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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100年的历史看，当今中国社会变迁可能有一个三十年到四十年的周期。我们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开始算起。那是1911年，皇帝被推翻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建立了。到了1949年，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被推翻，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到了1978年，毛泽东政权被推翻；国名虽然没有变，但毛泽东的实际帝制和执政方针都被否定了。从1911年到1949年是38年，从1949年到1978年是29年。两个周期的长度相差9年。就历史来说，9年不算长。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最近100年来或者当今中国有一个社会变迁的周期规律，周期长度为30到40年。

当今中国社会的周期变化有什么特点呢？简单地说，第一，周期初期，中国社会有共同目标，民意集中，精神振奋。1911年之后的共和热潮中，人人谈共和、个个要共和；似乎共和一兴，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像辜鸿铭那样认为中国不可缺少皇帝的人少之又少，更没有什么社会影响。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之所以昙花一现，说到底是与当时民意不合，因此只要有人反对，振臂一呼，立即应者云集。共和之余威，甚至到了1949年，新政权即使搞的是真帝制，也得打着共和的旗号。1949年之后，新政权同样深得人心，社会主义成了中国人的共同目标，似乎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即使像反对毛泽东专制的那些右派也都赞成社会主义。1978年以后，改革代替共和与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口号，似乎只要改革，中国所有问题亦可迎刃而解。因此也出现了人人谈改革、个个要改革的壮观局面。当然，社会主义的余威尤在，所以不管改革是否打破了社会主义，反正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就像1949后帝制也是共和那样。第二，周期开始后经济发展迅速。1911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增长，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便在这之后。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中国大规模的乡–城移民也发端于那时。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也迅速从战乱中恢复，工业化很快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78年以后，中国农业几年间从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各种限量供应的票证相继取消，中国经济迅速壮大起来。第三，周期末期，社会失去共同目标，民意分散，精神危机。1945年抗战胜利后，即使政府真的实行共和，公众热情已经低落；社会目标已经分裂。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便有许多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支持者。到了1978年前，社会主义口号也失去了作用，统治集团内部有大批人不再相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一类的说法。这一点清楚表明社会精神的分裂。第四，周期末期，经济都陷入危机。1949年之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很大部分可以归因于战争，但无论原因是什么，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下降都让公众怨声载道。1978年的境况按照官方正式说法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那时候连低级官员都吃不饱肚子，遑论老百姓的饥饿。物价则被强行压住，表面上看没有通货膨胀，实际上市面没有东西可买，连豆腐、肥皂都要凭票供应，有钱也买不到。第五，在周期末，政府既失去上层集体的信任，也失去民众信任。1949年之前的蒋介石政府显然丧失这两类至关重要的信任。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自评“三七开”表明他自己也明白许多人已经不信任他。而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政局突变也确实说明他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失去信任。而民众在对政府内部变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对谁的信任，而只能接受任何色彩的新领导者。政府无法取得统治集团的集体信任和民众的信任预示着周期即将转变。

把1911到1949年称为第一个周期，1949到1978年为第二个周期，1978年到现在则是第三个周期。现在是2012年，第三个周期已经过去33年。如果中国社会依然处在1911年以来的周期变化之中，那么，中国社会应当接近或者已经处于第三个周期的末期。实际上，上一节提到的三个末期景象在2012年已经出现。从民意上说，目前民意分裂，社会失去共同目标，陷入精神危机。改革这个三十年前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已经无法汇拢民意，像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甚至为民所惧。即使所谓的政治改革也因为常常演变为行政体制改革而失去社会吸引力。从经济上说，近几年的食品价格高涨让公众怨声载道，经济增速滑坡亦可能加剧而为经济危机。最后，刚刚发生的重庆事件说明中国上层社会对政府的集体信任有所动摇，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因为重庆事件而减弱。

当然，如果100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真有我们前面猜测的周期性质的话，这种周期在2012年年的今天是否能够延续本身就值得疑问。同时，一旦人们认识到周期，人们的自觉行动便可能改变原先的周期性质。因此，过去的周期规律并不足以预测今天的周期变化。不过，认识到中国社会变迁有周期，对于我们观察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应当是有一定作用的。

“夜话”2012年第6期，2012年3月29日

 

  

            网络上最近流传着田国强先生的一篇文章“改革之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我早从标题上知道这篇文章，但只是应朋友之请刚刚读了一下。该文是他人整理的田先生近日在某个论坛的发言，我估计整理者没有“完整地、准确地”表达田先生本意，特别是标题之确定应当非田先生所为。田先生和我是朋友，所见略同之处甚多，因此敢有如许估计。但一来该文标题很有误导，二来为避免田先生被误解，我在这里把我对“以正治国”的批评阐述一二。田先生熟知我的这些批评并常予同情，此处也只是就正于田先生文章的整理者和众多网友。

我对“以正治国”的看法归纳为一句，就是本文的标题“‘以正治国’是通向专制之路”。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很简单：二十世纪以来的所有专制制度，都是建立在“以正治国”的口号之上。在专制制度下，最高专制者就是最“正”的人。在同时实行单位专制的制度下，单位领导者就是该单位内最“正”的人。这一点，只要我们听听该制度下最高领导和各级领导对下属的公开报告就明白了。既然他们是最正的人，国家或者单位当然就应当由他们来治理，这就是所谓的以正治国。

问题是，除了他们自称“己正”外，公众有什么方式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正”呢？没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存在任何让公众检验一个领导人是否“正”的制度性方法。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总会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领导者的“正人君子”形象说三道四。一个社会对此的处理方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方式不准人对领导者说三道四。领导者就是正，任何议论包括私下议论都被禁止。田先生和我年轻时都经历过这样的禁止，如今依然经历着公开议论被禁止的状况。第二类方式就是让别人说，随别人如何说；而自己做的正确与否由法律来定夺。显然，第一类方式便是专制，第二类方式是国家的宪政和社会的法治。在这两类方式中，我赞成第二种宪政和法治的方式，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正与不正，不是靠禁止别人议论尤其批评来显示，而是靠让别人批评、让自己在法律框架内透明的方式来证明的。一个人无论行事正确与否，但只要不许别人批评，那么仅凭这一点，这个人就不那么“正”。对此，我们每个人在和自己的亲友、同学、同事的日常交往中就可以体会到。而大的历史经验更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宣称“以正治国”的领导者都是专制者；真的正人只会宣称以法治国。

田先生文章整理者所用的“以正治国”典出于《老子》。不过，老子语录有多种解读。例如陈鼓应先生注“以正治国”为“以清静之道治国”，和疑似顾名思义的“以德治国”解大相径庭。田先生文章对“以正治国”的解是“行得正”。这一解释即使能算对老子语录的一家之说，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领导者是否“行得正”，而是一个领导者用什么方式向公众证明自己行得正。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面前，中国需要的是政治透明和公众知情，需要的是法律范围内让公众不受恐惧地对领导人的议论和批评，和在这个基础上对领导人的尊重与对其指示的服从，也就是以法治国，而不是某个不准公众随便批评的“正人君子”的以正治国。对此，我和田先生应当也是所见略同的。

