济学子，没想到朱先生已经把自己排除出青年学子了。不过，像我这样的退休之人亦常躬身自问并从中获益甚多，朱先生作为我的学生辈，多点躬身自问应当只有益处。

朱先生的批评重点，似乎是徐先生新建立的分级体系否定了正式发表在许多媒体上的文章属于“公认的学术”。我只是从朱先生的批评文章中知道徐先生新体系的一枝半叶。不过，即使真如朱先生所述，朱先生的批评欠妥地方亦很多。首先，一篇文章是否属于“公认的学术”，与其是否在有刊号的媒体上“正式”发表及发表的媒体无关。如今以“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形式挂在网络上发表的学术文章比比皆是。我本人便用这种形式发表过若干学术文章（参见www.hujingbei.net）。所以，朱先生完全不必用列举法说明某些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应当或不应当算学术。

其次，如朱先生所知，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并不清晰，加上中国采取按文章学术水平计酬的分配制度，在中国就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考虑可分配的总资金有限这个因素，人们就先排除那些没有在正式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然后把正式媒体分成三六九等以确定正式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水平，最后“按质按量”分钱，或者如朱先生所说“瓜分学院财产”。一位重视学术的人如朱先生，应当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计酬方式。然而，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朱先生并不反对这一计酬方式。朱先生反对的是徐先生所分的媒体等级，理由是它和朱先生心目中的等级差距过大。就此而言，朱先生批评的是瓜分财产的某种方式，而非瓜分本身。因此，朱先生对徐先生的批评并不具有道德优势。

当然，假如把目前的瓜分或计酬方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坏”方式，我们应当做的是让它坏的程度低一点。因此，不同的媒体等级划分还是可以体现出坏的程度差别的。不过，在我看来，朱先生心目中的媒体分级可能比徐先生的更坏，更不符合朱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由于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模糊，追求学术者如朱先生，在不得不用文章发表的媒体来评定文章学术性高低并划分媒体等级时，应当比朱先生所说的“追求功利”的徐先生更加强烈地要求把本来就是非学术性的媒体排除出分级范围，更加强烈地要求排除学术层次不高的学术性媒体或者要求把它们排在很低的等级上。但让我遗憾的是，例如，朱先生竟提出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类报纸列入分级的媒体内甚至给予很高的等级。朱先生的理由是“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上发表的文章往往是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往往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才可以发表，因而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中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将它们定为权威刊物。” （http://zhuf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2862921720144135401844/）。这样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如毛泽东本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如《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等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的文章，作者本人和报纸以及公众也没有把它们视为学术文章。较高学术造诣的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常常也不是学术文章。学术造诣高的人在非学术性媒体上发表非学术性的科普、议论、时政甚至献媚文章是常见之事。当然，所有非学术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有可能偶尔发表一些学术性文章。但对朱先生这样追求学术的人来讲，如果要以发表的媒体来决定文章是否属于学术类型，首先该排除的媒体便是非学术性媒体。我不知道徐先生是否把非学术性媒体列入他的媒体分级中。仅仅从朱先生的批评看，好像徐先生没有那样做。仅就这点而言，徐先生分级坏得程度便低于朱先生的分级。

朱先生希望青年学子不媚流行，我非常赞成。不过，朱先生同时应当希望他们不媚强行。朱先生写过文章赞赏哈佛学生走出曼昆（Mankiw）的经济学课即罢课。朱先生也许不大清楚的是，那些学生的罢课不会影响他们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或别的党的党籍（如果他们是党员的话），不影响他们毕业（如果他们其它方面合格的话）和以后的发展；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强行”的问题。但在中国，朱先生和所有追求学术的人包括学生都遇到“强行”问题。如果不是“强行”，中国学生早就走出许多人开的“政治经济学”课了；如果不是“强行”，朱先生认为应当（以及徐先生已经）列入学术媒体分级范围的许多杂志早就关门大吉了；如果不是“强行”，学术本身的界定将清楚得多，朱先生和徐先生的争论亦无从发生。

