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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经济为背景提出或者阐述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本来是常见现象。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以自己熟悉的国家为背景来写作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要在自己的著作上添加特定经济体的定语，比如“美国经济学”、“德国经济学”的。就像中国人都知道的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明确指出自己是根据英国情形写作的，但他不把书名定为比如《英国资本论》，也没有人见怪，因为那是学界习以为常的做法。不过，到了中国就出了问题。马克思经济学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英国、德国的主流经济学倒成了“西方经济学”。于是，许多人想建立“中国经济学”来对抗“西方经济学”或者同时对抗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经济学。每当我看到那些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议论，就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政府摒弃“资产阶级物理学”、建立“无产阶级物理学”之类的说法。由于我在德国生活过，也知道德国在希特勒政府期间希望“日耳曼物理学”的故事；更由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满腔热情地反对过“资产阶级学术”，赞扬过中学里用“工业基础知识”代替“资产阶级物理学”、“农业基础知识”代替“资产阶级化学”的做法，所以我对现在那些“中国经济学”议论不但抱有强烈的警惕性，而且干脆就是反感，因为我现在明白了，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在基本原理上既无民族的区分，也无阶级的区分：只要是物质，就遵循一样的物理学原理；只要是人，就遵循一样的经济学原理。

不过，在反对那种“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里的“中国经济学”同时，我完全赞成和支持研究中国问题，赞成和支持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形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提出新的经济学观点和理论。我自己三十多年也努力这样做。我的学术文章几乎全是用经济学基本原理直接研究中国经济。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农民多，农民需要也正在转移到非农部门。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时候，美国非农部门的失业人数就超过了农民总数。2008年危机之际，美国、德国的失业都几倍于农民总数。但在中国，农民人数依然远远超过失业人数。在欧美国家，最需要改善物质条件而人数又最多的群体是失业者，因此欧美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以失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的目的是如何增加就业。在中国，最需要改善物质条件且人数又最多的群体是农民，因此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应当以农民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的目的应当是如何让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

当然，这样一种人文关怀并不能够解决学术问题。在这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找出一个严格的甚至是用数学方式定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既能直接用于讨论失业或者农民问题，又能直接利用统计数据，还能成为经济学建模的核心变量。在中国背景经济学中，这个概念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欧美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有三个核心或者一级变量，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国背景的经济学所具有的三个一级变量应当是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农民转移率。围绕这三个一级变量，我们应当能够建立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

       我于去年提出的农民转移率概念，在数学上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增减变化完全一致，所以，农民转移率同时表示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瞬时速度。这个概念的确立不但标志中国背景的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而且表明研究中国背景经济学同时又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经济学。而后者便是中国背景经济学的一般意义。在世界各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农劳比）下降都是一个历史过程。刻划这个过程的指标至少有两个，即速度与稳定性。假设我们把农劳比下降视为一件好事，那么，下降的速度越快，下降越平稳，下降过程便越优。我们甚至可以把农劳比下降想象成飞机降落时的高度–时间关系。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然而，对于一架正在下降的飞机来说，安全或者稳定性往往更重要。对于一个农劳比正在下降的民族来说，安全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例如，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剧烈波动的1960年前后，正是中国人口绝对减少的灾难年份。经济学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对农劳比下降的研究。对农劳比下降的研究又可以集中表现为对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以及影响瞬时速度变化即农劳比加速度的诸因素的研究，因为瞬时速度的变化同时指示了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稳定性。简洁地说，如果我们把农劳比下降的时间曲线类比为飞机降落的时间曲线，我们既应当研究它下降的平均速度即从起点到终点所用的全部时间，更应当研究它在每个很小时段下降的瞬时速度。对于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对于和农劳比变化密切关联的民族福利，对试图向农劳比变化施加影响的经济政策来说，瞬时速度显然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所谓中国背景的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速度的机制。

从更广阔的眼界来观察中国背景的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200多万年前脱离动物界以后，人类首先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集可食的植物与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人类从采集与狩猎经济向农耕和畜牧经济的转变可能是以十万年为数量级的时间过程。大约7000年前，所有当今存在的主要民族都基本结束了这一转变过程并进入以手工技能和经验技术为基础的农耕畜牧经济或农业经济。大约300年前，人类又开始从农业经济向以机器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转变。汤因比曾经指出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是和以食物生产取代食物采集的技术革命同等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研究人类从采集狩猎向农耕畜牧过渡的指标，也许以农劳比以及它上升的瞬时速度最为恰当。同样，研究人类从农业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指标，农劳比及其下降的瞬时速度也可能是最恰当的。人类作为整体在二十一世纪初依然处在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中途。人类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更难理解自身如何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但人类应当能够想象和理解自身如何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今天的中国其实就突出地展现了人类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图景，研究中国背景的经济学也就是研究人类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这一转变。当200年前欧美国家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时候，经济学本身还不成熟，经济学原理还没有形成和得到公认。今天的中国既接受了已经成型的经济学原理，又处在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因此，如果我们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够在这种一般意义上建立起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我们至少应当负失职的责任。

附件：中国背景的经济学

“夜话”2010年第7期，2010年4月22日

        最近一段时间，原先资助我主持的教研室的德意志银行的资助计划到期结束了。德方暂时没有新的资助。中方暂时也没有给以办公经费，因此教研室处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今年停止招收硕士研究生。

        近日，德国方面一位协调人来和我谈话。他知道我经常在网络上发表一些短文，其中很有一些历史的或者时政的评论，宣扬自由法治，反对专制滥权，并不为执政者所喜欢。因此，他对我说，中方之所以没有给我的教研室经费，是因为我从事了政治活动，就是写了那些网络文章，政府“不喜欢”，因此我的教研室恢复不了正常工作，由此他建议我退休，用“我累了，我要退休”为理由主动提出退休。他认为这是他从我工作的中德学院出发而提出的建议。

        我当场驳回了他的建议。第一我不累。第二我不认为中方目前没有提供经费是因为我写了政府不喜欢的网络文章，而是中德双方协调失误。第三即使是他所说的原因，我也没有必要提前退休。第四即使中国政府的什么部门用不提供经费的方式“希望”我退休（但我并不认为如此），那也需要该部门向我明确提出这一“希望”，而我没有必要以“我累了”为理由主动提出。

       那位德国协调人悻悻地走了。

       30年前中国，在毛泽东政权下，一切事情都是政治，甚至谈恋爱也得讲“无产阶级恋爱观”。一个人就企业、学校、社会的某件具体事情发表点政府不喜欢听的甚或批评政府的言论，轻则“对社会不满”（即当时的“疑似反革命”），重则反革命。而一个人如果被视为反革命或者疑似反革命，他不但本人得写检讨，他的家人、朋友甚至熟人都得揭发他的反政府言行，他的工作单位也得写材料开会批判他。这和20年前在前东德，在柏林墙被前东德主席昂纳克宣布至少还将矗立100年的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写材料，多写了良心过不去；少写了上级过不去。在那种情形下，为了避免干系，每个人每个单位对政府不喜欢的人都只好“避之唯恐不及”；在那种情形下，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正常”心理是远离政府不喜欢人。

今天的前东德地区已经脱离了专制统治，今天的中国也已经远离了那种人人自危的专制统治。当然，今天中国还保留着绝对专制之名和相对专制之实，可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单位对网络上批评政府的言论已经习以为常，对在网络上公开批评政府的人已经不再避之唯恐不及。绝对专制扭曲了的人人自危心理已经基本矫正。我相信，我工作的中德学院也不至于因为我的网络文章而生出“让其提前退休”的念头。但是，也许由于中国依然保留着绝对专制之名和相对专制之实，也许部分德国人至今对自己当年遭受的绝对专制依然心有余悸，因此他们依然把中国的许多具体事情和专制政治联系起来，依然以为每一桩不公平的待遇都源于政府“不喜欢”，依然把远离政府不喜欢的人作为“独善其身”的捷径，说到底，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扭曲心态，所以，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支持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可一旦有事，马上显出“叶公好龙”的内在心理。

中国的民主自由大业、个人的教学科研事务往往需要外国人的帮助。但是，它们说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感谢；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我们照样干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警惕他们帮倒忙，不管他们带着正常的心理还是扭曲的心理。

“夜话”2010年第6期，2010年4月13日

春天到了，一年一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时间也到了。我有幸参与了评审并习惯性地读一下申请材料附的参考文献目录。这一读不要紧，一份文献题目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

Lewis W A. 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4， 36:46-51.