 

“夜话”2012年第5期，2012年3月8日

 

       我们国家最近发生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无疑是现任重庆直辖市副市长、名扬全国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私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根据我国政府的消息，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无论最后调查结果如何，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至少表明他有一些话对公众说，而这些话无论在重庆、成都还是北京他都不能公开说。这位“打黑英雄”要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我们现在连王立军的“英雄事迹”都真假分辨。可无论王立军的打黑英雄是真是假，王立军之所以冒险私奔美领馆，应当是他认为自己尚有冤屈。我相信，他之所以又自愿离开美领馆，是因为他要表白自己不想离开中国，而仅仅想把一些能够说明自己冤屈的材料交给美领馆或者委托美领馆交给他的友人。

在我看来，王立军事件不仅揭示了以唱红打黑为特征的“重庆模式”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在关乎中国前途的重要时刻提供了一种契机，使得中国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比如十年内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

为什么说王立军事件让中国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我的理由首先在于王立军的重庆模式形象。重庆模式有唱红打黑民生三个特点，所缺的仅仅是民主，而民主才是考验一个模式生命力的主要标准。王立军作为重庆模式最重要的形象人物竟然在申冤中求助于以民主为感召力的美国，对缺乏民主特征的重庆模式极具破坏力。在此关头，重庆模式起死回生的唯一方式是提倡民主。如果这样的话，重庆模式对整个中国的作用将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并避免中国重走专制回头路。

如果重庆不提倡民主，本来就具有强烈专制指向的重庆将无法解释打黑英雄自身在重庆的悲剧，重庆模式将陷入困局，它所代表的专制指向亦将陷入困局。现在不少人把重庆的唱红视为解决中国人精神危机的途径、把重庆的打黑视为中国铲除腐败造假的样板、把重庆的民生工程视为消灭中国贫富差距的方法，甚至把重庆视为中国现在应当走上的道路和中国重回毛泽东专制的希望。然而，王立军事件暴露了专制制度解决精神危机、腐败造假和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缺陷。正如林彪事件大大降低了毛泽东威信并让许多人对专制产生疑问那样，王立军事件同样大大降低了缺少民主色彩的重庆模式的吸引力，就此而言，即使重庆模式不增加民主要素，王立军事件对利用重庆模式来在中国重返专制的努力也是一次重大打击。

当然，王立军是个小人物，他无法改变中国的道路。但王立军在公众中的英雄形象和私奔美领馆的出格行为将给任何试图重走专制回头路的人增加许多困难，因为他或他们需要重新组合政治、民意和组织资源，需要减少王立军事件引起的公众对专制政治的更强疑虑和对政治透明的更大要求。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专制的特点是政治黑暗或者不透明。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追求的是透明，公众希望的是透明。正如韩寒最近就王立军事件所言，不管红色蓝色，重要的是透明。王立军事件在公众中引起的疑问和公众的透明要求，将是阻遏中国重走专制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何民族或国家都需要精神、需要打击黑社会、需要提高民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乎民族兴衰的不是这样的需要，而是如何实现这样的需要，事实上，世界上每个专制者上台前和刚刚上台时都会抓住这三个问题大做文章。二十世纪以来，从二战前1917年的列宁、1922年的墨索里尼、1933年的希特勒到二战后大小国家出现的各类专制者，都在这三个问题上建立专制的合理性，而且都获得了当时公众的拥护。1949年后的毛泽东政府既有“无产阶级精神”，又通过处死至少几百万人消灭了黑社会，再通过土改和充分就业来提高民生，因此也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拥护。然而，专制的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其不可忍受的丑恶并在给民族造成更大灾难后垮台。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国是太惨重了。今天的中国必须吸取这样的教训。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精神、贪腐、民生问题都非常严重，但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存在着利用更专制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危险。在这样的重要关头，王立军事件给了中国公众和领导人一次思索的机会，给了中国一个喘息机会，让中国有可能暂时脱离了重走专制的危险。

 

“双周夜话”2012年第4期，2012年2月14日

 

 

新年元旦以来，方舟子和韩寒之争演化为一场网络大战。大战的焦点是韩寒的作品有无“代笔”。方舟子认定韩寒作品有“代笔”甚至“百分之百”地有代笔之嫌。而韩寒的立场则从最初的无一字一句有代笔转变成作品无代笔并以名誉受损为由将方舟子告上法庭。我对这场争论本身没有兴趣，但由于代笔牵涉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写作者（而不仅专业作家），同时代笔违法的界限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分清，所以我认为法庭不应当接受这个诉案。当然，我认为法庭不应当接受这个诉案，绝不表示我认为韩寒输、方舟子赢，而只是表示我认为方韩之争本身不是一个违法不违法的问题，因此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诉求法律，法官便得对“代笔”范围做出规定。但法官规定太松对打假不利，而假货假文章假学术目前被公认为国内的一大弊病；规定太严，对普通写作者不利，对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代笔管制太多，人们只得知法犯法：这两者对将损害中国文化事业、损害人们的道德良知。

方韩争议的关键词是代笔。但双方都特别泛义地理解代笔，不但把整部作品、而且把对原作品的修改及润色都视为代笔，因此才有韩寒的无一字代笔说以及方舟子的百分之百代笔嫌疑说。但在日常生活中代笔是狭义理解的。只有整部或者主要部分不是自己写作但依然以自己名义发布的作品才被理解为代笔。修改、润色、部分写作不是代笔。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说自己的文字完全没有经过别人的修改或润色。正因为此，天才如韩寒也不得不从最初的无一字“代笔”退了回去。但韩寒的“退”并不表示他的作品就是代笔。因为按照无一字代笔之说，这个世界大部分作品都是代笔，方舟子自己的部分文章也会有代笔。一部作品、一篇文章要出版，编辑多少都会做点文字润色工作；小学生写作文想让父母（过去是哥哥姐姐）先读，单位写总结想让同事看一下有无别字，所有这一切都是广义的“代笔”。中国有个著名的“推敲”故事。贾岛的诗句先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想改成“僧敲月下门”，可犹豫不决，没料撞上了韩愈，为他做了决定。这个在历史上公认为美谈的故事，若对照方韩之争，贾岛就有了代笔。由此可见方韩之争的荒谬。

