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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这让我想起我从信仰毛泽东到批判毛泽东的转变，或者说也是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因为毛打的旗号也是共产主义。我曾经在网络上发表过我的两本青年时期日记，那是绝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的信仰。当时我以为信仰毛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信仰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本人，或者说是毛本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在我青少年时期，毛的解释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他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任何怀疑他解释的人，即使是从拥护他的角度，即使是他自己先前也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专家，例如杨献珍等，都立即成为反革命（就此而言，马克思自己的说法真是正确。他曾经强调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思是别人误解了他的学说，所以他不是别人宣称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年轻时候对毛没有任何怀疑。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我当时的日记中。

    我对毛的反思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知道了中国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无论如何，在我的道德判断中，毛应当在谴责帝国主义封锁的同时，也做出自我批评：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任何重大事情的主要原因应当在国内；同时，任何重大的事情应当第一把手首先负责，而不应当先把责任推与他人。这是我自己青少年时期受毛教育得出的个人品德的准则：出任何问题都首先自我批评，先考虑自己的责任，自己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自己没有尽责的地方，而不先推究外在原因。毛不为大饥荒道歉，这违背了他对我们如何做人的教育。在我关于青少年时期的所有记忆中，那场大饥荒仅仅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而刘少奇和帝修反都借此攻击伟大领袖，这是我们革命者所不能够容忍的。今天回顾，如果毛公开做出道歉，在当时只会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因为我们一定会被教导说毛那么伟大的人，带头承担起责任，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比谦虚和无限坦荡；而其实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帝修反的破坏和少数同志没有坚决按照毛的指示做。在这样的宣传下，我们只会认为毛更伟大。而且，在未来的历史评价中，毛也会因为他的道歉而获得某种谅解。可惜的是，毛在这场大灾难中的表现连过去的皇帝都不如，因为后者遇到类似灾难还敢于正视自己的责任并发布“罪己诏”。

    我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是毛时期，甚至包括现在的我国政府都不准许公开谈论1960年的那场大饥荒。在毛时期，中国干脆在1959年后连人口统计资料也不公布了，当然更不公布其他统计资料。原因很简单，那场大饥荒已经让毛革命的所有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让我自己作为革命者的所有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在历史面前，一个人尤其伟人应当勇于承担责任。但毛没有那样做。这就让我感悟到毛自己便不是他教育我们所应当做的好人。

    我对毛的反思的第二个原因是开放社会。1989年第一次到德国的时候，我还是毛的崇拜者，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大饥荒，尽管中国从八十年代加入世界银行起便不得不公布统计资料，从人口统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大饥荒饿死人的巨大灾难。但我那时还没有开始处理统计资料，也就没有注意它。不过，在德国，我看到《资本论》放在书店任人购买、在图书馆任人借阅。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个人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可对我来说，在我年轻时，我坚决地认为封资修的东西包括文学就是应当烧毁，不能够让它毒害觉悟不高的普通群众。而且，我那时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不允许人们读马克思，读革命书籍，以防人民起来革命。后来我到了德国，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人家大大方方地把马克思书放在那里，谁愿意读就读；而且，和普通人的收入相比，那书也实在便宜。就我受到的毛的教育来说，我知道在日常讨论中要让别人说话。毛自己曾经强调说过，让别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但我在德国的体会是恰恰是我们、是毛不让别人说话，而非我们整天批判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不让别人说话。在德国，我们得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任何一个德国人都可以向我们借阅。但是在中国，至少在当时，外国报纸是不准许我们看的。在德国，我们包括德国人收听中国电台没有人管，但在中国，那时收听德国电台是“偷听敌台”，在文革中是大罪。对文革中的这类状况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甚至和同龄的小朋友们还注意过邻居是否在偷听敌台。这样，我发觉毛所做的，与他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他不让别人说话，不让别人争论；是他对外把自己的人民封闭起来，把自己的国家封锁起来，而非“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而他封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他自己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生活在他的领导下的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逐渐体会到，他在国内不让比如刘少奇说话，我们自己文革时不让老师或者学校的走资派说话，是因为不敢让他们说话，不敢让别人说话；因为别人一说话，天就塌下来了，毛的统治就完结了，我们的文革斗争也就失败了。

    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完全是按照毛的教导成长起来的。问题是，毛教导我的做人道德，却和毛自己的行为方式格格不入。因此，我必须或者放弃毛教导我的做人道德，或者放弃“毛绝对正确”的信仰。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相信首先找出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错误，是人与人关系中应当有的道德；因为我相信让别人说话是人与人关系中应当有的气度。在任何社会里，在任何党派下，承担自己的责任，让别人说话，都是一个人应当具有的基本道德。正是从这里出发，我离开了对毛的崇拜，且开始怀疑和批判毛。

    后来我发现，我所理解的做人道德的这两个要点，和通常说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契合。自由主义的要义是每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充分自由。这一要求的先决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如果不平等，一个人自然可以损害另一个被他认为下贱的人而来实现自己的充分自由。如果人与人平等，另一个人既不允许更不应当受到损害，而自己也会心悦诚服地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由。承担自己的责任、让别人说话，其实都以人与人的平等为前提。所以，我很自然的走向了自由主义，并且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因此，总结自己，一方面，我的思想经历过180度的大转弯，从专制信仰转到了自由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的思想没有变化，我依然坚持着当年毛的“教导”，只是我现在不但像青少年时那样依然用这些教导来检查自己，而且也用这些教导来检查毛以及其他许可和不许可批评的“伟人”而已。我的发现仅仅在于毛本人经不起用他的话对他自己的检查。同时，我也发现，毛对我们普通人的教导类似儒家对我们的教导。它们的相同之处既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一切服从党安排”的专制信仰，也是做一个普通人应当有的基本生活道德。我后来的转变只是抛弃了专制信仰，而保持着一个人应当有的基本道德。