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学子，流行和强行都不可媚。可就学术发展而言，流行不会阻碍学术，阻碍学术的只会是强行，因为流行施加给独立思考者的仅仅是软约束。但“强行”则是硬约束，直接用不许、不准卡死他们的笔、限制他们的追求。思考需要孤独，所以追求学术者本来就会远离流行。但思考需要空间，所以追求学术者无法逃离强行。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为例。由于宁可忍受贫困，流行没能阻止马克思在英国写出《资本论》。但他如果留在自己的祖国，强行完全可能消除他创作《资本论》的可能性。流行没有阻碍达尔文研究物种进化，也没能阻止爱因斯坦探索时空关系。同样，在如今的中国，流行阻碍学术的原因只是攻读博士或在大学任教的许多人本来就不把学术当真；即使回到“前三十年”（1949-1979年），没有流行，这些人也不会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而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真正阻碍中国学术的是施加在那些把学术当真的人身上的“强行”。如果没有强行，如果像150前英国那样自由出版、自由创刊、自由说出和交流思想，中国学术才有希望，中国学术的评价体系也才会真正改变，包括朱先生在内的把学术当真的学者也会有了探讨学术的广阔空间。

“双周夜话”，2014年第3期，2014年5月20日

也许由于我写过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文章，因此总有人问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活中，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发生过很大变化，今天我的看法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预言。

这里，我想起鲁迅的散文《立论》。一家人家生了个男孩非常高兴，满月时抱给客人看，有些客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官发财，其中一个客人，我们为他起个名字叫张三，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在我看来，马克思就是那说孩子会死的张三，马克思主义便是张三说孩子如何会死的理由。

孩子会死。这是常识。资本主义会死也是常识。但在孩子刚出生的满月庆典上说孩子要死的人总得加上几条理由，例如人老了总会死的，而孩子必然会老因此也必然会死。同样，说资本主义要死也得加上几点理由，尤其是“科学”的理由。马克思的理由说到底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他讲的“手推磨产生封建主义，蒸汽磨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由于我们相信人类生产力将不断发展，所以，生产力发展到某个更高程度时，资本主义自然要灭亡。然而，这样的理由与张三用“人活到一定年龄总要死的”理由来证明孩子会死一样苍白无力。人老了会死，但那个孩子老到什么年龄段会死呢？如果不能事先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根据“人老了会死”而指出孩子会死的张三说的便是废话。同样，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到某个水平后要死，但如果不指出这“某个水平”的具体含义，仅仅强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会死亡，这样的说法在根本上也不能为人类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增加新知识。

马克思生活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西欧尤其英国。如果说资本主义从1700年开始，那么，到马克思时候，资本主义有了150年历史。从马克思到现在，资本主义又有了150多年的历史。假如资本主义近期就会死亡，那么，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成年时做出资本主义死亡预言的。所以，和张三面对刚满月的婴儿相比，他做出正确预言的优势更大，因为预言一个成年人的死要比预言一个儿童的死容易得多，尤其马克思还承认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一个正常发展阶段，就是说，资本主义并非人类发展的畸形儿，也不患有先天的可能造成非正常早亡的疾病。可即使如此，马克思依然没能指出导致资本主义死亡的新生产力是什么。后来的列宁用“电力磨”来代表新的不容许资本主义存在的生产力，即所谓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结果闹出了大笑话。再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忘记”了这个问题。

张三虽然正确指出了刚满月的婴儿会死的必然性，但没有人认为他因此就建立了该婴儿人生的“科学理论”或者生命科学。同样，马克思正确指出了资本主义会灭亡，他也不因此而建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时，我亦不同意福山（Francis Fukuyama）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把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两要素构成的资本主义视为人类历史终结的观点。对我来说，我们今天也许正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中年时代。正如生活在1000年的人们无法预言他们的封建社会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将死亡一样，我们今天也无法预言我们正在生活的还没有进入晚年的资本主义会因为什么样的新生产力而死亡，因为我们无法预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因为我们对未来所知太少。正因为如此，当我知道我相信资本主义亦非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形式时，我也知道这仅仅是“相信”，而与科学无关。

 

“双周夜话”，2014年第2期，2014年5月6日

今天是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一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上海，在家人的盼望中，在朋友的送别中，在去国的幽情中。

我告别故乡和祖国-中国已经整整一年了。

由于中国和美国之间长达15个小时的时差，因此我在2013年4月22日到达美国的家中。同时，由于绿卡申请过程很顺利，因此从一年前的今天起，我开始了在美国的正常生活。