(翻译：刘易斯，二元经济学模型，载《美国经济评论》1954年，第36期第46-51页)

这份文献的列法虽然不尽合规范，但作者姓、标题、出处包括页码都标识得很清楚，应当没有问题。可这份文献本身是伪造的。二元经济是我的兴趣所在。阿瑟·W·刘易斯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而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他的作品我是知道一些的。他不可能有这样一篇文章！当然，国外经济学家有好几位姓Lewis，有的也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二元经济研究属于该领域）发表过文章，可他们中间没有人在1954年就发表了文章，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是因为阿瑟·W·刘易斯1954年的文章才诞生的。况且该国家项目申请书在谈及刘易斯的时候紧接着又谈到拉尼斯与费景汉，因此从内容看该项目申请人谈到的刘易斯，只可能是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的阿瑟·刘易斯。但刘易斯那篇文章的标题、发表刊物、刊物期数和页码与项目申请人列出的上述文献风马牛不相及。刘易斯文章如下：

Lewis，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139-191.

(翻译：刘易斯，1954年，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曼彻斯特经济和社会研究学院学报》第22期第139-191页)

请看，刘易斯虽然以其1954年提出二元经济模型而有名，但他的成名作并非发表在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评论》上，而是发表在因他的文章才广为人知的一份不算重要的学术杂志上。我们的国家社科项目申请人顾名思义，给刘易斯的文章加了个“二元经济模型”的新标题，并想当然地把它“发表”在经济学顶尖杂志上，还为该杂志重新编了期数和页码。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是我国政府资助的层级最高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请国家社科项目是一件严肃的工作，申请人学术水平亦必须达到一定高度。但仅从上述伪造文献来看，该申请的申请人学术水平不够格，因为他（她）竟然只是“大概”知道自己小专业领域的经典文献；该项目申请人不严肃，因为他（她）竟然凭印象生造文献或者使用伪造的文献。

我在这里向国家社科基金管理机构建议：

1：公开该申请人姓名，取消该申请人和项目申请组成员在今后若干年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或各级政府主管的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资格。

2：建立抽查项目申请书制度，比如从申请书里抽查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五。

3：在常规的项目最终成果验收之外，建立项目成果抽查制度

       4：公开和严厉处罚在项目申请和项目成果方面的任何造假行为。

 (附：刚刚在“谷歌学术”上搜索，发现17篇近期中文文章伪造或者引用上述伪造的文献，没有发现外文学术文章引用该伪造文献。)

“夜话”2010年第5期，2010年4月6日

    今天早晨新闻，谷歌公司因为不愿意遵守中国法律而终于选择退出中国。打开计算机，键入www.google.com.cn，果然一下子跳到了www.google.com.hk。我钦佩谷歌的勇气，宁可承受经济损失也坚持自己的信仰。同时，我也为我能够继续通过谷歌检索某些被允许的内容表示欣慰。毕竟，中国已经离开毛泽东政府的绝对专制。身受绝对专制之害的几代人还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今天，中国也不可能回到那样的专制去。但谷歌的退出提醒我们，绝对专制依然是中国前途的严重威胁。谷歌的决定同时让我想起了一篇社论，一篇很可能出自毛泽东之笔的社论，当年吸引了许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社论。谨借用这篇社论为谷歌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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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新华日报》社论

1944年10月9日

《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象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遣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正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乐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和奴役，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
　　　　“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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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10年第4期，2010年3月24日

昨晚领了一张免费票观看了胡玫导演的《孔子》。很遗憾，这部电影把孔子演成了类似诸葛亮的军事家、政治家。尽管片末用字幕提醒观众“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字样，但是整部影片没有一个孔子讲学的镜头，亦没有孔子著述的镜头（有的只是孔子写奏本的镜头）。孔子虽有政绩，政绩亦可成剧，但剧名冠之以《孔子》则大谬也。

不过，影片《孔子》多少还是表现了孔子作为文人、夫子的一面，这就是独立特行，这就是以仁律己、以仁治国，而不受国家、政客、习俗、环境之拘。影片告诉我们，孔子成长和游历的国家，几乎全都是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的国家；孔子遭遇的俗民，几乎都是文盲；孔子身处的环境，常常食不果腹。如果孔子妥协一点，如果孔子多考虑一点妻儿的生活，多考虑一点学生的前途，多考虑一点百姓的疾苦，多考虑一点国君的难处，孔子既会受到各国的重用，也会受到民众的叩拜，更能做到衣食无忧。但是，对孔子来说，人格是最重要的，君子之道、君子之礼是最重要的。为了自己追求的道，为了自己奉行的礼，孔子完全不在乎外间环境，不在乎给自己、家人、学生、国家造成的后果。孔子所处的环境不能不说恶劣，孔子所受的嘲讽不能不说尖刻，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嘲讽中，正是因为许许多多文人屈服于这样的环境和嘲讽，孔子的坚定才不能不说伟大。影片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那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心”，说明导演完全不了解孔子。对孔子来说，即使他不能改变世界，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内心。相反，他是根据自己的内心来改变世界的，他希望世界每个君主以仁治国，希望每个常人以礼相处。孔子游历诸国，虽然没有能够拜相入将，重展政治抱负，但他老年返鲁后根据自己观点针砭时政所著的《春秋》，却影响了中国政治至今。司马迁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正说出了《春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所以，如果根据环境改变自己的内心，中国民族不会有孔子，因为他会和天下许多君王及贤人一样，“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影片《孔子》可称道的地方还在于表现了孔子的仁义和坚定超越了国家。确实，孔子的特点是属于全人类，而与某个国家无关。孔子生于鲁，长于鲁，讲学于鲁，入相于鲁，终老亦于鲁。但孔子发挥政治抱负绝不限于鲁国。如果齐景公用贤，卫灵公勤政，楚昭王少疑，孔子或许能够在这些国家大显身手，上扶周室，下抚百姓，其间说不准也会把自己的祖国鲁国灭了，如果鲁国生民涂炭，“苛政猛于虎”不改的话。其次，如果说春秋诸国争来争去还是局限于“华夏之邦”的话，孔子的眼光早已超出华夏。对他来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为了践行其道，宁可离开华夏。这就是孔夫子的精神。这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社会科学家如卢梭、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都不把某个民族、某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归宿，他们和孔子、老子一样，都是奉行其道；道不行，乘桴桴于海，用脚投票，走人，到能够行道的地方；如果全世界都无可行道，则隐居山林海岛，绝迹人间。

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孔子没有走。季康子后请孔子归鲁。孔子终于改变了世界，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故国。更重要的是，孔子回国后专心著述与讲学，鲁国给了他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环境。鲁国没有因为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之论影响社会稳定而禁止孔子上讲台，鲁国也没有因为孔子竟敢私自褒贬历史而封杀《春秋》，鲁国更没有要求孔子接受什么“领导”。没有这样的学术和讲学自由，孔子依然会离开祖国甚至离开华夏，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同样也不会有孔子。作为一个常人，孔子遭遇了恶劣的环境；作为一个文人，孔子却享受了优越的环境。中国后世无孔子，不是因为官府政治腐败，也不是因为文人衣食有忧，而是因为文人之所以为文人而特别需要的言论自由环境不复存在。除了做人之外，孔子主要贡献在学术，但影片《孔子》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缺憾。