另一方面，狭义的代笔也不就是贬义词。代笔和造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他人代笔是从古到今的正常现象。古代的师爷就专职代笔。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大部分人不再是文盲，尽管有电话手机，但文化和手机的普及速度远远赶不上写作数量的增长速度，因此代笔现象反而比古代更为普遍。从大的方面说，国内如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外如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主要部分都是代笔者写的。从小的方面说，大大小小代笔公司的业务包罗万象，比如中华代笔网就接受代笔演讲稿、论文、公文、可行性报告、发言汇报材料、合同、诉状、贺词、书信、悼词、人物传记、电视专题片脚本等等。这还都是因职业和市场交易而发生的代笔。父母孩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同学之间论情谊的代笔更为常见。在这里，一方愿意放弃著作权而做无名英雄，外人无从置喙。职业和市场交易的代笔不是坏事，出自情谊的代笔在大多数情形下更是值得提倡的好事；文字上互相帮助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代笔妖魔化。就韩寒的例子来说，万一韩寒真有代笔者，但只要双方愿意，只要代笔者和韩寒的合作产生了好作品，它对读者对社会就是好事，因为读者有了自己愿意读的文字。其实，韩寒的作品（除了参加大赛的以外）是否他个人独立完成与该作品署名韩寒之间不存在必然和必须的联系。外人尽可以猜测和怀疑甚而认定，但韩寒没有义务回答这类问题。不但如此，他应对这些质疑的最好方式是一笑置之。而他一旦正面澄清，事态就可能恶化，诉诸法律无济于事，因为法官也不可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在法庭上提出否证的义务在作家，但作家对狭义代笔指控的否认几乎不可能服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代笔在大多数场合是好事，但在必须由署名者本人完成作品的场合，狭义的代笔是不许可的。例如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论文等等。这些作文论文若由家长或配偶或枪手代笔，便成为“造假”。不过，这样的造假很难确证，因为产品本身是合格的。所以，学校需要学生本人到场的考试，研究生本人到场的答辩，社会上各种考级考证也要确证参加者是否本人。除了这些场合之外，在大部分情形下，包括韩寒的情形，广义和狭义的代笔都不是问题。即使小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论文，广义的代笔不但许可，而且应当提倡，应当让贾岛、韩愈互相切磋的传统永远保留下去。相反，如果法官把代笔当成问题，尤其把一篇文字是否有代笔当成问题，就可能出现彭宇案的后果。当年的彭宇案如果放到网络，网民也会分为两派，一派认定扶人者为肇事，一派认为扶人者不大可能是肇事者。很遗憾，彭宇案的判决结果与社会对扶人的倡导相悖。方韩之争牵涉到社会对文字上互助切磋的倡导和对文字作品打假的倡导，因此比彭宇案更为复杂。法院判决将从法律角度对代笔范围做出规定，而这样的规定本身无论宽窄，都不适合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文字互助道义关系，所以，我认为法庭即使接受韩寒上诉，也不宜对代笔关系做出任何明确规定，以防范出现新的与社会道义相悖的判决。

 

“夜话”2012年第3期，2012年1月31日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2012年1月14日），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领导人选举，由公民投票直接选举台湾地区所称呼的“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和副总统。这一次，由于网络的便利和信息的开放，我国大陆公众终于也在网络上看到部分选举和计票的实况，体会了中国人正在实行的民主。虽然这样的民主仅仅出现在海峡的另一边，但它毕竟证明中国人是可以实现民主的。

谈到中华民国总统，我们立即会想到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接着继任的是袁世凯总统，是正式总统。不过他在任上恢复帝制，留下千古骂名。然而，今天台湾地区所选举的第十三任总统，不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起的孙中山或者袁世凯算起，而是从1948年选举的总统蒋中正算起。这里的理由为1948年的选举是中华民国第一次按照宪法举行的民主选举，但从1911年到1948年的中华民国总统或中国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是通过官员或者“有关人士”选出的，不是民主选出的。1948年的选举依据的是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每六年选举一次。后来台湾地区在修改宪法时又改为每四年选举一次。这样，“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从1948年选举开始，历经1954、1960、1966、1972、1978、1984、1990、1996、2000、2004、2008诸次，到今年是第十三次，选出第十三任总统副总统，马英九和吴敦义当选。

谈到1948年的选举，我们又立即会想到那时中华民国还管理着大陆，因此那是一次在中国全境的选举。那一次是蒋中正和居正竞选总统，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和徐傅霖竞选副总统，选举结果是蒋中正和李宗仁当选。由于《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当选者可连任一次。因此，假如没有后来的1949年剧变，蒋中正和李宗仁最多在1954年再当选一次，而到1960年必须下野。当然，国民党是否能在1954年或1960年选举中获胜还是个问题。无论如何，一旦选举，国民党就可能被选下台，其他党就可能上台，就像它后来在台湾的选举中败于民进党那样。

1948年的选举虽然刚刚过去64年，但对我们大陆人似乎是一桩发生于远古的事情，我们对它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记忆。只是像我这样年轻时天天读毛泽东书的人，还因为毛泽东对那次选举的抵制而记得它。在毛泽东看来，那是蒋中正迫使毛泽东的军队缴械的一种方式，而“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颗子弹也不能交出去”。我们年轻时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他的罪状之一便是“鼓吹1946年后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要缴械，要参加1948年的选举。不过，根据刚刚逝世的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的研究，毛泽东当时已经在延安确立了绝对权威，因此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都不起作用，中国也就发生了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毛泽东胜利后，1949年在讨论新政府和新国家名称时，有人建议沿用“中华民国”，毛泽东拒绝了，而另起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据说后来毛泽东为此还后悔过。但是，如果真的沿用“中华民国”，是不是还沿用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今天看来，那个宪法如果删除总统仅仅能够连任一次的规定，可能毛泽东还是能够接受的；比如联邦德国对一个人担任首相的次数就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确实，今天回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而参与1948年的竞选，凭毛泽东的能力，凭毛泽东当年对民主、自由的大声疾呼和对美国的学习精神、凭共产党当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的声誉，他即使不在1948和1954年的选举中胜出，也能够在蒋中正两任后不能再当候选人的时候，在1960或者1966年当选总统。那样，中国的历史发展将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中国今天的民主选举也不会局限于台湾地区，我们自己也就会作为选举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来经历选举。

经济学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未来是无法预期的”。这句话的前一半无疑是正确的：已经发生的事情确实无法再改变；但后一半不一定正确。中国推翻清皇朝以来的100年历史告诉我们，未来中国大陆向民主、自由的大方向发展是可以预期，中国大陆领导人的民选是可以预期的。台湾地区的选举告诉我们，中国人具有实行民主的素质。事实上，中国大陆最近30年来已经脱离了毛泽东的封建专制，已经在自由、民主的方向上走出了一段距离。台湾地区刚刚结束的选举让我们对这个方向更有信心，对自己也更有信心。

 

“夜话”2012年第2期，2012年1月17日

“

       2002年1月1日，星期二，我创建了自己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如今已经十年了。

当初酝酿之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主页的预期寿命。一个主页的寿命取决于其内容更新的频率和文章的深度；中国的主页寿命还取决于政府的容忍程度。考虑到这三个因素，当初我准备用“双周夜话”的形式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来更新主页，并在写出自己感受的同时尽可能维持主页的“生存”。不过，我那时完全无法估计它的寿命：才思枯竭、体力不支或者政府容忍空间缩小等等因素都无法事先估计。事实上，主要由于才思不足等原因，在这十年里我没有做到每两个星期更新一次，有时甚至多个星期没有更新。此外，我的个人主页也因为所谓“反动”或“非法”文字而受到若干次关闭威胁；为了网页的生存，我做了退让。感谢网友的关心，鼓舞我继续更新；感谢社会的变迁，让言论有了更大的空间；感谢天主，我的个人主页竟然生活了十年之久，夜话也写了近200篇。这对我而言真是个奇迹，当初创建时不敢设想，如今回顾亦难以想象。