“夜话”2013年第1期，2013年1月15日

    今年9月我写了一篇夜话“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工资快速上升？”，指出工资上涨的原因并非政府的最低工资立法，而是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我的夜话完全没有涉及我对工资上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然而，产经新闻网在转载该文的时候把标题换为“工资上涨阻碍了经济增长吗？”(http://www.cien.com.cn/html/Home/report/72846-1.htm)。这样的改换标题让我遗憾，也促使我就工资上涨是否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的观点很明确：工资上涨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本文的工资包括工资和其他用于改善劳动条件和发放给工人的费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工资阻碍经济增长的途径。如果工资水平或者增长率超过市场应有的水平，工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反之则不会。工资是否超过市场水平的标准是劳动是否供大于求。如果劳动供大于求，工资便超过市场水平。工资超过市场水平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两种，一是政府规定的工资过高，二是普通劳动者通过工会和罢工方式强迫资方或企业把工资提高到市场水平。我在“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工资快速上升？”中已经说明中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把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提高到市场水平以上（公务员等行业的工资标准可能过高）。中国工会受命于政府，不会发起有组织的罢工来提高工资。当然，像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连续十几起普通工人自杀事件也许是该公司提高工资的一个“契机”，可这十几起连续自杀事件对中国整个工资水平的影响显然无足轻重。同时，如果一部分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接受现有工资，那么，现有工资显然必须提高，而且还很难说会因为这些自杀事件而提高到了市场水平之上。最后，中国近几年没有出现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现象。反之，中国经济出现的是劳动市场过热、劳动力供不应求，所以即使从实证上也很难认为工资上涨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

    不过，在工资上涨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明确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而后者首先必须体现为工资（排除了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工资）上涨。民众靠劳动生活。如果他们的劳动收入即工资不上涨，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提高；经济增长目的便没有实现。所以，工资上涨是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之间不可缺少的联系环节。缺少它，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便失去关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工资是否和GDP一起增长并以略高于GDP增速的水平增长，是检验经济增长是否符合其目的的主要标准，而且是一个易于观察、很少混乱的标准。就此而言，工资上涨不但不和经济增长相对立，反倒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试想在一个不是奴隶制度的社会里，如果民众没有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愿望和幻想，经济增长如何可能？而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就看普通劳动者工资是否真的上涨了。

    当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和工资上涨都具有时快时慢的特点，而且在短期内工资上涨快的阶段往往会跟着经济增长慢的阶段。有些学者因此认为工资上涨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个观点的错误依然在于颠倒了经济增长的目的。虽然工资上涨快的阶段之后是经济增长慢的阶段，但之前却是经济增长快、但工资上涨慢的阶段；随后出现的工资上涨快只是对前一阶段的修正。而紧接着经济增长慢阶段的是工资上涨慢的阶段。因此，经济增长和工资上涨两者时间上不同步。这样的不同步是市场经济实现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目的的一种方式。试问，如果缺少工资上涨快的阶段，快速经济增长又如何实现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目的？经济增长快还有什么意义呢？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承认工资上涨快以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慢“不好”，我们也需要探究工资上涨快的原因。排除工资上涨快是政府或者资方发善心或是工会罢工威胁的结果，工资上涨快只能是劳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状况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得分析导致劳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因素。假设短期内劳动供给稳定，那么，周期性的劳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直接原因是企业的劳动需求“过大”，而这又源于企业前一阶段的投资“过大”，资本增加“过快”。为什么企业会“过大”投资呢？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发现投资盈利率“过高”，值得大大投资。企业为什么会发现投资盈利率“过高”呢？因为它们那时处在工资上涨慢的阶段，它们预计工资会永远如此慢地上涨，所以它们过大地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于是经济增长快了。但大量投资与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来配合。劳动力就那么多，劳动市场自然供不应求并且发展到严重供不应求，工资自然上涨快。这样，企业原先预计的盈利率成了泡影，部分投资甚至失败，企业对经济悲观，经济增长便慢了下来。所以，经济增长放慢之前出现的工资上涨快现象只是投资过大、资本增加过快的结果。没有过大的投资，工资又何以能够“过快”上涨呢？所以，如果说短期内工资上涨快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如说投资过大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投资不过大，工资上涨虽然不会快，但首先经济增长就不会快，因此也就谈不上所谓“放慢”的问题。说到底，在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快和经济增长慢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硬币不可能只有一面。因此，希望经济增长快的学者必须有坦然接受经济增长慢的心理。否则的话，我们就需要超人来实行计划经济，让经济不快不慢地增长、工资不快不慢地上涨（假设这超人还把经济增长作为造福子民的手段）。类似的计划经济我们中国在1952到1978年间试过。可惜那时经济增长照样时快时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并饿死几千万人的现象；而无论经济有时增长多快，工资可维持不变，民众生活甚至次于1952年的水平，以至于毛政权被推翻后，中国还出现了一场“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大讨论。我曾经以为这场讨论是“一切为了毛主席”的荒诞时期结束时的特殊现象，现在看来，也许我们需要不断地讨论“生产即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

“夜话” 2012年第15期，2012 年12月11日。

           今年是龙年。我有许多属龙且今年恰届六十花甲的朋友。早在今年元旦我就想为这些朋友写篇祝寿的短文。但那时想着自己会参加他们中间几个人的生日聚会，当面祝贺总比文字强，便把撰文的事情拖了下来。谁知日月如梭，一眨眼现在已经是今年最后一个月了，我只好用这篇短文的方式祝贺他们每一个人六十岁生日健康、平安、快乐！

我出生的1953年是蛇年，可母亲总说我属小龙，从不提起属蛇。我到懂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属蛇，比我大一岁的人才真正属龙。我之所以有幸获得许多属龙的朋友，一是因为那时7岁是标准入学年龄，而我6岁上学，同学里属龙的居多；二是因为我十五岁去务农的那个村子里恰巧十六岁的青年居多。当然，其它机遇也让我获得好些属龙的朋友。他们在我的人生尤其青年时期打下了深刻烙印。