“夜话”2010年第3期，2010年3月9日

“

曹东勃收集整理了他近两年写作的有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主要文章并编成这本书。他请我作序，理由是我熟悉“三农”问题。对这个理由我不敢认同，因为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农业经济学；住在城市也久不下乡了，所以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有了隔膜。但另一方面，即使谈不上熟悉，我仍然很关心农民、农村和农业。因此，我愿意为比我更熟悉也可能更关心“三农”问题的东勃的这本书作序。

东勃为这本书取的书名《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很有特点。东勃的专业是经济哲学，他本人对大历史很有兴趣。“现代化中途”一说便是一种大历史观的反映。一方面，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在总体上已经走出了前现代化并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走了一段路，另一方面，它们又还没有走完现代化的路程。同时，中国各个地区走的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正如东勃指出的那样，“当下的中国，许多领域都正处于前现代问题、现代性状况和后现代体验交织并存的时空背景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呈现出] 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的现状”（方括号内容为我所加）。这样一个“现代化中途”的复杂现状，既给我们观察、思索和分析中国“三农”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又给我们建立理论、提出政策、实施方案造成了巨大的机遇。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到中国农村走一趟，都会同时感受到困难和机遇。东勃现在刚刚20多岁，比我整整年轻30岁。如果说我这样的年长者到农村看到的更多是困难，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必然感到机遇，感到自己大有用武之地。正是因为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还有那么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只有农民、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了，中国才可能现代化，年轻人才有了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上建功立业的机会。我认为，东勃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他的思考，表现了年轻一辈在中国“三农”问题面前的勇气和信心。

如果我在三十年前的1979年写这篇短文，我一定会接着上一句“自动地”加上“有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三农’问题一定能彻底解决”之类的话语。但今天，我明白仅仅勇气和信心还不够。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还需要理性，需要宽容，需要抵制任何极端的或“绝对正确”的口号。我很高兴地看到，比我年轻30岁的东勃现在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他不但在本书前言内反对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问题，提出对各种观点都“需要作同情之理解”，而且在全书中贯彻了这样的立场。无论是关于小农经济性质的探讨，还是中国现行粮食储备制度的改革，抑或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讨论，甚至对“丁磊养猪”一类的小事，东勃都抱着既明确自己的看法，又同情别人的想法，并愿意平心静气讨论的态度。正如东勃在本书讨论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当年在有勇气、有信心的同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宽容，大饥荒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今天，我们曾经亲历大饥荒的人理解了这一点。但中国要在未来完全避免大饥荒的悲剧重演，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便更需要理解这一点。从本书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年轻一代在“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表现出的理性与宽容。

我是相信人类普世价值的，所以在做“同情之理解”时，我愿意同情地理解所有事情、所有观点、所有人。其实，只有当我们做“同情之理解”时，我们才能够揭示那些事情、那些观点、那些人的合理性，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竟然能够发生和延续，也才能够明白何以避免错误事情的重复。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无疑有国际的因素，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亦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就此而言，我希望东勃与其他年轻人在认识和分析中国“三农”问题时，也能够对相关的国际因素、国际经验有更具历史性的“同情之理解”，深入研究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制度逻辑。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三农”问题，尤其是农业问题，开始和世界农业状况联系起来。东勃在本书讨论2007年中国粮价上涨时多次表明，2007年发生在中国的粮价上涨和国际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有关。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东勃指出的中国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的紧密关联，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粮食和农业史上是一个新现象。他高度关注这一现象，多方面地讨论了它对中国粮食供给、粮价、粮食储备、跨地区粮食调运的影响。不过，东勃对这一现象的国际方面着笔不多。这里，我想就国际粮食市场尤其发达国家农业问题补充几句，以求教于东勃和本书的读者：

1. 我们常说的发达国家农场主，英文是“farmers”。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是农业工作者，或者就是没有褒义和贬义的农民，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farmers被翻译成农场主，我想是因为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农场主”更容易被归纳到阶级斗争的框架中，而农场主自然属于资产阶级了。所以和农场主有关的中文语句几乎都是贬义的。现在我们离开阶级斗争框架，这样的误解是应当结束了。和东勃一样，我也希望中国农民早日脱离户口制度束缚，成为自由公民。那时，他们在英文文献中就不应当是peasants $ 而应当成为farmers，即作为公民一部分的农民了。

2. 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都强调低价粮食。如果说这些国家有什么经济方面的国策的话，那就是“粮食低价、能源低价”。几乎每个中国人到了发达国家，都发现那些国家吃得很便宜。即使在用粮食造汽油的今天，发达国家依然保持着低价粮食政策。粮价上涨对它们也不一定是好事。例如2007年，美国粮价随国际粮价上涨后，美国政府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也得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粮价补贴，发放“粮食券”。

3．发达国家的粮食市场是开放的，可以说他们的粮食市场就是国际粮食市场。至于有时候国际市场粮价超过中国国内市场粮价，那有很多原因，很难直接用发达国家的“粮食高价政策”解释，就像有时候国际粮价低也很难用发达国家的粮食低价政策解释一样。东勃在本书中曾提到一个例子，中国南方几个省在1994年以前大量进口粮食。1994年中国大幅调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按人民币计价的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一变而高于国内市场，南方各省于是转而到国内的东北、华北地区采购粮食。由此可见国内国际两个粮食市场的联系是很复杂的。

4. 发达国家在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中途”，以及在今天，都面临着保持粮食价格低和保证农民收入不低的矛盾。它们缓和与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之一是政府对农业的高投资和对农民的高补贴。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粮食价格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收入不低（当然仍然低于其他部门工人的收入，只是低的差距不是那么大而已）。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许多经济学家反对政府补贴农民，可我们很少知道那里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埋怨农业投资过度。“农业投资过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但在发达国家，根据我目前的了解，它们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是说还在“现代化中途”，便已经“农业投资过度”了；大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发达国家便走出了“粮食供给不足”的阴影。

我的这些了解和理解不一定准确，因为我对发达国家“三农”状况了解不多，而“同情之理解”不一定就能够得出正确的理解。不过，“滞留在现代化中途”的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值得我们关心，“滞留”状态更值得我们去改变。当然，我不认为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目前处在“滞留”中。但即使它们目前没“滞留”，它们在最近的未来依然存在着滞留的严重危险。为避免这一危险，为中国彻底摆脱“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中国需要对“三农”问题的更多理性思考和扎实研究。东勃这本书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考和研究。同时，本书用通俗语言生动解说和讨论了中国“三农”问题和有关理论。这种解说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靠的不是书斋内的研究，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靠的是大众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想到这一点，我非常乐意为曹东勃的这本书作序。

原作于2009年9月10日

“夜话”2010年第2期，2010年2月2日

不经意间，2010年已经过去20天了。一回首，才发觉刚刚过去的不仅仅是2010年元旦，也不仅仅是2009年，而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或者说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吧。时间跑得真快。我们已经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年代。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大概是70岁，在新世纪里，我们已经度过了自己的七分之一人生。

       想到刚刚过去的竟然是一个年代，我不由自主地想起100年前的二十世纪第一年代。在那个十年里，人类踏上了北极；兰德斯坦纳发现了血型，怀特发明了飞机，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爱因斯坦和韦伯发表了影响整个二十世纪（及以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名作。福特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汽车，芬兰开始承认妇女选举权，德国开始针对英国的军备竞赛。不过那十年也有灾难。不算旧金山大地震和西西里大海啸，仅仅义和团运动、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就夺去了几百万生命，更不用提俄国军队把几千名中国平民驱赶入黑龙江的惨剧…..