我当初创建个人主页的启示来自于国外大学教师利用学校提供的网络资源建立的网页，他们在网页上发布授课计划与内容并与学生交流。国内大学当时没有向教师提供这样的机会。但通过网络方式与学生以真名或虚名互动的方式吸引了我。网名而非实名让师生之间有了就事论事讨论的可能性。这对中国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有意义。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在讨论问题时有两大遗传性疾病，一是重面子，不愿意当面或者用真名提出尖锐问题与反对意见，二是好猜疑，喜欢从对方“心术不正”的角度来看待对方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因此，即使在教学互动中学生也不愿意说真话。网络虚名从技术上为避免这两大疾病提供了可能性。不过，我创建个人主页的初衷远远超出了辅助教学的范围。实际上，在当年的发刊词中，我甚至没有提及辅助教学这一主页功能。我的初衷是利用互联网这个新工具与包括我的学生在内的年轻人交流自己对生活、社会、历史的看法。互联网属于年轻人，而我当时已近虚岁五十且对互联网知之甚少。然而，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字出版受到严密控制、网络言论相对自由而年轻人正开始醉心网络的那个时期，网络是成年人和年轻人交流的最佳途径。当时的感觉，互联网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发达国家普及的电视机，谁能够充分这些新技术谁就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因此，一种责任感当时驱使我走向互联网并创建了超越教师网页一般功能的个人主页。

什么样的责任感呢？那就是宣传真、善、美；打破专制主义的“舆论一律”和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十年前写的“发刊词”中，我把自己主页的特点定义为“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而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学，职业是大学教师，所以“自己的方式”便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而在中国，由于专制主义本身就是恶与丑，因此一位学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必然会和专制主义对立。中国的未来在于自由共和，在于用真善美的方式去实现自由共和。中国的未来和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年轻人的未来息息相关。而为中国、为中国的年轻人争取更好的未来，是我们成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是，创建个人主页首先面对的问题不是社会，而是自己；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历史、自己面对自己的勇气。因为创建主页意味着自己走向社会，对社会发表言论，所以自己必须接受社会最严格的检查。当时的我面对过去，虽然年近五十但尚无大过；面对未来，自忖不至于再犯大过，并且相信自己有接受批评、承认过错的勇气。正是对自己的这种信心和勇气，让我最后决定创建自己的个人主页。十年的经历表明，这个主页对我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自己有了一个向社会发言的平台，而是有了一个检查自己的公开机制。十年来，有规则的网络写作迫使我审视自己，追问自己的言行。在写作和阅读“夜话”初稿时，我常常追问自己做得如何，自己在类似场合是否能够做好。当然，向宗教即天主教的靠拢和皈依也帮助我反省自己。今天，在建立个人主页十年后，我深深地感到公开发表言论对自己的约束。也许，即使我不建立网页不公开发表言论，我也不会卷入个人功利和学术腐败中。但是，有了它，我不得不更加自律，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毫无疑问，即使有了网络的监督和公开发表言论对自己的约束，在这十年中，我也有许多过错，伤害过别人，对此，我很抱歉并向天主和他们忏悔。

今天回顾，我发现十年来我发表的夜话在时间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内容以自身修养为主；第二个阶段则以社会问题讨论为主，第三个阶段好像更多地关注经济学的专业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阶段。它完全是无意识形成的。今天回顾，我意识到当初自己创建主页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是认为自己在经济学上已经无可作为。记得1998年我发表《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后，就感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上已经走到头。这种感觉促使我花费更多时间在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和现实问题上。不过，2008年以后，我发觉自己也许能够在中国经济短期运行的理论方面做一些学术研究，因此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一些需要仔细思索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上。

当然，在外界看来，十年来我的个人主页的主要功能是发表自己关于社会问题的言论。确实，与报纸电视等相比，网络的言论空间大得多，讨论起来也尖锐得多。事实上，本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争论几乎都从互联网开始。在经济领域，虽然报纸电视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已经很少禁区，但那些媒体依然把马克思观点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对“独尊马学”的质疑甚至对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学术讨论都只能出现在网络上。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许多讨论也依然局限在网络上。因此，十年来我通过自己的个人主页发表了不少关于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诸问题的独立观点，参与了国内部分重要的讨论。

十年来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个人主页已经过时，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已经无须使用个人主页。各大门户网站都提供完善的个人博客服务，微博更是异军突起，成为舆论注目的中心。因此，今天我需要考虑是否结束个人主页。一方面，我已经不再承担教学任务，因此主页作为教学辅助工具的功能已经完全消失；而我又完全可以利用博客和微博发表言论。另一方面，个人主页作为自己在网络上保存资料和发表长篇大论的文字，又是博客和微博难以替代的，同时它还有助于我保持反省习惯和写作习惯，因此我决定保持自己个人主页的生命，让它进入第二个十年。

是为记

2012年1月5日

 

第一，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分组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根据农民是否用脚迁移可以把中国农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绝大多数农民，他们处在纯农业状态，他们的土地在短期内或者可预见的时间内不能转为非农用地。他们是所谓的纯农民。城市化主要指的是这些农民的城市化。他们的城市化是需要人口迁移的。第二部分是城市郊区农民或者其土地将转为非农用地的农民。随着城镇的扩大，这些农民会自动变成城市人，所以他们不需要迁移。我们应当区分这两部分农民。一部分农民将随着城市的自动扩大而解决城市化问题。另一部分农民在我们可预见的或者在制订政策时要考虑的时间内不会自动成为城市人。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绝大多数纯农民的城市化。对这些农民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土地几乎不值钱，卖不出去。我们看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要这些土地，所以，针对这些农民的转移中国特别需要改革户口制度。对于第二部分农民来说，自动延伸出来的城市就可以把他们的市民户口制度解决掉。户口制度改革对他们也很重要，土地制度改革对他们同样很重要，但这里的重要性和对纯农民的重要性有着很大区别。

第二、保证农业产量不是农民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如果有7亿农民，在纯农区至少有4亿左右的农民必须自己动脚，也就是说必须迁移才能城市化。这些农民是中国经济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所谓的三农问题主要是针对这批纯农民而言的。这批人需要提高收入。他们提高收入的最主要方式是城市化，进城。纯农民只有大量进城了，剩下的少部分纯农民才能利用现有土地生产出更多的人均产量并提高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粮食靠纯农民生产。不管是粮食安全问题还是粮食价格问题，中国的粮食问题都得靠纯农民来解决。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下行周期，或者中国经济过去出现的周期波动都是从粮价上涨开始的。而粮价波动主要跟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联系。

纯农民应当是理性的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整个经济的粮价或者粮食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要自己有饭吃就行了，就会到处去寻求更多的收入。由于他们只有迁移才能找到更多收入的就业，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迁移。这个时候政府应当让他们走。粮食和粮价是宏观问题，不是农民个人的问题。我们希望每个农民关心全国的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就像希望每个城市人关心粮食问题一样。但如果要求农民承担全国粮食产量高、粮食价格低的责任，那就太不合理了。农民是我们国家最苦最穷的一批人，我们却要求这批最苦最穷的人来承担这个国家最困难的责任，这完全不符合任何道义。在这里，政府有责任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保证粮价足够低，农民没有责任来保证这一点。而政府应当做到这一点，因此政府需要一定的农业政策。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让纯农民收入高、让农业产量高的问题。农民、农业问题解决了，农村就不成问题。但解决前面二农问题的主要困难是如何在保证农民自由迁徙以取得更高收入的同时保证农业产量，这便是我本来想讲的农业机械化问题。