时间飞速奔跑。转瞬间，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里，我同时中止了个人主页的更新。

12年前的2002年的第一个星期二，我建立了自己的个人主页，并断断续续地一直更新到一年前离开中国。

是不是重新开始更新是一个让我踌躇再三的问题。我的个人主页所关心的主要题目是人生、中国和经济学。就人生而言，虽然我还没有到达联合国确定的老龄者最低年龄，但我已经退休，退出了职业生活。一个人一旦结束职业生涯，他的生活就会简单得多，也就易于纯洁、正当。因此，再议论人生便容易变成“奢论”。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我所关心的是中国，所了解的也是中国，因此，我的兴趣和能力决定了我的言论主要局限于中国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离开了它。这让我自问：我在道义上还有资格就中国的事情发表言论吗？同时，生活在异国他乡，从太平洋东岸观察太平洋西岸的事情，浩瀚无际的世界第一大洋无疑成为其间的一种隔膜。例如，尽管一年前我还生活在国内，但对北京、上海等地区的雾霾，我现在的体会远远不及我的国内朋友深切。所以，再讨论中国将容易流于“泛论”。最后，退出职业生活后，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将会逐渐融化到我对社会科学的广泛兴趣中而不再特别突出，但我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知之甚少，再谈论学术亦容易陷入“浅论”以至于谬论。

不过，重新更新个人主页能够促使自己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从2002到2012年，我为个人主页的更新而发布了许多文字，好像没有耽误其他重要事情。最近这一年我没有为此写作，似乎也没有做出更多事情。确实，时间可以挤出，琐事可以丢下。而挤出时间、丢下琐事往往要靠制度。年轻时在农村，我规定自己天天写日记，尽管大部分内容是转述报纸，但毕竟让自己学会了通顺文字的写作。从2002到2012年，我规定个人主页定期更新，竟然也写出了不少短文；其中有若干篇连自己现在复读时都很诧异自己还有能力写出那样不错的文字。缺少制度，一个高度自律的人也能高效利用时间；但有了制度，一个普通人能够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因此，从今天开始，我恢复定期更新个人主页的制度。

“双周夜话”，2014年第1期，2014年4月22日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它标志着我退休了，退出了职业生活。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工作是教学和研究。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领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领域内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自己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又发现了许多问题。在今天这场为我举行的研讨会之前，一些朋友希望我在这个研讨会上提出若干我认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我同样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理论上关心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我把我的思考整理一下，提出以下十二个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问题。由于我的思考集中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方面，所以我所提出的问题也局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范围。
    在具体提出问题之前，我先简单交代一下这些问题的背景。
    首先，在我们了解的人类大历史中，人类经历和将经历的社会可以分成三个类型：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后农业社会；人类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次大转型分别是从采集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农业化转型和从农业社会到后农业社会的非农化转型。在当今时代，人类、中国和我们个人都正处在非农化转型之中。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各有许多特征，但两者都可以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来描述。农业化转型中，农劳比上升；非农化转型中，农劳比下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距今10 000年前全人类都是采集狩猎者，到距今3 500年前则只有1%人口还以采集狩猎为业。农业社会出现了劳动分工和非物质生产性职业，不需要人人务农。我们假定在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农劳比为80%。西欧许多民族在公元十五、十六世纪时农劳比可能低于80%。王玉茹教授估计中国在现代经济增长开始时的农劳比为80%。中国有系统的年度系列数据始于1952年。那一年中国农劳比是85%。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在非农化转型时期的“任务”是把农劳比从比如80%降低到比如1%。如果这一任务不能通过所有新生劳动力都从事非农业、现有农业劳动力依据人口规律退出劳动大军的方法来实现，人类的非农化转型“任务”便部分地变成把现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的“任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显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说到底，它是一个人类自身变化演进的问题。比如，农业化消除了人在饥馑时吃人的现象，产生了耶稣、孔子、穆罕默德。非农化对人类演进应当具有类似甚至更严重的影响。不过，由于我的知识有限，我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
    其次，如果我们假设人类从公元1700年前后开始非农化，那么到公元2000年全世界的农劳比大约降低到了38%。人类在这300年间走完了非农化的一半多路程。我相信人类在剩下的路程中将会走得快得多。我的一个理由是非农化的强处已经充分显示在人类几乎所有民族眼前，反非农化的意识形态不再成为非农化的严重障碍。不过，这同时意味着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亲身经历非农化的时间也不多了。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作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
    现在我将提出若干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问题。当我准备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1900年向数学家提出23个问题的著名故事。希尔伯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二十世纪数学研究的方向。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问题中仍然有个别问题难以定义从而难以用数学方法解决之。因此，在提出我的问题之前，我想提醒在座的朋友注意，我在下面提出的问题肯定也会有类似以及更严重的模糊和不当之处。
    下面我进入正题。