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第一年代好像没有留下足以和100年前的那个年代相比的成就，但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难。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伤亡加起来也不能同日俄战争相比，苏丹的悲剧亦远远不能和中国当年的悲剧相比。当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可能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就像爱因斯坦和韦伯在100年前还不如他们在今天有名一样，今天的思想家、发明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识别出来。

新世纪第一年代中发生的事情，政治上最重要的也许是恐怖主义了。这个年代的国际政治是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开始的，又以2009年圣诞节对欧美航线客机的未遂袭击结束的。在经济上，这个年代从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开始又以世界金融危机结束。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指数“道指”在1999年底和2009年底都是10,000点，尽管其间它经历了高点（14,000多点，2007年10月）和低点（6,000多点，2009年3月）的剧烈波动。就社会变化而言，新世纪第一年代最明显不过的变化也许发生在个人交往和社会参与方面。全世界的博客在1999年据说只有23个，如今则要以千万计算了。十年前手机还算是身份的象征，如今手机已经成为必需品，全世界使用的手机数量甚至超过了全世界人口数量;即使在最落后的非洲，手机也已经成为日常通讯工具了。

就我的经济学专业来说，刚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也许是世界人口的变化。二十世纪是人类数量增加最快的100年，而且是越来越快。1900年全世界人口大约只有16亿，1950年也只有25亿，但到了1999年竟然增加到了60亿。人类自身的增殖成了危及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口增长明显放慢。人类每增加10亿所需要的时间在二十世纪末达到了创纪录的12年，但刚刚过去的十年表明人类再增加10亿所需要的时间肯定将超过12年。十年前，世界每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亿6千万的高峰，现在已经降到了1亿3千万，并将保持降低的趋势，而世界死亡人口数量却不断增加，所以世界每年净增加的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因此，在有文字的历史上，人类第一次不是由于天灾人祸而放慢了自身繁衍的速度。也许，正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年里，人类不知不觉地度过了种群最危险的时候。

记得年轻时常因饿肚子而睡不着觉，有次突然想到人若能吃饱就不用干事了：所以还是吃不饱的好。生物界的规律是一个物种若能吃饱，这物种就会无限繁殖而导致自身覆灭。我那时不知道的是人类吃饱后却不加快繁殖自己的可能性。是的，没有这种可能性，人类在可数的未来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为只要制度对头，人类完全能够让自己吃饱，而任何一种外部约束又都不能阻遏人类这一灵性物自我繁衍的本性。所以，人类必须自我约束。人类自己发明的避孕药将性爱和生殖分离开来，但工业化、城市化才真正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改变了妇女的地位，从而改变了人类类似于绝大部分哺乳动物的两性角色和繁衍模式。

因此，刚刚过去的十年又是全世界人口高速非农化的十年。非农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人口居住地的转变（从乡村到城市）和职业的转变（从农业劳动者到工业服务员劳动者）两方面。全世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在1900年时大约为2亿人，到了1950年也只有7亿多人，而到了2000年达到29亿，进入新世纪后，全世界每年新增人口几乎全部表现为城镇新增人口，如今世界城镇人口已经超过35亿，明显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全世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1900年应当占到总劳动力的70%左右，2000年依然在40%，农业就业比重在100年中大约降低30来个百分点。但仅仅在新世纪的十年中，该比重就降低7至8个百分点，降到了32%左右。更重要的是，非农化浪潮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席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100年前发生的非农化仅仅局限于欧美国家，那时候从美国南方农业区到北方工业区的硬座火车上坐满了转移地区和职业的农民。这种景象如今出现在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即使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世界最穷国家也经历着不比我们中国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如此快速的全球规模非农化预示着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十九世纪初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在告别农业社会，二十世纪初扩大到一个地区，而二十一世纪初则预示着人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告别农业社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第一年代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兴起。在现代史上，一个大国的兴起总是和这个国家的快速非农化联系在一起的。二百年前的英国非农化让英国建立了“日不落”的世界霸权，一百年前的美国、德国与随后俄国的非农化让它们主宰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当今的快速非农化虽然让许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但中国靠着特大国家的规模和效率第一的制度走到了那些国家的前头。今天，中国不但在钢、煤、粮、棉产量上居于世界首位，而且在汽车、出口、外汇储备、网络使用者上也都是世界第一，甚至中国军备支出虽然还在世界第二、也已经把世界第三的俄国远远甩在后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2009年底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上。199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足世界总量的八分之一或美国的二分之一，十年后已经超过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超过美国。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是中国工业能力快速扩大的结果。很多人把环境恶化看作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对的最严重威胁。但很显然，只要中国不配合，任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世界协议都没有意义，而国家主权又保证了中国可以不按照别人希望的方式去配合。就此而言，如同二十世纪第一年代把德国问题放到世界面前一样，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把中国问题放到了世界面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是我们中国和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难以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无论如今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第二年代将发生什么，第一年代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非农化进程和中国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世界也会更少贫穷，同时我祈祷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

“夜话”2010年第1期， 2010年1月20日

将近一个月前，我就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问题写了一篇夜话，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左派右派之争，而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争。但是，自由主义的观点绝不应当停留在理论层次上：它需要落实到各个重大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上。在这篇夜话里，我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提出对中国楼市改革和发展的十点建议。中国楼市已经沦为富人楼市，楼价过高不过只是富人楼市的一种表现而已。而富人楼市的形成又是因为理当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政府不作为甚至反过来推动楼市为富人造楼，造高价楼。政府土地和住宅政策不合理、楼价过高导致的楼市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威胁。楼市泡沫爆裂，中国经济危机对每个中国人都没有好处。可缩小楼市泡沫、维持经济稳定要求把中国楼市从富人楼市变成平民楼市，要求政府的土地和住宅政策从根本上转变方向，从保证“少数人借房致富”转变到保证“居者有其屋”。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我对中国楼市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十点建议：

1.      租房可以报户口，租房者和买房者公民身份相同

2.      把70年土地使用费一次性征收改为逐年征收

3.      对一户多套住房征收高额累进物业税

4.      对外国人购房征重税

5.      公开政府官员的国内外房产

6.      禁止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建造、购买住宅分配给官员或职工

7.      政府和房地产公司脱钩

8.      改变住宅土地制度，恢复郊区农民自由建房的权利

9.      政府和社会力量建造经济出租房

10.  需要新建办公楼的政府机构迁到低房价城市或地区

以下是对上述建议的逐项论证

1.      租房就可以报户口，租房者和买房者的居民身份、和城市原居民的公民身份完全相同。

租房可以报户口，新迁入城市的移民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将不必为了户口而不得不赶紧买房子。支持当前高价楼市的人常常举外国年轻人也无力买房的例子。但是他们忘记了，外国年轻人租房就可以报户口，就可以像买房者一样获得获得所有当地公民权利。像中国在外国的留学生，毕业后确实无力很快买房，但他们也不需要很快买房，因为他们租房居住就可以获得和买房者同等的居民身份。假如不是这样，假如美国、欧洲也实行不买房子就不能报户口的政策，那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早就打道回府了。

租房就可以报户口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惯例，也是在毛泽东政府建立“二等公民”的户口制度之前中国的惯例。人口流动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人口管理采行的应当是居住地原则，而非出生地原则。居住地原则重视的是一个人在某地区居住的稳定性，而非此人是否自有房子。租房居住的居民和自有房子的居民在社区管理、公民权利上不应当有任何区别。

一个国家追求的“居者有其屋”绝不意味着“居者必须购房”。“居者有其屋”的意思首先在于无论购房租房，居者的公民权利相同。在这个前提下，无论购房租房，居者有屋可居；无论购房租房，居者有经济上承担得起的屋可居，居住条件符合人的基本尊严。因此，居者有其屋也必然意味着许多人是租房子的“居者”。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在事实上是租房子的“居者”。可他们在居住地没有户口。支持高价楼市的人往往把楼市高价的责任推到人人要自有住房的幻想上，并且用国外自有住房比率低来说明中国人追求自有住房才造成了房价高企。可是，当一个政府剥夺租房者公民权利的时候，一个公民又怎么可能不追求买房呢？这个政府下自有住房比率又怎么可能不高呢？我们政府目前所要做的，是承认租房者的存在，恢复租房者在他们所居住社区、城市的公民权利。