第三、市郊农民的城市化与土地增值收税
　　市郊农民的城市化问题和土地增值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短期内可能成为非农用地的农村土地增值很快，这就是所谓的农地增值。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孙中山先生100多年前就提出的土地增值归公的政策。当然归公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目前政府采取的征地方式实质上也是农地增值归公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法理上说不通，即使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也说不通，执行上只能靠政府的暴力。

有的学者说按照马克思的讲法，地租应该归土地所有者自己。但这不排除对地租征税。我认为政府应该收税。至于用什么方法收税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各国都对利润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马克思的理解。马克思也许讲过地租全部给地主。但马克思也说过利润全部属于资本家。马克思没有讨论过税收。可是，马克思《资本论》里面连政府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他的理论根本不会有税收的问题。假如马克思讨论到政府，他一定要讨论征税的，那时候他一定会承认要对利润、地租甚至工资征税的。在现实中，哪个国家不征收利润税呢？绝大多数国家也征收地租税。如果说财产是谁的收益就归谁，不应当征税，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财产税一说了。同时，从实践上看，城郊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技术性前提是与某片农业用地关联的非农基础设施开始出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非农基础设施，农业用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才有了转为非农用地并升值的可能性。如果非农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政府投资的话，政府就有了对农地到非农地的转换过程征税的经济学理由。如果是私人投资的话，若投资者不是农民本身，他就会事先与农民协商，让农民以各种方式事先或事后出一部分资金。而农民看到非农设施建成后的土地增值效应也会同意出资。也就是说，即使在完全私有制的情况下，农民也会对造成其土地增值的非农设施付出一定的建设费用。具体到小产权房问题，我认为应当用对土地增值一次性征税的方式让小产权房合法化。

第四、农村土地私有化

农村土地私有化首先指的是纯农村地区的土地私有化。2000年中国农村做了一次延包工作，就是再延长土地承包制30年。这样一个工作在中国各个村庄都做了，然后发了各种各样的土地证。这个工作完成已经9年了。9年来各地农村土地使用权有了不少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在很多地方还可以识别出来，许多农民对于自己2000年分到的土地权利还可以辨认出来。因此，我建议按照2000年分地的基本状态把农地私有化。否则再过若干年，2000年时延包的土地状况很难辨认了，土地私有化就会产生重新分配与分割土地的问题，情况就更为复杂。
　　同时，我强烈地认为土地所有制与土地的管制规划使用并不矛盾。任何一种财产权如果牵涉到其他人，都会受到约束管制，这点与私有制并不矛盾。我们既不应当否定土地私有制，也不应当否定土地用途管理和规划管理的必要性。这两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这方面的争论并不重要，甚至本身就是错误的。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不再依赖土地，剩下的土地还是归原来的村里人，比如生产小组90多人，走了80多人，还剩下10多个人甚至仅仅剩下一两户人。这些剩下的人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私有制土地的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未来农民转移和未来户口制度的改变，即使根据现行制度的逻辑，土地从所谓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变成农民一家一户的私有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农地私有化的大趋势。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土地用途管理、土地规划管理作出适应农地私有制的改革。
　　最后，农村现在机器用的很普遍。收割机等大型机器出现后，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逐渐扩大，每个农户耕种原有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有这样一个过程，比如一片农地原先是三到五个人耕种，现在两个人一个人就可以耕种了。使用机械，一个人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中国农民以前靠手工劳动，一个人耕种两亩土地就已经很多了，没有办法再多耕种，因为人的自然能力里有限。有了机械以后，一个人耕种20亩土地都不成问题，所以农业机械化必然带来扩大耕种面积的需要。而现行土地的流转政策，仅仅建立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上，因此使用他人土地耕种的人始终没有安全感，因为被流转土地的使用权，随时可能被原先的使用权所有者要回去。尤其是在城市干到35岁到40岁的农民工，他干不动了或者失业了就得回去，他有权利把土地使用权要回去。所以，建立在土地使用权上的土地流转受到很大的威胁，难以稳定。而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是个长期趋势，它和中国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是中国提高农业产量、保证低价农产品供应必由之路。这条路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们到农村看一下，会发现农业机械已经在大量使用。用机械替代劳动是中国农业很显著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在未来30年还会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每一个农民所耕种土地的数量在未来30年应该会有很大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改革户口制度让许多农民永久性地离开农村。就此而言，农业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户口制度改革两者在未来年份中都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样的趋势面前，中国应当早一点就这些问题展开公开的讨论和研究，就如何私有化，如何改革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做一些更根本性、更超脱性的讨论；在把现行的这两个制度完全撤销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可能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更有好处。
　　根据这样的考虑，我认为一些专家提出的各省之间土地份额买卖建议没有很大意义。从长远看，我认为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这个制度本身就应该废除；在废除它们的前提下我们来考虑如何废除，考虑在保证国家粮食总量安全的情况下如何废除。只要全国粮食供应安全，比如上海这样的地区即使一斤粮食都不生产也不会影响上海粮食的供应，所以保证上海一定数量的粮食生产本身就没有必要。总之，我觉得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对建立农村土地私有制甚至城市土地私有制已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里，如果农村土地私有制，那么由于农村土地跟城市土地常常无法清楚区分，城市土地也就有了私有化的问题。就小产权房来说，如果建房的土地是私有的，房子也是私有的，它们一样可以买卖、交换。政府要做的是适当的税收。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事情。  

最后，我个人认为，就像王桂新所长讲的那样，也许明年后年或者不太远的某一年，中国会有大的社会变动。在一个极权社会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有变动。假如中国出现大的社会变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将会在大变动中改过来，许多东西都会改变。但是，大变动中的人更缺少理性更混乱。因此，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东西要改，利用强势政府现在就朝着这个方向改，真到了大变动的时候，这些制度已经改过来了，不需要再做基本改变了，我们中国、我们民族那时候就能够更从容地承受大的变动。这一点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民族的命运往往就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容地应付大的社会变动。

(注: 这是本人于2009年6月27日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召开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现根据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网页上的内容整理修改发表于此。原内容见http://www.sdrf.org.cn/cn/activity.asp?info_parentid=329&news_id=352&more_id=359)

 

“夜话”2011年第22期，2011年12月16日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先生近日仙逝。消息传来，悲切之余，又深感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是我们的国家避免先生中年悲剧的重演。