在我的属龙朋友中，第一位应当提到的是关磊。他和我同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初一（2）班。不过，我们一起上课的时间不足一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此同班同学也不熟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要在家，属于所谓的“逍遥派”。我在学校参加高年级学生组织的“造反派”。1968年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后，造反派便成了必烹之犬，连带“逍遥派”一起都得去农村插队。关磊和我插队的那个月，南京九中学生被指定去的农村是江苏省高淳县。关磊父亲工作的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就在九中斜对面，那里的学生得去江苏省句容县插队。插队前几天我和关磊偶然在九中校门处相遇，他告诉我他父亲希望他随二十六中学生到句容去，可他不认识那里的学生，所以很为难。我已经记不清他和我如何商量的，总之我们两个少年很快决定两个人一起去句容县。在句容我们被分配在一个生产队并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近7年，还是因为他先调回南京而分开的。7年是个什么概念？据说两个朋友共同生活三天是欢乐，六天是忍耐，九天必反目成仇，因此古人有“远亲近仇”之训。可关磊和我在共同生活的7年内既没有互相算计过也没有互相争吵过。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关磊的忍让和宽容。小时候他便是父母的好孩子，还会照顾他的妹妹。我年少时则常常和哥哥姐姐妹妹争吃争喝，是最惹父母生气的孩子。然而，等我1977年重新回到父母身边时，父母发现我变了，不但不和别人争东西，反倒会让着别人。我的变化得益于关磊的榜样。在农村，从田头劳作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比我学得快并常常教我。那时很难吃饱肚子，收工时饿的不行，两个人到家赶快烧饭。我在灶台后烧火，他在灶台前淘米洗菜烧菜。有时草潮或者柴硬难以烧燃，他还教我烧火或者自己兼灶上灶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我的笨拙从未说过一句重话。可惜的是，在他六十寿辰的今年，我无法联系上他。2007年5月他去看望我父母时我们见了面。后来由于南京拆迁和建设频繁以及对电话号码变更的某种规定，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成了空号。十年前他因“国企改革”而下岗。六十岁生日给他的安慰之一是他终于能够领取退休金了。而此时我想告诉他的是在他六十岁时有人在感谢他，在为他祈祷！

如果说关磊让我感到亲切，另一位属龙的朋友章铮则让我敬重。他和我在中学里参加的是同一个造反派组织。他的特点是说话不慌不忙，对别人的问题或求助总是不厌其烦甚至过于详尽地加以回答。这也许和他父母皆出生大家且皆为知识分子有关吧。这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风风火火的年头显得特别“异样”，因此学校很多人都认识他。后来他和更年长的高中同学去江苏省丹阳县插队。我们两人在学校时虽然熟悉，但关系并不密切，可我们却在各自到农村后建立起固定的通信联系。我今天无法回忆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的，但我们互相写的信很多，每封信都很长，内容几乎都和马列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与国内外大事有关。章铮尽管比我仅年长一岁，但知识、见解远远在我之上，所以那时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应当说，没有他的指导和循循善诱，我在农村时不可能坚持读书。所以，如果说关磊是我农村时期的生活指导者，章铮则是我那时的精神指导者。记得有一次我们读恩格斯《家庭、私有者与国家的起源》并讨论起奴隶社会，我突然发觉最早的奴隶也许是打败其他部族后获得的战俘，而非本部族内部的穷人（后来我知道这是西方学者早就提出的观点）。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短文。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不属于“学毛选心得”的文章。章铮读后大加表扬和鼓励，让我还得意了几天。后来他和我先后回到南京，我们的通信才结束；相应的补偿是我们常常见面。幸亏这些见面和讨论，我得以补上许多知识并参加高考。1978年他去北京大学、我去南京大学，分别时他郑重地希望我在理论上做出自己的工作，用他的话说是和我约定。今年五月我参加了他的六十岁生日聚会，他还私下里向我提到这个约定，对比他仅仅小一岁的我依然还抱着希望！

不过，我的属龙朋友更多地是我乡村朋友。关磊和我1968年插队的小村子总人口不足100，和我同龄属蛇的只有一位， 比我大1岁属龙的却有七位。其中男的名字里少不了龙，如程龙林、祁学龙等，女的名字里则有凤。记得他们总以比我们大1岁而自居，并且也确实比我们两个属蛇的能干。从识别稻田里的稗子到使用锹、锨的窍门，我从他们那里直接学到的东西比从年长农民处学到的更多。那时我们年轻人一起插秧、一起挑肥、一起挖墒，一起聊天说笑，度过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却有辛劳和饥饿的漫长日子。后来关磊和我分别于1975和1977年因为“来自城市”的原因而回到城市，他们依然留在乡村，其中两位甚至离开了人间，尽管乡村没有那么多容易造成事故的电气设备和汽车。当我今天用这篇短文祝贺生存者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的感情无以名状。我只能说，我记得他们；我祈求天主眷顾他们。同时，我也记得那两位去世者当年栩栩如生的青春形象，并祈求天主在灵的国度眷顾他们。在形体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舞台的匆匆行者；但感恩仁爱之情却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舞台行为而传之绵绵，直至天国来临。

谨以此文祝贺今年六十岁的各位朋友生日快乐！。

 

“夜话”2012年第14期，2012 年12月1-4日

    我最初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个词，还是在初中一年级。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毛泽东拿出他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鼓动年轻学生斗争老师、校长和除他与林彪以外的官员。那时候毛泽东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因此，在我年少的心灵里，“温良恭俭让”早已做为一个贬义词深深地刻下了印记。从那时以来的几十年中，尽管我脑海中多次浮现过“温良恭俭让”这个词，但都下意识地不去深究，因为少时留下的印记太深刻了。

    今天，我决定在清理自己心灵的时候认真思索一下“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是古人用来形容孔子和后来学者行为举止的一个词，纯属褒义词。它出于《论语》，孔子的学生子贡用“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并认为孔子因此而受到当时周朝各个邦国的欢迎。在众多的“温良恭俭让”注解中，我倾向于朱熹的解释：“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朱熹解释最大的特点是不把“良”做“善良”而做“易直”解。我对古文字学一无所知，亦不敢评价众多解释的高下。只是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偏向于朱熹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孔子出现在各国时温文尔雅却又刚正不阿，谦恭有礼而无繁文缛节，因此备受各国欢迎。我之所以不采“善良”解，是因为善良与否非人的表象、举止、言谈所可显，亦非一时一事所可证，更难以为各国君王与各色人等共同认可，所以孔子应当不会以善良自恃、子贡不会用善良说明老师之受欢迎。相反，温文尔雅而又刚正不阿，既有学者温和儒雅之风度又有学者“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正直，所以各国君王才会以国事商讨于孔子；如果孔子虽温和善良但不敢直言，各国君王自不必如此尊重他。因此，按照朱熹说法，“温良恭俭让”更多地表现一个学者尤其孔子的外在形象：谈吐举止之文雅、抗争守节之坚贞、为人处世之谦和，所以朱熹提出对温良恭俭让“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