租房就可以报户口不但可以缓解青年人和移民的购房压力，而且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中国迟早将实行选举制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被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标志而时髦一时的选民证迟早要成为中国人的正常文件。而那时候选民就是按照居住地原则确定的，与一个人在某地有无房产完全无关，更与一个人的原籍或者原住地完全无关。现在世界各国确定选民所在地区也全都根据居住地确定。中国近期或者未来的真正民主选举也只可能按照这个原则确定选民。比如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北京，即使他在北京没有房产，他也应当是北京的选民。上海复旦大学一位青年教师是复旦大学集体户口，而他租房居住在浦东，他便应当是浦东选民而非复旦大学所在地的杨浦区选民。所以，居者有其屋本身又和居者有其权（公民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 取消70年土地使用费一次付清的做法。

目前政府对购房者一次性征收70年房产所用土地的使用费。它立即提高了现有房价，加重了购房者的负担。小时候上学课本说地主老财提前收租，可也不过预先征收了农民三、五年地租。现在政府一下子预先征收70年的土地使用费，让老百姓把他几十年以后才该付的费用现在就付清，可有哪个部门现在就把老百姓一年后工资付清的？目前的70年土地使用费一次付清的做法方式完全不合理，它应当改为逐年付款。

中国几千年来谁也没有听说过某年的政府要替10年后、20年、50年后的政府收钱的事情。当然，土地使用费逐年付款对政府的缺陷，除了现在的政府不能把未来政府的钱拿来用之外，据说政府还担心收不到款，老百姓不肯付款。这个担心只是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1949年以前和1949年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把城市地产全部收归政府之前，中国的政府机构没有现在这么庞大，人力、设备没有现在这么雄厚，土地税、费照样逐年收了上来。世界各国都逐年征收土地税费，也没有听说收不上来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应当对自己有信心，该逐年收费的事情就能够逐年办到。

3.      对一户多套住房征收高额累进房产税

征收高额累进的房产税或物业税是把楼市从富人楼市转变为平民楼市的关键措施。国家在鼓励、帮助居民购买第一套住房的同时，对第二套住房征收物业税，对第三套和第三套以上住房征收高额累进物业税。对占地特别大的住房征收惩罚性的土地占用费。

这类措施几乎无须论证。全国人大开会讨论物业税也不止一次了。世界各国都有物业税。我们到德国、美国常常看到一些高级房产、占地面积大的房产，后来因为交不起物业税而由主人干脆献给政府或者教会。一些中国富人到国外买房后发觉不合算，因为那里物业税高，房子空置在那里都空置不起。而中国投机性购房之所以盛行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持有房产不需要成本。比起美国，中国是个人口更多、可用土地更少的国家，为促进“居者有其屋”，房子就不能够主要为富人建造，为投机者建造。引导房产市场不为富人造房和抑制投机购房的主要途径，是政府向高级住房、占地面积大住房和一户家庭多套住房征收高额累进的物业税甚至惩罚性的税收。这一点也是对政府的考验。可以说，只要政府一天还不征收物业税，政府在房产市场上就是在为富人服务。

4. 对外国人购房征重税

这是因为中国人均可用土地本来就少于其他国家，中国现在又处于城市化高峰，做到中国人居者有其屋、屋子符合人的基本尊严本来就有困难，外国人来中国购房更加剧了中国的困难。因此中国应当对外国人在中国购房征重税。这类重税同时也是把中国楼市从富人楼市转变为平民楼市所不可缺少的措施。事实上，中国许多城市建立的高档住宅区就是以外国人为购房对象的。这样一种潮流必须被打断。

5．公开政府官员的房产

当前楼市泡沫和官员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了切断两者的联系，中国应当用法律手段强制官员公开家庭包括直系亲属的房产数量与面积，包括他们的国外房产。这一建议的必要性无须更多论证。

6．禁止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建造、购买住宅分配给官员或职工

这是因为国家已经取消福利分房，同时房产已经市场化。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建造或购买住宅分配已经成为对国有资产的盗用。此外，除了像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这样的职务需要在政府机关内集中居住、因此在任职期间由政府在机关区域内部提供一套公款住宅外，其余官员都不得享有公款住宅。

接受国家资助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也应当如此。因为如果它们需要国家资助，那它们首先不能把自有资金用于建造或购买住宅并贱价分配给它们的干部和职工。

同时，私有企业购买住宅的费用应当作为利润支出。

7. 政府与房地产公司脱钩

政府与房地产公司脱钩也是几乎不需要论证的建议。政府代表全社会利益，房地产公司代表公司利益；政府追求国家和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义目标，房地产公司追求利润与市场份额。两者即使有交集也非常小。同时，政府是房地产市场供求诸方的裁判员，而非房地产公司一方的运动员。因此，政府应当与房地产公司脱钩。政府和政府各机构退出房地产公司的股份，政府官员和直系亲属退出个人在房地产公司的股份，政府在房地产公司和消费者、银行、土地或房产原所有者与使用者争论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的先决条件。就目前争论的拆迁条例来说，这里的关键是政府不参与拆迁。在区域规划内，需要土地的开发商和原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谈判一种市场交易。交易纠纷由法院裁定。任何拆迁条例在这里都是多余的。

8.      改变住宅土地制度，恢复郊区农民自由建房的权利

目前的非农业土地和非农业住宅用地所有权必须归政府的制度必须改变。非农业土地和非农业住宅用地完全可以归个人或个人组成的集体所有。改变可以先从增量开始。在城市郊区，对新的转变为非农用地包括非农住宅用地的原农用土地保持土地的私有制。政府对农用土地改变为非农用土地所应当做的，一是公开长期土地规划，而不是一个市长一个规划。这样，农民和其他人在规划框架内可以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第二，政府按照孙中山先生100年前提出的“土地增值归公”政策，对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途征税包括征重税，以保证转变为非农用途的土地上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

这一建议本来不需要论证。读读孙中山先生的著述就行了。不过我仍然提出一些论证。郊区土地自由建房首先牵涉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18亿亩耕地红线。然而，世界各国尤其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靠的不是限制土地用途，而是对农业的大量投资。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农产品出口？不是因为美国农业土地多，而是因为美国对农业投资多，以至于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农业是“投资过度”。中国保证粮食安全的唯一途径也是政府对农业投资和对农民补贴，以保证农民愿意种田，保证土地单产的提高和土地的经济使用。现在政府一方面强调“18亿亩红线”，一方面对农村大量耕地荒芜束手无策。任何城市人到农村走一走都会发现耕地荒芜现象的严重性。统计资料上的多少亩耕地与农民实际耕作的耕地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前者还保持着18亿亩，后者则远远低于18亿亩。所以，让农民肯种地、让农民把纯农区（即暂时甚至永远不会城镇化的农区）耕地都种上、支持农民用新技术种地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否则的话，18亿亩红线也保证不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改变城市土地制度建议的另一个论证有关所有制。许多人会说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对我来说，中国农用土地是一个个农民生产组中几十个人到上百个人的“集体私有土地”。土地是这些农民自己的。对城市人来说，对某个生产组以外的其他农民来说，对政府来说，一个生产组农民的土地就是那些农民的私有地。“公有制”等等说法都是扯谈，都是政府和基层官员不尊重那些农民土地权利的借口而已。在土地规划的范围内，土地所有者应当能够决定自己土地的用途。政府要做的是对土地转变用途征税甚至征收重税。还有一些人会说城市土地按法律属政府所有。但第一法律可以改变，因为城市土地是否属政府所有既不关乎公民基本权利，也不关乎社会基本性质，所以有关法律的变更并非难事；第二现行中国基本法律如宪法、土地法只是承认现有事实，而对新转入城市用途的农地的所有制归属并不明确；第三如果新转入城市用途的土地必须转为政府所有，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所有权转移过程中的补偿做出明确规定，并且需要征得原土地所有者农民的同意，但现行的土地征收、拆迁规定显然没有不符合这样的要求。第四政府只应当为了公共用途要求农民卖地。可建造民用住宅并非公共用途，所以政府没有理由要求农民卖地。在执行土地规划和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农民有权利在自有土地上建造商品住宅，有权利和房地产公司谈判出卖、租让土地。政府也可以向农民购买或者租借土地建造经济房供应市场。