        我和张先生不熟。最早知道先生是从1980年出版的一套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好像在那次系列讲座中，先生做了好几讲。那是1949年后国内第一次全面介绍现代经济学的书。它打开了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好几代人的眼界。也就是从那套书中，我才第一次知道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且牢牢记住了先生的大名。幸运的是我还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大约十多年前我与孩子到三峡旅游时经过武汉，徐兄长生特地举行一个小型报告会让我讲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没有想到先生竟然也来参加，并且做了很长时间的评论。记得先生特别提醒当时还在壮年的我和其他青年学者要了解农民和农业，因为先生协同开创的发展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是农民和农业以及包括农业在内的广义的工业化，而不了解农民和农业，或者仅仅从书本上了解它们，我们将很难做出重大成果。先生还举了自己青年时在乡村调查的情形和那些调查对他研究的影响。记得先生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既语重心长又神采飞扬，完全不像一位80多岁的老人。

        先生早年学习今日国内官方钦定名称的“西方经济学”，毕业后工作，从事乡村调查和研究，然后考取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的项目而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在那里，先生1945年写就自己的博士论文《农业和工业化》。先生的论文获得迄今为止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并为自己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在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该论文里，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工业化概念，并特别强调了农业本身的工业化，同时深入探讨了农业国实现广义工业化的条件和途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先生这本书之前，熊彼特(Schumpeter)1912年写过《经济发展理论》，可讨论的不是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关心的主要问题。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 1943年研究过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这虽然属于当今的发展经济学范畴，但他深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在工业国供给过剩的前提下讨论其周边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张先生才第一次把一个独立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作为独立的课题加以研究。尽管他以自己熟悉的中国为经验背景，但他的过人之处是把中国问题提炼成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性问题并从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层次上加以讨论。仅仅就这一点而言，先生便是发展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之一。

然而，先生没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创始人，没能摘取创立发展经济学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先生1945年的论文虽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提出一个分析概念来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例如1954年刘易斯(Lewis)提出的剩余劳动或1955年纳克斯(Nurkse)提出的“大推进”等。令人长叹的是，先生之所以没有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既非先生懒惰也不是先生转入其他研究，而是中国政治在其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剥夺了先生从事研究的所有可能。事实上，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深深感受着这一变化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苏小和先生在悼念先生的文章中问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对张先生说一声对不起。当然能！不但能，而且必须对张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不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先生曾在其中受过许多具体冤屈的现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当年的所有参与人，而且包括我这样当年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青少年，都应当对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今天，在悼念先生的时候，我再一次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老师、对包括先生在内的所有不满毛泽东专制的人的批判斗争表示道歉。

先生博士毕业后返回武汉大学任教两年后，又于1948年应聘到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范围便是先生关注的“农业国工业化”。这既是先生远离国内战争炮火的机会，也是国际组织对先生研究成果的重视。但翌年即1949年，按照《南都周刊》的说法，先生“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婉言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而回到国内。我对该刊在这里用“毅然”一词很有保留。当时国共战争胜负已定，留或回大陆与否虽不易决定，但离开大陆的决定可能更得“毅然”。我的父亲当年之所以留大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文弱书生，没干过坏事，在大学里还保护过共产党员；再说共产党来了要建设国家也要读书人用吧。而如果离开大陆，何时能够与父母妻儿相会？我不知道张先生当年的具体想法。不过，1949年之前，从马寅初到樊弘等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教授都倾向社会主义和苏联式的经济体制。他们一面在课堂上讲述“资产阶级经济学”，一面又在报刊杂志上批评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主义（那时候的政府是能够公开批评的）。如今郎咸平喜欢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但讲到我国政府时依然三缄其口并强调不可外传。可当年经济学家经常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国民政府互相勾结的“阳谋”。因此，对绝大多数经济学教授来讲，留大陆是不言而喻的，几乎不需要“毅然”地决定。这样的气氛对先生也许不无影响。国际的影响亦如此。据说先生对熊彼特很尊崇。先生在哈佛读书时熊彼特在那里任教。熊彼特1949年的演讲《大步走向社会主义》也许发表在先生回大陆之前，但熊彼特的思想应当对先生有很大影响。况且先生关注的又是中国的工业化，而中国的主体在大陆。同时，联合国及下属各委员会当时还只承认“反动的”中华民国政府。

先生从联合国组织的任上回到大陆是影响先生一生的最重要决策。先生也许当时对“自由”还没有很多体会。确实，生活在自由环境下的人意识不到自由的可贵，就像健康的人意识不到健康可贵一样。先生相信中国要走工业化道路，而他的研究对中国有用。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教书、做研究总是可以吧。先生不可能设想毛泽东政府不许他教书和研究。如果先生预见到他回大陆后不准教书和研究，他会回来吗？他应当回来吗？这样的问题是残酷的，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强迫人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先生应当没有意识到他要回到的社会不是健全的社会。另一方面，如果先生不回大陆，他也许在台湾或海外便结识了后来的张五常，他也许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模型，他也许取得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如果他不到台湾而落户海外，他将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作为外籍华人获奖，而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那先生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先生回到大陆，对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如何，先生回到了大陆，然后到作为新首都的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教育。先生也许在那里才第一次听说工业化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分，而先生所论述并获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奖励的工业化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批倒批臭。也许先生在再教育过程中不那么“真诚”地接受这些“真理”，也许有关方面认为先生受“资产阶级经济学”“毒害”太深，再教育结束后，先生没能像其他许多教授那样回到课堂，而“被”转行做基建工作，并且肯定被禁止发表文章，禁止与海外联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49年以后很快便不能和海外朋友通信。先生社会联系不如他们广泛，又不居住在往往可获得特例的京城，因此不会比他们的待遇更宽松。当刘易斯1954年发表他凭此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剩余劳动”文章时，先生正在工地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根本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件大事。后来先生返回了教室，但讲授的是政治课，即必须当做真理膜拜的马克思理论，而与自己的研究、与国际上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一直到1979年以后，毛泽东专制结束，他走上北京的外国经济学讲座，而先生当时已近七十，一个人可以做研究的生命阶段已经结束。