    我不知道1920和1960年代的词典对“温良恭俭让”的解释。我猜想后来这个词在民间仅仅用来形容读书人外在的文雅举止和谦和态度。如今的解释是这个词形容人态度温和但缺乏斗争性，和古时那种“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的“温良恭俭让”含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如今的解释大概也是毛泽东早先鼓动农民后来鼓动学生造反时用这个词所理解的意思吧：造反去，不要温良恭俭让，不要那些文人学者的文质彬彬、谦恭有礼，而要暴动、暴烈的行动。暴力革命、有力气就有理、有枪就是王这样的理念和温良恭俭让的外在形象当然不相容。本来在我刚入初中时分，读书人、教师在社会上还得到很多尊重。现在60岁左右的我这一代人既不知道1949年的学者风貌，更难体会他们在1949年后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灵魂的煎熬，但至少到1966年，学者们、教师们即使灵魂已失，可还保持着温良恭俭让的文雅举止和谦和态度。他们过去写的“改造思想报告”，因为只交给组织而不公开，所以写的如何屈辱都无碍他们继续在外人面前保持温良恭俭让的形象。而他们的较高收入水平又有助于他们做到这一点。但“文化大革命”一起，他们的人身受到摧残，他们的收入被削减甚至剥夺：他们的外人面前丢尽面子，温良恭俭让的形象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我这样一代人和我们的后代，受到暴力革命和为革命不择手段的教育，受到农村艰苦求生的教化，受到整个社会流氓文化的熏陶，从小就不再有谦恭有礼的家训和温文尔雅的意识，成人后也就没有温良恭俭让的追求，更谈不上行为举止的文明习惯。

    其实，温良恭俭让和斗争性完全是两回事。一个人即使斗争性很强，他也应当用温良恭俭让的方式去斗争。如果斗争是暴力，是肢体争斗，那每个人的斗争性都不应当强。但社会之内、个人之间的纷争几乎不需要用暴力方式解决，因此，暴力色彩的“斗争性强”本身不过是流氓政治在毛泽东时期的美化语而已。今天的中国正在向一个正常社会过渡，民主、法治、协议、宽容、共和是中国的方向，流氓政治、暴力行径是国民素质提高过程中逐步减少的现象，一个人尤其一个学者应当“易直”，刚直不阿，但他刚直不阿和他的温良恭俭让完全不矛盾。他的理念，他的目标应当通过他的理性强度、文雅风度、谦恭态度而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低级趣味的哗众取宠和机会主义的趋炎附势来实现。学者是国民的一员，国民素质高低和学者素质高低密切联系。可以说，没有高素质的学者，就不可能有高素质的国民。而学者的高素质不仅表现在他的学术成就上，表现在他的教学内容上（如果他同时是教师的话），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为人之道、行为举止上。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一般体力劳动者由于条件限制难以做到温良恭俭让，学者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才能带动国民素质的提高。

    我跻身于学者之列，当自勉之。

    一个多星期前，我在一篇夜话(“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工资快速上升？”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535&cid=68)中用劳动力供不应求解释中国近几年出现的工资上升现象。劳动力供不应求当然包括农业劳动力供不应求。然而，多少年来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中国农民多”，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中国农民多”视为一种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常识。我自己尽管以前当过农民、现在研究农民，但从这个常识中走出来也花了很长时间。因此，当我听到网友说中国农民过多的时候，我理解他们。然而，观察中国经济，我们又不能仅仅从常识出发，而要分析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每个特定时期的实际情况。就中国近五年出现的实际情况而言，我认为中国农业劳动力不是过多而是过少。

    判断农业劳动力过多还是过少需要标准。我的标准是农产品价格和主要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的食品价格。如果食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劳动力便过少；如果这两类价格下降，农业劳动力便过多。这个标准简单、直观、具有可操作性。无论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公民，还是制定政策的高级领导者，理解和应用这个标准都不困难。

    这个标准的理由如下。如果食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那么农产品应当出现供不应求状况。就供给和生产方面看，妨碍农产量相应于需求而提高的因素主要有三，一制度，二资本（包括技术），三劳动力。毛泽东政权时期，农产品生产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恶劣。毛泽东一去世，制度一改变，还是原来那么多资本、那么多劳动力，农产量马上提高，中国老百姓立即改变了吃不饱肚子的状况，甚至出现卖粮难。卖粮难表示农产品供过于求。表示至少在那段时期中中国农业劳动力过多。但最近五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不足和涨价的主要原因不在制度。确实，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制度的改革余地都非常广阔；但所有这些可能的制度改革都无法大幅度提高农产量，因为中国三农土地制度远不像毛政权时期恶劣，所以改革它对提高农产量的效果有限。其他两个因素是投入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力。不过，这两个因素可以合并为一，因为资本或劳动力两者只要有一个过多，农产品就不会供不应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不可谓多，但农产品却供过于求；如今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农产品照样供不应求。所以，说农业劳动力过多或过少，我们指的是在现有制度结构内，相对于现有农业资本而言，现有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是否能够生产出满足农产品需求的农业产量，以便让农产品价格稳定不变。当然，我们也可以等价地说，相对于现有农业劳动力而言，现有资本的数量是否能够生产出满足农产品需求并保证农产品价格稳定的农业产量。因此，说农业劳动力过多或过少，与说农业资本过多或过少是同一个含义；我们也可以说若农产品价涨，农业资本和劳动力都过少；价降，两者都过多。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关系：

        若农产品价格上涨ß农产品供不应求ß若农业制度尚可ß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过少。

        若农产品价格下降ß农产品供过于求ß若农业制度尚可ß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过多。

    “ß”表示我们从市场表现出来的现象推理出造成它的原因。对照中国近年来农产品上涨压力大的实际情形，我们不难认定中国农业劳动力过少。这些劳动力利用现有农业资本生产不出市场所需要的那么多农产量。改变农业劳动力过少状况的方式，可以是增加农业劳动力，也可以是增加农业资本，当然也可以两者同时增加，甚至可以在超大幅度增加农业资本的同时减少农业劳动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业产量。只要我们中国还没有从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只要我们的农业制度还不是太差，我们就可以说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原因是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过少。我之所以仅仅说农业劳动力过少，只是因为我针对的是现有农业资本投入。假使中国从前五年前开始把制造业资本的比如二十分之一转到农业，中国现在面临的就肯定是农业劳动力过多。

 

“夜话”2012年第12期，2012 年9月20日。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现象明显，关于其原因的说法之一是工资上升过快。为什么工资上升过快？有人说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太快。几天前读到陈志武先生的一条微博，认为经济下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愿望好），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http://weibo.com/chenzhiwu，2012年9月3日）。陈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学者，但对他说的经济下行的原因和工资上升的原因我不敢苟同。我在微博上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将进一步说明我对中国近几年工资上升原因的看法，以求教于陈先生和各位网友。