9.      政府和社会力量建造经济出租房

政府财政应当有一定比率用来建造经济适用房。同时，政府应当改变低价出售这些房子给城市原住民的政策，而变为低价出租。出租为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处置这些房子提供了空间，出租也给政府随租房者收入变化情况而调整房租提供了余地。这些经济适租房在面向城市低收入的原住民的同时，应当主要面向城市的新移民，面向“蚁族”，因为他们的居住状况通常比城市低收入的原住民更槽。

10.  需要新建办公楼的政府机构迁到低房价城市或地区

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和需要政府拨款补助的单位、需要重新建造办公楼的政府单位都应当迁出一线城市，或者搬出该级政府管辖下的中心地区。国家级的机构不在首都、省级机构不在省会是各国常见现象。分散城市功能、政府机构、大学、国有企业设立或者搬到远离大城市的低房价地区是一个国家、一个省或地区平衡、平等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缓和大城市房地产供不应求的重要方式。打个比方，国家教育部搬到保定、江苏省教育厅设在扬州都没有什么不可行之处。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应当从自己做起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夜话”2009年第22期， 2009年12月22日

“

主讲人胡景北：
首先感谢天则所给我这次难得的机会，能跟大家讨论、交流、听听批评，这对于我是很宝贵的。我的报告的许多内容已经发表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文章发表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讨论、评价，没有任何人理会它，这对自己的理论进步没有意义，所以我希望有些评论和批评，那么这个理论还可以得到继续的发展。

10年前，大约是1999年或2000年，我在天则所做了一次报告，讲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机制，当时我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今天报告题目中的劳动力部门转移实际上主要指农民在农业和非农之间转移，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课题，发展经济学一般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10年我做的那个研究报告也从长期角度考虑。但是我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举个例子说，现在我们可能体会到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性，像去年的农民工失业问题，要回到乡村去，所以它一下子就变成短期问题了。我想我们需要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结合起来，然后侧重从短期角度来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短期问题就涉及到短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波动，国民经济的波动，还有价格的波动。所谓短期问题，就是如何把劳动力转移和这些波动联系起来。第一，劳动力转移本身是波动的，存在一种明显的短期波动的事实。第二，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和国民收入的短期波动、价格的短期波动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谈谈这些。我今天谈的东西可能有些空洞，也有资料的问题，还请大家原谅。我在交给天则所的稿子后面又加了不少内容，可能有点太长了，第一部分是关于短期理论的提出；第二部分关于劳动市场，第三个部分关于三个市场，即两个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共同均衡，另外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共同均衡的长期的一面，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是从长期的角度来提出的。短期波动这次讲的是产量波动，下面会讲到价格波动，然后讲到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和通货膨胀，就讲到了货币政策的有限性、局限性。这么多内容我今天是不可能讲完的，我想主要讲实体经济，劳动力转移和实体经济波动的关系。

主讲人胡景北：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先看一些数据。从第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劳动力长期下降的趋势，除了1958年那次大的波折以外，这个下降趋势还是很平稳的。可是如果我们要看短期，看图2，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是非常剧烈的。l1=L1/L是农业占总劳动力总就业的比重。这个比重在中国一直在下降，但是比重下降的年度变化非常大，变动率是非常大的。长期来说，农业劳动力不但向外转移，而且这个转移是高度波动的。

图1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

看中国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占在总劳动力比重的差分的变化也非常大。中国农劳比重在平常的年份会下降1%或0.9%。中国一年下降最多的是一年下降23%。中国从1953年到2007年才下降了42%，从那一年的指标来看，一年就完成了三十多年的任务。当然还有很多年中国劳动力转移是负的，负的就表示农业劳动力比率上升。

图2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

我们用h = -dL¬1/L表示农业劳动率比重变化的瞬时速度或者加速度。h从本世纪开始到2002年、2003年开始在上升，从这个趋势来看，到2008年应有一个下降的趋势。1959年和1979年h便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前期劳动力转移太多，所以政府就强迫部分城市人返回乡村，一下子农村劳动力又增加很多。1990年h下降，农劳比重上升可能是人口普查原因造成的，1990年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和中国劳动力数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1990年中国的总劳动力增加了将近17%，也就是说1/6的劳动力就在那一年增加了，其实这一年的增加量应该是80年代一年一年增加的，但是统计局没有把这个增加量分到那几年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划分合适，所以就采用了统计局的这个数据。但无论如何，从上面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有一个短期的意义。

下面我们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讨论它的波动机制。我们先来看图3，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图。图的横轴是总劳动。横轴从左向右表示农业劳动投入，从右向左表示非农劳动投入。我们假设充分就业，并假设总劳动给定为L，则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投入分别是L1和L2，且L1+ L2=L。这里假设一个人不在农业就在非农业就业，反之亦然。图中的纵虚线表示总劳动的部门配置。假设劳动力的部门配置线为图3中的AB直线。我们从左原点引出农业生产函数线，从右原点引出非农业生产函数线。假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所以对应于同量劳动投入，非农生产函数线更为陡峭。在劳动配置线是AB的情况下，非农业总产量是相应于B点的纵轴点。我们用非农产品做价值标准，农产品价格是p。为了使两个生产函数可加，我们用p乘农产品，所以图3中的农业生产函数线其实是农业产值函数线。在劳动配置线为AB时，农业总产值为对应于A点的纵轴点。A、B两点在纵轴上的对应点之和就是这个经济在劳动配置线为AB线时的总产值。AB线上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是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工资相等。我们假设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品决定，非农业工资由非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决定。从左原点拉出一条直线到A，这条直线和横轴的夹角可以表示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品。我们再从B点向右纵轴引出非农生产函数线的切线。这条切线和右纵轴上的点Z相交。过Z点作一水平直线，该切线和此水平线的夹角便能够表示非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如果两个夹角相等，农业和非农业工资便相等，一个劳动力流动到任何部门得到的工资相等，所以他不再流动，此时劳动市场均衡。均衡点就是图中的A点，AB线就表示劳动的均衡部门配置。图中其他两条劳动配置线都不是均衡配置，因为在生产函数形状给定后，其它配置线确定的两个夹角都不可能相等。

现在我们用图4考虑价格变化。如果p变化，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会相应扬高或抑低，两夹角不再相等，AB线不再是均衡劳动配置线，劳动力又会在两部门间流动。因此，图4表明，只要价格变化，劳动市场就必须调整。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价格p是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为了研究p的变化，我们考虑农产品市场。农产品供给是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与p、农业劳动投入和农业技术有关。我们把农产品需求视为总收入即总产值中的一个部分，用c表示农产品需求占总收入的比率。总收入越高，农产品需求越高，但c越低。我们在图5中绘出总收入曲线。农产品需求是总收入的函数，因此它和总收入一样从右纵轴的某一点开始向左上方延伸，只是由于c随总收入提高而下降，所以农产品需求线比总收入线向上延伸的斜率小得多。我们设想c在短期中不变，因此把农产品需求线绘成一条从E点向左上方延伸的直线。图5中我们仅仅绘出了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均衡点A，即农产品需求线和农业产值生产函数的交点，它表示在价格为p时，对农产品的总需求恰好等于在这一价格水平上的农产品总供给。同时，A也是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点，因为在劳动配置线为AB时，两个夹角恰好相等，劳动市场也均衡。A点表示，AB线标示的劳动配置，使得配置到农业的劳动力在给定技术水平上所生产的农产量，正好在特定价格水平p上，一方面恰好等于在这一劳动配置时整个经济生产的总收入在这一价格水平上所产生的对农产品的总需求，另一方面配置到农业的劳动的平均产量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又恰好等于配置到非农业的劳动的边际产量。由于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衡，所以经济的第三个市场即非农产品市场也是均衡的。