    第一个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正如我刚刚在背景介绍中所说的，非农化是人类大历史的一个特殊转型阶段。因此，研究非农化的学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阶段的起动：什么力量以及它们怎样的相互作用启动了非农化？最初启动了的非农化是如何持续且不断自我强化并最终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效仿的？如果我们想到许多民族都曾经或强或弱地发动过非农化，最初发动的非农化如何能够持续并足以产生内在动力以保证自身的推进便成为我们理解非农化时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涉及的因素更多。不过，这个问题类似于牛顿当初提出的“第一推动力”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我必须说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严格解决。它是经济学问题，但又超越了经济学。它极有魅力，但又因此而容易引发各种华而不实的解答。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仅仅针对全人类。它也针对各个民族。例如，对我们中国来说，150年前，从皇族到学者到普通民众，绝大多数人还坚守“务农为本”的信条，把农民外出务工视为坏事。45年前，我本人还随着三千万大学中学毕业生从城市到乡村工作，政府并且号召我们一辈子扎根农村。20年前，我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中的文章作者依然把农民外出务工视为贬义的盲流。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不仅要从技术上研究，而且要从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各个角度研究。每个民族在这里都有自己的特点。虽然绝大部分民族经过曲折会走上人类主流道路，但对各个民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的研究依然是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经济学家往往用“资本主义”表征非农化启动后出现的非农业部门的制度。更专业的经济学表征词汇是“新古典主义”。它的含义是非农部门的雇主、雇工各色人等都是既知晓自己的追求目标又知晓如何合法追求并且不遗余力追求之的理性人。为此，每一个个体都自觉用边际原则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所以，非农部门的工资率、利润率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按照投入非农部门的劳动与资本等要素各自的边际生产率确定。我们可以把新古典主义制度视为非农部门的标准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演化既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
    如果说许多经济学家尚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新古典主义制度为非农部门标准制度的话，农业部门的标准制度便无共识可言。比如，农业部门可以是自耕农制度，地主佃农制度，庄园制度，奴隶制度。在后一些制度中，地主或奴隶主是否承担保障佃农或奴隶基本生活的社会义务也会造成具体制度的重大区别。实际上，在大部分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非农化过程的农业部门中，我们列举的几种制度都程度不同地混合存在着。在非农化过程中，这些制度亦经历着深刻甚至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农民在非农化初期还不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人”，那么，以理性人为分析出发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农民会在非农化过程中逐渐转变为理性人。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说法，我们便得研究农民如何转变为理性人，这些转变又如何影响他们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决策。另一方面，农民会不会始终保持着“非新古典主义理性”的特点，也是经济学家难以回避的问题。
    回到更具体的经济学问题。非农化转型时期农业部门的制度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学上的工资率、利润率、地租率的确定，而没有后者的确定，我们在经济学上便无从了解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资本为什么要进入农业。比如，Ranis和Fei提出农业“不变制度工资”时，他们的根据便是地主佃农制度且地主负有保障整个社区人口基本生活的责任，所以地主不会按照谁出地租高就租给谁的“新古典原则”出租耕地，而可能实行某种平均原则。由此他们确定农业劳动工资和土地地租。我本人对农业制度的设想是在社区自耕农制度：土地社区所有，农户个别耕种。这一设想也许比较符合中国的背景，但它也有局限性。
    总结一下这个问题，仅仅农业制度就可以分成几个子问题，如农业向“资本主义”或“新古典主义”制度的转变；农业在保持“前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和非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状态下的经济行为等等。数理经济学家偏好用某些对工资、地租和资本定价的假设来避开这些问题。这些假设往往是必要的，只是它不应当使我们忘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比如，研究结构变化的学者多把边际生产率工资应用于农业。但这样一来，因为一个农业劳动力离开造成的农业产出减少和他进入非农业带来的非农业产出增加相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便消失了。但我们知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经济意义便是它的总产出效应。如果我们用非新古典主义的方式确定农业工资，经济分析的复杂性往往又会大大提高以致于难以处理。