今天，许多人喜欢谈论先生最近三十年来的工作和获得的赞誉与待遇。那些赞誉和待遇根本无法与先生的中年悲剧相提并论，先生最近三十年来的工作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工作确实有意义。但毛泽东以后接续下来的专制制度依然让先生心有余悸。就我读到的两篇对先生的访问记看，先生对自己的经历仍然慎言。这是所有经过毛泽东专制后又生活在后毛泽东专制下老人的共性：他们担心自己对毛泽东专制的控诉而招来新的迫害。同时，我不知道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先生最近的文字看，先生似乎言必谈社会主义。我不知道这是先生担心文字狱所致，还是先生真心所致。悼念先生的文章喜欢提先生主张的“新发展经济学”。说实话，我最初读到《新发展经济学》，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我就知道新发展经济学毫无价值，因为就学术来说，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而非最近三十年。最近三十年，先生虽然不顾年老体弱而笔耕不已，可时过境迁，损失已无从补回，甚至回到四十年代的研究水平亦无可能，就像一位老人不可能回到青年时的健康水平那样。从先生一生的奋斗和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先生的一生不是喜剧，而是遭受专制制度摧残的悲剧。正像董辅礽说的那样：“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先生的中年悲剧使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学生辈和他们的学生，想到中国学术尤其我所熟悉的经济学的未来。对我这辈人来说，学术活力已经消退，学术生命即将结束，因此， 中国政治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不再影响我们的学术工作。我们的缺憾在于年轻时受到的专制之毒太深，学到的科学知识太少；在张先生写出获奖博士论文的年龄，我们才刚刚知道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外竟然还有“对建设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之处”的其他经济学。因此，中国学术发展在我们这一代苦于先天不足。最近三十年里的政治干扰和约束虽然不可忽视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但学术精英不会受太多影响，因为毕竟有了读书写作条件，有了发表或者狭义传播的可能性。如果张先生在四十岁前后有我们四十岁时的条件，他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下一辈是现在的博士生和博士毕业不久的学者。他们年轻时便熟悉了可以公开批评与争论的经济学理论，他们刚刚走上一段学术道路，学术活力正在或将要到达高峰，他们是中国学术的希望。因此，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将影响他们的人生和中国的学术。如果中国向更加自由的方向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将更好，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问题的把握将更透彻，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甚至重大进步的天地将更广阔。如果中国政治不幸而向更加专制的方向变化，他们将可能又一次面临先生在1949年的决策困境，先生的中年悲剧可能重演，中国学术发展可能再次夭折。因此，为了避免甚至杜绝这样的可能性，为了中国学术的进步，我们这辈多少还算幸运的学者应当坚决反对政治专制和学术专制，反对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区分学术，反对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主义来领导或者指导学术研究。我相信，这也是先生对我辈学者、对中国的希望。

愿先生在天国安宁！

 

“夜话”2011年第21期，201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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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总结了自己近年来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的思考并在今天把它作为工作论文《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发到网上(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11_11/11112214264785.pdf)。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系学生虽然知道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但可能没想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有个均衡与否的问题，因此我想借这篇夜话说明一下。事实上，我尽管长期关心农业劳动力转移，但也仅仅在三年多前才意识到转移均衡问题。不过，一旦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被它吸引了，因为它是那样地有趣和充满挑战性，任何接触它的经济学家都难以抑制自己一试身手的冲动。

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以我们中国为例，2008年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劳动力超过了1000万人。同年中国新增的城乡劳动力总共只有500多万。中国非农产业2008年增加了近1300万新就业。这1300万人从何而来？显然，非农产业新增就业大部分只能够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非农产业增长，而后者的高速增长靠的是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资源。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在2008年这段时间中，中国1000万劳动力转移是多了、少了，还是不多亦不少。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掌握了一套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恰当与否的标准。可我们没有这样的标准; 更严重的是，我们过去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世界上竟然存在着这样的标准问题，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原因所在。

一定时期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标准问题，属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问题，因此可以表述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一定时期内的均衡问题。显然，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是从数量上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次要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因为只有转移率的概念才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其他经济变量恰当地联系起来，也才能讨论均衡；再次，我们要定义均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又次，我们还得证明这样定义的均衡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存在的甚至是唯一和稳定的；进一步，如果我们不想把自己约束在纯思维的乐趣中，我们还得指出转移均衡的经济政策含义。所以，一旦我们意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均衡问题，我们就在发现一系列后续问题的同时，打开了一片新的经济学研究天地。

经济学家碰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会自然地想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确实把这样的现象视为自己的研究特权。但在劳动力转移研究上，全部发展经济学还处在前科学时代。以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A. Lewis)的工作为例。刘易斯研究了在资本积累且工资不变情形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但刘易斯研究的仅仅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和定性趋势，而没有涉及与短期和定量有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范畴。他于1950年前后在泰国突然想到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并由此提出劳动剩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他没有进一步思考泰国在1950年转移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恰当的问题。经济学发展史上类似这样的前科学例子很多。休谟早就知道货币数量问题，但货币增长率却是二十世纪的想法；马克思讨论了那么多失业现象，可失业率对他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概念。自然科学史中类似例子更多。前科学无疑是重要的，但它毕竟还只是前科学，人类不会停留在前科学上。具体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我们亦不应当停留在前科学水平上。

仔细思考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具有时间起点和终点的人类历史现象。人类出现以后经历了和经历着两次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革。第一次是从采集狩猎的蛮荒经济到种植畜牧的农业经济的农业化变革，第二次是从农业经济到后农业经济的非农化变革。人类目前正处在第二次变革之中，我们中国也正处在这一变革中。找一个现象集中地表述这两次变革，劳动力转移也许比较恰当：农业化变革阶段，劳动力从蛮荒经济向农业转移；非农化变革阶段，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找一个概念来描述这两次变革，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或农劳比也许比较恰当：第一次变革中农劳比不断上升；第二次变革中农劳比不断降低。不过，我最近改用非农比描述非农化变革。非农比是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它在非农化过程中不断上升。在研究中它和农劳比功能相同，但在语感上，非农比和非农化趋势更一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定义上，非农比更符合科学习惯。

人类完成农业化以后，劳动力从采集者狩猎者变成农民。不过，农业社会有帝王将相、工匠贩夫、士兵狱卒，非农比不会等于零。中国经济史专家王玉茹曾经估计中国在1880年间的农劳比为85%，由此可知非农比为15%。假如中国和全人类都以这个数字为起点开始非农化，那么，非农化结束时农劳比应当不高于1%。现今美国的农劳比便离1%不远，而美国还出口农产品。因此，整个非农化变革就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方式把非农比从15%提高到99%的过程。这样，我们便把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转变为非农比上升的问题，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均衡问题转变为非农比上升速度的均衡问题。通过这样的转变，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从经济现象转变成了经济学的科学问题。

经济学家已经找到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方法，甚至也提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公式。不过，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不是用农业劳动力就是用非农劳动力做分母，因此具有共同的缺陷，即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都容易受到比如经济波动影响，在短期和定量研究中易出偏差。参照失业率的定义，我改用总劳动力做分母，部分地避免了偏差，并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可比。更重要的是，我所定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与非农比上升的瞬时速度是两个恒等的数量概念。非农比上升的长期趋势是目前处于经济学前沿并基于新增长经济学的“结构变化研究”关注的问题。国内学者龚六堂、陈体标等做过这方面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之间的恒等关系，把发展经济学和“结构变化研究”联系起来。并把 “结构变化速度研究”提上了日程。同时，正如我们用中国2008年例子所预示的那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的恒等，又把发展经济学、结构变化研究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短期宏观经济分析联系起来，例如，不了解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与否，我们便不能了解当年中国宏观经济均衡与否或者在哪个方向失衡。就此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比瞬时升速的恒等把对非农比上升趋势的长期研究和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以及相联系的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短期研究联系起来。