我的第六个图从长期角度观察经济发展。一旦超越短期，我们就得引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我现在仅仅考虑资本积累。假设积累的资本“恰当地”配置在两个部门，两部门生产函数线都上扬了且上扬到“恰当”位置。我们假设总劳动不变，但总收入会因为资本积累而增加，所以农产品需求线尽管更平缓，但抬高了。同时两个夹角也扩大了。图6是发生资本积累后重新实现了均衡的两个市场共同均衡图。图中的粗线表示资本积累后的情形。在新的均衡点A*上，与原均衡点A相比，总收入提高，农产量和非农产量皆提高，农产品需求也提高，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也都提高，但农产品价格不变。均衡劳动配置线向左平移，表示农业劳动投入更少，非农劳动投入更多。用非农劳动的增加来定义经济发展，那么，在长期中经济将逐渐发展，一直到农业劳动力少到农业劳动边际产品和非农劳动边际产品相等的地步。

根据图6，我们可以定义劳动力部门转移的均衡。图6中的点A和A*分别是劳动力转移前后的短期均衡点，纵虚线AB和A*B*分别是劳动均衡配置。劳动力在这两个配置之间的转移量是|L1*- L1|或者|L2*- L2|。我们定义在两个均衡劳动配置之间转移的劳动力的均衡量是一个使得转移前后的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均衡且农产品价格不变的转移量。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观察实际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

现在我们观察短期。我们从某一点开始。假设发生一次冲击，比如2007年中国农产品价格相对于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很厉害。我们设想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冲击造成了农产品需求的一次性上升。在图5中，它表示农产品需求线一次性上扬。我们为此绘出图7。因此，在原先的劳动配置线AB上，农产品需求线现在过点A’，A’>A，农产品需求超过供给。此时，经济的反应可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市场，一部分劳动力必须从非农转入农业，这样，整个经济的总收入减少并带动农产品需求下降，同时农业劳动力增加导致农产量提高，所以，在图7中，农产品市场在A~实现供求相等。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政府1959年以后做的事情，强迫城市人到农村去。但是，由于劳动力转入农业，造成农业工资严重低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市场不均衡。但如果劳动力一流动，农产品市场马上供不应求，所以当时就不准许劳动力流动。

我们考虑另一个极端。农产品需求提高后，劳动市场不反应，仅仅产品市场反应。这就是我的第八个图。此时p上涨到p’， p’>p， 因此在农业生产函数不变的前提下，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上扬，并过点A’与农产品需求线相交，产品市场供求相等，原先的劳动配置不变。但是，由于p变了，上面讨论的两个夹角不再相等，原先的劳动配置不再是均衡配置，因此劳动市场同样不均衡。由于p的变化，农业相对工资提高，一部分劳动力愿意转入农业。但劳动力一转移，产品市场又重新失衡。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都会对农产品需求提高起反应，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一方面我们看到价格变化。由这两者我们又看到工资的变化。因此，在图9中我绘出两个市场同时变化后的结果，经济经过波动，将在A*重新实现均衡，达到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重新共同均衡。经济数据在A与A*点上的区别是在A*点上价格提高了，工资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了，农业劳动力增加了，非农劳动力减少了。如果仅仅用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来度量经济发展，非农劳动力越多经济越发展，那么，从A到A*，经济将经历一次后退，或者说是衰退。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经济灵活调整。如果经济中存在阻碍调整的因素，比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价格和工资不能自由调整。就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来说，这里指的不再是命令经济下的不能自由流动，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阻碍调整因素造成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例如一个企业按照订货生产，交货期、交货量、价格都已经确定，在资本投入不变和技术、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它需要一定的劳动投入。如果在生产期间出现农产品需求一次性上升，价格提高。工人工资要价提高。如果生产高度灵活，该企业可以减少工人以适应新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状况。但该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它需要保持现有工人。这样它可能就得提高工资，并减少利润。但是，如果许多企业这样做了，农业就缺少劳动力生产出相应于提高了的需求的农产量。因此，我们就看到产品市场的供不应求将传导为劳动市场的供不应求：农业需要劳动力来保证适应需求增长的农产品实物产量；非农业需要劳动力来抑制工资上涨的压力。可经济的劳动力总量是给定的，因此经济现在既没有更多劳动力用来生产农产品，也没有更多劳动力用来供给非农业。所以，产品市场过热就变成了劳动市场的过热。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工资也就进一步上涨，利润进一步减少，一些经济效益较低的企业将承受不住压力而首先破产，经济有可能出现危机。我想，我们现在面对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向下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就此得到解释。
谢谢大家！

图3 劳动市场均衡  

                  
图4 价格波动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图5 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共同均衡

   图6 资本积累和经济均衡发展

图7 仅仅劳动市场反应：劳动力配置调整

图8 仅仅产品市场反应：价格调整
 

图9 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共同调整后的均衡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DWContent.asp?DWID=433。在此向天则研究所和主持人、评论人以及与会者表示感谢。)

“夜话”2009年第21期， 2009年12月14日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61）。朋友推荐我阅读。可我读后立即在大脑中浮现出的，却是四十年前惟读马列毛时熟悉的一段列宁语录“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只要一越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可笑。”（大意）。黄亚生在资本主义的名校任教，按照列宁的标准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授”了(当然，按列宁标准我也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今天已经不相信列宁的话，只是很遗憾：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写的那样好，其他许多文章也写得漂亮，可“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却成了他的败笔。我甚至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当然，无论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文章里面的观点都是值得讨论的。尤其在今天，中国正处于某种改革不行、不改革也不行的尴尬状态，这篇文章提出的“左派”问题更值得讨论。

毫无疑问，中国不但需要右派，需要中间派，也需要左派，今天甚至比以往更需要左派。可是，无论什么派，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环境下，他们都必须首先自由主义派，都必须承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在这一基础上，各个人对中国社会问题会形成自己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看法，包括对自由、平等、法治本身的看法，并出现左派、右派、中间派等等不同思想潮流。就具体政策建议和作为上，比如左派右派当然不同，可是它们的政策指向都应当是自由主义，是扩大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中国需要左派，但仅仅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比如秦晖和姚洋对中国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便不同，秦晖偏右，姚洋偏左，但他们最多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和左派。中国需要他们俩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观点。但是，如果一个派别离开了自由主义，它的指向是专制主义的，那么，不管它号称左派、还是右派，它们都是中国之害，中国都不需要。

可惜的是，黄亚生的文章呼吁的“中国左派”，更像是一种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下面，我就黄亚生对左派的定义和他的三个论证来说明这一点。

1．“左派”定义的误区

黄亚生定义的左派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见该文，下同）。他没有定义右派。但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右派定义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右派”。如果可以如此定义右派，那么左派右派在这个层面上无法区别，黄亚生的左派定义便是无效的；如果不可以如此定义右派，左派就已经得胜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当然需要并且只需要这样一个派别！不过，如此一来世界上便没有左派右派之分了，因为每个人都会宣布自己是既务实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左派。

黄亚生定义中的关键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毛泽东政府用的词汇是“绝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恰好这个关键是软肋。什么叫做“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它们本身就不可定义，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秦晖和姚洋谁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如果说左派真正关心，难道右派就不真正关心吗？黄亚生举劳动法为例。我是支持劳动法的，但是，我的许多朋友反对它确实有其理由，因为就业会受到影响，而中国还有许多人宁肯接受更低劳动条件而不愿意待在农村。如果就此说反对劳动法的人“不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他们反而会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是急着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村人；倒是支持劳动法的人才“真正不关心”大多数人。黄亚生把不同派别的争论提高到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高度，这些派别便无法争论。如果争论环境再一步恶化，这些派别甚至无法生存。对于不同派别的人，一句“他们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就足以取缔他们。在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取缔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民服务”都是动人的美好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在中国被人玩弄的如此彻底，每个中国人明知玩弄者的欺骗却又只能陪着笑脸奉承，所以中国人对这些词汇具有高度的免疫力，甚至玩弄者自己都心知肚明。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点。比如委内瑞拉的查尔斯、洪都拉斯的塞拉亚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但他们要修改宪法让自己成为无限期总统的做法在中国受到的蔑视便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的蔑视程度，因为中国人对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由终生执政的事情体会太深了，这就像受过伤痛的人特别明了伤痛可怕那样。面对中国人的这一心理创伤，在中国，即使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人也忌讳公开声明自己是那样的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国人丧失了道德感，而是中国人被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骗得太深了，所以他们自动地厌恶（尽管常常得笑脸相陪）那些“真正关心”一类的说辞，无论它是真是假。