    第三个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谈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转移的速度问题。与前两个问题不同，这个问题能够而且也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标准严格地表述为科学问题并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解答。三百多年来的自然科学史表明，如果人类不用那些暂时甚至永远无法定义、无法科学化的问题来阻止对能够科学化的问题的探讨，人类在短期内可能取得更大的知识进步。从这一乐观态度出发，我对第三个问题做些解释。显然，假如我们把非农化过程视为农劳比从80%降低到1%的过程，再假如这个过程需要比如200年时间，我们立即得出每年降低速度为0.4%。这是平均速度。以往的非农化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非农化速度在各年间相差很大，平均速度对于我们理解非农化的具体过程帮助不大。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概念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农劳比降低的瞬时速度，就是每一个具体年份的速度（如果我们用年为时间单位的话）。我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瞬时速度定义为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并称它们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如果不存在失业且整个经济体系仅仅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则农劳比降速和非农比（非农劳动占总劳动比重）升速是同质概念。根据我的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又可以表述为农劳比瞬时降速或非农比瞬时升速。显然，这个定义可获得统计数据支持，因此具有可操作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定义。
    不管用什么方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我们遇到的理论问题都是瞬时转移速度的均衡。转移速度不应当太慢或太快。什么经济学因素限制了转移速度的快、慢范围？均衡的转移速度是什么？具体地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问题可以分成以下三个子问题：
    转移瞬时速度的均衡定义；
    均衡瞬时速度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
    均衡瞬时速度的最优性：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定义社会最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我们必须研究转移的均衡速度是否可能或者必然地相应于最优速度。当然，历史很难用最优与否来考察，因此，社会最优速度的存在性本身也是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谈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我们便必须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速度。其实，无论用什么方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都会表明该定义的转移瞬时速度不可能在每个时点上相等，即每个时点的瞬时速度不可能皆等于平均速度。但只要各时点的瞬时速度不同，转移的加速度便不等于零，我们便需要研究转移加速度的决定机制。对此也许不需要过多解释。转移加速度的问题亦可以分成以下三个子问题：
    均衡加速度的定义；
    均衡加速度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
    均衡加速度的最优性：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定义社会最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我们将需要研究转移的均衡加速度是否可能或者必然地相应于最优加速度。当然，最优加速度的存在性本身也需要研究。

    第五个问题：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非农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非农化的前提是农业产量超过社会需求，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可以转出农业而不显著地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但人类一旦能够吃饱就会大量繁殖。所以，非农化开始时，总劳动力尤其农业劳动力增长得甚至比非农劳动力还快；但非农劳动力的绝对增长会顽强地转变为它的相对增长并最终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绝对下降。显然，人类的生物习性和人口规律在非农化过程中会发生重大变化。人类将脱离种群增长受食物约束的生物学规律并放慢自身增长率。没有人口学规律的这一重大变化，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也表明，用农劳比下降表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用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率表征的人口变化之际存在着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瞬时速度和“超前”的人口或劳动力增长的瞬时速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相关关系。就此而言，对均衡的转移速度和转移加速度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研究。如果更具体地把人口和劳动力变化视为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速度和加速度的一个变量，我们需要研究这个变量自身以及它和其他变量一起对均衡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
 
    第六个问题：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恩格尔系数往往被视为收入的函数，但它同时又可被视为消费者在食品和其他产品消费之间的选择偏好，因此它不仅仅取决于收入。在非农化过程中，恩格尔系数在呈现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又出现短期波动甚至上升。比如，尽管2007年是中国从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7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却显著上升了。恩格尔系数上升表示中国人在同样的人均GDP条件下对农产品需求提高。相应提高的农产品供给要求更多的农业劳动力，所以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经济学家已经把恩格尔系数引入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问题的困难主要在于把它从理论模型中的常数转变成变量。这样做的必要性很简单，第一它事实上不是常数，甚至其下降率也不是常数，第二若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重点转到其瞬时转移速度，我们也就必须考虑恩格尔系数的瞬时变化，它也就不能够视为常数。
 