    第一，我不同意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得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我的一个理由是城市家政服务工资的快速上升。家政服务在中国不受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制约。如果《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真的造成受其制约的比如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快速上升，那里的劳动需求就会下降；若劳动总供给不变，家政服务供给就会增加，其工资应当下降。2008年下半年制造业衰退、劳动需求降低时，上海就出现过家政服务工资下降现象。但就中国近几年的总体情况看，家政服务工资同样“快速”上升。就此而言，《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不应当是近几年普通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第二，如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真的造成了工资“快速”上升，劳动市场就会出现供过于求局面。但中国普通劳动力的（即经过短期培训就能胜任就业要求的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和农民工的劳动市场近几年来的主要趋势却是供不应求，许多地方出现招工难现象，许多企业要到农民工移出地去招募他们。因此，即使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可能是工资上升的部分原因，它也没有使得工资“快速”上升以致于明显干扰了劳动市场供求关系。

    第三，就我了解的企业的情形看，企业资方虽然抱怨工资上涨快，但几乎没有人抱怨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更没有人抱怨最低工资标准造成了工资上涨快。企业抱怨的是工资增长快、劳工不好找、找到的劳工还会跳槽；一些雇佣少量劳工的地方甚至抱怨劳工工作态度的恶化。而后面这些现象显然更像劳动市场供不应求时容易出现的情形。

    第四，在我看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和工资上升两者的先后次序是先有普通劳动者工资上升，后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最近十年中，各地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适应劳动市场早就形成的环境，是对市场工资的滞后认可，而不是对工资的事前拉升。毫无疑问，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最弱势的城市户口劳动者的状况改善有好处，但就劳动市场的一般形势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根本起不到拉升市场工资的作用。

    第五，在我的印象中，陈先生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是亲企业而反劳工的，在工资谈判、劳动条件等问题上都站在资方一边。如果像陈先生说得那样，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使得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那么，即使政府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站在资方一边，但仅凭政府使得工资快速上升、而且快得超过了市场可以忍受的程度（因此才造成了经济下行），政府就肯定是亲劳工而反资方的。从陈先生关于工资上升原因说法中得出的这一逻辑结论，应当和陈先生对中国实情的感受不同。

    如果近十年来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升不能归因于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它又该如何解释呢？我的解释有三：

    第一，中国大规模资本投资和中国劳动力缓慢增长共同促成工资提高。投资率高和劳动力增长率低两者的共同作用是中国人均资本迅速提高，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和劳动两者数量对比关系迅速向资本稀缺度降低、劳动稀缺度提高的方向变化。我们缺少中国总资本数据。从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率看，根据我的粗略计算，以1978年价格为基础，1980、1990、2000、2010这四年该比率分别是一万元、两万元、十万元和六十万元。显然，如此迅速提高的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必将在这段时间内显著提高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中国劳动的平均和边际生产率也应当显著提高，劳动工资亦将相应提高，尤其是相对于资本收益率而提高。

    第二，农产品价格以及相应的食品价格快速上涨造成非农业劳动者生活成本相应上涨，为至少部分补偿之，非农企业必须提高工资。这是近几年来工资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用食品价格计算或者用CPI计算的普通劳动者实际工资是否提高，是这里不必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对大部分非农企业来说，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意味着非农产品、非食品价格上涨慢或者不上涨，因此，非农劳动名义工资提高幅度即使低于食品价格或CPI上涨幅度，但只要它高于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非农企业就会遇到工资提高的巨大压力。举一个例子。中国CPI通货膨胀总是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若食品涨价7%，非食品涨价1.3%，食品权数为0.3，则CPI涨3%。工资如果盯住CPI而提高，普通劳动者因为食品消费比重高而合理地抱怨自己工资购买力大不如前，非农企业也同样合理地抱怨工资提高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第三，周期性劳动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至少表明中国经济出现短期性的劳动供不应求。在这里，讨论劳动的长期供求关系没有意义。劳动供给的短期瓶颈的一个指示器是农产品价格。在短期中，农产品价格上涨意味着农业需要更多劳动力来增加农产量、非农产业需要更多劳动力来缓解工资上升压力。但经济中既没有多余劳动力来投入农业，也没有多余劳动力来纾解非农企业需求，因此，农产品和食品供不应求而表现出来的商品市场过热将传递为劳动市场过热，劳动供不应求，非农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工资来保住原有劳动供给和吸引更多劳动。

    上述三个因素的叠加或共同作用，在近几年造成了中国普通劳动者尤其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或“快速”上升。它们是导致中国工资上升的基本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因素，包括陈先生重视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因素。但是，离开这个基础而强调《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造成工资快速上升的观点可能是肤浅的。

“夜话”2012年第11期，2012 年9月12日。

    前几天我接受邀请担任抗癌公社的名誉顾问。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一个名誉的职务，我很荣幸。抗癌公社是张马丁通过网络提议的参与者互助合作抗争癌症的一个自愿者“公社”。我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不符合抗癌公社的社员资格，所以，我很羡慕已经加入抗癌公社的朋友和现在还有资格加入抗癌公社的朋友，并且乐意为这些朋友做些事情。

    抗癌公社是张马丁的创意。张马丁出生寒门，是位典型的草根。他的母亲和我年龄相似，但因辛劳成疾和患癌而过早离开人世；张马丁为此十分悲痛。张马丁在自己2011年出版的《草根的中国梦》一书中描述了母亲去世给他带来的悲伤和造成的震撼。痛定思痛，张马丁深刻体会到母亲早逝的基本原因是家庭经济窘迫，癌症没有得到及时和多方治疗。他发觉，解决癌症医药费问题的途径有四个，一是政府建立良好的医疗保险制度；二是商业性医疗保险；三是个人成为大富翁；四是个人互助医疗保险。第一条途径难以希望。第二条途径的问题在于中国当前商业医疗保险成本太高效率太低且难以纠正。第三条途径对大部分人不成立，但对张马丁也许会成立。可恰恰在这里，张马丁显示了一个人最可贵的良知：他从对母亲的“小爱”升华到对世人、对生命、对每一个普通人生命的“大爱”。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想到了自己父亲和自己如何避免母亲那样无钱治癌的悲剧；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由此进一步想到和他母亲同样的村里人、全国农村和城镇普通人的治癌费用问题。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四条途径。正如他所说的：“让更多人享受更多保险的好处！这是理想，是我在母亲坟墓前做的誓言，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是我对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也是对社会理想和实现社会价值的追求。我会尽我所能去让它成为现实”（《草根的中国梦》，第240页）。