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存在着强大的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和右派。由于什么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说不清道不明，这些人特别喜欢高调地宣称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1990年代后期中国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据说国企怎么卖都行，只要工人不上街就行。这是典型的“右”了。可那时的当政者认为他们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才这样做的。近几年各类出版禁忌，包括黄亚生自己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版禁忌，应当是“左”了，主使人也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理由。因此，黄亚生用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不但无法判别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而且非常容易被专制主义利用，最后，这样的定义本身也带着太强烈的专制主义的语言色彩。

事实上，专制主义者也最喜欢使用这类既无明确含义、又充满道德感染力的词汇。古代君王便乐于体恤臣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衷心相信毛泽东、卡斯特罗这些“传统左派”当一辈子国家首脑是他们“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表现，即使他们老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他们依然应该当元首“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分钟。至于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即使是好人的话，当了八年总统就想卸任便是“不愿意”终生为人民服务。后来的我才明白越是宣称“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宣传“为人民服务”的人越是不可靠，除非他不把自己的服务方法说成是唯一有利于人民的方法，并且服从人民对各种服务方法的选择。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左派和右派就是这样。大多数英国人为什么有时候不选择英国工党、德国人不选择社民党、美国人不选择民主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这些左派党确实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他们关心的服务方法也不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英国人选择保守党、德国人选择基民党、美国人选择共和党，那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右派党才是“为人民服务”的、至少要比左派党“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不宣扬只有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是解说只有自己的某项主张“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由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至少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所以他们执政才不会走到专制。

2. “左派”和人民福利

黄亚生从他的左派定义出发，自然就得出左派更能提高人民福利的结论，因为左派“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利益”。可是，我们凭什么说右派看到这样的现象不难过，不气愤？只是右派对政府抱有更强的警惕，更着意于防止政府做坏事，因此他往往不会立即主张政府干预，而会先探讨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护穷人利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两派都需要。而在中国，可能右派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太多，因为中国政府干预的成本太高，因为一般老百姓还太习惯于政府干预，因为政府还太习惯于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自己对老百姓的恩惠。

黄亚生为论证“左派更关心人民福利”举的两个例子都很笨拙（所以我委实不敢相信是他写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不在这里干预就在那里干预，左派要政府多干预社会领域就会“自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右派要求政府少干预社会领域“必将”导致政府多干预经济，所以左派的要求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可是，中国右派要求的是全面减少政府干预，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观察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政府干预全面减少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有波折，尽管今天中国政府干预总规模依然太大，而在许多需要干预的地方却又做得太少。所以，说政府干预“总规模”不变而左派右派只是在干预“结构”上有别，不符合中国事实。最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不开。没有社会领域对人约束的放松，市场经济便发展不了。

黄亚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经济适用房。这方面的争论很正常。全世界都有争论。拥护经适房的人并不一定就“真正关心”穷人，反对经适房的人也可能“真正关心”穷人，经适房的争论不应当在这个层面展开。黄亚生开辟了另一个层面：政府的钱不用来造经适房就会用去造政府大厦。在这个层面上，我相信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会成为黄亚生说的左派，因为在这种两择一的公开表态中，谁都会选择经适房，都会表现自己对穷人的“真正关心”。可我们在中国面临的不是这样的选择，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保证经适房用于穷人，也是这笔钱是否还有其他用于穷人的方式，例如直接给穷人补贴，例如用于户口制度改革。我本人就一直认为，在户口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增加城市人口福利会提高户口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因为户口制度改革将把大量现在被排除在城市福利之外的穷人吸纳入城市福利，所以任何提高现在城市人口包括穷人的福利的做法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已经是某种“特权者”了。不过，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黄亚生提出的两个层面都太像我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层次，是排除任何自由与平实讨论的层次。如果换一个层次，例如讨论如何降低富人入住经适房的比率，黄亚生对茅于轼“厕所论”的批评才能够平实起来。

3. “左派”和私有经济

黄亚生认为“左派”比右派更能够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又一次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中国的左派读到黄亚生的高论不知道会受宠若惊还是会勃然大怒。黄亚生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个人和家庭的“私人”成分都比企业更高，所以每个国家的左派都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左派们是哭好还是笑好呢？

黄亚生的错误就在于把个人和家庭视为私人经济的唯一或唯一主要成分了。可是，已经走出自然经济的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是企业。一个经济体存在个人和家庭（甚至包括家庭生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否则毛泽东政府时期中国也是私有经济了。即使在左派那里，判断一个经济私有与否或私有程度高低的标准也落在生产者或者企业一侧，例如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或者非私人手中，企业是否为利润生产。所以，在黄亚生呼吁中国需要左派之前，可能先得了解公认的左派观点。

黄亚生关于私有化的论述，是他这篇文章中的亮点。这也是黄亚生的专业所在。专业素养限制了他在专业问题上使用是否“真正关心”、“真正维护”的语言来讨论问题。可是，一旦平实地讨论问题，他在私有化问题上的态度便完全是反左派的了，当然也是反强盗逻辑的右派。可这样的右派不属于自由主义。尤其是他批评的19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正是那些专制主义“左派”最洋洋得意的东西。可惜这个亮点在他的文章太不重要了。

4. “左派”和一党制的“民主”

黄亚生不仅认为左派更能促进私有经济，而且还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当政就可以代替民主。什么是中国现行体制呢？他定义为缺乏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在他看来，“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民主体制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好一个一党制下的“左派当政”可以替代民主。我们知道全世界一党制国家很多都是左派当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最初是作为左派上台的；斯大林、毛泽东、昂纳克（原东德）、卡斯特罗（古巴）、波尔布特（柬埔寨）都是一党制时的左派当政，那里有民主吗？千百万人死于他们当政的和平时期，更多的人连生存权都没有，只能随当政者摆布。我很难想象黄亚生怎么能够把左派当政理解成“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并且成了没有选举的民主？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褒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贬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他的褒贬自有理由。可1980年代的中国，在全世界左派眼中都是右派当政。翻翻那时左派人物的文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感叹中国背弃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按照黄亚生的标准，那时期中国人民福利、市场经济、民主的发展都比其他时期好。可见好时期和左派当政完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谈到现在的中国，黄亚生说“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按照他的说法，左派更拥护现行体制，那现行体制更应当是左派当政（否则他们为什么拥护呢？），于是现行体制更可能是一党制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体制，是“没有选举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我相信连我们国家的当政者和左派也不敢接受。另一方面，黄亚生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继续认为中国目前的工资增长太慢是因为“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见左派当政依然保障不了个人的权利。

结语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今天走到了新的路口。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中国人富了起来，少数人巨富起来。所以，中国经济不再单纯是穷的问题了。中国改革是在毛泽东绝对专制主义把中国拉到普遍和极端贫穷状况下发动起来的。改革主导思想的精髓就是邓小平说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了保证少数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就得限制，用政治专制的方式去限制。比如法院不得受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的争议。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离开了普遍贫穷，却走到了多数人不穷、少数人巨富的地步。这是三十年前改革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需要转变到多数人小康，少数人大富的状态。如何转变？对左派来说，收入再分配最重要。但收入再分配需要政府；可而正是政府对多数人权利的压制才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在这里，中国的左派出现了分野。例如，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的左大培独立于政府的倾向就十分强烈。但更多的中国左派则希望“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更专制的政府来实现再分配。可中国人对“真正关心”一类说法的免疫力和对更专制时期的痛苦回忆，把这些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边缘化了。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再分配，但中国又不需要更大更专制的政府。这就是矛盾。黄亚生的文章表露了矛盾的一面，但忘记了矛盾的另一面，而他的专制主义倾向的论证容易把对这矛盾的思索引向错误的方向。我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左派，但中国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是在反对更大更专制政府和争取个人权利的同时实行收入再分配。

 “夜话”2009年第20期，200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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