    第七个问题：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和劳动者追求更高工资收入的前提下，资本在某个部门配置偏多，该部门劳动生产率从而工资率便偏高，劳动便会向该部门转移，所以，在资本总量一定时，资本部门配置的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速度应当有很强的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又不可能长期地过分配置到某个部门，资本在非农和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比又应当有一个可行的区间。把可行区间精炼到一点，我们便可以发现资本部门配置均衡的概念。
    然而，由于我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的大框架内考虑资本的部门配置，所以资本配置均衡的概念应当从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时，我们才能够定义资本部门配置的均衡。这里牵涉的另一个困难和前面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如果我们设想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不同，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对资本的看法就会不同，资本在两部门的配置便可能遵循不同的机制。一个统一的资本配置机制会大大简化分析，但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区别又是非农化过程的重要特征。因此，在难以调和两者的时候，学者会有分歧，有人更重视简化分析，有人更重视经验事实。我个人更愿意看到不同理论的竞争，因为只有竞争才能够揭示不同理论的强处和弱处，才能让后人知晓一个统一的理论是不是可能。

    第八个问题：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不但和资本部门配置有关，而且和资本积累有关。某一时期中资本积累越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越快。在这里，资本积累首先影响的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快慢。描述速度变化的概念是加速度，所以，资本积累应当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有关。这里也许需要解释。发展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资本积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我们假设这样的前提已经得到满足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资本积累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便可能加快；资本积累少了，转移便放慢；而“加快”或“放慢”便是转移的加速度问题，因此，从瞬时的角度观察，资本积累变化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和转移速度的关系，而在于它和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根据资本积累和转移加速度的关系，资本积累可能成为某种“政策变量”，社会或政府可以利用它来改变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并达到自己所希望的“最优”速度。不过，这里立即牵涉到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最优或最希望速度的要求会引出对投资的需求。投资的供给来源于储蓄，后者则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者在现时与未来之间分配其收入的“时间偏好”。因此，这里我们会遇到消费者时际选择和资本市场的问题，也就必须处理利率的决定问题。但这里的一个严重困难是对时间偏好的处理。非农化转型同时是人类各个个体的时间偏好变化的过程。我们很难为整个非农化过程设定一个不变的时间偏好。最后，在社会或者政府希望达到某种最优或最希望速度的时候，储蓄还取决于社会或政府对储蓄的动员能力，取决于各种从农业社会承续下来的影响储蓄的制度，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等。

    第九个问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为了研究非农化转型，我们需要把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两个部门的区别等价于两类产品的区别。两类产品存在相对价格。下面我所讲的相对价格指的是以非农业产品为价值标准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若资本的部门配置给定，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转移或重新配置将直接影响农业和非农产品的供给。给定这两类产品的需求结构，供给的变化将造成相对价格变化。所以，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应当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关。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让一部分人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他们的收入和需求结构将相应变化，整个社会的收入和需求结构也将变化，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还会从需求面影响相对价格。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也许不那么困难。困难在于实证检验。这是因为农产品供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气候、疾病等自然因素的作用很大，防范价格波动的库存变化以及国际间的农产品贸易都会显著影响一国的农产品相对价格。
 
    第十个问题：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农业劳动力均衡转移定义为让农产品相对价格不变的转移。这个定义当然值得讨论。不过，根据我的定义，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保持不断的均衡，农产品相对价格在非农化过程中便比较稳定。这个推论不排除短期内农产品相对价格大幅度波动，因为短期内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可能失衡。然而，就我的了解，至少在非农化过程的前半个阶段，农产品相对价格更多地是上升。注意这前半个阶段大约就是100年的时间，因此不能被视为短期。根据我的定义，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超过了均衡量，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在长期中并不均衡。这样，第一，我们不再能用“长期中会均衡”的说法来证明均衡研究的合理性；第二，社会选择了一条不均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同时，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又维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里又一次牵涉到“最优”和“均衡”的问题。不过，在这里，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澄清迄今为止的非农化历史题。