    然而，第四条个人互助保险并不是一条通畅的途径。困难在于国内现有的商业或非商业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慈善机构首先听命于政府，而非由投保者或捐赠者管理；其次财务不向投保者或捐赠者公开，后者不知道自己的金钱被用于何处，并由此导致高昂的保险和慈善管理费用；第三现有疾病保险机构常常需要病人预付费用且报销难、报销额度不高；慈善机构又不能普惠于大部分病人。困难也在于中国尚不可能按照国际上那种自我管理、财务公开的方式建立个人自治的互助保险机构：政府简单地就不发牌照。在这样的困境中，熟悉网络又熟悉保险业务的张马丁突然想到利用网络社区的形式可以无须建立保险机构而实现低成本互助保险的目标。这就是他提出的抗癌公社。（抗癌公社的详细介绍见www.baoyouwo.com，其中baoyouwo是“保佑我”的拼音写法。）

    人是否患癌有可控制因素，例如不吸烟少饮酒，但更有不可控因素如遗传和不可知因素。一个人即使按照现在或未来人类了解的最健康的方式生活，也无法避免生病甚至患癌。癌症是大病，需要高额治疗费用。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和新治疗技术的发明，治癌费用的上涨速度将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速度。事实上，世界上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医疗费用占GDP比重也越大。因此，对未来可能患癌所需要治疗费用的未雨绸缪，是每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在强制性和商业性的医疗保险之外，在个人通过各种储蓄方式为未来医疗费预作准备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一些方式。张马丁创议的抗癌公社就是其中一种。

    抗癌公社的运作方式是参加的每一个社员向社员中患癌者提供不超过10元钱的捐赠（目前每次每人捐赠金额规定为30万除以社区人数但不超过10元）、为每个患者提供30万元的救助金。如果公社有10万成员，按照较高的10万中有200人患癌概率（中国的概率是10万人中约有135人患癌），一位有幸与癌症无缘的社员如果每次捐赠为3元，则在其成为社员的全部时间里所捐赠的总金额不超过600元。如果他作为社员的全部时间是50年（从例如35岁到85岁），则他每年所捐赠的金额仅在12元左右。这是几乎所有人都能承担的捐赠额。同时，每位不幸的癌症患者社员能够获得三十万元的捐赠用于治疗，对患者社员将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和帮助。不过，张马丁最有创意的想法不在这里，而在于捐赠金钱的流动途径：它完全不经过抗癌公社的发起人和管理者；捐赠社员将金钱从自己的支付宝账户直接转到受赠社员的支付宝账户（即互联网上的P2P概念）。这里不存在抗癌公社的集资问题和行政管理费用问题，甚至不存在一个有形的“保险机构”：抗癌公社只是确证某社员患癌后通知所有社员捐赠并核实之。保险公司和红十字会都先把保费或捐赠收到自己机构名下再决定如何为患者报销医疗费或向患者发放捐赠。因此，从投保者或捐赠者付费到投保者或受益人得益之间存在一个“黑箱”。无论监管好坏或强弱，这样的黑箱总是不可避免的。张马丁创意的不同寻常之处便是取消这个黑箱。抗癌公社本身只起着某种联络自愿者的作用，它既不依附于政府，也不经商不盈利，它甚至连非盈利组织都算不上：它好像就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让大家交流疾病和捐赠信息的网络平台，就像城镇中让人们可以相会的广场。

    当然，广场需要管理，需要清洁；抗癌公社也需要管理，需要传输和认证信息。抗癌公社是自愿者团体。到目前为止它几乎全部依靠张马丁的个人热情和投入，今后它依然将依靠自愿者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国际上对组织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都证明，任何一个健全组织或社会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些自愿付出而不计报酬的“好人”。抗癌公社就其自愿、互助和非机构的性质也是以一些自愿付出而不计报酬的好社员参与公社的事务工作为前提的。中国其实从不缺乏这样的好人。中国常常缺乏的只是让好人发挥自己的机会和让好人不受骗的机制。抗癌公社用取消保险与捐赠间“黑箱”的方式为好人创造了做好事、不受骗的机会和机制。我愿意做一个好人帮助它，我相信中国和抗癌公社有类似张马丁一样的好人会让抗癌公社能够长期发挥互助抗癌的作用，帮助张马丁与其他志愿者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实现患癌有钱治的中国梦。

“夜话”2012年第10期，2012年8月14日

 

       —-为陈体标著作《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所作序言

 

  陈体标博士最近完成了他的新作并请我作序。这本著作的基础是他的博士论文《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我当年是他的指导教师。不过，在他的论文工作中，我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更像朋友，有着共同学术兴趣的朋友。如今他在博士论文中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并成书出版，我很高兴为之作序。

陈体标著作涉足的领域是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structural change research），尤其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研究。经济学家很早就知道这三大部门此消彼长的长期趋势，配第（Petty）在17世纪便指出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业比重上升的经济发展趋势。但近十几年来成为世界经济学学术前沿的结构变化研究建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并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提出和解决问题。因此，问题既是可以严格定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亦是高度抽象的。这里的问题主要是结构变化为什么是可能的，推动结构变化的主要力量是什么，结构变化和增长经济学确认的经济增长总趋势是否相容等等。就推动结构变化的主要力量来说，结构变化显然既受到人类消费结构转变的影响，也受到人类生产消费品的技术能力的影响，这便是经济学家习惯说的需求影响与供给影响，或者说是来自偏好变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学家研究结构变化也从这两方面入手。

本世纪伊始，Kongsamut、Rebelo和Xie（即谢丹阳教授）三人共同发表论文，从偏好角度研究经济结构变化。根据恩格尔法则，消费者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因此，随着消费者收入变化，消费者对上述三大类商品的需求结构变化，这三大部门的相对产量以及它们使用的资源量相应变化并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例如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呈下降趋势，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首先是上升，然后也下降，并最终让位于服务业产品。