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并体会瞬时速度这个简单名词带给我们的感觉。瞬时速度和速度或平均速度不同。后两者是文盲也能够清晰理解的日常生活概念，而前者是纯粹的科学概念。因此，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的说法在稍有科学素养的我们心理中造成的第一反射，是我们发现了某种科学启示，正如美食在我们生理上造成的第一反射是唾液增多一样。瞬时速度使我们感觉自己贴紧那重要的一刻。开车或乘飞机时我们会关心我们突然想起来关心的那个瞬间的汽车或飞机速度，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安危，关系到我们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瞬时速度还立即让我们联想到加速度，因此前者的任何变化就是后者，前者的不当也需要后者去矫正，就像我们开车时知道瞬时速度后就会想到是否需要加快或放慢那样。最后，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的重要性还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处在非农比上升这架飞机内。飞机在某个时点过快或过慢都会造成与加速度绝对值过大有关的颠簸。颠簸一大，即使没有机毁人亡之灾，也会有少数甚至大量人员伤亡之难。人类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颠簸发生在我们中国的1957到1962年期间。1957年，中国非农比的高度为19%， 1958年一下子上升到42%，1959年又迅速落为38%，到1962年更迅即地跌到18%，我们可以想象其间非农比变化速度和加速度发生的剧烈波动。1958年后的大饥荒当然首先和毛泽东政府的专制有关，因为即使让农民自由乞讨，中国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同时，人类尤其我们中国人自己对非农比升速均衡缺乏研究，应当也是中华民族遭受这一灾难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对非农比升速均衡的研究不但具有纯粹科学的意义，而且对依然乘坐在非农比上升飞机上的人类来说还具有政策和福利意义。

我今天的论文总结了最近几年我对非农比升速均衡的思考。我把非农比升速定义为非农比在相邻两时点之间的变化量；若两时点的差距足够小，非农比升速则是非农比在某个时点的导数，或者非农比的时间曲线在某一时点的斜率。非农比加速度是非农比速度的一阶导数、非农比的二阶导数。毫无疑问，非农比上升是个动态过程，需要运用动态数学来研究。由于我的数学知识有限，我仅仅使用了比较静态方法。不过，这个方法也有优点，就是易于揭示经济学原理和阐明数学公式的经济学内涵。而厘清非农比升速变化的经济学原理又是运用动态数学的前提。同时，我的论文表明，即使仅仅利用比较静态方法，我们也能够得到许多引人入胜并值得进一步发掘的结果。然而，非农比升速作为一个联系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的节点，对它的研究必然涉及到比如制度环境设定、价格变化等一系列长期研究中往往可以忽视的因素以及像技术不变等短期研究中常常无须考虑的因素，因此非农比升速均衡又必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需要大批经济学家的共同研究。在这里，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由于切身体验着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它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上带来的震撼，因此具有更多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夜话”2011年第20期，2011年11月17日

 

 

 

        半年之前，也就是今年四月份的复活节，我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正式皈依天主教，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作为天主教徒，我和普通人一样，和以前的我也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现在信仰了天主教。

        “天主”是英文God或德文Gott的中文翻译，相应的中文译名还有上帝、上主、主、神等许多。它的含义和我国古人说的抽象的“天”类似。天主教简单地说就是相信世界上有并且仅仅有一位不生不死、至高无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即天主。他不但从形体上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同时还赋予人类道德即人性。他直接关心每个人类个体并对他们的行为做出最后审判。他让道德完满的人和道德不完满甚至犯罪但愿意悔改的人的灵魂进天堂，让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死后入地狱。而天主教徒就是信仰天主的人。

         天主教的教义体现在《圣经》中。《圣经》是给普通人读的，谈不上艰深。读《圣经》比读孔夫子的《论语》要求的文化水平更低。不过《圣经》的中文翻译比较晦涩，尤其是书中许多人物的姓名、许多地方的地名翻译非常不适合现代中文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人的语言习惯，所幸天主和耶稣的译名很顺口。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受到中国敬天重德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事实上，无论中国的独裁专制如何强大，无论成体系的外来宗教如我现在相信的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两者尊奉的是同一部《圣经》）、佛教、伊斯兰或者其他宗教如何强大，我所受的中国传统影响都是无法消除的。记得年轻时作为所谓“知识青年”即知青到农村生活。有一次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农村的行政村）召开知青会议，也许宣布了点对知青的优惠吧，我随口讲了句“谢天谢地”，便遭到另一位知青的批评，说是不应当讲谢天谢地，要讲谢共产党谢毛主席。其实，在毛泽东政府的思想专制下，我那时已经相信毛泽东并把他当成神，每天祝福他万寿无疆。可是，我仍然会下意识地说出“谢天谢地”这样的体现中国传统观念的语言。

        今天我不再年轻。我决定皈依天主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强化自己幼年从父母亲那里受到的敬天重德教育。在我国传统中，虽然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他语“天”，称自己到五十岁方知“天命”。他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甚至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只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孔子知天命，但他没有解释天命是什么。后来的国人逐渐把“天”视为至高无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甚至多少拟人化了，因此在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屈尊在“天”之下并自谦为“天子”。但也只有皇帝能够“自谦”为天子，其他任何人若自称天子便是谋反。世上发生什么灾荒，皇帝便要带领臣民向“天”告罪求赎。岳飞受了冤枉，临死前呼喊的是“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甚至连改朝换代都是天命。新的朝代是顺天承运；造反者是“替天行道”。我在本月份写的一篇关于辛亥革命百年的短文中引用了清廷退位诏书，其中说的退位理由就是共和乃天命。至于普通百姓更笃信天命。孔子后人虽然没有发展出类似天主教、伊斯兰教那样系统的宗教体系和组织，但从生辰八字到“三尺头上便有神灵”的警句表明天命说、天谴论始终是中国民间宗教的主流，警告着人们约束自己、不得张狂。

        当然，到我少年和青年时候，孔夫子被打倒成孔老二，佛教、天主教都成了禁忌；无神论、唯物主义成了中国人唯一的“主义”。，在“妻子揭发丈夫、孩子揭发父母”的时代，普通老百姓甚至在家里也不敢提及天命和神灵。但无神论仅仅是表面现象，统治者把自己变成神才是实质。美国人斯诺(Snow)有一次被毛邀请到天安门看游行。看到疯狂崇拜毛的游行者，了解天人之别的斯诺对毛说人民把他当成上帝了。据说毛对答曰人民是要上帝的，没有上帝他们也会创造出上帝。可见毛自以为上帝，并且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因为皇帝还只是“天子”，而毛是“天”。所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比“天”还大，自然不用畏惧天命、不用担心天谴。而被毛冤屈致死的邓拓临死前的呼喊也成了“毛主席万岁”。

今天，如同利比亚人把“句句是真理”的卡扎菲的绿宝书扔入垃圾桶一样，中国人实际上也把毛的红宝书扔入了垃圾桶。不过，当初自以为比天高的专制者虽然摔落在地，可畏天命的君子之道和人性传统的恢复却依然非常困难。我自己从抛弃毛泽东崇拜到重温中国传统再到接受天主教亦走了二十多年的心路。今天我是天主教徒，我不再自以为是地想象“人定胜天”；我不再把自己取得的一切看成个人的成功，不再把没有取得的一切视为个人的失败；我不再有恨，亦不再戚戚。天主教让我常常审视自己、宽容他人；天主教让我体会神的爱和人的爱；天主教让我感恩和心宁。我当然继续会说错话做错事，但按照没有恨只有爱的天主教要求，我应当会比过去的我做得更好。

 

“夜话”2011年第19期，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