    第十一个问题：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在两个小时之前的另一场报告中，我解释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计算公式。它可以表述如下：
       CPI增长率=非食品价格增长率
+(1+非食品价格增长率)*食品权重*食品相对价格增长率
    在这个公式中，非食品是价值标准商品，相对价格指的是食品相对价格。在货币经济中，非食品的货币价格会变化。若食品权重稳定，CPI变化将取决于非食品货币价格变化和食品相对价格变化。非食品货币价格变化由货币变量决定，食品相对价格变化则由实体经济变量决定。因此，上述公式表明CPI变化由货币领域和实体领域的变量共同决定。
    假定货币变化对所有商品的影响相同，则非食品货币价格增长率=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增长率。影响食品相对价格的因素很多，但农产品相对价格是个基本因素，我们可以把食品相对价格表示为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函数。我在这里简单地用农产品相对价格代替食品相对价格，因此CPI增长率公式可以改写为
 CPI增长率=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增长率
+(1+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增长率)*食品权重*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
这个公式把CPI变化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联系在一起。由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受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所以我们发现CPI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着某种联系。
    CPI是许多国家使用的通货膨胀度量指标。保持CPI的稳定是那些国家的政策目标之一。上面的公式说明，只要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在特定程度上反方向变化，CPI就可能在它们两者变化的同时保持稳定。就此而言，经济学关于相对价格不影响价格总水平的常识是成立的。但非农产品货币价格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常常不能反方向变化、更难以在特定程度上反方向变化，所以，农产品相对价格有可能影响CPI。我们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均衡尤其转移过快的情形。转移速度过快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其增长率为正数。为了保持CPI 稳定，非农产品价格增长率必须为负数且不大于一特定负数。然而，在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同时发生的非农产品价格下降将导致非农部门利润减少、生产困难，非农部门将放慢增长，整体经济将走弱甚至衰退。
    此时，货币当局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可能不得不超发货币以避免非农产品货币价格下降，至少避免其下降到CPI稳定所需要的程度。但如此一来，CPI就会上升，经济将出现CPI通货膨胀。如果货币当局超发的货币甚至使得非农产品价格提高，经济就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的联系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短期经济波动有关，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短期宏观经济学意义。不过，这里需要做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工作。由于这个问题贴近于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现实，我预期对它的研究会受到特别的重视。

    第十二个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非农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和显性失业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非农化本身可能便是显性失业的原因。农劳比的降低和失业率的提高也许有一定因果或相关关系。在非农化过程后期，失业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上，众所周知的托达罗模型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类比于西方社会的已婚妇女就业：失业多了，转移就少；失业少了，转移就多，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失业的函数，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总体经济的关系是通过失业这个中介变量实现的。如果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框架内考虑失业，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直接和总体经济关联，失业变量将被边缘化。失业会减少劳动供给，但它对经济尤其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影响可能不大。显然，这里需要谨慎的分析。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劳动市场变量。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应当取决于它们的数量对比。失业已经被作为一个核心变量引入短期宏观经济学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尚没有完全被引入一般经济分析。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经济增长和波动的核心变量的研究应当产生一套新的短期宏观经济学分析。这套分析目前还不存在。同时，即使这套分析成型了，它依然需要用某种方式把失业引入其中。在这里，经济学家显然有很多工作可做。

    谢谢大家！

(本文是在2013年3月17日于上海皇冠假日酒店举行的“庆祝胡景北教授从教30年学术研讨会暨荣休晚会“上的报告的修改稿。笔者感谢朋友们提供的这个机会，感谢与会者对报告的批评和指正。)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和小朋友：

      你们好！

      我非常感谢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晚会的组织者，感谢各位的光临。你们给了我人生莫大的荣幸。谢谢你们！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也是我从职业岗位上退休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去教堂参加弥撒。神父诵读的福音书是耶稣赦免一个犯错女性的故事，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在刚刚过去的六十年里我犯过许多过错，许多罪过。感谢天主，今天的福音也许意味着他赦免了我过去的罪过。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六十岁以后的我应当做得更好，为大家，为世界，为天主。

       时光荏苒，从1983年发表学术论文和1984年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算起，我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三十年了。刚刚举行的研讨会让我有机会向大家报告我的一些研究结果和心得，现在举行的晚会更让我有机会和过去的学生欢聚一堂。能够用这样的句号结束自己三十年的大学教师职业生涯，我感到非常幸福。