陈体标著作从技术变化角度分析结构变化。这方面的先驱者是Baomul，他在1967年提出经济体系各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经济的部门结构就可能变化。但Baomol只是提出思想，与后来的新增长经济学没有直接联系。2005年，Ngai和后来获得2010年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的Pissarides发表一篇工作论文“多部门增长模型中的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首次利用Baomol的思想考察如何在新增长经济学框架内实现结构变化。该论文后来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2007年3月）。陈体标在第一时间发现了Ngai和Pissarides公布在互联网上的这篇论文并发觉用技术变化解释结构变化可能大有作为。他指出Ngai和Pissarides论文存在的重大缺陷，因为按照他们两人的模型，由于三大部门产品存在互补关系，所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经济资源最后会集中到技术进步缓慢的部门，经济增长率也会一直下降。陈体标综合考虑了经济结构变化中要素转移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指出因为在工业化初期要素转移的替代效应超过了要素转移互补效应，因此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率将较高；随着工业化推进，要素转移互补效应将越来越大，所以在经济结构转化的后期，经济增长速度渐渐回落，总体表现为驼峰形趋势。经济学家无论从截面数据还是时序数据都可以发现穷国经济增长率较低，富国经济增长率也较低，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最高，因此陈体标的主要结论与历史经验事实相吻合。陈体标对经济结构变化中经济增长率满足倒U变化趋势规律（或称为驼峰型增长）的解释如下：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激烈的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中等收入国家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经济结构转变，因而有较高的增长率；低收入国家经济结构变化还处于初期，因此增长率较低；而在结构变化中要素转移效应对增长速度发挥着重要影响。当然，陈体标还没有得出转移效应的定量结论，从技术角度对结构变化的解释工作还没有完成，陈体标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学家还在为此而努力。

在这本著作中，陈体标不但追踪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前沿，而且参与了前沿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利用刚刚出现的互联网提供的世界学术资源，独立地学习经济学最新理论和方法，密切注视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在了解国外学者工作的前提下，把前沿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主动加入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竞争。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未来：不仅仅学习、运用公认的经济学，而且参与推动和发展经济学。陈体标这本新作就是一个例子。

我本人长期关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也属于结构变化研究领域，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可以抽象为农业劳动比重（或农劳比）下降这一具体的经济结构变化问题。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的若干想法就教于陈体标和读者朋友。在我看来，未来人类对我们所处时代经济特征的概括也许不会是比如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而更可能是非农化。按照今天历史学家的看法，人均收入在相当长时期内快速增长的现象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但我们正经历的非农化却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距今10

  

       最近不少朋友关心我的退休时间，询问我为什么不申请推迟退休，延长工作年限。在感谢朋友关心的同时，我想解释一下。

       按照国家的60岁为正常退休年龄的规定，我将于2013年退休。我接到了申请延长工作到65岁的表格。我的身体状况应当允许我再正常地工作5年。而我确实有申请的想法，因为退休虽然不影响我从事的文字工作，但在职应当比退休方便一些。然而，我又发现我没有任何特殊理由可以申请延长工作年限。我理解的特殊理由是：

1．学校非常缺少某特殊专业的导师

2．导师具有特殊的知识或技能（比如某小语种或某新技术）

3．学校有某些特殊人才学生而需要相应的特殊导师

这三条理由对我都不适用。第一条特殊专业。我所工作的企业管理专业是个非常普及的专业，毕业生即使谈不上供过于求，也都是“过度教育”；同时，我所工作的企业管理系在上海的范围内大概算不上优秀，所以这一条不适用。第二条我本人具有的并被我所在学校或社会认可的特殊知识；如果我退休，学校在我的专业方面的教育或研究水准或会下降。这一条亦不适用。第三条特殊学生，至少在我这几年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我还没有发现身边有需要我延长工作年限来指导的特殊人才。

其他还有什么推迟退休的特殊理由呢？我的良心告诉我大概没有了。是的，身体还能工作。但这不是理由。在斯坦福大学，一个上年龄的教授只要每年开出专业课并且有学生愿意学，他就不必退休，即使他70或80岁。可只要他一年不开课他就得退休，可见，在那里身体也不是理由，能开出自由选课的学生愿意选的课才是真正的理由。但在我们中国，教学自由远远没有实现，所以不可能参考斯坦福大学那种退休制度。

据说，在中国最不愿意退休的是官员和教授。我不了解官员的情况。就教授的情况说，我听过许多在学校负有一定责任的朋友抱怨某些想着推迟退休的教授，知识太过时，学术没功底，却不愿意退休。我当过学校干部，当时很不希望普通教授推迟退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今我自己是普通教授，自然应当按照自己当年对别人的要求去做。此外，根据我的观察，50岁以上的教授中，能够坚持系统地学习新知识的人不会超过千分之一，我自己在更新知识时往往也不能坚持。因此，在知识快速更新的当代，在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没有变更的情形下，按照规则退休，是我作为一位普通教授、普通工作者的正常选择。

 

“夜话”2012年第8期，201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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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Max Weber)在近100年前的1919年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为题做过一次著名演讲，并提出了“心志伦理”（我倾向译为“价值伦理”，见下文）和“责任伦理”两个概念以判断政治家的行为伦理。在韦伯看来，一个从价值伦理出发而为着实现某个特定价值的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不负责任；一个从责任伦理出发的人则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一位朋友读了这篇演讲及其他相关书籍后，提出三个问题和我讨论。我为那位朋友的勤于读书和认真思考而感动。自己虽然知之不多，但不愿辜负朋友的期望，便就自己的理解讨论之。

首先，就我对韦伯的了解而言，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他所说的心志或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是动机的两种理想类型。实践中很少存在这样的纯粹状态。韦伯对出于信仰与出于实用的动机的区分是他对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不过，他在不同场合用不同德语词汇表述这两种动机。他不能固定用两个专用词来指征这两种动机，也许本身就表明了理解这两种动机的困难。由于韦伯自己没有形成专用词，韦伯著作在翻译成英语以及汉语时，译者也很难用某一个词翻译他的意义或指征相同或相近的几个词。然而，我不喜欢“心志伦理”这个翻译。韦伯的德文用词是Gesinnungsethik。这个词中的sinn是“意义”的意思，ge和ung是前后缀，ethik是伦理。因此，韦伯的原义是从某种意义出发或者用某种意义度量的伦理。我认为Gesinnungsethik翻译成“价值伦理”更妥，中文也更容易明白。我在十几年前翻译韦伯的《社会学基本概念》时袭用中文的“价值理性”，指的也是某种与内心所信仰的价值相联系的伦理。当然，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对某个汉语词做出严格定义并仅仅用它指征比如出于信仰或价值的动机。我非常希望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人在这方面有丰富论述，中国思想在这方面是非常发达的。而目前的翻译与论述仅仅止于学习(learning)的层面。