今天的活动让我体会到一个小环境的重要。也许社会不很光明、制度不很正义，大环境大不如意，可我有一个小环境，有你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可以敞开心扉、可以自由讨论。你们在学习，在进步，不少人在工作、学术上更超过了我，这就促使我在和你们交流时也不断学习和进步。没有你们，没有这样的小环境，我也许不会坚持学习，坚持研究，今天也不可能在大家面前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报告。谢谢你们，为我创造了这样美好的小环境！

六十岁是人生的一个标志，孔夫子说“六十而耳顺”，现实中是六十岁退休。对我来说，退休后我应当还是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和写自己想写的文字，我的状况暂时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我和在座各位朋友见面的机会将要少得多。我们会互相想念。我会保重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我想这是我能够送给你们的最好礼物。同时，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健康快乐。在这里放映的录像中，最后一个画面是祝福大家“安全、健康、漂亮、神气”。你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快乐是你们送给我的最好礼物。所以，让我们互相铭记，当我们互相想念时，我们就提醒自己要安全、要健康、要漂亮、要神气，以便让我们想念的人放心。

谢谢大家！

 

2013年3月17日

 

 

 

 

 

  

最近办理退休手续要填许多表，绝大多数填写都是无聊的重复，“有关部门”根据员工资料即可“机打”完成，只是一栏“主要贡献”，让我填写时很费踌躇：自己做出了“贡献”吗？自己做出了什么“贡献”？

       一名教授即高级专家的义务应当是做出知识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设立“教授”这样的职位，让少数人在这个职位上从事“教授”的工作，就是希望这少数人专门地为人类做出保存知识和增加知识的工作或贡献，尤其是增加新知识的贡献。一名合格的教授应当在为人类保存现有知识的时候又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一些库茨涅茨说的“有用的知识”。

在增加新知识方面，我也许做了两件“边际”的贡献。第一件贡献在马克思研究领域，第二件贡献在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领域。

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我增加的新知识是“服务业资本”。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仅仅讨论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服务业尤其生活服务业的增长是最近100多年来新现象。我提出的问题是《资本论》研究框架或范式能否容纳服务业，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核心概念是服务业资本以及它在这个范式结构内的定义和定位。就我今天退休时的自我认识，我提出的回答应当是可行的。就此而言，我把《资本论》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这里有个小故事。几年前我应邀到日本一桥大学报告这一研究。报告结束后有人告诉我，中国研究马克思的名人，像“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等组织的主要人物都到一桥做过报告。可他们在一桥的报告全是关于中国现实经济的，我是到那时为止第一个就马克思理论本身做报告的中国人。是的，要让日本人尊重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先得做好。当我们那些在国内受到“言论保护”的马克思研究者还保持在国内讲马克思、到日本讲中国现实的习惯，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和研究者是既得不到日本人也得不到我们中国人自己尊重的。

在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我增加的新知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发展经济学虽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做过大量研究，但没有明确提出过均衡问题。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体系解体后，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无论就其本身数量还是就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因此，一个问题尖锐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例如每一个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多少才是“适当的”。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核心概念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以及它在现代经济学尤其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或范式内的定义和定位。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尚未完成，目前只是基本成型。就我今天退休时的自我认识，我提出的基本回答应当是可行的。就此而言，我把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推进了一步。

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这三年来我每年到斯坦福大学做半年研究。有人问我和那里的个人关系。其实，我只是三年多前在网络上找到电子信箱并且发去我的研究想法与申请，对方复信同意我去而已。对方之所以连续邀请我是因为看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这个概念的研究前景。我之所以愿意去，除了其他原因外，部分也是因为对方提供了良好的免费办公和研究条件；反之，因为没有课题经费，我在自己工作的同济大学校园内上同济大学校园网都得自费。

除了爱情和学术外，在其他方面，我都是知足者。因此，当我退休时必须回答作为“教授”做出了什么贡献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没有天主的大爱，没有亲人之爱、朋友之情的支持，我这样一个在专制制度下被迫了解马克思、在而立之年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发展经济学”的教授，是不可能做出任何与教授头衔相符的学术贡献的。感谢天主、感谢亲人、感谢朋友！同时，我希望自己退休之后在天主大爱之外依然获得亲人和朋友的爱，甚至能够再做出一些和“退休教授”头衔相应的新知识贡献。

 

 “夜话”2013年第2期，2013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