       对那位朋友的三个问题，我的粗浅想法如下：

    1. 心志伦理究竟要在什么情况下负责任？什么情况下“后果委诸上帝”

就纯粹状态而言，心志或价值伦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完全由这个伦理出发的行为的后果负责任，行为人都把后果委诸上帝。对行为人来说，他追求的是动机的纯粹，是为了某种信仰或价值而行为，而把行为后果置之度外。对这样的伦理来说，一旦行为人考虑后果，行为人的动机就不再纯粹。

打个与中国现实有关的比方。一个过去批评重庆模式黑打的人，现在应当同样地批评对重庆模式及其当年领导人的黑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信服这个人动机的纯粹，即追求法治，追求政治或司法的透明。为了中华民族的法治未来，他该出声时必须出声，而不顾及他的出声对他个人、朋友以及对社会的后果。他应当完全把这些后果置之度外，让上帝去决定后果。

然而，一旦这个人现在考虑他出声可能会“逼迫”政府限制他的言论和行动，因此可能会对他的中国法治事业更不利等等因素而决定不出声时，他的行为动机就不再是纯粹的心志或价值伦理了，而加上了考虑后果的责任伦理。若如此，他当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第一，他要对中国法治由黑打重庆模式造成的进一步败坏负责，即使他是为更好地从事中国法治建设而出发考虑后果的（一个纯粹心志伦理的人不需要为此负责）；第二，他可能要对今后人们对他的批评负责，即批评他那时候为什么不出声；第三，他也要对自己负责，比如不能因为自己不出声而照样受到政府对自己的明确打压，因为他在行动前已经考虑这一点了。

    2. 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如何区分？

这里的区分在于心志伦理是种纯粹的由个人信仰的价值而确定或度量的伦理，是为实现某种价值（而非眼前可见的目标）准备担负任何可能后果的伦理。而责任伦理是一种与理性考量并追求行为实际效果的伦理。责任伦理的最大强处在于行为人选择的行为是可行的（至少在理性考量后认为是可行的，即使实施后失败），其后果在理性考量中是可预见的。因此，出于责任伦理的行为是要对后果负责的。

当然，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负责，例如不好好读书又不愿意承担考试不及格的后果，于是请求老师开恩。但这种情况在德国很少见。德国或日耳曼民族历史上讲究规则，请老师开恩这样的事情对他们几乎是不可设想的。因此韦伯没有讨论这种情况。

中国没有宗教，因此心志或价值伦理不那么好理解。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价值伦理。历史上常有儒家精神熏陶的大臣以死相谏，就是一种价值伦理，因为他们明白如果皇帝不听他们所谏，他们甚至得被灭门九族，但他们完全不顾及这些可能的后果。此外，在爱情上专一于爱情而不顾及其他，也是一种价值伦理。这往往见于青年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专一于爱情的青年人后来悲剧很多，可当时他们是不顾后果的。

反之，一旦人考虑了后果，他的动机便不再纯粹，他的行为便有了责任伦理的动机。责任伦理可以理解为行为人从自己特定行为的最可能后果会对自己有利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该特定行为。为此，他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所以他在行为前必须估计和算计。比如一个人选择配偶时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这个人此时的伦理基础便不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未来的生活富裕程度。当然，以后他/她必须为自己的择偶行为负责，因为如果婚后对方经济状况变差了，他/她得谴责自己婚前的考量有欠缺。而一个纯粹以爱情为指南的人则不必为此自责。 

3. 责任伦理应该如何去正视心情和信念？

我认为，责任伦理和通常说的实用主义、会算计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绝大部分人是从责任伦理出发实施自己的绝大部分行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并不感到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在自己内心中的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人不是纯粹的人，不会从单一动机出发而不计后果地行为。青年人恋爱时发生的“一意孤行”往往是他们还没有“社会化”，即还没有把一般人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自己的准则。在民主社会中，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矛盾也不明显。比如美国911事件之后，许多社区居民对穆斯林人采取敌视态度，一些人就出来呼吁说穆斯林与恐怖分子是两回事。在当时的气氛下，这些呼吁者更多地出于价值伦理，同时他们也不需要那么多地考虑自己的呼吁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因为民主社会中不同声音容易被容纳。

责任伦理者如何面对自己的心情和信念。第一，我想，大多数人具有良知；第二，大多数人没有坚定的信念或信仰。因此，在良知和责任明确矛盾的情形下，一个人如果最后决定从责任伦理出发行事，他往往会感到良心有愧疚。例如谈了多年的女友或男友被自己用责任伦理的理由而抛弃。从信念来说，责任伦理者不言而喻的甚至自己也不明确的信念是行为后果对自己有利。但在其他人看来，这可能不算信念。同时，即使这算信念，大部分也不会把这一信念纯粹化，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达不到韦伯理想类型所要求的纯粹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价值伦理和责任伦理都是中性词，不反映其伦理的具体内容，尤其不反映其善恶。比如追求一己权力也属于纯粹的价值伦理范畴，但它显然是恶的。反之，责任伦理也可能是善的。一个人应当为自己负责，应当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特别是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时。就此而言，我不但不喜欢、而且反对把相应于中文价值伦理、心志伦理的德文或英文词翻译成“良知伦理”，因为良知在中文中是个程度很高的褒义词。

事实上，尤其在民主社会里，大是大非的问题很少。一个人究其一生可能也不会经历一次需要义无反顾地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表态的机会。专制社会中这样的机会很多。古人的以死相谏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今日的比如要求对重庆前领导人不黑打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如果对那些前领导人本来就采取法治方法，由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由法院审理并且让他们公开为自己辩护，社会上自然不会产生对他们不黑打的要求，因此也不会出现这个几乎必须纯粹地从价值伦理出发去呼吁的机会。

最后，我想中国古人说的“内圣外王”也许是对价值与责任伦理的最好综合。首先要内圣，动机要纯而善（古人不会认为不善的纯粹动机是圣的）；其次要外王，即做出的行为要让别人信服，要有自己希望的效果。不过，内圣外王之说如何与韦伯的理想类型及行为动机理论联系起来，儒家学说如何与现代社会学、政治学与行为科学联系起来，是特别值得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

 

“夜话”2012年第7期，2012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